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范文10篇

日本农业范文篇1

一、一体化管理的政府架构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重要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公共管理是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尽管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公共企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无疑，政府机构是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日本政府对此有深刻理解和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政府架构设计充分体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政府机构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次，他们都是自治体，尽管存在很多业务联系，但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设农林水产省（内阁12省之一），是主管日本全国农林水产业的振兴、食品的稳定供给、国土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农村、山村、渔村社区的发展等诸多事务的一个综合性政府机构。农林水产省设置1个大臣官房（办公厅）、6个“内局”（内设机构）和2个“外局”（直属机构，包括林野厅、水产厅），定员约5000人左右。此外，农林水产省在各地有各种派出机构（定员约20000多人），如地方（地区）农政局，是农林水产省按农业地域划分设置了东北、关东、北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九州7个地区农政局，地区农政局下设农政事务所（北海道农政事务所由农林水产省直接派出），日本全国有38个农政事务所。在地方层面，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主管农业的政府机构———农政部，农政部下也有若干个派出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科研、教育、推广和技术执法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政府机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各层面、各机构间分工协作配合良好，保证了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

日本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不足1.2hm2，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提高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于1947年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随后还陆续制定了12项附属法令，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日本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根据日本法令，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共同进行产品的销售、农需物资的采购、机械或设施的使用、存款的接收及贷款等，通过个人出资参股而设立，并作为会员进行运营的组织。日本农协组织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中央会）和市町村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综合JA）三级网络组成，日本各级政府对不同层次农协都有扶持补贴政策。日本农协的业务主要有6项：务农指导、金融信用、产品销售、农资采购、共同利用（设施）和互助共济（保险）。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农协组织体系非常健全，几乎100％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组合员）。值得一提的是，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全日本约16000人），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协营农指导员还配合政府农政事务所或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普及指导员（全日本约8000多人）共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日本农协是受农林水产省监督的社会组织，依据法令独立开展业务，其理事会和监事由农户会员选举产生，日本农协的运行充分体现“自愿、平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社会组织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为开展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奠定了体系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日本农业范文篇2

公共管理的重要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公共管理是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尽管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公共企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无疑，政府机构是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日本政府对此有深刻理解和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政府架构设计充分体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政府机构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次，他们都是自治体，尽管存在很多业务联系，但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设农林水产省（内阁12省之一），是主管日本全国农林水产业的振兴、食品的稳定供给、国土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农村、山村、渔村社区的发展等诸多事务的一个综合性政府机构。农林水产省设置1个大臣官房（办公厅）、6个“内局”（内设机构）和2个“外局”（直属机构，包括林野厅、水产厅），定员约5000人左右。此外，农林水产省在各地有各种派出机构（定员约20000多人），如地方（地区）农政局，是农林水产省按农业地域划分设置了东北、关东、北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九州7个地区农政局，地区农政局下设农政事务所（北海道农政事务所由农林水产省直接派出），日本全国有38个农政事务所。在地方层面，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主管农业的政府机构———农政部，农政部下也有若干个派出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科研、教育、推广和技术执法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政府机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各层面、各机构间分工协作配合良好，保证了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

日本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不足1.2hm2，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提高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于1947年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随后还陆续制定了12项附属法令，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日本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根据日本法令，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共同进行产品的销售、农需物资的采购、机械或设施的使用、存款的接收及贷款等，通过个人出资参股而设立，并作为会员进行运营的组织。日本农协组织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中央会）和市町村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综合JA）三级网络组成，日本各级政府对不同层次农协都有扶持补贴政策。日本农协的业务主要有6项：务农指导、金融信用、产品销售、农资采购、共同利用（设施）和互助共济（保险）。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农协组织体系非常健全，几乎100％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组合员）。值得一提的是，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全日本约16000人），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协营农指导员还配合政府农政事务所或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普及指导员（全日本约8000多人）共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日本农协是受农林水产省监督的社会组织，依据法令独立开展业务，其理事会和监事由农户会员选举产生，日本农协的运行充分体现“自愿、平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社会组织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为开展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奠定了体系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对中国改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启示

日本人多地少的农业经营特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因此其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健全完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做法和经验很值得中国参考借鉴，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还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动国内工作。

第一，强化农业法制建设，健全完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并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强化农业法制建设，从农业组织、投入、科技、生产、经营等各方面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法制基础。

日本农业范文篇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我国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必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总蓝图，是解决“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总抓手，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2018年1月2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高度凝练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日本与我国相邻，同属东亚文化圈和小农经济区，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发展脉络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2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都是在“发展主义至上”理念进行；社会发展模式大致都属于“赶超式现代化”[3]。研究日本乡村振兴运动，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思路。国内学者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政府布局乡村振兴运动的政策研究。日本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推动农地改革、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发挥农协多元化功能等来推进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解决农民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空心村”等问题[4]。（2）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目的、影响因素和实施重点进行研究。通过土地因素、劳动力因素和资本因素来推动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将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农业的收益转化率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等作为实施重点[5，6]。（3）引导日本农业协同工会（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s）来协助推动乡村振兴运动，具体包括建设优美社区、对协会成员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指导、集体销售农产品和开展相关金融保险业活动[7]。（4）深入分析日本通过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来加快乡村振兴运动[8，9]。通过对日本开展乡村振兴运动的背景、历程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国际经验，以期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2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史背景

