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范文10篇

社会创新范文篇1

社会管理创新在理论研究上已经越来越深入，在决策上已经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上已经探索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好经验。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全模式服务管理系统建设、山东省泰安市平安协会建设、江苏省南通市大调解体系建设和淮安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建设等等。但是在这些实践的同时也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上的难点。解决这些问题和难点，更需要顶层的制度安排。从顶层设计看社会管理创新，重点要在推进三个方面的结合上下功夫。

一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相结合。应当看到，社会流动日益增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需求日益多样。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更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在服务中创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但如何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体制上相结合、在机制上相融合，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索。也应当看到，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但对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的冲击却无所适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断深化，但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能力与群众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社会自治的功能却日渐弱化；政府的管理机构不断扩张，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却不断加大等等，这些问题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社会服务提供了巨大空间，更为推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顶层设计提出了重大课题。

二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社会公正相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能否形成一种促使社会稳定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包括：一是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二是合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有效的民意诉求机制，四是健全的制度保障机制，五是敏捷的安全预警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让穷人与富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当官的与老百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并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2010），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实现维稳和维权的统一。这种机制，让老百姓有“民意”可以与政府有效对接，有“民怨”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让有钱人有事干，让没钱人不闹事，让富人过得好，让穷人过得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三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社会公共治理和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社会公共治理。社会公共治理的关键是构建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最根本的是推动政府转型。从发展趋势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导向：一是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正上来；三是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依法限制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加快建设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共同治理。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推进这个过程，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社会创新范文篇2

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按照《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决定》和《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方案》要求。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立足打造“公开、公平、公正”公共资源交易环境，彰显市委、市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主要开展政府投资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矿权和产权交易等活动。整体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市集中开展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形市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原则，结合公共资源交易的特点，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理念，将做好公共资源交易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为我市重返“十强”行列，争创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目标任务

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严格按照市纪委年全市党风建设工作要点》竹纪办【12号）文件要求。紧紧围绕“公开、公平、公正”这个核心，以行政效能建设为重要内容，着力构建“阳光平台”规范平台”专业平台”创新平台”廉政平台”满意平台”六大平台，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规范运作、公开公正、有序有效，从而树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环境。

三、主要措施

一）坚持“两个公开”着力打造阳光平台

各项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阳光”最好的防腐剂。着力狠抓两个方面的公开：一是不断拓展信息公开渠道。不仅在国家指定的媒体和网站上交易信息，还要利用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日报等省级媒体交易信息，使交易信息的知晓面最大化，从而确保充分竞争的效果。同时，完善中心交易市场的信息平台，增加短信平台，将交易信息及交易结果信息有针对性的给特定主体，中心互联网站也已顺利开通。二是做好交易活动过程公开。交易中心建成后，全市所有公共资源的交易活动统一纳入中心集中进行，交易流程及制度全部向社会公开，搬入新政务中心之后，进一步提高了硬件条件，交易大厅及开评标室监控效果得到提升，实行交易全过程监督，杜绝暗箱操作，确保交易活动在阳光下进行。

着力打造规范平台

二）强化制度机制。

中心狠抓了内部管理、岗位职责、交易流程、纪检监督、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机制建设，健全的制度是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公正办事、公平竞争、公开监督、诚实信用”前提。为切实做到有制可依、有章可循。制订完善《市公共资源交易暂行办法（试行）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流程（试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报名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机构公开比选现场管理流程（试行）政府采购操作流程（试行）和《土地一级市场拍卖工作操作细则（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明确了职责和纪律，对各类交易和招标活动进行全面规范，切实减少中心和相关部门人为因素对交易结果的影响，以规范的制度机制实现以市场规则配置公共资源。

社会创新范文篇3

通过“灵活建”、“共同建”、“及时建”、“推动建”等方式全面推进新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组建工作，截止**年**月底，全区共建立了各类党组织52家，覆盖新社会组织**家，党组织覆盖率达到95.2%。

1、探索创新“灵活建”。一是单建式。对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和长期聘用人员中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且具备建党条件的，单独建立党组织。目前已有22家新社会组织单独建立了党支部。二是联建式。对活动正常、人员便于集中但党员人数少，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历史渊源”原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社会组织联合组建党组织。目前共建立联合党支部3个，覆盖新社会组织**家。三是挂靠式。对不具备建党条件的，成立党员小组，挂靠村（社区）或主管部门党组织。目前共建有党员小组19个。四是临时式。在党员较多且流动性较大的新社会组织中建立临时党支部，上级党组织派党建联络员加强指导，目前共建立临时党支部*个。

2、促带互动“共同建”。针对一些业主不理解、不支持，建党难度大的新社会组织，发挥党工团联动优势，通过先建立工会、团组织，物色优秀党员担任各群团组织的负责人，并积极推动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赢得业主的信任和支持，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我区6所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由于业主的抵触情绪，党建工作一直是个难点，为此，我们先在学校建立工团组织，通过组织开展校长岗位培训、教师岗位培训和名优教师送教活动等，切实提高学校教师员工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最终赢得了业主的支持。目前，有党员的5所学校中，1所单独组建了党支部，4所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另外，在没有党员的新社会组织中，共成立工会组织18个、共青团组织16个，为开展党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3、积极跟进“及时建”。建立健全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和研究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民政和工商部门按照“谁登记、谁监督”的原则，把好新社会组织登记和年检关，凡发现符合建党条件而未建立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属地党组织及其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归口管理；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帮助符合建党条件的单位建立党组织，加强与建党条件不成熟单位的联系和沟通，确保其正确的政治方向；镇（街道）党（工）委主动负起责任，对那些没有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明确的新社会组织实行“兜底管理”。同时，及时整顿清理党员流失的支部，避免出现空壳支部。组建党支部8家，清理空壳支部1家，确保了党建工作的有效及时。

4、政策激励“推动建”。出台相关激励帮扶政策，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切实增强新社会组织建党的积极性。区教育局党委划拨一定比例党费用于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区供销社每年从办公经费中拿出3-4万元用于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党支部的党员活动；招宝山街道出台激励措施，对新建党组织奖励5***元，已建立的补助3***元，每年根据各支部党员人数按每人**0元标准划拨活动经费，并给予党支部书记、党建指导员每月**0元的补贴，从而推动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深入开展。

社会创新范文篇4

在改革的语境下，很多领导干部和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参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就是改革，改革的困难很大，哪有那么容易”；有些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和市区领导的事情，与中下层的干部没有关系”；也有些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和改革是一回事，上面只是提出一个新概念，属于换汤不换药”；更有甚者，认为“这也要创新，那也要创新，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可创新的”……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领导干部思想上的不统一，给社会管理创新在认识和推进中制造了较大的障碍。究其原因，乃是因其对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内涵认识不足和理解不到位。

