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刊范文10篇

日本学刊范文篇1

关键词：茶文化；茶道精神；十五代千宗室

在当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具有很高声誉的千宗室大师（1923-），是日本战国时代茶道宗师千利休（1522-1591）的后人，也是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的十五代家元（以下简称千宗室），成长于日本京都的千宗室，在就读同志社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期间，因逢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作为海军应召入伍，战后复学直至毕业。战争的体验令千宗室倍感和平的珍贵，通过著书及友好访问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其和平思想，一生致力于茶道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在千宗室的著书中有《茶的精神》《里千家茶道教科》《里千家茶道》《茶中精神》《原色道具的用法》等。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千宗室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中包含了千宗室多年茶文化研究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日两国茶文化思想传承和发展的理念。

在序言里，千宗室提到“若问我‘什么是茶的境界’的话，我会回答说，在于它的‘他界观念的娱乐性’。依我之见，能在现实社会里实现高层次上的精神性娱乐的，便是茶道。”对于《茶经》以前的茶，千宗室提出“茶究竟是传入中国还是野生于中国，虽然很难断定，但因《本草纲目》中有神农尝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记载，或者曾有野生茶树在中国。能够确定的是随着佛教的东移，茶树也随其传到中国。”通过一定的史料查找，千宗室感到详细描述陆羽以前的茶的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含糊者居多，茶书中被奉为最高而且最古的经典著作的应该就是《茶经》。对于陆羽所处的中国唐代，千宗室评价道“说起唐代-迎来七、八世纪最盛时期的时代，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可谓是国际色彩浓厚的文化最繁荣的时期。”通过对陆羽生平和相关著书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陆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补笔。对于陆羽其人，千宗室通过参照对比相关传说和相传为陆羽亲笔撰写的《陆羽自传》中的共同点，归纳总结出关于陆羽的相关资料。其一陆羽是出身、家系不明、彻底的孤儿；其二陆羽容貌不佳，口吃，却有善辩的才能，善于思索；其三陆羽性格为隐蔽型，专心读书，嫌弃杂事，不大与人交往，被视为一种狂人；其四陆羽所交之友皆为文人、诗人，常与高士同居；其五陆羽有很强的超脱世俗的孤傲性格；其六陆羽逝去的时间及地点不详。对于陆羽的一生千宗室认为其悠闲自在而人格高雅，赞叹陆羽的茶的世界观，不是谁都能吟诵的，相反必须说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天赋之物。千宗室认为贯穿在陆羽《茶经》中有力求通过论及正确的饮茶方法，来达到从正面引导读者进入由喝茶所能达到的最终境地的意图，分析陆羽茶学思想中包含的易学与佛学理念，提到“从其叙述和表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陆羽精神的基调，陆羽把佛教上所说的地、水、火、风、空的五大思想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世界观浑然一体，在陆羽精神的基调中，某种要从一碗茶中感受到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在起作用。”赞扬陆羽敢于取经纬的“经”、经典的“经”字于自己的《茶经》是有强烈自信与极大抱负的做法。对于《茶经》以后的中国茶文化千宗室总结为茶可使饮者在无形中醸成一种意境，因此效应，使得茶成为受尊之物。在论述日本茶道时，千宗室认为自平安时代起兴起的日本茶文化是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侣为移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些中国使节们所继承的正是由陆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学和思想。而对于有些学者认为从茶的植物学观点来看日本也曾有野生茶树的观点，千宗室提出“即便假定日本自古就有茶树，而将其用于饮料、发现其作为饮料的无尚价值，以及发现茶是人类追求、向往自由王国不可缺少的从饮茶中能领略的意境中发现作为人的无尚喜悦的，却不是日本人。这一切，其实都是中国的以陆羽为首的诗人和文人们告诉我们的。他们在教导我们茶拥有作为饮料的无尚价值的同时，又告知了我们茶的哲学性。”千宗室还分析随着《吃茶养生记》与荣西东渡，茶文化渐渐渗入日本武士和贵族阶层。室町时代村田珠光等学者的出现产生日本茶道，而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南方録》，象征着日本茶道“一期一会”思想的确立，千宗室对此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评论正是这种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才能经常地为其注入新鲜的感觉，成为明日之茶道的最为必要的真谛。对于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给予了很高评价。评价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以茶为主题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专著，确认了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中日两国茶人所共奉之最早和最高的经典作品，指出日本茶道虽源于中国，但又绝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移植或翻版，历史性地考察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把它概括为了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视实物性能的养生型和升华为宗教审美意境的理想型。

在科技腾飞的二十一世纪，综合性文化“茶”依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在于茶文化是人类在发展、生产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态的总称。其中茶文化思想是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其研究主要在东方国家，尤以中日研究历史悠久，水平最高，代表当代茶文化思想研究前沿。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圣陆羽是世界茶文化及其思想研究的始祖。当代中国茶文化思想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茶学大师陈文华对于中国茶文化思想的形成历史及其特征与儒、释、通的道德关系的整理与论述、茶文化思想知名学者朱仲海对中国茶文化思想独有的精神之美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等。国内学者如林治克、庄晓芳等对茶文化思想有“和静怡真”“廉美和敬”等概括。而日本茶文化研究的当代代表人物千宗室大师在学习了陆羽的《茶经》及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史和继承日本茶道思想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和敬清寂”茶道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国情，提出了新的茶文化理念，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综合性茶文化体系，创立了“道学实”三位一体的茶道思想，他所推广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为世界所关注，在当今的年轻一代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千宗室在论文中所提到的“我坚信，通过内外共捧一碗茶，会使人与人在深层次的交往下相互服务，并在此种产生出真正的和平。”他的茶文化思想不仅在中日两国间的交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化思想层面对世界和平也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2.

[2]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J]农业考古，1995.2.

[3]刘岳兵.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新奉献-读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J].日本学刊，1995.6.

[4]金玉荣.析中日茶道精神[J].语文学刊，2009.11.

[5]倪虹.中日茶文化思想比较研究[J].福建茶叶，2017.7.

日本学刊范文篇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日本学刊范文篇3

引言

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拥有多学科的视角，包含五个层面的问题[1]：文本（text）、制度（institutions）、观众（audiences）、社会角色（therolewithinsociety）与演进史（history）。在研究活动与学术沟通中，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往往会在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里形成“复调”。

2008年，中国电视业态呈现丰富，并逢50年时间节点，为该年度的电视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框架、主题与对象。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目录（2008-2009）中15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2]的数据，本文将透过属于电视研究范畴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做出综述，力图描摹2008年中国电视研究已知与未知的界限（boundary）以及学术前沿（researchfront）。

一、电视演进趋势研究：以“50年”为主框架

195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元年；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由此，在2008年，一个以“50年”为主框架，辅以“30年”概念的演进趋势研究理路较为清晰，划分阶段与总结特征、规律成为其主要模式。

自2004年起，《现代传播》在每年第一期设置“年度对话”版块，2008年的主旨即是对“五十年”框架的一种响应，在对话中，胡智锋认为，中国电视50年，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5年是起步与积累，后25年是起飞与繁荣。在后25年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面对变化，高峰提出“重塑电视尊严”的命题——就这一命题的对话，两位对话者得出的结论是：电视重塑尊严，要体现国家利益与观众诉求，让电视传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观众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最终还是要在内容生产中找到突破点，建立电视媒体的“主流感和权威感”，在“直播日常化”与“高端化、大制作”上“做足功课”[3]。

如果说，以上的对话是学界和业界在反思中国电视50年历程之后，共同描绘的一个愿景。那么，朱虹则代表政府监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以转变、转折为关键词，梳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电视的“新陈代谢”：在传播内容上，从观念至上向以人为本转变；在体制上，从国家统包向面对市场转变；在功能上，从传统的喉舌功能向新闻宣传和产业功能并重转变；在服务方式上，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变；在技术上，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变；在形态上，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他还认为，把中国这个电视大国变为世界电视强国，是未来的趋势所向[4]。

把握中国电视的演变趋势，除了站在一定高度，进行全局观照之外，还有一条路径是从节目创新、编辑理念、军事宣传以及典型节目等具体分支切入，进行解析——

在胡智锋、周建新看来，中国电视的节目创新，可以用“品”字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前20年是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后30年可分为以“作品”和以“产品”为主导的两个阶段。不同的主导，体现了不同的节目创新目标、内容与方式。在“宣传品”阶段（1958-1978），中国电视以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状态为主；在“作品”阶段（1978-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具有电视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新形式和新观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之路；而在“产品”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探索，节目创新的主要任务也成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观众的认可，提高收视率，增加广告额以及获取最大的市场回报[5]。

无论是“宣传品”、“作品”还是“产品”，都是电视传播的文本呈现，从电视文本反推而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具体的电视采编业务——张君昌、吕鹏的学术视点，也就落在这其中。在“30年”概念下，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广播电视编辑理念也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起步期(1978-1982)，编辑理念从革命话语转向建设话语；发展期（1983-1992），从建设话语转向经济话语；成熟期（1993-2002），从经济话语到民生话语；自觉期（2003-2008），从民生话语到和谐话语。而从宏观上看，电视编辑理念的几次转变，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话语转变，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6]。

颇具“中国特色”的电视军事宣传，既是我国电视传播系统中的子系统，又是我军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黄齐国撰文划分了中国电视军事宣传的三个阶段：1958年5月-1979年11月，初创事业，探索传播要素，确立了“立足部队、面向全国”的宣传方针；1979年12月-1996年3月，形成团队，打造宣传风格。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在1979年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1996年4月至今，走向振兴，形成宣传规模，1996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7]。

此外，何思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框架中，关注“而立之年”的《新闻联播》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联播》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忠实的记录者，也时刻扮演着中国电视新闻的领军者；其保持着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角色，在形式和理念上也不断适应着时代前进的脚步[8]。

二、重大事件电视报道研究：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电视研究或许是与实务联络最紧密的领域之一。这种紧密性，其弊，体现在流于“做注脚”；其利，体现在时效性、功能性强。2008年，由于国家、社会间的大事、要事频出，对于若干重大事件电视报道过程与结构的关注成为了该年度的主要研究理路。于其间，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报道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1、汶川地震报道研究

就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电视媒体的整体表现而言，胡智锋认为，其凸显了第一大众传媒的地位与价值，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作用，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并张扬了中国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尊重。但也反映了若干问题，比如，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记者新闻伦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记者报道的专业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9]。不过，瑕不掩瑜，在任金州、袁玉兴、刘玮来看，这一次电视媒体对重大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不仅体现了电视媒体与灾区人民携手并肩，也展示出危机时刻的媒体责任[10]。

落实到震灾报道的具体操作与模式上，高晓虹分析了电视直播从“非常态”到“常态”的变化，阐述了这种变化对于电视新闻报道的意义，并提出常态化的新闻直播不仅适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电视新闻的主体形态[11]。陆小华同样强调震灾现场直播的重要性，认为现场直播报道的核心是形成信息流；其关键在于把握现场、筛选信息，而不只是描述现场；其深层影响在于解释能力，而不只是连续报道[12]。此外，何小兰则认为打破常规版面，推出持续性的全天候大报道，给媒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应急反应提供了一个范例[13]。不过，在归纳震灾报道的直播模式时，李兴达与关德兵发生了争鸣，前者用弃置信息噪音、整顿媒体资源、清扫传播盲区、持续守望社会及提升双重素养的5S架构，修正了后者的抽屉式模式（该模式强调主持人是传播核心，具有很很强的主动选择性，好比拉抽屉的人，其他信源就好比盛满东西的抽屉）[14]。

另有若干学者在汶川地震电视报道中读出了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层面的“深意”，比如，郑世明、曾健指出，电视媒体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在国家哀悼日的报道中有效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社会记忆功能和社会抚慰功能，并完成了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回归[15]。石长顺、徐锐认为，传媒的话语空间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逐步放开，并在话语实践中渗透民主意识形态。汶川大地震报道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及时性、透明性和人文性，实现了媒体话语机制的历史性跨越[16]。时统宇强调，此次抗震救灾直播，扭转了西方媒体自“3.14事件”以来对中国的妖魔化，树立了中国“以人为本”的良好国家形象；也明确并强化了中国电视新闻立台的基本规则[17]。张君昌提出，关注处于灾难中的“人”是传播者具有良好人文情怀的体现。应当警惕灾难报道用“新闻价值”遮蔽人文情怀，应当关注那些没有所谓“新闻价值”的普罗大众的命运和苦难[18]。

此外，形成各层级、区域电视机构之间合力的震灾报道实践，在经验梳理与总结上亦形成了合力，赵化勇从中央电视台，李兆丰从地方卫视，葛昕、徐帆从城市电视台的不同高度，展现了不同的电视媒体对于国家动员的不同响应能力与方式[19]。

2、北京奥运报道研究

在北京奥运报道“最官方”的经验总结中，赵化勇指出：第一、国际性重大体育赛事报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二、坚持平民视角，突出服务功能，增强转播报道的亲和力；第三，在坚持国际化视野的同时融入中国元素，以独特的东方魅力，增强宣传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第四、内宣、外宣相结合，极大丰富奥运报道内容；第五、融新媒体于电视媒体，充分运用新媒体丰富电视报道表现形式[20]。程曼丽在看到奥运报道成功经验的同时，更特别强调保持和巩固这个成果，把它延续到今后的常规性报道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1]。

在具体的奥运报道与传播过程中，郑世明、张龙从“和谐”与“传播”两个命题切入，指出北京奥运开幕式电视传播要以和谐的方式处理好时间、空间、艺术与技术、本土与国际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几组关系[22]。田维钢则从技术视角切入，认为与其说电视媒体成就了北京奥运的成功，不如说是传播新技术（高清技术、航拍技术、超高速摄影技术、新视频媒体技术）的使用，拉近了普通观众和北京奥运的距离[23]。而刘广宇以奥运、电视的各种现实与想象的身体介入为视野，论述了奥运与电视及身体的构成关系，并指出，在这场身体盛会及盛会的呈现中，不能为了某种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竞赛本身的指标而忽视了中国人现实与想象的身体经营[24]。

此外，奥运电视转播的巨大社会-经济效应，也引发了若干学者从产业、广告层面的解读，诸如尚志强所言，余暇时间的增多、广告收益的巨大以及体育产业化等决定性因素，将以北京奥运为重大契机，加速我国体育电视产业的发展[25]。而符绍强认为，应借助于拍卖理论来创新央视的奥运电视广告销售：采用二级密封拍卖，即所有的买者同时定价，报价最高者有权力得到央视奥运电视广告，成交价格是第二个最高报价者的报价[26]。

三、公共电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公共电视（或称公共服务电视），在较长时期以来，皆是中外电视研究的重点，其涉及到电视制度、技术与社会角色等多个方面的问题。2008年，中国公共电视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在西方经验的引介之外，试图探索有效的本土路径。

