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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问题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03:52:16

实践问题

实践问题范文篇1

我国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依据参考国家制定的《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等规范规程,结合施工拟建地的现场状况,重点论述现场的原始工程地质水文条件,以提供工程地基基础施工的重要数据参数。

1.1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原则问题

1.1.1勘察理论与工作经验的联系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所能够涉及到的基础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地质理论、工程力学理论和土力学理论等方面,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以上这些理论知识都是建立半科学和半经验的基础上的,而岩土工程勘察问题的解决过程通常都是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利用相关技术人员的自身工作经验并结合施工拟建地的实际状况,合理组织建立起一种相应的本构模型,充分合理地运用勘察参数,经过判断确定结果的一系列过程。可以看出,勘察理论与工作经验的紧密关联对于岩土勘察工程实践是非常关键的。笔者认为,勘察理论与工程经验在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应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相辅相成。

1.1.2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与设计工作

的交流沟通问题根据我国《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的要求内容,建筑施工工程在进行现场岩土地质勘察之前,必须收集附有详细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施工总平面图,施工现场场区的地面整平标高以及拟建工程的性质、规模、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和地基允许变形量等有关资料。笔者认为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与工程设计工作之间的沟通交流非常关键,在进行拟建工程施工现场的岩土勘察工作时,要事先通过于工程设计者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勘察技术人员要充分理解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并弄清拟建工程的特性特点,这样做就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勘察工作与设计不符的情况发生,同时使得勘察工作有的放矢,有利于勘察技术人员提供一个最为直接有用的结果。

1.1.3严格控制岩土勘察工作的等级划分

岩土工程勘察是一项比较严谨的工作,在对岩土土质进行勘察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岩土工程勘察工作量布置的情况,以保证拟建工程的施工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具体确定办法要按照国家制定相应的分级标准,严格控制确定拟建工程的勘察等级、地基基础的复杂程度等级、拟建工程的安全等级以及重要性等级等,通过了解拟建工程施工现场的各种等级划分,才能够做到严谨控制现场岩土勘察工作量的布置。

1.1.4岩土工程勘察展开工作的经济合理性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在满足了基本的规范规程要求之后,还需考虑利用最为经济合理地勘察手段和工作量划分以完成勘察工作目的和任务。展开勘察工作消耗经济成本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勘察技术水平的高低。能否做到既经济又合理的岩土勘察,应被岩土工程勘察技术人员给予足够的重视。

1.2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技术问题

1.2.1现场地基承载能力的确定

我国针对确定施工现场地基基础承载能力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载荷试验法、理论公式法、规范查表法三种。通常我们在展开岩土工程地基基础承载能力的勘察主要是由载荷试验或者是由其他原位法、理论公式计算法、规范查表法结合以往总结的勘察实践经验等方法综合利用确定。一般情况下,由荷载试验确定的地基基础承载力是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精确的,不过因为对施工现场的岩土勘察往往都会受到一些诸如场地、工期和成本等影响因素所限制,所以在工程中的应用还是比较少的,仅仅在比较重要的高级建筑施工中才会被采用。而理论公式计算法确定承载力的办法,主要要求的是对现场土质的抗剪强度指标的准确测定,抗剪强度的测定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受到很多人为方面的影响,造成误差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因此,理论公式计算法仅仅是作为在岩土工程勘察实践工作中的验兑参考依据。查表法是建立在工程经验法基础上的一种办法,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岩土勘察情况往往会不尽常见,毕竟我们能够在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总结到的经验有限,许多施工拟建地的地区土质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导致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只能模糊估计取值,无法合理地确定承载能力。

1.2.2岩土土质压缩模量值的确定

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粘性土质的压缩模量值相对比较容易确定,主要是经过室内的土质压缩试验分析确定即可得到。而砂质土体的压缩模量值的确定就比较困难一些,既没有国家制定的相关岩土压缩模量值的规范,也没有指定具体的确定办法,通常只有通过标贯击数试验计算、查有关工具书直接给出经验值或利用变形模量换算等方法估算,能够确定的岩土质压缩模量值都比较模糊,且三种办法的确定值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如何能够确定相对比较精确的岩土土质压缩模量值也是今后我们工程勘察技术人员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实践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海运单提单UCP600

海运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造船技术的提高与航海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一种运输单证。它虽然已产生有30余年，但是与海运提单数百年历史相比，年轮实在短浅。由于人们对其认识生疏，加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十分完备，因此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海运单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对海运单的使用率极低，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特点、相关的法规以及在贸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在贸易实践中正确地运用海运单会有很大帮助，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一、海运单的产生背景

1.运输技术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科技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领域，使船舶的安全性能大大提高，航海的速度大大地加快。集装箱运输方式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大港口装卸设备的现代化，使得港口的装卸效率提高，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因而经常会出现代表货物的提单晚于货物到达目的港的情况，尤其是在近洋贸易当中，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由于提单的制作流程冗长而复杂，造成货到而提单未到的情况，使得买方无法及时提货。这不仅给港口造成货物滞留的情况，而且也给买方增加了额外的费用和风险。为了解决这种难题，贸易界出现了银行担保提货、电放等“偏方”，这种方式不仅违反了提单“见单交货”的原则，而且还会造成在发生贸易纠纷时，当事人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严重后果。海运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出现在缓解了提单晚于货物到港的问题。

2.传统的以船舷为界的交货界限有所改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集装箱运输方式风靡全球，被人们称之为运输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运输技术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方式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的海洋运输由以往的“港至港交货”，变为集装箱“货运站至货运站（CFStoCFS）”或“堆场至堆场（CYtoCY）”，以至于发展到“卖方库门到买方库门（DoortoDoor）”的交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以“船舷”为界的传统交货方式有所改变，而提单的出具仍然要等到货物上船后才能办理，这种传统的提单流转程序难以满足国际海运发展的要求。

3.推广普及电子商务的需要

电子商务是企业通过运用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使得商务活动所涉及的贸易当事人，通过网络传递单证信息，从而实现商务活动的“无纸化交易”。但是由于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这一重要功能，在目前要通过电子数据传输来体现这一功能尚有一定困难。因为作为电子数据的电子提单既无法进行正本手签，又不能进行背书转让。提单的物权凭证这一功能，成了网络信息时代电子提单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主张在进出口贸易中，特别是在近洋贸易，如果能肯定货物不在路途中销售，而且到货目的港明确，积极鼓励使用海运单。因为海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这一功能，以此来实现运输单据的网上操作。

