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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02:24:10

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范文篇1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彻，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在我看来，美国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与美国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种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随工业化一同发展的现代文明，而美国文明应该是西方文明在美国这个独特土壤上新发展的产物，这个提法在主流思想界还没有出现，但我看来，将成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态的，应该是美国式西方文明，这不是我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对现实的承认,所谓的多元化，将只能在他的允许范围之内存在。

美国化的西方文明不像传统基督教文明一样强调界限和差别，不鼓吹优越感和殉道精神这些新教伦理的标志性内容，它吸收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和民主的主张，同时沾染了移民国家多元和宽容的精神氛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文明自身也将发生改变，将会有不同的东西融入，当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对他的固有体系造成威胁，并能为之顺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实现过程中，这种文化将强迫各民族在它的体系内部和他的话语系统内反思自己的历史，这将对各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未雨绸缪，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防止民族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消解和解构，是一个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冲突论”的分析，这个世界在文明内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区、伊斯兰文明区和儒家文明区三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三个文明区都将接受文明的冲击，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区，虽然与将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异质的成分还是很多的，更何况基督教文化区内部也有多种的文化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知识界反全球化势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但同样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左派对传统文化也同样进行抨击和解构，而右派，则倾向于保护，右派对固有文化的保护和坚持主张更易走向极端，新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产生就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结果，与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针锋相对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全球化和外国移民。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为民族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又毫无保留地捍卫的倾向，而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国新左派中人对“封建”一词已经不予承认，因为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四阶段论实际是苏联史学的产物，而非马克思的史学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封建”社会应该截止在周，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就并不是所谓“封建社会”，由此，封建社会都没了，封建文化残余还“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论基础，这其中对语义的偷梁换柱是明显的，左派和为民族主义分子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努力通过解释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扭曲，使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这样一种结论----西方的东西，中国早就有，“我们那时，比你阔多了”。

在这项工作的努力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内涵”：老子主张的，其实就是不干涉主义的经济理念，要求缩小政府职能，给于经济活动更多的自主性和空间，比亚当斯密可早得多了；孟子说过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主义的政治主张了，民主的价值更是大得很；法家，就是要求法制了，“依法治国”的观念怎么能说是来自西方呢？学者何新还认为，中国的古代王朝其实存在着“事实上的贵族民主”，因为皇帝做重大决策，是要经过大臣讨论的，而甚至皇位继承这样的事情，都要征求臣子的意见，这样，谁还能说封建社会没有民主呢？

只通过出现过的只言片语就想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巅峰这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当前对于历史的大众心理态度比较简单，认真在思考历史文化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对历史文化没有兴趣，不愿了解也不准备思考；思想界中一部分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其他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附和于新左派和伪民族主义的史观，成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形式上，文化民族主义与欧洲新保守主义有共同之处，但在本质问题上则相去甚远，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而言的，它保的，其实是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的守，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在这种新保守的潮流下诞生，可它要保守到哪里呢？是春秋时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还是宋以后的道统和理学？抑或是新中国初期的共产主义？这是不明确的，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只能带给大众对传统模糊认识的延续，和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空洞口号的传承和捍卫。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文化民族主义看来，东方文化等于亚洲文化，亚洲文化等于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等于中国文化，在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主流地位发动过挑战的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犯了文化沙文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错误，在这种社会思潮看来，未来的世界将只存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两极，而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是没有份的，而且它顽固坚持，中国文明始终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近代的落后完全是西方的侵略造成的，这种侵略不知是军事上和经济上，更根本是在文化上，所以西方文明本来就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现在中国文明复兴了，西方文明当然要力争再次摧毁他，所以东西方文明之间必然只有对立，文化民族主义凸现出这样一种大众心态：处处时时都存在着居心叵测的敌人，必须时刻充满火药味的去防范和打击。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文化民族主义坚持这样的看法：西方文化是主张对抗的，当今世界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它必然导致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主张和谐、协作的，“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种观点确实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仍是基于前述的曲解和二元对立观念的。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这是根据前面的逻辑得到的最终结果，也是危害性最大的观点，因为中国文化优越，所以伴随着世界危机的加深，世界最终必将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抗中选择中国文明，因此对中国文化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反思和改进，如果一定要做什么工作的话，就是大力弘扬。

貌似对中国历史文化忠诚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能够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初正确的看法，他不承认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不承认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是被宋儒污染过的，是经历了明清两代几百年自闭和与世隔绝的，他自身就是对他所维护的歪曲，所以，正确在全球化潮流下认识历史，改造文化，必须摒弃文化民族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思考，在儒家的话语范围之中进行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近年来这种方法和观念又以新史观的面目重反于世，理应被抛弃，因为儒家观念的唯心史学已经走到头了，他不能再拿出有用的的东西，而且他坚持维护一些应该被揭露和批判的封建观念，这应该是不能被允许的。

当前的中国主流史观，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这是一种现代的史学观念，阶级分析和经济基础研究是被广泛接受和承认的，这是应该坚持的东西，但有些是必须要改进的，马克思当年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科学，但没有能成功，因为它不能否定自己学说中确实存在有道德诉求的成分，体现在史学上，有造成失真和偏跛的可能，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地获知历史真实再用诸种方法去分析，而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往往是先入为主的确立了某些观念，在去获取史实，期间还不免掺杂现实利益考虑的成分，这明显是具有危害性的。

正确地在全球化潮流中反思我们的历史文化，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文化交融和冲突中保存和真正的弘扬我们的传统，是全球化后的主流文化形态中中国文化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李慎之所谓的“东方全球化”才又到来的希望。否则，任由现在历史思潮混乱下去，必将造成全球化环境下一个统一化民族精神的丧失，和民众文化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严重脱节。

我们要做的，是首先正确的分析西方文化的真实面貌和中国文化的不足，因为这两种东西是中国人常常有意无意不愿认识的，在获取了正确的认识基础上，摒弃盲目自大和二元对立的观念，承认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存在有普适价值的成分，民主、自由这些普适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吸收，否则就不能真正地融入世界，更不能反过来去用“仁”的精神影响世界，我鼓励将人文及社会学科广泛和探索性的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中去，实现对历史的真正认知，实现一个人性化、真实的历史观念，而非充满了权威和样板。

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应该在人群中得到普及，大众化的历史思维和探讨才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希望所在，全球化实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整体的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得到提高，才有希望对外来的强势美国化西方文明进行本土吸收，实现即与世界一致，又能保存自己的传统。

