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10篇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1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制度；一篮子货币；浮动汇率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1949～1952年）。此阶段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1953～1978年）。其中，1973～1978年，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人民币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3、经济转型时期的外汇管理体制（1979～1993年）。实行的是计划内部的双轨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其中，1981～1984年，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5～1993年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至新汇率改革前的外汇管理体制（1994～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国的汇率制度不可能永远不变，各个时期的人民币汇率的安排都是随着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演变的。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走了一条盯住单一美元→盯住一篮子货币—双重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之路。但是，逐步扩大汇率的灵活性和汇率的市场化是这条演变之路的实质。因此，未来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必然也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二）人民币新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及内容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标志是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1、改革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目前的汇率水平反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但是，近几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截至2007年2月底，我国登上了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位置，这势必将我国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因此，不适当地盲目扩大外汇储备规模，不仅会增加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并增加外汇储备的风险。

2、改革的内容。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其升值影响(2)二、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一）汇率制度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究竟来自哪里

有关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国家之间外汇交易的市场压力；其次，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压力；最后，是政策性压力。从现在中国汇率制度的国际环境来看，市场压力开始减弱但没有消失，政治压力逐渐弱化，政策性压力是否将成为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压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也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9.11”之后，美国开始明显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才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总之，不同的专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持有不同的观点。

（二）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近几年尤其是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小幅快速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物品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2）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3）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4）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廉价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

2、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2）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3）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应加快推进汇率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高效、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永昌.浅论人民币升值问题[J].资料通讯，2005(10).

2、杨胜刚.国际金融新编[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3、吴念鲁,陈全庚.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李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J].金融论坛，2005（8）.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2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标志是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一、汇率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汇率，汇率又称汇价，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即在两国货币之间，用一国货币所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汇率，其变动将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以及金融市场共同关注的焦点。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3．1979年－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外汇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

4．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目前的汇率水平反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至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创记录的7l1O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且仍有增长的可能，预测到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国，这势必将被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外汇巨额占款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慎重思考与研究。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外汇储备过大，等于相应的资金“溢出”，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不利的。（3）外汇储备还可能由于外币汇率贬低而在一夜之间蒙受巨大损失。

正是鉴于上述内在因素，中国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对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被主动重估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体现为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在总体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不会因改革而出现大幅波动，否则，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将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理论模型的高估或低估。这也预示着今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会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动，并非人民币仅是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是，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1）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尚未全部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境外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时允许人民币升值过大，将对银行境外上市产生不利影响，且上述银行均持有较大规模美元资产净头寸，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银行现较大的汇兑亏损，影响银行的利润和所有者权益。（2）引发“热钱”大规模进出会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境外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注入和集中流出一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大冲击。（3）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即将前来我同投资的外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投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的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终体现在同内就业问题上，加大国内就业的压力。（4）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我同外汇储备已高达7000多亿美元，且60％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会大幅度缩水，这也要求有一定时间采用一篮子货币储备形式。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本次人民币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起物品来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更加方便，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2)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随着我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举债功能等，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3）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这也是应对资源涨价的重要手段。

(4)人民币小幅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2．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这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造成伤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直接抑制或打击出口．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

(2)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3)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该忽视。

(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方针．股价便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此次2％的升值幅度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和姿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罗永昌.浅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资料通讯，2005，（10）：25

2．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1（5）：77－79

3．陈宁，李旭辉，孙兴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色、利弊、前景．财政监督，2005，9：39－41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3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来

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增长和稳定的原则，必定要适应内外经济环境不断变动的具体情况。

关于货币政策自主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经济的根本需要。有关中国应当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由真实部门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来决定汇率，这是完全可以的。

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灵活汇率制度，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因此，我国应采取“相机抉择”的汇率调整机制，即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汇率管制条件下的官方汇率调整的试验。主要因为，一方面，相机抉择可以将汇率升值的风险逐渐释放，以避免风险积累过大时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先看看市场、产业、贸易等方面的影响方向和深度，为以后汇率放开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经验和教训。最后，即使有一些不良反应，也还可以再调回去。当然，进行“汇率试验”要视宏观经济的“热度”而定，进行“汇率试验”应选在经济偏热时。因为，在经济偏热时，总需求旺盛，对进口的承接力较强。因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货币贬值倾向，这将减少汇市投机的风险。也可以保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4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NextPage]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NextPage]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7;，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NextPage]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NextPage]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重申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将会符合了外资流入的升值预期。目前，中国有大批外资流入，这些资金中无论是国外游资，还是外逃资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因此是“热钱”性质。当前的资金流入与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资金流入在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基础，就是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5