二、海运单与提单的区别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环境的发展，国际海事委员会(CommitteeMaritimeInternationalCMI)于1983年制定了《关于并入海运单或其他类似单证的统一规则草案》，在1990年召开的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上进一步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规则共八条，包括适用范围；常用关键术语的定义；；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货物说明；支配权；交付；效力等。该规则为海运单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海运单（SeaWaybill）是证明国际海运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将货物交给指定的收货人的一种不可流通的单据。由于海运单不可流通的特点，因此它不能等同于提单的职能，与提单相比，海运单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1.提单具有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物权凭证的三项功能，而海运单只具有提单的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这两种性质，它不是物权凭证。

2.提单是物权凭证，可以作成指示性抬头，通过背书进行转让，具有流通性，而且只有持有人才能提取货物。而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作指示性抬头，不能流通转让。因此，海运单上的收货人栏（Consignee）内必须详细标明具体收货人的名称、住址和其他能够辩明收货人身份的事项。提货时不需要出示海运单，但需出示提货单上标明的收货人身份证明。

3.提单有全式和简式之分，而海运单是简式单证，即它的背面不列详细条款。海运单的正面及各栏目格式与海运提单基本相同，海运单和提单都可以作成“已装船(shippedonboard)”形式或“收妥备运(receivedforshipment)”形式。海运单背面不列详细货运条款，但载有一条可援用海运提单背面内容的条款。

4.在提单的分类中，有“记名提单”,记名提单同样不能背书转让，这与海运单相同。但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记名提单是物权凭证，而海运单不具备这一性质。在提货时，收货人须持记名提单提货，而海运单不是提货的必需单据。

三、海运单的优越性

海运单不能背书转让，属于不可买卖的单证，不具有流通性和有价证券的性质。签发海运单的提货程序通常是：船公司在船舶到达目的港之前，向海运单上注明的具体收货人发出到货通知，收货人签署到货通知后退还给船务，船务根据签署过的到货通知向收货人签发提货单（DeliveryOrder），凭此提货单在目的港向承运人提货。当然，承运人有责任、有义务对指定收货人进行严格的核实并将货物交到托运人指定的收货人手中，因此海运单具有一定的安全性。海运单仅涉及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三方，程序简单，操作方便，有利于货物的运转。

从上述海运单流转程序可以看出，海运单提货具有快捷、简便、安全的特点，与提单相比有如下优点。

1.提货快捷

海运单项下，收货人在目的港提货时，不需要出示正本海运单，只需出示船务根据到货通知签发的提货单以及能够证明本身的证明即可提货。承运人只要小心谨慎地将货物交给海运单上所列明的收货人，就视为完成了交货义务。提货快捷对于收货人来说非常重要，能够节省货物在码头的滞期费、仓储费等开支。

2.程序简便

在单据交接程序方面，使用提单时，由于托运人必须向收货人交付全套正本提单，而提单的签发又是在货物装船之后，因而影响提了收货人的提货速度。而海运单由托运人保存，不需要向收货方提交，因此其他单据，如保险单、商业发票等，可以在装完货之后直接发给有关当事人，加快了单据的传递速度，从而能缓解近洋贸易中货到而提单不到的现象。

3.相对安全

在风险方面，采用提单时通行的做法是见单交货，如果提单丢失或被盗至使货物被冒领，承运人对此并不承担责任，因为承运人的义务是凭单交货，这对收货人来讲风险较大。由于海运单的不可转让性，即使海运单丢失或被盗，拾得者或盗窃者也不能凭海运单提货，海运单的收货人明确，这就杜绝了伪造运单骗取货物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讲，海运单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凭证。四、海运单在实际贸易运用中的问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尽管海运单具有快捷、简便和相对安全的优点，为托运人和收货人双方免去了诸多不便，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海运单出现的时间与提单相比十分短暂，在实际业务运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以下从出口方托运人、进口方收货人以及相关银行等三方面加以论述。

1.从托运人角度看

海运单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签署的一种运输货物契约。根据《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托运人如果不将对货物的支配权转让，他便是惟一的有权就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指示的当事人。他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改变收货人的名称”，从这一点来看，海运单项下运输货物，对托运人很有利。

但是，由于海运单的操作方式简便，省去了许多复杂的审单过程，货到目的港之后，根据规则第七条规定“承运人凭收货人出示的适当的身份证明交付货物”，收货人是否付款赎单，并不是提货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对托运人十分不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收货人的信誉不良，就会给出口方造成货、款两空的危险。

因此，海运单运输方式适合于和信誉良好、有长时间业务关系的老客户做的，也适合于在预付货款或一些无需担心收付货款母子公司之间做的贸易。

2.从收货人角度看

海运单运输方式对收货人的最大好处是提货快捷，可以避免近洋贸易中提货单据晚于货物到港而产生额外费用，以及因提货迟而失去商机。然而，对收货人来讲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首先，由于运输合同是出口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签订的，收货人与承运人无直接的契约关系，虽然《海运单统一规则》第三条规定：“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不仅代表自己，同时也代表收货人，并且向承运人保证他有此权限”，但这也只是一种关系。再因收货人凭身份证明提货，所以收货人不持有海运单，一旦货物发生货损和灭失，收货人向承运人提出索赔，便会有一定的难度。这与提单相比，收货人在海运单中所受到的法律保护要脆弱许多，如果发生纠纷，往往是收货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其次，《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是惟一的有权就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指示的当事人。他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改变收货人的名称”，这对收货人来说极为不利。如果托运人收到货款后，向承运人书面提出变更收货人，则原上收货人无诉讼权。

因此，在采用海运单的运输方式时，买方要在签订的贸易合同中附加一些保护自己的条款。

3.从银行角度看

海运单如果用于如托收、汇付等非信用证结汇方式下，对银行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风险。而目前国际贸易中大部分的货物买卖是通过跟单信用证方式进行的，由于海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这一性质，使用海运单可能会使开证银行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在使用海运单时，收货人无需提交海运单，根据《海运单统一规则》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凭收货人出示适当的身份证明交付货物。”收货人向银行付款赎单并不是提货的必要条件；再加上《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托运人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收货人的名称，这会使开证银行的债权落空。尽管《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号）第21条已有接受海运单的规定，但在现实业务当中，银行仍然不愿意接受海运单；即使接受，势必也要给开证申请人附加一些苛刻的条件；或者在收到货款之后再付款给受益人，银行会把风险转嫁给他人。

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目前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有一些“偏方”做法。如，在海运单上载明银行作为收货人，使开证行拥有货物的支配权，待买方付清货款后，再把收货人名改为买方等。然而，偏方毕竟是偏方，它不能代替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托运人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更改收货人的名称这一实质问题。如果托运人收到银行的付款，而没有将收货人的名称改为买方的话，从规则的角度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由于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海运单项下开证行不能取得对货物控制权。因此，海运单更适合于付款条件是预付或延期付款的不随附运输单据的贸易。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海运单作为一种新的运输机制，既有其优点，又有其不足。贸易实物界人士要充分了解海运单的优点和问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有选择地运用。比如，跨国公司的总分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结汇方式为汇付或者不随附运输单据的近洋贸易；往来已久、相互信任、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间的业务等，应该选择使用海运单。