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粮食产量匮乏，日本政府通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得粮食产量增产效果明显。但是，随着城镇一二产业的发展和日本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被抑制，农民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也相对减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数据显示[10]，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占社会整体平均收入的比重从1955年的77%下降至1960年的68%。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日本当时的主要矛盾。2.2农业生产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主体。二战后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先是强制要求地主将土地转让给佃户，但收效甚微；后来则将租佃地低价转让给佃农，实现了地主制度的瓦解。1952年颁布的《农地法》，标志着“碎散的家庭小农私有”的农地制度以及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的形成[11]。1950年日本农户所经营的土地户均规模为0.82hm2，到1980年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1hm2。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经营主体，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日本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处于劣势。2.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数据显示[12]，1965年日本国内总就业人数较1955年增加了837万人，其中从事二三产业产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提高到77.2%；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1955年减少了41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下降了15.4%。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多为高龄老人和妇女，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逐渐形成了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并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2.4日本农产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1955年日本加入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加快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工商业发展和工业商品的出口，采取了扩大农产品进口规模的措施。大量农产品的进口严重影响了日本本土粮食的投入产出能力，最终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严重受挫。1955～1959年日本进口农产品的比例上涨了49%；有43%的农产品品种完全对外开放，1963年该比例达到了92.1%[13]。2.5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0世纪50年代日本推行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理念，使得城镇化和工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投放到了生态环境中，严重破坏到水质、土地和植被。在此期间日本境内发生了“琵琶湖事件”“米糠油事件”“痛痛病事件”“水俣病”等事件，均于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有关，给日本农村受污染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

3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程

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实施共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1956～1966年）乡村振兴运动，第二阶段（1967～1978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造町运动”。3.1第一阶段：乡村振兴运动初期。1956年日本开始实施乡村振兴运动，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财政倾斜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激发乡村发展内在动力。具体内容包括：划定新农村建设区域；成立农村振兴协会；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出台专项法律来提供保障。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运动经历了7年，完成了划定建设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通电通广播和公共设施等，以及完成了耕地整治工作，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耕地利用率。农民的总产值从1955年的16617亿日元提高到1962年的24381亿日元，总产值同比增加了7764亿日元，农户的年平均纯收入增长高达47%[14]。3.2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日本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主张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努力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同时加大就业岗位的提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体内容包括：加大政府投资；改善乡村环境；为失业农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该阶段大概持续了12年，期间通过政策保障和财政支持，日本乡村建设发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不仅提高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和电气化。在此期间日本的农业生产总值从1967年的41661亿日元提高到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共增加73979亿日元，增幅比例高达178%。而到了1979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了533万日元，比城镇普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出13%[14]。3.3造町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造町运动”。具体内容包括：因地制宜开发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对农产品进行粗加工，提高其附加值；激活农协组织的作用；加大对农业人才的培养。通过“造町运动”，有效降低了城乡差距；2002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550万日元，其中非农收入在其收入比例中占86%[15]，已经超过城镇家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刺激了农村地区的消费购买能力。把青壮年吸引在了农村，不仅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保护开发，还提高了农村福利水平和农民健康。

4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经验

4.1明确发展目标，加强立法建设。日本政府在1961年出台了《农业基本法》，此项法律旨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了对《农业基本法》进行修订和补充，日本在1961～2000年又相继出台了《离岛振兴法》（1961年修订）、《山村振兴法》（1965年）、《半岛振兴法》（1985年）、《促进特定农山村地区农林业发展基础整备法》（1993年）和《过疏地区自立促进法》（2000年），这5项法律统称“地区振兴五法”。将人口流失严重和经济发展能力偏弱的离岛山村地区作为政府重点发展对象。在《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这些法律政策规定了不同特殊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具体目标与措施，实现了促进特定乡村区域发展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目标。上述法律法规通过搭建框架、完善内容和推动实施等步骤，使得日本乡村振兴有了法律保障，确保了政策推行的良性延续。加强立法，明确发展目标是促进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为日本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扎实的法律制度保障。4.2建立机制，统筹政策资源。建立机制，统筹政策资源促发展，由上至下理清了日本政府推动乡村振兴计划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各方统一聚焦与农业农村的发展。（1）成立了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乡村振兴具体工作规划，保证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计划有序进行。（2）为了进一步提高政策资源利用率和加强横向交流，日本政府在农林水产省的基础上增设了乡村振兴局，其主要工作内容为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和各具体政策，并组织开展相关项目。（3）成立了农业振兴科，旨在协调农民、地方团体、农协组织、林协组织和渔协组织等农村合作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计划，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有机政策衔接。4.3重农爱农，发挥农协作用。在乡村振兴运动过程中，日本农民自发形成组织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并逐渐发展成了由中央农协、县级农协以及基础农协组成的三级结构。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农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及时全面的精准服务，形成了集农业、农村、农户3种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有效促进了生产和市场的有机衔接。首先农协为参与农民提供经济、贷款和福利等全面综合的服务。其次日本政府鼓励农协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最后，政府实行对参与农民提供税收和补贴等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据统计，日本农民所生产的农业产品80%以上是农协代为销售的[16]。4.4一村一品，带动乡村发展。日本在乡村振兴计划中有关产业部分最为重要的一环无疑是“一村一品”政策。该政策第一环节是挖掘当地优势资源项目，将其打造成质量优、口碑好的世界一流产品。第二环节是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同时引入民间资本，努力延伸特色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获得流通环节的利润，同时促进农产品加工、自然景观开发和乡村旅游等。最后一个环节是日本政府在2010年开始实施的《农林渔业经营主体使用本地资源开拓新业务及促进使用本地农产品的相关法律》。该项法律旨在通过建立农业投资融资平台，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和乡村创业人员资金缺口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本政府通过“一村一品”计划和相关产业融合，有效阻止了乡村人口外流，还有效回流带动了大批返乡劳动力进行创业，并逐步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

5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农业范文篇4

一、从区域到国家的“品牌农业”建设

日本的“品牌农业”的发展通过创新和建立调动农民智慧的机制，注重发掘各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品牌农业”建设。以1979年大分县开始的“一村一品运动”为契机，逐步创建了大分香菇、松板牛、高知酱油、富士苹果和越光大米等著名的农产品品牌。所谓“一村一品运动”，指发动各地村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推出特色农产品从而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日本“一村一品”品牌建设的经验就是“必须面向市场挑选最能体现当地优势”的产品，因此“一村一品”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最能占领消费市场；

