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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治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6:16:50

农村治理

农村治理范文篇1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换言之，农村治理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和市场的“合作”过程，是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我们知道，要在谈判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能够自我实施的，也就是说，谈判结果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从个人理性出发，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很难是“集体理性”的，即结果不会是相互合作，著名的“囚徒困境”表达了这个思想。在一个村庄当中，农户之间是否会相互合作？如果能，则农村治理容易达到所谓“善治”（俞可平，2001）的结果，否则，农村治理必将陷入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在农村治理中，宗族通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复兴局面，那么，宗族复兴是否有助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新型农村治理达到所谓的“善治”？以民间权威为主导力量的农村治理意味着农户要有相互合作的动力，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一种能自我实施的协议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中宗族治理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原因及背景；第三部分引入了一个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合作剩余的来源；第五部分做了一个推广，分析了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村治理中的宗族：我们知道什么

历史上，宗族曾在农村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宗族置于20世纪的历史时段，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伏着，没有正式的合法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宗族的作用凸现，但是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2001）。在新中国成立前，宗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一直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宗族治理依靠的是农户间的相互合作（尽管有国家行为的痕迹），这就要求从长期来看，“合作”比“不合作”的收益更大。尽管乡绅和宗族势力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了严厉打击，乡绅阶层消失了，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但是，宗族势力却没有消失。在宗族销声匿迹的30年中，宗族赖以萌生的先天土壤，成员连结的血缘性和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60～70年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庄会的基础，宗族的关系网络成为农户寻求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杨善华等，2000）。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于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意味着农户之间自愿合作的意愿加强，那么，利用农户的这种合作意愿，以民间权威为主的农村治理就可能取得成功。不过，农村的宗族为什么会出现复兴？这种复兴是否真的是农户“合作意愿”加强的表现？

唐军（1996）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一文中对宗族的复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委员会的设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为宗族复兴提供了需求、空间、际遇和资源的结果。宗族的复兴说明，第一，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的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机构，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最主要的方式。第二，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联系又在不断地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有血缘联带的宗族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第三，农民委员会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其对农户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庄区生活的组织真空，宗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宗族在农户间较易取得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第四，农村社区的很多方面缺少社会的保护、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这也为宗族的活动提供了生存依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宗族联系的日益理性化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宗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宗族的联系实际上通过市场的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刘义强，2004）。但是，这种合作只是短期的，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宗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连结机制的日渐消解。宗族和宗族意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刘义强，2004）。

我们可以看到，宗族的复兴是由于农户能够通过“宗族”形式下的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从生产、谈判和自我保护中得利。也就是说，宗族的复兴表明了在很多领域，农户之间存在“合作”以获得更大剩余的动力。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成一个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同样，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农户为获取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本节中，笔者引入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户合作的动力和背景。农户间的自愿合作意味着：①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②每个参与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即对剩余的分配是合理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我们必须知道的几点是：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村民的保留效用为多少？又取决于什么？一般而言，村民的保留效用就是不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村治理结构以前，农户总的收益减去各种税费支出就是农户保留效用。显然，这个保留效用随着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治理状况越好，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状况越差的地方（比如公共品没有提供，公共资源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户间合作很少）越有形成新的治理结构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意愿更强。

2.合作何以发生？事实上，宗族出现和复兴的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农村数百年以来的聚居格局。而且，农户聚居的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杨善华等，2000）。封闭的聚居格局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重要的含义首先在于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其次在于村庄是封闭的，农户不可退出村庄。因此，熟人社会的真正要义在于把农户之间的博弈从单阶段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

农户之间难于形成长期合作，与“外部世界被打开”密切相关。从博弈的结构看，农户之间进行重复博弈，意味着农户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因为他更看重长期利益，农户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使得农户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只有当合作的收益肯定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即合作是农户的占优策略时，农户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因此，总结起来，合作发生条件有两个：要么合作能够产生足够大剩余①；要么合作是长期的。

3.合作剩余如何分配？一般情况下，合作剩余总是根据谈判能力来分配的。不过，在一个农村中，村民之间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农户的保留效用，显然，农户的保留效用是以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越偏好劳动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

四、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合作剩余的大小决定了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1.生活保障的提供。赵力涛在分析宗族的时候指出，宗族的维持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族仪式，它在确认宗族结构、明确宗族规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日常实践，农户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这么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杨善华（2000）进一步强调道，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固然体现在宗族仪式、宗族象征符号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东西，存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刘援朝（1997）指出，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使同姓农户在心理上获得了保护，从而延续数千年之久。宗族具有的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适应方式。这些论述表明，资源的提供和农户之间的互相救助是日常生活实践主要的表现。显然，族人共济这一方式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功能是合作剩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抵制外来压力。近年来，中国乡村两级基层政权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它们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户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突显（刘义强，2004），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变成了抓计划生育和收农业税（费）。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的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乡村政权不能运转，这会导致乡村政权加紧对农户税费的征收，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有研究指出（项继权，2002），财政困难可能导致乡村民主的出现，也就是说为了抵制乡村政权对农户的剥夺，农户会联合起来要求更多的自主权，因此，抵制外来压力也是农户互相合作，实行农户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的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的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的农村，乡村工业成为吸收本村农户最主要的载体，而且，与外来务工者相比，本村农户工资、福利更高，也更多地担任管理职务，在这些村庄，村庄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农户间合作的可能性加强。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的。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的“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的，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的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的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动。农户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的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的收益比不合作的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的，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合作的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的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的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a[，i]Lp[，i]＋b（24－L）

其中，L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表示劳动生产率。i＝1，2表示两个不同的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的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的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的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的话，他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的总效用低于它合作的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惩罚措施，但是，“彻底”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的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的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的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即p[，i]的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的，而且农户的贡献是能够被证明的），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如果农户间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户间也不会达成合作。因此，促使农户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边缘化不合作者？即边缘化那些具有更加偏好闲暇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更低的人？