参考文献:

[1]熊良福夏国正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新编.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梁英焕徐正斗编著:国际贸易法规.第三版[M].韩国首尔:三英社,1998

实践问题范文篇3

教材要创新，舍弃陈旧的术语和采纳新的术语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教材能否给读者以新颖感，最直接的因素是新术语的使用情况。恩格斯说过，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术语的革命。近20年来，正是人文社会科学“术语革命”的时期，国内外的文学理论家们创造了很多新术语，其中有一些已经广泛流行，我们新编的教材可以有选择地采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术语在教材里的比例是教材创新的标尺之一。但是，采用别人所创造的术语，采用外国的术语，特别是采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术语，需要对它们的内涵作不同程度的改造。概念、范畴的内涵从来都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演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学说的时候，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许多术语。如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典型”、“世界文学”等用语，都可以从黑格尔和歌德等人那里找到渊源，而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并赋予其以新的含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包括有些中国学者，用“审美意识形态”说明文学艺术的特性，这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而作的新的概括，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可，可以视为术语创新的成功例证。但是，术语更新中也有令人不满乃至厌烦的现象。把分属不同学派的术语胡乱杂凑在一起，意义含混、空洞，使人读来不得要领，那就是新术语的滥用。

教材创新的核心不在术语，而在思想、在观点。思想创新、观点创新才是教材创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我们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为了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而进行学科创新的。恩格斯1894年在答复一个德国大学生的信中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他接着感叹道：“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在文学理论的创新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实践这一基础的作用。前几年，文学理论界有对于“失语”的忧虑，议论着如何提出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建立自己的新体系。新范畴、新体系的源泉在哪里？当然只能从当今的实践中提炼。

大变革、大转折之际，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人不曾遇到过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去调查、去分析，作出自己的阐释，升华出新的理论观点。诸如：在和平发展的年代，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发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与以前很不相同，出现了文学从文化生活的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审美性质和文化商品的性质，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思想和艺术品质优良的作品在市场竞争中并不总是占据优势地位，怎样既遵循文化市场的自身规律，又营造文学艺术的良性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探讨；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文学的载体转变导致文学形态的转变，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移动，由此引发对文学边界和文学研究边界的认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依仗技术优势，有目的地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攻，利用文学艺术传输其价值观念，由

实践问题范文篇4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占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大分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的产生，剥削阶级的形成虽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暴力行为，但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不是暴力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代表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开始总是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脚色出现在历史中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原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才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手段，而这种掠夺并不总是在明火执仗、不加遮掩、直截了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掠夺从一开始时候就与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样，他们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的组织职能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得这种掠夺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从而在历史上，不仅剥削者把这种剥削行为看作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畴，同时甚至被剥削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永恒的。剥削者这样宣传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被剥削者也这样认为呢？原因就在于，当人类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发展出可以消灭分工的生产力的时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个人，不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平民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简单的取消这种分工，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分工还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阶级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们就发现，既然人们无法消灭以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同样无法消灭阶级。再言之，既然原来的被剥削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也只能按照原来社会的样子组织社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提出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历史任务。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是在对旧社会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过只能是在行将复活的剥削中总结了过去社会的历史教训、从而使现在社会剥削的程度暂时有所缓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自觉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的是去实现人类的平等幸福呢？我们又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按照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还没有富裕起来人实现共同富裕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个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虽然社会的的确确是由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考察总是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我们考察的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群体，我们不是考察他们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们的经济人格，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考察他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个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事情在历史常有发生，但是，只要产生特定阶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着，这个阶级就不会灭亡，这个阶级存在的历史根据没有消失，这个阶级就不会消失。

由此可见，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在取得了政权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断或者主要中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天真的以为取得了政权后，造成某种前提逐步去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显然，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发展着创造新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积累着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发展着剥削，积累着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觉地带领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吗？

好吧，让我们现在再退一步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就不难得出分工的规律并不就一定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样说来倒是恩格斯错了；其次我们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讲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结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也错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旧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人们并不必然分裂成为阶级，或者即使分裂成为阶级也并不必然会有剥削，再或者即使有剥削，这些人也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暂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后来也可能会自觉的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去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先生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又何尝不是正确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而去代表所谓一切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说法又何尝不无道理呢？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他决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庸俗化，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的造神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不受人间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既不会受人间物质利益的影响同时又拥有绝对的权威来支配任何人。可见，在这种理论中完全包涵了现在的被认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其实早就作为一种必然的推论存在于前一种理论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论早就存在于黑格尔的理论中一样。尽管创造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还激烈的反对过这些推论，但是，这毕竟是存在着的事实，他们毕竟在理论方法上，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个的社会财富的。虽然一般的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仍然是要以创造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为前提的。只有这种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旧的生产关系才会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才具备了实现的现实的必然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去促进新的生产力顺利持续的发展。可见，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种积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国家来进行的也必然带有私有制的性质，带有剥削性质，而且这个剥削的方式甚至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公开、更直截了当。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都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认除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之外，不承认有任何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从对方手中剥夺对方所具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东方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因或者说内部根据并没有被这种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所改变，因此，为了保证在这种旧形式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需要灌输和强制。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连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备，人生依附、家长制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从生产过程本身做点考察。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生存资料，一个社会要发展又必须要有必要的发展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与整个社会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相对立的。社会总体获得了上述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并不等于社会个人就能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这个社会从整体上说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盲目冲突、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于是，在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对于个人来说太抽象、太不现实了，只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出发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互冲突背后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决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立统一的而是直接统一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生产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根源，因此，为了消灭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必须使个体利益的存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为了使个体利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须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为了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人们能够直接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能够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为了能够实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就必须消灭旧式的社会分工，而要达到这一点又是以机器大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这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不消灭，那么，按照劳动复杂性的不同来分配社会产品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等级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特权、官僚、超人身强制、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就仍然还是这种社会必然的产物和不可治育的顽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实践是从旧的、不具备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那么，在这种实践中就必然产生阶级，从而必然形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而这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时，他们也决不会带领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只会象历史中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一样，毫不犹豫的去保护他们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见，我们从这里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简单的说一句“极左思想”就认为明白了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呢？因为阶级在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为什么阶级会不断的再生产出来呢？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仍然是旧社会的基础。也许那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并没有象中国现在这样明显，也许那个时代对阶级分化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不正是从过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吗？从过去那个社会的内因或者基础上看，对阶级分化的估计难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处吗？我们可以深信对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谈到时的那段话吧！大意是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这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这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段话，要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红卫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确确是出自真心地在阅读的著作呵！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会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人民大都是装模作样、虚情假义吗？完全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在旧的分工还顽固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而在这种社会中，说是人民掌权，其实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会的实际权力，权力仍然是由外部赋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权力，完全不取决于人民，取决外部环境的性质。实际掌权的仍然是执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利用这种权力非常自然的、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口号下去积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集团不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是偶然的，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才是必然的。虽然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决定这个集团性质的不是这些个人，而是这个集团在旧的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个人的属性（指社会属性）就最终必然会与这个集团的属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上述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个人逃逸出这个集团；一种是这个集团同化了这些个人。而选择了第三种，即，既处身于这个集团中又想改造这个集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根本不能在这个集团内获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这个集团以外，求助于他认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分工这一步，社会还没有把他们的人民锻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人民还不具备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人民，从整体上说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够把理解为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就算不错了，谁又能知道这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争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深知那时中国社会的本性的，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他死后会被人打得粉碎的，连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类的话了。

