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宪法范文10篇

社会宪法范文篇1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2、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3、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

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宪法范文篇2

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检讨

中国宪法学所理解的宪法稳定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稳定性，指的是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

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宪法形式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即认为宪法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稳定性，故宪法的稳定性就是指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亦有学者将宪法的稳定性表述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①这种基于宪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关宪法稳定性的认识，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揭示出宪法稳定性的实质，基于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而追求的所谓宪法稳定性也只能是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追求的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并不一定是宪法的真正稳定。从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徒具形式稳定的宪法，不能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往往没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作用。

其次，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不能解释和描述一个国家现实的宪法状况。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虽然宪法典是宪法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宪法规范往往还以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等形式存在。即使宪法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变动或进行较大修改，也不能说明宪法是稳定的，也许宪法是以制定和修改宪法性法律与创设宪法惯例的形式在变化。因此，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即使是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也不能对其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客观描述。对不成文宪法国家而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在逻辑上将不成文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排斥在其解释体系之外。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作为一种解释宪法稳定性的观点，缺乏对不成文宪法稳定性的说明，既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更不能对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解释。

最后，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排斥宪法修改，更确切地说是排斥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宪法修改是对宪法进行变更的法定方式，宪法一般规定了较为严格的修改程序。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宪法应被视为是实现宪法的途径和完善宪法的方式，而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实际上把宪法的稳定性同宪法修改以及由宪法修改所体现的宪法自身完善与发展对立起来了。虽然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从宪法稳定的相对性出发，可以从理论上为宪法修改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上的宪法稳定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不能揭示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间的必然联系。同时，基于形式上宪法稳定的相对性而可能允许存在的宪法修改也不一定就是反映宪法发展和完善宪法的那种宪法修改。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所言的宪法稳定的相对性没有找到和指明标志宪法发展的参照系。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只有作为实质意义宪法稳定的表现时才有意义。

二、实质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探讨

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不足，表明有必要探讨满足转型社会及其宪法发展需要的宪法稳定观。这种宪法稳定观必须一方面能在吸收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合理性的同时较好克服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的理论缺陷，另一方面具有防止和消弭社会转型时期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的实践功能。从宪法史上几次成功地化解宪法危机的情形来看，大多是“牺牲”宪法形式上的某些尊严，吸纳或承认反映新时代的政治方略，在实质上发展宪法，从而使宪法和宪法监督机关渡过危机。②不拘泥于宪法的形式，而从宪法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看，所谓实质意义的宪法稳定性可以表述为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这是因为：第一，从宪法的产生来看，宪法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第二，宪法规则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之中，以法的形式存在的宪法，是通过制宪、修宪等形式表达的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之中的宪法规则；第三，宪法的意义和生命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调控，而其基础和前提是宪法能否反映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宪法规则；第四，只有将宪法的稳定性理解为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才能较好地认识宪法。这样的宪法稳定观提供了认识宪法的参照系，即宪法的稳定与否，不是从宪法本身来理解，也不是从一部宪法与其他宪法在是否修改方面的比较来下结论，而应在宪法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关系中去理解。

实质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表明，无论宪法是否有过修改，甚至是否有过较大的修改，只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就应被视为是稳定的。反之，宪法不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即使不修改也不是稳定的。因此，判断宪法稳定性的依据不是宪法条文有无变动，也不是宪法是否有较大的修改，而是宪法是否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适时、适当地变化。这样理解宪法稳定性的主要意义在于：

第一，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动态性，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宪法在随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通过本身的变化来保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某种程度的平衡。宪法既不超前于社会，使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虚置，又不滞后于社会，使其精神、原则、规范为社会所抛弃。

第二，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协调性，即宪法通过修改等形式达成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协调以及自身内部的协调，从而与社会相适应并保持稳定。就前者而言，宪法实现稳定的具体机制是：（1）通过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吸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因素；（2）通过体现在宪法中的目的性和价值追求，引导宪法主体的行为，调整基本社会关系，使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宪法体制内发展变化。就后者而言，宪法实现稳定的具体机制是：（1）在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等内部构成要素间进行协调，避免冲突，使宪法内部结构和谐，保证宪法与社会整体性适应；（2）宪法内部构成

要素的协调与和谐同时要求作为宪法形式构成要素的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往往以宪法典为核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达成宪法形式上的稳定；（3）在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上，要求协调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防止某一社会关系在宪法上超前或滞后于其他社会关系。

第三，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相对性。梅因曾指出：“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③梅因的见解表明：法律的稳定是与社会发展相对的。宪法稳定性相对的是宪法赖以依存并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它既不是相对同一法律体系的其他法律，也不是其他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什么宪法、宪章。当然，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也是相对的，宪法不可能绝对地、每时每刻地处于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变化而变化之中。

第四，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连续性，即宪法稳定性是宪法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内在必然的关联性。无论宪法以何种形式适应社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具有连续性，这是实质意义宪法稳定性的一个重要要求和表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演变是具有规律性的历史过程，宪法稳定的连续性，正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

综上所述，以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为本质，以动态平衡性、协调性、相对性和连续性为特点的实质意义宪法稳定观，具有克服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不足的意义，并能以较现实的立场指导我国转型社会的宪法修改实践。

注释：

①现有的宪法学教科书大都持这种见解。

社会宪法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宪法学，社会，价值，体系

一。宪法现象与宪法学

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产生、存在与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学首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宪法学性质决定了宪法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同时直接体现宪法学体系的完整性。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存在的基础，客观上反映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与基本特征。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宪法调整而形成的社会现象都可纳入到宪法学研究范围。宪法现象通常具有四个要素，即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与宪法秩序。通过宪法规范的功能形成人类社会的宪法制度，而宪法制度的运行需要社会主体对宪法的理解与信任，最后通过各种社会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谐而稳定的宪法秩序。

