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范文10篇

社会交换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目的

1引言

什么是交换?首先需要确立对交换的理解视角和内涵限定。从较为广泛的意义而言，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遵循人类既定的规则条件下，相互换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动及其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交换的一种特定形式，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它是在极为明确的规则前提下自愿让渡彼此的资源(主要是商品和劳务)的活动及其过程。而“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这里我们探讨社会交换问题。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诞生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互动与交换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构想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个人、集团、社会)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社会交换的内容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行为，还有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以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作用，“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以及关系资源等，应该说从社会交换的内容、资源、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存在一定的伦理道德问题，潜伏着“道德风险”。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这里我们从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讨农村交换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2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的道德询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应该说农村社会交换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包括三个结构性原因：道德义务原因、发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计算原因。

(1)农村社会交换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原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道德义务主导着社会交换，农民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以义务相调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家庭和家族，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都属于伦理关系。他指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交换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社会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是承受道德压力的。社会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本身是一种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2)农村社会交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社会手段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寻找更合适的自身发展道路，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这加强了农民与他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民的自身发展，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进行社会交换，这是无可厚非的，符合农民的伦理道德要求，只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腐败现象，而且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3)农民社会交换有农民理性计算的原因。布劳曾指出：“由于交换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动，因此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与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有很大类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El益卷入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社会交换的扩张。在社会交换中，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送出一定的礼物，换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务、信息、金钱，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因而，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农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转化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一味的理性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算盘挂在胸前”，凡事斤斤计较，成了农民的个性的表现。而且社会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负担加重。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交换之风，同时也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3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的交换主体是农民，农民进行社会交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换可以获得一点的利益。农民进行社会交换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交换，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交换，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

3．1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正面查审

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个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它生活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但是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迁，亲属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产经营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关于利益、利益诉求的研究出现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alva-tius)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斯密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斯密的这一价值显示，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对社会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着”的经济主体的激励，强调了商业社会中市场主体的物质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类被认为是寻求酬偿(利益)的有机体，他总是寻求选择获得最多酬偿和最少惩罚的目标。一这个结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恰恰证明了在农村社会交换中农民追求利益的正确性。

3．2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反面查审

社会交换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目的

1引言

什么是交换?首先需要确立对交换的理解视角和内涵限定。从较为广泛的意义而言，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遵循人类既定的规则条件下，相互换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动及其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交换的一种特定形式，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它是在极为明确的规则前提下自愿让渡彼此的资源(主要是商品和劳务)的活动及其过程。而“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这里我们探讨社会交换问题。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诞生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互动与交换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构想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个人、集团、社会)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社会交换的内容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行为，还有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以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作用，“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以及关系资源等，应该说从社会交换的内容、资源、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存在一定的伦理道德问题，潜伏着“道德风险”。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这里我们从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讨农村交换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2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的道德询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应该说农村社会交换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包括三个结构性原因：道德义务原因、发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计算原因。

(1)农村社会交换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原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道德义务主导着社会交换，农民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以义务相调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家庭和家族，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都属于伦理关系。他指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交换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社会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是承受道德压力的。社会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本身是一种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2)农村社会交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社会手段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寻找更合适的自身发展道路，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这加强了农民与他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民的自身发展，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进行社会交换，这是无可厚非的，符合农民的伦理道德要求，只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腐败现象，而且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3)农民社会交换有农民理性计算的原因。布劳曾指出：“由于交换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动，因此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与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有很大类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El益卷入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社会交换的扩张。在社会交换中，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送出一定的礼物，换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务、信息、金钱，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因而，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农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转化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一味的理性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算盘挂在胸前”，凡事斤斤计较，成了农民的个性的表现。而且社会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负担加重。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交换之风，同时也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3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的交换主体是农民，农民进行社会交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换可以获得一点的利益。农民进行社会交换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交换，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交换，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

3．1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正面查审

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个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它生活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但是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迁，亲属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产经营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关于利益、利益诉求的研究出现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alva-tius)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斯密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斯密的这一价值显示，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对社会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着”的经济主体的激励，强调了商业社会中市场主体的物质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类被认为是寻求酬偿(利益)的有机体，他总是寻求选择获得最多酬偿和最少惩罚的目标。一这个结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恰恰证明了在农村社会交换中农民追求利益的正确性。

3．2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反面查审

社会交换范文篇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of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经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8]­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9]®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英文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10]¯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11]°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社会学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金融。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艺术、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变革，即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时代，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性行为方面的分工”；[12]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社会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研究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内容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语言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后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人类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有了理论、哲学和科学。[13]­所以，信息交换也是由分工引起的。

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据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测算，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平均每万年只提高1－2％；从铁器出现直到使用蒸汽机以前，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个世纪还不到4％。[1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靠分工。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肯定分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5]­斯宾塞从整个社会出发，认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普遍机制；分工愈完善，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就愈协调有效。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生产力还非常低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列宁说：“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16]®

然而。分工和交换几乎是同义语。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形式，[17]¯不仅它的效果要通过交换实现，它本身也包括着交换。分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马克思也常在广义上用这个词，如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近代的殖民制度和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18]°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19]±广义的分工是和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它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外，它的一般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是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20]²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欧交换经济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讲广义的交换的。该书“交换和生产力”一节[21]³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视为西欧交换经济小史；我因摘要如下，作为示例：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奴隶制建立）。

城乡分离也可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首先是商人资本的出现）。

到中世纪，在由逃亡农奴新建立的城市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特殊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这时的手工业者也是商人）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由于交换和流通还不发达，它不能实现（不能货币化）。

商人资本是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活动，但它很快就在新兴城市中出现（代替手工业者的卖人于是地区间的贸易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取决于交通工具、沿途治安情况，和交换所及地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水平。

随着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某地创造的生产力，往后是否失传，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情况。腓尼基人的许多发明和中世纪玻璃绘画技术即由于没有交换（传播）而失传。在历史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因每地都是单独生产的。地区间贸易打破这种孤立，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各城市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占优势。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它的初次繁荣，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弗兰德，其历史前提是同外国的交换。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此外，它还以人口集中城市和资本积累为前提。织布业是由于交换扩大而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也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井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开始了一个人们流浪的时期，开始了各国间的商业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使商业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商业和航运业空前发展。18世纪成为商业世纪。

世界性的交换的需求，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引起了新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

然而，大工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内自由竞争和理论力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出现又使竞争普遍化，这种竞争就是实际的贸易自由。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城市最后战胜乡村，其前提是（机械）自动化体系。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从而加速了流通。……

从上述简单摘要中可以看出交换和生产以及运输、科学等的关系，它们又怎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西欧的情况和中国是多么的不相同；但从这种关系的原理看，又是多么的一致。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只讲了城市生产和交换，没讲农村和农业。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是上述三种交换中主要的交换形式，也是交换经济史研究的主体。这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末已进入商品经济。近年来商业史的研究，也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商品生产日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迟迟不能发展？何以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提出“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我以为：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有不同内容的商业活动，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已有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22]这里只做个综合概述。由于是强调其不同，对于共同性的发展的一面就无暇谈及了，读来未免偏颇。

第一，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是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23]­换句话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交换。“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24]®因而交换带有偶然性。以后交换的发展，由于有了中间媒介，交换物有了简单价值形式；最后，它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所代替。但是，使用价值的或近似使用价值的交换仍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比重。如地方小市场上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家庭手工业产品的调剂，都属这种性质。其交换的东西，原是每家农户都能生产的，只因某种原因今年未生产或生产不足而已。到宋代，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其中必有很大部分是来自这种调剂的交换。

在交换史的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价值是一回事。”[25]分工的作用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才能充分发挥。有些学者在“使用价值的交换”一词上弄得茫无所措，即因不懂得分工的道理。[26]­

第二，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大体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但这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即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27]®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

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而是延续了很长时期。马克思曾把它称为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包括整个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28]¯这是指农产品的交换。在中国，它还延续到现在。直到农业专业户、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应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量是很大的。我国早就有“见税什五”之说，西方也差不多，即产品的一半以上有可能投入交换，故不能因其量而忽视交换的性质。

手工业方面，城市手工业出现，已是商品生产了，故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29]°这问题下面再谈。第三，自进人阶级社会后，就有了因剥削而引起的交换。贵族、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食客、仆从、军队等都要购买生活资料，因而商贾云集，形成繁荣的城市市场。《西京赋》《洛阳伽兰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部分属于这种交换。明清以后，它才渐居不重要地位。