中国农村的实践表明，公有产权往往是低效率的，因为人们无法边缘化那些不合作的“搭便车者”。这是由于公有产权伴随着的事往往是“平均分配”，而公有产权下的农户根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或者相同的劳动生产率，相反，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的结果是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不合作者往往很难被边缘化。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间相互知根知底，信息是完全的，只要合作产生的收益足够大，那些效用函数和生产率相近的农户就有相互合作的动力。因此，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合作，农户间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把那些不合作者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要保证没有合作不是强制性的，就必须保证农户所拥有的产权是明确和清晰的。换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那些愿意合作者将不能将那些不愿意合作者摈弃，从而达不成合作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环境中，明确和清晰的产权是一个关键。通过边缘化那些不合作者，愿意合作的农户能够达成稳定的合作。然后，那些不合作者在被边缘化之后能够获得更低的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同时，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低地的农户而言，加入合作组织的条件是同意对合作的剩余“按贡献分配”，而在公有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六、总结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尤其是要达成长期合作，条件之一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封闭式的村庄不是指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封闭，更不是指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保险。毫无疑问，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因此，农户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

不过，由于农户依然有着加强组织，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的需要，农户依然有互相合作的需要。为了对抗上级政权的过分的税费征收以及对村庄的侵扰或者与其他村庄争夺经济资源，农户们可能联合起来，这也可能加强农户间的合作。笔者的分析表明，村庄治理的难易程度与农村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农村治理越困难，因为农户互相合作越困难；经济发展模式越是村庄主导（即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村治理（尤其是农户自治）越容易。

另外，笔者的分析还表明，即便农村社会是封闭的，从而博弈是可重复的，合作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产权安排会影响农户间的合作，本文认为，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中，明确而清晰的产权是题中之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对那些共有的自然资源，比如山林，水库，池塘等，要么完全由村委会管理或者上级政府管理，要么就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明确其产权。

注释：

①足够大的剩余意味着，在该剩余下，囚徒困境的均衡结构不可能出现，当一方合作时，另一方不合作所得到的收益仍然小于双方合作所得。

②比方说，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农户1合作的效用是5，农户2也是5，在博弈的第一阶段，若农户1合作，农户2不合作的效用为6.那么，只要第二阶段农户1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低于4，农户2在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不过，若在该博弈中，农户2合作的效用为4，而在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时的效用为6，在第二阶段中，若农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作为对农户2在第一阶段中不合作的惩罚，那么，只有在该条件下惩罚才是有威慑力的：都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小于2.显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第二种情况下，农户1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有力，这也意味着该情况下合作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1]刘义强：《选举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2]唐军：《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3]刘援朝：《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4]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6]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7]于建嵘：《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农村治理范文篇2

关键词:协同理论;农村垃圾治理;垃圾收运模式;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优化策略

2016年12月我国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专项行动，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添砖加瓦。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农村垃圾治理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计划的主攻方向之一;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次强调打好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要性，并提出到2020年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即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提出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可应用于当前的垃圾治理研究中。因此，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村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有重大意义。

1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之间的关系

1．1治理主体相同。协同治理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是基于协同学和治理理论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提出，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发挥协同作用，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1－2］。政府作为农村垃圾治理的参与主体，仅凭单一力量无法解决垃圾治理的问题。因此，需要当地居民、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力量加入其中。当地居民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受益者，通过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企业作为垃圾治理的主力军，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可以通过相关技术等自身优势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主体是相同的。1．2治理目标一致。协同治理理论主张子系统之间出于自愿原则进行平等协作［3］，即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自身的优势及资源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强制分配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报告中被首次提出，该战略对农村发展提出了20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其中生态宜居是关键，体现了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高度关注，而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垃圾处理问题。为了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有必要对当地居民进行有关垃圾处理方面的教育工作，并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采取多方面的可实施措施，从而减少由垃圾引起的生态污染问题。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目标一致。综上，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主体相同、目标一致。因此，将协同治理理论运用到垃圾治理研究中，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目前农村垃圾治理面临的问题

当前，由于我国对农村农业发展高度关注，相较于以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相应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在这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农村环境建设也产生了新的问题。2．1财政投入力度小，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面积大、人口多且居住地较分散，因此垃圾处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而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2017年我国虽然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资金达9539亿元，但是结合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投入仍然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4］，如农村公共设施缺乏与落后等。由此，应该反思资金投入的有效利用率以及政府等相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另一方面，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也严重阻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进程。多地调研结果发现，大部分农村尚未形成完善的垃圾收运模式，基础环卫设备不到位，垃圾桶数量分配不合理且数量较少，无法进行有效的垃圾分类等［5－7］。此外，垃圾收运不及时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如夏天气温过高，一些易腐烂物品会散发难闻的气味。2．2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宣颖等对安徽省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过于淡薄，具有分类意识并能做到的人只占20%［6］。村民往往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群体利益，如对于塑料瓶、废旧纸张、书籍等可回收挣钱物品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垃圾袋、废旧电池等无利益回收物品，因此垃圾桶中常常混杂各种垃圾，导致环卫工人的回收工作量大大增加。另外，各地对于农村垃圾分类的标准并未统一，常规的“一桶收集所有垃圾”的回收方式显然不符合各地农村的实际需求。此外，农村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尚存在不足。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中指出，各级政府需要负责所管辖的地区环境，但是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够全面，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相关职能部门无法采取具体实施方法。因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是农村垃圾治理进程面临的阻碍之一。2．3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在农村垃圾治理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治理工作难以深入推进。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垃圾治理参与主体单一，而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未能履行相应职责，导致各部门之间存在分工不协调、相互推诿的现象［8］。此外，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薄弱，分类能力较差，且政府等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村民未能重视到垃圾污染的严重性;企业作为提供垃圾处理技术的主要部门，未能给出科学合理且有效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导致资源无法循环利用，甚至有些企业将工厂建设在农村，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噪音污染以及污水排放影响当地居民水资源的使用等;社会组织作为最贴近群众的一个部门，未能起到桥梁的作用，导致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由此可知，协同机制的缺乏会导致各部门责任分散，资源无法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垃圾治理的进展。