宪法现象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事实与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运用综合性的知识给予解释和说明。由于知识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各国宪法学都面临着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释宪法现象的体系问题。宪法现象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不断更新宪法研究方法的客观必要性。在解释宪法现象时，学术界经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种是从宪法看社会，另一种是从社会看宪法。按照第一种思路，人们习惯于在宪法规范中体验其宪法的价值，并把主观的宪法价值落实到客观的宪法世界中，主要依赖于对宪法的规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可能限制人们观察宪法问题的思维空间，以过于实证主义化的眼光分析多样化的宪法问题。按照第二种思路，人们有利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宪法价值，具有丰富的评价宪法现象的资源与方法，提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宪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种思考方式客观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会现实的价值代替宪法规范性价值，无法有效地维护宪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样在宪法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针对宪法问题存在的特点，学者们努力在宏观上建立宪法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同时，也要通过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丰富解释宪法现象的方法。如在宪法实践中已发挥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心理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经济学等学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同时也是整个宪法学体系的发展。[2]宪法学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主要由本体论与方法论组成，而方法论是评价宪法学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宪法社会学在学科性质与功能体系上，能够满足宪法现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为人们从社会角度客观地分析宪法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宪法社会学的目标

宪法社会学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宪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原理。宪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但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学说早已存在。如18世纪中叶出版的杜克的《宪法与社会》是运用法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宪法学研究思路的转型。在法国，列恩杜基在《宪法概论》一书中从社会连带意识中寻求宪法正当性的根据，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宪法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在日本，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宪法》中最早以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并以宪法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提出了比较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当然，当时的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释学方法，但毕竟提出了以社会为基础分析宪法的思路，使宪法的存在获得社会的评价体系。宫泽俊义教授吸取了法国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严格地区分了法的科学与法的实践的界限，广泛采用了历史科学的方法。在二战以前的宪法社会学研究中铃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论贡献是比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会学的刊物《法社会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系统的宪法社会学论文，正式确立了宪法社会学的概念。

宪法社会学的目标是科学地认识宪法现象，体现科学主义的精神。宪法社会学的科学性既表现为接近宪法现象的基本态度，同时表现为认识方法的合理选择。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中，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有助于人们客观地分析多样化的宪法现象。在分析规范、现实、价值、事实等各种关系中，宪法社会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标与规则，丰富了宪法世界。因此，有的学者把宪法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的宪法学”或者“社会学的接近方法”。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宪法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一门学科，[4]其知识体系的基本任务是：把宪法作为一个社会变动过程来认识，实证地研究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宪法关系、宪法运动等宪法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经验性科学。

因此，从经验的角度看，宪法社会学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宪法社会学概念强调宪法现象与社会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突出宪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二是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下，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与作为规范科学的宪法学能够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三是宪法社会学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具有历史性；四是宪法社会学概念的核心是宪法的实践功能，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评价体系发挥其学术影响力。

三。宪法社会学的功能

宪法社会学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起着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的功能。

首先，宪法社会学为客观地理解宪法学研究对象提供了知识与方法。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不仅指宪法典，而且包括现实的宪法制度与具体运作过程。宪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受宪法制度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社会变迁与时展的制约。在不同的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从现代各国宪法学发展情况看，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与具体标准体现了时代特征。如日本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意识、宪法规范、依据宪法建立的宪法制度；法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政治权力、国家、宪法体制、民主主义制度等，有关政治制度部分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美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中宪法判例与现实宪法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宪法学研究中宪法规范的实证性研究与宪法的现实运作过程成为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不同社会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宪法社会学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宪法与社会互动中观察宪法现象。

其次，宪法社会学是建立与发展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的学理基础。在宪法学知识和方法论体系中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反映了解决宪法问题的基本方法与体系，成为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从狭义上讲，宪法学始于宪法解释，同时也终于宪法解释，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过程与程序，并通过宪法政策（学）展示了对理念的关怀与学术生命力。离开宪

法社会学所提供的思维与思想资源，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会遇到理论或方法上的障碍。[5]宪法社会学对宪法解释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从宪法社会学角度分析宪法解释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扩大解释学的社会基础；

（2）宪法社会学为不同形式的宪法解释提供各种知识与社会经验基础；

（3）有助于建立宪法解释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信息化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4）有助于克服宪法解释学在知识整合方面可能出现的过于技术性和实证分析的局限性，扩大解释者的视野，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

（5）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的宪法解释学为解释者提供解释方式的多样性，使人们获得接近宪法现象的更丰富的途径；

（6）宪法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宪法解释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建立本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宪法社会学在宪法政策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宪法政策学的发展依赖于宪法社会学知识、规则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包含着一切宪法问题，有的是宪法典中规定的，有的是与宪法典有关的，有的是宪法典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宪法问题，宪法学所面对的宪法问题是综合性的，由此决定宪法学本身具有“综合性科学”的属性。宪法政策（学）是为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为宪法制定与修改指明方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它提供了依据宪法价值评价与认识宪法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宪法社会学对宪法政策（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宪法政策以宪法问题为对象，而宪法问题则来自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背景；

（2）宪法社会学知识对宪法制定与修改目标与过程提供广泛的影响；

（3）宪法社会学所追求的知识的科学性对宪法政策的制定与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4）宪法政策学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一种体系和综合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宪法社会学的经验与理性。宪法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宪法政策论与宪法社会学知识处于相互补充与互换的关系之中。