原来政治经济学所称商品交换，是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30]±而由剥削所引起的交换，则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剥削阶级的收人与商品的交换。在封建社会，这种收人无非是地租及其转化形式（赋税、商业利润、利息）。这种收人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31]²这种交换对于生产无大好处，且有坏处，因为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例如田赋，每年约合三千万两，无论是征实物或征货币，农村每年都要输出相当于此数的农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补偿。因而，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

第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贩运贸易，对生产有重大作用，已如前节所述。我国早就有发达的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三种，即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盐铁贸易。明以后，日用品贸易才渐居主要地位。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但它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土特产贸易在我国是由“任土作贡”演化而来，具有非实用的特点。这两种贸易的商品，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32]³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五，在剩余产品的交换过渡到商品生产的交换后，商品交换才获得完全的意义。因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手工业中。在西欧，如前所说，首先是出现在由逃亡农奴建立的城市里，即行会手工业。在中国，要晚一些；因为官手工业盛行，它们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而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到明代才见显著。

但是，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33]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除了生产规模较小以外，从交换的角度看，这种小商品生产是以谋生为目的，生产者只要求交换价格能补偿他们的活劳动消耗，加上彼此相等的利益(v+m)，而其利益（m）不计生产资料的价值（c）。所以在这种交换中，按c+v+m计算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34]­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的价格形成。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妨碍着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在行会制度下还以规章限制这种流通）。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中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也限制着交换的作用，例如促进劳动专业化的作用。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农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即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迄鸦片战争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如在松江），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商品交换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了。在我国商品交换史中，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这两种交换又各有特殊的学问，我都略而不谈了。

总的说来，我觉得，交换史应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才能看出它的“社会职能”，和它与生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研究得好，也就得出它“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这里我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如图Ⅰ。图中Op是以生产的高度代表国民经济的发展刀t是时间也是交换进展的坐标。各种性质的交换a,b,c,e,f在历史上陆续出现，而它们的斜率，也就是各个交换曲线的导数，是不同的。这个导数，可以代表它们对于Op的作用的量的概念。（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为参照系，即设f的dp/dt=1）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

劳动交换史还是个新的研究题目，有待讨论，我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

第一，如前所说，劳动交换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后开始。在有了产品和商品交换以后，物化劳动是通过物来交换了，但那只占生产的很小部分（我估计清代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不过10％）。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仍属重要。加罗林王朝时代的科尔比（Corbie）庄园，有从事锻冶。旋盘、木工、制鞋、磨坊、酿酒、烤面包等的专业户24户；19世纪初印度一个百多英亩的小公社，各种工匠和理发师、洗衣坊，教员、诗人也有十几户。他们同农户之间都要交换劳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这些工匠和手工艺人以及医卜星相（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分散在村乡，若以村乡为生产单位，这也是生产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也就是劳动交换的量，制约着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生产内部的劳动交换发生一个突变，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变成局部劳动者，非互相交换劳动不能进行生产了；同时，“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管理劳动”重要起来，“作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35]®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市场结构和商业组织，是交换和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是由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工发展而来，广义说，也是交换的一种形式。诸如由坊市制到多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商业中心和镇市经济的兴起，零售与批发、贩运的分离，中间环节和牙行货栈的建立，商品经营专业化和行、团行、铺行、商人会馆、公所、商会的递姻等，过去我们是放在商业史研究，实际它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产生功能，属于劳动交换。

第三，上节提到，自进人阶级社会，就有了由剥削引起的交换，“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生产者输出商品，却得不到回头货来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金融，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理论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结

社会交换范文篇4

提要：本文着重分析在马克思交换理论中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的种种局限，并指出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交换价值是个桥梁，交换价值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地位。科学应用马克思交换理论的重点是处理好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交换理论可概括为：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对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它的左端是以商品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与其右端的价值形式、价值对立着；通过这一形式，20码麻布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表现为等式两端的对立，外在的对立；商品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是比较严密的科学理论，但它实质是静态的交换理论，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交换的动态交换过程。下面我们阐述做出这一结论的依据。

一、把劳动生产力的具体条件同度化为既定的劳动生产力；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

“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影响具体的商品生产者劳动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事实上，每个商品生产者所具有的特定生产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特定生产条件同度化为单一的、既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时，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的价值，并且商品的交换价值量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

把单个商品生产者各不相同的生产条件同度化为一般的、既定的生产条件，这实质是在描述特定时点上的、一般均衡的经济状况。这种理论的抽象是静态理论抽象模型，而不是特定时间段的动态理论抽象模型。

这种静态、一般均衡的分析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分析不受时空限制的经济本质及最基本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不考虑具体商品生产者的具体生产条件的差异，也就没有交换价值概念存在的必要，而是把交换价值概念直接等同于价值概念。

二、商品价值由抽象劳动决定；抽象劳动是完整的社会分工、交换体系的体现；而这一体系又是由微观交换行为自由竞争形成的结构体系，这一分析逻辑在实践中出现悖论

“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用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作为同一的人类劳动来对待的。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排斥劳动的具体性及其质的差别，正是由于劳动的质的差别才形成了“一个多支的体系”。实质上，劳动价值论是构造了单纯的劳动者的王国，在这个劳动王国中，劳动者实现了充分的、自由的结合。但是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私人劳动与价值对立着，正像基督教徒与基督耶稣对立着一样。基督徒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导还是由耶稣主导？这里的答案是明确的，耶稣主导的是基督世界的命运，而不针对具体的、单个的基督教徒；基督徒生活于基督世界，但它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导。与此相类似，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就全社会而言的，它并不直接决定私人劳动的价值；私人劳动的命运直接决定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受制于价值。

三、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暗含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隔离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

在这里，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是不能直接与彼此可通约的货币量直接相等的。这即是说，商品堆的一定部分是不能直接同货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的。商品必须变成货币，才能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必须先有个别价格，才能产生一般价格水平。一般价格水平是商品个别交易、个别价格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我们把个别价格看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把一般价格水平看作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由个别价格隔离着；在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由交换价值隔离着。

四、忽视了交换价值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立作用

“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看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特定商品市场如麻布市场的供求状况对商品生产者的意义是“一起捉住，一起绞死。”但是，他没有给予这种现象以独立的经济内涵，而只是把它看作劳动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他把这种现象仅仅看作是一种自发地偶然地起作用的力量，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把同质商品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整个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当然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在整个政策的操作中它具有政策的可操作意义，而不是偶然的不可调控的含义。

五、对马克思交换理论的补充和科学利用

（一）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

1、交换价值。马克思虽然提到了交换价值这个名词，但他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概念和内涵，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理论地位。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来看，单个商品所有者之所以自愿进行商品交换，或者是因为商品所有者自己无法使用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因为通过交换来进行使用可以改善交易双方的境况。通过交换来对商品进行使用是商品交换的动机和目的。这一交换关系和交换的量的比例取决于能否对交换的双方都带来利益。因此，交换价值源自于交易的个体对对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这种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的量取决于能否使交换双方的境况都得到改善，即取决于能否给交易双方都带来收益。交换价值不同于价值，因为价值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

交换价值既然源自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就与交易双方的生产力有关，而生产力是由劳动力、资本、自然条件和管理水平共同决定的。因此，决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对交换价值都有影响。决定生产力的各种因素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交换价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交换价值体现了交换双方改善各自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能力的要求，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愿交换，商品的生产条件都会得以改善，社会的生产力也相应得以提高。

2、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价值只有在总体上才能对使用价值进行扬弃，才能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价值是一个多支的社会分工体系，而交换价值存在于个体的分工体系之中。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可知，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手段。社会经济可以有有效需求均衡、充分就业均衡等，只有在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才等于价值。

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等于价值，商品交换单纯地体现了劳动交换，这种交换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由于人的劳动能力是稳定增长的，人的个人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种交换将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也就是说，这种交换的经济条件将不再存在投机和失业，个人将得到充分发展。当然，这是交换经济的最高境界。

交换价值由于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追求个人境况的改善，特别是商品生产的条件差别很大时，交换价值追求更高的盈利机会是它的应有之意。国家在处理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首先应促进交换价值的实现；其次要促进就业、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桥梁；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途径和手段。

（二）正确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1、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关系的关键是处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在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货币流通推动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密切相连。货币流通状况反映商品流通状况。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时，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发生分离。特别是存在大量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追求独立的货币价值存在时，出现货币流通的中止，从而引起支付危机、经济危机。

2、处理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职能来看，W-G-W，商品流通的目的和结果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实现；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来看，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家一同追求货币（价值）时，支付危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也就发生了。因此，在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应更加注重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而把商品价值的实现仅仅作为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条件和手段。