（一）不能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于“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从此概念可以看出，社会管理创新在“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方面与改革具有共性，两者都强调变革，都主张用新的代替旧的。但是在共性之外还有诸多差异性：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的范畴、主体、对象、重点、难度等都有较大差别。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于改革的做法，掩盖了社会管理创新原有的特点和要求，消解了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的互补性，不仅会导致对社会管理创新在理解和认识方面出现偏差，还可能导致在执行层面上出现懒惰不作为和蛮干犯错误的情况。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究竟有何不同

1.改革的范畴十分广泛，而社会管理创新是单一范畴的变革。改革，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做出的改良革新。从改革的定义可知，改革涉及的范畴十分广泛，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较大变革都可以称之为改革。而社会管理创新则是指社会管理一个单一领域的变革。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管理与民生改善并列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重点，并用单独的篇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任务、重点等作了全面部署。综上可知，改革是一个综合概念，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单一概念。如果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为改革，就会在无形中掩盖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单一领域特色，从而导致很多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及要求出现了模糊化的理解。

2.改革偏重于“顶层设计”，而社会管理创新需兼顾宏观和微观。从语言使用的规范和语境来看，改革常常是指民族、国家、政党、制度、体制等较为宏观层面的革新。这种宏观层面的革新常常具有统揽全局的作用，因此带有一定的指导性，变革之后的影响范围也是全局性的，所以说改革更偏重于“顶层设计”。对于一些微观层面的具体事务、活动、流程、规定、办法、载体等的改良，可以称之为创新。例如，北京市开通“潮汐车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堵塞；济南市城管部门推出“西瓜地图”引导瓜农有序进城，收效甚好；某单位利用信息化手段简化了办事流程，降低了行政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效率。这些创新之举均属于微观层面的革新，如果称之为改革则有些大而不当。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就仅限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革新也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内涵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同理，社会管理创新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革新，也包括了大量的微观层面的改变。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管理领域，并非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上升的改革的层面，很多问题通过微观具体的优化和改良完全可以解决，很多事情通过在细节上的调整和改变就能达到目的。因此，除了顶层设计的改革之外，社会管理创新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具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3.改革的操作者是少数人，而社会管理创新的操作者更加宽泛。因为偏重于“顶层设计”，改革的操作者只能是少数中高层的精英，而社会管理创新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尤其是在微观层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操作者范围就比较广泛，不仅包括高层的精英，也包括很多中下层的领导干部甚至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

4.改革的难度较大，而社会管理创新的难度相对较小。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改革的阻力和困难越来越大。当前，容易变革的基本都进行了改革，没有改革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项改革方案，因为会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可能会招致强烈反对，如果强推可能会引发震荡。而社会管理创新可以在固有的利益格局框架下，进行微观层面的优化和改良，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从而达到最终目的。因此，相对于改革而言，社会管理创新的难度和阻力要小得多。在当前改革面对阻力和压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恰恰会成为加强社会管理的新空间和新舞台。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所言：“从体制改革，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任何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银行、国有企业、公务员、大学，没有一个是改革的动力……我一直主张一定要用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更重要。”

二、深刻理解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互补关系

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内涵与实践的双重视角来看，两者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管理创新是对改革的深化

改革在宏观层面做了道路理论、政策方针、制度机制等方向性决策之后，很多具体的、细节的微观层面的革新需要不断跟进，以真正贯彻、落实和巩固改革的精神和成果。这些大量的微观层面的革新与变化，正是对改革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当前，我国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化，利益冲突多元化且很可能激化，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如收入差距、城乡贫困、城镇失业、劳资纠纷、户籍问题、就业问题、人口流动、突发事件、社会治安、恐怖活动、老龄化、自然灾害等，这些都需要创新社会管理，从微观层面渐进解决，而不是仅仅依靠宏观层面的改革。由此可见，社会管理创新所推动的各个领域内的革新，都是沿着改革的方向所做的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是对改革的深化。

（二）改革决定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社会管理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发挥空间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创新可以无拘无束自由发挥，而是必须沿着改革所决定的方向和道路不断向前。也就是说，更偏重于“顶层设计”的改革主要负责社会革新的整体谋划、全局统筹和方向调控等，而社会管理创新则需要从宏观和微观（更多的是微观）层面上进行具体的、细节的、深入的、实际的探索和革新。改革决定着创新的方向。如果改革指引的方向不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发挥空间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社会管理创新背离了改革指引的道路，创新就会误入歧途，甚至祸国殃民。

（三）社会管理创新常常为改革提供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地方的创新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模式是：如果某地有好的创新经验，中央就先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例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创新开始的。这些年来，我国各地方的社会管理创新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的新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新尝试、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这些创新如果成功，很可能会推动改革的步伐。也就是说，地方的社会管理创新常常为改革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如果抛开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进行同理分析可知，局部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创新可能成为全局性改革的动力，单一领域内的社会管理创新可能成为整体改革的触点，微观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也可能成为全面改革的动力。

三、当前改革语境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明确的若干问题

在当前改革与发展的语境下，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乃大势所趋。值得注意的是，理清社会管理创新的本位、主体、方法、重点及原则等若干问题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否则将事半功倍甚至会功亏一篑。

（一）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基层为本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巨变，传统的集中管控管理模式已经相对滞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而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最初都在基层显现，很多因为在基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而逐步升级并扩大演变成为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在问题与矛盾显现之初，就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加以解决或者缓解，很多冲突和事件完全能被消除在萌芽状态。因为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基层，是最先发现问题、始终直面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主要阵地，所以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基层为本位，从实际问题和矛盾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新对策和新思路，对不适应时展的有关规定、办事流程、管理手段等进行调整、完善和改良，从而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目的。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多属于微观层面的经验尝试，成功的经验经过实践检验之后完全可以上升推广为宏观层面的政策和制度改革。不以基层为本位的社会管理创新，很可能会变成脱离实际不具备操作性的空头文件，也可能变成为基层的实际工作制造麻烦的空头规定。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坚持以基层为本位，既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应是大多数具有领导职务的管理人员

因为社会管理创新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革新，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不仅包括高层的精英管理群体，也包括很多中下层甚至是基层单位的管理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包括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具有各级领导职务的管理人员。因为这个群体对于实际管理工作具有不同程度的领导权和管理权，所以他们都有能力在自己的管理权限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创新。只有明确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才能使广大的管理人员统一认识，认清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肩负的责任，努力摆脱“创新非我职责”、“创新太难”、“无新可创”等错误心态，把握好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机遇，根据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积极主动进行创新。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法是关注细节主动改变

创新不完全等同于创造，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片面地强调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不能刻意追求“前无古人”、“人无我有”、“独一无二”、“我先人后”的效果，而要关注现有的社会管理的模式的效果、规定、机制、方式方法等细节，根据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对现有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对现有的运行机制进行改善，对现有的方式方法进行改进，对现有的服务载体进行更新，对现有的工作措施进行改良，对现有的工作程序进行补充等等。总之，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法是关注现有管理模式的细节，并根据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积极主动进行调整、变通、改造、突破、完善、精细化、优化和改良。