第三，宪法社会学有助于协调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宪法问题的解释与认识达到客观与理性。在宪法学方法体系中，解释学发挥特殊的功能，但解释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解释方法的性质等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在宪法实践中合理地平衡宪法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强化解释活动的客观性。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有严格区分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互换的广泛空间。解释的过程就是发现价值，形成价值秩序的过程，至于解释的客观性的维护则取决于解释者的判断与意志。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之间的界限，而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中规范与现实之间协调的条件。如在纯粹法学的影响下，宪法学界形成了“解释―科学”两元论的体系，把实践活动理解为“法解释”，把理论解释为“法科学”，人为地割裂了认识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宪法社会学方法的产生一方面提供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价值互换的认识工具，另一方面推动了宪法价值向社会现实转化，提高了宪法规范的有效性。

再次，宪法社会学为各种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起着纽带与平台的作用。在宪法学与法学内部各种知识之间、宪法学内部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学科共同体中宪法学才能得到发展。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宪法学专业性价值的丧失，也并不意味着宪法学要成为大众化的科学。以宪法价值为核心建立的各种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丰富宪法学研究方法，强化宪法学的解决宪法问题的能力。

四。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

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的，体现了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包括一般理论、宪法动态过程与宪法评价等部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研究宪法动态过程，建立宪法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由于各国宪法学面临的宪法问题不同，宪法社会学研究内容与范围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日本学者上野裕久教授的《宪法社会学》一书的基本框架是：宪法社会学导论、宪法制定过程、宪法变动与宪法功能等。在宪法社会学导论中作者主要探讨了宪法社会学性质、课题与方法等基本范畴问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重点探讨了特定社会背景下宪法产生的具体过程。在宪法变动过程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变动的形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

从目前宪法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与研究成果看，其基本框架包括如下内容：

（1）宪法产生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宪法——国家—社会是揭示宪法社会学逻辑基础的基本依据；

（2）对不同国家宪法制定和修改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是宪法社会学的历史基础。在说明国家权力与制宪权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影响制宪过程的事实、制宪者思想、制宪模式等因素；

（3）宪法实施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宪法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分析宪法动态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有助于转变宪法实施问题的观念，确立宪法价值现实化的规则；

（4）违宪问题的系统研究。违宪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应从社会的眼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违宪责任、违宪主体、违宪制裁与程序等；

（5）宪法意识的研究。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中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

（6）宪法功能综合研究。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建立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国际宪法相统一的功能体系；

（7）宪法功能评价指标与体系问题。宪法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对宪法功能的评价问题，要求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

（8）国际化时代宪法价值观的演变与功能问题的综合研究；

（9）宪法学统计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10）宪法学教育方法与形式问题的研究。

概括地讲，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法运行过程的动态分析为基本内容，以宪法的社会效果为评价体系的动态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宪法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发展趋势。

五。宪法社会学方法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宪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的开发与运用是宪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宪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具体研究方法有功能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价值分析与判例分析等。不同形式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宪法社会学既构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同时也起到整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如综合分析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宪法现象时，从综合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质的宪法制度，确立综

合的研究思维，在统一的知识结构中合理地运用宪法学知识。功能分析法侧重于宪法发挥社会效果的分析，要求研究者从动态中把握宪法发展规律。价值分析法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宪法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过程，是对宪法实践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方法。

在宪法学研究中大力引进宪法社会学方法是宪法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更新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以保证宪法现象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我们虽强调了研究方法转型的必要性，但始终没有在方法论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性，没有形成方法论上的学术共识，缺乏遵循方法论规则的学术自觉。由于方法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冲突，人们难以以成熟的宪法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无法准确地把握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比如，在宪法学教学中，我们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宪法的理论与方法，但这些理论与经验的社会正当性基础与适应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的严格验证。对宪法与宪政、宪法分类、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与原则、基本权利的分类、宪法公共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宪法与主权、人权第三者效力、宪法与民族等基本宪法理论问题上，有时我们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是不完整的，往往满足于制度或规范的分析，未能从宪法现象存在的特殊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寻找原因。

实际上，影响宪法制度发展与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运用制度的人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社会的力”始终是影响宪法发展的重要背景。社会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宪法体制的多样性，同时形成了多样化的宪法理论。人类的宪政历史告诉我们，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并不否定各国实现宪政理想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是宪政所具有的道德品德。因此，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向民众说明宪政生活的特色与多样性是必要的，不应片面强调文化与生活的一致性，更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生活的个性为代价，保持所谓的普遍性价值。

在宪法社会学理论看来，宪法现象的分析是在一种体系和规范中进行的，宪法所体现的是规范价值与生活方式，规范宪法与现实宪法之间的合理平衡仍然在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空间内实现。如采用宪法社会学方法，可以寻找实现宪法规范的社会基础与力量，建立评价宪法发展的综合体系，即以宪法学者的理论研究、宪法问题判断者的智慧、宪法教育的形式、公众的宪法意识与社会的宪法支持等为基础建立宪法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机作用构成推动宪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宪法社会学是以“体系分析”为基本框架的“体系理论”，承担着对宪法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任务。对已建立的宪法体系的合理解释、宪法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实证分析、宪法运行动力的发现等都需要宪法社会学的思维与方法的积极运用。在宪法社会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宪法裁判功能的分析基本上依赖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信息与方法，甚至对宪法解释者判断依据与具体背景也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宪法社会学接近宪法现象的理论思维是“原因——结果”的方式，即透过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说明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并以宪法价值评价其社会效果。当人们发现产生某种宪法现象的原因时，可以根据已提供的经验，得出某种结论。如果人们所发现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时，我们应在原因或结果中寻找相互联系性，对其性质进行合理的判断。如前所述，宪法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一种原因有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也会出现原因与结果之间冲突的后果。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合理平衡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共同体对宪法价值观的普遍认可；良好的宪法文本的存在（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的存在；健全的宪法教育等。规范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就说明维持平衡的某些条件受到了破坏，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分析和观察。我们需要运用宪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与具体经验，分析宪法实施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因素阻碍着宪法的实现等问题。

