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处理范文10篇

矛盾处理范文篇1

秘书工作是一门艺术，要做好秘书工作必须注意处理好四对矛盾。 一、专与广。秘书工作没有盲区，只要领导工作有可能涉及的领域，秘书就不能说“不”。比如，作为一名分管工业经济的政府领导人的秘书，首先要具备作为秘书的一些基本素质，如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文电处理能力、会务接待能力等。其次要熟悉工业经济、市场经济以及从国家到地方相关政策法规、本地区经济运行状况等方面的知识，不能说出话来、写出文稿来处处是“雷区”、句句是“外行话”。再次要对除此以外的政治、历史等其他领导工作可能涉及的领域有所了解。比如，领导者即将赴党校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专题讲座，为起草好这篇讲座文稿，秘书就应熟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背景、历史演进以及当前我国政治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主要矛盾和问题等，否则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见解的高质量的文稿。因此，秘书必须是多面手，不仅要对其他相关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做到广，只专不广或只广不专都难以胜任秘书工作。

二、前与后。秘书是领导的参谋助手，其主要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此，就要做到前与后的协调统一。所谓前，就是对与领导有关的工作要超前考虑、提前完成，留有一定的提前量。这其中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领导布置的工作要赶在领导规定的时间之前完成，以给领导一个缓冲的时间；二是领导尚未布置但根据自己判断即将要开展的工作，要超前谋划，想在领导前面，走在领导前面。比如，对即将进入汛期的防洪问题，如果该地区每年的防洪形势都较为严峻的话，就应该尽早给领导提个醒，必要时还应该提出初步工作方案。再如，领导参加会议时，要提前进入会场，检查包括音响在内的各项会务准备情况。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有超前意识。与此相反，有些工作秘书不能超前而必须做在后面。比如，领导面对新闻镜头时，秘书要主动靠后，把镜头让给领导，而不能跑到领导前面，与领导抢镜头。领导参加完一个活动时，秘书要在领导退出现场之后，详细检查领导是否还有文件等物品遗留在现场，然后才能离开。该前则前，该后则后，对秘书而言两者同样重要，切不可前后倒置，那样必然会乱成一团。

三、内与外。由于秘书往往跟领导走得很近，不仅在许多方面直接参与领导决策，而且还掌握着包括领导个人隐私在内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所以，秘书在公共场合活动时要注意内外有别，把握分寸，对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必须心中有数，不能为了哗众取宠、一时兴趣而口无遮拦什么都往外说。这样，不仅会泄露一些工作秘密，而且还可能会损害领导者的形象，于工作、于己都不利。比如，一位领导正在召开工商、质量监督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准备对市场上热销的某种假冒伪劣商品进行突击检查。如果秘书提前把会议内容透露了出去，就会使这次检查落空，让不法商贩继续逍遥法外，给工作造成被动。泄露秘密不仅仅是违反工作纪律的问题，有时还会酿成严重后果，作为秘书必须让住这一点。

四、高与矮。这里主要指形象问题。作为秘书，要注意在各种场合维护好、塑造好领导形象，使领导始终给人民大众留下美好形象。相比之下，秘书在必要时要适当矮化自己，万不可与领导比高矮。一是对生活中人们矮化领导形象的各种议论，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动为领导辩护，摆事实、摆论据，以澄清人们在这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二是对工作中有可能展现领导形象的地方，要多为领导考虑，多做设计，努力把一个好的领导形象留给大家。三是对自己的形象也要关注，因为大部分人很难有机会直接见到领导，他们心目中的领导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综合领导秘书在各种场合的表现而形成的。四是对有可能损害领导形象但又非大是大非的错误，秘书要主动揽过；对一些经过自己参谋而形成的正确决策，秘书要主动推功，为领导增彩。一句话，秘书要尽可能多地把各种美丽的光环聚集到领导身上。

矛盾处理范文篇2

一、矛盾识别

化解刑事案件中的矛盾，首先就必须对这些矛盾进行识别。识别矛盾的过程就是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矛盾的过程，为选择化解方式和手段打基础。刑事司法机关与刑事司法人员应当从内容、性质、类型等各方面、全方位对矛盾进行识别：是基本矛盾还是次生矛盾？是情感报应型矛盾还是经济弥补型矛盾？是实体矛盾还是程序矛盾？矛盾的纠结何在？产生矛盾最本源的原因是什么？矛盾当事人的性格、文化程度等个性特征？化解矛盾最有效、最关键的药方是什么？等等。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教授托斯坦•埃克霍夫认为“对抗”、“异议”是两种类型的冲突。“利益对立”是“对抗”的最显著特征；“意见分歧”则是“异议”的最显著特征。所谓的“利益对立”指的是“A和B因双方皆就同一物主张权利而发生冲突。两人皆希望获得仅有一人能拥有的某物意味着其利益对立”；所谓“意见分歧”指的是诸如“A主张比B本人更了解B的真实利益”、“A坚持他从B处购得该物并已为之付费，而B却对此予以反驳”此类的，关涉利益、权利、义务、罪行或者其他规范性因素的意见分歧。托斯坦•埃克霍夫教授关于“对抗”、“异议”的冲突类型可借于刑事诉讼中的矛盾类型以及识别的。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关于有无伤害、盗窃、诈骗等事实上的矛盾，属于对抗型矛盾，关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就行为是否是伤害、盗窃、诈骗等规范因素上的矛盾，属于分歧型矛盾。一般而言，基本矛盾、实体矛盾多为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次生矛盾、程序矛盾多为意见分歧的异议型矛盾。对于对抗性矛盾的化解，一般只能通过实质公正的刑事司法决定予以解决，而异议型矛盾则可以加强决定公信力、增强说理等方式化解。

