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10篇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参考一篮子货币；钉住单一美元；钉住一篮子货币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何我国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货币篮中各种货币汇率的变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钉住一篮子货币，它还要将市场供求作为另一重要依据，并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缺乏明确汇率形成规则的汇率制度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些消极作用。1．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会损害企业的投资行为。汇率形成规则的不明确会导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进出口价格随之不确定，这直接影响到利润的不确定，增加企业选择投资的难度。2．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升值幅度会增强市场预期，刺激投机资金流入。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会增强人们对人民币汇率随意猜测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央行公告指出，新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状况仍是调节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那么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情况，必然会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刺激投机资金的流入，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2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汇率制度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

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

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4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

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5

（一）现状：从管理浮动到固定汇率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有关条文明确了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同时实施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依照《结汇、售汇管理规定》，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须及时调回境内，除国家规定准许保留的外汇可以在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外，应在银行结汇；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用汇可凭相应的有效凭证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帐户支付。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末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位于8.33—8.28元／美元的窄幅区域，1997年末开始则大致处于8.28元／美元的水平，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成为事实上的固定汇率。仅从这些数据出发进行判断当然是片面的，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经历了从经济扩张到收缩的巨大变化，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效率问题的提出

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分析政策选择，容易证明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唯—的均衡。设定局中人为管理当局和公众，然后分析管理当局和公众之间可能出现的博弈结果。第一种情况：管理当局宣布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公众必须在唯一的官方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若公众也选择在官方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并由此产生管理浮动汇率，则形成纳什均衡结果——博弈双方都选择了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第二种情况：公众进入外汇市场受到限制，包括买入外汇时受外汇用途、数量等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境内居民去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旅游的供汇标准是2000美元，相对于旅游用汇需求，供汇标准明显不足。在官方市场存在进入限制时，公众不被满足的外汇需求必然会在官方外汇市场以外寻求，形成官方市场以外的外汇黑市。由于黑市交易被认为是非法的，并且黑市交易的信用风险远高于官方市场，黑市外汇的提供者必定索取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黑市的外汇汇率就高于官方市场汇率。公众与管理当局博弈的结果是产生两个市场——官方外汇市场和外汇黑市，两种汇率——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第三种情况：再考虑管理当局宣布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提出威胁策略的情形，即公众参与黑市交易就会受到惩罚（譬如涉及外汇管理的法规有此类条文），这种情况比较接近现实。如果威胁策略是可置信的，就可能出现上文所述的纳什均衡结果，但公众了解管理当局的威胁策略是不可置信的，因为黑市交易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管理当局要将黑市交易完全置于监控之下需要很高的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在外汇市场存在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外汇黑市和黑市汇率就会产生，而事实上外汇黑市交易的存在也是勿庸讳言的。

两个市场两种汇率共存势必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本文“效率”的含义与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所指相同，当资源偏离最优配置时，就可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直观地看，当前人民币汇率安排导致的效率损失有：1.考虑被限制的外汇需求，官方外汇市场卖方得到的价格要低于均衡价格，而黑市交易中买方被索取的价格要高于均衡价格，外汇交易产生了内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介绍见下文）；2.管理当局打击外汇黑市所耗费的资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1.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既然存在效率问题，就有加以改善的余地；2.应该研究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为何存在、能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要求。

（三）现行汇率制度是一种次优选择

单从人民币汇率安排本身看，现行制度导致效率损失。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强制性结售汇基础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安排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外汇储备的积累，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无疑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其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内金融稳定的作用，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极大地支持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而从整体看，现行汇率制度一定时期内仍不失为一种折衷的、次优的制度安排，可看成是效率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和汇率固定从而金融稳定、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效用之间的一种权衡。

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即将加入WTO，这种事实上固定的汇率安排是否还能适合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当维持现行汇率制度带来的效用不确定甚至下降，而效率损失却增加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经济开放条件下人民币汇制效率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可以预见，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领域包括金融业将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对外开放，下文对现有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的成本（效率损失）进行进一步探讨，并研究开放度提高后这些成本的变动趋势。