（2）能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

（3）靠质量打响产品的知名度。我国各地打造农产品品牌时也应该思考是否满足了市场的条件。

随着“一村一品”运动的深入开展，日本各县都开始关注自身的区域特质，绝大多数县都制定了各自的“品牌农业”或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如，山梨县因拥有日本最大的葡萄产地打造水果之乡的“山梨品牌”，拥有首都圈市场的千叶县着力打造蔬菜及特色水产的“千叶品牌”，日本茶叶产量最高的静冈县则重在确立自己的茶叶品牌。经过各县如火如荼的品牌战略实施，逐渐形成了由地方向中央扩展集中的态势。2001年，农林水产省决定致力于为本国乃至其他国家提供优质的“品牌日本”的农产品，加大农产品品牌战略规划的力度，提出了着力打造“品牌日本”的整体日本农产品品牌形象。由此可见，日本“品牌农业”战略的发展经历了由下自上从“一村一品”到各县确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直至日本提出了“品牌日本”的国家农产品品牌战略，各级着力打造其优势品牌农产品的“品牌农业”建设之路。

二、日本“品牌农业”的建设特色

（一）强化高品质的品牌定位，通过不断创新，提高日本农产品品质

虽然日本农业生产仅能满足国内需求40%左右，但“品牌日本”战略规划提出”高品质”要求日本农产品生产不片面追求高产，而是不惜成本地提高产品的营养成分，改善口感等品质，从产品层面达到“品牌日本”的高附加值效应。例如，日本“松阪牛”品牌为追求高品质，其饲养程序极为严格，饲料必须是大麦、豆饼为主的混合饲料。牛长肥后，为了增进其食欲，每天要给牛喝啤酒，为牛按摩，甚至让牛听音乐、接受日光浴。尽管一头优质“松阪牛”的价格在四五千万日元，却仍然深受日本人的欢迎，拥有美国进口牛肉所无法取代的品牌形象。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农林水产省及相关机构开展了促进日本加工食品供给等技术开发等项目，调动日本各地的农产品品牌拥有者农协进行优质品种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对品牌农产品进行生产和管理，让农户按要求规范化生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创建品牌。

（二）推行品牌认证制度

日本“品牌农业”有关品质规范的另一途径是广泛健全的认证体系。日本农协不仅严格管理和控制品牌农产品的高品质，还注重品牌农产品品质可视化的符号标志，成为品牌有力的品质外部识别，为品牌传播和推广打好基础。由农林水产省制定推行在全日本范围内实施“本地本物”认证制度，并支持各县开展各种形式认证制度、健全认证标志使用。

1、日本的《本地本物》制度。农林水产省专设有负责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普及食育推进部，《支持建立地方食品品牌事业》报告书，明确提出《本地本物》认证制度明确、提高及正确标记以地方特色农产物为主要原料、经当地传统工艺生产加工的食品。这是指导及扶助财团法人食品产业中心制定的地方性食品品牌标记的标准制度。“本地本物”认证的一般认证申请的主体是参加者生产团体/制造企业等，由区域食品品牌表示标准审查委员会认定，区域食品品牌表记标准从名称由来、历史传统特色、品质卫生管理标准、加工工艺特征、原材料特质、第三方认证、产地范围、本地本物标志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施行认定和管理。现今《本地本物》标志作为传统制造原料及制法的标记，已成为日本消费者安心品尝本地本物味道的信赖符号。

2、地方以县为单位的各种品牌认证制度。除了全国性的“本地本物”认证，日本各地方以县为单位，也开展了各种品牌认证制度。如，山梨县为了推动农产品品牌化、设立了特选农产品认证制度打造“山梨品牌”。该认证项目制定由认证委员会测定品种、味道、鲜度、原创性和安全放心的要求等准确评价、认定品牌的标准。千叶县为塑造“千叶品牌”，对千叶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农产地及农产品进行认证，通过认证的农产品可使用「ちばエコ!!物」标志。该认证制度和标志，提高了人们对千叶农产品环保安心的整体形象。在日本各县纷纷设立地方品牌认证制度的同时，认证制度的形式也出现多元化趋向，主要有委托第三方认证的道（北海道）产食品独自认证制度、设置委员会进行认证的长野县原产地呼称管理制度及三重品牌认定、组织任意团体制定品牌认定要领的长崎品牌品认定等。通过以上认证，日本政府和专业检测机构确保了农产品的高品质，通过认证的品牌农产品贴上相应的认证标签积极开展的认证营销，通过统一的认证标签和包装形成的具有品牌效用的认证品牌形象，强化了日本“品牌农业”的整体形象。

（三）充分发挥品牌专业机构的军师作用，进行专业规划

日本的广告及品牌相关公司在“品牌农业”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品牌日本”品牌建设中的亮点和特色。日本“品牌农业”将农产品通过商标形成品牌实体，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品牌的实体和相关信息，尤其通过品牌名称的传播提高知名度、认知度和好感度，达到品牌忠诚。日本的农产品品牌传播主要通过农协、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委托广告公司等品牌传播机构完成。日本广告公司等品牌专业机构从“一村一品”运动时期即农产品品牌建立初期就参与其中，为其进行专业的品牌规划。如，作为日本著名的蔬菜品牌的博多万能葱在作为调料的青叶葱中，生!量和销售量都居全国第一，占到上市总量的50%左右。该品牌一开始就在日本著名广告公司博报堂九州分社的策划下，首先成立了“博多万能ねぎ”生产部会，为该品牌主体专门制定了“博多万能葱栽培基准”，指导相关生产部会农家的生产活动。公司还精心打造出“博多万能葱”这一品牌名称。“博多万能葱（博多万能ねぎ）”远非传统名优特产名称的现代翻版，而是专为市场量身定创的产品品牌名。“博多”作为福冈市过去的别称，现今一个区的名称，在全日本，散居着众多对博多深有体验的人。而且博多料理以玄海的生鱼片为地方味道特色，凸显“新鲜”；“万能”：表现了葱直接生吃也可以，煮食也可以，作调料也可以，各式吃法都是一种享受。把“博多”与“万能”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品牌名称。日本的广告公司极其关注农产品品牌，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如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广告公司曾在东京、大阪两地针对317名已婚女性，进行生鲜食品的品牌消费志向的网络调查；东日本传播战略室通过网络进行了《购买生鲜食品时品牌影响度调查》；《地区加工食品品牌想起调查——品牌形象排名》等来了解日本农产品品牌化状况及品牌消费情况；通过这些调研明确区分界定了农产品品牌的同时，做了深入分析对日本农产品品牌构建主体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本，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在此基础上各广告公司也很积极的开展农产品品牌诊断、策划项目。在农业发达的北海道的有主要为农业营销服务的广告公司，如株式会社グリ!ン!プラネット（Greenplante）就主要进行以绿色农业的广告计划和制作及农产品的营销调研。日本电通还展开的地域品牌支援项目abic，不仅从单一特产品牌来思考发展，更力图从休闲、旅游等多角度来思考区域品牌的发展模式，并注重开展相关培训业务，这也将给区域品牌中的农产品品牌发展带来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和专业人士的培养。可见日本广告公司正以自己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以品牌专家的角度成为农产品品牌建构中的军师，保证了日本“品牌农业”战略的有效实施。