二、方案选择

司法化解矛盾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强制与合意。所谓强制是指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通过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决，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矛盾解决方式。所谓合意，是指形式上虽然经过司法机关，但实质上主要是通过调解、对话、协商一致所进行的矛盾化解方式。我国刑事司法的国家主义、职权主义属性，要求法律不允许“打折扣”、不允许“讨价还价”，技术上也关闭了辩诉交易、被害人撤诉等利于合意的管道，所以，我国刑事司法化解社会矛盾主要方式大多是强制，少有合意。尽管如此，我国刑事司法中还是留有些合意的空间，并且伴随刑事政策需要呈扩大的趋势，比如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量刑建议等。

刑事司法化解矛盾大致有三种模式：决定———强制；说理———心服；对话———合意。其中决定———强制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最常态、最普遍、最便宜、最愿意采取的矛盾化解模式，不过，决定———强制模式与其说是化解矛盾，不如说是平息矛盾，因为强行压制与被迫接受是此模式的有效性的同时也是其不稳定性原罪。一纸判决下的“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犹如如来佛压制石猴子的五指山，崩塌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判决———强制执行模式在西方审判中定纷止争的作用和效果却很好。“具有西欧传统的审判制度，以大陆法系为例：判决一经确定，法院自身就不能任意改变，且对诉后具有约束力，再审必须满足严格的形式要件，内容有误等实体问题一般不被列为再审要件。而在中国司法制度中，即使我们于制度构建上力求吸取西方法制的诸多积极因素，实体问题看的‘有错不纠’仍难以被视为理所当然。”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将说理———心服模式总结提炼为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纠纷的解决，可以说是由通过说理来解决纠纷的第三者（说理者）和被说理从而心中服气的当事人（心服者）一起上演的一出社会戏剧（以后，我们将此称为‘说理———心服’。）”说理———心服模式其实与决定———强制模式一样，都是由司法职权主导的化解矛盾的模式，不同的只是过程中强制力成分的大与小、多与少，当事人对司法决定结论是不情愿接受还是诚心认同。所以高见泽磨继续解释道“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以说理者的能力和道德威望、心服者具有顺从的资质为前提这样一种儒家思想来说明，而是由于应该成为说理者的人因缺乏解决纠纷的必要的资质，所以为了使当事人接受，从而不得不摸索解决对策的一种结果。”说理———心服模式与对话———合意模式也有相同之处，二者均以对话为手段。“程序的展开更多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居高临下的说服劝导以致威吓，实质上也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涉过程。”

三种模式中，对话———合意模式是最柔性、最彻底的矛盾化解机制。这种模式强制性很少，又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保证当事人的参与性，这些都使得对话———合意模式下化解的矛盾具有良好的社会修复效果。刑事司法中，辩诉交易、“私了”是对话———合意模式最典型表现。日本学者棚濑孝雄从三个标准：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恢复友好关系的社会效果分析和肯定了对话———合意模式的矛盾化解效率。同时特别指出，对话———合意模式并非撇开司法机关的完全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矛盾化解机制，其实在当事人的对话与合意的过程，仍然处于司法机关的背景之下。棚濑孝雄将对话———合意模式中的调解分为四种类型：判断型调解、交涉型调解、教化型调解、治疗型调解。判断型调解的目的和对象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是据以解决矛盾的法律方案，“把发现法律上最正确的解决作为调解的第一目标”。换言之，司法机关为了强化其运用法律作出解决矛盾的司法决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而就此与当事人之间所进行的对话与交涉。一旦就此达成合意，那么尽管司法机关解决矛盾的法律方案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规范性要求，但因被当事人接受与认同，避免质疑和争议，从而高效率地化解矛盾。交涉型调解的方法与过程是“各当事人在估计纠纷由审判处理时可能得到的解决（a）以及所需成本（b）的基础上，以（a）和（b）为下限，眼前可能获得的最有利解决为上限，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交涉性调解其实是个博弈心理过程，逼迫当事人充分思虑与仔细权衡其行动的收益与为此可能付出的成本并作出其自己的选择。教化型调解是从纠纷的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纠纷整体上的性质出发，通过共同体价值的灌输与教育，谋求和实现一种衡平性和连带性，从而彻底圆满地化解矛盾。司法实践中，严格依照法律处理案件不仅不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反而“常常导致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感情对立，不仅不能助长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度，还会引起当事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尤其是在持续性的相互关系下发生的纠纷，或者在解决要求当事者一方长期持续性地履行义务等情况下，这种依法的解决更成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些矛盾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个小小的误解或者当事人之间沟通淤塞，最终发展为深刻的感情对立，难以化解。对于此类矛盾，较为有效的化解模式就是治疗型调解模式。“通过广义的人际关系调整方法来治疗病变（笔者注：纠纷），使其恢复正常。”治疗性调解的主要方法是聘请心理治疗专家作为调解者，以倾诉、倾听、发泄等心理治疗术治疗当事人偏执的心理，继而化解矛盾（病态的缠访缠诉）。

以上矛盾化解模型一定不会是有化解矛盾手到病除的神奇功效，但是多少可以为立足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对刑事诉讼中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矛盾提供化解上的一种思路和方法。一般而言，对于利益对立所致的“对抗”严重的情感报应型矛盾，或矛盾“攻方”、“守方”一方或多方明显无理，非理性地拒绝合理解释和建议的矛盾，刑事司法机关就应尽量采取决定———强制的模式化解，而且尽量通过依法公正的审判进行一次、二次、三次的决定，命令矛盾各方接受司法机关的矛盾化解方案及安排，唯此以满足矛盾各方对“查明事实真相、分清是非对错”的刑事司法需求；民众对法律“铁面”无私及司法刚正不阿的价值期望。而对于经济弥补型矛盾，则应尽量避免通过决定———强制的机制进行化解，而应尽量通过对话———合意的模式进行化解，通过保障和满足矛盾各方的充分过程参与结果形成，实现意思自治下的矛盾彻底圆满化解。当然，正如前所述，司法机关在矛盾各方的对话———合意过程中不应袖手旁观，而应适时运用交涉型手段居中进行调解，以引导和促成矛盾各方合意的形成及内容的妥当。