公然宣扬全球化将是美式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是要挨骂的，轻则说你对西方文化盲目追求，重则你就是“文化汉奸”，但这种趋势必须有人不断讲出来让人们认识，同时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美式西方文明基础于美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之外，他确实有普适的价值存在，如果他的核心精神真的能播撒到全世界并吸收融合其他的文化精神实现了文明的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同时，实现了与多种文化的交融之后，他也就不再是原来的美式西方文明了，它自身也必然被改变，如果中国文明能够很好的被反思和认识，全球化之后的世界主流文化就会有更多的中国文明成分，这不也同样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吗？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想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时代作出贡献，搞不好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汤一介《“文化热”与“国学热”》

社会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1)。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浅层次上看，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而从深层次看，由邓小平于改革初期“明确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此相配套的“在制度上”所需要的“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尚未完全“做”到(2)，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正在将我国现行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明显地突现出来，把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任务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不能导向社会的和谐

从文化的发源上讲，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3)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看，儒、道两家都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以“和谐”为其共同的精神追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抑制主观意志，以此构想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蓝图(4)；认为统治者应当顺从民意，并提出了建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争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关系的途径(5)。儒家更是追求“和谐”的典范。不但设计了以“和谐”为理想追求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而且提出用以实现上述和谐社会的手段是礼制，就是以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道、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原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模式。“礼”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的文化品格就在于这种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精神”(6)。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好的最有生命力的规范体系”，它既是先哲们用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途径，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并保持社会稳定和所谓和谐的工具，而且“礼”的观念至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诚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也不乏所谓“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稳定与发展的短暂时期，但总体上说，正如著名学者吴思所言，“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天道和王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使王朝更替成为帝国专制制度对过度失衡的社会的一种自我校正机制。”(7)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以礼教所支撑的政治模式，因“对德性教化的过分倚重而对以法为形式的社会制度建设顾此失彼的忽视，由于这种对法制形式的建设的忽视，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对君主绝对权力缺乏有力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民主参政又没有坚强的制度保证，而使其所坚持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和流于空洞。”(8)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由礼制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命运。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所缺乏的正是民主法治制度和观念，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

二、西方社会依靠相对完善的法治制度，使其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纳入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创造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不但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而且以此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无论西方文化中有无和谐的观念，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十分有效地发挥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功能。从西方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依靠制度创新而崛起的个例来说，“必须承认，美国的成长史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应该被看作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今天世界上的200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制定了成文宪法就是一个明证。”(9)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依靠民主与法治制度创新而崛起的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民主与法治”视为社会和谐的首要特征，那么，尽管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只是服务于美国社会有产者的制度，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治那样是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服务，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就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而言，却似乎又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宣称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方面，发挥了更为确实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种不同质的民主制度分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尚处于其实现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而其出发点与实际功效之间难免会有较大的距离；而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其功效与人们的期望往往比较接近，因而更易于体现出这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民主与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对于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们的去向选择作为判断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那么，美国在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涌向美国社会，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放言：“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10)这表明美国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不仅协调了国内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人心，而且还有效地调动了世界各地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当然，上述两个角度对于说明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样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提供一定的线索。

三、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脱胎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极大地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然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基本国情，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之间的天然联系一时难以割断，同时意味着这一制度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不断学习借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社会制度)有着某种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肃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封建专制传统”“残余影响”的任务，以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任务(11)，被既合乎逻辑发展又顺乎历史要求地提上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这一“任务”的提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了新的制度路径。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2)如果我们追问今天社会上所发出的种种不和谐声音产生的源头，无论这种声音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还是从人自身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磨擦中发出，无不可以追溯至“社会腐败”，而中国的“社会腐败”其根本原因就是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引发的“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这些弊端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彻底肃清“现行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弊端”，离开这一点来构建和谐社会，只能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会因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而延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出的“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现在并没有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真正的进步因素就是在法治保障之下的民主，而民主与法治正是集权与专制的天敌，此二者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此消彼涨，有你无我。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现行制度中的民主化程度不高，才导致了专制主义继续存在，才使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现实社会最强烈的声音。而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坚定地推进制度和体制层次的改革，确实实现制度创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认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13)我认为这句话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适合。至于制度创新的具体要求，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创新的以下卓识高见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是未来中国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14)这就是要求“从文明的根基上做起”，“意味着文明根基上的再造或创造”(15)，“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6)。这里“创造”或“再造”的根本依据在于，首先从思想上“主张中西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可以相调合”(17)，从思想上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真正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在哲学层次上“调合”起来。这些见解启发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的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精神，用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法治民主观念弥补自身观念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西方政治治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抗主义的倾向，同时更重要的是“除却”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积贫、积弱、积乱的病根”(18)。也就是说，要充分吸取我们自己制度发展中曾经的教训和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成功的经验，将此二者揉合起来，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上创生出一种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形式。只要抓住这两点，在我国真正的制度创新就一定会实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一定会完成。

注释：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5，337，333.

〔3〕李翔德.美在和谐〔N〕.光明日报，2005-04-26.

〔4〕〔5〕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21，103.

〔6〕〔17〕夏勇.人权与人类和谐〔M〕.新华文摘，2005，(17).

〔7〕吴思.血酬定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305.

〔8〕张再林.中西哲学的奇异与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9.

〔9〕〔10〕任东来.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J〕.博览群书，2005，(4).

〔13〕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J〕.炎黄春秋，2005，(9).

〔1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9.

〔15〕吴晓明.文明的冲突与现代性批判——一个哲学上的考察〔J〕.哲学研究，2005，(4).