3、商品流通是目的，货币流通是动力和手段。商品流通实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的最终目的。在货币流通中应尽量避免支付危机，使货币流通成为商品流通的动力，而不至于由于支付危机而使商品流通中断。

社会交换范文篇5

提要：本文着重分析在马克思交换理论中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的种种局限，并指出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交换价值是个桥梁，交换价值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地位。科学应用马克思交换理论的重点是处理好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交换理论可概括为：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对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它的左端是以商品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与其右端的价值形式、价值对立着；通过这一形式，20码麻布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表现为等式两端的对立，外在的对立；商品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是比较严密的科学理论，但它实质是静态的交换理论，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交换的动态交换过程。下面我们阐述做出这一结论的依据。

一、把劳动生产力的具体条件同度化为既定的劳动生产力；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

“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影响具体的商品生产者劳动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事实上，每个商品生产者所具有的特定生产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特定生产条件同度化为单一的、既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时，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的价值，并且商品的交换价值量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

把单个商品生产者各不相同的生产条件同度化为一般的、既定的生产条件，这实质是在描述特定时点上的、一般均衡的经济状况。这种理论的抽象是静态理论抽象模型，而不是特定时间段的动态理论抽象模型。

这种静态、一般均衡的分析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分析不受时空限制的经济本质及最基本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不考虑具体商品生产者的具体生产条件的差异，也就没有交换价值概念存在的必要，而是把交换价值概念直接等同于价值概念。

二、商品价值由抽象劳动决定；抽象劳动是完整的社会分工、交换体系的体现；而这一体系又是由微观交换行为自由竞争形成的结构体系，这一分析逻辑在实践中出现悖论

“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用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作为同一的人类劳动来对待的。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排斥劳动的具体性及其质的差别，正是由于劳动的质的差别才形成了“一个多支的体系”。实质上，劳动价值论是构造了单纯的劳动者的王国，在这个劳动王国中，劳动者实现了充分的、自由的结合。但是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私人劳动与价值对立着，正像基督教徒与基督耶稣对立着一样。基督徒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导还是由耶稣主导？这里的答案是明确的，耶稣主导的是基督世界的命运，而不针对具体的、单个的基督教徒；基督徒生活于基督世界，但它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导。与此相类似，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就全社会而言的，它并不直接决定私人劳动的价值；私人劳动的命运直接决定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受制于价值。

三、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暗含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隔离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

在这里，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是不能直接与彼此可通约的货币量直接相等的。这即是说，商品堆的一定部分是不能直接同货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的。商品必须变成货币，才能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必须先有个别价格，才能产生一般价格水平。一般价格水平是商品个别交易、个别价格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我们把个别价格看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把一般价格水平看作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由个别价格隔离着；在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由交换价值隔离着。

四、忽视了交换价值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立作用

“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看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特定商品市场如麻布市场的供求状况对商品生产者的意义是“一起捉住，一起绞死。”但是，他没有给予这种现象以独立的经济内涵，而只是把它看作劳动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他把这种现象仅仅看作是一种自发地偶然地起作用的力量，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把同质商品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整个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当然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在整个政策的操作中它具有政策的可操作意义，而不是偶然的不可调控的含义。

五、对马克思交换理论的补充和科学利用

（一）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

1、交换价值。马克思虽然提到了交换价值这个名词，但他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概念和内涵，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理论地位。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来看，单个商品所有者之所以自愿进行商品交换，或者是因为商品所有者自己无法使用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因为通过交换来进行使用可以改善交易双方的境况。通过交换来对商品进行使用是商品交换的动机和目的。这一交换关系和交换的量的比例取决于能否对交换的双方都带来利益。因此，交换价值源自于交易的个体对对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这种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的量取决于能否使交换双方的境况都得到改善，即取决于能否给交易双方都带来收益。交换价值不同于价值，因为价值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

交换价值既然源自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就与交易双方的生产力有关，而生产力是由劳动力、资本、自然条件和管理水平共同决定的。因此，决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对交换价值都有影响。决定生产力的各种因素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交换价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交换价值体现了交换双方改善各自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能力的要求，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愿交换，商品的生产条件都会得以改善，社会的生产力也相应得以提高。

2、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价值只有在总体上才能对使用价值进行扬弃，才能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价值是一个多支的社会分工体系，而交换价值存在于个体的分工体系之中。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可知，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手段。社会经济可以有有效需求均衡、充分就业均衡等，只有在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才等于价值。

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等于价值，商品交换单纯地体现了劳动交换，这种交换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由于人的劳动能力是稳定增长的，人的个人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种交换将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也就是说，这种交换的经济条件将不再存在投机和失业，个人将得到充分发展。当然，这是交换经济的最高境界。

交换价值由于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追求个人境况的改善，特别是商品生产的条件差别很大时，交换价值追求更高的盈利机会是它的应有之意。国家在处理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首先应促进交换价值的实现；其次要促进就业、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桥梁；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途径和手段。

（二）正确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1、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关系的关键是处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在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货币流通推动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密切相连。货币流通状况反映商品流通状况。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时，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发生分离。特别是存在大量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追求独立的货币价值存在时，出现货币流通的中止，从而引起支付危机、经济危机。

2、处理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职能来看，W-G-W，商品流通的目的和结果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实现；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来看，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家一同追求货币（价值）时，支付危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也就发生了。因此，在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应更加注重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而把商品价值的实现仅仅作为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条件和手段。

3、商品流通是目的，货币流通是动力和手段。商品流通实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的最终目的。在货币流通中应尽量避免支付危机，使货币流通成为商品流通的动力，而不至于由于支付危机而使商品流通中断。

社会交换范文篇6

提要：本文着重分析在马克思交换理论中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的种种局限，并指出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交换价值是个桥梁，交换价值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地位。科学应用马克思交换理论的重点是处理好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交换理论可概括为：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对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它的左端是以商品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与其右端的价值形式、价值对立着；通过这一形式，20码麻布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表现为等式两端的对立，外在的对立；商品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是比较严密的科学理论，但它实质是静态的交换理论，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交换的动态交换过程。下面我们阐述做出这一结论的依据。

一、把劳动生产力的具体条件同度化为既定的劳动生产力；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

“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影响具体的商品生产者劳动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事实上，每个商品生产者所具有的特定生产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特定生产条件同度化为单一的、既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时，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的价值，并且商品的交换价值量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

把单个商品生产者各不相同的生产条件同度化为一般的、既定的生产条件，这实质是在描述特定时点上的、一般均衡的经济状况。这种理论的抽象是静态理论抽象模型，而不是特定时间段的动态理论抽象模型。

这种静态、一般均衡的分析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分析不受时空限制的经济本质及最基本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不考虑具体商品生产者的具体生产条件的差异，也就没有交换价值概念存在的必要，而是把交换价值概念直接等同于价值概念。

二、商品价值由抽象劳动决定；抽象劳动是完整的社会分工、交换体系的体现；而这一体系又是由微观交换行为自由竞争形成的结构体系，这一分析逻辑在实践中出现悖论

“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用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作为同一的人类劳动来对待的。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排斥劳动的具体性及其质的差别，正是由于劳动的质的差别才形成了“一个多支的体系”。实质上，劳动价值论是构造了单纯的劳动者的王国，在这个劳动王国中，劳动者实现了充分的、自由的结合。但是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私人劳动与价值对立着，正像基督教徒与基督耶稣对立着一样。基督徒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导还是由耶稣主导？这里的答案是明确的，耶稣主导的是基督世界的命运，而不针对具体的、单个的基督教徒；基督徒生活于基督世界，但它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导。与此相类似，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就全社会而言的，它并不直接决定私人劳动的价值；私人劳动的命运直接决定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受制于价值。

三、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暗含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隔离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

在这里，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是不能直接与彼此可通约的货币量直接相等的。这即是说，商品堆的一定部分是不能直接同货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的。商品必须变成货币，才能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必须先有个别价格，才能产生一般价格水平。一般价格水平是商品个别交易、个别价格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我们把个别价格看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把一般价格水平看作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由个别价格隔离着；在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由交换价值隔离着。

四、忽视了交换价值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立作用

“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看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特定商品市场如麻布市场的供求状况对商品生产者的意义是“一起捉住，一起绞死。”但是，他没有给予这种现象以独立的经济内涵，而只是把它看作劳动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他把这种现象仅仅看作是一种自发地偶然地起作用的力量，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把同质商品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整个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当然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在整个政策的操作中它具有政策的可操作意义，而不是偶然的不可调控的含义。