（四）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向是渐进式改良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可以看出，创新必须以“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为基础，对其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既然是“改造、改进和改革”，就不会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就不可能是激进式的，只能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渐进式革新。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渐进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发展常态，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大工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坚持渐进式改良的创新之路，既能推进改革开放，又能减少震荡和降低成本，从而将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试错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并取得可检验的成果。综上可知，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向必须是渐进式改良。

（五）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要紧扣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

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紧扣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来进行以下五方面的革新：一是创新民生民权服务保障体系。强化政府依法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协调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大力推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建设；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二是创新社会纠纷多元解决体系。建立健全纠纷解决的大调解机制，完善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大调解”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三是创新安全稳定维护应对体系。建立疏导、防控、监督和惩处相结合的社会安全稳定和社会秩序维护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多形式、多渠道的民意和利益诉求收集、分析判断和及时回应机制；创新发展现代防控体系；加大对虚拟社会管理力度；四是创新公民社会培育发展体系。不断加强公民教育；大力加强基层社区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构建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机制。五是创新社会管理队伍建设体系。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加大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律师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兼职社会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和保障。

（六）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依法管理、源头治理、和谐稳定等重要原则

社会创新范文篇5

本文通过与其他体制相比较，分析了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预期创新行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从总体上分析创新进程的框架。第三部分简单评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创新行为。第四部分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经验，尤其是苏联的事例。第五部分直接阐明了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预期的创新行为。尽管本文的分析对于其他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或多或少也应该是适用的，但是迪瓦恩的说法将被用作讨论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的样板。

二、创新进程

在创新的有关文献中(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创新而言，发表不出什么有用的见解。它的关注点都静止不变，并且假定技术决定于外因。有关创新的最好著作产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地带。)，通常会突出两种创新：进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创新的进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发明、开发、生产和推广。这里，发明是指最初产生一个新产品或新工序的想法，并把它做成基本模型。开发涉及到将基本模型变成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能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中生产或采用。生产实际上是第一次生产新产品或采用新的生产工序。推广是指把新产品传播给其他生产者或把新工序应用于其他的使用者。(注：基础科学研究尽管不是创新进程的一部分，却是其关键性基础。但我们这里的分析却省略了它。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来源的制度结构和性质是相似的，主要都是一种非商业的努力。在预期的未来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争论的关键是各种体制有效驾驭创新进程的能力。)

如上所述，因为绝大多数新想法不能被采用，所以发明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努力。然而发明并不必然造价昂贵。就冒险性来说，开发比发明小得多，但是将基本模型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所存在的困难，使这一阶段具有耗时耗财的特征。第一次生产新产品和引进新工序的风险还要更小，而且随情况的改变，其成本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创新的最后一个阶段——推广阶段，剩下的惟一风险是商业上的而非技术上的。

上述阶段的划分有助于分析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如何适于创新。为了实现良好的运作，这个体制必须有利于创新进程的所有阶段。为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对一个体制提出三个问题：

1.该体制能否为创新提供强烈的刺激?

2.该体制能否为开展创新提供大量的手段?

3.该体制能否产生能有效改善人类福利的创新努力?

上述三个问题可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已灭亡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以及未来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

三、资本主义创新

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创新。他们认为，追求利润保障了创新的发明、开发、生产阶段都有强烈的刺激，同时也会引导投资者向潜在的创新者提供必要的财政手段。自由进入市场促使创新迅速推广。如果利润率反映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社会价值，那么对人类福利的最佳贡献就得到了保证。

虽然资本主义确实促进了某种迅速的技术变革，但上述认识仍有严重的缺陷。在创新的重要发明阶段，追求利润并不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研究表明，经济上的重要发明绝大多数来自大学的科学家、政府研究人员和独立的发明者。对他们而言，金钱的考虑通常不是主要的。(注：一项权威性的研究涉及1900年以来的70个经济上重要的发明。人们发现只有24个发明来自工业研究实验室，而半数以上的发明则来自独立的发明者或研究院的科学家。其他研究著作也有类似发现。)开发阶段仍有高冒险性，加上发明有时带来的大量外部的(因而也是不可捉摸的)收益，这就促使人们(成功地)要求政府资助。(注：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全部政府和工业支出的28%用于开发。该年全部研究与开发费用(包括科学研究)的38%是由政府供给的。)

创新的利润刺激是十分矛盾的，为使利润刺激发挥作用，创新者必须有能力获得对创新的垄断控制，并能排斥同行竞争者，否则第一个创新者的利润将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资本主义创新者用来获取这种垄断权力(专利权和掠夺性策略)的合法与非法手段阻碍了新产品和新工序的迅速推广。

资本主义创新进程中最大的缺陷与第三个问题，即创新活动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创新者受利润引导，于是产生了如下问题：(1)创新不成比例地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注：例如，美国的医药企业根本不会为医治诸如结核病和疟疾而从事开发新药品的研究。而这些疾病每年都会导致第三世界中成千上万(低收入)人口的死亡。他们认为，研究医治痤疮或脚趾真菌的新药物更有利可图，因为这些药能卖给高收入的消费者。)；(2)公共物品在创新进程中大大被忽视；(3)在创新决策中没有考虑到可能会非常突出的创新的外部收益和成本；(4)激发创新所需要的垄断权力导致最终产品出现高垄断价格，限制了对新创新的利用，从而减少了它们产生的收益；(注：辉瑞公司的专利抗感冒药能医治爱滋病的一种致命的副作用——隐球菌脑膜炎，但这种药卖18美元一片，所以非洲的爱滋病患者无力购买。而泰国生产一种不受辉瑞公司专利权约束的不注册的盗版药，它只卖60美分一片。)(5)许多创新活动纯属浪费，如公司把创新资源用于打败对手而不是使消费者受益。(注：例如，微软决定把其网络浏览器捆绑到视窗操作系统中，又如药物企业追求和已有药物相比仅有微小分子变化的“同类药品”，尽管这些药品并不比原来的药物更好，但却能单独申请专利。)

尽管资本主义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方式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只有当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制度在创新进程，尤其是在发明阶段的组织和筹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拥有巨大的垄断权力和阻止别人参与的权力(这既会促进也会妨碍技术进步)时，资本主义才能促进创新。而这将产生严重畸形的创新进程，在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这种创新可能会削减人类的福利，其削减程度相当于，甚至会超过它对人类福利的贡献。

四、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

苏联体制，充其量是一个有严重缺陷、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版本。但它对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做出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因此，苏联经济的创新经验对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联体制的代言人声称，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苏联体制能够而且已经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他们所列举的主要优势是，没有商业秘密、避免资本主义在研究与开发工作上的那种重复浪费、能够直接将技术进步纳入中央计划而不必依赖利润的间接刺激。但是，苏联领导人很快发现创新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战后几十年间，他们常常调整和改革这个体制，以促进创新活动。