宪法社会学作为宪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乃是现代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尽管其内容与运用过程发生了变化，但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影响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规范研究方法并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价值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宪法问题的分析。但是，规范研究方法也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容易把价值问题绝对化。为了客观地分析宪法制度运作的规律与规则，有必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以推动宪法学成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或方法。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反映了现代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趋势，拓展了宪法社会学知识的运用范围。特别是经验性研究主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知识实现，如宪法社会学的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功能分析、定量分析等直接为宪法学的经验研究提供背景与认识工具。

六。结语

通过宪法学发展的思考与反思，宪法学界形成了下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宪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模式，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问题的许多新思路，并赋予宪法学新的形式与内容。作者认为，在我国，创新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大力加强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扩大宪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宪法发展经验，为宪法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经验与社会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宪法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哪一种方法，从基本发展趋势看，有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即把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使研究方法获得坚实的实践基础。目前，宪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时期，宪法学界要重视宪法社会学功能，需要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建构新的方法论体系。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小林直树对宪法学体系的分类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把宪法学分为广义宪法学和狭义宪法学。广义宪法学分为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又分为一般宪法学、宪法学理论、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比较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实用宪法学分为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

[3]铃木教授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和“科学的宪法学”概念，强调宪法学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

社会宪法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意识司法化调查实践宪法监督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宪法范文篇5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宪法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意识司法化调查实践宪法监督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

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宪法范文篇7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

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费善诚：《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03期；

社会宪法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宪法学，社会，价值，体系

一。宪法现象与宪法学

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产生、存在与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学首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宪法学性质决定了宪法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同时直接体现宪法学体系的完整性。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存在的基础，客观上反映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与基本特征。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宪法调整而形成的社会现象都可纳入到宪法学研究范围。宪法现象通常具有四个要素，即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与宪法秩序。通过宪法规范的功能形成人类社会的宪法制度，而宪法制度的运行需要社会主体对宪法的理解与信任，最后通过各种社会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谐而稳定的宪法秩序。

宪法现象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事实与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运用综合性的知识给予解释和说明。由于知识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各国宪法学都面临着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释宪法现象的体系问题。宪法现象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不断更新宪法研究方法的客观必要性。在解释宪法现象时，学术界经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种是从宪法看社会，另一种是从社会看宪法。按照第一种思路，人们习惯于在宪法规范中体验其宪法的价值，并把主观的宪法价值落实到客观的宪法世界中，主要依赖于对宪法的规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可能限制人们观察宪法问题的思维空间，以过于实证主义化的眼光分析多样化的宪法问题。按照第二种思路，人们有利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宪法价值，具有丰富的评价宪法现象的资源与方法，提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宪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种思考方式客观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会现实的价值代替宪法规范性价值，无法有效地维护宪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样在宪法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针对宪法问题存在的特点，学者们努力在宏观上建立宪法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同时，也要通过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丰富解释宪法现象的方法。如在宪法实践中已发挥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心理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经济学等学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同时也是整个宪法学体系的发展。[2]宪法学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主要由本体论与方法论组成，而方法论是评价宪法学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宪法社会学在学科性质与功能体系上，能够满足宪法现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为人们从社会角度客观地分析宪法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宪法社会学的目标

宪法社会学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宪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原理。宪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但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学说早已存在。如18世纪中叶出版的杜克的《宪法与社会》是运用法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宪法学研究思路的转型。在法国，列恩杜基在《宪法概论》一书中从社会连带意识中寻求宪法正当性的根据，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宪法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在日本，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宪法》中最早以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并以宪法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提出了比较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当然，当时的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释学方法，但毕竟提出了以社会为基础分析宪法的思路，使宪法的存在获得社会的评价体系。宫泽俊义教授吸取了法国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严格地区分了法的科学与法的实践的界限，广泛采用了历史科学的方法。在二战以前的宪法社会学研究中铃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论贡献是比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会学的刊物《法社会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系统的宪法社会学论文，正式确立了宪法社会学的概念。

宪法社会学的目标是科学地认识宪法现象，体现科学主义的精神。宪法社会学的科学性既表现为接近宪法现象的基本态度，同时表现为认识方法的合理选择。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中，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有助于人们客观地分析多样化的宪法现象。在分析规范、现实、价值、事实等各种关系中，宪法社会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标与规则，丰富了宪法世界。因此，有的学者把宪法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的宪法学”或者“社会学的接近方法”。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宪法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一门学科，[4]其知识体系的基本任务是：把宪法作为一个社会变动过程来认识，实证地研究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宪法关系、宪法运动等宪法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经验性科学。

因此，从经验的角度看，宪法社会学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宪法社会学概念强调宪法现象与社会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突出宪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二是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下，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与作为规范科学的宪法学能够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三是宪法社会学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具有历史性；四是宪法社会学概念的核心是宪法的实践功能，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评价体系发挥其学术影响力。

三。宪法社会学的功能

宪法社会学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起着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的功能。

首先，宪法社会学为客观地理解宪法学研究对象提供了知识与方法。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不仅指宪法典，而且包括现实的宪法制度与具体运作过程。宪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受宪法制度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社会变迁与时展的制约。在不同的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从现代各国宪法学发展情况看，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与具体标准体现了时代特征。如日本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意识、宪法规范、依据宪法建立的宪法制度；法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政治权力、国家、宪法体制、民主主义制度等，有关政治制度部分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美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中宪法判例与现实宪法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宪法学研究中宪法规范的实证性研究与宪法的现实运作过程成为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不同社会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宪法社会学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宪法与社会互动中观察宪法现象。