购买力平价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上来。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出背景

从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尔至少发表了25种英文著作来阐释购买力平价理论(Officer，1982，p86)，他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卡塞尔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主要是试图为一战后各国重新确定汇率水平提供一个方法和理论根据。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大量发行银行券，使货币的购买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战后不能直接按照战前的金平价制定汇率。如果要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铸币平价，就必须收缩货币，降低物价水平，但这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使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雪上加霜。卡塞尔认为无需用沉重的代价回到过去的金平价上面，他提出了在纸币制度下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原则，即购买力平价理论。(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内容

卡塞尔认为应该根据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汇率，他的逻辑是：对一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其实是对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需求，所以货币的汇价应该由它们的相对购买力来决定。但卡塞尔随即指出这只是汇率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在本国持有外国货币不等于就直接拥有它在外国所代表的购买力，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外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尔提出了一个计算均衡汇率的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首先选择一个基期，保证基期的汇率是均衡汇率。卡塞尔对“均衡汇率”的定义是能够使贸易收支平衡的汇率，就一战后来说，他把1914年战争爆发前的金平价看作是均衡汇率。当期的汇率可以通过基期的汇率乘以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比值得到，卡塞尔把通过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汇率叫做购买力平价，他认为可以根据这个平价来决定一战后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购买力平价的运用

当战争等扰动因素使正常的汇率中断，或者某个国家的汇率被认为高估或低估的时候，购买力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均衡汇率指标。一战后和二战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定各国的汇率时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讨论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时，理论界也曾提出按照购买力来制定人民币汇率。

此外，股票经纪人、公司理财者也把购买力平价作为判断各种货币预期相对强弱的拇指规则，以用来进行投机或投资决策。在国际收入比较上面，购买力平价被作为换算工具，用来比较各国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这样能够避免按照市场汇率转换而产生的偏差，因为市场汇率一般倾向于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

(四)购买力平价的运用和物价指数的选择

用名义汇率对相对价格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的检验结果，通常都拒绝购买力平价理论，除了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外。考察实际汇率的“随机游走”假设，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AdlerandLehmann，1983)。而长时段数据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实际汇率，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国家的数据比较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FrankelandRose，1996)，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则不一致。

2、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倡者虽然承认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有偏离，但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汇率最终会趋向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历史背景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思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哈罗德提出过，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30年后，这一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进口，而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所以出现了所谓的“美元荒”。与西欧相反，美国经济在二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提出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西欧经济的发展，1950年，西欧各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顺差，逐渐积累起美元和黄金储备，并由美元短缺逐渐变成了美元过剩。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大量的对外援助、贷款计划和国外驻军费用支出，基本收支从1949年到1964年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仅在1961年有少量的赢余。一开始美国并没有将国际收支赤字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随着赤字的不断积累，国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流失，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问题。

美国50年代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60年美元危机，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1962年美国第87届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美国的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Houthakker在此次会议上作证，他认为美元汇率高估是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议使名义汇率贬值。Houthakker是以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来衡量当时的汇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内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了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的反对，他们分别写文章批驳Houthakker(1962)，同时也批驳了整个购买力平价理论，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

1.萨缪尔森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批判绝对购买力平价赖以成立的基础——一价定律。萨缪尔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进入国际贸易，所以无法实现套利和一价定律。并且，即使每种商品都符合一价定律，但由于进入各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商品及权重不同，汇率也不会等于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数，萨缪尔森认为生活成本指数依赖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价定律。他指出不可贸易品无法实现套利，虽然人口的跨国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产品的价格差别，但并不足以保证生活成本平价的完全实现。

(3)批判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认为的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萨缪尔森指出不但汇率影响价格，而且价格也会影响汇率，所以他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只考虑价格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是缺乏说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对价格指数计算购买力平价的做法。萨缪尔森指出两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汇率是没有意义的。