3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垃圾治理的优化策略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垃圾收运体系。2015年以来，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资金总额越来越多，但治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政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拨款，应发挥政府的号召力，通过给予优惠政策引进企业等外部资金投入，鼓励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为改善农村环境添砖加瓦。此外，赵细康等研究发现，“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9］，该方法强调垃圾回收从源头处理，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且实施效果较好，因此可考虑在各地农村大力实施。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提供适量的垃圾桶，确保相关环卫设备及基础公共设施到位。3．2因地制宜实行垃圾分类，健全法制体系。2019年12月1日新版《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正式实施，此次国家标准将生活垃圾调整为4个大类(例如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等)和11个小类(例如纸类、塑料等)。各级政府可以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处理当地垃圾分类问题。谢玉研究表明，实施垃圾回收奖励制度能够有效提高回收效率，他通过搜集以往别省关于垃圾回收奖励制度的相关文献发现，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村民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10］。此外，农村垃圾处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人居环境优化的短板，也是应对突发公共疫情事件响应机制中的短板，我国应当从立法的层面进行全面综合治理。因此，强调居民应承担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这一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借鉴法律制度相对成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加快完善我国法律中破坏环境者所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等问题。通过奖惩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破坏环境面临惩罚的警惕性，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3．3建立垃圾治理协同机制。政府在垃圾分类治理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政府不是唯一的管理组织，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性也越来越重要。政府应发挥领导作用，组织各部门分工合作，进一步提高垃圾治理效率。首先，政府可从制造垃圾的源头———村民入手，联合公益宣传组织下乡宣传环保知识，通过拉横幅等方法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减量化思想，并提供我国关于垃圾分类的标准，采取在垃圾桶上设置简易标语等方式帮助村民学会垃圾分类;其次，提高企业的环保理念，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政府也应为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技术发展，使其在处理垃圾的同时能够遵循资源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争取帮助企业获得最大利益。最后，社会组织要明确自己的具体职能，应为各部门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了解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帮助政府将环境保护政策落到实处。这样形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对于减少垃圾数量、改善农村环境有重要意义。

4结束语

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否能有效治理不仅关系到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还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以及我国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进程。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财政投入力度小、收运模式不完善、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由各地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供一套合适的垃圾收运模式;在国家制定垃圾分类标准的大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实行各地垃圾分类标准，并完善适合我国农村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强调政府等多元主体进行合作并建立垃圾治理协同机制。显而易见，在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中，都需要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因此，立足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之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陈绪梅．协同治理视角下村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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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治理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对策

1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1）我国对于农村地区污水综合处理利用技术的深入研究比西方国家要晚一些，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开始研究农村污水的综合处理利用技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也逐步意识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要性，所以，先进、合理的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处理工艺技术已开始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但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得到普遍应用。（2）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的方式主要是集中污水处理系统，但这个处理系统很难在干旱地区、西北部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这是因为这类地区相对干燥，没有潮湿的内部和外在生态环境，如果将集中污水处理系统投入使用，会导致维护经费过高，还有可能会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趋势相悖或违背，且治理效果也不明显。此外，集中处理体系对于氨氮的综合处理和利用效果并不明显，从而导致农村的农田、粪便污水综合处理和利用效果不能完全达到国家氨氮的排放标准，且污水处理技术应用实际效果也不大[1]。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问题

2.1污水综合处理和利用系统不完善

目前，我国边远贫困农村乡镇的污水综合处理和利用系统仍不完善，在这些地区，日常的生活污水都是通过明渠或暗管的方式进行处理和排放，不能有效实现雨污分离。因此，农村地区的污水管网不完善，不能做到全收集、全处理，这已成为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2]。

2.2污水治理的关键技术与实际需求不相符

在实际污水治理过程中，由于农村的地域条件、环境因素等原因无法采用相同的标准和统一的技术，致使污水处理技术在实际应用遇到很大困难。因此，对于农村污水治理，一定要着眼于当地的实际情况，以此来选择相应的污水治理技术，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2.3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行不到位

我国农村覆盖面较广，居住地区人口不集中，但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很大，因此，建设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设施需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性建设工程，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薄弱的贫困农村来说，想要实现还是很艰巨的。在实际工作中，即使政府部门已经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也只能用于前期建设农村污水综合治理设施系统，却不能保证后期配套设施系统的稳定运行。基于以上情况，导致农村污水综合治理设施系统长期出现严重故障，却没人有进行维修，甚至达到了闲置的状态，这样不仅没有达到污水综合治理的实际预期利用效果，还造成了社会资金资源的浪费。如果后期设施运行管理不到位，再加上缺乏相应的技术管理人员，极易出现二次污染的现象[3]。

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策

3.1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生活污水的影响和危害。因此，要进一步提高生态环保理念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此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使其重视生活污水的处理，以减少部分乡镇和地区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此外，还要增强居民自觉维护生活区的污水处理站等设施，以此提升污水管线、处理站等设施运行时的稳定性[4]。

3.2提高生活污水的回收利用率

为实现农村生活水环境的有效优化，首先要解决好农村污水资源收集利用率低的问题。当前，农村居民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对污水资源的回收利用也更为关注，而且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资源收集处理管网已相对完善，并且还在不断涌现出新的污水收集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分散还是集中进行污水收集，都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污水收集利用率。此外，对于不同种类水质的污水，也可进行分类回收处置，如：“黑水”、“灰水”等，这不仅能有效降低污水的处理量，还能做到日常生活中的污水充分回收[5]，以此使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保护。

3.3建立长效的污水管理机制

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才能使污水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和发展。因此，各地方政府部门可加大投入对污水治理的资金力度，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应用技术，培养专业的设施管理队伍，确保污水治理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提升生活污水的治理效率。

3.4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工艺

目前，对于农村地区的污水治理，已出现了多种新的污水处理方法和工艺。但要同时达到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效益，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选择相应的污水处理技术。例如，常见的模式有大型蒸发罐污水处理，能够有效应对水污染较为严重的“黑水”，而对于“灰水”，则可直接借助于小型水处理设施加以综合处理。此外，为了满足出水水质的综合差异化处理要求，在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污水排放处理中，要更加注重水中氮、磷等化学元素的综合处理，如可应用非接触式氮氧化处理法，该方法可较好地实现出水的脱氮去磷。所以，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工艺很关键，只有选择最合适的污水处理技术，才能确保达到最佳的污水治理效果[6]。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本文主要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现状和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解决对策，以此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工作能取得更好的发展而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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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盛，吴祚绅，朱峰.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J].农村实用技术，1（2）：-.