社会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原创性论文社会制度创新创新逻辑分析社会发展的逻辑规律

一、封建社会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中国的奴隶社会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长达两千多年。奴隶社会实行分封制，整个国家的治理是靠家族的亲情来维系。各诸侯国拥有土地和军队，并行使民事管理权，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小。尤其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们不再甘愿听命于中央的左右，不再甘愿向中央纳贡，于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最终摆脱了中央的领导，在全国形成了弱干强支的诸侯割据局面，这就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年战争，相互兼并，最后由诸侯国秦王嬴政灭掉其他六个诸侯国，从而统一了全中国。

秦王嬴政认真分析了周王朝灭亡的原因，为了避免国家再度出现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确保国家的统一,便从强干弱支入手,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依靠功臣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君主专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36个郡，郡下面设立县、乡、里；在经济制度上，废除了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在军事制度上，军队的指挥权归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种社会制度使地方政权不再拥有土地和军队，而只有社会管理权。这样地方政权就只是一个民事管理机构，而不再是一个经济实体和军事组织。把土地分给百姓经营，军队则由国家统一指挥。这就大大削弱了地方的权力，而中央的权力相应得到了加强，致使地方政权无力与中央抗衡。秦王嬴政所创建的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他就是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被后人称为秦始皇。秦始皇所建立的这种封建制度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分封制（弱干强支）→地方割据

联想：分封制～郡县制（相反关系）

推论：郡县制（强干弱支）→国家统一

实践：郡县制（强干弱支）→国家统一

（中国：秦始皇）

二、资本主义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剧了资产阶级同封建特权的矛盾，资产阶级随着自己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壮大，它们不再甘心将自己获得的财富拱手献给封建贵族。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独裁统治。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它们从政治制度上，废除了一人专制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集体决策的共和制，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决策机制。资产阶级所创立的这种社会制度为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1911年，以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共和政体的社会制度——中华民国。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君主制→独裁统治

联想：君主制～共和制（相反关系）

推论：共和制→民主机制

实践：共和制→民主机制

（荷兰、英国）（中国：孙中山）

三、社会主义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的阶段。垄断资本家在这个失去竞争对手的阶段，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将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陷入极其窘迫的境地，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反抗，用革命武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企业的所有权收归国有，那么所建立的这种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铲除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安居乐业，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就是列宁1917年首先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的领导下，经过28年（1921～1949）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从而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创新逻辑分析：

1.相反推理：

已知：企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

联想：私有制～公有制（相反关系）

推论：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平等

实践：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平等

（马克思·列宁·）

2.相反推理：

已知：资产阶级专政→人民受压迫

联想：资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相反关系）

推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

实践：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列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证明，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虽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但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难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从而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公务员之家: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人民的意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决心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既然单一所有制在中国难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那么是否建立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可以较快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呢？

在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中央首先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入手，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对企业（农业）实行了承包制，把经营权交给了企业（农民），实现了大锅饭向小锅饭的转变。1980年首先在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获得了连年大丰收，一举解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随后，承包制在城乡企业中全面展开，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步：对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把产品的交易权交给了企业，实现了计划经济（计划价格）向市场经济（自由价格）的转变。这就使企业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组织生产，避免了长官意志给企业生产带来的盲目性。

第三步：对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把所有权部分交给了企业，实现了单一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变。1998年中央撤销了政府中所有的工业管理部门，从此政府不再管理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以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战略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步一个台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提高。今天，中国人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正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慢

联想：单一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相反关系）

推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快

实践：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快

（中国：邓小平··）

参考文献：

1.赵云田、史明迅、王明录：《中国历代开国与亡国皇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简介》编写组编：《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简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江天骥主编：《西方逻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社会制度范文篇4

一、若干重要概念的辨析

公民社会，总的说来，对于当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新的事物。中国公民社会本身正在形成之中，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展露。与此相一致，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重要范畴和概念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分歧的存在是正常的，但如果核心概念歧义过大，既不利于讨论的深入，更不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所以，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制度环境之前，有必要就若干重要范畴表明我们的理解。

1.公民社会

在中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

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

2.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甚至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还更加混乱不清。无论是学者的文章或政府的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称呼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等。一般地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社会的某个方面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优点是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明显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可能产生两种正好相反的歧义。一是认为只有那些重要的、正式的民间组织，才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因为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最初引入中国，与联合国宪章中涉及的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相关，而国家间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十分正规的，并经过政府的正式批准，而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有可能被许多人排除在非政府组织视野之外。二是把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理解成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理解为与政府对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的关系最密切，有些直接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alNon2government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公司等市场组织的区别，但它容易模糊公民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从事的必要的有偿服务与营利活动之间的界限。公民社会组织应当没有营利目的，但在缺乏经费资助的情况下，许多民间组织为维持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取费用的活动，这在中国通常称作有偿服务.然而，有偿服务的界限模糊不清，很难确定这样一个收费标准，低于这一标准就是非营利的，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营利的.所以，用非营利来界定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可能会遇到如何确定非营利标准这样一个新的难题。

中介组织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政府管理部门似乎对它的关注度颇高，因为在相关管理法规中这一概念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中介组织开宗明义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位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特征，但这一概念却严重地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其他主要特征，特别是其非营利性。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具备中介性特征的组织是营利性组织，它们与其说属于公民社会，远不如说属于市场社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的服务性行业，其中许多完全可以归类于中介组织，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也确实将它们视为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婚姻介绍所、公证机构、人才交流中心、土地房屋评估机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家政服务机构、商务咨询机构、商业机构等等。它们确实是中介组织，却又通常是十足的营利组织，但完全不属于公民社会。

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是中国现存体制下特定的政治概念，它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少数特殊的团体，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这些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政治和行政色彩，像行政机关一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领导机关与各级政府机构同设，由国家给予正式的编制，并且通常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实，从其职能和性质来看，它们更像是政府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这些概念，有时也宽泛地指所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它的特殊含义已经深入人心。此外，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语境中，群众或人民通常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指那些得到党和政府认可的多数公民。显然，用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的概念已经很难包含公民社会组织的完整含义。

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的局限也相当明显。前者主要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外来术语，许多人因为不了解第三部门从而也不甚了解第三部门组织.在经济领域，还容易将此第三部门混淆于国民经济中的第三部门，即服务行业部门。志愿组织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愿性，但志愿性并非为公民社会组织所特有，一些政党组织也强调其成员参加组织的志愿性。可见，用这些概念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也并不十分妥当。

社会团体或社团、公民团体、公民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也常用以指公民社会组织。借用这些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或民间性，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相对而言，这些概念的含义比较清晰，所表达的意义也比较准确。社会团体、社团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因为公民是一个由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因此，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我们建议，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地一致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的不必要争议和混乱。

那么，什么是本文所说的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

此外，它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因而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不属于民间组织的范围①。「关于政党和宗教组织是否属于民间组织，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采纳了萨拉蒙等学者对民间组织属性的界定，把政党和宗教组织排除在外，参阅LasterM.Salamon，TheEmergingSector，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1994.」

3.制度环境

制度就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①。「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作为制度的规则，是业已成型的行为准则，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构成制度的行为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范，也包括不成文的规范；既有得到权威机关认可并要求强制服从的法定制度，也包括未经任何权威机构但潜在地制约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潜规则.政治制度便是制约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政治制度一般由国家制定，体现了政府当局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政府当局藉此来约束公民的政治行为。因此，与其他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其约束力和强制性也更大，当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其他制度相冲突时，其他制度通常要让位于它。

民间结社，即公民组成民间团体，并以民间团体的成员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我们把国家用以规范和制约民间组织活动的所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准则，统称为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本来源；（2）法律，即国家关于民间组织的普通法律和专门法律；（3）行政法规，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令、条例、准则、规定、规章等；（4）党的政策，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民间组织的决定、通告、通知、意见、办法、指示等；（5）非正式制度，即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包括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态度，以及散布于公民及政府中的影响民间组织活动和作用的各种潜规则.