1、西方公共电视研究

李继东梳理了西方公共电视的价值理念，认为公共广播电视传统（西欧）与商业广播电视传统（美国），其思想源头皆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并非水火不容。而在普适性、多样化和独立性原则指导下，大多数国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收入结构趋于混合模式[27]。但是，在崔亚娟、俞虹看来，西方公共电视在财源方面还是困境多多，比如，收视费的义务征收困难加大；财源受国家的影响，政治因素无法摆脱；作为补充的商业收人暧昧不清[28]。

既然谈到了公共电视的思想源头是自由主义，郭小平关于新自由主义对西方广电业影响的论述也颇具意义，他认为，欧美电视传播机制从国营垄断向市场模式转变，在经济层面回应了八十年代以来在美、英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大潮。如何处理好市场逻辑与保护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经济效益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成为广电产业规制的永恒的难点[29]。张毓强也看到了西方公共电视中的问题，他指出，“伪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挑战，公共广播电视的弱势以及政治与市场的干预，形成了公共电视实践的阻碍[30]。

还有若干学者关注了英国、美国、日本的公共电视个案，并均着重于各国在该领域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侯红霞分析指出了英国BBC在当前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其二，BBC的管理必须面对日趋严格的公众监督[31]。沈国麟对美国电视新闻业者的访谈，则反映了目前美国公共电视生存不易，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电视媒体本身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由于媒体的体制和环境[32]。王婷婷分析了NHK发生信任危机引发日本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放送”进行讨论的案例，并指出，NHK作为公共放送拥有的公权利的主权是否属于视听民众，即是否“公权在民”，是日本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放送理解上的分歧所在。

2、本土公共电视研究

2008年本土公共电视研究的特质，在于“有的放矢”：立足于中国，围绕着北京广电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产生了一批论文。

张国涛认为，目前我国政府要推进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可以说是政府主导的，以满足农村的基本视听权益为重点，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他呼吁，我们还要认识到除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专业公共服务和市场主导性公共服务，以及高端的城市公共服务也不可忽视[33]。

那么，怎样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回溯历史，顾亚奇将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演进分为三期：改革开放前(1940-1978)、探索期（1978-1992）与新时期(1992至今)[34]；杨乘虎提出本土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中国特色，两大结构性支柱是渠道建设与内容生产，三大运营系统是实施主体、资金投入与监管评估[35]。而具体到北京市的情况，张政法指出，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带来了广电公共服务目标设定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则为广电公共服务建设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如何消除差异实现均衡服务、消弭矛盾兼顾各方利益，是必须解决的命题[36]。

在2008年的本土公共电视研究中，还有学者从技术视角切入分析，这一角度本身即体现了电视是“技术与文化的形式”（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曹三省、刘剑波认为，电视公共服务的有效实施，涉及一系列信息技术领域内的集成创新与应用创新，具体需从服务支撑、服务提供和服务决策三个层面来构建支撑技术框架[37]。

另外，由于台湾地区公共电视事业发展相对较早，对大陆地区或有启发，若干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比如，黄学建以台湾公共电视台为案例，从公共电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何建立简明的绩效机制，精英路线与收视率的关系以及多种电视体制如何共存等维度，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38]。而卢迎安在对台湾学者冯建三的访谈中，就公共电视的理念以及推进该理念的“媒体改造学社”（2003年成立）的实践进行了交流，并认为，在扩大“公的空间”的过程中固然会遇到很多阻力，但还是要通过朝野与社会游说、研究案及书报杂志的时论写作以及在电台制播节目，而为公共电视鼓与呼[39]。

四、电视节目研究：文本、模式与意义

节目研究，是通过对电视文本的多视角观照，在模式（format）、意义（meaning）等方面找寻问题、探索规律与可能性，这是较为传统的一种研究理路，接下来看看哪些电视节目，在2008年进入了分析视阈，相关分析又运用了哪些视角。

方言节目的研究，在近几年数量较多，却角度趋近、观点雷同（初始均吹捧，后续皆贬低）。但在2008年，若干学者的反思颇有新意与深度，比如吴玫、郭镇之在全球化和本土文化身份的框架中论述：方言电视节目不仅不应限制，还应制订专门政策，促进其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有机部分。因此，它们当然有在电视中表达的权利[40]。同样是关注电视领域的本土文化问题，郑西帆选择地方电视台的本土化节目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虽然本土化趋势让各地方电视台节目从“一体化”走向“多元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两方面代价：其一，对“本土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地方公共电视传播资源配置不当，内容单一浅俗、市场片面拓展；其二，由于对“本土化”节目“文本转换”的片面理解与过度追求，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文化娱乐的审美追求[41]。

2008年，中国电视屏幕上的若干新节目、新模式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磊从口播评论与图像评论组合，历史观叙事框架，客观、平衡话语场，微观事件的宏观框架，网络议程与媒体公共议程对接五个方面解读电视评论节目《新闻1+1》（CCTV新闻频道），认为其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42]。郎劲松、潘飞选择贵州卫视“关注农民工”系列节目为分析样本，认为此类“电视公益节目”是颇具新意、营造强大舆论场的节目模式，其除了拥有舆论引导、关注民情等核心价值外，还拥有增进广告创收和社会效应双重效果的附加价值。针对当下广获社会热议（乃至非议）的电视购物节目，金成勋指出，在政府监管方面，要对电视购物的行业属性明确定位，要制定完备的保护电视购物产业健康发展的法律规范，还要建立市场准入标准及资质评估体系[43]。而同样是关注热门的节目模式，张立行就艺术品收藏（报道）节目的盛行，表明了他的隐忧：不少传媒为了眼前暂时的经济利益，或者默许或者索性与艺术收藏品经营者共谋，对某些艺术收藏品进行不实炒作，以诱惑消费者入局，成了艺术收藏品经营者的传声筒。在他看来，艺术收藏品市场与相关报道、节目也需要舆论监督[44]。

纪录片，往往被认为是电视产品中的“阳春白雪”。何苏六、王闻俊指出，电视纪录片具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建构功能，并体现在核心价值构建、社会道德观念认知、人文精神传扬、艺术审美塑造、历史文化传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跨文化交流等方面[45]。《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总编导任学安从“影视史学”角度切入，解读了如何用纪录片的语法来重现历史，并认为该类纪录片创作，不仅只是用电视来表现历史，更通过“大历史”的故事化表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结合细节来表现“活”在当下的历史，以此传递电视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观点[46]。除此之外，第一财经在2008年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激荡•1978-2008》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不过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李岚撰文所描述的：与其他电视作品多以采访“当事人”的视角不同，这部经济史纪录片排斥了所有直接参与创造历史的企业家，从“见证者”（财经记者）的角度再现了过去30年的一系列重大财经事件[47]。

在新闻资讯、谈话节目的文本研究中，赵云泽以《华人世界》（CCTV-4）整合全球多家华语媒体的运作形态为研究对象，指出“球土化”（glocalization）的传播模式是整合全球华语传播的有效策略，而情感联结、全球华语媒体联动报道是有效的具体途径[48]。

何兆武发现，“高官访谈”类节目是电视传播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他从权力关系的明确与回归、公民意识的觉醒、媒介意见沟通功能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搭建公共平台的生存价值；同时，他也指出，该类节目价值的深化，却常受制于政府官员对社会稳定的担心[49]。

在解析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两篇文章中，各自的观点正好体现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陆生分析了美国传统晚间新闻不断衰落的原因，包括：电视新闻环境发生了变化，网络的繁荣加剧了新闻竞争的激烈，受众对电视新闻的价值期待发生了转移，主流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使公众产生信任危机以及新闻精英开始逐渐远离平民大众的利益与价值取向[50]。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节目模式衰落的同时，新闻秀节目《琼•斯图尔特每日秀》却异军突起，高金萍指出正是因为颠覆了传统政治新闻客观、公正、平衡的基本原则，该档节目已成为美国年轻人大选新闻的一个来源。在近两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其受众群不仅数量远超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而且受众年龄更为年轻[51]。

五、电视受众与传者研究：从“看电视”到“做电视”

作为电视接收者，“看电视”的观众，以及作为电视传播者，“做电视”的电视人，均是中外电视研究的主要议题。在2008年中国电视受众研究与电视传者研究中，前者的若干反思与后者的经验探讨成为其各自的“标签”。

1、电视受众研究

在观众反馈研究领域，2008年是较值得一书的一年。刘燕南、商建辉建构了“数字受众”与“意见受众”两个概念，并基于这两个原创概念以及对全国11家中央和省级电视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收视率至上”现象进行了学理上的反思。他们认为，目前“定性”观众反馈方式（即“意见受众”）兼具传统(来信、电话)和现代(手机短信、网络留言)双重特征，观众意见反馈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受重视程度不够，在应用的广泛性和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两方面，均不及“量化”的收视率数据反馈（即“数字受众”）。他们提出“反馈的变奏”，认为电视业需要开辟更多适应观众需求的互动渠道，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平衡“数字受众”与“意见受众”这两种反馈模式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新媒体时代融合、交互、多元共生的传播趋势[52]。这一研究，既完成了现象描述，也提出了产业对策，更在理论上有所建构[53]，无疑是在2008年较具典范价值的电视研究成果。而同样对收视率导向进行反思的还有时统宇、吕强，他们撰文强调“社会的醒思”，认为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科学的变种向传媒文化所传递的诉求，以社会科学研究面目出现的收视率参与建构了电视商业性的物质基础的那一部分，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反思和积极的体制探索，收视率导向的恶果将同样戕害远未达到丰裕社会发展水准的中国内地的精神文明[54]。

黄会林、王卓明、李国顺、钟芳与谭华根据“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数据调查”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少儿电视传媒的制胜之道在于实施少儿节目的本土化、民族化、现代化，以少年儿童为本，以产业思维指导少儿电视传媒，建设符合现代中国未成年人心理特点、成长阶段和接受习惯的电视传媒体系[55]。

那么，观众的电视收视与节目选择具体是怎么进行，又有哪些特点？刘新荣描述了一个完整选择过程的五个阶段，即明确问题、信息搜寻、评价方案、收视行动与收视后行为[56]。李思屈、王珂针对有线数字电视、IPTV、网络电视等交互电视出现和普及这一现象，分析直播、时移、点播三种交互收视方式在收视时间的限制和收视自主性两方面的不同特征，揭示了“时效性越强的节目，受众越倾向于通过直播方式收看”、“收视自主性越强的节目，受众越倾向于通过时移方式收看”这两条规律[57]。王长潇则从观众对电视节目文本的解读中看到了“未读”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电视传递的信息总量过大，超出观众短时工作记忆的容量，则观众在文本解读中难以有效整合信息，解读线索就会显得零碎而混乱，解读监控也会失去依据，因此而留下“未读”空白[58]。

此外，根据上海市民文化需求状况调查的数据，陈虹发现上海电视观众的需求有如下特征：新闻性节目排在收视前列，且收视时间同质性较强；以电视剧为主体的娱乐类节目位居第二；观众收视行为、需求分众化与节目构成、设置多样化；观众本地情结明显，本地频道黄金时段占有绝对收视优势；城市与郊县观众收视趋同；观众选择更多，年轻观众流失显著；期望电视节目提高创新性和文化品位，塑造国际大都市形象[59]。

2、电视传者研究

电视传者，俗称的电视人，在电视研究领域也常常成为关注的要点。而电视人里的电视主持人因为亮相频频，更成为要点中的热点（当然，这种表面化的热点效应并不足取）。高贵武关注这一热点，进行了冷思考，他对三家媒体近五年来关于主持人的报道进行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媒介及受众对主持人的关注逐渐增多且面广，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不容乐观，职业素养的高下直接影响媒介形象的高下。基于此，他提出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应该引起主持人及所在媒体的足够重视[60]。

另有研究者对于中外两位知名新闻主持人进行了解读，于丹将《南京零距离》主持人孟非称为“不可复制的民生符号”，认为他作为一个个体所彰显出来的民生立场、人文情怀、媒体理性和个人话语方式，在众多民生新闻的栏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61]。武楠以丹•拉瑟对于萨达姆的专访为案例，归纳出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是“导航者”和“控制器，人格魅力体现于真诚、真实与个性鲜明[62]。

而在主持人之外，若干研究者就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进行了解析。其中，本身作为时政电视新闻记者的徐少兵，从时空架构、拍摄手法、声音处理、内涵传递等角度，对一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新闻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进行“拉片”细读，从中反映出中国主流电视时政新闻改革的点滴推进[63]。而杨尚鸿、邬建中对台湾七家全电视新闻台记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并就问卷结果对当地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得出：台湾电视新闻记者的自律状况不佳，其根本原因是台湾电视市场的过度竞争和政府管理缺失，而完善政府对电视台的合理监管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64]。（待续）

[注释]

[1]参考BernadetteCasey,BenCalvert,LiamFrench:TelevisionStudies:TheKeyConcepts(2nd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8,Introduction4-5.

[2]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来源期刊目录（2008－2009）：《编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之友》、《新闻记者》、《新闻大学》、《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当代传播》、《编辑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3]参见高峰胡智锋：《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4]参见朱虹：《中国电视在转折中——纪念中国电视诞生5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5]参见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6]参见张君昌吕鹏：《中国广播电视编辑理念发展的四个时期》，《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7]参见黄齐国：《中国电视军事宣传史略纲》，《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8]参见何思翀：《〈新闻联播〉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9]参见胡智锋：《为尊严而战——对汶川大地震电视特别直播报道的探析与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0]参见任金州袁玉兴刘玮：《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电视媒体的态度与责任》，《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1]参见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汶川地震”电视直播报道带来的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2]参见陆小华：《电视，天然为现场直播报道而生——CCTV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与电视竞争力》，《新闻记者》2008年第7期。

[13]参见何小兰：《大地震大直播大收视——从电视打破常规版面看媒体的应急机制》，《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14]参见关德兵：《灾难事件的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李兴达：《“拉抽屉”还是“挑樱桃”——解析汶川震灾的5S直播架构兼与关德兵商榷》，《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15]参见郑世明曾健：《论电视直播在国家哀悼日中的社会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6]参见石长顺徐锐：《媒介话语的历史性超越与重建——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电视话语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7]参见时统宇：《央视抗震救灾直播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

[18]参见张君昌：《职业冲动与职业操守的博弈——有感于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9]参见赵化勇：《发挥电视媒体优势凝聚抗震救灾力量——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报道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李兆丰：《治理与动员影响媒体反应机制的多元结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中的地方卫星电视》，《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葛昕徐帆：《在家乡与他乡之间：汶川地震的一种媒体视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8期。

[20]参见赵化勇：《充分发挥东道国主播台作用努力塑造国际一流大台形象——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21]参见程曼丽：《关于广播电视的奥运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22]参见郑世明张龙：《从传播和谐到和谐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23]参见田维钢：《北京奥运电视报道的新技术实践》，《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24]参见刘广宇：《奥运•电视与中国人的身体》，《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

[25]参见尚志强：《我国体育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当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6]参见符绍强：《中央电视台奥运广告销售博弈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27]参见李继东：《西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路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28]参见崔亚娟俞虹：《以财源为核心的公共电视运营模式分析——域外公共电视系列研究之一》，《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9]参见郭小平：《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业的影响》，《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30]参见张毓强：《角色与责任：西方广播电视与公共服务》，《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1]参见侯红霞：《英国公共服务广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

