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范文10篇

1989年，日本引进互联网。2010年，日本利用网络的人口已经达到9462万人，占日本全部人口的78．2%。网络在日本已经普遍用于通讯、政府办公、电子商务、媒体宣传、电视节目等媒体信息传播、地区信息、远程医疗、普通教育和远程教育、自动翻译、军事、安全等广泛领域。近年来，中国尽管已经在网络用户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毕竟是当今世界引领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极少数国家之一，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学习;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和漏洞，需要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及早防范。弥补不足与纰漏。

一、互联网已经成为日本的政治工具

在日本，互联网已经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大选等政治活动。日本一批政党和政治家，早在2008年即开始利用互联网宣传自身的政策理念，树立个人和本党形象。除了在网上的直接政治活动以外，日本的网络还肩负着传播政治新闻，进行有关政策和政治领导人支持率调查等工作。这些工作是政治组成的一部分，发挥着政治职能的作用。2008年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辞职，此举牵动日本国内政局，日本自民党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想在首相竞选中占据优势。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麻生太郎制作了手机动漫视频，在网络和手机上传播，为自己竞选首相做广告并造势。这种作法赢得了一部分青年网民的喜爱，取得了良好的竞选效果。这是日本政治家首次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宣传自己，在日本开启了运用网络进行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的先河。

二、日本经济依赖于网络媒介而发展

网络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日本经济依赖于网络媒介而发展。网络本身的成长对一向重视实体经济的日本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1年，日本开始执行“电子日本战略”(“e－Japan”)，计划让“FT－TH(光纤到户)覆盖日本90%的家庭”。政府甚至将2003年定为“光纤上网元年”。2004年，日本推出互联网国家信息化战略，在发展方向上，计划到2010年将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甚至汽车等与网络整合到一起，实现办公和家庭生活的信息化、自动化、互联网化。2006年，日本IT战略本部制订“IT新改革战略”。同年，针对宽带网络的建设，提出“新一代宽带战略2010”。2007年底，日本召开的“消除数字鸿沟战略会议”，部署未来3年的信息通信发展规划。会议重申，到2010年，90%以上的家庭实现高速上网目标。截至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上述计划目标。当前，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政府的电子化与网络办公，还将网络大规模应用于教育、医疗、商务经营等领域。2009年，日本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达到了7万亿日元，大概是5000亿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2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互联网发展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1)日本的主要门户网站都掌握在美国垄断公司的手中，如日本排名前四位的门户网站Yahoo、JA-PAN、Google、goo中有三家属于美国，尽管日本软件银行公司已经掌控了Yahoo、JAPAN40%的股份，但毕竟其主要股份和管理仍归美国母公司掌控。这是日本互联网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并受制于美国的一个重要瓶颈，也给日本的经济安全带来了隐患。(2)推动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尚未获得突破，物联网技术很多还都停留在设想阶段，尚未能够大规模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摘要：日本在20世纪经历了一战、二战，经历了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经历了数次的经济危机，仍然拥有世界第三的经济实力，拥有占世界35%数量的百年企业。本文试从战略文化、企业经营理念等四个角度解析日本企业经营的智慧。

关键词：日本企业；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共存；共赢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的停滞期。破产、倒闭的企业数不胜数。整个日本被少子、老龄、低欲望等社会问题困扰。虽然如此，日本仍然拥有占世界比例最多的百年企业。部分日本企业，如优衣库、seven-eleven等仍然获得了逆势增长。如此低迷的外部环境，日本企业是如何斩获如此亮丽的成绩。抛开外部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从日本这些企业身上找到了它们在战略文化、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有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经营理念，就是管理者追求企业绩效的根据，是判断企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的依据。1910年，“森田范次郎商店”开业，1964年，更名为“森田商事”，主要业务是销售合成洗涤剂。1974年，森田社长认识到化学洗涤剂对身体的害处，决定改变经营方向，决心即使亏本，也“不销售自己都害怕，不敢使用的洗涤剂”，要生产无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肥皂。结果，当年主要商品的销售额从每月8000万日元，锐减到78万日元。公司业绩从1974年起持续亏损18年。在这18年中，公司面对连年赤字，仍然坚持“一切为了客户，让客户用得放心、用得安全”“守护健康的身体和干净的水”的初衷。终于，1992年，在公司的不懈努力和宣传下，消费者意识到无添加剂肥皂相对于合成洗涤剂的优点，开始购买产品，企业业绩渐渐好转。2014年，这家只有70余名员工的企业，销售业绩达到62亿日元。正是由于有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才能使“森田商事”面对长达18年的亏损，面对不接受新产品的顾客，仍然不惜付出时间和成本，直至迎来事业的成功。企业的经营理念解答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将往何处的命题。是企业领导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久远。日本为什么有将近世界35%的长寿企业，正是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立足于长远、不贪一时之功的经营方针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当前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与特点；日本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借鉴；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行为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管理具有二重性、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从劳动管理扩展到企业管理的其他领域、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从朴素走向科学，边界得到了拓展，内容得到了充实，方法得到了更新。管理学朝何方发展，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任务是什么等问题，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