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近代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王明在红军时期就是犯的这种错误，他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经济活动方式应用于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民身上，结果他就脱离了群众。而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却是正对于农民阶级的，正是这些政策赢得了农民，从而就赢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国虽然相对于解放前而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器大生产毕竟还是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毕竟还是无法消灭，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在个人自然的劳动力还是主要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就必然倾向于私有制。这种小生产方式的本性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的，能够改变他的只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这种小生产方式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灭亡，那么，农民阶级，虽然其中有些个别人会因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这个群体以外，但是作为这个群体的整体、这个阶级本身是不会超出他自身的历史眼界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阶级更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去真正从本性上发生改变的。不要以为这个阶级有时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他们就超出了他们的历史眼界，这个阶级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过时，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会主义。造成他们暂时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小农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外族侵略、战争、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等，由于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时，他们才会偏向于工人阶级，偏向于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理论来指导人们克服外部灾害、这个理论是否符合某种原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效，关键是能够克服灾难并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一旦这个外部环境变得缓和下来，这个阶级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要使这个阶级彻底的走上社会主义，就必须使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上述逃逸现象变成经常的和巨大的，而这是要以他们的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其说是修正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人民自己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人民身上那些远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造成的。

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论化的人民，人民从一开始就是指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进入历史的，这些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以部落成员、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非常具体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这些具体的身份体现着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联系，规定着他们的是一些完全不同历史条件，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眼界。人民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指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等等具体阶级的斗争。诚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斗争都统称为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内容上毕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毕竟不一样，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阶级的斗争统称为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切近代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荒谬的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5页~~627页）。

我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恩格斯上面的话，这段话清楚的说明：如果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内部成长起来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毁，从而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的过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请大家注意！一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说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夺取政权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这种可能性呢？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完全不是！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想达到某个目的总是会力图去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小到官场做官、商场经商，大到党派相争、疆场逐鹿都无不如此。这样寻常的道理，我们说恩格斯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想到这些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夺取政权而只有现代的革命者才能够夺取政权呢？仍然不是这样！过去被压迫者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时间长短不一，政权控制的范围也大小不一，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政权，毕竟还是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实践路线。可见，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是否是因为古代的革命者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导致的失败呢？既然如此，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要使俄国公社不必解体就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仍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团虽然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很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论家眼中的那种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会，就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被一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处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这些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并创造着历史。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扬弃剥削制度的程度的时候，不仅剥削者具有剥削的意识，被剥削者也会具有剥削的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阶段上的人民，不论革命家们把他们描述得多么伟大，他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决不是剥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业的出现，才使得阶级存在的现实根据得以消失，才锻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去应经济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执行彻底消灭阶级制度和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因此，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创造某种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过旧的生产方式、通过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去积累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想法无疑是空想，这正如恩格斯说的：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一次请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要使俄国公社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需要欧洲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请注意！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并不是一般的讲到帮助或者支援，而是认为欧洲需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这种帮助或者支援。为什么恩格斯不认为由俄国的社会主义们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按照现在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去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那么他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可见，只要你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只要你还想正常的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你就必然会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受到共同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你就必须按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生产方式去组织你的社会生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收益。而如果你实行的经济交换方式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去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不破产，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国营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单是经济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说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别有用心。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即使从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不论从哪种方面说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产组织，却正好不幸为后来必然要复活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他们进行原始积累的巨大的资本，这些逐步复活的资产阶级现在再也用不着象过去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靠血与火去进行原始积累了，他们现在可以非常顺利的在发展经济、组织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去进行原始积累了。反正人民本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社会权力；反正人民因为旧的分工的制约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有没有问题，社会财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舆论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个统治集团手里，这个统治集团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实际监督的权力，社会财产的去从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却从来也没有实际处置的权力。

可见，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剖析，那么现在，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资产阶级已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

实践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德育实践活动;传承性;开放性;时代性;社会性;民主性

作为德育研究永恒而又常新的德育实践活动，可以促进道德品质的形成，利于道德目的的实现。从近处着眼，有益于落实我国“十三五”规划中“五大发展”理念与“六个坚持”发展原则，促进未来五年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长远来看，有益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当前德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基点，厘清问题，采取对策，促其走向完善。

1当前德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基点

1．1注重传承性

悠久的历史、浩瀚的体现中华民族性格气节、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德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源泉。不仅如此，各地还从不可再生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新的资源，并促其走向现代化。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常常具体形象化为家乡文化，为此不少学校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地方风格和地方气派的德育实践活动，讲好地方故事，发出地方声音，凸显一校一品，用民族传统、文化家园，培养学生民族尊严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譬如，将地方上古往今来的文化名人、层出不穷的文化作品，变成德育实践活动的活水，使先贤不朽的生命、远大的理想、顽强的意志、高尚的品德在新生一代鲜活的生命发展中延续。

1．2注重开放性

当前，德育实践活动顺应开放潮流，不仅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中国公民，让中国公民以“文明担纲者”的身份向世界诠释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更有气势展现“世界公民”的姿态。学校利用中外游学、交流等活动常态化的大好机会，请进来，走出去，加强沟通互学，让彰显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化融入自己的德育实践活动，通过交流、碰撞、融合，让学生充实、提升、完善，从而具有四海胸怀、全球视野、世界目光，正确处理好成长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为建设和谐世界尽责出力。

1．3注重时代性

德育工作者对“互联网+”摒弃“傲慢与偏见”，代之以开放、开明的心态，他们不再说“官话”，代之以“人话”，甚至用起了流行的网络用语，使学生觉得亲切亲近;他们变成了网络论坛、网络qq群、各类微博、虚拟社区、主题网站等的“版主”“博主”，引领学生在网络“知识宝库”中遨游，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交友方式和消费方式，传达正面信息和弘扬主流文化。学校利用“互联网+”实现德育实践活动与学生喜用的通讯工具的最佳契合，通过创设合乎学生胃口的活动，精心设计诸如网上投票、网络祭扫、网络捐赠、网络公益、微电影等活动，使学生得到德性的滋养，实现学生对德育实践活动由被动参与到自觉践行的革命性变革。