（一）固定汇率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开放经济的IS—LM—CM模型分析表明，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制，则货币政策具有内生性。如图所示，横轴表示国内需求，纵轴表示利率，一国汇率固定时的经济均衡点位于由IS曲线与资本流动线CM相交的A点，CM线表示i=i*即国内利率水平等于世界利率水平，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代表该国货币政策）将右移至LM‘，但随着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在外汇市场上被动买卖外汇，LM’曲线会内生地回移以与经济均衡点A相交，中央银行无法决定LM曲线的位置，亦即无法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近年来，央行为应对通货紧缩积极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模型的两个重要假设是资本流动、国内利率水平与世界水平一致，就利率而言我国尚处管制阶段，但随着近年利率水平的连续下调，目前已接近或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对我国的资本流动状况作进一步分析，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的是不对称管制，鼓励资本流入尤其是长期资本流入（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国），限制资本流出。但在当前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下，完全阻止资本逃避是不可能的，例如通过贸易项下的出口低报高出或进口高报低进就可实现间接资本转移。统计表明，我国历年国际收支平衡的“误差与遗漏”栏目数额较大，1995年以来连续在150亿美元以上（其中1999年为148亿美元），显示短期资本外逃的规模不小。而今年3月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市场，则为资本流出提供了一个直接的途径一B股股票从境外投资者转移到境内居民手中就意味着资本从境内流向境外。因此，理论上中国是适用开放环境的IS—LM—CM模型作定性分析的。

实证研究也表明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因素，即支持货币政策内生观点。1996年以来央行先后7次降息，期间配以取消贷款规模、降低存款准备率、征收居民存款利息税等措施，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不明显：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逐年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低迷。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汇储备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变动关系基本一致，199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前一年的212亿美元猛增至516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占了当年总投放的绝大部分，外汇占款对货币投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1996年开始，外汇储备增加额呈减少趋势，增加额由1996年的314亿美元减至2000年的109亿美元，1996年到2000年M2年增长率分别为25.3％、17.3％、15.3％、14.7％、12.3％。

特别应注意到，加入WTO5年后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届时基于国民待遇和监管成本方面的考虑，继续坚持人民币资本项[来

目的不可兑换将是不现实的。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走向可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将愈加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制度安排运作成本极高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顺差的稳定增长，但应该看到近期贸易顺差并非完全建立在出口商品品质与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上，而是依靠不断提高的出口退税率以及国家出口贴息政策的刺激，这种状况从长远看不利于培养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据调查，目前相当一部分出口产品并不具备成本优势，甚至是亏本出口的，出口依靠高退税率和出口贴息来维持。

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制度安排还隐含着社会资源的浪费，首先，汇率贬值对出口商的直接价格补贴要比通过转移支付对出口商实行间接补贴更加有效，汇率贬值除了刺激出口外还可以抑制进口，从而事半功倍地改善贸易帐户状况，而对出口的单向补贴则无此功效，并且退税、贴息资格的认定和款项划转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很高的成本。其次，增加了反骗税的难度和成本。提高出口补贴会“激励”不法之徒因“利之所趋”而假出口真骗税，出口骗税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难绝，是因为骗税行为与补贴率高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

更为重要的是高出口补贴政策不可持续。我们知道，除了正常的出口退税外，WTO是排斥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的。加入WTO后，如果继续维持固定的人民币汇率，而国家财政又迫于压力不能保持原有的出口补贴水平，将有可能导致我国经常项目的逆转。

（三）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利于外汇从企业手中向国家手中集中，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但是这一制度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目前除外商投资企业和一小部分进出口企业可持有限额外汇结算帐户外，一般企业的收汇需按银行买入价结汇，付汇则由银行按卖出价售与，企业承担的0.3％—1％（对美元0.3％，对其它货币1%）的外汇买卖差价属于现行结售汇制度所带来的额外经营成本。从另一个角度看，强制结售汇制度衍生出一种利益再分配的效应，即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被强制转移给银行，但即便从增加银行盈利能力这个角度考虑，这种转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主角，银行的长远盈利能力只能建立在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入世后，我国外贸及对外经济交往会有较大的飞跃，涉外企业承担的这一成本将上升。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取向