实体法、程序法等“规范性因素”产生的法律争议及形成“意见分歧”，宜选择说理———心服的模式进行化解而不是对话———合意模式，毕竟这些是法律专业问题，司法机关与普通民众就此展开对话，无异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由于缺乏共同的知识基础和话语背景而既不能顺利进行对话，也缺乏达成合意的共识。而且，司法机关出于化解矛盾以牺牲法治为代价，选择让步妥协，个案效果或许可以，但会如信访一般伤及司法化解矛盾的权威性。当然，反对法律虚无主义并不等同于支持法律形式主义。法律需要并允许解释。为有效化解矛盾而对法律文本进行合理的解释或者选择最有利于化解矛盾的解释答案，不仅妥当而且确有必要。为强化说理———心服模式化解矛盾的效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进行法律解释或选择解释答案时，可以采取两种策略：1、进行判断型调解；2、强化自身公信力。而强化公信力则又有两种方法：令主持处理的司法机关层级逐步变高或办案司法人员更有权威（知识、学历、职务、工作部门等）。但是有一点必须始终坚持：将法律争议以及意见分歧一直牵制在诉讼程序而不逸出。这点，对于化解刑事诉讼中次生、程序复合型矛盾至关重要，只有以诉讼程序救济诉讼程序才能够有效化解矛盾，不然容易导致矛盾方采取其他手段发泄对司法不公的不满。发生于家族、邻里等熟人社区的情感报应型矛盾，应尽量避免以简单化地的决定———强制模式化解，这种模式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使得矛盾更加激烈，更加难以化解。司法机关充分进行教化型调解或者治疗性调解，先从心理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结，之后再化解显现出来的矛盾，水到渠成地恢复当事人间犯罪前的关系。交涉型调解更多地适用于理性的矛盾当事人，非理性的矛盾当事人则应多进行教化型调解和治疗型调解。

矛盾处理范文篇3

必须注重发挥党员干部队伍的堡垒作用

在工作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骨干带头作用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好共产党员、干部队伍的引领作用，是促进矛盾化解、维护稳定的关键。在基层矛盾事件发生之后，势必会有不实传言，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危害社会团结和稳定。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组织为依托，发动有影响的党员、干部，将事情的真相向群众宣传，将事件调查的进展，以及政府的政策向群众解释，用他们的威信，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化解苗头性、倾向性矛盾。特别是老党员和老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村民致富，遵守法律法规；在非常时期，老党员和老干部则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稳定群众的情绪，与各种谣言作斗争，让群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同时，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争取大部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并发动群众，找出极个别的散布不实信息的人，严厉处罚。

必须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媒介的导向作用

一些基层矛盾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先有不实谣言，由于没有及时公开辟谣而造成群众误解形成的，所以必须高度重视舆论的导向作用。整合宣传资源，建立权威信息机制，根据事情发展动态在电视上通过新闻播报、当事人亲属访谈、滚动字幕等方式及时信息，正面引导群众思想。加强网络舆情动态监控，对网站、论坛、贴吧等虚拟社会的言论报道，及时跟帖通报事件处置进展情况正面辟谣，努力纠正社会不实言论，加强引导和放大正面声音，引导广大群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基层矛盾事件。这些都是对于基层矛盾事件的治标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基层矛盾的发生关键要治本，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全力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一）坚持更好更快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完善公共服务近些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着长足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透明化程度也日益提升，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人均GDP依然处于世界中下游，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产业结构调整迟缓。因此，迫切需要寻求解决措施，以持续稳定提升我国现代化水平。而在这些措施中，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农村建设”则是核心之一。要着重解决经济实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壮大经济实力。俗话说“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富裕的基础。我们要立足现有的工业实际，充分利用区位交通和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一批高新科技、产出高、税源好、产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的规模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加深城乡经济融合，实现整体联动统筹发展，提高地方财力。完善公共服务。伴随财力的不断增长，确保每年公共财政增量的绝大部分投向社会管理和民计民生，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总量，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包括加强城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医疗事业等，建立健全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二）综合协调各种利益，加强民生建设、有效化解矛盾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在当下，促进农村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内需，缓解贫富差距及地区差距，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为打破小农经济、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提升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政治素养，为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坚持为民意识和务实作风，按照“关注民生、促进公平、维护稳定、重在建设”的要求，发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进一步完善群众和领导干部互动交流渠道及社会救助体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学、就医等难题，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最大限度地将矛盾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一线。首先，严格政务公开。严格执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制度，每制定一项政策，布置一项任务，都通过公开栏公示等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情况。其次，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大接访、机关干部大走访长效机制，推动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常态化管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确保中央、省市党委政府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再次，坚持多元调处矛盾。完善专项排查机制，对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现、超前预警、主动应对；完善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等机制，确保遇到基层矛盾事件指挥及时、力量到位、妥善处置。（三）切实抓好机制完善，注重风险评估、筑牢稳定根基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其内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而伴随该目标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则是实现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把社会管理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统筹安排、分步实施、扎实推进。注重风险评估。树立关口前移的理念，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卫生监管工作，高度重视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及安全卫生工作，定决策、搞建设、上项目之前，充分考虑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从合法性、可行性、可控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矛盾，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基层矛盾，切实保障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群众满意度。注重督查考核。将社会管理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将目标完成情况与干部业绩、晋升、奖惩相挂钩，确保抓社会管理和抓经济工作一样重视。建立完善定期督查、定期会办、综合评估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对敏感时期、重点时段发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安全稳定事故，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活力、打造过硬队伍中国乡村社会是以血缘、亲缘、地缘这“三缘”为基础所形成的“差序格局”型。即便在当前农村地区逐步打破传统生活方式，日益步入现代化的情况下，“三缘”依然是农村成员最主要的关系网络，其它关系网络也受制于前者，这是农村地区的重要特征。然而，已有的农村组织建设往往忽视这点，盲目照搬城市经验，机械地设置组织机构与规章制度。而生长于城市土壤的组织与制度常与农村地区的“三缘”关系产生冲突，无法发挥应有功效，进而阻碍社会管理。因此，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入分析村民成员关系网络及存在于其中的规范，从而探索适宜农村的组织制度。如何实现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建立一个坚强有为的基层组织。围绕村级“四有一责”建设工作要求，着力抓好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切实把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发展能力强、执行政策能力强的优秀党员充实到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中来，进一步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建立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要全面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全力推进干群思想大解放，着重提高工作效能，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精神，努力提高执行力，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本领与能力。以绩效考核为抓手，层层细化考评，进一步营造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打造一支“特别有能力、特别敢担当、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廉洁”的综合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五）做好法律知识宣传，营造良好氛围、打造和谐农村目前，我国在农村开展法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实行普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农民知法用法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泊。因此，要继续培育和提升农民法治观念，首先，必须从农村整体上进行把握。从整体观念上入手，把真正的法律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告诉农民，努力培育他们现代法律精神中所蕴涵的“公民意识”。其次，必须与农村实际结合。在开展普法时，要尽量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既要告诉农民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也要告诉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一般来说，农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三大方面：一是树立农民公民权利意识的法律培训，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等。二是关于农村和农业的一般法律法规的培训，如《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三是针对农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需求的培训，如针对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财产和人身损害纠纷、劳资纠纷等的法律培训内容。最后，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式。要结合农村的特色风俗，以群众喜闻乐见或津津乐道的方式普法，简化法条使之通俗易懂、易于理解掌握。并有效利用群众都有所闻的案例，通过个案解说，使法律所体现出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深入人心，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本文作者：何昱君工作单位：扬州大学