（四）以整合营销传播的思路进行推广

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对农产品的需求旺盛，美国、中国等农业大国的农产品纷纷进入，市场竞争激烈。跟进口农产品相比，日本农产品因具有地利人和之势，特别更重视通过精心策划的品牌传播来创造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品牌传播注重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的现念，有策略的选择最有效的传播内容及方式，将品牌信息传递给本土消费者。因品牌传播往往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单个农产品企业或农协难以承担巨额的品牌宣传费用，日本的“品牌农业”传播，多以县为单位，借助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专题，结合多种公关活动配以一定量的硬广告来打造区域品牌形象。传播形式多为某某县区域品牌形象搭建平台，突出“一品”的区域特色品牌产品。针对进口农产品的相对廉价，“品牌日本”坚持高品质的品牌定位，以“高品质”、“安全”及“新鲜”等作为品牌传播主诉求信息，主要运用各媒体报道竭力赞扬本国农产品的安全性、美味。通过各县的区域品牌认证标志及品牌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心培育”等字样，并富有详细介绍该农产品是如何精心生产出来的，从而逐渐树立起了日产农产品“高品质、放心、美味”的日本“品牌农业”形象。注重使用多种媒介多种手法传播品牌信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则创办了“品牌日本”刊物，合力打造和传播“品牌日本”农产品的整体形象。并充分开发电视、户外看板、报纸、宣传册、广报、网络等等多种的品牌传播工具。其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中心地区开展试尝、试用、试食的推销活动，成为“品牌农业”农产品品牌促销活动方式的常规武器，如，每年利用研究开发的新材烹制佳肴开展“品牌日本”试吃会。还特别注重促销活动与与大众传媒公关、广告互动。同时注重周密的策划，促销与大众传媒互动，如博多万能葱在东京银座大街、北之丸公园等地，向行人发放产品。同时，NHK又进行现场采访，制作节目，然后向全国播放。促销与大众传媒互动为品牌的成长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农业范文篇5

一、日本农协的基本情况

(一)日本农协发展的历史简况。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制定了《农地改革法案》，实行农地改革，解决农村中地主与农民之间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主要内容就是将大地主所有的大量土地无条件地分给农民，从而确立了战后日本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束缚，家庭经营的弊端和问题相继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生产上的盲目性，供求关系失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均得不到保证，归根结底就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为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日本也曾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如搞美国的家庭农场的办法，只是由于日本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平均每户只有1.2公顷，仅相当于美国家庭农场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加之东方农民特有的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影响，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实行家庭农场的作法。1947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农业协同组合法》的宗旨是：“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按照这一宗旨的要求，日本农民通过协作的方式来谋求农民经济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从1947年到1950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本各地的基层农协都建立起来了，全国成立的基层农协约有4000余个，有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二)日本农协的主要职能

日本农协在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农民意志的统一体，代表着农民的利益，所以其职能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产指导。农协对农民的生产指导非常全面，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种植业结构调整等。还利用农协自身优势，进行农产晶的开发，使组织起来的农民增加经济效益。

2.农产品销售。销售是农产品得以实现其价值、农民获得生产收益的关键环节。在日本集中销售农产晶是农协重要的日常工作。农协销售的农产品包括大米、蔬菜、花卉、水果等；销售的方式有超市销售、批发市场销售和直接销售。通过集中销售既可以防止中间商的压质压价，也能避免各组合之间的相互压价竞争，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还能够促进农协与中间商之间形成计划销售体制，并建立起相互依存和信赖的合作关系，使农协的生产更有组织性和计划性，使市场有稳定的供应，避免盲目生产，确保农民收入的稳定。

3.集中采购生产生活资料。农协为减少生产资料流通中的环节，和降低成本，根据会员的需要，组织农用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由农协统一与生产厂家订货，再分售给各会员。对加入农协的农民日常生活用品，农协也组织统一购买，可以享受厂价或批发价。通过集中采购，使加入农协的农民得到实惠。

4.信用合作。日本的法律规定农协可以自办信用事业。日本农协从组建后就抓自己的金融系统，它以独立于商业银行的方式组织农协会员手中的剩余资金开展以农协会员为对象的信贷业务。日本农协金融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农协全体成员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国家的农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密切配合。日本农协对资金的组织和信贷非常重视，要求农协会员将闲置资金存人自己的信用组合，如存入商业银行则视为背叛行为。为保证资金的顺利组织，农协狠抓资金的投放和信誉，坚持服务的宗旨，保证用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两大领域，确保信用工作真正成为会员办事的金融组织。

5.共济和社会福利。日本的农业虽相对比较发达，但在国民经济中也显软弱，极易受到市场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日本农协建立了风险基金制度，号召会员发展互助协作精神，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并确保农民由于意外灾害或事故遭受损失时能得到一定补偿，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日本农协的福利事业包括医疗保险、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农协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有的还建立自己的医院，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保证。还投资兴建许多农民婚丧。等大事所需的基础福利设施；为农民提供服务，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日本农协发展的条件

通过考察日本农协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我们感到，日本农协之所以能产生并不断发展，主要是农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政策支持和农民的拥护，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本条件，才使日本农协的发展有了保证。