1．4注重社会性

道德实践活动采取切实可行的践行措施，除了在校园内体验，更是走出学校，走向实实在在的社会，融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从而拆除了学校和社会之间的“高墙”，学生不仅会读课堂内的一本本“小书”，而且也会读社会这本“大书”，使学校原有的轰轰烈烈的五天德育效应与两个休息天的家庭、社会生活的互相影响由消解到共融。例如将“学雷锋活动”与“赠人玫瑰留有余香”的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使志愿者服务活动制度化和常态化，努力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者服务制度，形成人人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的局面，提高未来公民素质，创新社会治理，净化社会风气，推动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

1．5注重民主性

德育实践活动运用民主协商的相关机制，即教师主体确定德育实践活动内容的选择，学生主体确定德育实践活动的效果评价，而在德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则师生互为主体，教育中的规范性与学生主体性得到和谐统一。在民主、平等、真诚的基础上，师生双方充分表达观点，交流沟通，特别是老师善于倾听学生内心的渴望和要求，了解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求，让学生觉得德育实践活动有用;了解学生对哪些活动乐意听、喜欢看、“人人想参与，人人可参与”，让学生觉得德育实践活动有趣;了解学生想自己做主的心理驱动，将舞台还给他们，将机会留给他们，将成长留给他们。学生则学会既接受支持自己、和自己相同的意见，又悦纳反对自己、和自己不同的声音。

2当前德育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

2．1“拿来主义”“形式主义”盛行

在德育实践活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往往出现以下两种问题:一是“拿来主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好像“捡到篮里都是菜”。二是“形式主义”。书院的重现、汉服的仿效等似乎成了最时髦的带有传统味道的德育实践活动。

2．2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在德育实践活动面向世界开放的同时出现了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全盘肯定，照抄照搬。不顾中国国情，开口言必国外的“主义”“理论”“范畴”，甚至现成搬用具体方案。二是全盘否定。有些人号称“新新人类”，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而有些人又像九斤老太，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害虫毒草。

2．3放任自流，缺乏创新

在德育实践活动紧跟时代，面对“互联网+”的同时带来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放任自流。放任学生对网络世界的一切盲从跟风，妄议轻信。二是创新乏力。“互联网+”似乎成了唯一的传播方式。

2．4学校唱独角戏

走向社会，开展知行合一的德育实践活动，不自觉地出现了学校唱独角戏的问题。有人以为，学校应该是唯一的净土，学校理应是美德的唯一坚守阵地。

2．5“你是民，我是主”的偏狭心理、情绪化的诉求

在民主协商开展德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两种不健康的心理:一是“你是民，我是主”的偏狭心理。有些人只想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应该得到伸张。二是情绪化的诉求［1］。用感情替智来思考和要求。

3解决当前德育实践活动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4年2月，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总结，批判继承。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外，不应忘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且促使其实现现代转化。例如学校进行背诵古诗、诵读经典等活动时，要经常问问学生，“你们懂了吗?”“你们信了吗?”“你们用了吗?”以防流于表面，影响收效。

3．2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合理因子和有益因素

2015年9月28日参加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关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论述，为学校在德育实践活动中培养世界公民素质指明了方向。外来文化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必须将其中国化，“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样才能开花结果。外来文化既非洪水猛兽，也非完美无缺。对外来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因子和有益因素。

3．3让法律和道德为“互联网+”保驾护航

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制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4］要让学生科学分析、理性看待网络世界，提高鉴别判断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政府、社会和学校要加强监管与引导，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正面声音占据网络阵地，对问题不隐瞒、不回避，在“黄金四小时”作出反应，把握主动。在创新“互联网+”传播的同时，要给传统传播平台留有一席之地，要提高学生的网络自制能力，防止因“互联网+”不完善而使存在的问题渗透到德育实践活动中。

3．4形成自下而上的实践服务的宏观环境

2013年参观考察山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指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5］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但学校德育最终是帮助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所以要形成自下而上的实践服务的宏观环境，让政府重视、社会支持、家庭关注和学校推行形成合力，真正发挥道德实践活动的养成作用。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但学生不是志愿服务的唯一主角，要形成全社会全员参与的良好风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发扬志愿服务先进人物的引领、示范、影响作用，释放巨大的乘数效益，使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

3．5塑造具有现代公民人格的理性师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6］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精神是行事的原则，道德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人人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同时应尽义务保证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老师不能高高在上，用权威、说教来压制学生的正当要求，不能为了所谓的德育实践活动的效率让学生绝对服从;当然学生也不能认为自己个人的所有愿望都是合理而且必须满足，不能偏执到仅仅只想个人利益诉求的实现，全然不顾个人必须承担集体责任。民主协商的所有参与者要学会从全局出发，换位思考，互相尊重，理性包容，求同存异，按照大家期望的最大公约数来开展德育实践活动。

作者:刘芝澄单位: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

参考文献:

［1］王宗荣，崔兴毅．高校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功能探析［N］．光明日报，2015-10-31．光明日报，2015-10-31．

［2］．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EB/OL］．

［3］．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4］．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EB/OL］．

实践问题范文篇6

（一）“三严三实”是人民政协事业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三严三实”重要论述科学地从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谋事理念、工作方法等作了系统精辟的阐述，是对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思想路线的拓展和深化，也是对实是求是这一工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新时期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决心，也是对人民政协发挥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为创新发展政协事业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履行政协职能提供了重要遵循，为加强政协机关建设提供了科学方法。

（二）“三严三实”是政协机关推进作风建设的行动纲领。“三严三实”重要论述从锤炼党性、用权为民、为政清廉等方面深刻阐明了作风建设的新要求，确立了廉政建设的行动指南，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新的标杆。这是对以往党风建设理论的创新，这一创新紧扣了时势变化所需、事业发展所求，回答了人民政协在新时期新常态如何开展作风建设，适应了人民政协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需要，体现了人民政协固有本质属性和文化特色，也是在当前转作风、改作风这样一个新常态、关键点、节骨眼上，对政协机关作风建设的具体内容、工作方法、价值追求的高度总结和科学提炼，是政协机关新时期新常态推进作风建设的行动纲领。

（三）“三严三实”是人民政协队伍建设的根本法则。“三严三实”重要论述从精神支柱、价值追求、行为规范等方面，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的精神特质，也为人民政协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导航仪”和“标尺”。今年1月9日、16日和2月12日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人民政协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和机关队伍建设……，做到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二“、三严三实”在人民政协的实践内涵