矛盾处理范文篇4

一、二者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纳税服务质量方面，还在于因企业产权封闭而导致的利益驱使领域。其中，前者是税务机构引起的矛盾；后者则是企业方引出的矛盾。具体而言，二者之间矛盾的表现形态如下所述：

（一）税务机构重规则轻服务。受到我国税务机构传统的工作形态推动，在开展纳税服务时往往在形式上满足服务的要件，如柜台式服务、有问必答等，但这种所谓服务实则体现为岗位职责。在开展具体的税款征收时，因服务方式的形式化特征，使纳税企业在刚性机制下完成税款上缴。与此同时，税务机构却忽略了对企业税款征收的合理说明，以及与企业共同商讨有助于企业资金周转的税款上缴的步骤。不难看出，税务机构重规则轻服务（指服务内容）的偏好，便引起了二者之间的矛盾。税务机构切实的纳税服务，并不单指方便资源型企业纳税，还包括与企业探讨如何建立合理的纳税环境。如，进行技术改造、优化产能结构等。

（二）税率形成的机制不透明。众所周知，资源型企业的税款征收项目颇多；其中，部分税项具有企业特点。如，资源占有税。正如上文指出，国家在调整企业各项税率时，还试图引导企业遵循当前要求的经济发展路径开展生产经营。因此，现阶段税率对于小微企业有利，而对于具备大型特征的资源企业来说则是不利的。从而，在税率形成机制不透明的前提下，税务机构的形式化服务必然引起企业方的不满。不难理解，企业纳税的那部分资金将脱离企业资金周转轨道，从而使企业流动资金趋于紧缩。

二、二者矛盾的处理方法

严格来说，要完全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不现实的。为此，在增强处理方法可行性的要求下，应将目光聚焦在矛盾的调和上。在此基础上，二者矛盾的处理方法可归纳如下：

（一）增强纳税服务意识。作为征税主体的纳税机构要切实履行新征管法规定的纳税机构对纳税企业的义务，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认真分析纳税企业的需求，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让纳税企业满意为目标，确保纳税企业合理的需求和期望得到满足，积极拓展对纳税企业服务的范围和空间，不断完善纳税服务工作，同时也要积极引导纳税企业不断增强维权意识，形成共同创造优质服务的良好氛围。并且，还应在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能力上下工夫，引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学习，开阔服务视野，拓宽服务思路，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通过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和综合能力，为做好纳税服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广泛开展业务培训、思想教育，岗位练兵和各类竞赛活动，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和综合能力，为做好纳税服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夯实纳税服务形态。当前税务机构应抛开具有岗位职责特质的服务形式，这种刚性化服务不利于自身与企业长期业务关系的改善。而建立一种互动机制，则是目前夯实纳税服务的选择方向。如，建立税务机构与企业方定期联系的长效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决不是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之用，而是向企业传达国家对于税收新政策的信息，以及对于政策信息所要传递的精神给予解读。从而，促使企业开展优化组织资源的工作，以期增强自身经济效益。不难看出，伴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强，在税基规模增大的背景下又提高了税款征收额度。

矛盾处理范文篇5

一、严格落实社会稳定的领导和部门责任制。

充分认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困难，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调处，把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个人，限期解决，排查调处矛盾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要严肃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对发生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后，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及时赶赴现场，对贻误时机或处置不当，造成事态扩大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二、广泛开展矛盾排查调处工作。

要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不安定因素。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联系有关部门，共同提出解决办法。要充分发挥维护稳定信息员的作用，及时发现和掌握苗头性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性措施，把工作做在前头，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应掌握“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工作规律，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千方百计、冷静稳妥地缓解、化解矛盾。

1、积极迅速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事件情况；

2、充分发挥邻里守望、社会治安巡逻、“六道防线、六支队伍”的作用，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3、党政主要领导和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及时亲临现场，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特别是镇、村两级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时，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首先出面做群众工作，不能搞分层次出动，久拖不决，要根据一地实际，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矛盾处理范文篇6

关键词：税收管理矛盾战略管理税收管理税收管理改革

税收管理矛盾指的是存在于税收管理及其相关领域，规定、制约税收管理工作以及改革方向的，既相互统一又相互斗争的各种因素的总称。我国税收管理发展要求是大胆改革，是解决税收管理矛盾、提高税收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和正确选择。本文着眼于战略管理思想，对解决税收管理中的突出矛盾提出一些战略设想。