1.法律保护。日本早在1947年就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60年代又进行重新修订。这是日本为促进和保护农协的发展而制定的专门法律。《组合法》明确规定了农协不同于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是特别法人；承认农协自主经营权和民主管理权，以保证不受行政干扰，确保农民的经济地位，规定农协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营团作，而是服务机构，农协各种事业所获收入归农协成员所有。此外，还对农协的成立、管理、解散等各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可以说，法律保护是日本农协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

2.政策支持。有了法律保护的日本农协，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支持。体现在日本各级政府制定的农业政策、税收及金融政策等方面。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与法律保护高度一致性，促进农业向规模经营和集约化方向发展，使农民得到实惠，促进农业基地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以经济手段调整农业，而很少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如政府在新品种推广、农业基地建设、稳定蔬菜生产等方面都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完成的，不仅使政府的计划得以实现，也保证农民得到实惠。在扶持农协开展信用事业上，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确保农协资金来源，有国家贴息贷款、县政府的无息贷款及农林渔业金库贷款等支持。在税收政策上，规定农协各种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各种政策对农协的扶持，使农协的发展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3.农民的拥护。日本农协以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组织生产，进入市场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坚持服务第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踊跃参加农协，服从农协的指导，保证了农协发展有坚实的基础。这在农协成立之初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日本农协方面的一些原因，才使农民对农协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四)日本农协的组织形式

日本农协是靠自己独特的组织原则和经营原则组织发展起来的特殊法人。其原则主要有自愿加入、民主管理、协作、限制出资配额、促进教育发展和剩余资金分配等。

日本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基层组合推荐，并经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的总代表大会。由总代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农协最高领导层。理事会及领导成员的工作受监事会的监督检查。

日本农协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改革后，原来的市、町、村一都、道、府、县一全国三级组织体系改为二级，把都、道、府、县联合会并到中央，并将基层农协进行合并，提高农协的规模和实力。按照农协的改革方案，日本基层农协到1999年已减少到1580个，到目前，基层农协只剩1*0个。全国中央会下设生产、生活、总务及金融四个委员会，分别与都、道、府、县中央会的农协经济联、共济联、福利联和金融联进行对口联系，都、道、府、县农协只对市、町、村农协进行业务指导，是一种联合协作的关系，不具有行政命令权，从而保证了基层农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日本农协的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准会员。正式会员是从事农业的农民。准会员不从事农业生产，只靠出资通过农协做生意。准会员不享受正式会员的权利，也不承担正式会员应尽的义务。

二、值得我省借鉴的经验及建议

1.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日本农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在振兴战后日本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农协即是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农民意志的载体，农民利益的代表，可以说农协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和桥梁。特别是在日本农协发展初期，农协代表农民与政府对话，政府把某些职能转移给农协，通过农协来调控农村经济，政府的计划和政令基本上都是通过农协贯彻实施的。虽然目前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农协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其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我国与日本是近邻，农业方面有与日本相似的东西，如人均占有耕地少，实行家庭经营等。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农村改革，家庭经营制度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农业生产更加适应市场化需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将是我们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通过考察，联系我省农村实际，我们感到在农产品供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新的农业经济组织，而日本农协则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农业组织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种组织应具有为成员服务的职能，保护成员利益的职能，培训示范的职能和互助合作的职能。这种在农民自愿、合作、互助、民主管理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将会推动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2.吸取日本农协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少走弯路，促进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日本农协在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教训也是有的。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日本农协在组织形式上过于强调以市町村(相当于乡、镇)为范围组成基层农协，就使基层农协的规模过小，经济实力受到限制，进而影。向服务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发展到目前，一些基层农协对农民的吸引力已大大降低，农民对农协的信任也下降，相当的农民已把农协看成是农业公司，是经营单位，所以，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找农协，如借款、农产品无销路时。这也促成了日本农协的改革。所以我们在发展农村经济组织时，一定要注意吸取日本农协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在组织形式、规模等方面不搞一刀切，不搞行政命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3.认真抓好试点，积累经验，为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的发展打好基础。

我省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很快，到目前已有700多个，有会员29000多，涉及到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储藏、运输、加工，农业信息等各个方面。但是我们目前的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机构不完善，有的功能不健全，有的服务不规范，从全省来看尚未形成服务体系。因此，我们应借鉴日本农协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引导、规范我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注意抓好试点，在工作条件好，农民认识水平高，领导重视的地区建立全省基点，着重在组织性质、地位、服务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好工作，还要在政策扶持等方面加以研究，形成一整套完整、规范的运作方法，指导全省工作的开展。

日本农业范文篇6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方面，农业要承担起其作为一个产业的职能，即要以自身的贡献去支撑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要在履行产业职能过程中使自身的产业素质得到提升，即要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此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农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农业问题是在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农业问题也必须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

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温铁军，2004)。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派生论”。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确实居于首位，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也确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正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多，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才导致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并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的。从理论上讲，一国农产品供给问题解决得如何，取决于土地资源禀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政策、农业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单一的“农民问题”因素。从实践上看，中国在目前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而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中日两国的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表明，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不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的。

日本农业范文篇7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是从分析一国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人手，阐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双方形成了贸易与生产开发有机结合的跨国经济体系。在此情况下，仅仅考察一国的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显然已经不能正确解释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因，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开发亦是如此。为此，我们用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实际，考察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

(一)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过程

日本大葱以脆、甜为其特点，适合日本人的食生活习惯，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种之一，全国年消费量超过50万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大葱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量大的大葱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大葱生产量减少，价格开始走高，在此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商社开始把目光放在海外开发生产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葱“开发输入”主要来自于台湾、韩国，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农产品商社与中国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开始了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方公司与中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日方公司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劳动力、生产设施等，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第二，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的产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价格全部收购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无权自行处理。1996年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葱与普通蔬菜相比生产效益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同时，由于开发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行开发生产的公司不断增多，开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开发进口量由最初的1千吨增加到2000年的3万多吨，短短的4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这种旺盛的贸易生命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二)中日两国日本大葱生产中的资源效益比较

表1是中国及日本生产日本大葱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日本生产大葱的产出价值是中国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劳动力资源紧缺，生产大葱投入的劳动力价值皇中国投入劳动力价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农户生产大葱低于中国农户生产日本大葱的收益。不过，如果是中国农户生产中国大葱，其效益并不能达到生产日本大葱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葱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大葱种子技术含量高)，品质好带来了高价格、高收益。当然，效益好的原因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中国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说是日本的农业技术资源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跨国优化配置的成果。