成熟的苏联体制用各种制度要素构建了它的创新制度，包括每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计划研发的主要新技术纳入中央计划。但是在苏联创新活动中，有两个制度最为重要：(1)研究与开发机构系统，它以创新为惟一使命；(2)单个企业，它常常有一个促进新产品开发的设计部门，较大的企业则有一个研究实验室。

苏联体制的确在创新行为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注：这一部分借鉴了约瑟夫·伯利纳对苏联创新的开拓性研究。)。苏联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配有受过良好教育和有奉献精神的研究人员，并且资金充足。它们和企业的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创新，其最著名的成就是在军事和空间技术方面，但也扩展到一些民用工业技术领域。(注：例如，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眼科手术设备、无缝铁路铺设机器和某些冶金工序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975年，苏联经济中每工时的产量都增长迅速，比同期的美国快得多。然而，苏联的创新行为从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弄清苏联在创新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体制根源，对于评价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创新行为(包括其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苏联创新进程中有一个严重的激励问题。在研究与开发机构中不存在这一问题，但在企业中存在这一问题。苏联企业在小的创新方面相对较好。激励问题涉及生产进程中较大的变革以及研发不同于从前的新产品。苏联企业的领导人面临的背景是创新成功得到的奖励(给领导者的奖金)较低，而重大创新所伴随的风险却很高。这往往使领导人对创新持保守态度，不愿意开发新产品或新工序，也不愿引进研究与开发机构产出的成果。

创新的风险不仅仅是由于尝试新事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延误和不可预见的成本。关键因素是苏联计划体制中存在困难的供给关系。企业总是担忧能否及时得到足够的供货以实现其生产指标。这是“严格计划”政策的产物，其目的是以可供支配的投入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创新必然使所需的投入产生不可预见的变化，而严格计划体制难于在计划实施中改变投入物资的构成。苏联计划的等级关系意味着企业与它们的供给者之间没有密切联系，这使问题复杂化了。这些情况使得创新成为非常冒险的行为，它可能会中断企业的日常生产，进而导致对其领导人的财政惩罚。

另一个激励问题是，对不引进可以采取的新技术的行为缺乏惩罚措施。一个运用过时技术的落后企业会发现其成本超过了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政府却倾向于保护这些企业并给予补贴。

可供采用的创新手段也有问题。崭新产品的创新往往要么必须使现有企业进入一个新的生产线，要么必须创建一个新企业。苏联的计划体制使工业之间的界限较为僵硬，现有企业进入新的生产线会被认为是侵入别人的领地而遭到阻止。(注：企业从事自用产品的生产除外。)尽管苏联不时地创建新企业，但却是有限的，而且常常遭到现有企业的反对。

在苏联体制下，单个发明者远未得到充分利用。大部分企业都有一个正式的政策，即提供小规模的便利条件以激励发明者。但是对吸引有创造力的个人发明者而言，该计划并不十分奏效。这或许是因为压力型的、中央集权的、等级统治的苏联体制培养了人的被动性，从而阻止了个人的发明活动。

就创新活动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的效率而言，苏联体制的确避免了资本主义创新的一些问题。在苏联体制下，没有人对创新公共物品有偏见，也没有对新产品和工序制定垄断价格从而限制其应用的问题。

但是在创新活动的效率上，苏联体制有显著的缺陷。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列举三个问题。

第一，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不合理的利润准则指导了资本主义体制中创新努力的部署，但在苏联体制中则是“计划者的优先选择”在指导这一部署。高层领导偏爱某些部门(尤其是军事、空间勘探和某些工业部门)，而消费品在他们的优先次序中，只居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创新中的两个关键机构——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不良关系引发了一个问题。研究与开发机构有最好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而且它们为新产品和新工序制定了大量计划。但是必须生产新产品和引进新工序的企业都抱怨这些计划不完善、不现实、不可行。研究与开发机构则抱怨企业对它们的建议不感兴趣。结果，大量的创新努力无果而终。看来，这是苏联体制等级统治特征的产物。在该体制下，同级机构间的关系结构极不健全。(注：参与创新进程的机构间的不良工作关系问题，可被认为对有效运用被奥地利学派称作“默示的知识”制造了障碍。这种默示的或隐蔽的知识在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可能最严重的是，苏联体制下创新所产生的主要外部成本，尤其是为工作场所和环境健康付出的成本。其原因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一心一意地强调产量增长以及该体制的不民主性和压迫性，这阻止了受影响的各方对其切身利益的保护。转五、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

与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相比，在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可望产生怎样的创新行为呢?正如迪瓦恩1988年所指出的那样，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三个特征与创新行为有关。

第一，整体经济计划的主要特征将由民主进程决定。

第二，不是通过市场力量或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而是通过“经过协商的调节”进程来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这意味着资源分配将由工业机构及地方和地区协调机构来决定。这些机构有所有受影响的选民的代表，包括工人、消费者、供给者、地方社区，甚至诸如环保主义者、职业安全行动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单项问题”群体。这些机构将通过各方的利益妥协来达成决议。此外，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或企业被认为是社会财产，它们设有董事会，其代表包括受企业活动影响的所有群体：工人、消费者、供给者和地方社区。

第三，人人都要把其部分工作生活贡献给各种类型的主要工作，即迪瓦恩所区分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发明工作、教养工作、技术工作和非技术的/重复性工作。这将消灭社会分工，同时保持技术分工及其效率优势。

在没有竞争性的逐利行为或政治局没有要求创新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中创新的动力?

第一，该体制的民主和参与制度将使人们能够要求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创新。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将通过其所担任的三个角色——消费者、工人和社区成员，坚持从创新中获益。消费者可以从新的、更好的、更便宜的产品中获益。工作中的辛苦少些，工作经历更令人满意些，这些将使工人受益。社区成员可以因为产品和工序改进而不是损害了社区生活而受益。

与任何一个经济体制一样，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也会开辟创新的第二个潜在源泉。倾向于寻找改进其工作方法的途径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完全不同于少劳多得的想法。虽然从总体上看，程度有所不同，但这种动力在多数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如果经济体制允许其自由运作的话，它就会是创新行为在发明阶段的重要源泉。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如何把创新的潜在利益变成实际有效的创新活动?在这个经济体制下，它如何鼓励人类表达其发明新事物的天性?