（一）人民币汇率安排需要制度创新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服务部门开放最主要的文件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GATS对成员国金融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允许外国在本国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本国所有的金融业务均须对外国资本开放；二、实行国民待遇，外国公司享有与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本国有义务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法律法规，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方面的限制。从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看，金融业的开放日程大致为：中国加入WTO2年后允许外资银行办理国内企业的人民币业务，5年后可办理中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同时在地域上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5年后将不再有地域限制，对其实施完全的国民待遇。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固定汇率的原有效用是否还能发挥呢？

1.关于固定汇率与金融稳定

随着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外汇资金流动将更趋频繁，维持资本项目管制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管制的放松也就不可避免。根据已有的经验，当金融开放程度提高后，尤其是资本流动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并不能保证国内的金融稳定，最近三十年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能说明这一点。

2.关于固定汇率与外汇储备

如果固定汇率和国际收支顺差能够继续并存，外汇储备就能持续增加，就像前几年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国际金融学的有关原理告诉我们，外汇储备存在适度规模，即使目前1750亿美元的储备水平不算偏高，储备总是增长也并非好事。二是经济开放度提高、市场风险增大后，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把分散在企业的外汇集中起来管理。企业持有外汇意味着外汇风险是分散的，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理性，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中会对规避外汇风险作出有效决策，即使部分企业决策失败，也不会造成系统风险。而集中管理一旦决策失误，其损失不可估量。

综上所述，在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坚持固定汇率的效用至少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减少，而固定汇率的成本无疑会不断提高，汇率制度的创新已势在必行。

（二）汇率制度创新的原则

市场制度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汇率制度是市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因此，汇率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换言之，汇率制度设计要着眼于减少交易费用，尤其是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科斯（Coase，R.）是明确地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企业的本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分析了交易费用对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在他眼里，交易费用主要是“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作出安排解决争议”（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1991，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第153页，王宏昌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概念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渐一般化了，阿罗（Arrow，K.）指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梁小民主编：《经济学发展轨迹》第33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新兴古典（newclas-sical）经济学家杨小凯（Yang，x.）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交易费用、分工和制度演进，进而把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本文使用新兴古典分析方法。

在冰山交易这一类问题中，买方购买X单位商品，只能得到kX，交易量的（1—k）部分在交易中消耗，称（1—k）为交易费用系数，表示实现交易所必需耗费的各种成本。显然，k实际上就是交易的效率，可见交易费用和效率只是从不同角度诠释经济活动，交易费用和效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高交易成本或高交易费用必然意味着经济的低效率。外生交易费用指人们在决策前就已知其水平的费用。内生交易费用可进一步划分为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指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确定水平的费用，后者指决策者因争夺分工利益使得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背离帕累托最优。狭义内生交易费用由交易个体的决策及其选择的制度与和约安排所决定，与制度安排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本文所指内生交易费用使用其狭义内涵。不管是内生还是外生交易费用都对分工水平的确定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内生交易费用对于经济活动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它既然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加以减少。前文讨论到的当前汇率安排的各种成本，包括两种汇率并存、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运作成本和企业负担的成本，都是现行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汇率制度创新的原则就是通过汇率制度的改进，减少乃至消除已有的这些内生交易费用，并避免制度调整后可能带来的交易费用。

（三）建立更富效率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

结售汇制度改革的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放宽外汇市场的[

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存在实际上表明我们离第八条款国尚有差距），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而黑市交易的减少又会大大节省花费在外汇交易和打击黑市上的内生交易费用。其次，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虽然强制结售汇要求并不违反第八条款，但推行自愿结售汇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因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起来

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和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将会明显地减少现行汇率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开放经济本身不必然要求汇率浮动。“开放经济的三难选择”问题只是揭示了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选择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就要让汇率浮动，并没有说明两种选择哪个更优。而仅就汇制本身而言，固定与浮动孰优孰劣还是众说纷纭。但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是—种更好的选择。

（1）正如前文所述，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同时固定汇率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即带来内生交易费用。至少从现阶段看，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人民币汇率浮动应是题中之意。

