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范文10篇

社会学范文篇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任务的确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推进，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与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都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必须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机制，把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取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的主要手段，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例如，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由来上说，社会和谐的提出与社会学的重建，都植根于现代性从旧式向新型的转变。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之际，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探索新的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社会学范文篇2

关键词：婚外恋；离婚；道德；感情；经济；发展

近年来电视热播情感剧《蜗居》、《婚姻保卫战》、《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婚姻问题的激烈争论。外电评论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大胆表露敢情。”

一、现状

当下，“婚外恋”已经成为一种特殊而且又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它的特殊性在于，现代主流社会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夫妻之间有对彼此忠诚的义务，而“婚外恋”恰恰破坏了这种彼此忠诚的契约，是与主流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相悖的。它的普遍性在于，历史上所有存在婚姻制度的社会中，无不存在“婚外恋”，没有任何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能杜绝“婚外恋”。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婚前和婚外的两性关系，即使在我们这种把贞操观念看得特别严重的社会里，还是不能绝迹的，大观园里只有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恩格斯也说过：“一夫一妻制从产生那天起便以通奸和为补充。”

不能回避的是，婚外情正在成为不少人情感世界的最大危机，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离婚率增高。目前，虽然全国的离婚率在4年来总体持平，但一线城市“北上广“的离婚率正逐年上升，并且在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的夫妻离婚的比例占一大半。因为婚外情的激增，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

二、当代学者的研究

1.什么是“婚外恋”

“婚外恋”是近些年才有的一个概念，《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对这个词语的解释。以前它一直被叫做“通奸”，后来有人又想出了一切隐晦的词语来代表这种现象，如“搞破鞋”、“偷情”、“戴绿帽子”、“第三者”、“外遇”、“二奶”、“小三”、“情人”、“婚外恋”、“婚外情”等。可见，从“通奸”到“婚外恋”语义上从纯粹的贬义到逐渐中性化的演变，表明虽然这是个不合法的行为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尤其是这个“情”字，对它的评价不再是简单的谴责，而是肯定了“婚外情”中的某些情非得已的因素，比以前多了一份理解。

2.为什么会发生“婚外恋”

姚兆瑞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认为，发生婚外恋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被插足的夫妻感情不好，出现裂缝，给别人造成可乘之机。他认为，从婚姻基础来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数量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是“凑合型“的婚姻，婚姻与爱情脱节。二是插足者的观念、处境和条件使然。有一部分年轻人，由于受到西方性自由和性解放观念的影响，不认为婚外性行为是十分严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反而当成一种时尚和潮流去追求。

李银河则认为，婚外恋的动机首先是由双方相互的感情吸引或一方的情欲诱惑所引起。其次是由于夫妻关系有问题，夫妻之间感情发生问题，而一方为了寻求报复或寻找平衡而去搞婚外恋。还有的是为了取得实际的好处即出于功利的目的。

姚兆瑞对婚外恋发生的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情感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两方面着手的，而李银河教授则是从婚外恋的情感因素和功利方面来进行分析的，可见，引起婚外恋发生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很难一言以蔽之，通过对当今学者的研究和一些调查研究数据分析，笔者认为发生婚外恋的主要因素又以下几个：一是时代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价值观念、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发生婚外恋的人群中，老板、文化工作者和干部构成婚外恋的主体。老板比一般人有钱，“饱暖思淫欲”、“有钱就变坏”，人们都认为婚外恋发生在富人那里不足为奇。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影视圈、娱乐圈里的人大多数都相貌非凡、感性多情，也比较喜欢吟风弄月，所以他们愿意追求情感的浪漫之旅亦属合情合理。最后一类就是官员，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干部一向是权力、地位、金钱的代言人，自然不乏很多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投怀送抱的人，不能抵制美惑的官员更不占少数。二是社会原因，近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十分盛行，一些大众传媒竟然公开的宣扬此类不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造成了一些不正确婚恋观的形成，爱情不再成为恋爱关系成立的首要因素。一些年轻女孩凭借自己的青春和相貌，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失去了进取精神和上进心，只想着不劳而获，自甘堕落，不惜去给有钱人当“小三”、“二奶”。三是家庭原因，夫妻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无情，有些婚姻是建立在非自愿的前提下，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或者出于喜新厌旧的心理，所以从婚外恋中寻找感情寄托；无性，有些夫妻之间性生活不和谐，其中一方性能力低下，于是另一方从婚外恋中寻求满足感；家庭暴力，最近几年新兴起的一个名词“冷暴力”，说明家庭暴力从对身体的伤害逐渐变成对精神的打击，夫妻中的一方无法从家庭中获得归属感、关心、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许多工作上、生活上的压力长期得不到排解，这正是最容易发生婚外恋的时机。

3.社会公众对婚外恋的评价及态度

李银河在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婚外恋持有相当严厉的否定态度，人们对婚外性关系的压抑比发达国家要严厉得多，对有爱的婚外性关系比对无爱的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要高；年龄轻的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高。