如果人们想要创新，那他们就必须在体制中为那些有能力实施创新的人提供有效的激励因素。企业经理及参与创新任何阶段的其他人，都应该因成功地进行创新而获得适当的奖励。假设决策者会自动进行创新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一套奖励体系告诉他们，社会重视创新。无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孰多孰少，这种奖励都是需要的。为激发创新行动，薪金刺激不必太大，只要能给创新者带来显著的消费利益就可以。

苏联的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会增加创新的风险，阻碍创新活动。但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不会遇到供给不定和不灵活的问题，而这些是苏联计划体制的特征。在决策部门互派代表，有机会在协调机构中进行交流的情况下，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定会有可靠和灵活的关系。必须避免苏联的严格计划政策，并且在经济运行中拥有足够的多余的生产能力，以便适应创新所需投入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既然没有竞争刺激以迫使落后企业在工业中采取最好的技术，那么，企业经营(或许还有对变化无动于衷的劳动力为后盾)会不会干脆拒绝改进呢?如上所述，一个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不仅是其工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的财产，企业外的全体选民对此也有合法权利。工业机构一定会密切注意落后企业的动向，工业和企业机构的消费者代表一定会拥有足够的权力对它们施加压力，使其做出适当的变化，必要时可强制实行财政惩罚。

为使这个体制有效运作，除了自然垄断外，每个行业都要有一个以上的企业。其目的不是要强制贯彻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最便宜的生产商把其他生产商逐出市场，这个进程往往会产生不合理的社会结果)，而是允许从市场交换及其他来源中搜集与企业成果有关的比较信息，从而有根据地决定企业应该如何变革。事实证明，应该变革的并不总是成本较高的生产者，成本较低的生产者可能通过反社会的实践而不是通过更高的技术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就抱怨说，细致的分工会使工人愚昧。而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保障每个人都参与最高级的劳动，这种实践将导致相反的结果。这种实践以及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社会所促动的广泛参与决策，将鼓励合乎我们人类本性的创新行为。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将为人们进行大量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而其中的一些创新活动将采取经济领域的创新形式。

为确保创新有足够的手段，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不必然会提供足够的机会，从而使有创造力的个人产生有经济意义的新想法。而通常会有这种危险，即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决策机构会倾向于主张采用现有的工作方式，并反对创新。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推动整个经济创新的创新促进委员会(InnovationFacilitationBoard)来解决这个问题。(注：创新促进委员会并不必然是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可能是一个包括地区和地方委员会，或许还有某种特定的创新专门委员会的结构。)该机构将得到中央国库足够的财政支持。想要发明新产品、新工序或者从事创新开发阶段工作的企业、非正式组织或个人都可向该机构提出申请，该机构将能批准这些申请，使其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获得成功的机会。

对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而言，确定创新促进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创新促进委员会包括所有受到创新影响的全体选民的代表，就可能会破坏预期的工作。重要的创新大都有受害者，在创新的初始阶段，创新的潜在成本可能比其潜在收益更明显。(注：工人(或工业)成员或许会反对那些可能危及与其目前相联系的产品和工序的新思想，地区代表则可能会反对那些看来会瓦解他们所在地区的当前经济基础的创新。)如果简单地采用广泛代表性原则，则会在新产品和新工序的潜在收益还不明显的时候阻碍其发展。

为能贯彻创新使命，创新促进委员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或许可由消费者代表和各类专家组成。只要实施创新的最终决定取决于一个代表委员会，那么，这种脱离常规的实践就会与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相一致。为产生新产品和新工序，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要推动和鼓励发明阶段和开发阶段。看来，保护创新的早期阶段，避免在这个阶段做出最后的社会决定，直到创新发展到能对收益和成本做出很有根据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实施创新的决定必须通过该体系的关键程序(所有受影响的选民的评估和相互妥协)的考核。这就要求建立第二个机构，即创新核准委员会(InnovationApprovalBoard)。它将以通常的方式建立，包括所有相关利益的代表。其作用在于决定是否应该对生产或引进得到创新促进委员会批准的新产品或新工序开绿灯。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确通过国家法规及作为个人或阶级行动的诉讼案件，对有害社会的创新进行了一些事后约束，但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在创新的进程中却将以社会利益为中心。即使一个有潜在弊端的项目在研究和开发阶段没有及时被反对者阻止，但没有社会支持，该项目就不能实施，也不能强制性地取得实际费用。而且，那些获得创新促进委员会批准的从事发明或开发的人们将知道，创新核准委员会将根据什么标准来最终判断创新能否实施。这将积极影响发明和开发的方向。

为实施主要的创新，剩下的问题可能是要允许一个现有企业进入一个新的生产线，或者允许建立一个新企业。这会引起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为避免这个问题，一旦得到创新核准委员会批准，创新者就应有权要求允许其建立一个新企业，或者支持其将一个现有企业撤出原有的工作线，以便实施创新。批准这一要求的决定有可能需要创新促进委员会和创新核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的社会有效性应能摆脱上述资本主义创新的五个问题。创新不会不均衡地朝满足富人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时已没有富人阶级，也不会受销售利润的引导。公共和私人物品的创新之间的平衡应反映公民的优先权。因为代表机构会在两种货品之间分配创新资源，而且创新的激励对二者应同样奏效。决定采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的代表机构应全面考虑外部利益和成本。包括那些影响工人和环境的因素。这些决定不会面临将成本强加于第三方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竞争性的逐利行为的产物。没有限制实施创新的垄断定价问题，也没有为了寡头性竞争而浪费创新努力的问题。

国家社会主义计划条件下存在的破坏创新有效性的三个问题在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应该不会存在。同样，也没有政治局官员支配创新的优先权。相反，民主决策将决定创新的数量和分配。在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将不存在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那种产生浪费的分离现象。因为机构之间的横向关系将是健全的。如果研究与开发机构被设计为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创新体制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和企业间相互派驻代表就应允许两种机构有效地相互作用。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导致创新产生严重的外部成本的原因——一心一意关注产量的增长而缺乏民主——将不会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特征。

结论是，总体上，界定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基本制度有利于创新，但这些制度本身还不足以保障取得成功的创新行为。通过上述附加的制度和政策，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将显示出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当然，这一体制不能保障每个创新都有助于人类福利。它也不可能总会提前预见到一个新产品或新工序的最终结果。但是，这一体制在做出这些决策时却远比以前的体制优越。

不能确定人类社会是否总会进行迅速的创新。如果日后某一天，先进的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实现了舒服的生活标准、令人满意的限时工作、对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以满足其社区生活，那么，公民就可能宁可决定要经济生活不是不断变化的、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水平。只有到那时，人类创新的动力才可能完全转向非经济的追求。但只要贫民区和物质匮乏继续存在，这种选择就不可能出现，只要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还不得不与资本主义竞争，这种选择就不具有可行性。

【参考文献】

[1]米歇尔·艾伯特、罗宾·黑内尔《参与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1991年版。

[2]约瑟夫·S.伯利纳《技术进步与苏联定价政策的演变》，载于史蒂文·罗斯菲尔德编《经济福利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亚伯拉姆·伯格森纪念文集》剑桥第105—125页。

[3]约瑟夫·S.伯利纳《苏联工业中的创新决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6年版。

[4]W.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雷尔《走向一种新社会主义》诺丁汉1993年版。

[5]帕特·迪瓦恩即将出版的《企业活动的制度背景》，载于菲克里特·亚当曼、帕特·迪瓦恩编《交换、分配与交易：在社会中培育经济》蒙特利尔。

[6]帕特·迪瓦恩《民主与经济计划：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科罗拉多1998年版。