(三)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效益分析

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项目，虽然比一般作物投资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好，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市场，所以，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国内普通种植业生产项目。表2是我们对日本大葱生产基地农户不同生产项目的收益情况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劳动收益率、资金收益率，日本大葱生产比粮食生产、中国蔬菜生产都成倍提高。这种土地、劳动、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应该说是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促进了大葱生产资源及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优化配置，产生了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效益。

三、结论

从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贸易关系，贸易同生产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贸易双方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促进两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命力，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目前，这种贸易形式虽然局限于部分农产品。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两国农业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如果推广到中日农业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中日农业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因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业衰退——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日本农业范文篇8

[关键词]日本农业科技信息保障体系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农村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但是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条件。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特点

1.日本政府重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乡镇级以及地方综合农协在信息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日本农村除了有线电视和电话、报纸等媒体很普及外，计算机也很普及。日本农户购买微机可得到一定补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员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举办各类培训班，承担了面对农民的微机教学工作，促进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农民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为主3种形式，适应于不同经济实力、人口密度、距离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称为“高度信息化农村系统”的计划，直接服务于农民。目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制定一项名为“21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实农村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信网络。

2.日本政府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日本政府很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平均每个县至少有一个与网络相关的农业信息中心。跨入21世纪后，日本积极实施农业IT战略，推进农业信息数字化，开发普及了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类基础数据库。9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日本现在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其中，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

3.政府从法律、政策、资金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法律先行，政策配套，资金扶持。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如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简称“IT基本法”)，旨在通过建设高度信息化的通讯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实施农业领域的IT战略和加快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信息化的政策，如在农村尽快普及因特网，向农村开放提供国立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成果等信息。在资金方面也予以大力扶持，日本各地域的农村信息服务系统由政府投资。

4.重视农民的信息素质教育

日本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完备，包括民间研修教育机构、农林水产省农业大学校、就农准备校等，这些院校对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农业科研机构都承担了对农民进行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等信息素质培训的职能，政府每年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面向所有居民的网络与计算机培训班。

二、对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借鉴

1.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的硬件设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如日本般在农村普及电脑及因特网尚不现实，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及地域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形成以计算机、有线电视、广播、电话等为主的各种传播形式，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我国国情，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是个很有效的途径。很多农业类电视节目，本应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农民仅靠接收天线收看不到此类有线电视才能收到的节目。有线电视能不能通到农村，是农业科技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到农民手中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农民买电脑，上宽带网络还只能是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办到的事，绝大多数地区农民尚难以接触，即便能去网吧，又因为缺少相应的计算机应用及网络知识而不能得到相关农业科技信息。报纸在农村的订阅率也很低，农民只有极少数是通过报纸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播媒体就是电视和广播，相比较而言，电视的受欢迎率又远胜过广播，因此，通过电视这一最有效最普及的媒体传播方式，把适用农业科技信息及时告知农民，是很有可行价值的。地方市县电视台由于技术及信息的限制，很难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而有线电视中央七套及各省电视台的农村频道节目制作水平很高，信息来源较广，且有价值的新信息较多，问题在于农民接收不到。因此，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能否让有线电视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而使一些优秀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扩大农民接触农业信息的视野，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创造条件。

目前，农村已能安装有线电视接收系统，但门坎较高，且收费不一致。据调查，豫北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150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所收台比接有线还要多，机顶盒的价格是2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20元。豫东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298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机顶盒的价格是4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00元。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农村的有力支撑；农民是弱势群体，收入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尽量减免初装费及年使用费，并严格要求各地费用统一，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不使一些地方部门为了牟利，而随意提高费用，影响有线电视的普及率，从而影响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

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主办的科研或普及机构手中，政府应协调这些机构间的数据库资源建设及联网，做好资源集成及共享工作，建立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种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网络发展很快，专业性农业网站越来越多，要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化总方针，加快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统筹规划全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县乡（镇）级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系统。我国可将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信息中心及各地农业推广中心全部联网，取经日本，建立我国的农业科技信息实时管理系统，设置大型计算机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农业科技信息。在各县乡设分中心，农业从业者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重视政府在政策、完善法律、加强资金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

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分散经营，他们需要政府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给予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支撑。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政策，如信息标准化；农业科技信息免费提供；加强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集成共享；农业科技信息人才的培养、待遇、培训政策；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等一系列政策。同时，抓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相关法制、法规建设，结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实际情况，从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采集到、传播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出台一套完整的法律，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保证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积极改善我国农业通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

4.重视我国农民信息教育，提高农民信息素质

农民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终端，农民信息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成效。我国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大力发展农民继续教育是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的有效途径。以各级成人教育中心、农校、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础，定期举办政府出资，农民免费的短期信息培训班，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信息接收、咨询、计算机运用、网络查询等信息素质培训，提高农民利用信息的意识及查询信息、使用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能力。同时，加强农业信息化宣传，鼓励农民通过电话、计算机网络等向农业信息部门和专家进行各种信息咨询，或注意收看农业类有线电视节目，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科技信息，尽快提高农民自觉利用信息、依靠信息、查询信息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效率。

日本农业范文篇9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是从分析一国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人手，阐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双方形成了贸易与生产开发有机结合的跨国经济体系。在此情况下，仅仅考察一国的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显然已经不能正确解释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因，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开发亦是如此。为此，我们用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实际，考察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

(一)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过程

日本大葱以脆、甜为其特点，适合日本人的食生活习惯，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种之一，全国年消费量超过50万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大葱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量大的大葱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大葱生产量减少，价格开始走高，在此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商社开始把目光放在海外开发生产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葱“开发输入”主要来自于台湾、韩国，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农产品商社与中国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开始了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方公司与中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日方公司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劳动力、生产设施等，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第二，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的产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价格全部收购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无权自行处理。1996年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葱与普通蔬菜相比生产效益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同时，由于开发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行开发生产的公司不断增多，开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开发进口量由最初的1千吨增加到2000年的3万多吨，短短的4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这种旺盛的贸易生命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二)中日两国日本大葱生产中的资源效益比较