一、解决征纳矛盾的战略设想

征纳矛盾是税收管理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可以为解决其它矛盾创造条件。同样，要真正解决这一矛盾，也离不开对其它矛盾的有效解决。就我国现阶段而言，解决征纳矛盾的关键就是要理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税费改革步伐

长期以来，我国税费制度的越位造成纳税人的税费总负担非常深重，已经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居民所能承受的税负水平。因此，清费立税工作要在今后的改革中进一步深化。对既无法律法规依据、又无正式行政文件的各种乱收费、乱摊派项目，应全部废禁；对国家已经下文件明令取消的各种收费项目，应当依照国务院的规定坚决取消；对现有的各种行政性规费，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不合法或不合理的项目也要明令禁止；逐步取消省级以下行政事业单位确定并收取行政性规费的权力，规费收取的项目标准管理和监督办法，一律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制定，并且，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作经营性收费管理。如委托检验检疫收费、科技信息与咨询开发收费、社会有偿收费等等；要将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改为相应的税收，如社会保障费改税、环境保护费改税等等。确属政府行使职能需要保留的少数收费项目，必须实行资金收缴分离。将现行收管用一体化的资金管理方式改为收费实施同资金收缴分离，做到“收缴两分离、收支两条线”，坚决割断收费部门与收费行为的利益关系。通过税费改革的深化，切实减轻纳税人的税费负担。

(二)加快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对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如果不能够较好地满足广大纳税人的这种基本需求，那么，他们就无法切身体验到纳税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主动纳税的积极性也就难以产生。所以，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涵，是不能仅仅通过口号来让人们信服的，而必须要通过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通过政府用税收用于社会谋福利的实际行动来让人们体验感受，直至信服。因此，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对于改善征纳之间矛盾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编制公共预算，并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与法治化程度。即政府预算必须依法编制、依法执行，并向社会公开，以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杜绝各级政府在财政收支问题上的黑箱操作，使纳税人对政府产生信任感，并切身感受到政府税收是社会经济所必需的，而非负担。这样，税收征纳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大大得到缓解。

(三)强化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

目前，我国在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还显得十分薄弱，不仅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而且，相当部分的税务机关仍未从根本上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官本位的意识还相当严重。首先，国家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早日制定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其次，税务机关必须从根本上，而不单单是从口头形式上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真正落实新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再次，要大力提高纳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完善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相关制度与各种服务设施体系，并提供各种渠道来鼓励纳税人对税收管理工作的监督。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逐步改善不和谐的征纳关系，进而激发广大公民依法纳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严格税收执法

改善征纳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税收管理工作一定要严格执法，一切要依法办事，即解决好有法可依与执法不严的矛盾，对偷逃税的纳税人，不管是谁、背景如何，都要一视同仁，决不允许有脱离法律制裁的偷逃税行为。只有做到了严格执法，才能保证税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也才能保证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得到贯彻和实现，而不会对广大纳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产生人为的不良影响。

二、解决征税人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税收战略管理所关注的内部矛盾，除了征纳矛盾以外，还有征税人间的矛盾，具体来讲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矛盾的解决

在目前征税人之间的三种矛盾形式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应该占据主要地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国自建国初期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多次财税管理体制改革，但是，都没有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目的。现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改革未能一步到位和中央过于集中财税管理权等原因，出现了地方财权与事权相脱节的问题，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争夺财权的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所以，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应是现阶段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

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只有在事权明确的前提下，财权的分配才能做到科学合理。要本着“有进有退”的原则，在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逐步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基础上，大力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凡是与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有关的事务，即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独立承担，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主要包括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为了保证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既责任分明，还必须在宪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中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实行法制化。

其次，必须进一步划分财权，保证地方政府履行事权所必需的财力，赋予地方更多的税收立法权与管理权。改革地方税体系的首要内容在于稳定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从长远来看，地方税最终应形成以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以财产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体系。但就近期来看，应继续维持营业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地位，同时，还应进一步规范地方税的骨干税种。可将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建立内外资统一的房地产税(或不动产税)，将现行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建立内外资统一的车船使用税，适时开征财产税、环境保护税、社会保障税、遗产赠与税等税种，这些新税种要作为完全的地方税。在立法权上，中央可以只负责制定相应的基本税法，至于地方税种的实施办法、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及其征收管理等权限均可适当下放地方，并且，地方立法机关还可以结合当地的经济资源优势对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并制定具体征税办法，但要报上级立法机关备案。

再次，必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起科学、合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调节地方间的财力盈缺。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上采取了维持既得利益的总体思路，背离了制度的应有之义。改革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即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应从两个层面同时进行，一是改革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办法，要本着调节地方财力盈缺、保证落后地区正常发展的原则，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落后地区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推动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改革和完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地市，地市对县、市、区，县、市、区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办法。当前，要加紧完善地市对县市，及县市区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充实基层政府财力，促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当然，单单依靠完善分税制，还不足以解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必须从宏观着眼，围绕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坚决打破目前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制并严格执法就成为重中之重。对于有些地方采取税收恶性竞争的行为，要坚决查处决不手软；凡是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主旨相悖的地方割据行为，都要坚决摒弃。

(二)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

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因为它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它改革的深入进行。一要改革和完善税制，减少中央税与地方税之间的重叠与交叉，特别是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管范围界定需要进一步明确。二要继续完善分税制，逐步降低共享税的比重，实现比较彻底的分税。三要积极解决市场经济与计划税收之间的矛盾，割断税收计划任务与税务人员薪金待遇等方面的联系，消除国地税机关争抢税源的动因，四是可以在目前部分省市试点的基础上，合并国地税机关的报税大厅，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同时，还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国地税机关的税务稽查部门，减少对纳税人的过多打扰，加强业务上的衔接，提高税务稽查的效率和质量。