2.巴拉萨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虽然全面地批判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指出不同国家的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存在差别，以及富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比穷国高，因而富国的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是高估的——这正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核心思想。但萨缪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不可贸易品价格差别的原因和机制，而巴拉萨则系统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绍巴拉萨(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萨首先也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计算方法，不发达国家的汇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议调整美元汇率的话，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汇率也都应该升值。巴拉萨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巴拉萨进一步指出了汇率系统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贸易品部门服从一价定律，即按照市场汇率转换后各国的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相等；

(b)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设下，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国际间差别对应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劳动力的内部流动使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相等；

(c)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比可贸易品部门小，而工资在一国内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价格越高；

(d)因为服务业部门进入一般物价指数的计算，但却不直接影响汇率，所以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会低于其市场汇率；

(e)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越大，工资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的国际间差别就越大，进而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一般物价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横截面数据回归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都表明一个事实：高收入区段存在比较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而在低收入区段这一关系不太显著。

3、人民币汇率升值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相对价格水平越高，两个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价格水平应该相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时段数据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就是说名义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因为在长期，经济一般有收敛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所以经过较长一段时期，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其价格水平也逐渐接近，汇率趋向于购买力平价。在经济追赶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预测的均衡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汇率是相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揭示了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的演变形态，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揭示了追赶完成后实际汇率的状态。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并且仍处于追赶过程中，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所要求的条件相吻合。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政策意义。学术界对这一假说的意义也逐渐重视起来，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出现在2001年，此后有十几篇类似的文献陆续出现(卢锋，2006a)。通过网络检索，最近这类文献还在大量涌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认为，一国在长期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会出现升值，这正是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理论根据，我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不断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升值。

至于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实际汇率演变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不符合的情况，则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并不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无效。Itoetal.(1997，p.7)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中国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现象，他指出中国的实际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被高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际汇率有一个向正常水平的回归。卢锋(2006b)也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演变情况。

4、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其简明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比较强的经验证据，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这一标准理论的方法论相一致，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追赶作为观察分析人民币矛盾运动的基本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加强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工资、国际收支等变量的直接度量，减少相关变量度量误差对分析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结合我国体制转型等特殊影响条件，不断深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演变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卢锋.“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1979-2005)——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3.2006.2.

[4]卢锋.“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研究之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9.2006，4.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6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财务影响

自2005年7月21日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改革运行至今,人民币对美元表现有升有降,对欧元、日元趋势也是如此,但幅度不大。尽管如此，来自各方面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然不小，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影响及对策方面却极少涉及。本文在假定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压力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并提出化解汇率风险的对策。

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对公司财务费用的影响

财务费用是公司当期发生的费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期发生的直接计入损益的费用，财务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汇兑损益是财务费用核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在持有外币货币资产和负债期间，由于外币汇率变动而引起的外币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产生的损益。

人民币升值影响公司财务费用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后，等量的外币只能换回较少的人民币，对于拥有外币债务余额（如外币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的公司，外债折算为人民币后的汇兑损益将会减少，从而减少财务费用，而财务费用具有税收挡板的作用，它的减少将增加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借款、应付账款等外债的公司将因此受益。如某公司2004年底有日元贷款折合人民币为15亿元，人民币升值2%将因此每年减少公司财务费用450万元（利息支出减少150万元，本金减少300万元），对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影响接近0.01元/股。对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如外币现金、外币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的公司，人民币升值后，用人民币计价的汇兑损益将会增加，从而增加财务费用，减少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的公司将因此遭受损失。如某电厂拥有1.79亿美元和141亿日元的应收账款，人民币升值2%将使公司增加约人民币300万元的财务费用，这将影响到公司整体盈利状况。