[7]约翰·朱克斯、大卫·塞韦尔斯、理查德·施蒂勒《发明的源泉》纽约1969年版。

[8]大卫·M.科茨、弗雷德·韦尔《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体制的崩溃》伦敦、纽约1997年版。

社会创新范文篇6

一、村转社区工作

年年底，桅杆村最先在全乡实现了统征统转，年年底，炳灵村完成统征统转，经市政府批准，桅杆村、炳灵村率先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近年来，乡党委在推进传统农民向城市居民过渡、农村村民委员会向现代社区管理过渡中，坚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在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开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积极探索适合乡情实际的统建、自建小区管理运行模式，努力在“五个强化”（即：强化队伍建设、强化制度建设、强化就业培训、强化社区活动、强化公益设施）上下功夫，完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困难救助、文化教育、安全稳定等社区公共服务，推动社区党建，力争党建工作有新成绩。

（一）完善制度，转变观念，推进社区基层党建

结合创先争优活动，我乡一方面不断完善社区建设管理制度和机构，推进社区规范化管理，一方面积极转变和提升社区干部、党员思想意识和服务水平，为社区党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目前，桅杆、炳灵社区均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明确的居民代表议事制度及民主理财小组，在议事决策程序和社区财务和集体财产管理上正逐步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提升社区干部服务民众的能力，我乡通过定期开展基层干部素质培训、利用社区远程教育资源等方式组织基层干部参加培训和学习；为促进社区干部思想转型，我们多次组织炳灵、桅杆社区两委班子开展社区建设及管理的知识学习，并积极到雒城镇各社区、新丰镇征地农转非社区进行了“取经”，直观地让社区干部感受到管理的多面性，提高了社区干部对社区规范化建设的认识，为社区今后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打下基础。

（二）倡导居民自制，居民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在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同时，我们注重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区居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目前，社区在按要求做好社区党务公开和事务公开的同时，定期开展社区居民议事会，通报近期社区工作开展情况，接受群众的监督；每逢重大事项召开社区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做到让居民参与进来，实现社区的民主管理。在管理上，我们把工作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原村社干部和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愿为群众服务的党员群众作为社区干部和居民小组长的候选人，由群众投票选举出来，同时，社区将按照楼栋、楼宇划分新的居民小组，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实现社区规范化管理。

（三）加快推进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针对炳灵、桅杆社区地域实际，我乡以“布局合理、便民利民”为原则，切实规范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结合新农村建设标准和社区化建设实际，完善道路、饮水、管网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融入城市北区建设步伐。二是加大农村教育、卫生、医疗、体育等事业的投入，为群众提供学习、看病、健身、娱乐所需的场所、设施。三是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乡村清洁和改造工程，强化农村基础环卫设施建设，修建绿化带、垃圾池和垃圾中转站，设立卫生清洁员，每日对社区的道路、公共设施、绿化带等进行打扫，维护社区公共环境卫生。

（四）整合社区资源，推进社区服务工作上台阶

1.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完善社区居民就业服务工作

桅杆、炳灵村在实现统征统转后，劳动人口比列达到65%左右。针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及我乡农转非人员在劳动技能、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我乡在办理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的同时，乡劳动保障所积极与市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开展针对失地农民的各类劳动技能培训，使得社区居民能有一技之长，解决就业问题。年，我乡先后在乡政府、桅杆、炳灵社区组织举办了多期劳动技能培训会，包括缝纫、车工、焊工等多个工种，并对劳动者如何创业进行相关指导，累计培训800余人次。通过此类培训班的开展，提高了失地农民从事相关行业的专业技能，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业平台。

为更好对社区劳动资源进行统计归档，我乡建立了农村人才资源库，对每期参加技能培训的人员进行登记。同时，积极与市相关部门联系，及时接收反馈的省内外招工用工就业信息，并组织有就业意向的人员参加招聘会，确保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

2.推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保障社区居民生活安全

针对社区在统征统转后建立，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为切实加强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乡首先在社区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主任为主的社区治安稳定领导小组，强化职责，分工协作；二是在社区组建了治安巡逻队、联防队，将本辖区内的退伍军人等有机力量有序的整合起来，实行24小时轮值、轮巡；三是逐步建立起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和社区隐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加强社区调解人员的配置，合法、合情妥善处理好社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四是并定期在社区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并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工作和流动人口的管理，维护好社区稳定。

3.开展基层文娱活动，繁荣社区文化生活

社区党员群众活动中心是凝聚人气，增进党群、干群干系，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阵地。我们充分依托社区党员群众活动中心，一是利用现有的文艺骨干，创作、编排一些群众喜门乐见的文艺节目；二是积极争取上级的文艺、文化活动下基层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三是为群众提供健身、娱乐所需的场所、设施；四是建好农村社区书屋，方便群众读书、阅报。配置电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方便群众了解外面的世界；五是要结合社区的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体育活动。目前，我们在桅杆、炳灵社区先后开展了“铭党恩、求发展、创先争优”歌咏比赛，迎新春、庆五一等主题社区文艺调演活动，把群众一些自编自导的优秀文艺节目吸收进来，较好地展现了发展变化和良好风貌，丰富了群众文化娱乐生活。

二、林盘院落风貌治理工作

今年，乡以“村容整洁”为目标，结合农村田院分布特点，以新源村16社为示范点，开展以林盘院落风貌整治为代表的传统院落治理改造工程，重在改变原来农村杂乱、零散的居住特点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把打造成工业发展的沃土名片和人居怡情的生态家园。

一是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召开村“两委”专题研究会议之后，以推进村社道路硬化改造为开篇，在每个院落进出口修建一条硬化道路与水泥路相通，形成纵横交错的农村道路网，改善群众出行。

二是进一步强化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在落实道路、田间、河道、沟渠和院落环境卫生治理的同时，增添农村环卫人员，完善垃圾池等环节设施建设。

三是结合农村生态家园建设工程要求和乡情实际，全面实施好“四改四建”（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建沼气池、建加工作坊、建入户道、建排污沟），在保持川西农村院落特有的传统风貌的基础上，推进林盘院落整治，切实提高农村居住环境质量和生产生活条件。

社会创新范文篇7

劳动关系管理是指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使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得到规范，权益得到保障，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合作和谐为目的的一系列组织性和综合性活动。

1、劳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劳动关系制度，劳动关系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劳资冲突亦呈急剧上升之势。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安全、劳资冲突等问题日渐突显。据《了望》周刊年底报道，近年来，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高发期和多发期。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⑴。年月，人民网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4万件，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31.9万件，居历年来的高位。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出现井喷趋势。由工资待遇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和由欠薪引发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等突出特点。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集体劳动争议、集体停工事件多发将成为劳动关系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⑵。年，更是成了中国劳资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从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劳资事件看，我国的劳资冲突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抗性增强；二是规模性扩张；三是密集性爆发；四是组织性更高；五是影响性加大。透过这些新的特点，可以隐约观察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一些风向。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开始显现出一种主动态势，维权行动有四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过去的被动维权变成更加主动维权；二是从过去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要求；三是从过去注重权利之争扩展到利益之争；四是从过去以个别劳动争议为主发展为以集体劳动争议为主。从以上事例、数据和分析看，由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因素导致的劳资矛盾呈激化之势问题，已成了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隐忧。