其次，宪法社会学是建立与发展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的学理基础。在宪法学知识和方法论体系中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反映了解决宪法问题的基本方法与体系，成为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从狭义上讲，宪法学始于宪法解释，同时也终于宪法解释，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过程与程序，并通过宪法政策（学）展示了对理念的关怀与学术生命力。离开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思维与思想资源，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会遇到理论或方法上的障碍。[5]宪法社会学对宪法解释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从宪法社会学角度分析宪法解释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扩大解释学的社会基础；

（2）宪法社会学为不同形式的宪法解释提供各种知识与社会经验基础；

（3）有助于建立宪法解释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信息化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4）有助于克服宪法解释学在知识整合方面可能出现的过于技术性和实证分析的局限性，扩大解释者的视野，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

（5）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的宪法解释学为解释者提供解释方式的多样性，使人们获得接近宪法现象的更丰富的途径；

（6）宪法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宪法解释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建立本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宪法社会学在宪法政策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宪法政策学的发展依赖于宪法社会学知识、规则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包含着一切宪法问题，有的是宪法典中规定的，有的是与宪法典有关的，有的是宪法典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宪法问题，宪法学所面对的宪法问题是综合性的，由此决定宪法学本身具有“综合性科学”的属性。宪法政策（学）是为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为宪法制定与修改指明方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它提供了依据宪法价值评价与认识宪法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宪法社会学对宪法政策（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宪法政策以宪法问题为对象，而宪法问题则来自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背景；

（2）宪法社会学知识对宪法制定与修改目标与过程提供广泛的影响；

（3）宪法社会学所追求的知识的科学性对宪法政策的制定与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4）宪法政策学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一种体系和综合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宪法社会学的经验与理性。宪法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宪法政策论与宪法社会学知识处于相互补充与互换的关系之中。

第三，宪法社会学有助于协调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宪法问题的解释与认识达到客观与理性。在宪法学方法体系中，解释学发挥特殊的功能，但解释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解释方法的性质等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在宪法实践中合理地平衡宪法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强化解释活动的客观性。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有严格区分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互换的广泛空间。解释的过程就是发现价值，形成价值秩序的过程，至于解释的客观性的维护则取决于解释者的判断与意志。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之间的界限，而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中规范与现实之间协调的条件。如在纯粹法学的影响下，宪法学界形成了“解释―科学”两元论的体系，把实践活动理解为“法解释”，把理论解释为“法科学”，人为地割裂了认识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宪法社会学方法的产生一方面提供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价值互换的认识工具，另一方面推动了宪法价值向社会现实转化，提高了宪法规范的有效性。

再次，宪法社会学为各种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起着纽带与平台的作用。在宪法学与法学内部各种知识之间、宪法学内部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学科共同体中宪法学才能得到发展。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宪法学专业性价值的丧失，也并不意味着宪法学要成为大众化的科学。以宪法价值为核心建立的各种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丰富宪法学研究方法，强化宪法学的解决宪法问题的能力。

四。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

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的，体现了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包括一般理论、宪法动态过程与宪法评价等部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研究宪法动态过程，建立宪法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由于各国宪法学面临的宪法问题不同，宪法社会学研究内容与范围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日本学者上野裕久教授的《宪法社会学》一书的基本框架是：宪法社会学导论、宪法制定过程、宪法变动与宪法功能等。在宪法社会学导论中作者主要探讨了宪法社会学性质、课题与方法等基本范畴问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重点探讨了特定社会背景下宪法产生的具体过程。在宪法变动过程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变动的形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

从目前宪法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与研究成果看，其基本框架包括如下内容：

（1）宪法产生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宪法——国家—社会是揭示宪法社会学逻辑基础的基本依据；

（2）对不同国家宪法制定和修改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是宪法社会学的历史基础。在说明国家权力与制宪权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影响制宪过程的事实、制宪者思想、制宪模式等因素；（3）宪法实施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宪法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分析宪法动态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有助于转变宪法实施问题的观念，确立宪法价值现实化的规则；

（4）违宪问题的系统研究。违宪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应从社会的眼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违宪责任、违宪主体、违宪制裁与程序等；

（5）宪法意识的研究。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中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

（6）宪法功能综合研究。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建立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国际宪法相统一的功能体系；

（7）宪法功能评价指标与体系问题。宪法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对宪法功能的评价问题，要求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

（8）国际化时代宪法价值观的演变与功能问题的综合研究；

（9）宪法学统计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10）宪法学教育方法与形式问题的研究。

概括地讲，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法运行过程的动态分析为基本内容，以宪法的社会效果为评价体系的动态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宪法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发展趋势。

五。宪法社会学方法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宪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的开发与运用是宪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宪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具体研究方法有功能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价值分析与判例分析等。不同形式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宪法社会学既构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同时也起到整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如综合分析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宪法现象时，从综合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质的宪法制度，确立综合的研究思维，在统一的知识结构中合理地运用宪法学知识。功能分析法侧重于宪法发挥社会效果的分析，要求研究者从动态中把握宪法发展规律。价值分析法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宪法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过程，是对宪法实践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方法。

在宪法学研究中大力引进宪法社会学方法是宪法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更新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以保证宪法现象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我们虽强调了研究方法转型的必要性，但始终没有在方法论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性，没有形成方法论上的学术共识，缺乏遵循方法论规则的学术自觉。由于方法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冲突，人们难以以成熟的宪法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无法准确地把握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比如，在宪法学教学中，我们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宪法的理论与方法，但这些理论与经验的社会正当性基础与适应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的严格验证。对宪法与宪政、宪法分类、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与原则、基本权利的分类、宪法公共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宪法与主权、人权第三者效力、宪法与民族等基本宪法理论问题上，有时我们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是不完整的，往往满足于制度或规范的分析，未能从宪法现象存在的特殊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寻找原因。