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环境。18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以机器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成为现实，工厂以及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20世纪初到30年代，以泰罗（F.W.Taylor）的“科学管理”、法约尔（H.Fayo1）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M.Weber）“组织理论”为代表，形成了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企业组织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理和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理论方法。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管理问题，反映了当时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对管理上的要求。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许多管理学者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提出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行为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赫兹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波特-劳勒模式。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现代管理理论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犹如雨后春笋，滋生蔓延，林立丛生。孔茨（H.Koontz）将之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有6个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案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及早期的行为科学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增加了系统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等，发展为十一个学派。这些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盘根错节。

内容摘要：本文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探究二者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日本对我国的FDI在短期内是会提升我国对日本的进口贸易，而在长期内则会阻碍其在华出口贸易的增长。然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在华的进口贸易都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缓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

关键词：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贸易关系；影响机制；投资总量

在中日两国的贸易合作日趋深化、中日贸易存在很大发展空间的背景下，研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一方面，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关系之间的关联能够帮助我国制定与完善对日贸易投资相关的政策与措施，助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两者关系的探究也能够为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现状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能助推我国经贸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我国改革开放一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经持续多年，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为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来说，从中日两国建交到现在，日本对我国FDI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即萌芽探索（1979-1990年）、快速增长（1991-2000年）、继续深化（2001-2010年）与优化调整（2011年至今）。在萌芽探索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与相关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和规模都比较小，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与珠三角地区。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实际利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9.9亿美元，投资的行业类型主要是非制造业，占比约为72.3%。在快速增长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日本出口企业对我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投资逐渐发展到长三角地区。数据表明，在日本的FDI中，对我国直接投资占比由第一阶段的1.2%上升到3.8%，且在该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实现了由1991年的5.3亿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29.2亿美元的巨大突破。此外，该阶段日本在华投资的行业转向为以制造业为主，占比为74.9%。在继续深化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跟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并逐渐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此时日本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机电机械类。在优化调整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波动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上涨约16%，随着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加剧，投资总额逐步下滑，到2018年才出现明显的回升态势，实际使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同比上涨约18.1%，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又有所下降。在该阶段，日本也逐步加大了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行业的投资力度，数据显示，在2018年计划增加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占比由44%增长到51%。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了生存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从二战的溃败到今日具有世界科技强国之称，日本的飞速发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日本能够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与其在不同时期采用合理适时的科技政策大大相关。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发展的经验，认真分析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历史，使中国科技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史

（一）战前和战中的科技体制。日本最初设立的研究院，是模仿欧美个别发达国家研究院的形式，1879设立了东京学士会院，在1906年东京学士会院改组为帝国学士院，帝国学士院负有促进学术发展，加强文化教育的使命，从制度上作为国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支援。之后根据需要日本相继设立了理化学研究所、测地学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其中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建立促进了军事、产业、官厅、民间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这也是促使日本科技体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科技体制。由于在二战战场上战败，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经济难以得到自立，1955年日本制定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为振兴科技未雨绸缪。在原子能的开发问题上，政府推进了第一艘核动力船“陆奥”号的开发，并设立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二、日本振兴发展的科技政策实践

（一）创造性的科技政策。1981年是日本的创造元年，这一年是明治政府以后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创造性科技振兴方案。政府设立的目标是建立流动研究系统，以及由科学技术厅推进的创造性科技制度和九十年代技术立国的通产省的二十一世纪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可以做下对比：日本以前的科技就像从外国购进种子在日本成熟收割的“收割型技术”，现在是日本播种后成熟的“播种型”技术。创造性科技的制度就是通过寻找科学和技术的衔接点，发掘和培养素材的新特性，从而开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日文原版《国际法》著作的有关论述和各个章节的注释及参考文献，对日本《国际法》基本文献作简单汇总如下：