[32]参见沈国麟：《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记者格温•艾菲尔访谈》，《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33]参见张国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4]参见顾亚奇：《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三个历史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5]参见杨乘虎：《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论》，《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6]参见张政法：《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7]参见曹三省刘剑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支撑技术框架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8]参见黄学建：《公共电视的四大难题——从台湾公视的经验和困扰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9]参见卢迎安：《公共电视：理念、实践与挑战——访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40]参见吴玫郭镇之：《全球化与中国寻求文化身份：以方言电视节目为例》，《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41]参见郑西帆：《“本土化”：改变电视文化编码的意义及代价》，《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42]参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

[43]参见金成勋：《电视购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44]参见张立行：《浅谈收藏报道（节目）的勃兴：兼论当下传媒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新闻记者》2008年第2期。

[45]参见何苏六王闻俊：《论电视纪录片社会建构的多维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

[46]参见任学安：《用纪录片的语法重现历史：兼谈影视史学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的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8期。

[47]参见李岚：《一部经济史的艺术表达——第一财经〈激荡•1978—2008〉》，《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48]参见赵云泽：《华语传播的话语整合与意象重构：以CCTV4〈华人世界〉为研究对象》，《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49]参见何兆武：《电视访谈的民主政治传播价值——以“高官访谈”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50]参见陆生：《试论美国电视晚间新闻的危机与颓势》，《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

[51]参见高金萍：《〈琼•斯图尔特每日秀〉与美国总统大选报道》，《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52]参见刘燕南商建辉：《反馈的变奏:“数字受众”vs.“意见受众”——中国电视台观众反馈现状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3]此处的现象描述、产业对策、理论建构三个问题层次，参考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

[54]参见时统宇吕强：《收视率导向批判——社会的醒思》，《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55]参见黄会林王卓明李国顺钟芳谭华：《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上）、（下）》，《现代传播》2008年第1、2期。

[56]参见刘新荣：《论受众的电视节目选择行为》，《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7]参见李思屈王珂：《交互传播模式下的受众偏好——关于交互电视收视方式与节目类型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58]参见王长潇：《电视文本解读中“未读”现象分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9]参见陈虹：《爱看新闻关注本地期盼创新——从一次调查看上海电视受众的需求》，《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60]参见高贵武：《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审视》，《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61]参见于丹：《孟非：不可复制的民生符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62]参见武楠：《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和人格魅力——对丹•拉瑟专访萨达姆的思考》，《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63]参见徐少兵：《把握时念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我所体会的电视时政新闻改革》，《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

[64]参见杨尚鸿邬建中：《看重“独家新闻”还是“自律规范”?——台湾电视新闻记者的选择行为研究》，《新闻记者》2008年第2期。

[65]参见石长顺王琰：《广播电视媒体的政府规制与监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66]参见李法宝：《维护公共利益：香港电视管理原则》，《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

[67]参见郑亚楠：《当电视本身成为“话语事件”》，《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68]参见赵瑜：《电视媒介新技术背后的利益博弈——从欧美数字电视标准的确立谈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69]参见宋小卫：《公民“擅自制播讲演录像”的罚与法——对一起广播电视行政诉讼案的释评》，《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70]参见吴丰军：《电视内容资产的经济学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1]参见李艳：《透过“包装”看电视媒体的品牌营销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72]参见齐蔚霞：《电视行业实施体验营销策略的必要性分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3]参见王晶：《试析凤凰卫视的三次产权变更》，《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74]参见吕新景：《整合与分散：关于广电集团频道制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

[75]参见雷蔚真谢弛：《从体育电视的网络传播实践看“台网互动”的基本模式》，《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1期。

[76]参见李德刚：《打造网络影响力：“冷媒介”时代的电视节目生存策略》，《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77]参见赵玉明贾临清：《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贡献——纪念诞辰11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

[78]参见李琼：《论加密收费电视节目运营——以CCTV—3、5、6、8套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9]参见赵晓兰：《电视读报节目的五年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

[80]参见杨状振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81]参见刘宏栾轶玫：《中国高校电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82]参见谢勤亮：《一个消逝的频道——访深圳电视台原纪实频道申晓力》，《新闻记者》2008年第3期。

日本学刊范文篇4

“日本概况”课，顾名思义，就是概括性地介绍日本国情的课程，关涉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信仰、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该课程不仅带有专业基础课程的性质，而且具有修养课程的性质。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日本概况”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日本社会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在完善专业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对日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加深对日语知识的理解，从而树立专业学习的信心。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日本的某些领域产生兴趣，激发强烈的求知欲望，为后续课程的选修及专业方向的拓展奠定基础。作为修养课程，“日本概况”可以通过各种人文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打开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增强学生对中日两国国情异同的敏感性，加深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日本概况”课在新版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被定为专业核心课程，在日语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在完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给予专业主干课程极大的支撑，给予专业技能培养课程必要的辅助，另一方面为日本文化的探究奠定基础，为专业的拓展做好铺垫，为学术研究的精进做好准备，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保证。

2.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是指导教学工作有效进行的指导性原理和行为准则，教学原则贯穿于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对教学中的各项活动起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教学活动一定要讲原则，教师不能天马行空，随意而为。我们认为，“日本概况”课的教学应该遵循以下原则：2.1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的原则。“日本概况”课的教学，要让学生明白开设“日本概况”课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让学生了解课程的教学目标，并认清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教师要认真思考如何利用教学内容实现人才培养的某个具体目标，使用何种方式、采取何种手段使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我们不能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由，一味迁就学生的爱好，把这门课程上成文化娱乐课，更不能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教学内容。2.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原则。“日本概况”课的教学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全面客观地介绍日本社会，做到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学生对日本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动漫、服饰、化妆、流行音乐、影视等方面知识比较丰富，但他们对日本的认知大多是片面的，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日本概况”课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全方位把握日本，正确认识日本社会。要让学生客观看待日本的方方面面，积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主动地利用各种知识益智开慧，提高人文修养，打开自己的国际视野。2.3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先进的教学理念倡导教学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培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积极主动探索的过程。教师是学习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评价者。教师要把讲授、自学、实践、讨论、归纳有机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逐渐进入主体角色，能够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成为知识的主动构建者。

3.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各门课程的教师及教育学专家对教学法的探索非常重视。但是，近年来，某些研究言必称传统教学法存在严重问题，极力标新立异，大有唯我独尊的感觉。我们认为，教学方法的选择，归根到底要根据教学目的及教学内容而定。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只要能达到教学目的，我们就可以应用于教学过程之中。以下，我们着眼于“日本概况”各章节教学的各个环节，对教学法的运用进行探讨。3.1知识导入阶段。知识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首要环节，进入每个章节教学之前，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拟讲章节的主要内容、教学重点、教学方法及教学目标。导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直奔主题的直接导入法，有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播放教学短片以引起学生兴趣的直观导入法，还有以设问方式使学生思维进入好奇状态的悬念导入法，不一而足。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地采用各种方法，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学活动中。例如在“日本地理”这个章节，可采用师生问答法和生生游戏法导入。教师可以问一些日本地理知识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还可以问学生是否了解国人大多会去日本的哪些城市或景点观光旅游，进一步询问是否知道这些地方的所在位置。教师可以将学生提到的地名一一写在黑板上，并分发空白地图让学生将地名填写在大致的位置上。该活动可以采用分组竞赛的游戏方式进行，看哪一组的学生填写得最多最快，以激发学生获取知识的欲望。知识讲解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传授知识的方式无法穷尽，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教学不失为最佳选择。其中，多媒体教学法对“日本概况”课的教学产生的效果已得到公认，以PPT展示图表（包括地图、照片），变抽象为具象，对加深学生对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教学过程中，PPT只是教师教学的辅助工具，传统的授课方式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要坚持“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讲解时做到言简意赅，条理明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3.2知识补充及更新阶段。知识补充及更新是教学的必要环节。社会瞬息万变，教科书滞后于现实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适时补充相关知识，更新旧知识便成为“日本概况”课的一项任务。除利用课堂直接传授等方法之外，还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学生课堂发表、教师制作微课供学生课外学习等多种方式达到教学目的。案例教学法是指为了一定的教学目的，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对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研讨，做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法运用于“日本概况”课教学中，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弱化教科书及教师的权威，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为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更新知识做好铺垫。补充及更新各相关知识还可以采用微课形式。微课这一新兴教学形式，不仅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还可以作为传统课堂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因此更多的内容需要学生课后学习。教师可以将课堂上无法完成的内容录制成微课，让学生课后观看学习。具体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爱好将学生分组，然后发放不同的几组微课资料，由学生在课后完成一部分的微课和交互性学习内容。另外，基于“日本概况”这一课程的特殊性，学生需要通过这门课程，了解日本最新的社会变化，因此知识与信息的更新尤为重要。微课在这一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教师可以将网上最新的影视资料、文字图片等下载后，辅以相关的导读信息、习题等制作成微课，在与学生不见面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3.3知识整合阶段。知识整合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每个章节的知识点讲解完毕、新知识补充完整后，学生需要对所学知识进行有机的重构，形成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利于知识的掌握。整合知识，可利用的方式不计其数，就“日本概况”课的教学而言，归纳法、中日对照法、课堂讨论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归纳是由学生完成的，也就是说，教师要求学生将章节内容以图表的形式体系化，以具象的形式将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展现出来。由于每个章节的内容繁多，因此，可以分配任务，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比如在“日本艺能”章节，针对日本四大传统舞台艺术，有的学生可以围绕其表演特征的异同进行归纳，有的则可以从表演服装的讲究进行总结。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归纳，都要求学生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借助PPT与同学分享。“日本概况”课的教学在知识整合阶段采用中日对照法的目的在于：通过中日的对比，明确两国各自的特征，从而培养对自文化与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处理文化冲突的灵活性，使学生形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多元化的价值观，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日语人才。3.4拓展阶段。在“日本概况”课各章节教学的最后阶段，需要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为自己的专业拓展做好铺垫。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中，教师可利用CNKI知识网络服务平台，介绍文献检索的方法，要求学生课后针对所学章节内容，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对文献目录进行整理，了解研究对象及研究动向。与此同时，教师可以介绍一些日本人的相关研究，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

4.结语

本文仅针对“日本概况”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事实上，要使一门课程发挥最佳效果，我们必须思考该课程的定位，明确它与课程体系中其他课程的关系，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制订科学的教学计划，选择适当的教材教参，并在师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此外，教学安排、教学时长、教学语言、评价机制、教学资源、教学环境等无一不与教学质量有关，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教学改革的路还很漫长，需要日语专业教师共同努力。

作者:吴 坚 郭举昆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俊森.试论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2（2）.

［2］詹桂香.跨文化教育中的《日本概况》教学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3）.

日本学刊范文篇5

本文所谓私立学校，是与由我国各级人民政府所立，并由其相应机关或部门主办的学校相对而言的，主要指由私人或其他组织与团体通过投资、集资等方式所创办和维持，并在其运行及内部管理方面享有较大自主权的学校。尽管从角度讲，我国还没有明确界定私立学校及其有关问题的教育政策法规，但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看，私立学校无疑是社会力量办学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对此一直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因此，随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私立学校得到了较大发展，对公立学校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目前还缺乏必要的规范化管理，私立学校自身的许多弱点还难于克服，其发展状况还显得有些混乱。本文旨在我国私立学校的问题和对策。

一我国私立学校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私立学校教育的问题是其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办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方面存在不少缺陷

由于私立学校在我国的再现还只有几年时间，加上我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包办教育的格局并无明显的改变，民办和私立学校在生源、师资和办学经费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目前从事基础教育的私立学校，可分两类：一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贵族学校”，由于其收取超常的高额学费，其服务对象仅限于极少数“大款”，一般工薪阶层根本不敢问津，更不用说普通社会居民。另一类被人们称之为“平民学校”的私学。或是办在城镇，以无城镇常住户口及进城经商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为主要服务对象；或是办在公办小学服务半径以外的边远地区，名为学校，实为教学点。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类学校都远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创办伊始就存在着生源问题。特别是“贵族学校”的服务对象的问题更大，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非议。

又如目前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和不稳定的社会捐助，一般都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难于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甚至有些私立学校开办几年至今，仍蛰居于租借的校舍之中，而无属于自己的教育场所。

再者，师资问题也是目前私立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私立学校的教师目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招聘退休教师和校长，这部分人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但年龄偏大。二是刚毕业就应聘的青年教师，这部分人有热情，但经验不足，加之面临着评职称和住房、医疗保险、退休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往往呆不长久。三是以高薪聘请的公立大学教师（教授或副教授），或从其他公立学校“挖”来的骨干教师，这二部分人具有比较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功底，但往往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当面对私立学校的学生在智力、能力、知识水平和生活背景等方面参差不齐的问题时，他们原来在公办高校或中小学中所形成的那一套划一的教育教学，就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了。总之，目前私立学校不但缺乏稳定的师资队伍，而且其现有师资在年龄结构等方面也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学校发展的后劲及其预期的办学水准。

2一些私立学校的办学方向不正确

首先应当肯定地是，在私立学校举办者中，并不乏置名利于度外，而甘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人士。但是，与此同时又应看到，借办学捞钱者也确有人在。如据报载：广东省的一些高价学校，为了争夺生源而搞欺骗宣传，有的说其可把学生直接送到加拿大深造；有的称其有80%的高考升学率；有的鼓吹其和机水平保证能达到大学生程度等。但实际上这些轻率的许诺很难兑现，有的私立学校甚至还将向学生集资或收取的巨额学费直接用于非教育性营业或者装进举办者的腰包。“至今广东省各高价学校收取的教育储备金总共不少于12亿元”[1]，除用于建校外，“至少有一半多已投入市场运作”[2]，而且，何止广东如此，全国各地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的所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都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教育教学标准和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培养德、智、体等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必须坚持的办学方向。但是，部分私立学校的办学方向却有悖于此。例如，对极少数私立学校，尤其“贵族学校”来说，究竟谁能享有受教育权，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力量。正象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又如在教学方面许多私立学校往往片面强调热门科目，而对诸如政治、道德、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科目和内容相当轻视，甚至根本就不开设；再如在培养目标上，有些私立学校口头上称按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人才，而实际上却是以非常奢侈的生活和条件造就着一批“小贵族”。

3许多私立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

如有的私立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职责与义务不明，缺乏必要的制度管理；又如有的私立学校没有应设的董事会组织，其党、团和学生会、少先队等组织也不健全等。