公民社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包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最终塑造着公民社会的形态、特征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我们把影响公民社会的制度分解成若干要素，通过对这些制度环境要素的分析，来认识现存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作用。这些制度环境要素主要有：对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定位；关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登记或注册的规定；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及分类管理措施；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控制、引导；对民间组织的财政政策，包括资助、税收、审计政策；干预民间组织的方式、方法、途径；对民间组织的扶持措施和激励政策；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和处罚，包括准入、资格、特许、撤销或吊销等；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

二、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分类

对民间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做出明确的界定，既是对有关法规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前提，而现行法规在这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及相关法规，一般都把社会团体当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肯定它的群众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对民间组织的这一定性，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没有指出社会团体的非政府性。这可能是出于对非政府性的误解，把非政府性曲解为与政府没有关系，或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领导。事实上，这里的非政府性，主要是指它不属于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相对独立于党政权力机关，而不是指它完全与政府没有关系。民间组织同样也可以由政府创立，受政府引导，得到政府资助。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位，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本条例所称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称：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管理条例》指出：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①「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policy/index.asp.」上述条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界定，有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对民间组织的定位模糊不清。有些学者解释说，根据上述规定，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区别是，前者是会员制的互益型组织，后者是非会员制的公益型组织。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模糊的，因为社会团体既有互益性的，也有公益性的，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还有归属于社会团体名下的许多行业协会，并非是公民自愿组成的，而是政府根据职能转变的需要而设立的。上述规定也难以划清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的界限，不少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法人.此外，像基层的公民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也是非政府组织，但在上述三类界定中并未得到反映。

其二，对民间组织的规定常常自相矛盾。按照上述界定，工会、青年团和妇联都是社会团体，但《公务员法》却明确规定，工、青、妇机关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系统。按照上述规定，社会团体应当是公民的自愿组织，不应具备政府机关的科层性，其领导成员也不应具有行政级别。但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规定，不少社会团体及其领导完全享受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如中国科学技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

其三，直接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带来了困难。根据现行的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这种分类既不能穷尽现存的各类民间组织，三类民间组织之间又交叉重叠，难以分清。例如，大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按照法律规定，凡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就不是民间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还有广泛存在而且社会作用极其重要的公民自治组织，像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难以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归类。

对民间组织的分类没有确定的类型学标准。国内对民间组织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民政部的，即官方的分类；二是借用联合国或国外研究机构的分类方法；三是国内学者提出的、至今没有相对一致的各种分类标准。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民政部将纳入其管理的民间组织分为三大类别。一是社会团体，即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二是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三是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即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②。「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policy/index.asp.」

对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民政部又将其分为四类：一是学术性团体，指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科学研究的团体；二是行业性团体，指由同行业的企业组织的团体；三是专业性团体，指由专业人员组成或依靠专业技术、专门资金从事某项事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四是联合性团体，指人群的联合体或团体的联合体，如工会①。「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6页。」

一些学者指出，政府管理部门的分类虽然便于操作，但过于简单，不利于深入分析。在国内尚未发展起一整套成熟的对中国的民间组织分类标准之前，他们主张借用国外的标准。一是联合国的产业分类标准（ISIC），它将非营利组织分成3个大类15个小类。即教育类，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类，包括医疗保健、兽医和社会工作；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类，包括环境卫生、商会和行业协会、工会、娱乐组织、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体育和休闲组织等。二是西方国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的分类标准，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基本上采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将中国的民间组织分成12个大类27个小类：文体类、教育类、卫生保健类、社会服务和救助类、生态环境保护类、社区服务类、咨询类、公益基金及志愿服务类、国际交流及援助类、宗教类、行业类和其他②。「详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近年来，随着对民间组织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纷纷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根据民间组织的法定目标，将社会团体分成会员互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会员公益型组织三类；根据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将其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的三种；根据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形式，将它们分成有业务主管单位、无业务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不明确三类；根据是否实行会员制，将其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类；根据其组织结构的松紧程度，将其分为松散型、紧密型、金字塔型、网络型等；根据其服务对象，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型和互益型两类，等等。

一些学者为了周延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引入了主体加功能的分类标准，并将目前中国的全国性社团分为十七类。③「分别参见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王颖等《社会中间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70页；杭州市民间组织党建研究课题组《加强民间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思考》，载《组织人事管理研究》2003年第3期；万江红、张翠娥《近十年我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都各有自己的属性和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对民间组织进行归类，从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标准。例如，从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来看，可以将其分成合法的与非法的；从其活动目标来看，可以分为公益性的和非公益性的；从其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行业性的和综合性的；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从其活动经费来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的、社会捐助和自筹的，等等。因而，对民间组织有众多不同的类型学和分类方法，不足为奇。但是，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或更好地管理各种民间组织。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和管理，属于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必然会有重要的差别，包括类型学的差别。据此，我们在这里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种角度提出民间组织的分类方法。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固然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如主体的状况、职能、区域等，但最重要的应当是这些组织的本质特征。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组织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几类：1.行业组织，即相同行业的专业性协会和行业管理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2.慈善性机构，其主要作用是社会救济和扶贫，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等；3.学术团体，即学者的同人组织，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无神论研究会等；4.政治团体，即旨在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各种民间维权组织等；5.社区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从事社区性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如业主委员会、社区福利中心、社区老年协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治安委员会等；6.社会服务组织，即旨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服务的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文教体卫等领域的公益性组织；7.公民互助组织，即公民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自愿组成的互助性组织，如城市和农村中的互助会、救助中心、农村的各种农作物研究会、农民合作社等；8.同人组织，即建立在共同的经历、兴趣、爱好之上的公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同乡会、俱乐部、诗社、剧社等；9.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大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上都属于这类民间组织。