一综合性著作

经过近二百年的积累，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深入浅出，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有的著作条例清楚，结构严密，适合法律专业作为教材使用；有的著作重点难点突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适合自学者或备考者使用；有的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篇幅较大的论著，适合深造者参考，下面我将分别予以介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日本一般民众就有了学习《国际法》知识的热情。1970’s起，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化”成为日本时髦的口号，为一般民众了解和学习《国际法》而撰写的著作也大量出版，其中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种：①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话》（有信堂，1991年）。这本书因其曾以收音机广播讲座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深受听众喜爱，加之它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简洁而系统地谈论国际法知识，非常适合“国际化”过程中的日本。②村繁的《国际法初步》（法律文化社，1992年）。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从初次接触国际法的人的角度，来全面说明国际法的。③高野雄一的《现代国际法》（北树出版，1990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围绕“和平、人权、秩序”等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来阐述国际法。④横田洋三编的《国际法入门》（有斐阁，1996年）。这本书就是以法学部以外的读者为对象而编撰的《国际法》入门书。

法学专业是日本大学最主要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大学都设有“法学部”。在法学专业中，国际法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由于日本大学教育更强调自由，所以大学教材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统编”之说，日本大学的主讲教师或者单独，或者集体编写教材，供学生选择使用。1990’s以来，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主要有：

（1）高林秀雄等编：《国际法Ⅰ·Ⅱ》东信堂1990年出版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曾发生3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立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其规律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日本人中国观的前三次变迁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公元607年。本来日本基本上是被纳入到“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之中的。但到了隋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并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想与中国平起平坐。唐朝衰落后，日本也于894年终止派遣遣唐使。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一次变迁。

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中断。进入室町时代(1338—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划时代的变化。1373年明朝使节团被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重开外交。明朝永乐皇帝授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这是日本人中国观的第二次变迁。

进入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专题，图库)、觊觎明王朝，并在对女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丰臣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拒绝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不过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挑战，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惟一的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张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要求与亚洲各国联合，扩张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迁，他们开始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

二战后日本进一步脱离亚洲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人又重新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种中国观便发生变化。因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却经历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动荡。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近代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长谷川庆太郎写了一本书叫《别了!亚洲》。在书中他谈到：“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现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

[摘要]此文审视香港人对日本与南韩的刻板印象，结果发现香港人认识日本及其人民多于南韩与南韩人。此研究部份证实了『接触』有助形成正面印象的理论。研究发现香港人对日本人的印象比南韩人的为佳，而香港人对日本及日本人有较多亲身接触。不过，亲身接触与正面印象的关系，会受两地之间的历史事件影响。这个研究亦发现传媒是人们印象之重要来源，电视尤其重要，之后便是报章、杂志以及电影。在所有的人际渠道中，朋友及同事是最重要的印象来源。

[关键词]刻板印象；印象；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接触』理论；印象来源

Abstract:thethesissurveyedthestereotypeofHongKongerstoJapanandSouthKorea,andfoundtheresultsthatHongKongersknowmuchmoreJapaneseandJapanissuethanKoreanandKoreaissue.Theresearchhaspartiallyapprovedthetheorythatcontactingcouldhelptheformofpositiveimage.TheresearchfoundthattheimagetoJapaneseisbetterthantoKoreanamongHongKongersandHongKongershavemorecontactwithJapaneseandJapan.However,therelationbetweenpositiveimageandcontactcouldbeaffectedbythehistoryeventsbetweenthetworegions.Theresearchalsodiscoveredthatmediaistheimportantsourceofimage.TVisthemostimportantwithnewspaper,magazineandmovieinthesecondposition.Inalltheinterpersonalchannels,friendsandcolleaguesarethemostimportantimagesources.

KeyWords:Stereotype,Image,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actTheory,ImageSource

前言

人类倾向简单地理解事物，这个事实导致抽象观念的出现。人们面对日常生活中各类事项时，一般只能抱持简单的印象。据Merrill(1962)所说，印象(image)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或“概括图象”(generalizedpicture)是同义的。刻板印象是一个合成的印象，它代表个人或政府的主要特征。Boulding(1956)认为只要有国族在意其它人对他们的看法，不管此看法是否正确，它也能引起友善或敌意的行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导向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力量更加试图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轨道上来、三次教科书事件所反映的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中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誉美之词俯拾皆是、极端荒谬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编纂着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古代日本“添彩”、历史渊源、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现实土壤、教育敕语”的宣传等战时意识形态的灌输、为极端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既有学术界的极右翼分子,也有日本政界的新保守主义的议员、官僚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长,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美化侵略战争的极右翼观点和言论层出不穷,既反映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对战败的耿耿于怀,也有战后一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斛,本文通过对日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引导和危害所作分析,引导读者对此有一概括认识。