性学专家潘绥铭认为，舆论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在不断变化的。“以前把这叫什么？‘搞破鞋’，色香味俱全，只骂不褒。1980年代初期叫‘陈世美’、‘第三者’。1980年代中期又叫做‘婚外恋’。开始具有中性的味道。从1990年代起，北京俗语叫做‘傍肩儿或傍家儿’，俨然革命战友之模样。文化人则早就通用‘情人’了。1990年代的最新动态是：丈夫喜新不厌旧，妻子吃醋不嫌酸，横批是：差不离就行。21世纪的民谣则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显然，公众对于婚外恋的态度是越来越宽容了。

把社会上对婚外恋的态度和评价可以概括的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持相对宽容、包容和理解态度。这些人单纯从爱情的角度来看，爱情不能用对与错的标准去衡量，也不能说爱上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就是不道德的，爱情是美好的，是值得珍视、值得尊重的人类体验，人不是应该因为爱而受到责备。第二类持相对激进的、反对的、谴责的态度。这类观点认为发生婚外恋的人缺乏道德观，不考虑别人的痛苦，他们是由于自身道德败坏或喜新厌旧等才作出这等为社会所不齿的行径等。但从总体上看，随着社会发展及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大众对婚外情的包容程度在提高。

4.婚外恋的后果

潘绥铭认为，在婚外恋的后果上，存在比较复杂的情形。一方面，现代的许多离婚都是由于夫妻中的一方发生婚外恋情而引起的；另一方面，有些陷入婚外恋的人，对原配偶的感情会更加淡漠，但由于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对妻子儿女心存歉疚，在具体的言行上，有的反而对原来的配偶更加体贴，摩擦也少了。

通过对近几年来一些关于婚外恋的研究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和婚外情人结婚。这种情况有但非常少。爱的死去活来，最后真正能够生活到一起的很少。爱情和誓言，比起婚姻来，还是后者更能保证生活的幸福，爱情至上的想法是多么不可靠。第二种，“鸡飞蛋打”型，即离开了配偶，又离开了情人。情人是靠不住的，家庭也早已面目全非。第三种，忍痛分手型和回头是岸型，选择回归家庭。情感最终不能战胜理智，浪漫的激情最终不能战胜给人带来稳固感的婚姻，对爱的追求抵不过对家庭价值的追求。第四种，“奸近杀”型，引起了极端的刑事案件。有为情所困，穷途末路、自杀谢世的；有夫妻对簿公堂、反目成仇的；更为甚者，为情而杀人。

三、中国婚外情的未来发展

总体来看，中国婚外情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婚外情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中国提倡妇女解放几十年，虽然女性参加社会劳动越来越普遍，但女性依然是弱势群体，改革开放后女性弱势地位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女性在各方面都和男性都有很大的差距，男性更多地掌握着社会财富，因此，一旦因婚外情造成家庭破裂，那么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的是女性和孩子，单亲家庭无论是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子女教育方面，都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婚外情都是与社会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

社会学范文篇3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社会学范文篇4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社会学范文篇5

【摘要题】国际体育博览

【英文……

1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由此带来了世界体育运动的大繁荣。当今，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展，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增多，体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体育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1]体育运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愈加需要靠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者的经验，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

从近年来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来看，研究的主要热点包括体育与社会关系、体育全球化和体育组织等方面的内容。

2.1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在影响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和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体育社会学中最时兴的研究中心”。[2]

2.1.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与政治毫无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3]体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动力。因此，各国体育工作者在制定本国的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政治这一重要的因素。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的体育已被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所渗透。虽然它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它却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4]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分崩离析，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引起体育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了体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也引起全世界体育社会学家的兴趣，成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一个热点。[5]长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竞技体育被国家垄断系统所推动，造成了大众体育因经费缺乏而未能得到发展。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体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政策就是在国民健康第一的前提下发展大众体育。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因此，在开放的社会中，研究者选择课题经常是从个人偏爱出发的。然而，“近来，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家的磋商下，执政当局显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研究项目的次序，如果一个人希望他（她）的研究项目获得财政的支持，建议他（她）考虑那些政府优先的项目。”[2]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把政治作为选择研究课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2.1.2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原来，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体育主要为福利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运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社会对体育设备、管理、指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各种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投入。这些资源和经费主要是从体育“外部”社会获得的，除了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还要靠商业的运作，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因而，多数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受商业主义、政治色彩和群众娱乐的影响。不久前，商业倡议几乎是不存在的，今天，它弥漫于全部的体育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如芬兰的冰球，非官办的体育俱乐部在国际联盟中像商店一样地被管理人员和作为专职雇员的运动员所运作。”[2]体育与商业的相互影响给体育运动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需要有专业特长的商人介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业运作的技巧，还带来了商业管理的观念和新的体育道德标准。商人的头脑是机灵的，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体育与经济关系之前，国际上就有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体育是他们提高商业利润的新空间。学者们这一问题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商人的实际行动。