农村治理范文篇4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农村污染；碎片化困境；路径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地区全面推进，农村垃圾堆积、农村污水排放、养殖业规模扩大、种植业施用化肥和农药，易导致黑臭水体增加，粪污污染大气、水体以及破坏土壤系统，秸秆焚烧频发，都是农村地区亟需解决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1-3]。为此，国家出台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地方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坚持问题导向，化解信访诉求，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加大资金投入，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明显得到改善。专家也从污染原理着手，通过分析农村污染形态，强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外来输入是造成农村污染的直接因素，为政府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进了农村污染治理工作[4]。

1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现状

1.1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

本文研究的中部某县，为农业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丘陵众多，山清水秀，面临着农村污染问题（表1）。自2017年中央和省开展环保督察以来，共交办该县信访件224件，其中农村地区170件，占比75.9%，整改完成率100%。鉴于农民环境信访诉求量大且繁杂，该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划和方案，系统地推进农村污染治理工作。在制度方面，与侯马市探索实施长效机制，出台了《侯马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类似，该县梳理了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明确县直部门职责和乡镇属地责任，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环境监管重点、难点的问题，破解职能不清、权属不明的碎片化困境[5]。在规划方面，为改善民生，打造美丽乡村，该县统筹制定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17—2030年）》，建设并运维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方案方面，为落实规划，该县相继出台了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采取具体措施以改善污水横流的现状，严禁将污水排入长江，严格保护长江水生态环境。

1.2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举措和实效

通过查找该县政务网站，了解到该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严抓生态文明县创建，成功争创1个部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4个省级生态村，初步构建生态环境绿色体系。该县充分运用政策工具，加大资金投入，多方协调，积极申报，投入近亿元建设15座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施74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争取中央资金1792万元，用于坐落于乡村的2座无主尾矿库的生态修复和农业区域复垦，防止污染下游农产品。经系统治理，该县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9—2021年获省级水生态补偿金850万元，尾矿库复垦区域土壤对下游农产品未构成食品质量安全威胁[6]。该县积极创建“中国天然氧吧”，打造出15个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网格化站点，每月监测农村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图1）。由于季节的关系，冬季浓度较高，年度内呈逐月走低趋势，夏季基本维持空气质量一级标准，为该县再添部级名片。

1.3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碎片化”概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施政主体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7]。曾凡军等[8]描述其主要特征为施政主体一元、积极性较低和收效甚微。经梳理发现，该县治理农村污染面临着以下3类碎片化困境。（1）主体分散的碎片化困境。该县生态环境部门仍隶属地方管理，未完全上收，难免地方掣肘。而作为农村污染治理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内部仍存在职能交叉、重叠又单打独斗现象，如农业土壤污染防治，对于农村的畜禽养殖粪便，既涉及固体废物管理股室，又涉及环境监测部门。外延到横向的县直属机关，农业农村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水利部门分别是监管农村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村垃圾，以及农村水利设施的职能部门，承担着专项的污染问题治理职责，时有因权属不明或职能重叠而出现推诿现象。扩展至纵向的乡镇-村二级，由于不够重视、目标管理不一致，乡镇重发展，生态环境部门重生态，失去乡镇的纵向支持。（2）投入单一的碎片化困境。目前，该县的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尾矿库治理资金全部来自中央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来源单一，企业的参与意识不强，凭借自身技术优势，与政府合作，共同实施农村污染治理项目。由此，撬动企业大力投入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善。农民由于信息获取不对称、无经济回报和自身素质低，在污染治理方面贡献甚少，甚至是农村污染的主要贡献者，如秸秆焚烧、粪污污染、化肥乱施农药乱洒、农药瓶（农药袋）乱弃等。（3）技防不足的碎片化困境。该县不仅农村污染治理投入单一，还因污染治理平台欠缺，技防多在监测，如空气自动监测、水质自动监测和乡镇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治理注重人防，如秸秆禁烧期间，巡逻车、拉横幅和进户入田宣传，成了业务常态。由于未建立蓝天卫士视频监控系统和禁烧监控系统，技防不到位，2018年以来，先后有2个镇被中央和省级卫星遥感监测通报火点，尽管未造成生态风险，但也给生态环境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管理者敲响了警钟。

2当地破除碎片化困境的路径

农村治理范文篇5

一、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1.污染物产生量大。以汝南县2009年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为例，汝南县是农业大县，畜禽养殖业发展迅速，据2009年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统计，全县规模化养殖场118个，规模化养殖小区30个，生猪年出栏量约294338头。COD年产生量约4543吨，氨氮年产生量约734吨。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工业源和生活源污染物的排放量之和，已成为影响全县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2.污染水体。由于畜禽养殖企业对粪便、污水治理落后，致使大量粪便直接排入周围环境，严重污染了水体。《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中要求养殖废水中，COD最高日均排放浓度小于400mg/l。而我县养殖场排放污水中COD浓度可达2640mg/l以上，氮磷含量也高，高浓度的污水直接外排，造成水质不断恶化，水体严重富营养化，严重的还导致水体丧失使用功能。

3.污染空气。畜禽养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恶臭气体，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成分，污染养殖场地及周围空气，特别是夏、秋两季，养殖场周围恶臭冲天，蚊蝇孽生，不仅污染周围环境，而且极易传播疾病，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

4.危害农田生态。汝南县进规模化养殖业每年产生粪便大约6.13万吨，这些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还田，高浓度污水用于灌溉，会使农作物陡长，造成减产，土壤透水性下降、板结，严重影响土壤质量。

二、畜禽养殖业存在问题及原因

1.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1.1新建养殖场选址不合理，环评手续不完善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建设、选址等都没有征求环保部门意见，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执行“三同时”制度。由于养殖场选址不合理，离村庄较近，污染周边环境，已经影响周围村庄居民的正常生活。

1.2农村散养户多，比较分散现在的农业县，特别是畜禽养殖大县，农村散养户多，而且都分布在村庄内，无任何防治措施，无排污管道，养殖所产生的粪便和污水直接外排，造成村庄内气味难闻，污水横流，有的甚至影响了群众的饮用水，危害了村民的身体健康。

1.3信访案件多，群众反映强烈由养殖业污染水体引起的矛盾和上访案件呈上升趋势，要求加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解决养殖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2.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

畜禽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养殖业主对污染治理的认识不足，只注重自身经济利益，不重视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二是养殖风险大，养殖业污染治理成本高，如果治理费用完全依靠企业自筹，这样会加大养殖业成本，利润减小，所以养殖业主不愿投资建设治污设施。三是养殖业污染治理缺少技术支持。四是没有成功的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养殖业的污染是一个普遍共性的问题，规模化养殖场起不到带头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养殖业对污染治理的态度，对污染治理缺少动力。五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排污成本低，处罚力度小。