二正确引导我国私立教育健康发展的对策设想

如上所述，私立学校在我国的再现还只有几年的时间，无论其在自身内部或是所处外部环境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尚待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无疑应当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准绳，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对社会力量办学（包括私学教育）应“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其具体对策，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应正确看待私立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众所周知，由于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够正确，人们往往谈“私”色变。因此，一般对于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觉得还可接受，而对私人办学的出现，则往往在思想上一时难于转过弯来。实际上，正如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所说，我们不应该被那种抽象的有关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所束缚。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应当按照党和国家关于“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的方针，使私立学校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并举，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走向。例如法国的私立中学，在70年代就占同类学校的20%；韩国80年代的初中、高中、大专私立学校所占同类学校的比例，分别为38.8%、59.4%和85.9%[3]。再说，我国长期也有“两条腿走路”办学的优良传统。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立与私立学校并举，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当然，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私学教育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绝不可盲目发展，一哄而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国民教育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但这只能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而决不能成为否定应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借口。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国民教育系统中，既应有私立学校的位置，使其成为公立学校的必要补充；但同时又必须坚持以公立学校为主体。这是由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

2私立学校应当端正办学方向，大力加强自身建设

(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相比，办学主体虽有不同，但是办学方向必须一致。这已为我国《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认。但正如前文指出的，近年来出现的“贵族学校”和“赢利学校”，无疑都是与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相背离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本来就已令人忧虑，如果再对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很优裕的儿童在培养目标方面进行误导，其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些泡在蜜罐里的儿童，特别应该注重对其进行价值观、责任感和自身能力方面的再植与重塑。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办一所学校同办家工厂不同，工厂的产品不合规格只会危害一代人；而学校的产品（人才）如果不合规格则将危害几代人。因此，对于办学方向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可喜的是，目前有些私立学校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如北京私立光亚学校比较注重使学生德、智、体等几方面全面发展，该校在让学生坚持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对学生进行军训，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定期组织社会活动日，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还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其健康的心智等[4]。

(2)应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办出特色。私立学校能否在主义教育园地站稳脚跟，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关键之一在于教育质量。私立学校一般都收费较高，这种高额学费必须与社会、家长的高期望值成正比。办学者如果只顾收取高额学费，而不在提高教育质量、办学特色方面下真功夫，则只能是自掘陷阱、自套枷锁。事实上，一些赢得社会信誉的私立学校，如私立华南女子学院就是注意瞄准市场需求，专业开设几乎与市场变化保持同步，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从而赢得所谓“华南的女儿不愁嫁”的美誉。[5]又如成都科艺中学坚持培养能力、发展特长、办出特色的办学目标，除按照国家教委规定的各科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处，还大力强化外语和机的教学，增开《书法》和《国际礼仪》等课程，使通才教育与英才教育相结合，努力把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合格人才的任务落到实处，从而令求学者趋之若鹜的[6]。

要保证较高的教育质量，必须有高质量的师资作证。私立学校应当争取早日建立起一支在年龄和知识结构方面均比较合理的教师队伍。但这仅靠采取高工资、高待遇的措施是乏力的，即使有不少中青年教师因慕高薪而来，但也不能就保证其热心教育事业，而且还难摆脱诸如评职称、住房、医疗保险、退休金等一系列后顾之忧方面的。因此私立学校应当争取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上使私立学校教师能与公立学校教师享有同样平等的条件。例如可让私立学校在贯彻执行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制度的基础上，面向社会招聘合格教师。只要私立学校教师达到了教师任职条件要求，教育管理部门同样应承认其教师资格；又如可让私立学校申请选派的公立学校教师仍保留其公立学校教师的身份；再如私立学校教师在和业务进修以及评优等方面，应与公立学校教师同等对待。

(3)必须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原则。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学校和教育机构都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国外也大都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原则，而反对以赢利为目的。如日本《私立学校法》明确规定：“鉴于私立学校的特征，通过尊重其自主性，提高其公益性，而谋求其健康发展。”韩国《私立学校法》也规定：“本法依据私立学校所具有的特点，以确保其自主性，发挥其公益性，保障私立学校的健康为目的。”

私立学校的公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私立学校作为一种谋求公共利益的社会机构，其创办人或主要投资者虽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学校管理，但却不得将其视为私有财产。其二，私立学校的根本性质是学校，应以传播文化知识、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进步为根本宗旨，而不能通过收取高额学费或其它集资方式来达到营利的目的。这就是说，学校是公益事业的这一基本性质决定其收费标准决不宜过高。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最高的也只不过是公立学校的两三倍左右。例如，日本私立高中学生的教育费约为56万日元，仅为公立高中26万日元的2.1倍。美国私立大学学费平均每年8000美元左右，也仅为州立大学平均4000美元的两倍[7]。我国还是一个发展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都还不富裕，因此，更不应超出上述发达国家的收费水平，对于那些动辄就收取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学费的私立学校，除了国家应当制订有关政策加以限制外，其自身更应当建立起明确的自我约束机制，以确保私立学校的公益性。

(4)规范和完善私立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私立学校自身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系统地推行规范化管理，努力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a.建立学校董事会，健全和完善学校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私立学校大多是由若干办学人员所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任命校长主持校内日常工作，这种管理体制是不够健全的。因为私立学校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缺乏直接的隶属关系，自主权过大，因此常常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造成重大失误。国外的私立学校通常设立校董（理）事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审议学校重大事宜并做出相应决策，然后交由校长执行。董事会审议的问题包括：资金的预算与决算，借入资金及资产的取得、处理和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和变更，学校的合并和撤销，校长和教员的任命，以及经营收益事业的有关问题等等。这些均可作为我国私立学校设立董事会的借鉴和参考。为了使学校各有关方面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董事会成员的组成除投资者外，校长、学生家长代表及社会有关人士都应列入其中。除董事会之外，还应设置两名以上监事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其职责是负责监督学校工作的运营及董事会方面的常务工作。此外，为了使董（理）事会能够公正、高效地发挥作用，还应建立任命董（理）事及监事的亲属回避制度，以及处理好有关人员的兼职问题。在这方面，国外有些经验同样可供。如韩国的《私立学校法》规定：董（理）事会成员之间或监事之间，不能有近亲血缘关系；董（理）事长不能兼任私立学校校长，监事不能兼任理事长或理事；监事必须有一人具有师资格，以确保对专业性强的财务工作能实行有效的监督。

b.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加强审计监督。私立学校办学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都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董事会及校长对财务的管理完全自主，产生滥用资金乃至贪污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私立学校会计制度的规范化问题。如日本文部省就制定有《日本学校法人会计基准》6章38条，对学校资金收支、消费收支及资金借贷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并明令各私立学校的设置者必须按照这一规定处理会计业务，编制有关财务会计报表。只有严格按规范、标准的会计制度办事，才有利于上级机关进行审计监督，也才能对学生家长有明白的交代。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应定期对私立学校的财务工作进行检查，加强监督与指导。

c.设立家长委员会，使其参与学校管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是保证学生及其家庭合法权益的基本途径，便于家长与学校管理者直接沟通。通过家长委员会，学生及其家长们所关心的问题，可以形成一致意见反映给校方，并能从校方获得反馈意见。学校领导应尊重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解权和参与权，定期将学校的工作计划、经营状况及财务收支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如实地向家长汇报，以求得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设置家长委员会，是学校实行民主管理与监督的一个重要标志。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都日益重视发挥其作用，甚至将其与董事会等量其观。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上述有关私立学校应端正办学方向和重视自身建设方面的一些设想，对于办好私立学校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应该依据我国《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有关规定，尽快制定我国私立学校管理条例，对私立学校的办学方向、课程设置、收费标准，及其申办条件、审批机关、业务督导与考评、师资队伍建设，董事会的组成及职权划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才能促使私立学校健康发展。

参考

1李军：《论私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94年第4期。

2史静寰：《简论欧美国家私立教育的和现状》，《教育研究》1994年第4期。

3徐广宇：《关于私立学校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3期。

4吴忠魁：《中国私立学校现状述要》，《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3期。

5曲铁华：《私立学校向何处去》，《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3期。

6高洪源：《琐议私立学校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保护》，《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3期。

7李守福：《私立学校制度初探》，《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8顾美玲：《私立学校与市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版）1994年第1期。

注释

[1]参阅戴自更：《高价学校需监督》，见《光明日报》1995年4月10日。

[2]参阅戴自更：《高价学校需监督》，见《光明日报》1995年4月10日。

[3]转引自夏欣：《私立学校景观》，见《光明日报》1993年4月6日。

[4]参阅蓝冰：《正面效应——私立学校透视之二》，见《中国青年报》1993年8月14日。

[5]参阅周大平：《奇女八十犹办学》，载《liào＠①望》1991年第2期。

[6]参阅顾美玲：《私立学校与市场经济》，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7]转引自李守福：《私立学校制度初探》，载《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日本学刊范文篇6

关键词：美日贸易谈判；CPTPP；货物贸易；数字贸易；RCEP

2018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决定开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①日本宣称协定正式名称为货物贸易协议（TradeAgreementonGoods，TAG），而美国将谈判视为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2019年4月15日至16日，美日两国在华盛顿开展第一轮贸易谈判，于当年10月签署了《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美日贸易谈判对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都有较大影响，也为中国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带来了一些启示。

一、美日贸易谈判的推进经过与内容分析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多次表示要缩小与日本的贸易逆差，在通过加征钢铝关税等手段对日本施压的同时，敦促日本与其开展贸易协定谈判。2017年4月与10月，美日两国进行了两次经济对话。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日本短期内加大市场开放程度，而日本意在强化日美同盟以及构建亚太地区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在2018年4月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双方商定推进美日贸易协议（Free，FairandReciprocaltradedeals，FFR）谈判。2018年8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回合FFR谈判中，美国明确提出开启美日贸易协定谈判的要求。2018年9月25日第二回合FFR谈判得以召开，翌日的美日首脑会谈中，两国正式决定开展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美国在开启谈判之前公布了22项谈判目标，几乎是2017年7月美国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目标的翻版。NAFTA谈判目标条款包括：货物贸易；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海关贸易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贸易技术壁垒（TBT）；良好监管；服务贸易（包括电信和金融服务）；货物和服务的数字贸易及跨界数据流动；投资；知识产权；透明度；国有控股企业；竞争政策；劳动；环境；反腐败；贸易救济办法；政府采购；中小企业；能源；解决争端；一般规定；汇率。美日贸易谈判的目标条款在此基础上略有改动：去除“能源”条款，增加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程序公正”；另外，“透明度”条款表述为“透明度、公告和管理”。整体而言，美国的预定谈判战略是首先完成农产品关税方面的交涉，促使日本尽快开放农业市场；其次是汽车关税方面，日本的汽车关税为零，已无下降空间，故以促使日本汽车企业扩大在美投资和降低对美汽车出口数量为谈判主要内容；最后将谈判重点放在金融、医疗等服务领域。日本的预定谈判策略则是尽量拉长谈判过程，围绕日本关心的农产品与美国关心的汽车关税等问题做文章，要求美国将汽车关税降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定的标准，如若美方无法降至该标准，则日本不会将农产品等关税降至相应标准。谈判最终达成的是“缩水版”《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缩水版”《美日贸易协定》聚焦农产品与工业产品关税问题，实际上是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协定，通过该协定，日本和美国的关税减免率分别约为84%与92%。《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CPTPP“电子商务”章的翻版。另外，对于日本最为关心的汽车以及零部件的关税问题，双方商定另行谈判。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出，美国的22项谈判目标只实现了一小部分，这意味着美国今后可能会推动下一阶段谈判。

二、美日贸易谈判的影响

美日贸易谈判并非普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该协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美国优先”主义不利于维护多边主义国际贸易环境

“美国优先”主义在美日贸易谈判中的体现是，美国利用不对等地位攫取经济利益，并借此冲淡CPTPP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的影响。在美日贸易谈判开启之前，CPTPP与日欧EPA均已生效，2018年两大区域GDP约占全球GDP总额的40%。在此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与日本开展贸易谈判意义重大，能够冲淡CPTPP和日欧EPA对美国产业的影响。美国在通过双边贸易谈判攫取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企图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改多边协议为双边协议；其大致路径是由易入难，首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次是使《美墨加协定》（USMCA）生效，再次是推动美日贸易谈判，另外还有美欧贸易谈判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美国“优先主义”具备典型的逆全球化特点，容易助长单边主义贸易势头，不利于维护多边主义国际贸易环境。

（二）“毒丸条款”会形成进一步的示范效应和外溢作用

USMCA中的“毒丸条款”目的是阻止其他成员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一直以来并不认可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美国在美日贸易谈判初始目标的“一般规定”中也设计了类似内容，这说明“毒丸条款”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得到了移植。虽然在最后生效的两份协定中没有出现该条款，但美国已经达到了其战略目的。简言之，美国希望将“毒丸条款”进一步移植，防止日本跳过美国与中国加强联系，今后或许会在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继续推广此条款，在限制中国发展方面形成进一步的示范效应和外溢影响。

（三）美日联手挤压他国的数字贸易话语空间

在数字贸易领域，欧盟较为重视个人隐私以及安全保护。美国则大力主张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在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的主张较为贴合。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在2019年1月提出并主张推动“值得信任的自由数据流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签署为美日两国进一步联手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通，提升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搭建了平台。从当今世界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来看，美国和日本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列第一位、第四位，两国联手挤压他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话语空间。

三、美日贸易谈判对中国的启示

美日贸易谈判是特朗普政府贯彻“美国优先”战略的一环，而“美国优先”理念在美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分析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施政策略，会发现其中不乏“美国优先”的色彩，也预示美日两国依然会进行下一阶段贸易谈判。同时，美日贸易谈判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示，适当参考与借鉴，有益于中国更好地推动自贸区战略发展。

（一）做强自身，加大结构性合作力度

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开启日美贸易谈判持否定态度，同意开启谈判的最大动因是美国以加征25%的汽车关税对其施压，日本经过综合判断认为唯有开启谈判才能化解关税危机。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同样尝试利用加征关税对中国施压，但没有奏效。美国转而将精力置于中美科技“脱钩”之上，即基于“萨缪尔森陷阱”（SamuelsonTrap）理论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实施打压。中国需要做的是，坚定信心，做强自身，集中优势力量尽快攻克高科技“卡脖子”难关。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等绿色发展领域与美国等一些国家加大结构性合作力度，以有效对冲外部压力。

（二）推进自贸区战略应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联动考量

根据WTO协议，中国在正式加入满15年后，其他国家应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然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在期满后继续设置障碍，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在此基础上设置“毒丸条款”，除USMCA、美日贸易谈判之外，预计在美欧等其他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美国会继续推广此项条款。此外，在推进WTO改革中，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在贸易规则方面的诉求主要以CPTPP、日欧EPA等为基础，围绕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核心问题推动WTO贸易规则升级。这说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有意识地将推进自贸区战略与WTO改革进行联动考量。中国在加速推动WTO改革、坚决维护WTO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应将其与自贸区战略发展统筹考虑，在专业层面上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磋商和会谈，提出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和方案。