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KazunoriMatsumura在“日本农村社区体育与社会变化”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使日本的经济实力上升至世界第二。日本逐步进入了消费社会，体育也成为当今流行的主要合成文化，一系列体育活动在日本得以流行。随着日本人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对闲暇生活多样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各种年龄、各个地区的人们对健康、创造性活动以及交往的需要在不断增长。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198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开发和建设综合度假区行动草案”。度假区计划包括了建造高尔夫球场、滑雪场及宾馆。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城市人口密集。城市中的白领阶层整天在办公室里从事高负荷工作，但由于土地价格很高，他们往往连一间小房子也买不起。度假区计划的实施给广大职工提供了在乡村休息、娱乐和健身的机会。当然，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反过来这一计划的实施又推动了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日本经济的基础从钢铁、轮船和石油化工转移到信息、高科技和服务业上。而且近年来转移到休闲业上，因此大大提高了日本可利用娱乐设备的范围和质量。日本的休闲市场是巨大的——1996年为84.4万亿日元。”[6]

奥运会作为人类参与面最大的社会活动之一，是当今体育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典型，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赢得了丰厚的收入以来，奥运会成了一笔有利可图的大生意。奥运会从此也告别了业余主义的“贵族式”宗旨。作为业已存在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问题，引起了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人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的机制、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2.1.3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当今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传媒十分发达。新闻媒体看准了越来越多的体育观众、听众和读者，而体育也借助于先进的新闻传播技术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推广体育运动。翻开世界上的各种报纸，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设有体育专栏或报道体育新闻的版面。据调查，大约3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为看体育版面而买报纸的。在美国，甚至有些报纸用约50%的非广告版来报道体育。今天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体育专用频道，不分昼夜地播放各种精彩的体育节目。[7]

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样也引起全球体育社会学学者的兴趣。二者之间的频繁联系必然要产生许多社会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要靠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深入进行探讨。一些研究者还指出，当前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是大多数都还停留在描述性的研究上，今后应当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和互动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2.1.4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国建设大量的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对体育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对体育空间进行生态的评论也成了全球的一股浪潮。[8]欧洲的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生态——社会学角度出发指出：当前大量的同一模式的、单调的场（馆）设施遍布全世界。这些场（馆）设施大多数是直线型和直角型，且造型和功能单一，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这些研究者建议，体育建筑应当像欧洲的匈牙利、丹麦等国家那样，向人们展示出一种选择身心或心理的社会卫生性，而不是注重体育纪录的创造。这些欧洲国家的体育建筑常常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点，比如一些体操馆和舞蹈房是木质结构、弧形的墙、旋转形的屋顶，由此形成了与当地文化和谐协调的人文景观。

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修建，特别是一些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如滑雪场、高尔夫球球场、足球及棒球场的修建，破坏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反对，也引起了体育社会学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KazunoriMatsumura撰文指出，在日本许多球场被建在山脚下森林区。开发商修建时砍掉了树木，用推土机把山坡推平并整平山谷。用这种方式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另外，平时为了保养球场，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一个高尔夫球场每年就需要3～4吨的锄草剂、杀菌剂、杀虫剂、有机氯气和化肥。这些致癌的化学药品最终流入河流、池塘、沼泽、湖泊或海洋。日本的健康部门发现，许多地方的水质变坏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关，日本的生态组织对已产生的环境破坏表示担忧。由于日本的土地资源有限，日本开始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修建高尔夫球场，以供日本游客享用。这些国家在出售廉价土地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牺牲了本国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些国家的居民结成联盟，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高尔夫球场，由此引发了社会矛盾。自1988年以来，这些国家以民族电视网络（如马来西亚的亚洲太平洋环境网络）为手段进行反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并逐步形成了反高尔夫球场运动的全球网络，掀起全球反高尔夫运动。

2.2体育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现代通讯和交通更加快捷方便，人们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往来更加频繁，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把世界的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体育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电视等媒体的推动下，许多大型的体育赛事成了全球共同关注与参与的活动，世界性的体育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体育全球化这一概念，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近年来，一部分体育社会学家开始对体育全球化的必然性、体育全球化的概念、体育全球化过程的阶段划分、体育全球化的模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是从增强世界性的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体育全球化的。英国社会学博士JoesphMagure借鉴了一些体育全球化研究的成果，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GlobalSport》。他在书中指出，体育全球化过程包括体育资金的流动以及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流动等多种多样的流动，而这些流动之间又是互动的并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该书还涉及了全球化体育产业和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对体育产业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提出了把相互依存的诸如体育运动的组织、媒体宣传、社团服务、销售公司和专利推销等形成连锁的设想，阐述了体育运动对个体、城市、国家及全世界的影响，试图发现体育运动全球化对人们的思维定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全球化体育运动的价值、情感和理念。

在全球化浪潮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呼声，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指出，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借口。对于体育全球化，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在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推动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排斥或压制，而应当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世界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不需要霸权主义文化。日本在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体育，如相扑等，也对西方体育产生过抵制。日本学者JohnHorne指出：“体育全球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现代化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过程社会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文化。”[6]Donnelly认为，“在有关体育全球化的辩论中，议事日程围绕3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文化帝国主义或用新名称的美国化；全球化对文化和民族同一产生了什么影响；过程是如何影响体育工作者的国际交流的。”[10]