对公司筹资成本的影响

汇率的“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6099亿美元，较2003年年底增加了51.3%，成为2004年全球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影响了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热情，导致海外对华投资的缩减。据报告，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2005年7月末外汇存款余额1605亿美元，比上月减少48亿美元；8月末，外汇存款余额为1611亿美元，虽比上月增加6亿美元，但远低于8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额4364亿元。从筹资的角度看，缺少外资或者是外资骤减将影响公司的权益资金的筹集，当公司急需资金时，只能转向其他的负债融资。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资金供给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资金需求量增加，筹资成本必然上升。同时，负债资金增加，将带来财务杠杆的效应，如果投资利润率高于资金成本率，则负债融资将为公司带来额外的收益，反之，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影响公司的效益。

对营业费用的影响

营业费用是指公司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展览费、广告费以及为销售本公司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工资及福利费。营业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业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当期的业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盈余、外国直接投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了压力，担心我国会影响其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国家仍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我国施压，希望通过提升币值的方式，削弱我国产品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竟争力，达到维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利益的目的。

人民币升值将对以价格优势为特色的我国产品造成严重打击。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受到鼓励，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为使公司的商品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增加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许多公司将会在营销方面多下功夫，如扩大产品宣传、增设销售网点等，届时，营业费用将大幅增加，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对策

关注汇率的变动趋势

要关注美日等国对人民币汇率态度。以美日等为代表的各国对人民币的态度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趋势。2003年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到了2005年前后，国外分散的压力逐步演变成为发达国家的国际共识：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此背景下，尽管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有所上调，但上调的幅度不大，未达到西方主要国家的预期，人民币来自国外的升值压力仍然不小。

关注美国联邦基金加息情况。按理说,美元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因为,美元利率的持续上升支撑了美元,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会引起国际热钱回流美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平稳实施后,目前美元短期利率已上升至4%,高过人民币短期利率2.25%（税后利率约为1.8%）的水平,由此将大大缓解国际热钱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巨大冲击。但有专家分析指出,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等国的预期目标。当人民币升值幅度难以满足它们的要求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就很难减轻,相反这种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美元持续升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以经济问题的形式来反映政治问题的实质而长期存在。

关注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专门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汇率升值的幅度、时机，升值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这些对于公司财务管理人员来说，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后，市场上的各种价格会随之发生变动，诸多因素，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房地产价格，都会有影响。

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产业内部可能造成的影响，时刻保持警惕性，及时调整相应的财务决策，减少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由8.27调整为8.11，人民币升幅约2%。人行还宣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0.15%幅度内浮动。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坚持“尽早结汇，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的原则。“尽早结汇”是指公司收到外币时，尽快结算成人民币，由于人民币还有升值的趋势，央行总是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来决定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和幅度的,所以财务管理人员应认真分析汇率的发展趋势，减少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冲击。“适量持有外币”是指对于出口、进口额均较大的外贸公司，可持有适量外币以应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币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应注意持有外币的时间不宜过长，以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是指公司对于外币类债权债务的管理要讲究方法，权衡利弊，选择能降低财务费用、使公司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如对于外币“应收账款”，要讲究收账政策和收账方法，改变信用政策，加速资金的回笼。而对于外币“应付账款”，在不影响公司信誉的情况下，尽量延迟进口材料或延迟付款，或改变货款结算方式，如采取远期信用证结算方式或以人民币计价等。

适当增加外币债务

如果一些外资预计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必将选择最佳时机大量涌入中国，但因一时找不到好项目，就先存放在银行，到时资金供给将相对充裕，筹资成本会有所下降，公司可利用这一时机适当多举债，较好地利用财务杆杠为公司带来收益。所以，对于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公司来说，可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这是一种较好降低融资成本的财务决策。增加美元债务的方法很多,诸如增加美元贷款、借外币负债、将人民币借贷变成外汇借贷、尽可能偿还人民币贷款、将要到期的国外贷款推迟还款等。

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严谨的内部控制，要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有效控制，把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全面置于经济监控之中。由于汇率升值后可能影响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公司可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内部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营业费用增加的影响：

加强资金管理。要由专门的财务人员对资金特别是外币资金的筹集、调度、使用、分配等进行筹划，并由相关人员实行严格控制，防止资金体外循环。

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公司可在成本控制和定价上下功夫，降低成本应从现在逐步开始，待人民币升值时，公司依然能够向客户报出有竞争力的价格。对于成本控制，可在“采购成本和制造成本”上下功夫，并尽可能“降低费用率”等。如福耀玻璃公司推出了一整套“全面的战略成本规划”，通过降低设备使用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提升工艺和技术水平，保持成本竞争优势。预计公司到2006年能够将成本降低15％－20％，因此，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福耀”也能够保持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优势。