（三）在谈判中确保核心领域的利益

日本在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日贸易协定》等一系列区域贸易谈判中制定了统一标准，即坚持对大米等主要农产品暂不减免关税，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暂缓减免关税的农林产品范围。例如，在《美日贸易协定》中，日本除争取到了对大米及相关加工品暂不减免关税之外，还使林产品、水产品全部维持了原有关税水平。日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农业协会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巨大且在开放农业市场问题上态度强硬，曾经表明对超出CPTPP框架的农业协议一概不予认可；二是大米等农产品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困难，需要更多的缓冲时间。日本的做法给中国在今后开展贸易谈判带来了一些启示。一方面，需要加快相关产业的国内结构性改革进程，为更快对标高水平贸易规则夯实基础；另一方面，在贸易谈判中坚定立场，统一标准，确保核心领域利益的同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余地。

（四）尽快建立贸易规则模板

从美日贸易谈判中可以看出，美国基于NAFTA的条款框架很快提出了22项谈判目标；美日两国基于CPTPP“电子商务”章的内容在较短时间内就数字贸易达成了相关协议。目前看来，美国的对外贸易谈判基本上以NAFTA、USMCA与CPTPP为贸易规则模板，而日本的对外贸易谈判主要参照CPTPP和日欧EPA。在推动自贸区战略的过程中，建立贸易规则模板至关重要，对于提高谈判效率、在谈判中争取更多主动有重要意义。日英EPA在短期内达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基本照搬了日欧EPA的条款和框架。着眼于自贸区战略的合理布局以及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应慎重考虑建立规则模板事宜。既要看到自身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和成果，例如，我国贸易加权关税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得到立法支持并全面落实，但也不应忽略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仍需加速对标的事实。另外，应该对CPTPP、日欧EPA、USMCA等贸易规则加大研究力度、实施动态评估、探索借鉴方法。在此基础上，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规则条款为基础形成相对固定的模板，以便在未来的亚太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更加游刃有余。

（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CPTPP、日欧EPA、USMCA等之所以被称为“高标准”贸易规则，是因为其中出现了许多新议题、新条款，这些议题和条款多数由当事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决定。以基于CPTPP“电子商务”章的《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例，其中一些条款使中国面临对标难度大的客观困难，这种状况对中国争取更多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形成了限制。2017年，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努力打造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平台。中国需要加快对标，对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做法进行研究与借鉴。利用首脑峰会、高水平经济论坛等平台更好地解释“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在国际规则中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既要重视宏观设计，也应有微观层面上的各类安排，拓宽路径，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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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刊范文篇7

关键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处理

激烈的竞争性是体育运动的特点之一，在竞争与对抗的运动情境中受到伤害是很难完全预测与避免的．在学校体育领域，不管是体育教学还是课外体育活动，均存在一定概率的运动伤害，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的调查统计，体育运动伤害亦占到学生伤害事件的首位［1］．但我们不能因为在体育运动中会发生运动伤害，而不去参与体育运动．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减少和防范体育事故的发生，以及在伤害事故发生后如何公正合理地进行处理．然而，由于我国在防范与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上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法制体系支撑，故而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发，在具体的事故处理中很难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各方对处理意见也很难达到一致的满意．甚至出现有些学校为了避免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有意弱化体育教学与课余体育锻炼等活动，在校内比赛中取消一些风险较大的项目，如三铁、长距离跑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学校体育运动实践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保障我国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

1国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

美国是世界体育强国，不管是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还是竞技体育都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且三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和谐发展，共同推动着美国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学校体育不仅为社会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为竞技体育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是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而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又得益于社会化的体育管理体制与完善的体育法规法制建设，以及美国人的体育情节与将体育运动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价值观念．美国的学生、教师、家长等都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风险有较理性的认知，一方面积极地引导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以培养其优秀的社会品质与终身体育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安全教育与制度保障等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并依靠其发达的体育保险业，将体育运动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化解．在美国，体育保险充分涵盖了学校体育领域，包括中学体育保险、学生意外保险和大学体育保险等，对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种体育活动中的意外伤害提供强制保险［2］．而我国在体育保险方面正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学校体育保险体系，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在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上，美国主要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其构成要件包括:(1)学校依法负有某义务而事实上未履行;(2)体育伤害事故实际发生，(3)学校未履行该法定义务与发生的体育伤害之间为近因关系，即存在实质性的因果关系，且学校只对教职工的职务行为负责［3］．国内对于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主要集中在学校在事故处理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问题上，有学者建议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辅，以减轻学生及家庭所承受的损失［4］．加拿大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上，以安全教育为主，并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强化安全教育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通过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程以及体育运动安全与风险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安全教育与风险预防及处理知识，以减少体育运动及其他伤害事故的发生．如各级各类学校成立的“健康与安全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健康与安全课程内容，积极开展针对性极强的健康安全培训活动［5］．在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上，加拿大更加谨慎与细致，在适用的归责原则上也更有特色，如细心父母原则、替代性原则、共同责任原则等［6］．加拿大在具体判断伤害事故的责任时，按照事故出现的场域将学生体育伤害分为两类情况，即操场受伤和运动损伤两种情况．如果学生是在操场上参与体育运动时受伤，则需要考虑是否有充分的监管系统、教师是否充分履行职责以及场地器材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并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来判断学校和教师是否应承担相关责任．此外，他们还会考虑很多细节因素，例如师生比、天气情况、体育活动性质、地理状态等．根据这三个基本原则，法律部门判断学校与教师在校园体育伤害事故中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来断定各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依此进行追责．同时，即使使用细心父母原则，法官也会认为体育老师基于职业特性应该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如关于学生的运动能力、身体状况、运动特点以及器材设备情况等，体育教师应进行更为详尽的了解和把握［7］．可见，加拿大对体育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其具备一定的体育教学能力与素养，还要求具备一定的风险管控能力．此外，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问题上，加拿大组建了专门的教育保险公司，并给予专项资助经费，帮助公司非赢利运作，以解决学生伤害事故处置的理赔问题，如目前加拿大全国50%以上的高校在加拿大大学互惠保险公司投保［8］．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日本，非常注重相关立法，通过法律条文来规范体育教育过程与体育环境设施建设，并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日本学校安全法》、《体育振兴法》等均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日本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日本学校体育教育中十分重视安全教育．而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讲授各类伤害事故的预防及应急措施等，涵盖了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各种体育致害风险的防范和应对［9］．在日本，学校与社区联系密切，场地器材建设非常完善，能够满足居民与学生的体育需求，且场地设施质量非常高，管理严格．故而因体育环境设施质量不合格导致的体育伤害事故比例不高，主要为自然灾害、体育教师不够尽心以及学生自身存在问题等导致的体育伤害事故．因此，教育部门对体育教师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不仅要教授体育知识技能，还要教授基本的安全教育．在出现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时，首先会考虑体育教师是否尽到职责．如果体育教师在教学或训练中进行了“危险预见”、“危险避免”的工作以及在事故发生后处理及时得当，即教师在工作上不存在失误，则不承担责任，反之，则需承担责任．在事故赔偿问题上，日本早在1960年就建立了学校事故互助保险制度，主要通过各类体育保险来实现．日本学校体育保险体系非常完善，并具有明显的普及型与公益性，如体育安全保险、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学校灾害互助支付制度、都道府县立学校管理者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体育设施保险等，保险项目多样、保险范围较广［10］．由于日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重视等原因，使得日本绝大多数学校都加入了学校灾害互助保险，通过互助保险等来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可见，美、加、日三国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上，都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并通过安全教育和制度建设来防范和规避伤害事故的发生，在事故的处理上，均依靠完善的体育保险体系予以转移与化解，有效地降低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率，缓解了事故处理过程中的多方矛盾问题．

2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的思考

2．1完善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国家层面的关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方面的法律条文，虽然2002年教育部出台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从法律层次角度上讲，《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仅为部委规章，法律效力有限，无法与民法通则的法律效力相提并论．而各省市也先后制订一些有关的地方立法，例如《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等，而同样法律效力层级低，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约束效力，仅适用本地范围．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在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上一般采用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文或原则．但体育运动因其本质特征，体育参与者一般呈现出自甘风险的特点，民法通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而《体育法》也并没有相关的具体条文，因此，需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在具体事故处理过程中，一般采用过程责任原则，符合法理，但在具体问题上尚未体现出公平责任原则．对于损失巨大而又非常贫困的家庭来说，校方出于道德和情感应进行一定的赔偿，以缓解体育伤害事故对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只是规定校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而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具体细节问题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另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该办法没有具体区分适用对象，统一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显然中小学学生与大学学生应区别开来;对“情节严重”和“重大伤亡事故”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对于报告的及时性要求也没有可量化的时间指标等．此外，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对教师的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及对场地器材设施等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各校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低价竞标来选择产品和施工方，产品和施工质量难以保证．鉴于此，笔者认为，针对学校体育教育伤害事故出台一部专门性法律规范，明确学校、教师以及学生在事故中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具体细节问题应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场地器材设施提出明确的要求，并明确规定体育设施供给方在因设施问题而造成的伤害事故中承担一定的责任．2．2加强安全教育与体育伤害事故防范制度建设．以日、美、加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均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制定了完善的安全教育制度与详细的教育内容，以保障学生在参与体育教学、训练及其他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事实上，在我国安全教育本就属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相互推诿，缺乏明确的责任规定以及严格的监督制度．应对学生进行定期的安全教育，严格规定安全教育课时量，并进行教学监督检查，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防范于未然．在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上，学校应将预防体育教育伤害事故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如完善学校体育教学设施管理制度、校内外体育活动规程、各类体育运动伤害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在体育教学与训练设施管理上，应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使用时间与使用办法，并定期对体育场地和设施状况进行检查维修，及时排除事故隐患．体育教师作为教学训练的组织者，应加强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意识，在体育运动之前对场地和设施等进行详细了解，做好组织安排，在体育运动中强调和提醒学生正确使用器材，遵守纪律，保证安全等［11］．在体育竞赛活动中，应主动与校医院或医务室联系，申请医护人员到场，以及时正确地处理伤害事故．此外，在体育伤害事故防范的具体事宜上，学校应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及时了解学生的生理心理等健康状况，并通过积极推进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对学生的体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以了解学生身心的具体情况，在教学和训练中做到区别对待．在体育教学与训练的项目设施上，应对体育项目进行安全评估，对于高风险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对于激烈对抗的项目，教师应严格要求，规范技术动作，杜绝恶意犯规．体育教师应加强安全教育、防范知识以及各种急救知识与损伤处理方法的学习;在教学与训练内容安排上，合理地安排运动量与运动强度，做好练习前的准备活动，并及时地观察学生运动后的情况，做好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工作．2．3建立与完善．“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学校体育保险体系“有风险、找保险”是对保险作用的生动描述，体育运动的高风险理应需要保险来予以保障．美、加、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用发达的保险来保障体育运动参与，体育保险已成为一个专项保险项目，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育保险体系，既有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也有体育保险中介公司．在学校体育领域，各国采用或强制保险或是公益性保险等方式，基本上覆盖了学校体育教育活动，在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上主要承担事故赔偿问题，有效地转嫁了事故中各方赔偿问题上的矛盾．我国的体育保险业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缺少专门性的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产品亦是少见，运动员竞赛保险也是商业保险公司根据要求而推出的体育保险产品．体育保险法律法规更是缺失，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制定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以及要求参赛运动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规定，仅停留在政策规定的层面，并未上升至法律保障层次，且该办法仅适用于运动员，对于学校学生的体育保险法律规定仍然空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仅提出鼓励中小学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并没有强制性要求，故而大多数学校和学生选择不参加保险．因此，首先应从立法层面，出台相应的体育保险法律，将体育保险上升到法律高度．其次，借鉴国外成熟的体育保险体系，根据学校体育伤害的责任类型及构成元素等设计出多种体育保险产品，如学生体育运动意外保险、体育教师教学训练保险、运动比赛参与保险等．最后，推行“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学校体育保险制度，对于存在较大风险的教学、训练、比赛等实行强制保险，并从学校活动经费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于缴纳保险费;对于风险程度较低的项目与活动可推行自愿保险，以有效缓解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中的各方矛盾，促进学校体育健康持续发展．

3结语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影响学校体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从国际经验上看，美、加、日三国都非常注重立法保护，均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对学校体育设施环境建设以及体育教师的素养等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以尽可能地减少或降低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在归责原则上趋向于过错责任原则，在事故赔偿问题上均利用其完善的体育保险业予以解决，或采用强制保险或公益性保险等．在借鉴国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与防范经验上，我国应结合学校体育教育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政策或措施来防范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以在处理事故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与体育伤害事故防范制度建设，加强学校体育保险建设，设立多种体育保险产品，推行“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学校体育保险制度，以有效地规避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以及事故处理中的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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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刊范文篇8

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媒体对这次事件经过有详细报道，这里不再重复。这次事件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一，日本为什么对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样的过激反应?事件发生后，从首相到外相、次官、参议院议长，一致指责中国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国方面道歉。日本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武警拦截妇女的录像片断，媒体一片“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之声，可以说舆论处于一种“集团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为什么在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按一般处理事件的方式，应先调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结论或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但这次事件却是激烈反应和外交行动于前而调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指责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5月10日，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调查结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常规的非理性反应。

其实，考察日本外交史，类似这种“集团性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鲜见。例如，1891年，俄国皇太子率舰队来日本，日本人认为这是俄国人为侵略日本来侦察地形，一个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个日本。日本人认为俄罗斯要报复，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脑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诚恳谢罪，来自各社团、学校、公司的慰问电报接连不断。一个与津田三藏没有任何关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岁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门前自杀并留下了向俄国谢罪的遗书。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戒严令。)、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释他国国民的行动时，不能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给对方。”(注：附图)

假如岛国的周边也是规模和文明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英国与德、法之间)，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样板来加以观察认识，或为了取得来自中国的认可，或为了摄取中国文化而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问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日本有一种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态并时常出现定位的困难。例如，古代对中国充满了崇敬并参照中国定位自己，但这种崇敬其实带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当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国形象破灭以后，便参照西方国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鄙视和侵略中国。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地位变为处于西欧系统的边缘。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民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从民族心理上说，这是日本在“自我认知”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现。

伴随这种“定位困惑”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日本不仅担心自己落后，担心被抛弃，还担心受害。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有一种被害意识存在于他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时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出自“中国强大后日本将受其害”这一假想之上。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上。(注：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卫星(一说导弹)。一时间，“日本还能保证安全吗?”、“如果不能保证安全，日本怎么办?”等问题充斥媒体。日本还出版了诸如《假如与朝鲜作战》为题的特集杂志。另据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发消息称，在朝鲜1993年发射“劳动”号导弹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便开始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利用战斗机空袭朝鲜导弹发射基地。这项研究把位于日本海东海岸的朝鲜曾发射“劳动”导弹的卢洞基地设定为打击对象。与日本的这种过度反应相对照，韩国金大中总统曾拒绝美国提出的轰炸朝鲜的建议。)从民族心理上来说，这种担心出于一种与不安全感相联系的受害意识。日本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式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还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做法。这个战争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长年积累了的仇恨的释放，后来出现了偷袭珍珠港那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日本人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然后将自己描绘成一副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样子，并据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明确的赔偿，或者深深的谢罪，严重时要求支付费用。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注：Robert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页。)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二次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当时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这样一种民族心理背景有关。