2.3对体育组织的研究

对体育组织的研究属于体育系统内部结构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体育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体育组织。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大众体育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体育的商业化和全球化使得对体育组织特性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近年来关于体育组织的各种研究有增加的趋势。

在奥地利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不少课题是关于体育组织的。[12]研究者尤其热衷于对机构庞大的体育运动组织和体育运动俱乐部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大型体育组织与政治党派之间的关系密切，并研究了这种关系的历史。体育社会学家Hasibeder和Kapustin还出版了关于奥地利体育运动俱乐部和团体的著作。西班牙学者也十分重视体育组织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主要3个领域中就包括了体育组织这一问题。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体育组织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中体育俱乐部不同的文化根源。[13]

日本学者对体育运动组织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多。日本学者把体育组织定义为：一个具有相同的目标和任务的体育群体。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促进下，体育运动日益流动，体育组织产生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的体育组织形式非常多样，如有：体育圈、爱好者俱乐部、体育队、运动队、体育教育团体、体育俱乐部、体育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等。[14]日本的体育组织研究是从体育教育学习群体开始的，然后发展到社区体育组织研究。日本体育组织研究可分为3种类型：第1类是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2类是对较大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3类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方法学的研究。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又分为内、外部系统的研究，其中，内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体育教育运动群体和体育俱乐部中学习群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群体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方法，对群体的功能、成就目标、群体团结、道德、内聚力等进行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外部系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体育队、体育圈、体育俱乐部与它们的外部环境之间关系，以及研究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学条件及其社会功能。

一些研究还揭示出体育圈最近变得很流行的原因。研究者们都希望通过分析体育圈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社会功能。日本对大型体育组织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对各地区体育协会的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分析某地方体育协会的组织管理过程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与地方社区形式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关于体育组织研究论文是通过调查当地的情况而写出来的，论文普遍缺乏理论解释体系。一些研究者还指出了对体育组织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在分析体育组织时应采用其它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以提高关于体育组织研究的水平。

3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

3.1瞄准社会变化前沿

变化迅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当今社会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内容和特征。因此，研究者将时刻把目光投向社会变化的前沿，及时捕捉社会变化的信息，探讨社会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今天，世界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甚至互联网的普及，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应用，都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瞄准社会发展前沿，研究社会的种种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3.2实证研究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体育运动将面临着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因此，研究者将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体育社会学学者更加务实，他们更愿意应用社会学原理去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3.3方法学的研究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较为零散，形不成主流，而且研究方法较单一，描述性研究居多，缺乏理论高度。[15]这是近年来人们重视应用性研究，忽视思辨性研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今后应当加强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本学科的方法学研究。今后，来自母学科和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应用，使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3.4休闲、娱乐体育的社会学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体育运动中去。体育成了现代人调节生活节奏、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组织开展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仍然是今后体育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3.5老年人和特殊群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如何开展好老年人体育活动，使大多数老年人保持健康和自理能力，是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也是体育社会学应当加强研究的课题。[16]另外，体育对增进残疾人的健康、自理能力以及自信心也具有特殊的功能；对一些特殊人群，如有犯罪和吸毒倾向的人的教育和控制还有其独到的功能。对于这些特殊人群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已引起重视。

3.6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体育社会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研究，单枪匹马都难以完成任务，只有加强合作，甚至多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需要靠跨国合作研究。各国学者对本国的体育文化最为了解，但对本国体育文化的某些弊端却往往不知“庐山真面目”，而异国学者却能清楚地看出这些弊端。跨国之间的合作研究可以做到优势互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式。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对跨国合作感兴趣，这种合作研究方式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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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OSHIOSAEKI.Thecharacteristicsofsociologicalresearchonsport[J].IntRevSocSport,1990,25(2):109-123.

社会学范文篇6

【关键词】根本观点/具体论断/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维护建设型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

【正文】

20年前，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从英国寄回一篇题为《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长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报用整整一版加以发表。18年前，我从英国回来后，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发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诞辰185周年的今天，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在本学科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同时，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者也有必要对自己过去发表的观点进行回顾和审视。我想用这种方式纪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科学巨匠”马克思。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同时，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们是针对何种具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和“教条论”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这种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就是这种丰富发展的典范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

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以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到“社会和谐”等问题上。

(一)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在旧中国，不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战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压迫剥削工农大众、侵犯他们利益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就不能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这样做了，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丰功伟绩。

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在坚持“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才能革好命，执好政。但是革命的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而执政的条件却一般是相对舒适的。这时一些执政党的党员容易忘记为人民服务，容易忽视坚持“三个代表”。只有那些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的党员，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为党争光。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中“为民”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在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也即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在如何为民上同样是有区别的。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革命惯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既使我们看到了“执政为民”的经验，也使我们尝到了“革命惯性”的恶果。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问题”之乱，而返“执政为民”之正。正式提出“执政为民”，并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和创新。

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包括：从目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破坏和推翻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制度，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必然强调斗争，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激化；执政则主张安定和社会和谐，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切矛盾，总是全力去缓和化解，通过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要解决的难点上说，革命主要是军事上的难，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难；执政则是建设的难，是如何协调社会利益的难。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可以讲，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坚持“执政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必将毁于自己手中。因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党的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执政为民”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革命不同的执政地位的自觉，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为民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是突破“革命惯性”的一种创新。