五、对马克思交换理论的补充和科学利用

（一）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

1、交换价值。马克思虽然提到了交换价值这个名词，但他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概念和内涵，没有给予交换价值独立的理论地位。从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来看，单个商品所有者之所以自愿进行商品交换，或者是因为商品所有者自己无法使用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因为通过交换来进行使用可以改善交易双方的境况。通过交换来对商品进行使用是商品交换的动机和目的。这一交换关系和交换的量的比例取决于能否对交换的双方都带来利益。因此，交换价值源自于交易的个体对对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这种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的量取决于能否使交换双方的境况都得到改善，即取决于能否给交易双方都带来收益。交换价值不同于价值，因为价值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

交换价值既然源自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就与交易双方的生产力有关，而生产力是由劳动力、资本、自然条件和管理水平共同决定的。因此，决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对交换价值都有影响。决定生产力的各种因素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交换价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交换价值体现了交换双方改善各自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能力的要求，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愿交换，商品的生产条件都会得以改善，社会的生产力也相应得以提高。

2、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价值只有在总体上才能对使用价值进行扬弃，才能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分子。价值是一个多支的社会分工体系，而交换价值存在于个体的分工体系之中。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可知，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手段。社会经济可以有有效需求均衡、充分就业均衡等，只有在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才等于价值。

劳动价值意义上经济均衡时，交换价值等于价值，商品交换单纯地体现了劳动交换，这种交换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由于人的劳动能力是稳定增长的，人的个人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种交换将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也就是说，这种交换的经济条件将不再存在投机和失业，个人将得到充分发展。当然，这是交换经济的最高境界。

交换价值由于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出发，追求个人境况的改善，特别是商品生产的条件差别很大时，交换价值追求更高的盈利机会是它的应有之意。国家在处理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首先应促进交换价值的实现；其次要促进就业、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桥梁；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途径和手段。

（二）正确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

1、处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关系的关键是处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在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货币流通推动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密切相连。货币流通状况反映商品流通状况。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时，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发生分离。特别是存在大量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追求独立的货币价值存在时，出现货币流通的中止，从而引起支付危机、经济危机。

2、处理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职能来看，W-G-W，商品流通的目的和结果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实现；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来看，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家一同追求货币（价值）时，支付危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也就发生了。因此，在处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应更加注重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而把商品价值的实现仅仅作为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条件和手段。

3、商品流通是目的，货币流通是动力和手段。商品流通实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的最终目的。在货币流通中应尽量避免支付危机，使货币流通成为商品流通的动力，而不至于由于支付危机而使商品流通中断。

社会交换范文篇7

货币是意志信使，原始权力起源是征服，现代权力起源是意志信用交换和客观程序方法，资本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权力关系方式。

关键词：客观意志，客观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生命结构，生物性意志信使，人与社会是不同层次的生命系统.

在人类面对自身的认识中，我们传统的阴阳二分哲学，加上原始的五行和易学类数学模型逻辑分析方法，将事物列人形而上的抽象归纳系统，创造了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科学思想文化。然而，自然界却并不按五行八卦运行，中国人不断的从事实现象中抽出经验的规律，依然用那阴阳分析，最后又凑人五行八卦，反复的重复着过去。经验在阴阳二分的指导下，原始的数学倾向使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到今天依然让世人惊奇的成就。科学思想的总根源就是阴阳学说。不仅仅自然科学上留下了辉煌，在经济学上，易学也直接导致了权力的信用交换和货币系统的产生。在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易”就是交换的意义，还附带有变换.移位.易位.运动等等的意义，其主旨就是“换”。阴阳把事物分为二种性质的维度，一是形态结构意义；一是运动变化意义，阴阳的运动变化由“气”推动，这样以来，阴阳哲学也就由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方法，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阴阳哲学连续了人和社会到自然界其他事物，超越了一切可以想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物质到精神和精神到物资，是与其他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一样的过程。于是，自然现象的事实逻辑，也就能够类推应用到人与社会之中了。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理论超越了时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我们传统的所谓义利观的愚昧愚蠢思想束缚中，自然科学思想被严重的扭曲或被歪曲，依然还是艰难地缓慢发展了，依然对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质变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合作，是以分工协调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从原生的野生动物形式的协调分工合作，到原始社会的意识交换的分工协调合作，权力起源带着的是野蛮血腥的争斗。然而，分工协调合作却依然是共同生存发展的基础。当物质生产从食物发展到装饰和工具使用的时代，人既完成了从野生动物到原生人的转化。从原生人社会性组织结构内部的分工合作到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合作，大的社会互补就开始了其物资交换时代，这个时代野蛮的争斗依然存在，而交换形式所带来的效率远比争斗容易，而且交换还带来了情感的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交换”所表达的不变的意义就是人和社会部落的自身“需要”，交换的是“需要”。于是，各种现象形态的分工协调和交换，就全部由抽象的意志的“需要”这一精神生物倾向表现出来了。

用中国阴阳哲学思想来说，从“需要”开始，人从动物中脱出创造出自然界新的生命形势——社会，这“需要”就根植于动物乃致原生生命的物资世界中。然而，这“需要”的满足却是导致“交换”权衡和分工协调的根本。这也是说，社会形成交换和分工协调分配以后，“需要”的满足就带上了预期的意义。动物的活动和人的劳动，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由于“需要”的目的内容的差别，就导致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动物对食物的储存是一种本能的预期，那么人对生活物质的储存就是一种意志力有意识的预期方式方法。交换所带来的劳动效率的增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取长补短，使劳货币交换形式动效率得以简单化和获得了更多的产品。意志力在由本能转化为认识--记忆，就由本能升华为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形式了。这样以来，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就必然的由效率比较规律淘汰落后的形式。货币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货币的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发展，这一抽象的满足“需要”的信使形式，进一步提高了生存与发展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原生组织内部部落或者群落形式的变化，一部分原始的秩序协调支配权力，就可能转化成货币交换形式。虽然，愿生的政治统治权依然保留着原始起源的形势，但是，内在的支配权力的意志力交换，同货币形势的交换是一样的过程。而等级制度秩序的获得利益的形式，却是权力意志交换的结果。对制度秩序的意志力支配权力，到现代社会即发展为全货币形式的交换。民主只是实现社会分工协调合作的货币交换形式的规则方式方法，即制度的法律政策。

货币从诞生时起，就体现出了社会客观意志的力量。货币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货币以物的形式，带着抽象的意志力满足条件，改变了无序的劳动形式，促进了社会分工合作的自然形式成立，极大的提高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活动效率。这神秘而客观抽象意志信使，长久以来，让人们爱恨交加，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了。对货币的定位和定义，从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从相对权衡的物质数量中，分化出一般的等价物，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这个一般的中介等价物的本质特征，货币就不应该是在物质贫乏的以物易物的互补交换人群中产生。因此，货币的诞生也就必然的是权力意志强劲的产物。根据效率法则，二次，三次的以物易物，对提高效率不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满足“需要”的意志力付出，如果大于交换过程所得，那么交换是不可能连续长久的。因此，取长补短的交换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所付出的意志力是交换权衡能否进行的必要前提。

物易物和货币形式交换之间，都遵循着一个同一的规律，就是“需要”所含的意志力的根本——劳动效率比较。从物易物到货币形式的交换，这中间等价物最大可能的是由奢侈品的稳定久藏容易数量化和容易携带决定的。从非食品的装饰或者工具中，货币也就产生出来了。这就是说，货币从交换商品中分化出来，首先是以社会意志力的秩序和文化等精神现象为前提的，这样以来，所谓劳动价值尺度，就由意志力付出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取代了。这里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必然的也包含了劳动价值尺度在内；同时也还带有心理满足的权衡和人力分工合作过程的权衡，更重要的不是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权衡，而是美的装饰和意志力显示的象征。传统货币理论的货币观念和货币文化，一开始就撇开了货币的本质，用商品说和抽象的价值尺度说来解释货币的神秘性质。但是，其中包含的意志力尺度却是更为基础的货币本质。货币产生以后所伴随的是权力象征和欲望象征这两大难题，也就是说权力尺度和意志尺度都是货币本身的社会性意义。