二、“和”、“合意”、“根回し”与“暧昧”的日本外交

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们体现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个国家的外交模式视为该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或无不当。

历史上长期居住在共同体性质的村落社会中的日本人，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行为上具有“他人本位”的取向。日本社会较强调集团的和睦而不鼓励个人突出，“和”与“一致”被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式集团在做出决定时一般较重视“合意”(事前协商，达到全体一致)和“根回し”(与各个关系方面协商)，这种方式使集团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但这通常是以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为代价。

日本人在语言和行为方面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这种特点自然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比较，日本的外交较多地考虑“别国怎样评价日本”这一问题，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

这里的所谓“暧昧性”特点，当然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它主要是指由经验观察得出的日本外交方式的以下一些倾向：

——长期以来，日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一般不明确表达支持或反对什么，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总的来说日本在外交上长期追随美国，但其态度多不明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注：1999年6月16日《朝日新闻》一篇题为《俄国自吹自擂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贡献，日本方面畏畏缩缩》的报道，说明了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俄罗斯的明显不同。俄罗斯下院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普克比奇访日时说：“若没有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是形不成决议的。”而日本小杉隆议员说：“日本政府只是理解空袭的来龙去脉，但不支持(空袭)。”中马弘毅众议院外交委员长说：“对于联合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也有不安。”)

——在外交场合，日本外交官员多默不作声或含糊其辞，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暧昧有时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想承担或减轻责任，如众所周知的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说成是给中国“添了麻烦”的讲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注：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时对战争反省的表述使用的是“迷惑”一词。详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日语中“迷惑”的含义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对方或周围的人带来了麻烦或令人不快的想法”。(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1972年版)这是一个暧昧的字眼。日语中并非没有表示“罪行”的词汇，田中显然是想利用暧昧术回避问题的实质。)有时候，暧昧是怕得罪对方，尽量不把话说得太直白，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注：20世纪70年代初日美在纺织品问题上发生摩擦，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批评，佐藤首相当时回答说要“善处”(妥善处理)。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承诺，但后来日本并没有处理此事。美国方面指责日本没有兑现承诺，但日本否认做出过承诺。经过调查，问题出现在日语的“善处”一词上。该词在日语里不是要处理某一问题的承诺，甚至也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词，其含义大约相当于我国某些官员常说的“研究研究”。)

——日本在做出某项重要决定时通常需较长时间，政府高官甚至总理大臣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常常很难下决断，因此给人一种迟疑不决的印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生了海湾危机。8月中旬，美国政府向日本海部政权提出四点要求：(1)向多国部队提供财政援助；(2)向海湾各国提供援助；(3)增加驻日美军经费；(4)在人员上为支援多国部队做出贡献。对第一、二点，日本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对海湾各国的经援，最初决定是1000万美元，对多国部队的经费，最初提出10亿美元，美认为至少要30亿美元，9月中旬才做出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经援决定。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最后拿出了100多亿美元，但仍被美批评为“Toolittle,Toolate”(太少了，太迟了)。

——被动式外交。日本的外交行为多是为了回应外国的要求和批评，外交人员似乎主要是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如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日本常常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动地采取行动，做出让步和妥协。再如，从1975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首脑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

——外交上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明确，较缺乏广阔的视野。“当今各国的首脑外交打破了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将国内政治放在国际政治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为增进国家利益而积极进行对外交往。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谙熟政党内抗争和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这样一来，内耗自不待言，眼界当然也受影响。”(注：唐晖：《试论日本的首脑外交》，《日本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7页。)

——日本首脑和外交家在具体表述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显得力不从心，有时甚至还显出不应有的“拘谨”。如日本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或者就某些外交问题经常出现“口误”、“失言”(注：日本高官“失言”而受到日本国内外批评的例子很多。随便翻阅手边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就有：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说“韩国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应当考虑的地方”，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韩国政府的抗议。同年中曾根康弘关于日本是单一民族社会，歧视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讲话。1994年5月6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的讲话(永野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讲话并辞职)。2000年森喜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次晚会上将中国称为“支那”。)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

当然，日本外交之所以给人暧昧的印象，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一身而兼二任”，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文化上属于东方而制度上属于西方。这种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既想讨好西方又不想得罪东方。此外，经济、科技大国与政治上的战败国地位，也是其外交较暧昧的原因。但从文化角度看，外交模式上的这种特点与上述日本人集团的构成特点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甘え”、“okami”与日本外交

“甘え”(amae)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它的大体含义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里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等等。(注：参见土居健郎：《“依赖”的结构》(弘文堂1997年第二版)以及笔者对该理论的介绍，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38页)。)

与这一概念相联系，日语中还有“okami”这一独特概念。okami一词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上面”、“上方”，汉字记作“上”，前面加“御”，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官厅。这个意义上的okami有时还写作“女将”(指酒店的女老板)。okami是指“掌握着事情决定权的人”，还有“能够放心地替自己拿主意的人”、“委以做出最后决定的人”，即是决定政策的人。日本人会说“这是okami的命令”或者“希望能问一下okami”等之类的话。第二个含义是指神明等某种超自然或与超自然有关的存在，这个意义上的okami通常记作“神”。古代，okami即指神道教之神“天照大神”，这个意义上okami又指天皇，因为在“神人一系”的日本传统宗教思想中，“天照大神”和天皇可视为一回事，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代表。

不管是在哪一种意义上，okami都是一种高于自己并具有超凡力量的、可以保护自己、施惠于自己的存在，自己可以信赖、依赖okami。自己与okami的关系是一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国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决定方式有影响。国家、政府就是okami，政府与国民间有一种更大的信赖关系。“最终决定皆由okami做出，okami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完全可以依赖，不用我们操心。”民众这种意识及与之相联系的与统治者的信赖关系，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政权具有很大连续性的原因之一，而这同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明显不同。(注：应当指出，这种心理类似传统中国人的“贤人政府”心理，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认为当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民众有责任推翻它。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而且每一个新政权都竭力贬低上一朝代，声明自己与上一个政权没有时间和内容上的任何联系。)今日日本民众对政府仍有一种对okami般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通常使人们对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另一方面，当政府的行为与人们的期望有较大差距时，人们又很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即抱怨okami的行为，对政府失望，寄希望于新的政府班子。由此可以解释日本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政府更迭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最勤的，首相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每届政权都不否定前届政府的工作，都声称是在前届政府基础上做事。

试举表现这种关系的例子。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媒体迅速做出报道。在报道量之大、受灾细节之详、媒体态度之冷静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关救灾活动的报道很少。媒体使用直升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灾情播报，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用这些先进的工具救人呢?难道报道灾情比拯救生命还重要?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议论最多的似乎不是救灾方面的问题，而是对政府采取措施不力、政府指令传达体制不畅等问题的愤怒指责。这种行为的背后可能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起作用：救灾和救援是okami(政府)的事，国民只要等待指示就行了。当政府这个可依靠的okami没有尽到责任时，便转变成了对okami的极大不满。

“沈阳领事馆事件”前后日本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中国方面公布了事件真相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政府这个okami没有尽职。在一次对“沈阳领事馆事件”中外务省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进行的调查中，有55%的被调查者表示“基本不相信”，还有20%表示“根本不相信”，也就是说，有超过七成的日本国民不相信外务省的调查报告。(注：2002年5月20日。)这同调查报告公布前人们一边倒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这个可依赖的okami在对外交往方面可能表现为依赖某一强大的外国力量。这或许可以解释：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日本的okami。(注：)现在日本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日本服从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正如米歇尔·布莱克(MichelBlaker)所说，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御墨付”(注：过去日本的将军或大名给家臣的一种带有印鉴或签名的短信，内容通常是上司的指示、命令或许可、认可等内容(筑紫哲也、自由国民社、1985年、213—214页)。)上。对日本来说，美国发挥着okami的作用，日本虽对美国不满以及有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这是一种对okami的不满，所要求的独立是一种不脱离okami保护的独立。这种服从强权的倾向与日本人依赖于“亲分”或okami的行为方式具有某种联系。因此，从文化上看仅仅指责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要考虑如果日本不依赖美国它会依赖谁的问题。

日本学刊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指导非权力行为权力行为方法论

一、引言：一则案例的启示

现代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安全与秩序，还包括更重要的实质性公正，那就是对建立在私权力基础上不均衡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也就是社会的普遍福利化和细致的公共服务，因为只有这些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与秩序。[1]行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了自身运行目的的转化，即从单纯的维护安全秩序到推行普遍的社会福利和细致的公共服务。也正是这种转化，使得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各种所谓“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昌行其道。

日本是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模式的代表国，也是行政指导最为盛行的国度。彼国的行政指导实践丰富多彩，因行政指导而引起纠纷的案例俯拾即是，此处撷取其中一例：

未获计量器制造和贩卖许可的X（原告）用合成树脂制造了同时记有寸和英尺刻度的六折函数尺，并予以贩卖。通产省重工业局长于1957年8月20日向各级知事发出通知，指出：“1、X制造的函数尺属于计量法第12条规定的计量器；2、该计量器同时记有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刻度，贩卖或为贩卖持有该计量器违反计量法第10条。”福冈县计量检定所长接到通知后，于同年10月劝告X中止该函数尺的制造和贩卖。同时，通过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中止该函数尺出售使用劝告，X和销售商、使用者之间的许多买卖合同被迫解除。为此，X对通产省重工业局长的通告及福冈县计量检定所长的劝告提起取消诉讼。[2]

东京地方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对X的两个诉讼请求进行了分别处理。法院认为通产省重工业局长的通告“相当于行政机关公权力的行使，可以作为抗告诉讼的对象。”而本案第二被告的劝告不过是“行政指导行为”，所以不能作为抗告诉讼的对象。言下之意非常清楚，行政指导不属于公权力行为的范畴。不仅实务界作如此判断，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非权力行为”。

而就在行政法学者们一个简单的“非权力行为”论断的背后，我们却发现行政指导在现实中所显现的强大功能。正如上述案例中，行政机关的劝告尽管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结果却使得X和销售商、使用者之间的许多买卖合同被迫解除，这显然与原告X的主观意愿相左，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强制效果。也正是由于行政指导在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非权力性”不相对称的特色，各国（主要是日本）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愈演愈烈，甚至有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趋向。这本身似乎就陷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因此，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定性问题，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反思性的探讨。

二、“非权力行为”的迷宫——观点及成因

（一）关于行政指导的各种概念表述

对于行政指导的概念表述，可谓五花八门，这本身也是行政指导研究不够成熟的表现。在展开问题的核心论证之前，让我们先来选取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指导定义，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素材：

（1）日本学者和田英夫认为：行政指导是这样一种行政作用，即不管有无立法根据，行政机关对特定的个人及公法、私法上的法人和团体，要求对于一方的同意协作，采用非权力的、任意的手段进行工作，以实现行政机关的意图，诸如警告、劝告、提供知识等。[3]

（2）室井力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通过向相对方做工作，期待实施行政机关意图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形式。因此，它是权力性事实行为。[4]

（3）根岸哲：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谋求相对的合作并对其做工作，以此实现行政机关意图的行为。[5]

（4）美国加州大学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在考察了日本的经济管理制度之后，也阐述了他对行政指导的理解：（日本）行政指导指的是根据法律建立的政府各部门具有的权力，在某一部门管辖的范围内，对企业或管理对象颁发指示、要求、通知、建议和表彰，行政指导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它不以任何明文规定的法律为依据，但不能违反法律。[6]

（5）日本《行政程序法》(1994)第2条规定：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要求特定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指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不属于处分的行为。

中国学者也对行政指导的内涵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代表性观点如：

（1）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所期望的行政状态，谋求相对人响应而依照法律政策所采取的非权力行政执法活动。[7]

（2）所谓行政指导，是指导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8]

（二）“非权力行为”论断及其成因

上面列举的各种定义中，许多学者明确地指出行政指导是一种“非权力性行为”，即使不作出“非权力性”的明确定性，也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唯有室井力先生例外地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性事实行为”）于是，“行政指导是一种非权力行为”的论断俨然成了行政法学界悄悄形成的一种“通说”。[9]

这种论断流行的原因从表面上来看，首先是对权力行为与执行手段的强制性之间关系的机械理解。在传统的理解中，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按其实施的手段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性的，它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为后盾，相对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等；另一类是非权力性的，这种行政活动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相对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行政机关不能因为相对人不接受而实施法律上的强制措施，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10]这种划分方法的标准是看行政活动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有强制力的是权力性的行政活动，没有强制力的是非权力性的行政活动。在这样一种理解的笼罩之下，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不具有法律上强制力的行为自然被排除于权力行为之外。如下的说法具有代表性：“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的非权力性行为，不像行政行为那样具有强制性。相反，行政指导的非强制性，也进一步证实行政指导的非权力性。”[11]

将权力行为等同于执行手段的强制性只是行政指导被排除于“权力行为”范围之外的表层原因，充其量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更进一步地，深层次的原因究竟在何处呢？笔者认为，这可以从日本法学者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倾向中找到一些根据。日本一向注重学习德国法制，[12]其行政法吸收了德国的Verwaltungsakt概念，并译作行政行为。日本行政行为概念的演化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向狭义转变的过程。最狭义说认为，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就具体事件所为公法上的单方行为。此说将立法行为与公法契约行为以及事实行为均排除于行政行为之外，使行政行为与德国那个精致的行政处分概念具有同等意义，即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就具体事件所为的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法律行为，对行政行为的最狭义理解在日本占据着“通说”地位。[13]这样的行政行为概念固然精致，但却认为只有能直接导致公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化、消灭的“行政处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权力行为”，从而将包括行政指导在内的许多事实行为排除在“权力行为”之外。

如果从更广阔的时空去考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行政指导行为被排除于“权力行为”之外的另外一些背景因素。行政指导之所以在日本如此发达，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总司令部为谋求和平占领，常常以指示、警告、劝告、建议等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接受其改造。为避免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抵触反抗，即诉诸软性的“行政指导”，而实质上却为命令。随着美军全部撤离日本，美日两国和平交往条约生效，日本政府深知“行政指导”这一间接统治手段的有效性，将行政指导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浸透于一切行政过程之中。[14]可见，行政指导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似乎天然地具有某种“权力规制代用物”的功能。但是日本的政府官厅要将其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就不能认可行政指导的权力性，因为一旦认可，就意味着对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力度的加强。这也应该成为战后以来，日本官方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地将行政指导定性为“非权力行为”的一个非本质的注脚吧。

然而，如果说行政指导被定位为“非权力行为”具有复杂的原因，那么进入1970年代以来各国（主要是日本）如此大手笔地加强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则有些出人意料。据此，我们需要对行政指导的权力性作另外一种方法论基础上的考察。