(二)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stratum)是个大概念，而阶级(class)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

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stratification)的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概念。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说分层或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哪一种理解，都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阶层范畴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

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首先，由于“”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阶级成为一个火药味很浓的概念，即使到现在，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放，就会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资金到不了位。这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其次，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职业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来加以划分，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应该逐步淡化阶级概念，才能逐步减缓社会张力，增加社会的整合力。总之，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社会学范文篇7

1健康模式转变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的作者简介：冯显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这种变化称为健康模式转变。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经历这样一种转变过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转变”这一术语，把人们对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认识，从生物学因素扩展到社会、经济及心理学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转变”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行为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模式转变是由人口转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模式转变还会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健康模式转变包括人口模式转变、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3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模式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的转变。人口构成趋向老年化，医学敏感人群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40％上升到60％，将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模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伴随着人口模式的转变，人群死亡年龄构成变化导致了死因谱的变化，被称为“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导致流行病学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导致疾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变；②由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绝对上升。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传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外，职业危险因素等的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与行为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流行，导致不同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改变。

2健康生活方式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汉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机会所选择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的理论说起。在(EconomyandSociety)这本著作中，Weber在论述“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时，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不同阶层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Weber将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差异上，他指出，阶级是基于经济的划分，“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经济上制造着不合理的消费条件”引。Weber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对其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础。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人与消费资料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体当中的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还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机会”来解释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生活方式，必须有资金、地位、权利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及中层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更大。但Weber也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阶层。Featherstone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中。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适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观点对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了Weber以后的研究进展。从Weber到Cockerham逐步发展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其基本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概括如下6点。@Weber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Weber认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费什么而不是生产什么，当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获得健康时，人们的活动目标最终就是一种消费性活动，即人们努力获得健康来达到延长寿命、享受生活和继续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选择取决于个体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经济环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层及中层的特点，但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界限影响到全社会的潜力。⑤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会阶层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它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社会阶层与健康

社会阶层是由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确定，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从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3个因素分别来看，它们都对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它们之问还存在着相互影响。收入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能力、生存条件、生活水平、营养和医疗保健状况等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是决定人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明显。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生活压力、心理影响等，对人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健康状况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改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通常有较多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安全的居住环境、购买有营养的食物，更有条件投资于健康。职业地位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活动范围和性质、工作压力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的情况，决定了相关的收入水平。不同的职业类型所接触到的职业健康危险因素和相关的工作压力是不同的。职业场所和组织机构、管理方式及人事关系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职业地位的差异不仅与健康危险因素有密切联系，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压力，决定着人们能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医疗保健和维护自身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对人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价值观等有直接影响，并且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受教育程度代表着人们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影响人们健康的最大因素。教育还能提高人们获取和了解健康资讯的能力，帮助人们保持或改善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相关知识，更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优点和预防保健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他们采取健康行为，降低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当发生了健康问题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社会阶层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群健康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同一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不同，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要好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阶层影响人们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低社会阶层的人和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很多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们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去就医。例如，我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将调查对象按收入水平分为5个收入组，结果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间的卫生服务利用差异明显，未就诊率、未住院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由于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患者比例达70．0％；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较大。此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并不是低社会阶层的人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唯一原、因，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和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低社会阶层的人本身就不如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平等分配的结果。1999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RichardW．Wilkinson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人口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作了权威性的论述。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研究中心的JaneDixon在为该书写的评论中指出，人群之间健康的差异是由于社会特征的差异，而不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健康梯度不单独是一个贫困问题，穷人健康状况不佳，健康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分层结构问题。总的来说，健康不决定社会地位，是社会地位决定了健康。Wiliam．C．Cockerham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如果社会阶层差异减小，人群的总体死亡率也将会下降。为了考察这一假设，Cockerham从Wilkinson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的证据。Wilkinson回顾了多项国际性研究后发现，一个社会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愈平等，该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就愈高；在每一个处于向高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财富增长了，健康水平却没有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该国家人口中社会地位和经济享有的公平程度；如果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这个国家总体上健康状况比较好，但社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健康不公平性。如果上述差距明显减小，社会中的健康不公平性也会显著降低Ⅲ。社会阶层与健康的研究，有助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中各种因素与健康或疾病的关系，有助于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阶层差异和改善高危人群的健康问题，对完善医疗卫生和保健政策，提高健康的公平性和人群的健康水平等都有重要意义。

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

健康的决定因素复杂多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将除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遗传等因素以外，由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统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作为人们的社会环境特征，作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社会条件，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权力和财富的不同地位。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行为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不同，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总体健康状况比社会阶层较高者差。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往往患不同的疾病，社会阶层越低的人期望寿命越短，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最有害于健康。健康不平等是由社会造成的人群总体健康差异和不公正。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认为，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关系到政治权利问题，健康的不平等与人的权利不平等相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健康公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认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以往的卫生政策模型只考虑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重视健康损益背后的社会性机制。