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把财务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长期化。公司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建立相应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公司的激励和约束，使公司财务人员更关注汇率的影响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及时采取策略应对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影响，提高公司的效益。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汇率自由化应是大势所趋。不管国际市场有没有施加压力，中国目前出口强劲，外汇储备充足，对外部环境变化也有了较强的承受力，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我国未来的汇率趋势。作为财务管理人员，应未雨绸缪，关注时势的发展变化，从成本控制、增加原材料进口等方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积极筹划，即使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再升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汇率风险。

参考文献：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7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人民币升值论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中国因素）而起，但实际上是与特定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波人民币升值论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来由于美元对西方和亚洲主要货币贬值，而人民币钉住美元，也随美元出现了相对贬值，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价格竞争力的提高。一些人忘记了自1997年以来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持续升值的历史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而抓住人民币短期内的相对贬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币升值论是“中国威胁论”升温的新表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威胁论”不断发展。最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面临重重难题，而中国经济贸易表现良好的背景下出现的。近两年来，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复苏遥遥无期。为了转移矛盾，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极力喧染或随声附和“中国威胁论”；更多的人则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患上了“红眼病”。正如罗奇所说的，西方一直错怪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西方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币升值论的急先锋

除了媒体和经济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台，制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去年1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内阁金融会议上率先发难，声称日本通缩长期难以克服，是因自中国进口大量低价商品缘故，人民币应该升值。这一声明得到了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附和。日本财务次相黑田东彦也四处兜售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种种论调。特别是日本企图与其他发达国家联手通过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重大阴谋。

日本制造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其国内经济深陷泥潭有一定关系。由于日本对外贸易长期失衡，受到了美国的不断敲打。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引发了日元的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出现了日元升值综合症，诱发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陷入衰落，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仍无起色。而且大量银行坏帐和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使日本经济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等生跌落，严重挫伤了其国民民族自尊心，导致国民情绪急剧右转。一般国民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服，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国内视线。再加上历史矛盾，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对中国的发展如坐针毡，恨不得搞垮中国经济而后快。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演变趋势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正面临类似日元曾经遭遇的升值压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来，中国对外经济与日本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相似之处：对外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汇储备日趋庞大，并认为中国与日本一样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和市场保护，经济都高度依赖出口。而且，中国还实行固定汇制和资本管制。中国出口扩张十分迅猛，正在步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后尘，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轻纺和机电产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场份额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某些目标市场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兴IT产品迅速崛起，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国；按美方统计，已成为美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按照欧盟统计，已成为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都存在顺差。这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地位迅速提高的情形十分类似。随着我国贸易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和对外竞争一面的凸现，日本和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像当初美国借贸易不平衡打压日本一样，寻找种种借口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企图不仅不会罢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澜，使事态不断升级。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可能性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事后很多分析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以减轻对自身威胁的重大阴谋。日本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已昭然若揭，其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日本在中国缺席情况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交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在增加。尽管日本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未来态度不会改变。借贸易逆差问题对外施压是美国的一贯伎俩，现在日本这个对手的威胁减小了，中国将逐步成为其打压的目标。美国一些团体和企业一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颇有微辞，美国某些政界人士也攻击我现行汇制。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反恐，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或减少中国的反对，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议。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一旦时机合适，美国附和日本主张直至带头向我施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已受到美国产业界和国会的压力，如美制造商协会认为人民币低估约40%，建议美政府采取措施，说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提升至由市场决定的水平，并使货币定价市场化。如果美国跳到前台，国际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与我有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很可能会加入到美国的阵营。

另外，虽然欧盟与美国近来有矛盾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欧盟与中国贸易也存在较大逆差，加上其经济复苏受欧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欧盟也不见得会反对美、日的主张。因此，搞得不好，未来几年美、日、欧联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对此我们不能不做好足够的准备，并早谋对策。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风险和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危害

人民币升值论一旦多边化并被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必将使人民币升值或升值预期成为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带来重大风险。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旦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将会对我国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带来重大危害。