（一）关于“严以修身”。严以修身，强调的是学规矩，加强党性修养。就人民政协而言，严以修身应着重体现在政协干部队伍和委员队伍这“两支队伍”的领导干部的品格修养上。人民政协的政治性、统战性、党派性特点决定，政协领导干部的严以修身要体现政协风格，“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团结、民主、协商”。就是要做到李瑞环提出的“人品好、人缘好、人格好”的“三好”要求，靠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使政协工作更具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合作共事的模范、发扬民主的模范、求真务实的模范、廉洁奉公的模范。

（二）关于“严以用权”。对严以用权，强调懂规矩、坚持用权为民。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没有具体涉及人、事、物的权力，可以说是虚职虚权，最大的权力就是“话语权”。人民政协的话语权具有“服从性，能围绕核心谋略”“；高位性，能服务中心谋政”；“超脱性，能凝聚民心谋福”，是一种更高层次、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基于此，人民政协严以用权，就是要当好“言官”，按照“于国有利、于民有济、于己有为”的原则规范解决好“不能说”、“哪里说”、“跟谁说”、“说什么”、“怎样说”的问题，通过代言、建言、成言发出“政协好声音”。

（三）关于“严以律已”。严以律己上，强调守规矩、慎欲慎行。政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人、团结人和凝聚人，没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是做不好政协统战工作的。人民政协“两支队伍”严以律己的内涵是什么？对政协委员中的中共党员而言是“三个作用”，即“切实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对政协委员而言是“三个拒绝”，即“拒绝冷漠和懈怠；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拒绝奢靡和一切利用权力或影响谋取私利的行为。”

（四）关于“谋事要实”。总书记强调谋事要实，实在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决定了政协主要是以提案、调研、视察、协商等为主要形式的务虚性工作来实实在在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人民政协谋事要实，其实质就是虚功实做、科学履职，就是要提高人民政协履职的科学化水平，做到服务中心实、协商议政实、建言献策实、民主监督实、自身建设实。

（五）关于“创业要实”。强调创业要实，实在实干实做、实功实效。当前“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从民族和国家层面来说，就是“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想干事、肯干事、多干事、干实事，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义务，是职责所在，是最起码的要求。具体到人民政协，创业要实就是要通过人民政协这个政治组织和统一战线平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六）关于“做人要实”。强调做人要实，实在道德品行。人民政协“和合文化”特征和“虚功实做”的履职方式，决定了人民政协两支队伍“做人要实”的内涵定位应是以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的“言者、思者和行者”角色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做人要实，具体而言就是尊重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就是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体谅包容、求同存异”；就是维护核心、服务中心，做到“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就是“履职为民”，真正践行群众路线。

三“、三严三实”在人民政协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严与实，这是根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践行三严三实，就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上做到严与实，做到在政治方向上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跟党走。严是爱，松是害。实践早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做到自觉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毫不动摇，自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最根本的是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不偏离，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最关键的是始终坚持和正确认识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坚决抵御西方两院制和多党制的影响，牢牢坚守政治底线。

（二）树立正确履职思维做到严与实，这是前提。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工作思路和成效。当前，践行“三严三实”，就是要树立正确履职思维。具体说，就要有服务中心的大局思维、依规履职的法治思维、求真务实的创新思维、洞察形势的战略思维。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大局思维是从严从实的根本归宿，只有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工作跟进到哪里，政协履职才有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是从严从实的根本依据，人民政协树立正确法治思维就是要做到各项履职活动必须依据宪法法律、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切实做到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中共中央接连出台“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意见”“、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重大文件，目的就是推动人民政协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求真务实的创新思维是从严从实之源。强调“人民政协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这是保持人民政协生机与活动的关键所在。全国政协完善多层次联系服务委员制度，创立以专题为内容、以界别为纽带、以专委会为依托、以座谈为方法的双周协商座谈会等一系列工作和制度创新，让“三严三实”有活水有生机。

（三）推动履职能力建设做到严与实，这是途径。当前，不少政协组织及干部认为，政协是养老机关，无职无权无人听，有一种重养生休闲、轻履职忽视能力建设的思想倾向。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人民政协要求的。人民政协干部队伍，处在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发展政协协商民主的第一线，对思想、政治、情意、境界等能力建设要求更高更严，应该在政协工作者履职能力建设上做到严与实，让严与实自觉内化为一种能力。强调要“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按照提出的明确要求，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

（四）发挥政协协商作用做到严与实，这是重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共中央于今年2月下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和“重要渠道”，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不散光、不走偏、不做秀。这是人民政协践行“三严三实”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如何从严从实发挥好这个作用呢？一是严格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全过程不走样。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切实将协商贯穿于履行各项职能的各个环节，落实到政协工作的各方面，不搞选择性执行。二是切实进一步探索和丰富协商形式。结合各级各地政协工作实际，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协商等新形式，为发挥人民政协协商作用创造经验。三是以严与实的态度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机制建设。哪些议题必须协商？谁与谁协商？协商后如何采纳落实和反馈情况，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实现制度化。四是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协商民主的重点。要切实引导人民群众在政协活动中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实实在在的协商，让政协走近群众，让群众走近政协。

实践问题范文篇7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除此之外，东方的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同样坚决地态度推进一切旨在扩大全球市场范围（经济全球化）和消灭经济国界（经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支持一切旨在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工人从经济方面到政治方面联系起来的行动。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受本国的资本家的剥削和受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剥削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上述进程中除了失去狭隘的地域性观念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工人阶级使资本越集中越团结，工人阶级就越集中越团结。资产阶级内部个体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没有关系，只有资产阶级的整体即资产阶级本身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才有关系。如果我们承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民族性、地域性、和爱国主义已经失去了他们存在的根据。虽然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虽然这个历史过程必然会充满曲折，但是，既然他们的存在已经丧失了历史根据，那么，我们从现在起就有必要积极推动这些东西的灭亡，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

实践问题范文篇8

(一)实践教学形式化，发挥作用有限我国法学实践教学固然实现了多样化，但是由于其缺乏明确的标准和内容要求，缺乏必备的配套制度环境和程序要求，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发挥作用有限。各实践教学方法虽然在理论上有诸多优点，却由于过于形式化、抽象化，没有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导致在实际教学中的效果十分有限。

(二)实践教学在配置上不够科学，时间上不够充足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虽然采取了多种方式，但由于各实践教学方法的特点，其适用的阶段、方式不尽相同。目前而言，实践教学在配置上不够科学，如囿于就业压力，模拟法庭往往在低年级开设，实际上忽视了低年级同学未完成系统学习，不能胜任模拟法庭的综合性要求，导致收效甚微。由于时间所限，专业实习的时间往往过短，导致实习流于空泛化，学生受益甚微。