三、面临的形势

1.法律法规要求养殖业治理污染、达标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中，明确要求养殖业达标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保证其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保证污水达标排放，防止污染水环境”。因此，养殖业治理污染、达标排放是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

2.“十二五”期间养殖业污染减排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家核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主要是工业源和生活源的减排。但由于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养殖业污染物已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十二五”期间，国家已明确规定养殖业污染减排已列入“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行业。

3.养殖业污染治理是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保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63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到2012年，畜禽粪便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达到60%以上，切实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的对策

为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实现畜禽养殖业科学、可持续、协调发展，对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提出如下对策：

1.对新建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严格执行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建议县政府协调畜牧、工商、环保等部门，不经环评审批，不允许建养殖场或养殖小区，不颁发营业执照。严格执行环评和“三同时”制度，从源头制止新污染的产生。

2.对规模化养殖企业实行限期治理。政府对畜禽养殖业分期分批实行限期治理。对规模比较大的、群众反映强烈的、距离村庄较近的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批限期治理，逐步推进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同时，整合养殖业大县扶持资金，向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倾斜，实行“以奖促治”，促进养殖业污染防治。

3.推行干清粪养殖方式。据调查，养殖业的清粪方式对其污染物的排放量影响很大。采用干清粪方式，可以节约用水，有效减少养殖废水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干清粪的生产工艺简单，运行成本较低，人工清粪，设备简单，不用电力，一次性投资少。主要工艺是把猪舍中的猪粪单独清理，再用水冲洗猪舍，达到粪、水分离，有效降低污水中COD浓度，可减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同时猪粪发酵消毒处理后，可成为优质肥料，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4.鼓励采用生态养猪法。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规模较小的养猪户采用发酵床环保养猪法。传统的养猪模式污染物排放量大，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大。而发酵床养猪是一项新兴的养猪技术，又称“自然养猪法”或“生物环保养猪法”是利用有机垫料建成一个发酵床，通过添加商业化的微生物，猪排泄出来的粪便被垫料掩埋，水分被发酵过程中生产的热蒸发，猪粪尿经微生物菌的发酵后，得到充分的分解和转化，达到无臭、无味、无害化的目的，是一种无污染、无排放的、无臭气的环保养猪技术。

5.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建立国家、地方、个人等多元化投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养殖业污染治理资金投入。

农村治理范文篇6

一、总体目标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治理“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坚决查处农村低保工作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坚决做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工作领域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和乱象整治，进一步提升农村低保规范管理水平，切实发挥好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二、治理重点

（一）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检查我县各乡镇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中是否存在搞形式、走过场的问题，检查农村低保经办中是否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检查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情况，严肃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严肃查处农村低保工作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措施不精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二）查处“漏保”问题。将落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奉民字〔2018〕170号）作为治理重点，严肃查处农村低保中的“漏保”问题。检查各地落实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条件的重病、重残对象及时纳入低保情况，同步排查近一年来出现重大急难状况、曾提交申请但因相关规定未审批通过的家庭，对其中新增符合条件人员集中办理审核审批。

（三）查处“错保”问题。全面排查农村低保在保对象，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或低保家庭，及时退出低保。将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作为审核、审批程序的必经环节，严禁为提高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衔接率和农村低保整户保比例，片面将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低保的行为。

（四）查处近亲属备案制度不落实问题。将近亲属备案制度建立落实情况作为治理重点，检查各乡镇是否对基层干部、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成员近亲属纳入低保情况进行备案，是否做到档案单独存放，重点抽查复核，严肃查处农村低保中的“人情保”、“关系保”问题。

（五）查处资金监管不力问题。将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资金监管作为治理重点，检查资金使用监管工作开展情况，查找资金监管的薄弱环节和风险点，重点核查2019年农村低保提标提补情况、资金发放情况，以及分配、审批、支付等环节把关不严、资金滞留结余等问题，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农村低保资金等问题。

（六）整治核对不规范问题。指导乡镇统一个人授权书法律文书的使用，依法做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委托声明，重点查授权签名是否存在笔迹一致、指模不全，对不能亲笔授权的是否按有关法律规定做到合法授权。规范核对委托查询，严格审查发起核对委托书是否有具体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公章，严禁委托与被委托是同一个部门或单位的现象。开展核对信息安全管理检查，对核对报告随意堆放，核对平台随意登入、查看的现象重点检查。加强“一刀切”机械使用核对结果进行救助审批问题的检查，指导督促社会救助部门科学运用核对结果。

三、任务措施

（一）按时动态调整。全面落实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制度，及时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把新增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坚持对农村低保常补对象家庭每年复核一次，对非常补对象至少半年复核一次，全面复核农村低保在保对象，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时按程序办理维持、提高、降低或者停发低保资金手续。

（二）加强数据比对。一是加强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比对。根据我县农村低保动态变化情况，每季度开展一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低保对象台账比对，全面摸清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重合情况，切实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二是加强农村低保业务统计报表、工作台账、财务数据与数字民政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的衔接比对，严防出现多套数据，严防统计台帐数据与系统平台数据“两张皮”现象。

（三）完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治理工作台账。建立2019年全县专项治理工作台账，指导各乡镇按照专项治理工作目标、任务措施，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层层压实责任，跟踪督促任务落实。二是建立工作交流机制。各乡镇要认真收集有关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活动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县局将组织各乡镇学习交流，将好的典型做法推荐到市《民政工作通报》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专刊，推动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三是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在县、乡镇两级明确专人负责专项治理工作，制定群众投诉举报值守人员通讯录，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形成上下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高群众诉求的回应效率。

（四）强化督查督办。一是加强调研指导。对于专项治理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上报情况不及时的乡镇，加强实地调研指导，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督促整改，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加大问题线索督办力度。通过信访部门、门户网站、媒体曝光、投诉举报电话等渠道，收集农村低保经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对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重点线索，加大问题线索查处力度。三是开展明察暗访。协调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掌握基层农村低保经办第一手情况，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五）提升整改成效。一是落实整改措施。社会救助局及乡镇要深入分析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将整改落实情况作为年度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二是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对2018年专项治理工作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重点查看各项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列入整改的问题是否按期解决，整改效果群众是否认可。对于整改措施落实不力、整改效果不明显的乡镇进行重点督导。三是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县民政局在门户网站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农村低保政策、标准和对象有关信息，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六）规范核对工作。实行工作抽查，依托“数字民政”系统对核对授权、委托、身份信息等资料进行抽查，对授权实质性审查把关不严的给予渎职处理，对工作人员违法代签造成侵权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开展核对信息安全巡检，对没按要求做好信息安全的问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限期进行整改。定期对核对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通报，并结合巡检工作“回头看”整改落实情况，作为年终评估的重要依据，对出现责任事故或舆情影响的，取消优秀评估资格。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是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全县民政系统要高度重视，把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作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具体行动，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密结合，纳入重点工作安排，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县、乡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安排，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确保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农村治理范文篇7