健康决定因素的社会本质表明，政府不仅仅要关注特定公共卫生问题对人群造成的危害，还必须主导维护国民健康的社会性政策措施，从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入手，把实现健康公平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健康公平是从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地理的角度定义的人群健康公平和无差异状态，是政府政策选择的伦理基础，政府和有关机构应该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关注点，建立健康公平的政策行动框架，降低健康不平等，实现健康公平。正如MichaelH．Merson所说，健康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相联系并以社会公平性为支撑的领域，“政府在其中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关键作用。首先，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如就业、住房和污染控制等。其次，政府提供特定的计划和服务，特别是针对最需要的人，保证他们平等地享有正当权利和健康状况。

5健康权与政府责任理论

社会学范文篇8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同时，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们是针对何种具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和“教条论”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这种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就是这种丰富发展的典范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

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以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

”到“社会和谐”等问题上。

(一)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在旧中国，不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战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压迫剥削工农大众、侵犯他们利益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就不能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这样做了，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丰功伟绩。

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在坚持“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才能革好命，执好政。但是革命的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而执政的条件却一般是相对舒适的。这时一些执政党的党员容易忘记为人民服务，容易忽视坚持“三个代表”。只有那些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的党员，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为党争光。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中“为民”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在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也即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在如何为民上同样是有区别的。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革命惯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既使我们看到了“执政为民”的经验，也使我们尝到了“革命惯性”的恶果。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问题”之乱，而返“执政为民”之正。正式提出“执政为民”，并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和创新。

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包括：从目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破坏和推翻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制度，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必然强调斗争，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激化；执政则主张安定和社会和谐，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切矛盾，总是全力去缓和化解，通过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要解决的难点上说，革命主要是军事上的难，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难；执政则是建设的难，是如何协调社会利益的难。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可以讲，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坚持“执政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必将毁于自己手中。因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党的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执政为民”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革命不同的执政地位的自觉，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为民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是突破“革命惯性”的一种创新。

(二)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stratum)是个大概念，而阶级(class)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

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stratification)的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概念。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说分层或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哪一种理解，都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阶层范畴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

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首先，由于“”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阶级成为一个火药味很浓的概念，即使到现在，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就会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资金到不了位。这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其次，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职业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来加以划分，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应该逐步淡化阶级概念，才能逐步减缓社会张力，增加社会的整合力。总之，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社会学范文篇9

1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

1.1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活态保护“活态遗产”指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的生产方式,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3]。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是农业的发展趋势,农村工商业的繁荣令农民眼花缭乱。而农业文化遗产中传统的生产方式虽具有生态、文化等多方效益,但这对于当地农民的生计需求来说,却显得层次过高。当地农民希望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家庭收入。农民的发展需求与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一矛盾,农民才有可能作为遗产的参与者和保护者,保持并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于此,生态旅游这个字眼进入了遗产保护专家们的视野。

1.2生态旅游使遗产保护与农民生计统一起来生态旅游是一种能够解决遗产保护和农民发展矛盾的模式。生态旅游的概念在1983年被首次提出,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人们将它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便是一个创新之举。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将游客人数限定在环境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旅游者亲自参与其中,领会生态旅游的奥秘;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4]。一方面,生态旅游的特征与遗产地所要求的保护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农户能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益,又满足了农户生计和地区发展的需求。因此,生态旅游应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的方向[4]。从实施情况上看,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后,青田的龙现村吸引了大批前来参观的游客,旅游业年收入已达到200多万元[2]。这是生态旅游模式给遗产地农民的馈赠。

1.3农业文化遗产的共享性和旅游价值《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缔约国责任包括“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等5项内容[2]。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知,它的价值体现在展示与传承之中。因此,遗产保护组织和个人不应筑起高墙守卫遗产,而当开门迎客展示遗产,这是保护遗产的必要之举。另外,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珍贵的资源,本身具有丰富的旅游价值。例如,稻鱼共生系统中蕴涵着多种旅游资源,如山水景观、农耕文化源、田鱼文化、华侨文化、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村落旅游资源[5]。依托这些文化资源,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产品,为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可能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生态旅游成为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旅游保护遗产的方式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并改善之,是当前遗产保护的要务所在。以下,笔者将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将农业文化遗产地分为文化外延和文化内涵两类进行论述,文化外延指的是农业景观、生产系统、仪式、手工艺、饮食等外显性的遗产,文化内涵则指遗产中蕴涵的生态观、和谐理念、乡村传统美德等。

2.1文化外延商品化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和利益最大化。人们打出生态旅游的招牌,并镶上了保护环境的金边,但实质上仍然没有逃出“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理论宿命。人类学家Greenwood曾说过:“旅游业只不过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实包装连同其他资源一起拿去出售,在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业正对人类施加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6]。以旅游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人们易受利润驱动对文化遗产进行浅表开发,旅游产品倾向于有吸引力、易于获利的文化内容。一些手工艺、仪式和典礼等文化艺术会被故意渲染或简缩,以现代商业形式包装起来,将其舞台化、程序化,成为旅游者可消费的商品,这就造成了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6]。例如,青田鱼灯舞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舞蹈,它高度集中了民间舞蹈艺术、民间音乐艺术和民间手工制作技艺,观赏鱼灯舞是旅游区重点推出的一项特色活动;青田鱼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光环的照耀下,也成了非比寻常的鱼类,田鱼宴的推出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杀手锏。歌舞、饮食本为当地人淳朴的情感表达和生活方式,却为迎合游客的品味和需求,在旅游经济的大潮中被包装、被表演,渐渐演变成“为市场而生的宠儿”。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文化很可能作为一种商品被打包卖掉,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值得为人们所重视的。