三、行政指导行为的权力性论证——社会实证分析

（一）保障行政指导实效性的机制

行政指导就其运行手段而言，主要包括建议、劝告、指示、警告等等，从这些手段的语词表述上来看，确实具有非强制性的特征。那么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为特征的行政指导，究竟是依靠什么来支撑和保障其强大的实效性呢？笔者在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行政指导实践进行社会实证考察之后，认为行政指导实效性的保障主要得力于两大机制，即“事实上的强制力”和“给予好处”（诱导利益的设置）。

首先，行政指导实效性导源于它在事实上的强制力。在日本，行政机关尽管没有直接强制被指导人必须履行指导内容的权力，但在行政指导的运作过程中，很多被指导者又不得不服从，其原因正在于法律和行政制度中规定，政府对于企业在事业设立、经营活动范围、进出口品种和数额等方面，拥有许多许认可权限、资金分配权、税制优惠权以及制裁使用权。在如此众多的权限背景之中，有两种权限对相对人的影响最大。其一是行政机构拥有的为数甚多的审批权限。按照政府咨询机构“临时行政调查会”的解释，“所谓许可认可就是行政机构有义务处理国民(个人及法人)提出的申请、申报、报告等，其根据在于法律、政令、省令、通告等”。截至1993年3月底，中央行政机构共有11402项限制，其中以通产省最多，为1986项，接下来是运输省(1893项)、农林水产省(1427项)、大藏省(1387项)、厚生省(1221项)等。据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40%是处在各种限制之下的。其二是被称做“第二预算”的财政投融资权限以及政策性减税的批准权限。所谓财政投融资是将金融资金纳入财政收支轨道，同时又强调其有偿回收性质的投资或融资方式。具体说来，就是政府利用邮政储蓄、简易保险、国民年金等国营机构筹集的资金投到国有企业或通过政府金融机构贷给民间企业，以此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这种投资或融资是一种长期低息贷款，而且企业获得该项贷款后容易再获得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因为政府贷款起到了担保的作用，所以是企业最理想的贷款。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相当大，1993年达到45.77万亿日元。[15]

正是因为行政机关拥有如此复杂的权限背景，所以，如果相对人不接受、不遵从行政指导，政府必然以“江户之仇长崎报”的方式，在对相对人行使上述权力时，巧妙地进行报复。[16]例如1965年日本住友金属公司拒绝听从通产省有关减少产量以维持钢铁价格的劝告，尽管住友金属公司的出口状况良好，但还是受到通产省将援用《进口贸易管理令》限制其进口煤炭数量的警告，结果住友金属公司不得不表示服从通产省的行政指导。另外，行政机关还可能通过几种不同的方法迫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下面这则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相对人所面临的强大的事实强制力。

秋田县大泻村的多数农民拒绝大米减反指导（所谓大米减反是日本在实施产业政策中的一项措施，即减少大米播种面积——笔者注）而自行种植稻米，并与消费者直接签约，把这些“自由米”（法律上成为黑市米）运出并送货上门，其运输由大和运输公司承担。粮食厅和当地的秋田粮食事务所在村内巡视时，在现场发现并阻止这种行为，并对生产者发出警告，但却未见效果。粮食厅因此转而要求承担运输的大和运输公司停止搬运，但是按照组织法令的规定，粮食厅对道路运输业是没有任何监督权限的，因此这种“指导”没有效果。粮食厅自然也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于是求助于对道路运输业有监督权的运输省，希望其对大和输公司作出必要的行政指导。运输省一方面直接对大和运输，另一方面通过主要由中小运输业者共同出资建立的全国通运（大和运输也是其出资者），对运输自由米问题给予“自肃”的指导。全国通运向大和施加压力，大和最后屈服于这种压力，于1989年10月停止了从大泻村运出自由米。[17]

遇到相对人（比如本案中的大和运输公司）不接受行政指导的情况，行政机关会首先去设法寻找本机关的法定权限，以权力的运用或者保留行政权限不行使来影响相对人的心理决断过程。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借助于其他行政机关（如本案中的运输省）的力量，运用迂回战术来扩大这种事实上的强制效果，可谓“曲线救国”。这个时候，相对人面对强势的行政权背景，只能作出无奈的屈服。当然，作为事实，这种方法的采用正表明这些行政指导已被结构化，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见表达。

德国的所谓“非正式行政活动”[18]也常常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在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毛雷尔看来，非正式行政活动主要是指行政决定作出时或者作出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进行协商或者其他形式的接触的行为。比如说甲请求行政机关颁发疗养院建设许可证。经过若干次磋商，建设机关与甲就所有的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异议和保留以及甲的愿望，都详细作了协商。最终的结果，甲接受了计划的修改，而行政机关也给甲颁发了建设许可证。[19]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建筑许可权限的存在，使得建设机关的“非正式行为”具有了事实上的强制力。

在美国，行政机关通常采用备忘录、通告、公报、指导、指南、通讯稿、政策声明、员工手册以及其他类似的非正式文件形式。尽管这些文件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当行政机关用之于创设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有关准则或者标准的时候，它们就具有了实际上的拘束效果。这种实际上的拘束效果来源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措施和许可事项领域内约定俗成地适用这些非正式文件。具体地说，行政机关经常告诉当事人，如果他想要规避强制措施或者获得许可，那么其必须遵守某个既存的非立法性的指导、备忘录或者公报。[20]

事实上的强制力在很多时候已经足以解释行政指导卓越的实效性。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之处正在于将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单纯地归因于“事实上的强制”还是有可能缩小行政指导的考察视野。原因在于“事实上的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规制性行政指导和部分调整性行政指导的实效性保障，但在解释助成性行政指导以及某些调整性行政指导时却捉襟见肘。[21]例如，日本在实施大米减反政策过程中，对欲将农作物从稻谷转换为蔬菜的农户，一方面给予补助金，另一方面进行技术性或者农业经营性建议的指导。在这里，我们看到相对人之所以服从行政指导的原由是行政机关“给予了好处或信息”，而并非出于“事实上的强制”。日本一位学者在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也不得不修正他在第一本行政指导专著中的观点。本来他坚持行政指导必定伴有“事实上的强制性”，但是后来发现建议性行政指导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具有强制性，于是他又很暧昧地在第二部著作中删去了原有分类中的“建议性行政指导”，而改为“行政上的建议指导”。[22]这样一种近乎文字游戏的变通显然事出无奈，但这种变通是以缩小行政指导的考察范围为代价的。因此，在考察行政指导的实效性保障机制时，不能忽略“诱导利益的设置”。

（二）从实效性机制看其权力性

上文之所以如此浓墨重彩地分析行政指导的实效性机制，是因为行政指导的两种主要的实效性保障机制正突出地反映了它的权力色彩。

按照R·马丁博士的分析，与权力概念密切联系的主要有服从、强制、权威等概念。即：——服从，是权力引起的态度和行为，即“根据别人命令而从事的非利己活动。”——强制，包括：“运用或威胁要运用处以体罚、残害肢体或处以死刑等身体制裁；以限制活动的方式使人遭受挫折；或依靠武力控制食物、性欲、舒适等等需求的满足。”——权威，是指一种“包含有控制某个社会系统中别人活动的合法化的权利（或义务）的优势”，是一种具有指望服从和要求服从的权力且以服从者认可这种服从为基础的合法性统治，权威关系只存在于下级认可自己的非利己活动而不管这种认可的基础是什么的地方。而他同时指出，与权力概念有关的还有一种有别于服从、强制、权威关系的权势关系。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在A（上司）所期望的行为合法性被否定之处，B（下级）由于担心失去今后晋升、获利等机会，仍会遵从A（上司）的期望而以非利己的方式行事。[23]前揭所述，行政指导的两种运行机制中，确实存在一定范围程度内的这种权势关系。行政指导的相对人常常因为害怕受到别样的制裁或者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而放弃了抵抗，接受指导。

当然，确实也存在两种实效性机制之外的行政指导。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在大众健康和医学护理期刊上刊登过很多劝告性的文章，比方说，医护人员应使用不同类型的手套、给儿童预防接种以及消毒步骤方法等。他们并没有约束任何人。然而由于CDC的专家地位，也或许由于出于侵权责任的考虑，在全国范围内，CDC的建议总是被政府的卫生部、州教育部以及地方学校、医院等团体视为有约束力的规定而被采纳。[24]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事实上的强制力”或者“给予好处”的影子，也就不存在上述所谓的“权势关系”。

退一万步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现代行政权运作目的的转化（即从单纯的维护安全与秩序转化到包括普遍的社会福利和细致的公共服务），行政权的扩张也因之而表现为并行不悖的三种基本方式：（1）基于组织强制力量的行政权扩张——强制性权力扩张；（2）基于公共权利的行政权扩张——报偿性权力扩张；（3）基于统一独立政府人格的行政权扩张——说服性行政权扩张。[25]由此可见，行政权的行使并非与强制性形影不离，也即强制性不是权力的必然构成要素，特别是在给付行政领域，行政权的行使常常表现为非强制手段的运用。于是，只要突破传统行政权行使理论的框架，对所谓采取非强制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权力行为本质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行政指导的所谓“非强制性”也只是法律上的，对其事实上的强制不能视而不见。此外，法学者们的定义中已经明确行政指导的运用必须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换句话说，行政指导行为也是依职权而为，具有组织法上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明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

事实上，近些年来日本学者也开始检讨行政指导是“非权力行为”这一观点，如，今村成和教授在其《行政法入门》(第5版)中指出“说行政指导是非权力性的活动，只不过是从形式方面来讲，……，一般来说，行政指导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其背后有能够发挥强制作用的行政权力间接的控制，那种不问实体的形式的观点，是一种敷衍的观点。”[26]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纷纷加强了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27]

四、结语——方法论基础的冲突

前揭所述，一方面，日本《行政程序法》明确界定行政指导不属于行政处分的行为，日本学界也大多倾向于将行政指导定位为一种非权力行为，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草案)”也明确界定行政指导为事实行为或促请行为；但另一方面，它们仍然在各自的法律中专辟章节对行政指导的程序加以规制，同时以大手笔从各方面设置行政指导救济制度以加强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和矛盾呢？笔者分析，出现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方法论基础的冲突。日本的行政处分和权力行为概念继受于德国，而德国从概念法学伊始，学界一直充满着浓郁的分析法学色彩。[28]“行政处分”概念也不例外，它是在分析法学方法基础上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一个非常精致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以直接产生公法上权利义务关系这样一种要素来定义权力行为的。在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基础之上，行政指导行为自然被排除在权力行为之外。然而，对行政指导实践的社会实证考察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行政指导所具有的权力色彩，如前所述，行政指导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行为。这样，两种方法论基础产生了碰撞和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在社会实践中即是对行政指导从听之任之到加强规范和控制的转变。

在美国，学说和实践则相对洒脱些，它们避开了行政指导定性这个沉重的话题，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美国法院也曾一度认为行政机关新闻、内部信函、答复咨询等非正式行为，属于行政裁量之内，司法不能对其进行干预。但是在“赫尔希指令”案等一系列判例出炉之后，美国法院渐趋一致地认为：尽管行政机关的咨询性意见尚未变成某种正式行政行为，采用的是非正式书信形式，甚至对行政机关本身也没有法律约束力，然而它毕竟是由行政首长作出的“咨询性裁定”，而且符合“带来了实际的不利影响”这个关键性的复审条件，所以应当让其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29]这些判例表明：美国法院已开始改变传统的司法复审时机理论而将行政指导行为逐渐纳入司法审查。

1]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2]胡建淼主编：《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793页。

[3][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4][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5][日]根岸哲：《日本的产业政策与行政指导》，鲍荣振译，《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

[6][美]C·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7]应松年：《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8]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9]参见吴华：《论行政指导的性质及其法律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0]罗智敏：《试论行政指导》，《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1]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

[1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战后，日本在法制上已接近英美法系国家，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行政程序立法上。然而，日本的法学却仍然保留了二战前的大陆法系传统，依然注重对德国法文化的借鉴。日本的法律行为理论，也并不逊色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3]盐野宏教授说，“现在，通常是在强调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相对比的意义上使用狭义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也按这种观点来理解。即：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活动之中，在具体场合具有直接法效果的行政的权力性行为。”[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4]刘宗德：《试论日本之行政指导》，台湾《政大法律评论》第40期。

[15]王新生、赵成国：《简论日本的行政指导》，《日本学刊》1997年第6期。该文还提供信息说，掌握预算大权以及行政指导权的大藏省每到预算方案编制时期，从其他省厅或有关团体发来的赴宴邀请应接不暇，以至于1979年由大藏省官房长官出面，公开宣布本省官员不得出席此类招待宴席，实际上仍然禁而不止。成为1995年舆论关注焦点的“官官接待”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用豪华宴会或“土特产”招待中央省厅官员以获取政府补助金或大型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官厅行政指导之后的各种权限背景的强大。

[16][日]新藤宗幸：《行政指导》，韩冬雪等译，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7][日]新藤宗幸：《行政指导》，韩冬雪等译，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18]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说的行政指导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来使用的，是在行政法学意义上对一类行为的归纳性总称。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对此类行为有不同的称谓。即使在日本，直到1993年《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才将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法律术语确定下来，此前，行政指导也只是行政实务和行政法学的术语。根据王名扬先生的介绍，在美国一般将之纳入“非正式行政手法”的范畴，或称之为“非正式行政行为”、“任意协力之要求”。（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而美国一位重要的行政法学者RobertA.Anthony则将其称为“非正式文件”（informaldocuments）。德国学界在进行系统的比较法研究后，也渐趋一致地将其称为“非行使统治权之经济向导”或“非正式行政活动”。

[1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20]参见RobertA.Anthony,UnlegislatedCompulsion:HowFederalAgencyGuidelinesThreatenYourLiberty,CatoPolicyAnalysisNo.312,August11,1998.

[21]按照行政指导的功能，日本学界将行政指导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规制性指导，指以规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私人企业等的活动为目的而进行的行政指导；二是调整性行政指导，指作为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手段而使用的行政指导；（当然，这种指导有别于行政调解，前者依职权，后者依申请。）三是助成性指导，是指对私人提供情报，以助成私人某种活动的行政指导。也有学者将助成性行政指导称为建议性指导。参见[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22]参见[日]山内一夫：《行政指导》，日本弘文堂1977年。转引自[日]新藤宗幸：《行政指导》，韩冬雪等译，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23][英]R·马丁：《权力社会学》，丰子义、张宁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页以下。

[24]K．C．Davis:AdministrativeLawTreatise,Little,BrownAndCompany,1994,p328.