2、劳动关系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迫切需要

有研究表明，劳动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管理有重要的影响。从经济看，影响可持续发展。第一，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第二，影响劳动者学习新技术和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第三，影响对外经贸交流，不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第四，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不利于扩大内需。从政治上看，影响社会稳定。第一，导致弱势群体公开或隐蔽的反抗。第二，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阶级分裂。第三，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严重冲击社会秩序。第四，导致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容易引发严重的公共危机。第五，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降低，行政能力下降。因此，必须重视研究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劳动关系管理问题⑶。

当前我国劳资矛盾激增，据全国总工会分析，原因主要有：一是职工劳动报酬增长缓慢；二是企业特别是外资、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工作条件差；三是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不到位，不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对诈骗手段逃避工资支付或欠薪逃逸行为打击不力，恶意欠薪成本低。另外，农民工讨薪意识觉醒，讨薪由民间化、隐性化转向组织化、公众化也是讨薪事件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⑷。这些原因，正好反映了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是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力量对比态势仍然“资”强“劳”弱，劳动关系呈现出非均衡性和非秩序性的典型特征。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博弈过程中双方力量与权益的严重不对称。非秩序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运作的无序、失范和不可预期性。第二，是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劳动关系的管理错位。这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在宏观上平衡劳动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导致了劳动关系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政府在微观上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化劳动关系调节手段的作用，对企业劳动关系又管得太多太具体。这样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方的力量受到制约，资本一方的力量迅速扩张，劳动关系中“资”强“劳”弱的局面进一步扩大，劳动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从近年来我国劳资矛盾急剧增加的趋势看，创新劳动关系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

二、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基本思路

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社会管理，应以推进调整劳动关系的机制建设规范化、市场化、契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基本方向，构建合作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确保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1、着力解决劳动关系严重不均衡的问题，构建合作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是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基本目标。创新劳动关系的社会管理，要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只有体面劳动，快乐劳动，劳动者才能更有尊严，劳动关系才能和谐。劳动关系和谐既是劳动关系双方人格尊严的平等，也是双方利益的和谐共存，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和谐劳动关系，是一种能在国家、社会、企业、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利益要求者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劳动关系；是一种能将劳动关系各个主体的利益诉求纳入法律和制度的框架范围内，依法予以保障和实现的劳动关系；是一种能通过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自我化解和消除各种利益冲突，促进劳动关系和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不是要消除所有的矛盾，而是在矛盾中寻求动态的稳定。衡量是否达到这一基本目标的主要标准是：其一，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发展；其二，职工的收入是否稳步增加；其三，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其四，劳动关系的调整是否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其五，劳动关系中的冲突是否逐步减少；其六，工会的地位是否得到充分体现，作用是否发挥到位⑸。

2、着力建立健全调整劳动关系的机制，促进劳动关系管理中的法治和民主建设，是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基本途径。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法治和民主的劳动关系，要求劳动关系主体各方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自主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依法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合理平衡各自的利益关系，及时消解各种利益矛盾，实现劳动关系的良性运转和循环，避免劳动关系的无序化、非组织化和无政府状态。构建合作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必须加强机制建设，为劳动关系的各种利益主体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提供博弈的机会和平台，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所谓法治，就是劳动关系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定，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和剥夺，其目标是秩序；所谓民主，就是劳动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和协商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尤其是要让劳动者有表达诉求的机会和渠道，其目标是公平正义和力量均衡。法治和民主的劳动关系制度和机制应符合以下条件：其一，劳动关系各个主体间相互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其二，相对稳定的劳动就业保障，包括宏观就业政策和就业制度；其三，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包括公正合理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其四，以人为本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机制，尤其是职工参与制度；其五，有效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机制，主要包括维权机制；其六，多层次和公正高效的争议处理机制⑹。

3、着力探索建设新型劳动关系的发展路径，不断创新劳动关系的管理模式，是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和特点，加强和创新我国劳动关系管理模式，应选择“党和政府主导，自主协商，适当的行政干预”的发展路径和管理模式。这种发展路径和管理模式，体现了党的领导，国家主导，市场运作，依法运行的特点，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⑺。第一，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我国劳动关系不均衡的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积极干预，是难以在短时期内扭转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更难以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把党和国家领导下的劳动关系法制和劳动关系运行机制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是我国社会性质和现实条件决定的，它要求党和国家在宏观上针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具体状况，通过立法和创制等手段，制定有利于劳动关系合作和谐运作的政策，确立相关的制度，落实必要的措施。这种积极的引导，主要是劳动关系宏观政策上的，如就业政策，货币财政政策，劳动立法等等，而不是针对各个个别劳动关系和具体劳动关系。第二，自主协商，市场运作，依法运行。我国已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对企业中具体的、个别的劳动关系的调整，不能都用行政调整方式去处理，而必须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劳动关系的一般方式，由劳动关系双方依法协商谈判处理。把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把政府的职责交给政府。只要这种协商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政府就不必直接介入或干预。第三，积极的、必要的行政干预。即要求政府及有关其他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就企业劳动关系中的问题依法依规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政府不能完全放任劳动关系问题的自我发展，必须通过建立健全有关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如合同管理、劳动监督等制度来规范和影响劳动关系的建立、协调和运作。同时，在劳动关系各方协商谈判不成的情况下，对劳动争议和冲突依法进行调解、裁判。

三、创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对策措施

我国劳动关系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企业（企业组织）和劳动者（工会）。创新劳动关系管理必须理顺三者关系、明确各自职责、完善机制体制。

1、发挥国家立法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1）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和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减少劳动者的赋税负担，解决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劳有所得。第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就业政策，加强产业引导，扩大就业；统筹做好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市场竞争力。第三，调整社会保障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健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真正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2）强化劳动法治建设和执法司法监管。第一，要加快劳动领域立法进程，推动劳动领域的一些重大法律的立法、修改和完善，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建立健全具有普适性的统一的基本劳动法制体系。第二，要加强劳动行政执法和监管，严格依法行政，坚决查处劳动违法行为，保障劳动法律法规实施到位，切实解决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的问题。第三，要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处理机制，强化劳动关系的司法调整，解决司法不公等问题，发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在化解劳动关系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3）着力构建劳动关系自主协商的机制体制。第一，完善宏观层面三制度。一是建立劳动者政治参与制度，保障劳动者的意志有充分表达机会。二是健全各级地方、各行业工会与同级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三是各级、各地、各产业（行业）工会与相应的劳动行政部门、企业家组织的三方协商会议制度。第二，加强微观层面的三制度建设。一是劳动合同制度。二是集体协商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三是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第三，建立劳动关系调处的多元化社会参与机制。明确党、政和社会组织的职责，积极培育劳动关系主体，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2、创新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