(三)征管查三个系列之间矛盾的解决

税务机构实行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相对于专管员管户制度无疑是进步的。但是，长期以来，征管查三个系列之间存在的分离有余，配合不足的矛盾，已经使得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为解决这一矛盾，首先要求征收管理稽查三个部门必须牢固树立相互配合的思想，并制定和完善更为科学详尽的操作规程，既要做到协作配合，避免出现管理空档，也要减少职能交叉，杜绝推诿扯皮。征收部门要及时将税款征收过程中的异常申报情况向管理和稽查部门反映，稽查部门也应随时向征收部门提供税务检查的最新资料，使征收部门的征收工作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对税源的监控工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将管理寓于征收和稽查之中，逐步巩固管理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其次是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双向反馈机制，将征收、管理和稽查三个不同环节进行统筹考虑，优化管理流程，形成一个以税收分析指导评估和稽查，评估为稽查提供有效案源，稽查保证评估疑案的有效落实，评估与稽查反馈结果改进评估分析和税收分析工作的机制，在内部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构建起信息共享，良性互动、有机统一的工作格局。税务机关还必须改革对三个部门税收工作的考核制度，即不能仅仅以税收任务完成情况为依据，而应以三个部门的配合情况，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征收率、登记率、稽查率高低等指标来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做到奖惩分明，推动三个系列之间矛盾的解决。

三、解决纳税人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战略管理过程是一个开放式系统，不仅要使得组织系统内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而且要求组织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因此，对税收管理矛盾的分析和化解，应包括纳税人这一重要环境因素所产生的矛盾。

首先，要实现税制上的公平目标。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由于过多地强调政策因素，其公平性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往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性质的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必须抓住我国加入的有利时机，积极清理现有的税收制度，本着国民待遇和公平效率的原则，尽快实现税制对所有的纳税人都能一视同仁。

其次，要做到税收执法的客观公正。税收制度的公正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税制设计公平原则能否最终实现。只有税收执法客观公正，才能杜绝各类危害纳税人事件的发生，才能防止某些税务执法人员的徇私舞弊行为，也才能将形形色色的偷逃税者绳之以法，从而彻底?肖除广大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吃亏心理和攀比心理，激发他们依法纳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解决市场经济与计划税收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解决市场经济与计划税收的矛盾，实质是在解决转轨经济时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这对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计划税收的考核方式，必须摒弃，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必须与国民经济的速度相适应。而衡量税收工作好坏的标准，也应该转移到税收管理的绩效质量方面，即税款的征收率和涉税案件的查处率等方面，以此来促使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应查尽查。应该指出的是，实现税收考核方式的质的转变，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和足够的勇气，之所以迟迟未能改革，还是缘于决策层对财政收入能否及时足额入库的担心。实际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工作的绩效，由于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联，所以，只要经济是不断发展的，税收收入也必然可以得到保证。

五、解决税收立法与税收执法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同时人手。

在立法方面，应逐步缩小授权立法的范围，凡是全国性税种的立法权，包括中央税共享税和部分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地方税，其税法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权均要收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与这些税种相关的实施细则和征管办法，才可以授权国务院及其税收主管部门进行制定。同样，地方税收的立法权，也应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独立行使。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一定要在调查研究、立足国情的基础之上，适当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以此保证新的税收法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性。税收法律法规在名称形式上也要尽快规范，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已经实施多年的暂行条例，在税制完善的基础上早日立法。税收主管部门要尽量减少与税收征管有关的补充性文件，特别是要坚决杜绝出现不顾法律级次而的越级文件。税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呈报立法机关来制定相应的对策方案，以维护税法的尊严与刚性。

在执法方面，客观公正、严格的执法离不开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与监督制约机制，因此，必须加大纳税人对税收征管工作的监督力度。这就需要广大纳税人意见反馈的各种渠道，使得纳税人的意见和呼声能够得到及时的传达和处理。对于税务机关内部出现的徇私舞弊、执法不严、不公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出征管队伍，情节严重的，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税务机关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问题，要随着计划税收考核制度的改革和税务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解决。同时，要制止地方政府任意干涉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问题。

六、解决税制的超前性与行政管水平落后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税制的超前性与征管水平落后之间矛盾，是我国税收管理及其改革面对的重要矛盾。战略管理的代表人物安索夫认为，先战略后结构的关系使得结构的调整始终滞后于环境的变化，这样会彻底影响战略的实施。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把税收制度看成是一种环境淘汰，税收管理战略应与相关的环境因素相适应。我国目前立法技术水平整体不高，税收管理水平还相对落后，在开征新的税种与颁布新的税收法律时要立足国情，正视征管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而不能盲目学习和照搬国外的某些作法。就近期而言，燃油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准备开征，因为这几个新税种都具有费改税的共性特征，在征管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征管水平可以与之相适应。但是，遗产赠与税的开征等构想还需要三思而后行。开征遗产赠与税，是必然趋势，但是近期显然不宜开征。暴富阶层巨额财产的隐性化，税基评估体系的不健全等客观因素都会加大对该税种的征管难度，不仅偷逃税将十分严重，而且征税成本也会居高不下，使之得不偿失。所以，税制设计不能不顾现实的征管能力而过于超前，当然，适当的超前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诚然，要完全解决税制的超前性与征管水平落后的矛盾，单单从税制设计方面去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方面来考虑，即从税收征管的硬件配备、人员业务素质、法律法规外部环境等几方面人手，积极解决税收征管领域的各种矛盾，大力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以不断适应先进税制对征管水平的客观要求。公务员之家

七、解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之间矛盾的战略设想

矛盾处理范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也产生和累积了诸多社会矛盾。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力求以和谐的观念和实践，来协调和化解现实中的矛盾，促进社会良性有序地发展。同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优化形态，和谐社会的实现是以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妥善处理和有效化解为前提的。只有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阻碍因素，焕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创造必要条件。

妥善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矛盾，首先要深刻认识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和谐”，人为地去掩盖现实矛盾或者回避矛盾。只有承认矛盾，正视矛盾，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矛盾。必须承认，当前我国社会充满着矛盾，不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有些矛盾甚至有激化的倾向。充分认识这些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分析不同矛盾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弄清各种矛盾发生的原因，掌握解决不同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是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