表1是中国及日本生产日本大葱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日本生产大葱的产出价值是中国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劳动力资源紧缺，生产大葱投入的劳动力价值皇中国投入劳动力价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农户生产大葱低于中国农户生产日本大葱的收益。不过，如果是中国农户生产中国大葱，其效益并不能达到生产日本大葱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葱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大葱种子技术含量高)，品质好带来了高价格、高收益。当然，效益好的原因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中国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说是日本的农业技术资源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跨国优化配置的成果。

(三)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效益分析

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项目，虽然比一般作物投资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好，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市场，所以，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国内普通种植业生产项目。表2是我们对日本大葱生产基地农户不同生产项目的收益情况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劳动收益率、资金收益率，日本大葱生产比粮食生产、中国蔬菜生产都成倍提高。这种土地、劳动、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应该说是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促进了大葱生产资源及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优化配置，产生了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效益。

三、结论

从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贸易关系，贸易同生产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贸易双方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促进两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命力，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目前，这种贸易形式虽然局限于部分农产品。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两国农业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如果推广到中日农业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中日农业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因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业衰退——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日本农业范文篇10

[关键词]19世纪；日本；西洋农学；吸收

一、前言

明治10年代至20年代，在日本农业史上曾被称作是“老农时代”。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村直三、奈良专二和林远里等老农在日本农业改良方面非常活跃。明治初年政府开始推行的劝农政策（西洋式大农业经营的引进）以失败告终，传统农法的改良得到提倡，这给他们的活跃提供了舞台。船津传次也是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老农之一，但他的经历却极为特殊。

1832（天保3）年11月1日，船津传次平出生于上野国势多郡原之乡（现群马县势多郡富士见村原之乡）。在父亲为村内农民子弟开办的寺子屋[1]接受了“阅读、书写、珠算”等基础教育，接着又在蓝泽蓼园开办的私塾学习了汉籍的素读和俳谐[2]等。后来，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来自中国古典著述和日本书籍的影响。1849（嘉永2）年开始学习和算，3年后得到关流的真传。和算的学习诱使传次平进入了合理性思维的世界。1857（安政4）年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业。父亲开办的寺子屋也由他接管，用于近乡村民子弟的教育。1858（安政5）年被选为名主服务了3年，1867（庆应3）年再次当选名主，1879年（明治）兼任乡里的总管和劝农官。[4][5]

船津家里的耕地面积（1867年）是水田1反9畝，旱地8反7畝[6][7]，在村子里属于中等规模。传次平很早就从事农业，接受父亲严格的指导。他在农业改良上非常热心，动了很多脑筋，进行了很多发明。例如在养蚕上发明了桑田簾伏法，在稻作上研究过水田土地改良的“底破法”。作为老农，他渐渐在附近乡里出了名。

1877（明治10）年，被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作为人才发现了的船津传次平来到了首都，成为内务省的科员。第二年3月，开始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负责本国农场的管理与本国农事的讲义。在这里船津与外国教师交流，向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日后成为日本代表性农学家的学生们教授稻作和养蚕。[8][9]

1885（明治18）年8月，船津担任甲部普通农事巡回教师。翌年3月，正式调动到农商省农务局树艺课，为推动日本农业改良而在各地巡回作讲演和指导。1893（明治26）年担任西原农事试验场的技手[10]，三年后升任技师[11]。作为民间出身者，他的晋升是个特例。1898（明治31）年3月，以罹病为由辞职，同年6月15日去世，享年66岁。[12]

正如上面所述，老农船津传次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老农中的许多人是在野度过其一生的。与此相对，船津被发现后则步入仕途。另外，拘泥于传统农法而排斥西洋农学的老农很多，而他对西洋农学则持友好的态度。他站在了传统农法和西洋农学的结合点上。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考察日本近代农学形成过程中，老农船津传次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是考察老农船津传次平对西洋农学持什么样的态度。

二、驹场农业学校与船津传次平

致力于实现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明治政府，作为施政的一环，1872（明治5）年10月在内藤新宿设置试验场。1887（明治10）年1月，在这里开设农事修学场，2月开始授课。该校于当年12月迁移到驹场，成立驹场农业学校。1886（明治19）年与东京山林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农林学校，1890（明治23）年演变为帝国大学农科大学，是现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前身。[13]

驹场农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点农业经验也没有。教师全是英国人，对日本农业也是毫无了解，只是教授以英国农业为主的讲义。关于日本学生首先必须要学习的稻作，他们不能教授任何东西。接替英国教师的德国教师也是一样。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所学到的稻作知识是由船津传次平传授的。[14]酒匂从该校毕业后，仍极大地得到船津的帮助，常常农业上有什么疑问就去请教船津。他是“在实业上将老农船津传次平”作为“师友”来仰赖的。[15]

1887（明治20）年10月，东京农林学校教授酒匂常明出版了《改良日本米作法》。这是由日本农学家撰写的最早的农业书籍。翌年1月再版。酒匂在其自序中向船津传次平表达了谢意，他说：“我希望此书能得到社会的好评。只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通过经常征询他的意见，听他的话，自己变得有实力了。”[16]晚年，酒匂表明，在撰著《改良日本米作法》时，船津掌握的经验知识给了他很大的帮助。[17][18]

关于稻作技术，如果把明治10年代的船津传次平的学说和酒匂常明的《改良日本米作法》（明治20）年中的学说按不同技术分别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正如酒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改良日本米作法》利用了许多船津的知识。即使说是完全照搬了船津所讲解的知识，也不算过分。只是在施肥技术方面，施肥方法自身虽然非常酷似，但在从分析化学的角度来说明肥料这一点上，是与船津大相径庭的。在酒匂的说明中，“氮”、“磷酸”、“碳酸钾”等专业用语频出，釆用的是从其成分来说明各种肥料有效性的方法。这是从德国教师OscarKellner和MaxFesca教授学习到的方法。[19]