（1）建立健全企业道德约束机制，倡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能把最在大限度地为资本所有者谋取利益作为唯一目的和追求，而应当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其它主体利益的义务。对劳动者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包括劳动法意义上有关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义务，也包括企业按照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对劳动者承担的道德责任。特别是要尊重劳动者的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参与权。同时，要加强企业家组织建设，建立企业家自我约束机制。

（2）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构建职工民主管理新机制。第一，必须厘清对企业民主管理理论的认识。职工民主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人权和经济民主演进的具体体现；是劳动者作为企业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享有的参与企业管理，降低自身在企业中风险的权利；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必然要求⑻。第二，必须加快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创新。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制度，必须发展和创新。其一，加快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立法，巩固职代会这个职工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积极探索其他职工民主管理的新形式。其二，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纳入现代企业制度之中，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扩大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覆盖面，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行民主管理。

3、加快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改革。

社会创新范文篇8

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2000年，同志在考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根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论断，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定型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时代要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设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布局的设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明确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在收入分配方面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平均主义。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分配政策上的这些重要提法，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但在不同阶段，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变化，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其目的是在保持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提出“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在党的文件中从未提出过“社会体制改革”的概念。这并不是说改革从未涉及社会体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的就业体制改革、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等，都属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范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1997年以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取消农业税、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

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流动性增强，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较大，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明显增加。《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部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一些私有企业存在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无酬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劣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提出：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统一思想和形成共识的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合力至关重要。为此，《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作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社会创新范文篇9

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2000年，同志在考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

党的**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根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论断，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定型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时代要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设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2002年，党的**大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布局的设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明确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在收入分配方面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平均主义。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分配政策上的这些重要提法，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但在不同阶段，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变化，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届三中全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其目的是在保持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提出“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在党的文件中从未提出过“社会体制改革”的概念。这并不是说改革从未涉及社会体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的就业体制改革、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等，都属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范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1997年以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取消农业税、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

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流动性增强，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较大，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明显增加。《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部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一些私有企业存在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无酬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劣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提出：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统一思想和形成共识的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合力至关重要。为此，《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作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社会创新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制度弊端创新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及路径分析

（一）制度变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建设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对广大农村人口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然而，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对农民实施的社会保障主要立足于农民自我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改革开放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瓦解了集体经济体制，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面积滑坡。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养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到1998年底，全国有2123个县，65%的乡镇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到8025万人，全年收取保障基金31.4亿元，支出5.4亿元，累计积累保险基金166.2亿元。1998年国务院决定农村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由民政部移交到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同时由于1991年开始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在各地实施的不统一，出现了混乱状况，而且计划承诺的8%～12%的年投保利率在银行利率连续降低与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兑现等原因导致了中央决定暂缓农村养老保险。各地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作困难，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积极性受到很大挫折，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政策走向是：坚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资金的筹措应以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缴纳标准与养老金标准都不宜过高。

（二）变迁路径分析。纵观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中带有反复和试点先行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实行低标准起步，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原则，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渐进建立的。然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又不是完全渐进式的，而是不断出现反复。政策的不稳定性不仅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具体工作也都无所适从，而且损害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选择这一变迁路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对中国基本国情，尤其是农村实际情况的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决定了我们只有低标准起步，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由点到面，逐步扩展的渐进式道路。（2）受到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尤其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渐进改革和试点先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且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不免对这一路径产生偏好和惯性，而且再去寻找另一路径总是有风险，成本较大。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一开始就沿着整个改革事业的路径前进。（3）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统一的科学认识，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从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和稳定性，不断出现反复。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创新探索

（一）创建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其主要特点是：立法先行的渐进式道路。

1.立法先行。国家应该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规律，以立法的形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准确目标定位，明确建设原则，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原则性意见，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设立总体框架，指明方向。在此基础上，各地再根据本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较为具体详细且与地区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来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进程。统一的立法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独立性和连贯性，避免政策反复造成的不利影响。

渐进式推进。渐进式道路从总体上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也符合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不同的发展水平导致不同的发展需求决定了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按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推进，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但渐进式道路存在着路径依赖阻碍了制度的创新，容易引进制度意识的刚性滞阻不利于人们对制度理念、总体目标的清楚认识，因此我们在坚持渐进式道路的前提下，必须走出路径依赖，实现制度创新。渐进式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与其他各项改革相适应，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还可以推动其他各项改革的进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立法先行会在法律上保障农民的权益，是帕累托改进；渐进式道路是指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水平上的渐进。立法先行与渐进式并非矛盾。立法并不要求对各方面都有完整的规定，可以是不完善的法律，只包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基本的规定性，国家仅提供宏观指导和规范，各地再制定实施细则，根据原则性意见不断发展。在立法中体现渐进式，按照法律规定渐进式发展。

（二）新路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1.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上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经济改革目标日益明确，虽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在管理，制度创新，发展模式等许多问题上认识不一致，但总体方向已经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同样可以作用于社会保障事业。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进入定型发展阶段，而且要推动各项改革事业的发展。

2.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以及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弱要求用法律保护农民的权益。WTO深刻影响是全面的、总体的。农业必然要参与国际竞争，而我国农业基础薄经，生产力水平较低，随着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利益将受到损害。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避免重蹈政策多变的历史覆辙，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提供宏观指导和规范。

3.从我国十年农保的实践来看，旧路径成效不大，这其中可能有政府不重视，部门意见不统一等人为的原因，但制度建设所采取的政策主导、试点先行等路径选择的不合理性占相当的比重，它使政策决定者随意性增大，不重新考察路径选择的科学性，而对原有改革路径产生了依赖。

4.有关学者对几个典型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从城市延展到农村这一变迁路径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大约15-20年之后，我国才具备建立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需要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很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地区，现已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而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以上两方面为“立法先行”和“渐进式推进”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条件，两者必须相互结合，在统一立法的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前者为我们深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等提供了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延缓步伐，在这段时间内，应该先就基本的问题进行全国性立法，设立总体框架，指明方向。后者为逐步实施以上立法，细化法规提供了依据。各地区根据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立法形式确定本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新路径之所以比旧路径优越，主要在于前者产生的效益较大或成本较小，因此要保证“立法先行的渐进式”道路的成功可以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使新路径产生的效益增加；二是尽量减少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新路径产生的收益大小与制度的适应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制度立法适应程度较高，则路径在指导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产生的效益是递增的，因为立法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连贯性，指明了发展方向和目标，调动了广大农民和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无论从成本或收益来分析，保证制度立法的科学合理性至关重要。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加强对农村情况的研究和对农民需求的了解；深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理念；加强政府与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要力求促进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还要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做好新制度与现有制度的衔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