其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民间组织进行分类，至少应考虑三个标准，一是其法律地位，二是其利益导向，三是其活动内容。前两个标准关系到民间组织的税收、登记、监管等制度性待遇，后一个标准关系于管理的方便。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各类民间组织进行归类：1.按照其法律地位，将民间组织分为法人团体与非法人团体，法人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责任要大于非法人团体，对法人团体的审批、登记、监管等应当更加严格，而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对它的支持力度也应当更大；2.按照其活动宗旨，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性团体与非公益性团体，公益性团体的主要宗旨是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这类团体政府的资助和扶持应当更多；3.按照管理的需要，将民间组织分为：（1）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即中国政治特有的那些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联、作协、科协、文联、残联等；（2）自治团体，即公民的政治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3）行业团体，即各种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包括具备一定管理职能的过渡性行业管理和自律组织，如中国轻工总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4）学术团体，即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各种协会和学会；（5）社区团体，即从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居民组织；（6）社会团体，即除上述外的其他各类民间组织；（7）公益性基金会，即旨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类基金组织。

三、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

前面已经指出，约束和规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发育的现存制度环境，主要由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其他非正式规则等五个部分组成，它们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网络，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综合分析制约中国公民社会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的一般特征①。「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其他研究，可参阅苏力、高丙中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志忍等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

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是一种有利于公民社会生长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兴起的基本原因。首先，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从根本上说，对民间组织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仍然把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农村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鼓励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合法的制度空间。

其次，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和确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的产生创造了现实的经济条件。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家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是民间组织得以蓬勃发展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再次，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例如，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又如，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大幅度放权，在许多社会经济领域，政府不再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这些职能转交给了相关的民间组织①。「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6-198页。」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其一，政府有关部门直接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条例等，其基本导向就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控制和约束。例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单独或联合颁布的相关法规，绝大多数都是管制性规定，很少有鼓励性的条款。其二，政府管理部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把入口作为重点，为民间组织的登记和成立设定了过高的门槛。例如，对民间组织的名称、机构、场所、人数、经费、章程、主管部门等，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其三，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按照相关法规，登记在册的所有民间组织，除了接受政府民政部门等主管机关的监管外，还必须接受其业务主管机关的领导，而且业务主管部门通常还承担着主要的管理责任。其四，对民间组织的活动经费、范围和内容实行严格的限制。例如，按照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只能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活动，也只能从事登记核准的活动，否则便视同非法。其五，正像对经济发展一样，政府对民间组织也实行宏观调控。当民间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增长过快，或国内政治发展发生特殊变异时，党中央、国务院和政府主管部门便及时文件或政策，对民间组织进行清查和整理。例如，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04年等，针对当时国内民间组织的实际情况，重要文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

2.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

由于中国至今尚无关于民间组织的正式立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便成为目前关于社会团体的最重要的法规。这两个条例确立了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基本框架，即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任何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同级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中民政部门主管审批登记，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

分级登记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分别负责同一层级的民间组织的审批、登记、年检、变更、撤销和监管。按照这一体制，全国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民政部审批和登记，地方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跨行政区域活动的民间组织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具体地说，作为民间组织法定审批登记机关的各级民政部门的职责是：审查批准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民间组织；对审批通过的本地区民间组织履行登记、年检、变更、撤销等法定手续；拟定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并监督实施；负责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各类国内民间组织（包括港澳台胞在大陆的社团）、外国人在华社团、国际性社团在华机构的登记和年度检查；指导民间组织的活动，研究提出民间组织的发展规划、会费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查处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而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①。「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

根据《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目前对民间组织的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民间组织所挂靠的主管部门的主要管理职能是：批准和任命所属民间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审批这些组织的重大活动；监督所属民间组织的日常工作；从业务上指导这些组织的活动；审计所属民间组织的财务。除了行政审批和登记实行分级原则外，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也实行分级原则。换言之，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也依其行政区域或行政层级而不同，原则上说，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层级与其登记管理机关相同。例如，全国性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就必须是中央级的部委等机关，省内活动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则须是省级党政机构。所以，现行民间组织管理模式中的双重管理与分级登记、分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

3.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

双重管理的体制必然地导致了民间组织的多头管理格局。根据双重管理的规定，每个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政府主管机关即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而且其日常业务活动主要受主管单位的领导。《条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县级以上的相关党政机关及县级以上政府的授权机构，均可成为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机构。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局面。事实证明，党和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往往成为其所管辖行业的民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如各级党委组织部通常是同级党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统战部是同级统战理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政府的文化厅局是各种民间文化团体的主管单位、体育局或体委是各种民间体育团体的主管单位、科委或科技厅局则是各种群众性科技团体的主管单位，如此等等。

不仅每个党政职能部门纷纷成为自己职权所及范围内的各类民间团体的婆婆，而且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出于种种原因还自己四处寻找合适的婆婆，有些婆婆往往与其所主管的民间组织的业务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例如，政府的文化局主管民间健身协会，而政府的体委则主管民间艺术协会；政府的科委可以主管民间培训组织，而教委则可以主管民间科技服务团体；等等。对于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民间组织，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费比较富裕的行业管理组织，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而且通常还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他重要党政权力部门的领导，可以有好几个管着它的婆婆.