（2）现有的经验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浮动汇率制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均衡状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危机国的汇率安排极有可能从固定转向浮动。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P.1979）建立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描述了一种典型的固定汇率制崩溃情形：政府预算持续赤字——中央银行为赤字融资——外汇储备流失——引致对本币（外汇储备）的投机性攻击——固定汇率制崩溃，1973年的智利、1988年的秘鲁、1989年的阿根廷都属于这种类型。近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起因不同，过度的对外短期债务使得本币高估，但最终也以本币（外汇储备）受到投机性攻击——固定汇率制崩溃——转向浮动汇率告终。

（3）汇率浮动与否的更深层原因在于汇率制度与货币本位制度之间的联系。从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脉络看，固定汇率制度与商品本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际金本位时期，货币与黄金可自由兑换，黄金可以自由地输出入，各国汇率以黄金平价为中心，在黄金输出入点之间窄幅波动，形成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黄金的有条件兑换，在这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比价，形成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本位制度演变成信用本位制，最主要的特点是货币彻底摆脱了商品的束缚，货币价值取决于国家信用和法权保障，国际汇率安排表现为发达国家普遍浮动，发展中国家呈现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在信用本位制度下，货币失去了实质载体，演变成为信息的集合体，货币包含的信息包括一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财政货币政策、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货币发行当局偏好等等状况，而各国的这些信息是不断地变化着的，货币之间的比价也会随之变动，管理当局就很难设定一个合理的汇率水平，因此，浮动汇率是信用本位制度的必然要求。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6

芒德尔—弗来明模型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的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尔三角”理论，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驳论”。如表1所示。

3.张锦冬.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经济学动态，2004第1期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汇率目标区均衡汇率蜜月效应货币冲击实际冲击

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还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都有其利弊两面。而赞成严格固定汇率制的学者只看到其作为“驻锚”对投资贸易所还来的便利，支持浮动汇率制度的专家则多半看到浮动汇率制给予本国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从而也就有了所谓的“固定”与“浮动”之争。然而，各国决策者既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荡的自由浮动汇率制”感到恐惧，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所带来的实际汇率长期错位感到忌惮；各国决策者试图综合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双方的长处，建立一种既有稳定性又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这便是汇率目标区。1979年3月实行的欧洲汇率机制（ERM）通常被认为是汇率目标区的范例。

一、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简介

理论上最早对汇率目标区进行探讨的是威廉姆森，而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了标准目标区的严格理论模型（见图1）。克鲁格曼假定汇率依赖于现行基本因素和未来汇率的预期值，同时，克鲁格曼模型还有两个关键假设，其一是汇率目标区是完全可靠的，其上下限能永远保持不变；其二是目标区仅由“边际”干预防卫，也即只有当汇率运行到上下限时，货币当局才出手干预，而在目标区内，没有干预发生。在这些假定下，目标区汇率的运行轨迹呈现“S”形，其几何意义如图1，曲线TT（目标区汇率行为）波动幅度明显小于直线FF（自由浮动制下汇率行为）。这意味着，完全可靠的汇率目标区具有内在稳定机制。但是，克鲁格曼模型的边界“完全可靠”和“边际干预”假设已为实际数据所拒绝（Floodetal，1991）。另外，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戈夫也认为，当汇率达到目标区的边界时，便面临着与固定汇率制同样的问题（Obstfeld,M.andRogoff,K.,1995）。基于克鲁格曼模型所存在的这些缺点，笔者对其进行了相应改进，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见图2）。

二、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

1．设计要点

考虑到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的优越性以及实践中的不可行性，我们对其进行了改造，对汇率波动区间进行了分层，其中第一层次为自由浮动区间，如图中S0～S1范围，政府不对汇率进行干预；第二层次为监控干预区，范围为自由浮动区间的一半，如图中S0～S''''0和S''''1～S''''1，政府根据设立的监控指标进行监控；虚线S0、S1为软干预线，政府不对外公开，如果汇率触及到S0、S1时，政府干预可能性很小；S''''0、S''''1两条虚线为硬干预线，政府对外公开，如果汇率接近这两条线时，政府其干预可能性极大；最后一点是，中心汇率按照1/2ΔB的幅度调整，使新汇率目标区和原汇率目标区重现重叠。