(三)实践教学缺乏有效互动和交流法学实践教学的设置，缺乏互动交流环节的安排。由于课时所限，教师在案例教学时，往往一带而过，师生间、学生间均缺乏有效的互动和沟通，不利于学生对案例的深入领会;在模拟法庭和庭审观摩，由于缺乏互动和交流，使得学生止步于自身的直观认识，无法对过程中的得与失加以总结以加深认识;在专业实习中，由于缺乏与老师、同学的互动，导致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所措，最终导致实习流于形式。

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对策

(一)改革实践教学制度，完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机制针对我国目前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化的缺陷，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改革实践教学制度，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的完善。这就要求应当对实践教学的标准、内容、程序等有统一的明确要求，建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并以此对实践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学校教务处应当有所为，使实践教学不致陷于监管的盲区。可以借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学生实习时，学院领导、学校教务处、督导组可以随机走访、实地考察、电话访谈、与实践基地负责人座谈等方式了解学院实践教学的真实开展情况，发现问题，纠正问题。

(二)对实践教学进行科学配置，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时间投入法学实践教学需要进行科学配置，以改变目前配置不尽合理的现状。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充分考虑实践教学的特点，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加以科学合理的安排。如针对低年级的同学，应主要采取“观摩和聆听”方式，即组织学生旁听真实或者模拟案件的审理，聆听知名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经验、思考与展望。通过这种观摩和聆听，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增强其专业认同感。针对已完成专业基础学习的二年级学生，应当在其学习专业课的同学，注重“观摩与参与”的实践教学，在组织观摩性的实践教学外，引入参与机制，如采用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的方式加强其参与能力，培养其问题意识。对于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同学，应当注重“实践与应变”能力的培养，通过有效的专业实习，加强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践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问题式教学；角色颠覆；教学设计；问题导向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指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1］其中的关键要求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问题式教学有助于这种关键能力的培养。

一、问题式教学的概念

问题式教学是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马丘什金、马赫穆托夫等提出的一种发展性教学理论和方法，其核心概念是问题情境，认为教学的关键在于创设问题情境，并提出创设问题情境的一系列方法，这种教学思维方式在各大学科的运用都很广泛，影响深远。［2］具体到语文这一学科，问题式教学是构建一种围绕问题为核心的师生共同探讨的互动式课堂模式，教师通过教学目标设置具体的问题为桥梁，通过问题的提出、情境的融入、讨论的形成、问题的解答这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培养激发学生自学和表达的能力，化繁为简，提升学习效率，促进教学相长。问题式教学并不等于提问式教学。从教学成效的丰富性、实用性进行分析，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区别明显。问题式教学是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是引导整个课堂按照既定的设计展开发散性思维的情境融入，可以是教师发问，也可以是学生提问，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容易让主动参与思考的学生形成长时记忆；而提问式教学是一种课堂手段，是照本宣科的具有参考答案的指向性问答，一般是由讲授者提问学生回答，其目的是让学生记住知识与答案。

二、问题式教学的特点

（一）角色的引导性。在高中语文的问题式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有角色，教学的主要方式不是讲授，而是引导。［3］教师是导演，通过剧本编排（教学设计）提出要求，学生是演员，在剧本的框架下发挥各自的特长进行表演（思考和回答问题），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学生表演过程的引导者，指引方向纠正偏差并作出总结。换言之，即有意识引导学生从细节处着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为他们自主学习、拓展思维打下基础。（二）学习的前瞻性。语文课程特别是高中语文的预习是课堂效果好坏的风向标，在这个阶段，没有字面上的阅读阻碍，但对课文的意境、深度、广度的理解要求却到了更高的层次，也愈发要求学生提前学习并思考。问题式教学的前瞻性就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学会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比如《边城》的预习单，我们除了分组，还引导学生发挥各自的特长，利用诗歌、绘画等形式表达对这篇课文的一个深刻印象。如此一来，拓展了学习的范围，不但加深对文章的理解，还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增强自信。（三）效果的层次性。学生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也是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现实基础，我们提倡素养培育，就是要尽量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让不同接受能力的学生都在同一个课堂里学到知识，提高能力。问题式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独立思考、集体讨论，极大激发学习的兴趣，从内而外改变学习的被动性，收获课本知识的同时，培养了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既不需要高深的基础也没有上限，是各种层次的学生都能获益的。

三、问题式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主次分明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这个环节是一节课成功与否的基础，问题式教学的核心就是针对课程知识的重难点进行问题的设置，这要求教师具有清晰的大局观和层次分明的课程安排。比如笔者在《边城》的教学设计时，抓住沈从文所说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句话作为文眼，从而引申出两个关键问题：边城里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表现在哪？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边城是指什么？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针对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习惯，引导他们对教学的重点展开思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4］（二）生动有序的课堂讨论。语文课堂尤其是高中语文的课堂，良好的氛围创设有助于丰富和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消化。在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课堂讨论是关键的一环，如何把握其中的节奏，既不能照本宣科呆板迟滞，又不能信马由缰漫无边际，这对教师的掌控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边城》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采取了课前动手和课堂互动结合的模式，导入课文时，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对边城进行畅想，展开分析时利用分组问答讨论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正轨，特别是对文中黄狗、鸭子和大鱼这三种动物在课文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步步深入讨论，在课堂氛围的营造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精准简要的点拨引导。问题式教学的主体是学生，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课堂全部交给学生。教师所扮演的“导演”角色隐于幕后，作用至关重要，尤其体现在点拨上。“点”，就是点出提问的关键，使学生有的放矢问在要害处；“拨”，就是拨开答案前面的薄雾，使学生看到的知识更广阔更清晰。《边城》教学的几个关键点，教师需要点拨，比如全文交织的“美”与“痛”，“爱”和“悲”，在学生展开讨论的全过程，教师适时介入，用简单的几句话进行点拨，启发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四）贯穿始终的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始终是问题式教学的指导思想，所以必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带着问题预习，带着问题讨论，带着问题总结，同样也带着问题拓展。在《边城》的教学中，除了上文所说的课堂主体部分外，教师还增加了个性探究式的问题：边城那么美，边城人那么善良、纯真，翠翠的爱情为什么会以悲剧结束？以及拓展延伸式的问题：试把翠翠与《诗经•郑风•子衿》和《上邪》这两首诗歌的主人公相比较，心理上有什么不同？还有最后布置的短文续写：翠翠会一直等下去吗？傩送会回来吗？这一系列的设计可以将课堂的学习延伸到课外，培养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思考的结果又能改进教学，兼具了知识巩固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下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朱玲.以“问题导学”为载体的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探究［J］.语文教学通讯，2017（12A）.