4.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

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管理民间组织的权威性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权力机关都担负着管理民间组织的责任。加强党对各类民间组织的领导，既是各级党委的职责，也同样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政府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性法规，党管理民间组织的主要手段则是党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既体现为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式文件、指示、通知、公告、规定、办法、意见、条例、准则、决定等，也体现为非正式的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批示、指示、讲话、文章等。与政府的法规一样，党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也自成体系。从纵向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地方党委都有一系列关于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文件；从横向看，党委的重要部门，如党委的办公厅（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根据各自的职责，都有权制定相关的管理性政策，近年来，这些党委领导部门分别根据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陆续了众多的政策性文件，成为管理民间组织的重要规范。

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它们两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一般地说，政府法规的主要职能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日常性的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而党的政策的主要作用则是对民间组织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对民间组织做出鼓励、引导或限制的决定。例如，鉴于农村经济互助组织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近年来接连在相关文件中鼓励和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政策；鉴于社团发展过多过滥和一定程度的失控情况，中共中央或中央办公厅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4年相继了关于控制或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文件①。「相关文件可参阅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和2001年）；山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民间组织管理文件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并存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中党与政府、法律与政策、人治与法治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建立法治国家既是载入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也是载入宪法的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人治正逐渐被法治取代，政策正日益让位于法律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从属于法律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策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

5.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

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特征。一方面，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例如，对许多民间组织的管理，不仅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颁行的实施细则，而且还有民政部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管理规定，或者由各部委单独制定的管理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本地管理民间组织的实施办法，不仅省级政府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各种细则和规定，而且地市级政府，甚至区县级政府也有各种办法和意见；不仅政府民政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制定了众多的法规、条例和规章，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时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造成了公民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

制度剩余集中体现为政府民政主管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对同一民间组织的管理职能重叠。

按照现行的《条例》规定，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三项：（1）负责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2）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年度检查；（3）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五项：（1）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2）监督、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按照章程开展活动；（3）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4）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5）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

不难发现，上述职能有明显的重复。这不仅是制度资源和政府执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事实上，制度剩余也未必增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领导能力，相反，往往会削弱其管理能力。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实行双重审核和双重负责的双保险机制，但实践证明，监管职责的交叉重复易于导致相互推卸责任，出现监管漏洞。此外，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任务和责任均大于登记管理机关，但又不能因此收取任何费用，它们缺乏监管的动力；而一旦收取了民间组织定期上缴的管理费，又往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登记管理机关则因为有业务主管单位把第一道关，则容易疏忽日常的监管，最终使双重管理体制流于形式。

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一般性法律。目前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务院的几个《条例》，它们是法规而不是正式的国家法律。仅有的几个涉及民间组织管理的正式法律，如《工会法》等，也多半是专门法，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管理民间组织的母法.其二是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法规。例如，缺乏针对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以及志愿者工作的分门别类的管理法规。其三是现行的一些管理条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较难适用。有学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的管理条例内容复杂，透明度低，了解困难、技术细节粗糙，内容笼统模糊，适用困难①。「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204-225页。」

制度匮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使不少民间组织无所适从，甚至中央政府倡导的民间组织也不例外。例如，中央近年来特别鼓励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但在全国许多地方，它同样遭到了制度的尴尬。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法制、税收、体制等环境制约因素。合作社究竟是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还是合作社法人，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以浙江温岭为例，该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参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注册登记的，属于企业法人，因而税务机关、金融机构必须按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征税、贷款；然而同时，《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十九条又规定，合作社销售社员生产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视同农户自产自销。农民生产的初级农产品自行销售，毋需征税，而把农产品委托给合作社进行销售，就要按规定纳税。再比如融资困难的问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工商登记为法人，而银行又不承认其法人地位，不予贷款；即使要贷款，也只能以社员个人名义，并以个人资产抵押才能贷款。这无疑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6.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

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space）要远远小于实际空间（Actualspace），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制度空间，就是按照民间组织管理法规合法存在的空间；实际空间即是民间组织现实的存在空间。公民社会的实际空间大于其制度空间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正式登记在册的数量。中国政府主管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今年三月底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共141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1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合计一共是2812万家。

但是，除此以外，学者们（如王名在第17届霍普金斯全球公益学者会议上发言）估计还存在大量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的NGO，其中包括在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村社区的公益和互助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城乡宗教社团，海外在华的资助和项目组织，海外在华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等，它们的详细数据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和登记而无法获得，保守的估计大约有200万-270万家。又据民政部举行的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议透露，截至2004年，全国已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十万余个，而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只有一万余个，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十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10）宗教社团①。「王名：《清华NGO研究丛书》绪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空间随着其合法性标准的不同而极不相同。

相对说来，严格按照三个《条例》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制度空间最小；无需民政部门登记，但也被政府视为合法的那些民间组织则拥有更大的制度空间。后一种也同样视为合法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或民政部明文规定无需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例如，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以下三类民间团体免予登记：（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2）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这些团体通常为各种事业单位；（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②。「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0]256号，2000年12月。」另一类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或工作需要鼓励成立的各类民间组织，如广大农村中存在的众多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没有任何正式法律规章规定这类组织有免予审批登记的特权，但因为这些组织是按照党政领导部门的要求成立的，所以，即使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它们也往往被视为合法的组织。

一项关于某县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该县民政部门正式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是163个，但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只在民政部门的要求下前来备案的民间组织多达1200多个，后者是前者的7倍多。该市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补充说，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比已经备案的更多。

四、余论

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众多的分歧意见背后，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相关调查的证实。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曾对浙江和北京两地民间组织进行过一次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相关数据表明，最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问题依次是：（1）缺乏资金、场地（北京3817%，浙江4018%）；（2）管理体制太严格、太混乱，限制过多（北京3314%，浙江2217%）；（3）对社会团体的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立法不健全（北京2218%，浙江2015%）；（4）政府不够重视（北京2210%，浙江1919%，黑龙江2318%）。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也表明，目前中国民间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活动场所和办公设备，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人才，缺乏信息交流与培训机会，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政府行政干扰太大等①。「王绍光、王名：《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王名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展的总体状况，是中国公民社会整体特征在制度环境方面的某种体现。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产生于清末民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相当曲折，其成长过程一再中断。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公民社会在中国才得以正常发展。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各类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起落较大，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2005年3月31日，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14793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1322个，基金会714个。②「民政部网站民政统计2005年第一季度数据：http：///mztj/yuebao0503.html.」县以下的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有的估计，全国的各类民间组织至少在300万个以上。有的学者指出，到2003年全国已注册社会团体数量为142000个，已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为124000个，未注册社会团体40000个，未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250000个，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团基层组织数量为1338220个，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数量为758700个，由此估计社团总数应为8031344个。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兴起，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必须具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志愿性等普遍特征，这样的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体制的重要方面。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有着明显的差别，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③。「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第216-220页。」

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政府对重要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它们本身还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例如，一方面，按照最新的政府规定，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与党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民间组织的挂靠机关主导着它们的重要活动。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