妥善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矛盾，必须统筹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根源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和激化的可能性。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人们之间利益的冲突或不协调。因此，减少和化解矛盾的治本之策，就在于积极有效地统筹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政府要积极作为，在法律的规范下加大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降低贫富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通过加大社会公共事业和福利事业的投入，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

妥善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矛盾，必须拓宽和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靠压制，化解人民之间的不满和意见只能靠疏导。必须着力拓宽和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条件，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情况和意愿。通过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度，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妥善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矛盾，必须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理机制，及时和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关键是要有健全的机制，当矛盾发生时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应对，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矛盾。这就需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掌握解决矛盾的主动权；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矛盾处理机制，构建完善的社会矛盾调解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于萌芽状态。

矛盾处理范文篇8

handlecorrectly/thecontradictionsamongthepeople/MaoZedong/DengXiaoping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91（1999）05—0003—05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正确处理与调节广大人民群众于根本利益相一致基础之上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便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己任的历史巨人和邓小平，先后对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懈开拓和艰辛探索。其所积累的丰厚富赡的积极成果，业已熔铸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重要内容。

一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自有文明社会就有人民，也就有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所起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在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前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处于次要地位，从属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宣告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再表现为对抗性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及其不断解决才上升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思想资料。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时曾经认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美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第2版，第1卷，第239页。）此论，是马恩对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和小农及城市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亦即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分析并制定革命策略的典范。

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并吸取国际共运中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告诫全党务必正确处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同年4月5日，经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紧随其后，于同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于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标志着的有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观点已经形成为系统的理论学说。

的主要主张和观点是：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第二，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所有这些，决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第三，人民内部矛盾按其内容可以分为非敌我阶级的阶级矛盾；非阶级的阶层矛盾；阶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以至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第四，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

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并在经济政治领域使敌对阶级作为阶级在国内基本消灭以后，怎样认识其社会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又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见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并认为克服这些现象只能依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将发生变化，曾指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要把“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注：《列宁选集》1995年6月第3版，第4卷，第308页。），并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论断（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语》。）。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作过一些分析，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然而，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可见，对于正确认识和

处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能够作出科学回答，唯有给予了创造性的科学回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同时还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国际上，苏共召开20大，斯大林晚年错误被揭露出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接连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群众的暴力行动。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某些环节还不够完善；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冒进现象，物资供应不足，若干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也供不应求；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的缺点，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凡此，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加之，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经济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等原因，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少数地区陆续发生了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等事件。如何看待和处置国际国内出现的新矛盾，我们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于正确认识与科学处置上述问题

和矛盾的指导作用不言自明。这一点，正如所言，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70页。）

然而，也必须看到，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略上，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罅漏与不足。

（一）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笼统地归结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唯一可行之方法，未能明确揭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调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于回顾“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略的历史功绩基础上，明确强调到：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4页。）此论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多种矛盾的总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上的利益矛盾，又有思想认识上的是非矛盾，既有阶级、群众的矛盾、又有纯粹个人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客观的现实矛盾最终只能用客观的物质力量来解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只能是处理其中几个层次或方面的矛盾，充其量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处理大量的经常性的矛盾现象的方法，但不具备最终解决矛盾的力量。它实际上是以主观良好愿望即精神道德力量为主导，其有效性、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矛盾双方的觉悟程度。即使能够解决一时的思想矛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

达到统一，但无法从实际上缩小人们在实际利益关系上的差别与距离。（注：《思想研究》1988年第1期，刘可风《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考》。）差别就是矛盾。可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不能够从根本上处理和调节人民内部的所有矛盾内容。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基于差别与不同而构成复杂多样矛盾状态的客观实际，决定了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终途径和根本方略应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消除形成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间的差别程度。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未能予以明确地揭示。在文中，尽管也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巩固新制度、新国家，要统筹兼顾人民内部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始终没有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作为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终途径的重要地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忽略民主法制建设，未能将其视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则民主与法制本来应该是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系列中思想政治领域矛盾和实际利益矛盾的有效手段，但仅仅将“团结——批评——团结”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途径。尽管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但他更多的是从国家根本制度方面强调这一问题。即所谓民主是“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0页。）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更强调的是集中，即把集中作为处置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又一重要举措。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有一种手段。”是为了集中采取的一种手段。“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1—762页。）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是为了进行各方面工作的时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为了避免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为了以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争

论问题。在这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处于主动者、团结者、批评者的位置，而另一方则居于被动者、被批评者的位置。如此状态，显然有悖于矛盾解决过程中矛盾双方互相影响、渗透和转化这一矛盾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既然把“民主”做为达到“集中”的手段，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

与此相关，还忽视法制与制度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大作用。在这篇讲话中，也曾经讲到，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但是，行政命令毕竟不同于法律法规。在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略方面，更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在反右派斗争后，曾如是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清。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此论，显然是“人治”思想占主导地位。

（三）在论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因不相适应而造成人民内部矛盾时，过分强调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对于处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大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基本的，不相适应是非基本的，并且具体地分析了适应和矛盾的情况，指出矛盾是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都还有旧的东西存在，还不完善。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林林总总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大都是从所有制角度去考虑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完善，就是因为此间公私合营企业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和生产力有矛盾。在看来，要解决和处理由于上述情形而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将这些所有制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历史已经证明，此论显然有失公允和科学。它导致了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使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良好初衷未能成为现实。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紧紧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明确肯定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指出我国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其具体体制的种种弊端。就经济体制言弊端主要是所有制结构单一，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政企职责不明，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等，严重束缚和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政治体制言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等。凡是种种，造成了诸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如国家和企业、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不同地区部门单位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矛盾在经济利益领域的表现；领导脱离群众、干群关系间的矛盾，是这一矛盾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如此从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不同层次来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适应与不适应，明确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制度上的集中体现

，为正确处理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总揽全局、以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为重要内容的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方略。

（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普遍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此，就必须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层面即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通过改革，既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利益日趋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矛盾处理范文篇9