实践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

职业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服务，帮助并指导学生顺利就业，而语文综合实践课作为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将对学生专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新课改逐渐深入的背景下，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也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弥补了传统教学的弊端，虽然在理念、课程安排、评价等方面依然存在些许不足，但与以往相比已经能够取得较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概述

（一）特征。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教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综合性，该教学课程涉及范围十分广阔，包含听、说、读、写四大要素，注重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且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实践性，该课程属于综合实践课程，在开展过程中自然会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创新与探究，将语文知识灵活运用到实践活动中，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语文在生活中的价值。三是合作性，该课程实践教学的开展需要集聚全体学生的力量，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间相互协作，共同参与，每个学生个体都能发挥光与热，进而形成合力，在完成学习目标的同时，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二）意义。《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应通过开展语文实践课程，加强对学生语文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在新教学理念背景下，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的开展意义重大。首先，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要负责讲授课程内容，还要负责管理班级纪律，而综合实践课采用合作探究学习模式开展教学活动，转变了以往教学中的师生角色，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生更愿意自己动脑思考，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充分利用学习资源，进而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知识内化。其次，综合实践课凭借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高效的学习方法，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获取更多知识，还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征，挖掘学生潜力，使学生具备开拓创新的能力。由此可见，语文综合实践课的开展与实施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与个性化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1］。

二、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指导思想存在误区。在新课改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语文实践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职业学校的课程指导思想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顺利就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教师很容易忽视语文综合实践课的重要性，部分教师甚至片面地认为语文学习对学生日后就业影响不大。因此，语文综合实践课程设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甚至占用综合实践课去讲解专业课内容，严重压缩了实践课教学时间，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长此以往，学生单纯学习文化课内容，在语文综合实践方面始终得不到有效锻炼和提升，势必会对其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课程安排较为盲目。在大部分职业学校中，管理人员都本着求稳的原则，不愿意主动尝试新的教学改革模式，依然故步自封，坚信长期总结的办学经验适用于任何时代，殊不知这样做对于学校与学生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在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下，由于实践课教学内容与新课改要求相背离，课程安排也较为盲目，许多教师未能透彻理解开展该课程的意义，只是将其简化处理，难以充分发挥该课程中“综合”与“实践”的作用，甚至有些职业学校并没有安排此门课程。同时，在课程开发程度上也存在缺陷，部分教师受传统课程体制影响，开发实践课程的意识较为薄弱，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对课本与教案依赖度较强，只是单纯从某个角度、方面进行课程设计，未充分发挥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极大地影响了语文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质量。（三）学生参与程度不高。虽然新课改在不断深入，但在语文综合实践课方面却没有获得十分理想的教学效果，这主要是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大多采用保守教学法，仍然以教师为课堂主体，将知识点生硬地传授给学生，学生通常死记硬背，对语文课程缺乏兴趣，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最终影响了该课程整体价值的实现。另外，大部分职业学校学生更倾向于互动性较强的授课模式，但由于教学受到课本、课堂的限制，加上活动场所有限，即便教师自身给予综合实践课高度重视，也只能将活动地点设定在校园中，难以满足开展实践活动课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很难被充分调动起来，进而影响课程实施效果［2］。（四）缺乏有效管理与客观评价体系。在职业学校语文综合实践课中，管理与评价体系均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产生较大影响。现阶段，我国大部分职业学校并未针对语文综合实践课设置健全的管理与评价体系，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升，导致“重技能、轻素质”的问题出现。同时，由于对学生的表现未能建立客观评价体系，语文教学改革的实施便因为缺乏有效反馈而阻滞，十分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职业学校有效开展语文综合实践课教学的措施

（一）提升对综合实践课的认识。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语文综合实践课在整个职业学校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对其他专业课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导致社会对高质量、综合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这就要求职业学校学生紧紧把握机遇，学好母语，更好地融入社会。在此时代背景下，语文教师不但要传授学生语文知识，还应注重培养和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为此，教师需要高度重视综合实践课，认真深入地研究该课程内容，明确课程目标，有效突破目前综合实践课教学的瓶颈。在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传递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与语文综合实践课有机结合，让学生通过积极参与语文实践课程活动，充分认识到语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自身语文综合素质，为以后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表达奠定基础。（二）实施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方式。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组织模式具有较明显的自由性与多样化特征，在保障活动安全有序进行的同时，教师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实施方式。1.小组活动。小组活动属于综合实践课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通常由学生自行分成几个小组，教师从中观察，避免小组间在人数、实力等方面差异过大。分组完成以后，学生便开始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将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学生都交叉组合在一起进行实践活动。若遇到跨地域交流，还可以将不同地域的学生混合在一起展开分组活动，以此扩大综合实践的范围，提升实践教学效果。2.个人活动。个人活动主要以学生个体为单位进行活动，这种活动方式能够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在遇到问题后能够自己思考解决。职业学校学生即将面对毕业就业问题，综合实践课程能够在某些情景下让学生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例如，在每个学期末学校会安排学生到企业中实习，这便是开展个人活动的大好机会，当学生完成个人任务后，通过书写活动报告等方式与他人进行经验交流，从而学习他人所长，弥补自身不足。3.全班活动。通常情况下，对于知识面较广、分工要求严格、深度较深的活动来说，应采用全班活动的方式开展。例如，在对“奏响蓝色畅想曲——保护水资源”这一课题进行综合实践活动时，教师可以班级为单位实施。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发挥全班同学的力量来完成任务，这就对教师的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教师必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面监控，运筹帷幄，保证活动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三）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学生兴趣。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多媒体、计算机等设备逐渐与教学相结合，成为宝贵的教学资源。教师在开展综合实践课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更直观形象地为学生展示一些文本与情景，使学生获得与众不同的视听体验，进而改变以往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使课堂讲解更加生动有趣，学生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学习，学习兴趣自然比较浓郁，教学效果也能得到显著增强。（四）完善综合实践评价体系。以往的语文课程教学，由于受“重理论，轻实践”思想的影响，综合实践课程常被忽视，相应的评价体系也不健全。在新时期教育改革背景下，职业学校对语文综合实践课程给予了高度关注，综合实践评价体系也得以完善。例如，在教学评价主体上，不单有教师评价，还将学生互评、个人评价等引入其中，甚至请学生家长、校领导等参与教学评价；在评价方式上，采用考核成绩与日常表现相结合的形式，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平。

四、结论

在社会发展与新课改的共同作用下，教育教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为此，职业学校与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采用多样化的课程组织形式，借助先进信息技术的力量，为学生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语文综合实践课程中能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印波.职业高中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学研究［J］.大科技，2016，（26）：56-57.

［2］郭小敏.浅谈初中语文综合实践课教学中问题情景的创设［J］.小作家选刊，2016，（25）：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