2．工作原理

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的监控指标分别为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持续时间四个指标，通过监控这四个指标的状态，我们可以区分是货币冲击还是实际冲击，从而决定央行是否进行冲销干预，还是变动目标区的中心汇率。当汇率处于监控干预区，如果利率长时间超过监控指标，表明冲击为货币冲击，中心汇率保持不变，央行相机进行冲销式干预；相应地，当汇率处于监控干预区，如果通货膨胀率长时间超过监控指标，表明冲击为实际冲击，市场汇率存在错位，中心汇率按1/2ΔB调整；当汇率处于监控干预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超过监控指标，则需比较央行的损失函数大小，然后决定采取何种措施。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具有自动找准均衡汇率的功能，从而避免汇率错位，从而稳定投资和贸易需求，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的运行，还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财政纪律，执行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央行为财政赤字融资能力。

3．政策含义

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通过分层和设立监控标，除了获得克鲁格曼模型的蜜月效应（hollymooneffects）和降低汇率的波动性等政策含义外，它还具有几个优势，首先通过设立自由浮动区间，央行无需对区内汇率的运动进行干预,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可以针对国内经济周期逆风向行事；其次，由于汇率波动带宽度大于零，央行获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汇率名义锚一定程度上的消失，使得投机资本失去了攻击的靶子，从而减弱了投机资本的单方行为。再次，由于目标干预区范围为自由浮动区范围的一半，这样，中心汇率的重新调整就会使得新汇率目标区的范围同原汇率目标区的范围重现重叠，从而避免了汇率的跳跃。最后，外汇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在自由浮动区间，汇率的生成主要地决定于供求关系,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均衡汇率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从而使外汇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设计符合中国金融市场渐进式的开放路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浮动区间会逐渐放开，最后实现完全浮动。

三、配套政策措施

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要正常运转，还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因为汇率政策其本身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必须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运用才能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同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首先，我们必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其次，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因素；最后，要加强市场监管，为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创造一个有序的外部环境。

1．加强区域货币合作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成为安全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也就是这次危机促使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性和迫切性。理论上，在一个两国的汇率模型中，如果两国联合起来抵御投机攻击，则其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要想运转良好，有赖于区域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建立国际协调机制，联合抵御投机冲击。当前亚洲货币合作初有成效，1999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从而促成了2000年5月由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签署的“清迈动议”，决定逐步扩大原有东盟10国组成的双边互换协议参加国的范围。目前在东盟10国、中国、日本和韩国("10+3")之间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双边互换协议。另外，这一合作形式（利用互换和回购方式对危机国家进行紧急援助）在事实上成了亚洲货币合作的制度基础。东亚东经济体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达6735亿美元，台湾外汇储备达2066亿美元，韩国外汇储备达1554亿美元，香港外汇储备达1184亿美元，这也为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改革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形成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机制

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的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够自行找准均衡汇率；然而，这个功用的前提在于，市场汇率能够围绕均衡汇率波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商品市场能够顺利出清。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许多影响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依然存在，这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管理、物流等相应软件配置，消除商品流通的基础性障碍。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改革哪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例如大力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管制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形成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另外，经济主体有激励投身于寻租活动，使资源配置扭曲，减少社会福利，所以，人民币利率市场可以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我国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奠定良好基础，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趋于完善；我们还必须废除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例如户籍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制的退出机制，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高风险低效率问题；建立和健全自由创业制度，这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基础性任务，事实上，自由创业制度的健全不仅是增量改革，而且是市场导向全面经济改革、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的最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扶贫政策的最好补充和根本的出路。

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意愿，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薄弱。因此，为了使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正常运行，必须培育成熟且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开发多样化的产品品种、健全外汇交易方式、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等。为此，我国应首先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培育成熟且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其次，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其二是发展人民币的无期和期货市场，以规避金融风险；再次，健全外世交易方式，我国应考虑发展商业银行做市商制度，推广大额交易，这样可以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从而使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更强；最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从而使外汇市场有效出清，形成均衡汇率。