第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削弱，我国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初步积累的竞争优势会受到重大损害。在我国目前出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非价格竞争力提高仍需假以时日的情况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必然是出口严重受阻，国外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减慢，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减缓，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将会大大延迟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重就业压力，使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从战后年均增长10%以上跌落为1990～1995年年均增长0.4%，就说明本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使我国具备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防止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第二，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了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态势。本来，世界性价格下降就会通过进出口渠道等对国内价格产生重大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使国内物价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体系背负天文数字的呆坏账，出现了持续的信贷收缩，明显加重了日本的通缩。

持续的本币升值和升值预期一旦固化，还会对消费、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带来一系列干扰，形成不良的心理预期，搞得不好会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国面临有效社会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情况下，使民间投资和消费更加疲软；二是使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日益加重，不仅政策效应会逐步降低，而且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三是伴随本币升值与通货紧缩的循环，货币政策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些都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日益缩小，调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币持续升值还会带来人们收人的虚涨和资产的虚增，极易诱发泡沫经济，刺激虚拟经济的非理性膨胀，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本国货币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乃至货币危机固然会对一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样，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或者旷日持久的升值预期，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如果说以本币持续大幅贬值为标志的货币危机是一枚重磅炸弹，那么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毫无疑问就是一副慢性毒药。前者虽危害剧烈，但容易引起内外高度重视和防范；后者虽短期影响不显，甚至还会出现一时由“升值泡沫”支撑的虚假繁荣，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慢性中毒，反而会毫无警惕地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长期升值压力或预期必须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视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持续升值问题

我国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呈现温和升值的走势，虽然给宏观经济特别是物价也带来一定压力，一段时间还曾对我国出口和吸收外资造成冲击，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加上我国及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来自内外部的通缩压力，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这说明，目前阶段的应对总的看是成功的，但潜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未来我们有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和难度可能将显著加大。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扩大，我国可能进一步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同样的难题，即大规模资本流人加大本币升值压力，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大麻烦；二是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一旦宏观经济不稳定，资本外逃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双顺差格局可能进一步加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外部贸易摩擦乃至金融汇率摩擦，外部对我汇率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压日益升级；四是在上述外部压力下，我国现行汇制和汇率政策有可能束缚宏观调控的手脚，降低宏观政策的效率，并易诱发各种宏观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较为成功地化解了外部贸易金融摩擦，避免了本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冲击。如原西德名列第二贸易大国、马克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但由于其贸易结构以欧盟为主、对美依赖程度低，加上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市场较为开放，进出口基本平衡，最后能安然化解升值压力，还保证了宏观政策的自主性。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持续的本币升值过程，虽付出一定代价，但最终也基本完成了经济的调整任务。近年来，我国积累了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紧缩、刺激内需、扩大出口和引资等方面的操作经验，总体上保持了宏观经济和对外经济的良好势头；未来只要我们更好地发挥我国固有的政治经济优势，牢牢把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坚持货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适时推进相关改革和调整，就有可能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论的选择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8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增长和稳定的原则，必定要适应内外经济环境不断变动的具体情况。

关于货币政策自主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经济的根本需要。有关中国应当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由真实部门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来决定汇率，这是完全可以的。

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灵活汇率制度，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因此，我国应采取“相机抉择”的汇率调整机制，即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汇率管制条件下的官方汇率调整的试验。主要因为，一方面，相机抉择可以将汇率升值的风险逐渐释放，以避免风险积累过大时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先看看市场、产业、贸易等方面的影响方向和深度，为以后汇率放开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经验和教训。最后，即使有一些不良反应，也还可以再调回去。当然，进行“汇率试验”要视宏观经济的“热度”而定，进行“汇率试验”应选在经济偏热时。因为，在经济偏热时，总需求旺盛，对进口的承接力较强。因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货币贬值倾向，这将减少汇市投机的风险。也可以保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重申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将会符合了外资流入的升值预期。目前，中国有大批外资流入，这些资金中无论是国外游资，还是外逃资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因此是“热钱”性质。当前的资金流入与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资金流入在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基础，就是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9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张曙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人民币汇率升值范文篇10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