正确分析我县当前草原、河道、林地、砂石资源管理工作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次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主要目的巩固依法治理私开滥垦工作成果。安排安排我县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任务，有效维护我县生态环境免遭破坏。刚才，亚江副县长宣读了县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希望大家高度重视，真正负起责任，将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下面，就依法开展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查找问题，认清形势。增强做好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县开展了依法治理私开滥垦专项会战，2009年。加大了打击力度，收到较好效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共查处非法侵占林地案件3起，恢复林地30亩；查处非法开垦草原案件29起，奖励违法当事人29人，其中判刑3人，恢复草原植被1684亩；查处违法开垦河道案件15起，恢复原状900亩，处置越界开采砂石案件5起，并进行了处分，责令守界生产。

也要清醒地看到专项治理取得的效果还是初步的距离专项治理的目标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肯定专项治理工作成果的同时。农村资源管护形势仍不容乐观。从"二调"情况看，私开滥垦屡禁不止，农村资源流失还很严重。从治理的效果看，私开滥垦的现象虽然得到一定水平的遏制，但是通过下乡调查了解，有的乡镇私开滥垦草原、河道及侵占林地等违法行为仍有发生；已开垦的草原、河道，有的仍在继续耕种。从社会稳定看，因非法侵占农村资源引发上访事件不时，一些人把黑手伸向农村资源，牟取暴利，民怨极大，成为群众上访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据信访部门统计，县每年涉及农村资源的上访案件达30余起，小则写上访信，大则集体上访，甚至出现群体性治安案件和非法集体上访现象，处置难度较大，给县委、县政府造成了恶劣影响，有的案件影响了县、乡正常工作运转。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说明农村资源已经到非进行整治不可的地步。同时也看出，有的乡镇和部门领导对打击私开滥垦行为重视不够，存在"县里抓时紧一阵儿，过后就放松"问题，还没有真正摆上日程；有的乡镇和部门领导对此项工作存在畏难心理，不敢碰硬，回避矛盾；有的乡镇、村为了经济利益，和县里打埋伏，敷衍了事，只是外表上推一推，根本没有实质性动作。这次全县范围的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就是要通过全县上下的整体行动，使非法侵占林地，私开滥垦河道、草原，违规开采砂石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为我县经济社会可继续发展发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各个乡镇、各相关部门一定要站在维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切实将专项整治工作摆上位置。要按照方案的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将该管理的管理到位，该规范的规范到位，该整顿的整顿到位，该依法打击的依法打击到位。特别是存在问题的乡镇要立即对号入座，立即开展自查，立即采取措施，立即开展整顿。

二、严厉打击，突出重点。依法治理侵占农村资源的违法行为

今年，为完全根治私开滥垦行为。各个乡镇、各有关部门必需统一思想，强化措施，完全扭转临时令行不畅、屡禁不止的局面。工作中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扎实推进。为使专项治理工作有序开展，一要明确步骤。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县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专项治理工作的内容、方法和具体要求。各个乡镇和相关单位要严格依照方案的要求，有计划、有方法地逐项查找问题、逐项分析原因、逐项落实整改措施，扎扎实实开展好专项治理工作。同时，要结合"三资"委托工作，使农村资源管理更加规范。各责任部门要经常深入乡镇进行检查指导，对专项治理工作部署不及时、工作不到位、整改不认真、解决问题不彻底的要限期整改；对专项治理工作走过场、弄虚作假的要通报批评。专项治理工作中，县委、县政府督办室要跟踪督办，及时反馈专项治理工作的进展情况；6月下旬，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听取检查组的汇报；12月末前要完成检查验收，并进行通报。

突出重点。对这次专项整治工作，二要明确任务。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坚决的总的要求是必需通过有效整治，使破坏农村资源行为得到完全根治，使农村资源得到依法维护。治理非法侵占林地工作上，要重点打击毁林开垦、毁林开矿和林木少批多采及擅自改变采伐方式等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对"拱地头、扩地边"等零星侵占林地的违法行为予以完全根治。治理私开滥垦草原、河道工作上，畜牧、水务和各个乡镇在农村集体经济"三资"委托服务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精干人员，对私开滥垦行为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遭到侵占、破坏资源的数量和程度，提出治理意见，加大打击力度；整治砂石开采工作上，要重点打击无证照开采、越界开采和非法转让采矿权和擅自出让矿产资源等违法行为，关闭不具备平安生产条件的砂场，并依法予以处分。

从严打击。治理整顿工作中，三要坚持原则。各个乡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依照方案的要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从严打击各类破坏农村资源的违法行为，不得出现偏亲向友、庇护纵容等现象。监察、公安和其他职能部门都要制定单独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法、治理措施，确保治理工作扎实推进。职能部门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凡是经举报发现的案件，待案件查实后，对举报者将给予重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对农村资源、资产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案件查处过程中，无论有何种阻力，无论阻力来自哪里，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含糊；已经查明事实的不论涉及到什么部门、什么人，都要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三、明确责任，强化领导。确保农村资源专项治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

达到预期目标，这次专项整治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各级领导重视的水平，投入的力度。因此，各个乡镇、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给予专项整治工作足够的重视，务求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一要加强领导。就本次专项整治工作。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各乡镇必需服从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领导组织，由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亲自挂帅，亲自安排和布置此项工作，确保此项工作抓出成效，坚持经常。县委、县政府将把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对各乡镇的考核之中，确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离不开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各职能部门和广电部门要多形式、多角度宣传加强农村资源维护的重大意义和这次专项整顿行动取得的效果，二要加强宣传。维护农村资源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在整治过程中一些好的举措和经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大力宣传和推广，增强行动的感召力。要结合此次行动，加大对《草原法》省草原管理条例》森林法》矿产资源法》防洪法》省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真正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知晓法律，解政策，自觉维护我共有的资源，自觉参与生态环境建设。