4．加强市场监管

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有效的市场监管，汇率制度不能取代对金融系统的审慎监管。东亚金融危机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全球化的今天，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无序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所以，为了使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正常运转，我们首先必须严密监测本国资产负债表，避免出现币种和期限的严重不匹配。其次，我们需要完善监控体系，改进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监管效率，控制市场风险；再次，大力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及时掌握和准确分析外汇资金流入情况和国际收支变动趋势，严厉打击各种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跨境资金流动，防止短期投机资本涌入我国；最后，健全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四、人民币实施监控区的必要性及步骤

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同时，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冲击，既有可能是内部或外部冲击，也有可能是货币或实际冲击；这些都要求我国的汇率政策既要起到名义锚作用，又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汇率作为名义锚的作用，又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双层监控模型还具有自动找准均衡汇率的功能，这些对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依序而行，人民币汇率在向灵活性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步骤。

1．退出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转向钉住货币篮子

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日益多元化，例如，2003年，我国同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美国：14.8%；欧盟：14.7%；日本：15.7%；香港：10.3%；东盟：9.2%；韩国：7.4%。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只是稳定了我国同美国的双边名义汇率，然而，由于美元、日元、欧元之间是独立浮动的，这样，单一钉住美元使得人民币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名义有效汇率）经常发生波动，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发展。所以，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必须盯住一篮子货币，至于篮子中货币的选择，可以根据ABC法则，选择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化币，各货币权重同他们贸易比例相一致。

2．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行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机制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周期很难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然而囿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我国也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其中的途径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同时又必须给汇率的波动设上下限，限制其过度波动，所以我国应该实行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机制。按照1994年以来我国实际汇率的波动幅度，建议我国采用自由浮动区间为±5%的波动范围，监控干预区的幅度为±2.5%双层目标区。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性，地缘经济差异较大，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所以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达到内部均衡，应该采用通货膨胀率作为监控指标。这样一种安排，既保证了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又保证了汇率波动的平衡性，同我国渐进式改革模式是相一致的。

3．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仍受到严格管制。理论上，外汇管制只能起到短暂的隔离作用，而不能长期有效地保护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我国已经加入WTO，按照其规则，我们必须全面开放金融领域，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将更多地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必须作相应改革，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从长远来说，资本项目管制并不是一项有效手段，它不利于我国经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也即不能使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所以，我国应逐步取消资本管制，相应建立健全科学的、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制。按照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我国有实力支持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向单极——自由浮动汇率制的飞跃，最终在我国建立市场机制。

4．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

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乃到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充其量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可兑换货币很多，例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等东欧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货币都是完全可兑换的，但因其经济实力不强，其货币就被冷落。卡洛斯等人(CarlosArtetaetal.，2001)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可自由兑换与经济增长没有相关关系。所以，我们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和货币话语权；能够避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能够增加我国的铸币税收入。以上所说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我国金融市场逐渐成熟、金融制度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规制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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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8

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本框架。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承担了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时至2003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政策，也为许多国家所支持和赞同。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如果升值，相当于人民币购买力增强，进口会增加，国内的物价水平则会下降，刚走出紧缩阴影的中国经济又将重新面对紧缩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如果增加的进口主要是为了改进设备和生产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话，那么对国内物价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降至最低程度。但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市场庞大，而且消费者仍偏好进口商品，因此，消费品的进口可能会超过生产资料的进口，所以短期内消费品市场对物价的影响会大一些，从而可能会产生紧缩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出口减少，进口商品的增加，将直接冲击本国的工业，使就业问题更加严重。人民币升值还会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利润率下降，减少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稳步进行。我国最终要放开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但在最终达到这些目标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银行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非常危险，因此，需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制品，有助于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便宜的出口商品价格，可以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会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将经济困难归结到人民币汇率过低，并认为中国公司正在不停地抢夺全球份额，这种所谓的“中国出口威胁论”是极其错误的。中国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而不是纯粹依靠中国国内公司的发展，中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寻求成本降低的副产品。美国等一些国家贸易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

目前，中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也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灵活反映市场供求，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国家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经济主体外汇风险意识淡薄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从长期看，应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逐步过渡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