2.2文化内涵异质化灯舞的绚丽夺目和田鱼对味蕾的刺激成为每位游客对青田的深刻记忆,而将稻鱼共生系统本身所蕴涵的生态观、和谐理念这些“没有趣味”和较为内化的东西抛忘于脑后,尽管这些恰恰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和本质内涵。旅游经济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纷繁多样的旅游产品的产出,同时又悄然无声地将其中的“文化内涵”置于无人问津的犄角旮旯。如此发展下去,可能导致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成为徒有光鲜外表的“空壳”,它的内涵则在旅游经济活动的冲击之下全然变质。另外,随着遗产地旅游的发展,旅游经济和游客文化共同对遗产地脆弱的文化系统发起猛烈冲击。一方面,在龙现村周边,饮食、交通、纪念品出售等一系列的经济服务越来越多,村民们纷纷置身于低成本高效率的旅游经济大潮中。长此以往,宁静和谐的村庄文化、淳厚朴实的民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吵闹喧嚣的旅游景区,浮躁的游览基地。另一方面,外来游客大多来自城市,属于文化强势地区,他们的进入会对属于文化弱势地区的居民起到一种“示范效应”,从而使乡村的弱势文化向城市的强势文化靠拢[7]。可能导致乡村文化的“可口可乐化”,对遗产文化内涵的存续存在巨大的威胁。

2.3主体缺失的危机青田县是一个侨乡,20多万人在海外谋生。遗产项目所在的龙现村中,绝大多数农户均有家人在海外打工,务工收入是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经学者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于农家旅游接待不感兴趣,旅游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不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性,相反他们认为安宁的生活会受到打扰[8]。由此观之,遗产保护工作中,即便专家学者做了周详完善的规划,没有当地农民这个“活体”的参与,所有的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正如DonaldGetz[9]所言,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控制度都是最低的,而“活生生”的地方文化是以社区高度控制和赞同为基础的。社区的高度参与和旅游者追求“真实性”是旅游市场成熟的标志和走向。中国云南的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之所以独具魅力,关键在于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活”的古城文化。可如今蜂拥而至的游客挤走了越来越多的纳西人,传统真实的生活方式、居住活动正在被功利的、庸俗的商业活动、旅游文化所取代,“居民的古城正慢慢地蜕变为“游客的古城”[9]。当地社区成员既是被保护的“活体”遗产,也是保护遗产的主力军。如果不加以干预和控制,遗产主体的缺失和转移将会成为发展旅游给遗产地带来的致命威胁。生态旅游中倡导的控制游客数量是缓解这一危机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激发村民保护遗产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在今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避免丽江古城的悲剧重演。

3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建议

3.1保护理念的转变若要更有效地利用旅游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应及时转变保护理念,即秉持“大遗产地”的观念进行保护。大、小农业文化遗产的区分来源于苑利[10],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农业的景观和系统,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传统工艺技术、表演艺术本身都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都应该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只包括农业景观和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为“小遗产”,而包括了农业景观和系统及其衍生出的所有文化现象的则为“大遗产”[10]。正如成升魁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所谈,要在保护中体现“大遗产地”的思想,而不是将其与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包含的人文现象分割开来,这是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前提[11]。稻鱼共生系统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它不仅包括稻田这一农业景观和种稻、养鱼的传统生产系统,还包括人们对“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生态观、对稻神的敬畏、乡村的传统美德等内容。因此,遗产保护工作者仅把保护的眼光限定于表层的农业景观和生产系统,这是极其片面和狭窄的理念;只有重视对遗产的文化内涵、遗产地周边人文环境的保护,这样才能保证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原真性。

社会学范文篇10

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化，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许多特殊的质素。起初，领导人是自发产生的；他们的作用仅仅是附属性的，也不领取薪给。然而很快他们便成了职业领袖，正是在这一阶段，领袖群体变得稳定而且不可动摇。

看来，对寡头现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寡头统治起源于政党领袖在他们生活经历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寡头统治还建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本身的心理的东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为基础。这是每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联合为实现自身团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政治党派（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真可谓受压迫者正是应该接受压迫的。对大众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始终是一个谜。社会主义者经常真诚地相信，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比起原来的政治精英将能够更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特别是德语世界的工人阶级始终不渝地认为，领袖是大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由虚假的解释所制造的幻觉，它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罢了。阿尔丰斯·道德特（AlphonseDaudet）对这种现代的堂吉珂德主义者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坚守Tarascon勇敢的指挥官（brav`commandant）布拉维达（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轮火红的太阳时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到过上海，并经历了各种各样充满英雄色彩的冒险活动。[1]无独有偶，现代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智识上优于大众的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的影响，最终使自己相信，通过蜂拥去投票站投票，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事务委托给代表，就可以保证自己直接参与的权利。