参与部门多。具体工作中，三要通力协作。这次整治工作涉及面广。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摒弃部门利益，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公、检、法、司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尤其是公安机关，要快速出警，配合执法部门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要在严格履行各自职责的同时，建立纵向联动、横向互助的机制，对整治工作中遇到问题，要及时沟通和协调，确保各类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县政府办公室要搞好综合协调工作，协调处置好治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农村治理范文篇8

关键词：吉木萨尔；生活污水；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农户参与行为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村污水治理的日益重视，随之颁布一些相关文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将农户纳为主体，提高农村居民主动性、参与改善人居环境的意识和积极性。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接续提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推行“政府引导、市场运营、农民参与”模式，以提升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根本目的，以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如今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如，赵霞（2016）对京冀地区进行农村人居环境考察指出我国农村存在水污染的问题，污水横流的现象；郑顺显（2021）提出大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还比较薄弱，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应强化科学规划和统筹推进；徐蕾（2021）等认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中农户的主体意识不明确，环保意识较弱，农户的惯性思维忽视了污水工作。二是对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重要性研究。王莽莽（2021）认为农户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主体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缺位，直接影响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齐敏（2017）表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可以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并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因此，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三是农户参与污水治理影响因素研究。吕齐（2021）提出将农户禀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责任主体意识和治理认同对农民参与农民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唐洪松（2021）等研究表明集体认可和干群沟通均正向影响公众水环境治理行为，且干群沟通通过影响集体认可对公众水环境治理行为有进一步的正向促进作用。另外一部分学者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来分析个体参与行为的差异。唐林（2019）等学者提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户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刘云霞（2016）指出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环保参与有显著影响。吉木萨尔县隶属新疆昌吉州，且水资源十分稀缺，2021年被评为投资潜力最大的100个县市之一。投资潜力的研究指标包括生态环境系统。作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农户宜居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农户参与的频率直接决定着污水处理的效果。吉木萨尔县在污水治理过程中存在农户参与行为不积极的问题，故将吉木萨尔县作为研究地区。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从农户主体角度对研究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促进农户参与行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对创建美丽宜居乡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农户参与行为决策路径分析

在农村污水治理中农户参与行为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个体特征、生态认知、基础设施建设认知、村庄主体意识认知和村庄活动组织认知。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在村内居住时间、是否担当村干部、家庭收入及健康水平。生态认知包括环境责任认知、污水治理必要、水污染认知、居住环境满意度；农民参与行为的差异体现在不同的认知情境中，对污水处理重要性的认知差异导致农民参与污水处理的行为不同，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与农户有直接利益相关。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评价、维护重要性和施工影响的认知会引起农户环保行为的差异，且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的理解并支持的态度决定治理成效的高低。村庄主体意识认知主要包括对村庄依赖、村内主体意识、村内事务关注度及对村内活动支持度；农户对村庄主体意识认知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参与行为的决策，并且村庄环境得到改善会带给农户自身参与的荣誉感。村庄活动组织认知主要包括基层执行力度、教育宣传、村干部带头和村规民约制度。村集体所具体开展的生活污水治理措施直接影响农户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行为决策。具体行为决策路径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调查样本三类区，分别为三台片（老台、三台庆阳湖）、城镇片（北庭镇、吉木萨尔镇、二工镇）、山区片（新地、大有、泉子街）3个区域。本研究实际回收问卷384份，有效问卷377份，问卷合格率98.2%。本研究调查主要分为6个部分：农户参与行为、农户个体特征、生态认知、基础设施建设认知、村庄主体意识认知、村庄活动组织认知。

（二）模型选择。由于农户参与行为是连续数值变量，因此本文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变量因果关系，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探讨分析。因此，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为：Y=a1X1+a2X2+…+a4X4+b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农户参与行为，X1表示生态认知，X2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认知，X3表示村庄主体意识认知，X4表示村庄活动组织认知，b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本文选中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进行回归前，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归纳总结，由于问卷数据不存在共线性，因此在综合指标量化阶段使用均值化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对4个综合维度进行合成，即每个维度得分均为各因子均值分。a1、a2、a3、a4为待估参数。

三、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结果与分析

利用回归分析检验模型1和模型2，本文以农户参与行为为因变量，模型1是以生态认知、基础设施建设认知等四个关键解释变量对农户参与行为进行分析；模型2是以农户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以生态认知、村集体重视程度、基础建设及村庄归属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基本稳定，并略有提高，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为稳定的影响作用。

（一）生态认知。从表1模型回归系数表中可知，模型1与模型2中自变量生态认知显著性均为0.000，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着生态认知能促进农户投身于污水治理。具体表现为：农户环境责任意识越强，参与污水治理行为的积极性越高，农户对水污染认知越高，参与行为的频率越高，农户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越好，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污水治理。

（二）基础设施建设认知。从模型结果可知，基础设施建设认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污水治理中能促进农户参与行为的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农户对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污水处理效果及维护的评价越高，越能促进其参与行为的积极性。

（三）村庄主体意识认知。从回归结果中得到，村庄主体意识认知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其能促进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农户主人翁意识越强，参与治理行为越积极；对村内事务关注度越高，参与污水治理频率越高；对村组织各项活动越支持，参与行为越积极；长期居住在村庄的农户对村庄依恋会越强，对居住环境会有一定要求，促进农户对污水治理行为。

（四）村庄活动组织认知。从回归表中可知，村庄活动组织认知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村内活动组织能促进农户参与污水治理行为。具体表现为：基层污水治理执行力度和制度要求对农户参与行为有促进的作用，同时污水治理前后环境有明显改变及村干部带头影响均会使农户更加积极投身于参与行为中。

（五）控制变量。本研究将农户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从模型2中可知其中年龄在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学历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是否担当村干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其余变量不显著。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为频率会越高；有干部经历的农户相对于一般农户对村内事务更加了解及关注，愿意在农村污水治理中呼应村内规定和发挥自身影响力；高收入的农户更注意居住场所的生活质量及卫生，从而参与行为的积极性越高。而年龄与农户参与行为呈负相关，可能原因是年纪越大的农户长期居住在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及观念改变较难，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福利，因此参与污水治理的行为积极性较低。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研究区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生态认知、基础设施建设、村庄主体意识认知和村庄活动组织认知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户学历、家庭收入和干部经历能显著推动农户参与治理，而年龄对农户参与污水治理行为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论，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升农户生态认知，促进农户参与。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宣传和引导，在提高农户的环境责任意识下，增强农户环保行为意识。通过宣传增强农户对生活污水的认识，让农户意识到生活污水对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及污水治理的必要性。第二，加强基层治理力度，提高农户参与可持续性。通过村干部、村两委带头治理作用，营造农户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良好氛围。另外，加强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增强村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带动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持续性。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户主体意识。加强各乡镇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积极性，确保各村庄及农户作为管理主体并参与设备运行的管理，呼吁农户积极投劳。另外，需完善现有运维管理模式，并培训本地农户加强对管道运维做日常巡护，给予农户帮助，提高对基础设施的认知程度，并使其了解支持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1］黄森慰，唐丹，郑逸芳.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7（03）.