放开汇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众所周知，资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宏观经济、金融以及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经济已取得了很大发展，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的情况下，逐步取消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带来福利的增加：第一，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助于吸引国外资本。第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增强金融部门、企业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协调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目前，我国还远不具备放开资本项目的条件：国际贸易刚刚开始自由化，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微观基础尤其是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实现商业化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必然带来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攻击，造成国内经济的动荡。与资本项目放开的收益相比，放开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这种放开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体系，需要宏观经济、微观机制、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国际环境等多方面条件的改善。如果在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很可能导致国际上一些短期资金快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整体宏观形势出现波动，国际资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监管、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将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资本项目的放开应贯彻积极稳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可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与之相伴的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之前人民币汇率应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之后再采用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放松对条件已成熟的资本项目的限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条件地批准部分外资跨国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调往境外运作，支持中资跨国公司补充其海外公司资本金或运营资金；允许合法移居国外的公民和非居民个人按规定汇出其在境内合法拥有的资产；有选择地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探索引入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进行证券投资等。

完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范围，企业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还可以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另外，结汇宽限时间可以延长，允许企业经常项目收汇后在一定期限内可以不结汇，这样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价格结汇。

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增加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以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增加外汇交易工具，目前外汇交易仅限于美元、日元、港币的即期交易，而远期交易，掉期交易、回购交易、外币期货期权等交易手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1949～1952年）。此阶段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1953～1978年）。其中，1973～1978年，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人民币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3、经济转型时期的外汇管理体制（1979～1993年）。实行的是计划内部的双轨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其中，1981～1984年，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5～1993年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至新汇率改革前的外汇管理体制（1994～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国的汇率制度不可能永远不变，各个时期的人民币汇率的安排都是随着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演变的。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走了一条盯住单一美元→盯住一篮子货币—双重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之路。但是，逐步扩大汇率的灵活性和汇率的市场化是这条演变之路的实质。因此，未来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必然也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二）人民币新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及内容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标志是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1、改革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目前的汇率水平反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但是，近几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截至2007年2月底，我国登上了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位置，这势必将我国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因此，不适当地盲目扩大外汇储备规模，不仅会增加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并增加外汇储备的风险。

2、改革的内容。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二、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一）汇率制度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究竟来自哪里

有关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国家之间外汇交易的市场压力；其次，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压力；最后，是政策性压力。从现在中国汇率制度的国际环境来看，市场压力开始减弱但没有消失，政治压力逐渐弱化，政策性压力是否将成为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压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也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9.11”之后，美国开始明显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才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总之，不同的专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持有不同的观点。

（二）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近几年尤其是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小幅快速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物品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2）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3）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4）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廉价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

2、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2）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3）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应加快推进汇率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高效、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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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胜刚.国际金融新编[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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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利宏.人民币面临三种压力盯住美元政策何去何从[N].中国经营报,2004-10-11.

人民币汇率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一篮子货币浮动汇率

2005年7月21日，我国公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地浮动汇率制度，不再单一盯住美元，人民币对美元即升值2%。人民币汇率改革之所以能引人瞩目，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深层次背景密不可分。从1979～2004年的26年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9.4%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5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11548亿美元。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7110亿美元，我国外汇市场建设不断加强，各项金融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企业承受力也有了一定的加强，世界经济平稳，美元利率稳步上升，这些因素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启动了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

1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动的因素分析

1.1国际收支状况

影响一国汇率的最直接或最具体的因素是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它是决定汇率走势的长期因素。一般而言，国际收支顺差，本币汇率上升；反之，则下降。从贸易收支上来看，中长期贸易收支状况在整个国际收支中具有决定的意义。从资本收支上来看，当一国资本大量流入时，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反之，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上升。

1.2相对通货膨胀率

货币对外价值的基础是对内价值。如果货币的对内价值降低，其对外价值（汇率）必然随之下降，货币的对内价值可以用通货膨胀率来表示，一般来说，相对通货膨胀率持续较高的国家，表示其货币的国内价值的持续下降速度相对较快，其汇率也将随之下降。

1.3相对利率

一般来说，一国利率水平提高——本国货币资金的成本上升——外汇市场上的本国货币的供应相对减少；同时，利率较高——将吸收外资内流——外汇市场上的外币供应相对增加。综合这两方面，利率的上升将推动本国货币汇率的上升。