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对组织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组织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甚或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民主和革命政党中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放在现在和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虽然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inabstracto），大众决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毋宁是要讨论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说的，要么是由于视而不见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认地向前推进，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无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现出贵族统治的某些特征这一事实。[3]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导致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主义与对未来带有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混为一谈。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大众的智识状况必然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并不否认提高人类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对政治领袖和哲学家赖以推行他们社会重建计划的人类现实条件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人类能力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乐观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家们的专有特权。

与工会组织一样，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形式。它强烈反对任何对自己的结构或性质进行分析的企图，似乎这种分析无异于一种活体解剖。当科学发展到与他们所抱持那种先验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击。不过他们的这种自我防护实在软弱无力。在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虽然那些具有科学精神和真诚信念的人无法否认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中寡头化倾向这一显见的事实，但他们仍竭力将这种倾向解释为大众精神上的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所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运动还未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以肯定的口吻向我们宣称，大众仍受到寡头统治的毒害，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奴隶体制下，他们始终是被压迫的对象，从未享受到个人的自主。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将会使大众摆脱这种毒害，使他们具有实现自治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他们认为，只要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就能够保证大众对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从而确保那些领袖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完全耦合。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违反科学的了。这种观点可以与尤·盖达（JulesGuesde）的观点相匹敌，盖达认为，既然基督教把上帝变成人，社会主义者将把人变成上帝。[4]这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Guesde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反科学的，

大众的这种事实上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一种将随着未来社会主义（aulendemaindusocialisme）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步趋于消失的暂时现象。相反，它导源于大众之所以成为大众的本质特性。正因为如此，即使将大众组织起来，他们仍然会在那些急待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手足无措——因为大众本身（perse）总是缺乏确定的目标，所以就需要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必要的引导。1850年，蒲鲁东在狱中写道：“人类需要被统治，这是肯定的。我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5]从本性上说，人作为个体注定要被领导，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功能分化和再分化，这种要求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说，社会群体不能没有领导。

沿着这一思路和以上科学判断，如果由此而推论说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旨在限制寡头集团（如国家、统治阶级、政党、等等）对个人所行使权力的范围的努力，那将是大错而特错的了。人类为发现一种社会秩序以图将人民主权观念真正付诸实践而不懈努力，如今放弃这种努力肯定是不明智的。正如笔者在本书开始时所说的，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指出新的路径。对历史经验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主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所以更多地强调这一方面似乎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将道德价值作为自身唯一的评判标准，从而使其能够辨别一切社会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寡头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考察民主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的前进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更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学趋势。

笔者并不想否认下列事实：即，一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由人们对民主的真诚信念而引发的），都在帮助削弱寡头化趋势方面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正是在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内部形成了某些与促使该政党诞生时相反的趋势。由于政党组织中各种成分复杂多样，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些趋势经常是促使暴政形成的原动力。我们也会发现，用波拿巴主义爆发户们的蛮横统治取代传统权力格局的墨守成规，并不能为这种寡头化趋势赋予任何道德上和伦理上的优越性。在历史上，为阻止寡头统治的产生，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果说曾经制定过限制领袖权力的法律，但逐渐式微的是这种法律，而不是领袖的权力。然而，有时民主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根除寡头统治，但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地得到抑制。维克多·康德拉（VictorConsidérant）在构建他的“民主—和平主义（democratico-pacificist）”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宣称，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下层阶级进行统治，而是以一个公民团体为中介，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组织和管理社会；他进一步指出，这一中介团体的数量规模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相应程度的增加。[6]后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实际上，激发和强化个人用以批评和进行控制的知识能力，不仅是工人运动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我们发现，民主肌体的日渐官僚化是怎样使这种批评和控制失去效力的。不过，就劳工运动的诸多理论前提来看，它能够促使某些具有自由精神的精英的诞生（这与领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或为原则、或为个人本能、或两者共同激发，渴望改变现有的权威基础。在个人信念或气质的促动下，他们时常就每一种人类制度不厌其烦地问“为什么？”如今，人们对自由的探究偏好（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文明社会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将随着大众经济地位的改善和趋于稳定、以及他们更有成效地享受文明的福祉而逐步得到强化。更广泛的教育将提高人们进行控制的能力。在那些有着较好生活条件的人群当中，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权威尽管仍然相当广泛，但它并不象在穷人当中那样不受限制。难道我们连这一点也看不到吗？作为大众的一部分，穷人在他们的领袖面前只能是软弱无力，束手就擒。他们在智识上和文化上的劣势使他们不可能理解领导人的行踪，或者提前把握他们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社会教育承担的重任就是：提高大众的智识水平，以便他们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遏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寡头化倾向。

鉴于大众长期的无能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个调节性原理：

1、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于批评和控制；

2、与民主相反而且强有力的趋向则倾向于形成空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政党组织，这种组织日益建立在少数人的统治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