第三，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虽然1998年民政部修订颁布了试图规范民间组织的新的管理条例，但这一规范过程才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从组织体制上看，目前至少有这样几类民间组织：（1）高度行政化的社团，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它们实际上与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2）相当行政化的社团组织，如工商联、消费者协会等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它们有一定的编制并享有一定的级别，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3）基本上民间化的学术性社团，如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专职的人员编制，其主要领导由学会自己推选产生并报经主管机关批准，不享受行政级别。但其中少数也享有人员编制和行政级别的待遇。（4）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民间组织，它们没有行政级别，行政化程度很低，它们除了进行专业研究和交流外，还为社会提供某种专业性的服务。

第四，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在基层的农村和街道，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民间组织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某些社区组织如老年协会等，传统上影响很大的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营现在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微弱。在中央和省市层面上，行业协会、管理协会、慈善组织、职业性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对说来影响正在日益增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民间组织所拥有的制度资源不同、传统文化基础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和其领导人的威望不同。

社会制度范文篇5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社会制度范文篇6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社会制度范文篇7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社会制度范文篇8

这次会议，是继2003年11月、2006年2月之后，市委、市政府第三次召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专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2006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情况，研究分析制度创新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再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热潮。刚才，徐惠民同志宣读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对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一批先进单位受到了表彰。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为制度创新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以开拓进取、决不言败的锐气，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胆识，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毅力，大力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围绕建立和完善适应发展需要、符合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努力实现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对接。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从非公有制经济、“三农”、社会事业、行政管理、市场秩序和干部人事等方面入手，全面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其中，创业文化建设模式、城区低房价战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公开选拔市直正处职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法治*建设模式、科技强警示范区建设模式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识，想创新、促创新、谋创新蔚然成风，制度创新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全市已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奖550项，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效奖28项，初步建立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构筑了加快实现更大突破的平台。可以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得益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改革创新是外界对*的“第一印象”，更是我们跨越发展、全面进步的最大动力源。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不停止。目前，我们已进入加快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阶段，已经站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起点，必须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培养创新品格、增强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营造创新氛围，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为实现更大突破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一、科学分析形势，切实增强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紧迫感。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最大法宝。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石油、金属矿产及初级产品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通胀压力日渐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力成本上升，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煤电油运力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最近，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快扩权强县步伐，将原属市级的经济审批权下放到县，赋予县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还将出台《关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考核体系的意见》、《关于切实加强民生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更为突出的是，随着形势的快速变化，过去形成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既给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我们深入开展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大胆解放思想，迅速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我能，我行，我成功”的强势心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所有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着力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更大突破提供强大动力。

二、立足科学发展，全面拓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范围。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面对*实现更大突破这一全新事业，我们没有雄厚的基础作保障，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依靠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摸着石头过河，把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把窒息的生产力激活起来，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有利于*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范围地激发有利*发展的一切潜在动力。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紧紧围绕工业突破、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大胆创新拼抢大项目、建设大项目、服务大项目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制，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积极探索促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的扶持政策，在宣传发动、优化环境、创业培训、推动实践等方面狠下功夫，真正实现低门槛准入，低成本运作，低风险经营；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土地流转、康居示范村建设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途径，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围绕破解土地控紧、银根收紧、减排逼紧等发展难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机制。在社会事业方面，积极适应民主建设的新要求，围绕落实群众“四权”，大胆创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形式和民主监督、民主质询的渠道；不断探索改善民生的新途径，摆正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的关系，在实现教育精明增长、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方面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建立起促进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以我省进一步加快扩权强县步伐为契机，围绕如何转变市级机关和县直部门角色、发挥服务职能最大化，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实际、适应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把各级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上来；积极探索扩大党内民主新途径，不断深化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机制和更加科学、更加适用的干部监督机制，开辟干部使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渠道；围绕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实效，进一步完善干部培训机制，深入研究有效提升各级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方式方法；围绕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拓宽党员发展渠道，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三、加快应用转化，努力放大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效应。实践是检验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的试金石。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对发展的推动，集中体现在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上。这次获得表彰的项目，都是近两年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要尽快把这些新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实现更大突破的不竭动力。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能力，在目标设计上体现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保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每一项创新成果，都凝结着各级党政组织的辛勤劳动，汇聚着广大基层干群的无穷智慧，必须倍加珍惜，倍加爱护。要坚持抓深化、抓巩固、抓提高、抓落实，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营养，不断赋予创新成果新的标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不断拓展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制度创新，必须将其成果通过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切实避免“人在政举、人去政息”，甚至“人在政不举”等现象。今后，每一轮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都要运用创新思维，采取创新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更多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坚决防止创新与应用脱节、重形式轻内容、追求一阵风和轰动效应、为创新而创新等不良现象。

四、深入解放思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突破前人、提出新见解的能力，就是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能力。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也是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真正掌握创新工作主动权。始终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推进解放思想，做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表率，主动把握新形势，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以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指导制度创新，推动实践发展。要保持开明开放的胸襟，用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在复杂的环境中拓宽思路、开阔胸襟，在纷繁的工作中统揽全局、把握方向。自觉把本职工作放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把握，放到经济建设主旋律中去审视、去谋划，牢固树立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的理念，积极探索本职工作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和切入点。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学生，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制定政策、调整制度的坚强依据，不断汲取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快建立健全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

社会制度范文篇9

这次会议，是继20*年11月、20*年2月之后，市委、市政府第三次召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专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20*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情况，研究分析制度创新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再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热潮。刚才，徐惠民同志宣读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对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一批先进单位受到了表彰。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为制度创新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以开拓进取、决不言败的锐气，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胆识，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毅力，大力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围绕建立和完善适应发展需要、符合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努力实现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对接。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从非公有制经济、“三农”、社会事业、行政管理、市场秩序和干部人事等方面入手，全面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其中，创业文化建设模式、城区低房价战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公开选拔市直正处职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法治宿迁建设模式、科技强警示范区建设模式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识，想创新、促创新、谋创新蔚然成风，制度创新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全市已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奖550项，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效奖28项，初步建立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构筑了加快实现更大突破的平台。可以说，宿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得益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改革创新是外界对宿迁的“第一印象”，更是我们跨越发展、全面进步的最大动力源。