[25]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26]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27]1970年代以来，各国尤其是日本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力度是很大的。这些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依据的羁束，二是程序法的控制，三是救济程序的设置。在日本，部分行政指导已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于篇幅，这里对行政指导的高强度法律控制不作详细论证，可参看相关著作及论文。如：莫于川：《行政指导论纲》，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日]新藤宗幸：《行政指导》，韩冬雪等译，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杨海坤、黄学贤：《行政指导比较研究新探》，《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包万超：《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行政法学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日本学刊范文篇10

【关键词】科技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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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和人的智力、体力的巨大解放。但是，由于片面强调发展科技而忽视人文教育，也给人类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溃乏、科技犯罪和道德颓废等。这些问题正成为影响全球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力。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人们认识到：只有科技的进步并不能促使人类全面幸福，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才有利于人类走向彻底解放。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关注对年轻一代的人文教育，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

本文将从探寻原因和介绍几个国家德育发展状况两方面，论证上述结论。

一、原因的分析

（一）崇尚科技教育，轻视品德教育造成严重后果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达到了空前发展，人类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科学知识爆炸性增长，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现代化生产日益电脑化、智能化、信息化，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充分的闲暇与物质享受。以上这些，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功利性价值和实用性价值，容易使人们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产生“科技至上”思想。学校教育中，科技教育被摆到了绝对重要的位置。重视理科教学，关注智力开发，增加对科技教育的投入，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教育时不约而同的选择。与此同时，道德教育近乎荒芜，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仅仅作为一种点缀，被淹没在庞大的、完备的科技教育体系之中。

科技教育长期独占教育领地，使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人们发现，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同样可以残害人类。比如二战中，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广岛夷为平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的细菌实验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人们心头。1955年52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发表了著名的《迈瑙宣言》，他们说：“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①］此外，为了发展科技，人类疯狂地向自然索取，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科技教育，轻视道德教育，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际冲突、利己主义、吸毒、淫乱、、暴力行为等大量充斥。最为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大多发生在青少年身上。日本警方公布的报告表明：1986年，14—20岁的中学生因违反刑法而被检举的人共计292286人，与1976年相比，增加50％。1988年1～6月份，中学生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杀人、抢劫、强奸、伤害、暴力、盗窃等案件，占各种犯罪案件的46．8％。［②］美国也有类似报道：在全美各地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发现，在127所中学的15900名高中学生中，竟有49％的人在使用麻醉品。早孕现象也十分令人担忧，仅1985年，就有75000名十几岁的女学生怀孕或作母亲。［③］

道德危机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题为“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在讨论分析21世纪人类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时，被列为第一位的是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并因此将会议主题定为“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会议号召人们学会关心，关心个人、他人、群体、全人类；关心社会、经济、生态、全球生存环境；关心真理、知识、学习等生存技能及其人道取向。因为，只有关心才能较好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二）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人的竞争，道德教育有利于开发人类潜能

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20世纪以前，人类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人类向自然的挑战。20世纪以后，人类的竞争则以人类向自身的挑战为主。一方面因为，经过人类长时期的挖掘，自然界的能源近乎枯竭。今天正以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向人类发出警告，使得人类不得不收起砍向自然的利斧，将目光转向人类自身。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科学的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是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科学更加高深，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越发需要对人类潜能的挖掘。相对于自然的开发来说，人类自身还是一个神秘的、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巨大宝藏。当今社会，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纷纷将研究重点转向主体化研究，正是人类开发自身潜能的一种趋势。

就现代科学水平而言，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一时还难以说清。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道德的巨大潜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决不能忽视。原因有二：

第一，当两个人或两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基本相当时，道德水平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美国学者普丽西拉·玛丽和安娜·布利克通过对美、日两国的经济、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日美两国的竞争中，日本人不断取胜的奥秘在于日本民族坚韧的品质。两位研究者在文章中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述表明自己的观点，“现代日本社会基础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便是由过去保持下来的持久的坚韧的精神。现代日本最有运气的是远在西方工业影响尚未到达本国海岸线之前，坚韧精神就以现代日本人的一种基本性格而存在。坚韧的品质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心灵，它萌发于生命的幼芽，伴随终生。”［④］他们说，这种坚韧的性格不仅表现在日本儿童完成艰苦任务时所具有的持久力比美国儿童强。还表现在日本母亲很早就将孩子送入学前班，让他们适应独立生活和集体生活。还有日本雇员表现出强烈的完成任务的愿望和对所在公司的认同感，而美国雇员则表现出旷工率高，失业率高，雇员流动率高。［⑤］

我国学术界关于“非智力因素”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动机、情感、意志、理想、追求、事业心、敬业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指出：非智力因素对智力和能力的发展都有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作用，定型作用和补偿作用。他说：“任何有成就的人，他们都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甚至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天才的秘密就在于强烈的兴趣和爱好。从而产生无限的热情，这是勤奋的重要动力。”［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主席埃利雅德博士介绍了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未来人都应掌握“三张教育通行证”的讨论。一张是学术性的，一张是职业性的，第三张则是证明一个人的事业心和开拓能力。他认为过去人们往往重视前两张通行证，而忽视人的事业心和开拓精神。如果一个人缺乏这方面的素质，学术和职业潜能就不能发挥，甚至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已远远超出个人、地区和一个国家的范围，尤其需要道德的力量将人类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L·波伊博士在专题报告《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重点的领域》一文中指出：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从重点培养竞争到重点培养合作。“如果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不能帮助学生超越自我去看问题和更好地理解我们世界相互依存的性质，每一代新人有责任感地生活的生活能力将危险地遭到削弱。”美国一教改报告强调：“对共性的主张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所谓共性，我们是指……帮助学生超越个人利益，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发展一种公民和社会责任意识，发展作为个人的他们如何能够为他们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大社会做出贡献。”［⑦］英国剑桥大学戴维·哈格里夫斯指出：“所有学校都应开设一种专为多元文化社会制订的共同公民教育课。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以产生国家内聚力所必需的社会粘合剂。［⑧］

上述学者们的远见卓识来自于他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清醒认识。首先，现代化生产以系列化、集团化为特征。每个人只能承担生产线上的一个流程，没有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整个社会生产将无法正常运作。在这里，个人的存在既是别人发展的条件也是别人发展的结果。一个人不能以道德的人格参与社会生活，就无法拥有生存空间。其次，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加剧，经济和贸易竞争地区化、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将世界各国推向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从而使得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中，任何单一力量都不足以对抗结成集团的竞争对手。再次，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着一系列的来自自然的威胁，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根本无法用国界加以限止。人类必须倡导一种“全球合作精神”，共同担负起保护环境、珍惜能源、拯救人类的责任。这不但需要当代人的觉醒，尤其需要通过道德教育唤醒青年一代的责任感。

二、一些国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具体做法

（一）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美、日属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尖国家。但经济的发达、物质的充裕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同步发展。相反因道德滞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使两国政府痛下决心，制订政策，加强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

1988年10月，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在他的教育战略设想中呼吁“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教会孩子区别正确与错误”，“摒弃“价值自由观念”。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说：“不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美国华盛顿D·C《大西洋月刊》的著名编辑詹姆斯·费劳斯（JamesFallows）在《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教育》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向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学校学习，强调发奋努力的重要意义。美国的教育家们抱怨，学校担负着过多的道德和社会使命，这妨碍了真正的教学，但日本学校承担的道德使命更明确，尤其在小学。”［⑨］现任美国课程发展与管理协会、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S·拉姆勒指出：“为培养二十一世纪的公民，我们必须不断设法帮助学生学会‘用他人的眼光、心理、心态来看待事物’”，“建立一种要求我们为地球上人们更好地生活负责的价值体系。”［⑩］

上述引言表明，加强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已成为美国各界的一致呼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学校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责任。1992年春天，美国一些行政组织与研究机构共同拟定了一份《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呼吁学校恢复传统的品格教育模式，认真向学生传授“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正义、公民美德与公民素质”等核心价值观。1993年2月，一个全国性的“品格教育伙伴”组织成立，其中心工作是“在我们的青年中发展公民美德和道德品质，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富有怜悯心与责任心的社会。”与此同时，美国教育界对道德教育的责任感也明显提高。两位教师著文说：“无论如何，学校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建立一公立学校体系来帮助孩子们成长为道德上合格的社会成员。……学校德育应做到：帮助孩子认真去想，认真去爱，认真去做。”［①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说，仅芝加哥一地“就有大量教师在10000多个班级中，悄然无声但扎扎实实地进行品德教育活动。”

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教育改革开始于80年代。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教育之所以出现荒废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教育忽视了德育”。于是呼唤德育，强调德育成为贯穿教改始终的显著特征。新教学大纲规定：“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把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体现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培养作为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化，致力于民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素质。”围绕这一目标的落实，当代日本道德教育突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全面性。新教学大纲规定，学校德育应着重帮助学生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自身——良好的生活习惯、坚强的意志、自主性和责任感、探索真理、发展个性。关于与他人的关系——礼节与言行举止、体贴他人、相互信赖、健康的异性观、宽容与谦虚。关于自然——热爱自然、丰富情操、尊重生命、人类爱。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热爱集体、履行职责、义务与公德、正义、勤劳与奉献、热爱家庭、孝敬父母、尊师爱校、乡土爱、爱国心、世界和平。［①②］

第二，重视理科中的道德教育。日本学者认为，如果课程教学不能联系学生生活，就会使教学缺乏亲切感，从而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为了在理科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发展个性、养成广阔的胸怀，从70年代末开始，日本教育界研究和推广了“理科的人性化”教育。基本思想是：①培养人性丰富的儿童和学生；②使学校生活既宽松又充实；③重视国民共同需要的基础，进行适应学生个性和能力的教育。尤其重视讲解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和个人生活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然界的热爱情感，要求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地进行环境教育，强化“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使学生自觉保护环境。［①③］

第三，充分利用多种德育途径。近年来，日本中小学对“道德时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再单纯讲解和灌输道德条目，而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主。如升国旗、唱国歌、生活指导、职业训练、公益服务、父母讲座、都、道、府、县德育共建等。1993年8月4日的《朝日新闻》登载了一条消息，公布文部省对中小学毕业典礼、升学典礼时升国旗、唱国歌情况的调查结果。［①④］（见下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教育界对多渠道开展德育的重视。仪式学校升国旗唱国歌毕小学98．3（98．0）86．7（85．6）业中学97．8（97．6）82．4（81．4）式高中94．2（93．4）70．3（70．8）入小学98．2（98．1）85．0（84．0）学中学97．8（97．6）82．9（81．4）式高中94．4（93．6）73．4（71．6）

注：①数字为百分比。

②括号内的百分比为1992年的统计数。

（二）以新加坡和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新加坡的一位前领导人说：新加坡生死存亡取决于人民精神教育的成败。如果一个民族只贪图物质享受，这个民族就不能成为意志坚强的民族，不能抵抗外来侵略，就经不起考验。新加坡政府把道德教育作为振兴民族的重要手段，从建国之初一直十分重视。新加坡是世界上将道德教育列为学校科目并正式施教的少数国家之一。从1967年起，道德教育一直作为必修课，在中小学课程中居首要地位。90年以后，重新修订《新公民学》课程，突出了以下课程宗旨：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维护作为社会组成细胞的家庭；提倡种族和宗教间的宽宏大量与相互体谅，协商解决问题的美德。为实现这些宗旨，学生每天在升旗仪式上朗读如下誓言：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言不分种族、语言、宗教的异同，团结一致地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愿为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而共同努力。

新加坡学校的道德教育特别强调以下两点。一是提倡和推广东方道德价值观。政府认为：东方传统伦理观念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仍适用于今人。如仁、孝、家庭和谐、礼、责任感、忠、信、诚、勇、毅力、义、协作精神等等，都被编入了学校的德育教材，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二是学校十分重视改革德育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为提高德育实效性，学校德育大胆借鉴国外有价值的德育方法，如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等。此外，在教育教学中广泛采用现代媒体，如录音机、透明软片、投影仪、教育电视等。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目前小学德育课中，与课本内容配套的视听教材就占30％。

韩国是战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关学者认为，促使韩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教育的充分重视。二战结束以来，韩国共进行过六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对道德教育的日益重视是这些改革的共同特征，尤以80年代以后的三次教改最为明显。开始于1982年的第四次教育改革以培养“新的韩国人形象”为目标，要求“新的韩国人”必须符合以下要求：①健康的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②独立的人——自信、自主决策力、进取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③创造的人——基本学习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理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性向。④道德的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①⑥］开始于1987年的第五次教育改革，确立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培养主导信息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高度发达的21世纪社会的具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人。韩国当局认为：国民的懒散习惯、封闭自尊、精神空虚、缺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与21世纪的社会要求极不相称。必须通过课程改革，加强道德教育，真正改变国民精神中消极、落后的恶习，唤醒人们“实现自我”、“完善人格”的意识。上述思想在1992年的第六次教育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将来的教育必须培养健康、自主、有创造性、有道德的人。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借鉴别国经验，重视道德教育

重视道德教育已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看到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及其迫切性，并着手付诸实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西方国家出现过的经济至上、拜金主义、道德荒芜等不良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有所体现。有人甚至以此为依据，抛出了“代价说”，认为经济的增长必须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确，这是不少西方国家没能避免的失误。但我们必须懂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将近100年。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倍关注社会的道德建设，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基础。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

（二）更新德育观念，丰富德育内容

当今的道德教育已不再满足于抽象谈论“弘扬人性”，也不仅停留在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斗争，更不是简单的政治灌输。它从全球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角度，从人类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发展趋势中，着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问题；人类潜能开发的问题；个体精神满足的问题等带有全球性、开放性、发展性、精神性的观念。面对这一现实，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尽快更新观念，与世界接轨，调整、补充、丰富我们的德育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世界对话，才能以新思路搞德育，才能使受教育者了解世界，以便今后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

（三）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德育一直将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德育过程混为一谈。总以为只要教师把道德观念和价值概念讲给学生，学生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实际上，受教育者从接受道德观念到形成道德行为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必须伴随着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能力的养成，才能保证受教育者自我道德素质的形成。否则就会使受教育者只背记大量的理论、条例，而在道德实践中却表现出不讲道德。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道德水平不高，道德行为欠缺，与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不无关系。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其道德实践能力，使其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素质，这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道德研究与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摆在我国德育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注释：

①转引自鲁洁《道德教育：一种超越》，《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6期。

②《日本中学生道德问题与对策摭谈》，《外国中小学教育》1995年第5期。

③转引自《美国道德教育的嬗变：从准则中性到泾渭分明》，《比较教育研究》1993年第6期。

④⑤《坚韧的品质＋教育＝日本经济的成功》，《外国中小学教育》，1994年第4期。

⑥《智力活动中的非智力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2年第4期。

⑦《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第二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

⑧英国《卫报》1994年6月17日《学校的十个规则》。

⑨《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教育》，《比较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

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

①①《美国学校德育的现状与改革》，《外国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

①②《日本学校德育的历史与现状》，《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

①③《日本中小学社会科的诞生与潜变》，《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3期。

①④《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1期。

①⑤《试论新加坡中小学的分流制度和道德教育》，《外国中小学教育》1993年第6期。

①⑥《韩国的中小学课程》，《外国教育资料》199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第二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EmphasisonMoralEducationMakestheCommon

TrendinEducationofEveryNation

TianGuoxiu

Abstract:Sincethe20thcentury,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givenmuchpriority,meanwhilehumaneducationhasbeenneglected,whichcausedmanyproblemstohinderthedevelopmentof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