实际上，影响宪法制度发展与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运用制度的人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社会的力”始终是影响宪法发展的重要背景。社会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宪法体制的多样性，同时形成了多样化的宪法理论。人类的宪政历史告诉我们，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并不否定各国实现宪政理想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是宪政所具有的道德品德。因此，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向民众说明宪政生活的特色与多样性是必要的，不应片面强调文化与生活的一致性，更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生活的个性为代价，保持所谓的普遍性价值。

在宪法社会学理论看来，宪法现象的分析是在一种体系和规范中进行的，宪法所体现的是规范价值与生活方式，规范宪法与现实宪法之间的合理平衡仍然在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空间内实现。如采用宪法社会学方法，可以寻找实现宪法规范的社会基础与力量，建立评价宪法发展的综合体系，即以宪法学者的理论研究、宪法问题判断者的智慧、宪法教育的形式、公众的宪法意识与社会的宪法支持等为基础建立宪法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机作用构成推动宪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宪法社会学是以“体系分析”为基本框架的“体系理论”，承担着对宪法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任务。对已建立的宪法体系的合理解释、宪法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实证分析、宪法运行动力的发现等都需要宪法社会学的思维与方法的积极运用。在宪法社会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宪法裁判功能的分析基本上依赖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信息与方法，甚至对宪法解释者判断依据与具体背景也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宪法社会学接近宪法现象的理论思维是“原因——结果”的方式，即透过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说明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并以宪法价值评价其社会效果。当人们发现产生某种宪法现象的原因时，可以根据已提供的经验，得出某种结论。如果人们所发现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时，我们应在原因或结果中寻找相互联系性，对其性质进行合理的判断。如前所述，宪法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一种原因有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也会出现原因与结果之间冲突的后果。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合理平衡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共同体对宪法价值观的普遍认可；良好的宪法文本的存在（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的存在；健全的宪法教育等。规范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就说明维持平衡的某些条件受到了破坏，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分析和观察。我们需要运用宪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与具体经验，分析宪法实施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因素阻碍着宪法的实现等问题。

宪法社会学作为宪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乃是现代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尽管其内容与运用过程发生了变化，但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影响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规范研究方法并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价值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宪法问题的分析。但是，规范研究方法也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容易把价值问题绝对化。为了客观地分析宪法制度运作的规律与规则，有必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以推动宪法学成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或方法。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反映了现代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趋势，拓展了宪法社会学知识的运用范围。特别是经验性研究主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知识实现，如宪法社会学的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功能分析、定量分析等直接为宪法学的经验研究提供背景与认识工具。

六。结语

通过宪法学发展的思考与反思，宪法学界形成了下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宪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模式，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问题的许多新思路，并赋予宪法学新的形式与内容。作者认为，在我国，创新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大力加强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扩大宪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宪法发展经验，为宪法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经验与社会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宪法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哪一种方法，从基本发展趋势看，有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即把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使研究方法获得坚实的实践基础。目前，宪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时期，宪法学界要重视宪法社会学功能，需要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建构新的方法论体系。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小林直树对宪法学体系的分类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把宪法学分为广义宪法学和狭义宪法学。广义宪法学分为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又分为一般宪法学、宪法学理论、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比较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实用宪法学分为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

[3]铃木教授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和“科学的宪法学”概念，强调宪法学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

社会宪法范文篇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正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利益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面对社会转型，不同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也在扩大，社会公平问题便构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何种手段来保障社会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基本体现，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公平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公平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最为有效的途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完善宪法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内含公平于宪法之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宪法法律制度社会公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宪法意识的逐步加强，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公平是正义的基本体现，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公平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诉求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公平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最为有效的途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完善宪法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有的国家，政府强调公民机会的平等，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分配结果的平等，德拉帕斯说：“我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给每个人以机会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还能为他或她保留尊严。当一个人身处贫困时，他或她很难同时保持尊严，而政府或机构的帮助则能使其走出困境，有同等的机会融入社会。”①

笔者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作为一种旨在解决政治秩序问题的基本制度，宪法是在人类不断认识和运用根本法则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为了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更好地体现和捍卫人本和自由，遏制和杜绝不平等、不公正和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宪法要反映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各个地域、各利害相关人的利益诉求，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障。

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内含公平于宪法之中。比如，在经济范畴中，宪法要坚持市场公平，使市场主体的机会均等，平等交易和竞争以及竞争结果的对称性；在人际关系范畴中，宪法要坚持公民的平等地位和平等的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在政治体制范畴中，宪法要明确能够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保持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在伦理范畴中，宪法要规范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义”与“利”的统一，评价善与恶，是与非。

一、宪法的产生内含了公平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公平的感受和认识很不相同，但人们对公平的认识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公平的基本内涵：第一，公平以某种程度的平等为基础，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第二，这种平等反映了某种利益倾向；第三，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公平内涵的基本含义表明，公平是一种有条件的平等，这种平等有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保护自然的不均等，消除人为的不均等”②。用哈特的话讲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③。什么条件下的平等就是公平？这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主观认识，它表现为人们创造社会价值与享受社会价值应具有的对应性和均衡性，而且这种利益趋向，这种对应性的均衡性是已经为国家所认可，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1、公平和法律有内在联系，它们有共同的客观基础。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神圣化”的表现，只是它们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有所区别：公平表现为观念，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法律则表现为强制性明文规则。而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公平观具体化、明确化，就必然通过国家将自己的公平观念确定下来，形成为法律。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法归一的等级制法律，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宪法为根本的部门齐全的法律，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各自社会法律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不体现公平的法律是毫无价值的，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2、公平以法律为表现形式和保障。公平作为法律所始终遵循的价值观，是以具体化、明确化的法律规范为其表现形式和保障的，并在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得到实现和维护。没有法律规范所表达的公平是软弱无力、无法实现的。正因为法律和公平的这种内在联系，体现着公平价值取向的法律，才会在维系社会的存在和有序的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历史上，古代法律表现为诸法归一，形式比较简单，公平的涵义和要求也比较简单。随着商品经济对简单商品经济的超越，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这种经济结构形式的转型，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人际关系的复杂，经济生活的丰富多变，出现了诸法合一解决不了的许多新问题。为了使整个社会生活能正常运转，相互协调，实现资产阶级的公平，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纷纷独立起来，这些法律部门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公平，使资产阶级的公平理想通过法律规范来表达和实现。各个法律部门在各自领域丰富和扩大了公平的涵义。使资产阶级的公平比以往的公平更具体，更细致，更便于操作。但这些法律部门彼此间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宪法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公平的化身应运而生，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被用来协调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