（1）要把利益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导方面，视为决定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存在、发展、激化的主导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不是以一种利益去取代、剥夺另一种利益，而是对各种矛盾着的利益进行协调。同时由于利益矛盾具有刚性，还必须以制度化的方式和机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制度去加以解决。

（2）干群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通过在党员干部中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次也要考虑使干部与群众这一矛盾双方的权利义务平等，干部和群众在同一个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行动。

（3）工农矛盾、城乡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表现得同样非常突出。如果不在工农群众、城乡居民之间建立起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一致和工农、城乡矛盾的解决就是一句空话。

（4）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公与私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对这一矛盾的正确解决，同样离不开权利义务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确立和实施。只有国家的政策规章合乎大多数人的意志，它们就不再是与广大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东西，而是人民群众自己意志的集中体现。

矛盾处理范文篇10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趋势

当前，我市处在发展黄金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现期，“加快发展、协调发展”成为工作主题。从各乡镇情况看，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观念碰撞、体制转型矛盾突出，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物质矛盾大量化。近年群体性矛盾事件激增，发生次数和参与人数增加，从总体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二是矛盾事件规模扩大化。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动辄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几百人，给处置工作增添了难度。三是矛盾参与人员多样化。有的甚至还有牵头人，目的、责任、分工明确，形成了内部组织体系，使得事件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增大。如今年杭春棉紧密纺项目受阻事件，就属此类型。四是矛盾引发原因复杂化。表现为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方面原因；既有现实矛盾，又有社会历史遗留问题；矛盾既可能为个案，也可能涉及一个群体的共同利益；往往是合理要求与非法行为交织，大部分群众善意愿望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利用交织，极易使事件性质发生转变。五是矛盾冲突激烈化。一些群众越级或集体上访；许多群体性事件以集体上访为起点，继而冲击政法机关、堵门拦车，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个别不法分子乘混乱搞“打、砸”，使矛盾激化、转化，对抗性明显增强。

引发群体性矛盾事件的原因分析

1、群众想达到的利益要求与实情有差距。征地、城镇建设拆迁，群众的补偿要求与我们的政策标准有距离，很难完全满足群众的愿望；解决失土农民就业难、养老保险难有一个过程；个别企业拖欠职工工资；个别村干部工作作风亟待改进，如决策不够民主，透明度不高，工作方法简单，没有很好征求群众意见，导致群众产生对立情绪。

2、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到位和参与人员法制意识淡薄。目前，群众教育及政策宣传只能到达村党员干部一级，没有深入到户。据最近对我市部分乡镇调查，如：对鹿山街道春安村731户调查，有40％的农户对村里公布的帐目及一些重大事项不知情，有的即使是好事实事，许多群众也表示反对，原因就是村支两委通报情况不够。有些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些群众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动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堵塞交通，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些不法之徒借机挑唆受蒙蔽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导致不少群众行为过激，甚至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3、个别村支两委不协调。据对全市25个乡镇街道面上了解，确实存在一部分村书记、主任争“你大我小”、搞派性的现象，造成既不能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又不能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导致群众对村干部不信任，并把上访闹事作为谋求解决村内问题的有效方式。部分群众甚至产生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个别村干部在某些村务决策中存在暗箱操作，村务不透明，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4、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不健全。镇、村、企业、公安派出所虽建立了化解矛盾的网络，也确立了一套工作机制，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必须通过综合分析、群策群力，运用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努力提高化解群体性矛盾能力

1、强化事前化解工作，提高群体性矛盾事件的预控能力。

（1）加强信息工作，提高事件处置的决策能力。要整合和健全镇、村、企业、公安派出所的信息网络，落实重要信息报告制度，及时发现各种不稳定因素和苗头，科学制定处置工作的思路与措施。要建立经常性的矛盾排查，及时掌握失土农民、拆迁户、移民户、历史遗留问题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思想动态和活动趋势，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掌握各种社会动态，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做好准备。

（2）强化教育疏导，提高化解能力。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靠教育、疏导方法。要通过对话方式，教育多数，孤立少数人，使别有用心的人失去群众基础，难以闹出乱子，及时化解矛盾。镇、村两级干部要敢于面对群众，站在一线处理问题，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意见和要求。

（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制意识。一般说，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往往打着为“大家”、“集体”的幌子，大多数群众盲目跟从，是无辜的。因此，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以主管部门为主，公安机关配合，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同时通过大力弘扬法制，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

2、加强分类指导，提高现场处置能力。

要严格按照“区分性质、把握时机、严格依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注重策略，果断稳妥，及时有效平息事态。对群众合理要求要尽力解决或做好解释工作，以求理解。对不合理的要求，要讲清政策。对插手事件的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果断、适时采取强力措施给予打击，决不手软。在事态平息后，要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答应解决的要迅速兑现承诺，取信于民；暂时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消除误解；对违法人员，要视其情节依法处理，达到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并要高度重视不法分子事后的动向，一有新苗头要及时化解，从根本上消除“还潮”隐患，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3、完善各项制度，提高长效处置能力。

（1）要夯实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机制。首先要落实维护稳定领导责任制。街道范围内要切实落实街道、村、企业、派出所各层领导责任制。坚持以党工委、办事处为主体、村级为辅的处置方法，实行维稳领导责任制，把维护稳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其次，加强村级两委班子团结协调，充分发挥党员、村民代表积极作用。第三，强化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极大的耐心，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村级重大问题进村到户进行宣传，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避免群众误解，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2）健全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机制。以推广落实“枫桥经验”为契机，按照“四先四早”工作要求，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调处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超前联动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及时发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因地制宜地做好疏导化解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

（3）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作用，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矛盾一旦发生，仅靠个别部门的力量去化解往往难以奏效，需要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化解，只有这样，才能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始发阶段，避免事态扩大。

（4）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包片包案处理制度。对本街道、村、企业范围内影响较大，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的重大纠纷，由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实行包干负责，并落实有关部门、单位化解责任，切实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减少和防止反复。

（5）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把街道、村领导干部抓维稳工作的实绩列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的重要依据，与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对因工作不力产生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并对有关领导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