二、立足科学发展，全面拓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范围。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面对宿迁实现更大突破这一全新事业，我们没有雄厚的基础作保障，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依靠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摸着石头过河，把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把窒息的生产力激活起来，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有利于宿迁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范围地激发有利宿迁发展的一切潜在动力。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紧紧围绕工业突破、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大胆创新拼抢大项目、建设大项目、服务大项目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制，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积极探索促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的扶持政策，在宣传发动、优化环境、创业培训、推动实践等方面狠下功夫，真正实现低门槛准入，低成本运作，低风险经营；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土地流转、康居示范村建设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途径，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围绕破解土地控紧、银根收紧、减排逼紧等发展难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机制。在社会事业方面，积极适应民主建设的新要求，围绕落实群众“四权”，大胆创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形式和民主监督、民主质询的渠道；不断探索改善民生的新途径，摆正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的关系，在实现教育精明增长、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方面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建立起促进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以我省进一步加快扩权强县步伐为契机，围绕如何转变市级机关和县直部门角色、发挥服务职能最大化，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宿迁实际、适应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把各级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上来；积极探索扩大党内民主新途径，不断深化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机制和更加科学、更加适用的干部监督机制，开辟干部使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渠道；围绕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实效，进一步完善干部培训机制，深入研究有效提升各级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方式方法；围绕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拓宽党员发展渠道，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三、加快应用转化，努力放大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效应。实践是检验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的试金石。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对发展的推动，集中体现在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上。这次获得表彰的项目，都是近两年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要尽快把这些新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宿迁实现更大突破的不竭动力。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能力，在目标设计上体现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保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每一项创新成果，都凝结着各级党政组织的辛勤劳动，汇聚着广大基层干群的无穷智慧，必须倍加珍惜，倍加爱护。要坚持抓深化、抓巩固、抓提高、抓落实，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营养，不断赋予创新成果新的标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不断拓展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制度创新，必须将其成果通过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切实避免“人在政举、人去政息”，甚至“人在政不举”等现象。今后，每一轮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都要运用创新思维，采取创新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更多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坚决防止创新与应用脱节、重形式轻内容、追求一阵风和轰动效应、为创新而创新等不良现象。

社会制度范文篇10

一、公司治理合约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企业行为人对企业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准确把握公司治理问题应从企业所有权角度出发，公司治理就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经济中形成的各种合约，都是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同样，企业的治理合约也是人们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迫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即社会的制度基础，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企业制度基础，如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债务结构，等等。

现实社会中，资源又是短缺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短缺性，导致了产权的重要性。现代企业是一种委托型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同组成主体在委托关系中，发生产权的部分或全部的转移，形成不同的合约模式。不同治理模式最终的治理成本又不同，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目标是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交易是寻求满足的一种手段。交易费用又可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从治理成本的不同成本类型看，治理成本实际上是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的不同表现形式。任何治理合约所发生的治理成本相当于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一个公司治理合约选择及其演进，其直接影响因素是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而决定总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企业治理合约模式是在现有制度均衡框架内，追求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结果。社会现有制度基础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杜会分工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公司治理合约模式的间接影响因素，公司治理合约是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选择依据

美国公司治理合约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它建立在普遍分工基础上，社会分工程度深化，人们普遍认为专业化是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分工的深化也确实促进了美国各类市场的较高发育，市场交易效绷良高，降低了市场机制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这为美国市场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和选择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是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较重的国家，美国的法律也倾向于不让任何一家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禁止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足够起控制作用的大宗股票，并在信息一披露上对构投资者的买卖增加一要求，在单个企业中，单个机构拥有的股份比例是很有限的。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并且，美国式的全民竟争性选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强化了经济权力的分散性，促使对经济权力集中进行限制的法律的出台和强化，最终导致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

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是典型的普遍关系治理合约。其特点表现为企业以股权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为上，主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外部化治理机制、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以剩余索取权分享的物质激励为主的经理激励机制实现治理。

在美国，历.史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完善、分工细化、股权分散等制度基础，导致在确定产权的费用中，人们更愿意在拓广潜在贸易.关系和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竞争投人更多的费用:..因为股权分散，个人持有某个特定企业的股票比例小，对于股东个体而言，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是不划算的。并且。，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也降低了股东“用手投票”的积极性。这必然形成外部的市场化治理和产权界定准确度高的公司治理合约。综合而言，在既定的制度基础条件下，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能够降低总和的交易费用，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提高专业化的效率，社会资源配置会产生高效率和效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现实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总交易费用最低。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美国模式是有效率的，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三、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演进与变革

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适应于社会制度环境。社会制度环境又是处于不断演化中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僵化的，都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

社会制度的演化是行为人博弈的结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式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过程漫长，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学者称为“惯性”，这种“惯性”可能是效率的表现也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多重博弈均衡微小的改变通过自强化机制可能形成对制度的锁定、影响对更有效率制度的选择。即使是强制性变迁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常常受制于如习俗、文化传统和心智模式等非正式规则，有时这种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任何制度变迁方式都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不管这种依赖程度是明显还是不明显，是强还是弱。制度是浓缩信息的载体，这些信息涉及参与人在一些重要场合行为决策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参与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的指导和约束。所以，社会制度的演化，必然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结构以及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进而公司治理合约模式将会发生变化。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各国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在潜移默化地演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其中即有诱致性变迁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强制性变迁的影子，这种变迁节约了总的交易成本，适应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资本市场上的恶意收购受到了立法的限制，对股东至高无上的权益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上个世纪劝年代末，美国许多州出台了反收购法，股东权益受到很大限制;②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加强，不再扮演单纯的投机者角色，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尤西姆认为出现了由“管理人资本主义”向“投资人资本主义”的转化;③放松了对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释放，银行开始以独特的双重身份(股东、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一定的相机治理作用;④员工开始参与公司治理，最近十几年在西欧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职工的影子;员工持股计划也改变了职工单纯劳动者的身份。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强制性变迁的例子，就是美国7月通过的《加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虽然它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具体作用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观察到，但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主要还是沿着原有的外部市场资本主义轨道演进，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市场的功能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所以说，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还是表现出原有的治理特征。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系列变化，可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可能完全是适者生存的规律所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司治理的模式特点。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在治理制度上做出相应的反应。这说明在治理制度的演化博弈中，路径依赖和惯性是重要的。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合约是社会制度基础的函数，社会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公司治理合约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社会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公司治理合约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对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制度变化给公司治理合约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在社会制度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不要完全照搬一个国家的现有模式。任何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合约的安排，都是特定国家的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产物。我们可以吸收各种模式的优点，但更需要透彻理解各种模式赖以生存的土壤环境，刻意模仿甚至照搬某种模式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