【关键词】极端民族主义皇国史观新国家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诸强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长,国内政治力量更加试图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轨道上来,在国际上重新装扮日本的国际形象。于是在国内舆论方面,右翼和保守政治势力开始极尽所能美化日本,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急于在历史问题上翻案。从而出现了自80年代初以来三次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对侵略战争进行美化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尤其以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右翼新历史教科书为标志,掀起了第三次攻击历史教科书的高潮。

三次教科书事件所反映的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回避和淡化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极右翼观点和言论,既有其军国主义思想、皇国史观的历史渊源也有其赖以滋生的现实国内土壤,尤其是战后一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是其肇发的原始动因。现就日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引导及其危害作一逻辑分析。

1表现

一、日本教育心理学概况

1、日本教育心理学情况简述

20世纪初，日本就开始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1916年成立儿童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心理学受施太伦（L.W.Stern）、桑代克（E.Lee.Thorndike）、布勒（C.M.Bühler）等人的影响，发展了智力测验、心理测量、性格学。战后，出版了大量关于教育心理学的书籍，如波多野完治主编的《现代教育心理学大系》；依田新编的《教育心理学》；中野佐三编的《教育心理学事典》；田中宽一主编的《实验儿童心理学》以及其他教育发展心理学丛书。在日本心理学书籍中，教育心理学书籍最多。90年代以来，吉田章宏（1991）和伊藤隆二（1996）等教育心理学名家也多次呼吁要注重日本本土教育心理问题的研究。1959年成立日本教育心理学会，这是仅次于日本心理学会的一个专业学会，1994年统计会员达4500人。该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年会，刊发《教育心理学研究》季刊至今。心身缺陷者的特殊教育在日本也受到重视。日本几乎所有师范学院都开设特殊教育课程。一些大学设特殊教育系，授与硕士和博士学位。1971年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国立特殊教育研究所。1963年建立特殊教育学会，学员约有1000人，并出版会刊《日本特殊教育杂志》。为心身缺陷者专门设计了各种心理测验，如日本设计的盲人智力测验不仅用之于日本，也在美国使用。日本文部省从1995年开始以流动性的方式向各省的一些小、中学以及高中派遣教育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开展有关心理咨询工作。不少中小学校也开设了（或正在设置）专门的教育心理咨询室，为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排忧解难，帮助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心理的顺利发展。

2、日本教育心理学研究动向

（1）日本教育心理学研究动向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教育心理学主要围绕着发展、学习、人格适应与教育评价四大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90年代日本教育心理学年会有关学术论文的分类大致有九个方面，具体是原理与方法、发展心理、教育与人格心理、教育社会心理、教学心理、学习心理、教育测评、教育临床心理、心理障碍与教育。其中研究学术论文数量排名前三名的依次是发展心理、教育社会心理和学习心理。日本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讨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在有关法则性研究与个别性研究、实验研究与相关研究等问题上。所谓法则性研究，即是超越事物的个体特殊性而追求其共性以及一般规律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特征是力求客观地、自然地反映事物，尽量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故多采用实验法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个别性研究则注重于探求事物之间的个体特殊性和差别性，因此常运用相关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事物的特定性质。数据显示，对于身体运动、感知、言语、情感表现、人格、社会行为等领域的研究，采用实验方法居多。其次是观察、调查方法的运用。

（2）20世纪90年代日本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积极表现。一是有关学习与教学的心理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日本教育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日本教育心理学注重教学和学习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深入探讨教科学习以及知识、理解等认知操作的内部心理机制。如光田、谷口等人（1992）的研究表明：在文章理解的过程中，插入提问和具体事例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和回忆。言语表现的研究集中在作文、造句和书写等方面。此外，积极开展有关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与学习策略指导以及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日本教育心理学工作者针对学校教育中，诸如旷学、欺负同学、学业不振、早恋以及自杀等“学校身心疲劳”一直有增无减的现象，从学校心理学中的教育社会心理学、教育临床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神藤等人（1996）用因素分析法对欺负弱小同学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抽取出欺负行为正当化、缺乏正义感以及支持欺负行为等主因子，并发现这些因子与“学校身心疲劳”现象的严重程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日本教育心理学在学习与教学方面的研究的特点还有在认知心理机制基础上还导入发展的变量；增强学生学习个别性差异与教学策略针对性的研究；打破传统学习理论，多角度多层次的开展研究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