价值尺度的意义，是人对事物权衡比较的量；价值交换表现的是事物流动的性质。价值与价值交换皆源于意志力权衡判断，既权力判断。从权力到价值，意志权衡分化为劳动分工分配判断和交换判断，分工判断的复杂是根植于社会秩序之中，例如，王者的权力和强弱秩序，就形成人类社会利益分配和劳动秩序。人有客观意识标志物作象征，形成文化意识作用，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力量，让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事物的自然作用力，也让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率大为提高。效率的提高，抵抗自然危害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权力也就形成了客观的意识凝结。象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到语言的应用，随同社会分工协调的分化，人的情感也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情感交换亦复杂化。意识的客观化，表达的是秩序力的作用，各种意志力通过语言性客观形态，加深了人对脑记忆的依赖，反过来再影响到意志力的客观化。比较权衡，实在性较量，使象征意义的喻指客观化得以实现扩散。这象征的比喻，就是用一类具体事物或者物体，指定其象征意义，于是，不同就按序列分化出了等级和类别，不同的象征有不同的意义。货币也有不同的等级，如金银，宝石，专用货币，这也说明货币不是自然而然的由交换物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商品，货币一开始就是意志意向意义的尺度，从象征到实用形式的专业化，货币从来就不是商品。买卖关系也不等于商品交换，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商品生产发达，使货币的使用绝大部分都归于商品买卖之中，这并不等于说货币只能是商品意义所属。货币可以度量的对象，首先是其意志自身的“需要”所属，其次才是交换对象。所谓的价值尺度，即此。货币在交换中所表达的既然是“需要”所属，那么也就带上了意志力的意义，也就是权力的行使，而作为信使的本质，又是一种中介物。这也就是说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意志使者和信使，即支付手段和流通媒介。如同人体内的生物信使一样，货币还可以储藏，成为意志力量储备。

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有不同的货币系统，各组织结构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导致了不同货币价值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更抽象的表达的是各社会组织内在的“需要”，广义上说，货币所具有的是普适性的意志信使作用，是一种自然社会意志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货币从诞生起，就是作为意志力的客观量化体现的。客观现实存在的货币具有社会性生物活性的意志力量。活性生物力量来源于人的社会分工协调合作中的交换互补。作为社会意志信使的货币具有的性质是：（一），权力意志的客观量化；（二），价值尺度；（三）意志信使；（四）媒介；（五），储备；（六）普适性。作为权力意志客观量化的产物，货币与社会中其他权力所称是同一的意义，也就是说货币与现实权力的差别仅仅在于主观与客观抽象象征的差别。而且货币的抽象权力意义比具体的原生或者原始起源的权力意义，适用更加广泛。发达的货币交换系统，可以使人们减少对原始起源的权力的依赖。

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其具有的意志力功能交换，货币持有主体可以利用货币组织起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企业或者公司，这时，货币就转化为量的标志——资本；而通过资本，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就可以通过管理经营继续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效率，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了原始权力起源的社会组织结构体，在不可类比的劳动力和货币收入之间的价值交换中，是无法直接通过意志交换进行的。资本家与雇用者之间的交换，就会受到社会系统环境的影响，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社会中的企业，必然的要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交换的环境条件制约，必然的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交换。资本家面临的风险是：1）产品在社会中实际价值交换的波动风险；2）货币流通量减少；3）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风险。雇用工人的风险是通货膨胀和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潜在不公平。因此，这二者之间的非对称事实，也就必然的成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于是需要更加抽象的调节方式方法。

从货币到资本，信用的意义也就是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必然的意志力量，意义的作用在于生命本来的逻辑，内在的结构组织力量的表达，体现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从原始的权力起源，到货币抽象权力的产生，自然法则的过程，就是“逻辑”因果律秩序作用过程。生命的精神意识在客观相对的意识主体中，就扩张了其结构性的存在。货币的产生，是以“数量”为基础，数量是比较差剩余的结果，可以说成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征服的意志力，表达的是权力，通过意志力的征服，获取自身的需要。在自然界中，这种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征服”，到生命世界就演化为了结构力扩张与交换。因此，原始权力起源是带着血腥的较量的。而意志象征物的交换方式，就减少了相互争斗的血腥，效率比较中，交换必然的就要胜出那征服的较量。货币取服和服从，是自然规律必然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资本形式的权力结构，必然的取服的权力结构。“战胜”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的由交换程序的协调协作取代。虽然，人与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权力冲突和其他冲突导致的权力矛盾，但是，依然在最后要回到信用交换的程序方式方法解决。规则处罚如同脚踢到石头上产生疼痛一样。

到现代社会，从货币到权力，从权力到资本，货币资本和权力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社会对货币资本和权力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社会生命化程度，而且其货币的形式，权力的形式，资本的形式，在现代还在不但的发展变化。货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演化到数据化电子货币，变为纯粹意义上的意志力量。其对社会基础信用的依赖，成为了其根本，这也就是说，社会生命的形式，正在向系统精神意识化方向发展。公与私这两个不同的意义观念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玄学忽略和大锅饭的混为一团，都必然的是走向反社会性。

作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起源，客观规则的程序化就是民主和信用关系，货币性质的抽象权力分布，逐步的让社会正在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体。当生产与经营的社会交换活动变得量化，可以用数学去分析和计算时，社会思维的客观有序也就成为了现实。公平的社会系统调节，是必要的社会抽象交换形式，现代资本主义被取代，就是因为资本形式的张力决定的。消灭了资本组织的结构形式，也就等于消灭了货币自然意志力量的交换基础，社会权力起源重归源头。

社会交换范文篇8

货币是意志信使，原始权力起源是征服，现代权力起源是意志信用交换和客观程序方法，资本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权力关系方式。

关键词：客观意志，客观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生命结构，生物性意志信使，人与社会是不同层次的生命系统.

在人类面对自身的认识中，我们传统的阴阳二分哲学，加上原始的五行和易学类数学模型逻辑分析方法，将事物列人形而上的抽象归纳系统，创造了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科学思想文化。然而，自然界却并不按五行八卦运行，中国人不断的从事实现象中抽出经验的规律，依然用那阴阳分析，最后又凑人五行八卦，反复的重复着过去。经验在阴阳二分的指导下，原始的数学倾向使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到今天依然让世人惊奇的成就。科学思想的总根源就是阴阳学说。不仅仅自然科学上留下了辉煌，在经济学上，易学也直接导致了权力的信用交换和货币系统的产生。在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易”就是交换的意义，还附带有变换.移位.易位.运动等等的意义，其主旨就是“换”。阴阳把事物分为二种性质的维度，一是形态结构意义；一是运动变化意义，阴阳的运动变化由“气”推动，这样以来，阴阳哲学也就由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方法，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阴阳哲学连续了人和社会到自然界其他事物，超越了一切可以想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物质到精神和精神到物资，是与其他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一样的过程。于是，自然现象的事实逻辑，也就能够类推应用到人与社会之中了。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理论超越了时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我们传统的所谓义利观的愚昧愚蠢思想束缚中，自然科学思想被严重的扭曲或被歪曲，依然还是艰难地缓慢发展了，依然对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质变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合作，是以分工协调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从原生的野生动物形式的协调分工合作，到原始社会的意识交换的分工协调合作，权力起源带着的是野蛮血腥的争斗。然而，分工协调合作却依然是共同生存发展的基础。当物质生产从食物发展到装饰和工具使用的时代，人既完成了从野生动物到原生人的转化。从原生人社会性组织结构内部的分工合作到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合作，大的社会互补就开始了其物资交换时代，这个时代野蛮的争斗依然存在，而交换形式所带来的效率远比争斗容易，而且交换还带来了情感的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交换”所表达的不变的意义就是人和社会部落的自身“需要”，交换的是“需要”。于是，各种现象形态的分工协调和交换，就全部由抽象的意志的“需要”这一精神生物倾向表现出来了。

用中国阴阳哲学思想来说，从“需要”开始，人从动物中脱出创造出自然界新的生命形势——社会，这“需要”就根植于动物乃致原生生命的物资世界中。然而，这“需要”的满足却是导致“交换”权衡和分工协调的根本。这也是说，社会形成交换和分工协调分配以后，“需要”的满足就带上了预期的意义。动物的活动和人的劳动，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由于“需要”的目的内容的差别，就导致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动物对食物的储存是一种本能的预期，那么人对生活物质的储存就是一种意志力有意识的预期方式方法。交换所带来的劳动效率的增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取长补短，使劳货币交换形式动效率得以简单化和获得了更多的产品。意志力在由本能转化为认识--记忆，就由本能升华为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形式了。这样以来，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就必然的由效率比较规律淘汰落后的形式。货币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货币的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发展，这一抽象的满足“需要”的信使形式，进一步提高了生存与发展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原生组织内部部落或者群落形式的变化，一部分原始的秩序协调支配权力，就可能转化成货币交换形式。虽然，愿生的政治统治权依然保留着原始起源的形势，但是，内在的支配权力的意志力交换，同货币形势的交换是一样的过程。而等级制度秩序的获得利益的形式，却是权力意志交换的结果。对制度秩序的意志力支配权力，到现代社会即发展为全货币形式的交换。民主只是实现社会分工协调合作的货币交换形式的规则方式方法，即制度的法律政策。