1.4国际储备

较多的国际储备表明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货币汇率的能力较强，因此，储备增加能加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信心，有助于本国货币汇率的上升。反之，储备下降则会引诱本国货币汇率下降。

2对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思考

2.1对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思考

从本质上讲,过去我国采取的盯住汇率制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它相对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增强了外部经济对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信心，促进了中国的涉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是它的缺陷也在我国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不断多元化的贸易和投资结构，不利于名义有效汇率的稳定，并进一步造成贸易顺差的波动。在中国的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特定的交易格局下，贸易顺差影响到央行的外汇占款的波动。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4～1997年外汇占款比重一直上升，1998～2003年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下，外汇占款比重的上升，则汇率水平得不到灵活调整，对中国货币当局维护金融稳定、推动金融改革造成不利影响。

（2）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于把主要国外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引入到中国的货币供给当中，不利于实现稳定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2.2对参考一篮子货币制度的思考

一般认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较充分地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多样化的特点，可避免在盯住美元情况下，因美元大幅波动引起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影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此外，在当期形势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更为重要的优点，是增加了汇率弹性，人民币的双边汇率随国际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而变化，不易出现在单一盯住美元而又扩大波幅时人民币汇率的一路爬升。

应认识到参考一篮子货币制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其主要表现为：

（1）升值预期强化带来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较低的升值不仅更加坚定了那些曾经认为该货币会升值的人的预期，而且使得保持该货币汇率稳定的承诺已经不具有可信度，打击了那些认为该货币会继续保持稳定的人的预期，并会使这一部分人迅速加入到货币具有升值预期的人的行列。其结果是导致大规模的外汇对货币的兑换。

（2）短期操作中可能面临投机冲击。参考货币篮子调整货币汇率，与最高浮动波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两者有时是不相容的。浮动区间有时不能消化货币篮子的价值变动，因此，一旦美元和欧元、日元之间的汇率发生急剧变动，市场就完全有可能预期货币汇率的收盘价即使处于浮动区间的端点，也不足以反映货币篮子的价值变动，货币当局完全可能在未来“参考货币篮子”调整中间价。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对货币进行短期的投机冲击较大可能性。

（3）无法使中国获得最优货币区的好处。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美国的实力加上国际交易长期使用美元的惯性，使得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都将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盯住美元也成为世界上相当普遍的汇率安排。在周边经济体货币大多盯住美元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长期参考一篮子货币，就很难获得最优货币区的好处。理论上，各经济体都盯住同样的一篮子货币，也可以形成某种最优货币区。但它要求各经济体篮子货币的权重、汇率调控的方式完全相同。这显然很难做到。

（4）长期参考一篮子货币将大大削弱汇率的名义锚(nominalanchor)作用，可能影响中国的物价稳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调控能力较弱，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往往将本币汇率盯住物价平稳国家的货币，以稳定国内物价和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如果实行一篮子货币爬行区间(basket,band,andcrawling)等较复杂的汇率体制，尤其汇率调控区间较大、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手法不明确等情况下，汇率的计算非常复杂，市场参与者很难准确地判断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和汇率走势。

综上考虑，笔者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参考一篮子货币可作为汇率机制改革的起步和过渡，而不宜长期实行。在汇率机制改革顺利启动后，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市场较为平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转向爬行美元区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3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分析

当前对人民币仍有升值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判断人民币汇率的高低，要以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为基础，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以充分就业为代表，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为代表。图1横轴和纵轴分别是国内实际需求和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实际汇率，IB代表在充分就业下国内实际需求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组合；EB代表在国际收支平衡时国内实际需求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组合。IB和EB把平面划分了四个区域，其交点对应的E是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有学者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低估和一次明显的高估，两次明显的低估出现在1986～1988和1991～1995年，一次明显的高估出现在1983～1985年。另外1989年人民币略有高估，但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1996～1998年人民币再次出现高估，1999年后高估幅度有所下降，后来几年一直处于均衡水平。近几年，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这次汇率改革后，对人民币仍有升值预期，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仍然过低，这些对我国人民币长期汇改走势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