由此可见，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对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不存在对宪法这一最高行为规范的需求。孟德斯鸠指出：“在共和国里，当一个公民获得过高的权力时，则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会更大。因为法律未曾预见到这个权力将被滥用，所以未曾作任何准备”④。在这里，孟德斯鸠不仅强调限制个人权威，而且认为法律负有预见个人权力泛滥的责任。于是，资产阶级宪法设计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权力体制，给公共权力套上法治的枷锁，要求它只能站在市场以外进行宏观调控，为市场经济提供普遍的公平保护，以实现市场公平。

二、宪法的发展丰富和完善着公平的价值取向

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迫使国家重新干预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以魏玛宪法为标志，宪法开始广泛规定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原则、方式，并呈现出两种并行的发展趋势：一是行政权力膨胀扩大，二是公民权利范围扩大，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仍然是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本世纪资本主义由垄断发展到福利主义，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也就由市场公平变迁为社会公平，但这种社会公平至今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掩盖了整个社会事实上的不公平，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社会主义宪法在本质上比资本主义宪法更进步，它一开始就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宪法在形式上和表达上大多与资本主义成文宪法类似，但在宪法的性质上和价值取向上却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宪法最根本的性质是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公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公平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别，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先贫后富，社会主义宪法的公平决不允许这种贫富差别上升为根本利益对抗的阶级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灭阶级、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互为目的、互为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公平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功能，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体现自己的经济公平，以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平等来保障公民各方面的合法权利。这一切都表明，社会主义宪法基本的价值取向，一开始就定位在社会的公平方面，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国家能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更是成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最根本的保护神，体现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必将更好地发挥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1、确认人权保障的宪法基本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政国家的基本规律，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功能。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人权保障构成制宪的基础。这次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宣示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确认进一步明确国家机构在宪法中的地位，明确国家机关负有人权保障之责任，矫正宪法秩序的偏差。

2、拓宽了公民基本权利内容

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进一步完善了公民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宪法修正案放弃以往通过列举公民财产的形式规定私人财产权，而是采用概括式规定，更好地反映了我国当前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和形态。宪法修正案还正面确认国家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征收、征用，同时明确国家对私人财产征收和征用必须依法进行，并给予补偿。

完善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是进一步尊重人权的要求。财产权受到蔑视总是与人权受到排斥密切相关，因为在财产权没有受到尊重的社会里，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将不受理性对成本收益核算的约束，必然流于任性。此外，宪法修正案还对土地征收、征用以及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社会保障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都进一步丰富人了权保障的内容。

3、拓展人权救济形式

宪法修正案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私人财产和土地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国家给予补偿。首次规定对造成基本权利损失进行补偿这种救济方式。国家补偿制度能够更好协调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精神。这次修宪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规定，使得基本权利保障更加全面。

宪法的公平价值取向是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基础和前提，通过调整市场公平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和公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公平的原则，包括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并不必导致不公平和不公正。⑥当然，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有可能造成不平等。但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就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三、关于完善宪法对实现社会公平的几点思考

社会公平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公平，例如，它包括调整贫富差距、治理贫困、消除犯罪、保护环境等等，当然也包括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性别、年龄、种族、疾病等。如果说，中国改革发展的前20年(1979-1999年)遇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它的后20年遇到的主要就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宪法》中关于公平的条文决不可以束之高阁，将所谓的“空头法理”高高地摆在自己的头顶，作为逃避责任的“遮阳伞”。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1、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提高了，这为我们进一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方面，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实际的财力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

2、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但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收入差距常常是追求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耦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例如在经济公平方面，既要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3、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社会救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还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工作就业的权利、劳动创造的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接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社会宪法范文篇10

【关键词】意识形态；宪法；“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为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前进到社会主义时代吹响了宪法号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也有了社会主义宪法为其提供坚实保障。我国宪法在性质上也属于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从法制地位上看，我国宪法具有根本性、权威性，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作出顶层设计，“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1从价值指向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人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我国宪法通过对人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突出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与国家性质和党的宗旨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从发展形态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与时俱进性，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实施，迄今为止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五次修改，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确认下来并加以巩固，以符合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历史需要。近年来有人通过规避“宪政”问题而将宪法边缘化、架空化，其从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解构和破坏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话语权，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根本法制依据，这种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强调：“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3“四个自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集中体现，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具体的着力点。我国宪法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确认了符合实践要求、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方位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制度和文化前进方向，这对于新时代党和人民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战略定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