［2］查建平，周玉玺.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与经济，2021.34（03）.

［3］王宾，于法稳.“十四五”时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战略任务［J］.改革，2021（03）.

［4］赵霞.农村人居环境：现状、问题及对策———以京冀农村地区为例［J］.河北学刊，2016（01）.

［5］郑顺显.建瓯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海峡科学，2021（07）.

［6］徐雷，赵晓靖.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及解决方法［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1.02（17）.

［7］王莽莽.新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的认知、参与及评价情况研究———基于湖南省484个村庄3655个农民的调查与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04）.

农村治理范文篇9

一、成立组织，制定方案

为加强我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稳步推进，保证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我县成立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副县长张华松任组长、政办副主任孟凡臣任副组长，县农经局、国土局、监察局、民政局、纠风办、信访局、新农办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经局。各乡镇（场）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组织，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平稳开展、扎实推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根据我县工作实际，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任务、时间要求，加强了督查、指导。

二、部门联合，齐抓共管

为搞好专项治理工作，我县加强了部门联合、部门与乡（镇）的配合，在县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协调下，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工作平稳推进，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县农经局负责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牵头和组织协调，并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治理的相关工作；县国土局负责征占农村土地突出问题治理中纠正侵害被征地农民权益行为和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等工作；县监察局和纠风办负责组织查处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违纪行为和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行为；县民政局负责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相关事务；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新时期农村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县信访办、纠风办负责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加强督查督办。各乡镇（场）在专项治理工作中负责本地工作的组织、协调、突出问题的排查；与县有关部门合作解决所在辖区内农村突出问题，确保大局稳定。

三、认真排查，逐步治理

我县在2011年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中，严格执行政策，规范操作程序，全县农村土地190.8万亩确权确地到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24.8834万份,发证率达99.1%；全县各乡镇村都建立了农村土地纠纷调处机构，调处各类农村土地纠纷246起，这些基础工作减少了农村土地矛盾，为我县农村大局稳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按照省农委等七厅局文件要求，我县对各类农村土地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排查，分门别类制定治理方案，逐步加以解决。（一）教育占地问题。在过去若干年中，乡镇、村都承担着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部分投入，农村土地是其中之一。建设中、小学用地是租用农户的承包地，租地费用过去是利用减免农业税来解决的，自国家免收农业税以后，这部分费用无法解决，造成较多纠纷。我县目前探讨的办法一是对于小学占地，采取分村议事，受益村群众酬一点、村集体补一点，来解决租用农户土地费用问题。二是对中学占地。由于这部分占地面积较大，费用较多，解决难度很大。地方政府财力暂时难以解决，各个占地学校与被占地农户之间矛盾比较突出，目前均按经济合同纠纷对待。（二）原兴办乡镇企业占地问题。对于已破产、关停的企业，已无法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的，企业要清理厂区，归还原农户土地；对于企业尚在运转，土地租期没到的企业，我们督促企业继续履行合同，按时向农户支付租金。（三）未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问题。目前全县尚有2275户农户未与本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占全县总农户0.8%，县政府未能向这部分农户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由于这部分村民组在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此我县将根据各自情况，采取分类指导，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开展工作，争取2012年底全县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颁发率由目前的99.1%达到100%。（四）违法调整农村土地问题。在这次农村土地专项治理工作中，我们排查出丹城镇常庄村西庄相楼、相老家村许东两个村民组两个村民小组违法调整土地，调整土地面积2895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向群众广泛宣传国家土地政策，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土地承包。在今年秋种中，这两个村民组对违法调整土地行为进行了纠正，两个村民组294户村民、2895亩承包地不再进行定期“小调整”。（五）加大对专项案件的治理。一是双庙镇王寅村土地不规范流转案。2005年王寅村部分村民与汇昌公司就该公司租用土地种植薄荷一事达成协议，该宗土地流转面积900亩，双方既未签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也未向镇农经站备案，2012年发生土地流转纠纷。目前，通过专项治理，已将不规范流转土地返还给原承包农户，继续由原承包农户承包耕种，原租地费、劳务费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二是双庙镇双庙居委会铁佛寺王体怀土地流转案。该案已经镇、县、市三级信访终结，结果已上报省信访局，三是林场国有林地权属案。我县林场后楼村部分村民认为国有林地是该村集体土地，并为此上访。我县拿出有关土地确权文件以及省林业厅的国有林地批文，部分群众仍思想不通，坚持土地是村集体的观点。目前，我们在广泛宣传国家土地政策，积极做这部分群众的思想工作，维护国有土地权益，保证大局稳定。

截止10月中旬，排查出如下问题。（一）全县未签订承包合同，未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2275户，占全县总农户0.8%。（二）土地流转不规范1件，不规范流转土地900亩。（三）违法调整土地村民小组2个，调整土地面积2895亩。

针对以上问题，我县有关乡（镇）、有关部门依据政策，根据查出问题的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制定了治理方案。一是针对双庙镇、楚店镇900亩土地流转案件立即进行治理纠正。将不规范流转土地返还给原承包农户，继续由原承包农户承包耕种。承包费、劳务费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二是针对丹城镇常庄村西相楼、相老家村许东两个村民组违法调整土地问题在今年秋种中也进行了纠正，两个村民组294户村民、2895亩承包地不再进行定期“小调整”。三是针对全县2275户未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未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村民组，根据各自情况，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开展工作，争取2012年底全县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颁发率由目前的99.1%达到100%。

四、建立机制，促进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