货币从诞生时起，就体现出了社会客观意志的力量。货币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货币以物的形式，带着抽象的意志力满足条件，改变了无序的劳动形式，促进了社会分工合作的自然形式成立，极大的提高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活动效率。这神秘而客观抽象意志信使，长久以来，让人们爱恨交加，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了。对货币的定位和定义，从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从相对权衡的物质数量中，分化出一般的等价物，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这个一般的中介等价物的本质特征，货币就不应该是在物质贫乏的以物易物的互补交换人群中产生。因此，货币的诞生也就必然的是权力意志强劲的产物。根据效率法则，二次，三次的以物易物，对提高效率不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满足“需要”的意志力付出，如果大于交换过程所得，那么交换是不可能连续长久的。因此，取长补短的交换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所付出的意志力是交换权衡能否进行的必要前提。

物易物和货币形式交换之间，都遵循着一个同一的规律，就是“需要”所含的意志力的根本——劳动效率比较。从物易物到货币形式的交换，这中间等价物最大可能的是由奢侈品的稳定久藏容易数量化和容易携带决定的。从非食品的装饰或者工具中，货币也就产生出来了。这就是说，货币从交换商品中分化出来，首先是以社会意志力的秩序和文化等精神现象为前提的，这样以来，所谓劳动价值尺度，就由意志力付出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取代了。这里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必然的也包含了劳动价值尺度在内；同时也还带有心理满足的权衡和人力分工合作过程的权衡，更重要的不是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权衡，而是美的装饰和意志力显示的象征。传统货币理论的货币观念和货币文化，一开始就撇开了货币的本质，用商品说和抽象的价值尺度说来解释货币的神秘性质。但是，其中包含的意志力尺度却是更为基础的货币本质。货币产生以后所伴随的是权力象征和欲望象征这两大难题，也就是说权力尺度和意志尺度都是货币本身的社会性意义。

价值尺度的意义，是人对事物权衡比较的量；价值交换表现的是事物流动的性质。价值与价值交换皆源于意志力权衡判断，既权力判断。从权力到价值，意志权衡分化为劳动分工分配判断和交换判断，分工判断的复杂是根植于社会秩序之中，例如，王者的权力和强弱秩序，就形成人类社会利益分配和劳动秩序。人有客观意识标志物作象征，形成文化意识作用，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力量，让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事物的自然作用力，也让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率大为提高。效率的提高，抵抗自然危害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权力也就形成了客观的意识凝结。象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到语言的应用，随同社会分工协调的分化，人的情感也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情感交换亦复杂化。意识的客观化，表达的是秩序力的作用，各种意志力通过语言性客观形态，加深了人对脑记忆的依赖，反过来再影响到意志力的客观化。比较权衡，实在性较量，使象征意义的喻指客观化得以实现扩散。这象征的比喻，就是用一类具体事物或者物体，指定其象征意义，于是，不同就按序列分化出了等级和类别，不同的象征有不同的意义。货币也有不同的等级，如金银，宝石，专用货币，这也说明货币不是自然而然的由交换物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商品，货币一开始就是意志意向意义的尺度，从象征到实用形式的专业化，货币从来就不是商品。买卖关系也不等于商品交换，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商品生产发达，使货币的使用绝大部分都归于商品买卖之中，这并不等于说货币只能是商品意义所属。货币可以度量的对象，首先是其意志自身的“需要”所属，其次才是交换对象。所谓的价值尺度，即此。货币在交换中所表达的既然是“需要”所属，那么也就带上了意志力的意义，也就是权力的行使，而作为信使的本质，又是一种中介物。这也就是说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意志使者和信使，即支付手段和流通媒介。如同人体内的生物信使一样，货币还可以储藏，成为意志力量储备。

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有不同的货币系统，各组织结构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导致了不同货币价值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更抽象的表达的是各社会组织内在的“需要”，广义上说，货币所具有的是普适性的意志信使作用，是一种自然社会意志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货币从诞生起，就是作为意志力的客观量化体现的。客观现实存在的货币具有社会性生物活性的意志力量。活性生物力量来源于人的社会分工协调合作中的交换互补。作为社会意志信使的货币具有的性质是：（一），权力意志的客观量化；（二），价值尺度；（三）意志信使；（四）媒介；（五），储备；（六）普适性。作为权力意志客观量化的产物，货币与社会中其他权力所称是同一的意义，也就是说货币与现实权力的差别仅仅在于主观与客观抽象象征的差别。而且货币的抽象权力意义比具体的原生或者原始起源的权力意义，适用更加广泛。发达的货币交换系统，可以使人们减少对原始起源的权力的依赖。

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其具有的意志力功能交换，货币持有主体可以利用货币组织起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企业或者公司，这时，货币就转化为量的标志——资本；而通过资本，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就可以通过管理经营继续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效率，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了原始权力起源的社会组织结构体，在不可类比的劳动力和货币收入之间的价值交换中，是无法直接通过意志交换进行的。资本家与雇用者之间的交换，就会受到社会系统环境的影响，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社会中的企业，必然的要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交换的环境条件制约，必然的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交换。资本家面临的风险是：1）产品在社会中实际价值交换的波动风险；2）货币流通量减少；3）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风险。雇用工人的风险是通货膨胀和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潜在不公平。因此，这二者之间的非对称事实，也就必然的成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于是需要更加抽象的调节方式方法。

从货币到资本，信用的意义也就是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必然的意志力量，意义的作用在于生命本来的逻辑，内在的结构组织力量的表达，体现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从原始的权力起源，到货币抽象权力的产生，自然法则的过程，就是“逻辑”因果律秩序作用过程。生命的精神意识在客观相对的意识主体中，就扩张了其结构性的存在。货币的产生，是以“数量”为基础，数量是比较差剩余的结果，可以说成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征服的意志力，表达的是权力，通过意志力的征服，获取自身的需要。在自然界中，这种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征服”，到生命世界就演化为了结构力扩张与交换。因此，原始权力起源是带着血腥的较量的。而意志象征物的交换方式，就减少了相互争斗的血腥，效率比较中，交换必然的就要胜出那征服的较量。货币取服和服从，是自然规律必然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资本形式的权力结构，必然的取服的权力结构。“战胜”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的由交换程序的协调协作取代。虽然，人与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权力冲突和其他冲突导致的权力矛盾，但是，依然在最后要回到信用交换的程序方式方法解决。规则处罚如同脚踢到石头上产生疼痛一样。

到现代社会，从货币到权力，从权力到资本，货币资本和权力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社会对货币资本和权力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社会生命化程度，而且其货币的形式，权力的形式，资本的形式，在现代还在不但的发展变化。货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演化到数据化电子货币，变为纯粹意义上的意志力量。其对社会基础信用的依赖，成为了其根本，这也就是说，社会生命的形式，正在向系统精神意识化方向发展。公与私这两个不同的意义观念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玄学忽略和大锅饭的混为一团，都必然的是走向反社会性。

作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起源，客观规则的程序化就是民主和信用关系，货币性质的抽象权力分布，逐步的让社会正在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体。当生产与经营的社会交换活动变得量化，可以用数学去分析和计算时，社会思维的客观有序也就成为了现实。公平的社会系统调节，是必要的社会抽象交换形式，现代资本主义被取代，就是因为资本形式的张力决定的。消灭了资本组织的结构形式，也就等于消灭了货币自然意志力量的交换基础，社会权力起源重归源头。

社会交换范文篇9

关键词：客观意志，客观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生命结构，生物性意志信使，人与社会是不同层次的生命系统.