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国家的一面理论旗帜，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屹立于世界的一面精神旗帜。对于这个旗帜，要充满自信地加以高举。这种自信不仅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昂扬政治姿态。我国宪法以法律确认的形式充当起了高举指导思想旗帜的“旗杆”，使国家指导思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提供了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动摇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也浸透着中国实践的生动底色。改革开放以来，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我们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2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好、运用好思想活的灵魂，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任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相互割裂、否定的主张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自由主义。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至今，虽然经过了五次修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在此基础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动力也始终没有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在“老祖宗”没有丢的基础上写出的新篇章。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论基础。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的，而是由具有不同实践指向的理论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其中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是对理论片面的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这一系列理论成果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同时这三大理论成果又从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发展方式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填充了理论血肉，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助力实践前进。伴随着“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3，我国分别在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三次宪法修正案中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认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只有坚持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局面，坚定党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特征。理论一旦离开实践就会让自己“出丑”。在实践出现重大历史性变革时，理论自身如果没有主动求变，就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也意味着实践将失去方向，为落后于现实的理论“买单”。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的最新变化，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为处于改革攻坚期的党和人民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思想引领，使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不仅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了新的理论样态，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有了新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展开面。201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将为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其中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提供强大的解释力和应对力；另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的科学构想也被写入了宪法，有利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外交领域得以充分运用，从而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局面，让党和人民愈加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愈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本色。

二、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

在论述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中总是提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2这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思维。回顾历史，认清现实，才能开创未来。我国宪法之所以“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3，是因为其通过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发展目标，阐释了道路探索的独特性、道路形成的条件性和道路发展的方向性，引领人民群众以正确的历史观看待中国道路的历史与前途，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性、导向性。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广泛认同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这给了“西方中心论”者一个重要的契机，他们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名，行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独立性之实，在所谓的“优越感”中极力推销西方模式。目前有很多人深受他们思想的荼毒，将悠久的中华文明视为一团“糟粕”，认为只有接受西方模式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这是从文化根脉上否定中国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中华文明是中国发展的文化之“根”，如果没有了根，何谈枝繁叶茂。我国宪法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4中国道路是在吸收着中华文明的宝贵思想成果，传承着悠久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根脉上发展起来的。悠久且强盛的中华文明足以支撑中国道路越走越宽，中国文明也将在中国道路的推动下在当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持久魅力。如果没有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史的广泛认同，会给文化虚无主义很大可乘之机，抹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明积淀。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史的正确认知上。一方面要坚持人民史观。宪法指出：“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5这是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历史主体的确认。有的人美化或粉饰近代封建统治史和殖民侵略史，寄希望于其他阶级帮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从而否定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中国道路。只有坚持人民史观，才能理解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近现代革命道路的历史接续性，不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要看到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宪法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这是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有力确认。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7，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驾驶员”、“掌舵人”，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立场，同“三座大山”顽强斗争。因为共产党人铭记：“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成功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还将带领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攀登一个个发展高峰。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史，讽刺革命为“党派之间的利益争斗”，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基础，危害十分巨大。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史的科学评价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史的辩证评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凝聚起来的共识。我国宪法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1。恩格斯认为评价一个历史阶段的依据“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2，而是应该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在社会历史总的发展趋势中寻找。我们必须认清社会主义建设史中的成就是主流，错误是支流。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这两个阶段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否定。实践证明，每一段历史时期都会有成就与失误，如果任意诋毁历史，将部分失误认为是全部历史构成，那么国家和民族就会对道路和未来失去信心，从而畏缩不前。因此新时代我们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就和失误进行科学评价，明确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继往开来，吸收前人探索的经验与教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注入宝贵历史养料。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探索改革的清醒把握上。一方面，要清醒把握改革的现实基础。“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3道路不是随心所欲选择的，而是必须建立在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上。我国宪法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这一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辟并且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但宪法所明确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不“变质”也不“偏向”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要清醒把握改革的目标指向。历史的发展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历史的创造同样受到众多主观偶然性的影响，“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5因此道路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还需要根据不同时期各类“偶然性”的相互转化来完善发展路径。坚定道路自信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完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这要求我们防止和克服以经济效益至上、不惜牺牲其他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的粗放发展倾向，使道路发展更加满足人民对实现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齐聚民心、汇集民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基本制度，巩固制度自信的宪法保障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认同不认同、拥护不拥护为标准。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能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为依托。指出：“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这些历史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宪法确认了内蕴人民性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各项基本制度，为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紧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巩固了宪法保障。对于这些基本制度，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且加以完善，坚决排除对我国基本制度不自信的“弦外之音”来消耗和瓦解党和人民的战略定力。如何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经济制度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社会主义制度毕竟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符合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史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不应把“社会主义”概念本身作为理论教条，不能逾越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本身界限，不能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基本地位，否则就会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割裂。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应该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彰显的优越性：“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在邓小平眼中，“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2理应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3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它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保障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就直接解决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实现也不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这一系列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还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上。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要以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为准则，将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形势才能稳中向好。如何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政治制度能否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表现无非是通过民主这种形式，然而民主也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的人以西方宪政民主为标准，将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互割裂，觉得只有“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那套模式才能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其实就是在炒“历史终结论”的冷饭。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民主”就是一小部分人的政治玩物，实质是通过阻遏人民利益的表达来冠冕堂皇地实现一己私利。在这种政治问题的大是大非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4由此可见，保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根本制度依托就是我国宪法确认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制度，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的制度形式，也是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制度形式。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和完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尤其是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遵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5的基本原则。这种人权不是虚假的、抽象的，而是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人权”有着本质区别。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自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意基础才能愈加深厚。如何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领导核心能否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利益。有的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以部分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为标准，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相互割裂。还有人总是打着“多党制”的旗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不同群众的利益。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整体性，看不到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对于这一点，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7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起到联结作用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8。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从宪法的根本制度层面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始终发挥党的“主心骨”、“领路人”作用，任何丑化党的形象、弱化党的领导、虚化党的建设的行为都是与宪法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在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上，“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1宪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基本的活动依据和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就会面临破坏，因此削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力、公信力，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部放松和瓦解，是十分需要警惕的。

四、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文化方向，筑牢文化自信的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