三、西洋农学与船津传次平

船津传次平的自然观在日本人中是非常特异的。它是这样一种自然观，比起把自然看成是与人和谐的这种东洋式的自然观来说，它更是大大接近于将自然看成是可以克服的对象的这种西洋自然观。《中庸》中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有名的文言。“率性”一般训为“性にしたがう”，但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太宰春台训为“性にひきいる”，船津接受太宰的观点，更独自将“性にひきいる”解释成“将动植物的品性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转化”，认为人类理当将自然改造得更合适。[20]这与老农林远里（1831～1906）等主张绝对地看待自然，农业也必须顺从“天理”的观点正相反。[21]

具有西洋自然观的船津在驹场农业学校可以融洽地同英国教师、德国教师，还有学生交流。他不仅教他们日本农业，反过来也不忘记向他们学习。受影响最大的是对肥料的看法。他正确地掌握了日本传统肥料所具有的性质。通过经验他了解到了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料叶片就会茂盛，或果实就会丰硕。但是，那些肥料中的什么成分是有效的，他不知道。可以明快地解荅这种疑问的是西洋传来的分析化学。他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时汲取了那方面的知识。明治20年代，他在地方的讲演中能够传达分析化学的知识了。例如在1888年举行的讲演中，他向农民解释说：氮“富于使茎叶茂盛的养分”，磷“富于组织茎家的养分”，碳酸钾多含组织根茎力表皮的养分。[22]1895（明治28）年在新泻县进行的演讲中说：“作物施用有机物多的肥料则叶茎长得茂盛，（中略）这是因为它们是多含氮的肥料”。另外，船津在讲演中又是引用在驹场农业学校和东京农林学校进行的实验结果，又是使用“遗传”、“细菌”等专业术语。[23]但是，他自身没有做过与分析化学和遗传有关的实验。也许不如说是不会做。这些实验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能力。如果说到他做过的实验，仅限于像种籾选种法的比较试验（盐水选与水选）这类简单的实验。[24]

四、结语

老农船津次平通过向农学家传授经验性知识而在日本近代农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通过驹场农业学校时代的外国教师同僚和该校毕业的农学家而学到了西洋农学的知识。在讲演等说明农业技术时使用了那种知识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是对西洋农学怀有好感的船津，也強烈反对在日本导入西洋式的大农业经营。他认为在日本这样土地狭小又不规则的地方导入西洋式的大农具是不可能的，而且，粗放型的经营也不可能生产出养活日本人口的足够食粮。他主张唯有集约式的小农经营才是最适合的。[25][26]

如果详细地分析一下大量留下来的讲演记录，就会知道他对西洋农学的见识与他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并没有什么联系。[27]西洋农学只停留在是一种知识上，没有变成技术改良的方法。他所论述的农业技术是由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西洋农学只不过是扮演了说明那种技术的角色。他最重视经验，反过来说，也強烈地批判“学者的论述”。[28]在坚持依据自身经验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老农。（译者：韩健平）

注释

[1]“寺子屋”是一种私塾——译者注。

[2]“素读”指不去理解意思只照字面朗读。“俳谐”指俳句——译者注。

[3]“名主”江户时代作为村和镇子里的头头处理政务的人——译者注。

[4]上野教育会『船津传次平翁传』，1907年，国立国会図书馆所蔵

[5]「船津传次平翁传」、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6]“反”和“亩”是土地面积单位。“1反”是，300歩，约9·917公亩。“1亩”是30歩，约1公亩——译者注。

[7]岡光夫：『日本农业技术史』，ミネル書房，1988，303頁。

[8]『船津传次平翁传』

[9]『船津传次平翁传』

[10]“技手”是技师手下的技术员——译者注。

[11]「船津传次平自筆履历书」，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12]『船津传次平翁传』

[13]安藤円秀：『农学事始め』，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267～283頁。

[14]飯沼二郎：『农业革命の研究』，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85年，641～776頁。

[15]酒匂常明：『改良米作法』，再版，有邻堂，1888年，国立公文书所蔵

[16]同上

[17]『船津伝次平翁伝』

[18]「船津伝次平翁伝」

[19]内田和義｢农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2001年度日本农业经济学会文集』，2001。

酒匂1888（明治21）年出版科学肥料书『日本肥料全书』（有邻堂），1894年出版了全面改写的增订版。

[20]船津讲述过下面一段话。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率”字训为“シタガウ”，这是朱子学一方的观点。在太宰学一方那里，写作“率者将也”，读成“ヒキイル”。我赞同将“性”读成“ヒキイル”的观点。当训成顺从性的时候，就变成说也要顺从动植物的性。（中略）训成“率イル”，即是说使动植物的品性变得有利于人类。（『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新田见太忠太编集兼发行，1896年，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蔵）

[21]内田和义：『老农の富国论』，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91年，57～101頁。

[22]『农工商临时杂报』，第十二回，京都府劝业课，1888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3]『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

[24]『巡回教师农话笔记』，长野县农商课，1889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5]『日本农业技术史』，306～308頁。

[26]船津传次平訂：『稲作小言』，秀明堂，1892年。

[27]｢農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

[28]例如，船津在下面这段话中这样来反对学者的学说。近来青年学者的学说中有这样的观点：品质差等的东西收成高，优等的东西收成少，这是植物界的一般通则。这是错误的观点。品质优等，收成也高的东西很多。至于差等的东西是不少的，可以播种柿子和梅子的核来看看。不仅收成少品质下等，而且树的生长也不好。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可成上品者里选育出收成高的东西。

Acceptance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n19thCenturyJapan

InCaseofFunatsuDenjibei,SkilledFarmer

AbstractAlthoughFunatsuDenjibeihadbeentrainedasafarmer,heworked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herehemanagedthefarmandlecturedstudentson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Alloftheotherteachers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ereforeignersandlecturedtostudentson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FunatsuDenjibeikeptcompanywithforeignteachers,andthereforehewasatthejunctionpoint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and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

Inthispaper,theroleFunatsuDenjibeiplayedintheestablishmentofmodernagriculturalscienceinJapanisconsidered.Moreover,hisattitudeagainstadopting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sclarif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