在人类面对自身的认识中，我们传统的阴阳二分哲学，加上原始的五行和易学类数学模型逻辑分析方法，将事物列人形而上的抽象归纳系统，创造了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科学思想文化。然而，自然界却并不按五行八卦运行，中国人不断的从事实现象中抽出经验的规律，依然用那阴阳分析，最后又凑人五行八卦，反复的重复着过去。经验在阴阳二分的指导下，原始的数学倾向使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到今天依然让世人惊奇的成就。科学思想的总根源就是阴阳学说。不仅仅自然科学上留下了辉煌，在经济学上，易学也直接导致了权力的信用交换和货币系统的产生。在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易”就是交换的意义，还附带有变换.移位.易位.运动等等的意义，其主旨就是“换”。阴阳把事物分为二种性质的维度，一是形态结构意义；一是运动变化意义，阴阳的运动变化由“气”推动，这样以来，阴阳哲学也就由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方法，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阴阳哲学连续了人和社会到自然界其他事物，超越了一切可以想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物质到精神和精神到物资，是与其他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一样的过程。于是，自然现象的事实逻辑，也就能够类推应用到人与社会之中了。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理论超越了时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我们传统的所谓义利观的愚昧愚蠢思想束缚中，自然科学思想被严重的扭曲或被歪曲，依然还是艰难地缓慢发展了，依然对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质变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合作，是以分工协调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从原生的野生动物形式的协调分工合作，到原始社会的意识交换的分工协调合作，权力起源带着的是野蛮血腥的争斗。然而，分工协调合作却依然是共同生存发展的基础。当物质生产从食物发展到装饰和工具使用的时代，人既完成了从野生动物到原生人的转化。从原生人社会性组织结构内部的分工合作到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合作，大的社会互补就开始了其物资交换时代，这个时代野蛮的争斗依然存在，而交换形式所带来的效率远比争斗容易，而且交换还带来了情感的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交换”所表达的不变的意义就是人和社会部落的自身“需要”，交换的是“需要”。于是，各种现象形态的分工协调和交换，就全部由抽象的意志的“需要”这一精神生物倾向表现出来了。

用中国阴阳哲学思想来说，从“需要”开始，人从动物中脱出创造出自然界新的生命形势——社会，这“需要”就根植于动物乃致原生生命的物资世界中。然而，这“需要”的满足却是导致“交换”权衡和分工协调的根本。这也是说，社会形成交换和分工协调分配以后，“需要”的满足就带上了预期的意义。动物的活动和人的劳动，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由于“需要”的目的内容的差别，就导致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动物对食物的储存是一种本能的预期，那么人对生活物质的储存就是一种意志力有意识的预期方式方法。交换所带来的劳动效率的增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取长补短，使劳货币交换形式动效率得以简单化和获得了更多的产品。意志力在由本能转化为认识--记忆，就由本能升华为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形式了。这样以来，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就必然的由效率比较规律淘汰落后的形式。货币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货币的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发展，这一抽象的满足“需要”的信使形式，进一步提高了生存与发展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原生组织内部部落或者群落形式的变化，一部分原始的秩序协调支配权力，就可能转化成货币交换形式。虽然，愿生的政治统治权依然保留着原始起源的形势，但是，内在的支配权力的意志力交换，同货币形势的交换是一样的过程。而等级制度秩序的获得利益的形式，却是权力意志交换的结果。对制度秩序的意志力支配权力，到现代社会即发展为全货币形式的交换。民主只是实现社会分工协调合作的货币交换形式的规则方式方法，即制度的法律政策。

货币从诞生时起，就体现出了社会客观意志的力量。货币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货币以物的形式，带着抽象的意志力满足条件，改变了无序的劳动形式，促进了社会分工合作的自然形式成立，极大的提高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活动效率。这神秘而客观抽象意志信使，长久以来，让人们爱恨交加，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了。对货币的定位和定义，从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从相对权衡的物质数量中，分化出一般的等价物，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这个一般的中介等价物的本质特征，货币就不应该是在物质贫乏的以物易物的互补交换人群中产生。因此，货币的诞生也就必然的是权力意志强劲的产物。根据效率法则，二次，三次的以物易物，对提高效率不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满足“需要”的意志力付出，如果大于交换过程所得，那么交换是不可能连续长久的。因此，取长补短的交换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所付出的意志力是交换权衡能否进行的必要前提。

物易物和货币形式交换之间，都遵循着一个同一的规律，就是“需要”所含的意志力的根本——劳动效率比较。从物易物到货币形式的交换，这中间等价物最大可能的是由奢侈品的稳定久藏容易数量化和容易携带决定的。从非食品的装饰或者工具中，货币也就产生出来了。这就是说，货币从交换商品中分化出来，首先是以社会意志力的秩序和文化等精神现象为前提的，这样以来，所谓劳动价值尺度，就由意志力付出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取代了。这里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必然的也包含了劳动价值尺度在内；同时也还带有心理满足的权衡和人力分工合作过程的权衡，更重要的不是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权衡，而是美的装饰和意志力显示的象征。传统货币理论的货币观念和货币文化，一开始就撇开了货币的本质，用商品说和抽象的价值尺度说来解释货币的神秘性质。但是，其中包含的意志力尺度却是更为基础的货币本质。货币产生以后所伴随的是权力象征和欲望象征这两大难题，也就是说权力尺度和意志尺度都是货币本身的社会性意义。

价值尺度的意义，是人对事物权衡比较的量；价值交换表现的是事物流动的性质。价值与价值交换皆源于意志力权衡判断，既权力判断。从权力到价值，意志权衡分化为劳动分工分配判断和交换判断，分工判断的复杂是根植于社会秩序之中，例如，王者的权力和强弱秩序，就形成人类社会利益分配和劳动秩序。人有客观意识标志物作象征，形成文化意识作用，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力量，让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事物的自然作用力，也让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率大为提高。效率的提高，抵抗自然危害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权力也就形成了客观的意识凝结。象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到语言的应用，随同社会分工协调的分化，人的情感也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情感交换亦复杂化。意识的客观化，表达的是秩序力的作用，各种意志力通过语言性客观形态，加深了人对脑记忆的依赖，反过来再影响到意志力的客观化。比较权衡，实在性较量，使象征意义的喻指客观化得以实现扩散。这象征的比喻，就是用一类具体事物或者物体，指定其象征意义，于是，不同就按序列分化出了等级和类别，不同的象征有不同的意义。货币也有不同的等级，如金银，宝石，专用货币，这也说明货币不是自然而然的由交换物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商品，货币一开始就是意志意向意义的尺度，从象征到实用形式的专业化，货币从来就不是商品。买卖关系也不等于商品交换，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商品生产发达，使货币的使用绝大部分都归于商品买卖之中，这并不等于说货币只能是商品意义所属。货币可以度量的对象，首先是其意志自身的“需要”所属，其次才是交换对象。所谓的价值尺度，即此。货币在交换中所表达的既然是“需要”所属，那么也就带上了意志力的意义，也就是权力的行使，而作为信使的本质，又是一种中介物。这也就是说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意志使者和信使，即支付手段和流通媒介。如同人体内的生物信使一样，货币还可以储藏，成为意志力量储备。

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有不同的货币系统，各组织结构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导致了不同货币价值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更抽象的表达的是各社会组织内在的“需要”，广义上说，货币所具有的是普适性的意志信使作用，是一种自然社会意志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货币从诞生起，就是作为意志力的客观量化体现的。客观现实存在的货币具有社会性生物活性的意志力量。活性生物力量来源于人的社会分工协调合作中的交换互补。作为社会意志信使的货币具有的性质是：（一），权力意志的客观量化；（二），价值尺度；（三）意志信使；（四）媒介；（五），储备；（六）普适性。作为权力意志客观量化的产物，货币与社会中其他权力所称是同一的意义，也就是说货币与现实权力的差别仅仅在于主观与客观抽象象征的差别。而且货币的抽象权力意义比具体的原生或者原始起源的权力意义，适用更加广泛。发达的货币交换系统，可以使人们减少对原始起源的权力的依赖。

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其具有的意志力功能交换，货币持有主体可以利用货币组织起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企业或者公司，这时，货币就转化为量的标志——资本；而通过资本，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就可以通过管理经营继续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效率，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了原始权力起源的社会组织结构体，在不可类比的劳动力和货币收入之间的价值交换中，是无法直接通过意志交换进行的。资本家与雇用者之间的交换，就会受到社会系统环境的影响，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社会中的企业，必然的要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交换的环境条件制约，必然的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交换。资本家面临的风险是：1）产品在社会中实际价值交换的波动风险；2）货币流通量减少；3）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风险。雇用工人的风险是通货膨胀和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潜在不公平。因此，这二者之间的非对称事实，也就必然的成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于是需要更加抽象的调节方式方法。

从货币到资本，信用的意义也就是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必然的意志力量，意义的作用在于生命本来的逻辑，内在的结构组织力量的表达，体现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公务员之家

从原始的权力起源，到货币抽象权力的产生，自然法则的过程，就是“逻辑”因果律秩序作用过程。生命的精神意识在客观相对的意识主体中，就扩张了其结构性的存在。货币的产生，是以“数量”为基础，数量是比较差剩余的结果，可以说成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征服的意志力，表达的是权力，通过意志力的征服，获取自身的需要。在自然界中，这种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征服”，到生命世界就演化为了结构力扩张与交换。因此，原始权力起源是带着血腥的较量的。而意志象征物的交换方式，就减少了相互争斗的血腥，效率比较中，交换必然的就要胜出那征服的较量。货币取服和服从，是自然规律必然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资本形式的权力结构，必然的取服的权力结构。“战胜”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的由交换程序的协调协作取代。虽然，人与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权力冲突和其他冲突导致的权力矛盾，但是，依然在最后要回到信用交换的程序方式方法解决。规则处罚如同脚踢到石头上产生疼痛一样。

到现代社会，从货币到权力，从权力到资本，货币资本和权力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社会对货币资本和权力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社会生命化程度，而且其货币的形式，权力的形式，资本的形式，在现代还在不但的发展变化。货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演化到数据化电子货币，变为纯粹意义上的意志力量。其对社会基础信用的依赖，成为了其根本，这也就是说，社会生命的形式，正在向系统精神意识化方向发展。公与私这两个不同的意义观念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玄学忽略和大锅饭的混为一团，都必然的是走向反社会性。

作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起源，客观规则的程序化就是民主和信用关系，货币性质的抽象权力分布，逐步的让社会正在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体。当生产与经营的社会交换活动变得量化，可以用数学去分析和计算时，社会思维的客观有序也就成为了现实。公平的社会系统调节，是必要的社会抽象交换形式，现代资本主义被取代，就是因为资本形式的张力决定的。消灭了资本组织的结构形式，也就等于消灭了货币自然意志力量的交换基础，社会权力起源重归源头。

社会交换范文篇10

关键词：交换类型生产率借贷关系企业产权

生产增长的内在机制

人们应对风险的基本手段就是把他们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储藏起来，以便在风险发生时之用。但这并不是积极的解决办法，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在风险控制的过程中生产能够不断地扩大。

为了进行详细分析，文章作如下假设：假设有8万农民，他们生产不同的粮食作物。每年的粮食产量在生活、生产消费之后仍有少量剩余。论文百事通剩余的具体情况是：2万农民种植玉米，每人每年剩余18斤；2万农民种植小麦，每人每年剩余15斤；2万农民种植大豆，每人每年剩余10斤；2万农民种植花生，每人每年剩余8斤。18斤玉米、15斤小麦、10斤大豆、8斤花生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是10元。这8万农民每人都需要一个水壶，以便于在农田劳作时之用。由于农民在田间作业使用了水壶，增强了饮卫生水的方便，也减少了由于饮水不卫生所造成的医疗开支10元。当市场上没有水壶供给时，社会生产就停滞在农民生产的粮食上。社会中有80万元的剩余粮食供给，但社会总产量是停滞的。当社会有能力供给售价每只10元的合格水壶时，80万元的剩余粮食供给就创造了新的80万元水壶供给。由于新供给被创造出来，社会总产值增加了80万元。事实上，由于使用水壶不但增加了农民生活的效用，而且还减少了10元的医疗开支，农民是乐意持续地使用水壶的（假设水壶的使用寿命是1年）。

在这个假设中，本文把农民用于风险储备而没有消费的部分叫做供给剩余；把农民由于使用水壶而节约的开支叫做剩余供给。在此基础上，水壶的生产效率为：水壶的生产效率＝剩余供给／供给剩余。

依据上述定义，对水壶的生产效率要求越高，水壶的供给越难以实现。对于风险储备的农民而言，当水壶的生产效率达到1时，他们当年的全部粮食供给剩余就会转化为对水壶的消费。因为对水壶的消费增加了农民的效用，减少了他们面临的风险，同时，他们的财富储备量并没有减少。

当水壶的生产效率为1时，产生了如下的社会经济效果：农民80万元的粮食供给剩余被消费，产生了80万元的水壶产量；由于水壶的使用，农民节约了开支，农民仍然具有80万元的储备。这就是社会生产的内在机制。

在用新的生产对供给剩余进行替代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不断丰富，面临的风险不断下降，风险储备率不断下降。以上述例子，当水壶的生产率等于1时，可以使农民的风险储备及风险储备率不变。但是，由于水壶的使用，使农民的风险系数下降，此时，水壶的生产效率可以低于1，就可以使农民粮食供给剩余全部转化为对水壶的消费。这就是说，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新产品的生产效率可以在小于1且在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就可以得到实现。即随着生产的发展，新产品实现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宽松。

供给剩余的借贷关系对生产率的强制性提高

现在假定农民的粮食供给剩余不是用来风险储备，而是用于价值增值，其增值率为i（0当农民的粮食供给剩余变为资本时，生产增长的生产率条件被强制性提高了。本文仍以前述假定例子进行对比说明（见表1）。

由表1可知，在第II种情况，水壶生产的效率条件被强行提高了，因为若达不到这样的效率条件，粮食的借贷关系无法实现。此时，新水壶更难以生产出来，供给剩余转化为新产品的难度加大了；但是，剩余供给的增加比新产品的增加快。这样，生产增长的宏观效果是，新产品增加的量低于剩余供给增加的量，社会生产的增长突出表现为剩余供给的增长。

借贷关系中交换的性质分析

借贷关系中，供给剩余的消费及新产品的生产过程实质是资本所有者的所有权与消费者使用权之间的交换，两者的交换关系（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这种交换关系的性质为：

这实质是资本所有权与消费使用权之间的交换；交换并不改变交易双方的性质，等式的左边是资本，等式的右边是消费；性质不同的双方进行资本和消费交换时，必须创造出资本和消费存在的内在条件：资本的使用权和消费的所有权，是该交换关系的根本条件。

交易双方性质的差异，决定了实现交易条件的难易。实质上，不同性质的商品能否实现相互间的交换，取决于双方是否创造了一个共同体，实现对方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当交换一方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条件恶化时，交换的条件恶化。可以说，性质相近的商品容易实现交换；性质差别越大，交易双方同时生产出它们交换条件的任务越大。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性质

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的性质不同于物物交换的性质。对于物物交换而言，1件上衣=100斤大米。

若引入货币G作为流通的手段，这一交换就变为卖和买两个阶段来完成。1件上衣的出卖：1件上衣=G。上衣的使用权得以实现，而上衣的所有权形式化为货币G。100斤大米的购买：G=100斤大米。1件上衣已经被形式化的所有权G得以实现。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具有如下性质：任一商品，例如1件上衣的所有权和它的使用权的实现是通过买和卖两次交换来完整地实现；任一商品的完整交换依赖于货币流通；由于任一商品在它的卖和买之间，可以以货币的形式独立地存在，因此货币自身的变化就成为该商品交易条件变化的组成部分。而货币自身的变化是由经济体系决定的，因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条件，绝不仅仅是由交换双方自身所能决定的，经济体系可以改变交易双方的交易条件。

交换类型的演进及其交易性质的变化

（一）个体经营条件下的商品交换

在个体经营条件下，劳动、资本、经营完全统一于一体，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就直接体现为商品的交换关系。商品的所有权、经营权的关系是完全统一于一体的，社会分工关系单一地体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商品交换的初始所有权是清晰、明确的，商品交换的目的仅是为实现商品使用权的交换。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并不改变交换主体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即不改变商品交换的条件；只有在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商品交换中，在货币具有利率的条件下可以改变交换主体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即才能改变商品交易的条件。

（二）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生产要素使用权的交换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完整统一于资本家手中，而劳动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用自已的劳动力所有权换取劳动力的使用权。这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它的使用权相分离，形成了劳动力市场。这时的社会分工超出商品交易的范围，而扩大到劳动力的交易。资本雇佣劳动的形式（见图2）。

由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直接统一于资本家手中，产品生产的性质表现为资本生产的性质，劳动力的使用权成为资本使用权的衍生物。资本的使用权旨在确保产品的生产率，以实现资本利息；劳动力使用权的实现，服从于资本使用权的目的。

这里只存在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资本市场和产品经营权市场是不完整的。这种交换形式具有下列性质：

这种交换形式实质是生产活动，使各类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得以实现；由于资本使用权在生产中起支配作用，在生产中，资本商品对劳动力商品起支配作用；在货币经济中，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都表现为货币形式，货币利率仍具有改变交易条件的性质。

（三）法人企业条件下资本使用权与劳动力使用权的交换

这时，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分别形成了劳动力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劳动力的使用权、资本的使用权统一集中于法人企业，形成法人企业产权，从而形成法人企业产权市场。这时，经济中的基本市场类型有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法人企业产权市场（以下简称“产权市场”），这种交换形式（见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