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十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1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

主要著作：《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特征。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要加强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的发生及演化机制，任何矛盾纠纷都是结构关系或互动关系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换言之，社会转型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的推进，调和和消解了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尽管基层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同纠纷的发生都会有具体的诱因，但如果概括起来，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二是个人或组织间的权力（力量）配置的不均衡或失衡；三是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冲突。

对于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而言，纠纷的发生皆因利益的纠葛，即相关主体因利益诉求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分化引发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当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各自利益追求或诉求不断增强时，社会共同体和结合体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也就出现分化和多元的格局。当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发生交汇或交叉时，就会产生利益关系。而当不同利益主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利益行动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也就会产生矛盾纠纷。所以，矛盾纠纷发生的关键在于交互利益关系的冲突。社会系统中均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单方的行动造成利益结构的客观变化，这是引发矛盾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如劳动欠薪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纠纷、借贷纠纷等。二是一些群体成员利益观念的变化导致新的利益诉求或权益主张，从而改变已有利益关系格局，由此也会诱发矛盾纠纷，如劳资矛盾纠纷、环境维权及消费者维权等。

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纠纷中，权力或社会力量配置的不均衡实际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权力或力量的不对称、不平衡，使得交互作用的双方难以维持关系的均衡，由此引发矛盾纠纷。例如干群纠纷、农民工欠薪纠纷、消费纠纷等，这些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此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也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发生行为冲突并由此引发纠纷。那些平常化的纠纷可以说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成因及演化过程都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基本无规律可循。因而，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几乎不太可能。较为理想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对纠纷加以管理和化解。

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成因来看，有些成因与社会转型或改革存在一定联系，而有些原因则并不具有转型性，因为，这些矛盾纠纷都可能会发生。

揭示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与矛盾纠纷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凸显的必然联系，就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社会转型、改革创新持以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诱导人们以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为理由，拒绝结构转型和改革创新。对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加以理性分析和对待，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趋于合理，促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

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离不开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在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通常既反映出居民对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和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因为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略选择也可能是根据社会环境作出的。

根据“纠纷金字塔”理论，人们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即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金字塔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或者说，大多数矛盾纠纷是在基层得以解决的，而选择向上级正义系统申诉、特别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人和纠纷都会逐渐减少。对一个社会来说，在矛盾纠纷总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基层解决的纠纷越多，“纠纷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就会越小。⑧

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经验与纠纷金字塔的理论假设并不十分吻合。在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为选择忍忍算了、双方自行解决、上诉到行政正义系统和诉讼到法律正义系统等几种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纠纷当事人的比例已经较为平均。这说明，现实中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纠纷，而不是集中依靠某一种方式或途径。一般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纠纷会采取容忍或自行协商解决方式予以解决，而经验调查则显示，仅有半数左右的人在处理个人间纠纷时会选择这两种方式；更多的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权力不对等的纠纷当事人，如干群纠纷和环境纠纷的经历者，则倾向于选择权威正义系统（包括行政和法律系统）来解决纠纷问题，由此显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

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二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较为有限；三是居民对权威及权威解决方式的作用的社会建构。随着人们所遇到的纠纷趋于多元化，为了解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纠纷，人们也就要去寻找和选择不同的、适宜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策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与纠纷多元化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在人们选择多种多样方式和策略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显现出权威化或上层化的趋势，这说明目前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化解能力和有效性还是有限的。由于较多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人们不得不选择上诉至更高层的行政和法律正义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特征的形成，与人们对权威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建构有着一定关系。在法制宣传中过于强调法律途径对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功能，以及行政机关对上访者采取的“拿钱摆平”策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矛盾纠纷解决的社会氛围。经验分析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权威来解决纠纷，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将权威视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等同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⑨而是注重由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参与到基层纠纷管理和化解之中。当基层社会生活能提供更多种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和力量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基层解决纠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更多的人能够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找到并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社会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效率才能达到优化程度。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趋势体现在当前的一些上访事件和中，这一趋势特征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民众的权益主张和法制意识在增强，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平常纠纷依靠权威介入的解决机制，不仅对社会秩序构建系统的自身调节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过多的纠纷集中到行政和法律系统后，会导致公共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拥挤，同时也会提高民众解决纠纷问题的成本。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短期内解决纠纷问题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和不均衡的关系。鉴于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的负面社会效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积极预防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化和强化。要缓和纠纷解决的上层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加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发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积极效能；另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氛围，引导民众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法律意识、权威运用与秩序构建

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折射出居民的法律意识或法律性的特征。法律意识的范畴虽然较为广泛，但居民对法律权威的观念及态度是其核心。经验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与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显现出工具主义法律意识更为突出的特征。80%以上的居民赞同无条件服从法律，但与此同时，又有70%以上的人表示只有在法律合理的情况下才遵守法律。这说明居民对法律权威的意识和态度并非一维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建构之中。一方面，多数居民意识到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居民的法制意识并未形成规范内化的特征和趋势，即“法律正当性意识”尚不普及，⑩人们还没有真正将法律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行为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

实证分析还显示，居民的法律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法律的，与现实中矛盾纠纷关系的产生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则对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权威意识的居民，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小；越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的人，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现象表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对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不起促进作用；而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则能提高人们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对权威认同与纠纷及解决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同样揭示了居民的权威认同情况与选择权威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而居民的权威选择意愿与纠纷类型的相互结合则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居民选择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对权威效用的预期，也就是纠纷当事者结合自己所遇到的纠纷类型，选择自己认为对该类型纠纷解决更加有效的权威介入。人们选择法律权威介入纠纷解决，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预计法律权威在解决所遇纠纷中会发挥最有效的工具性作用。

当前，居民工具主义法律意识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之间所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既是基层社会法律性的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反映了法制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目前的法制宣传让民众接受了更多法律工具性的内容，而对促进居民接受法律规范性意识作用不太明显。

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及工具主义的法律使用行为虽是法律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之一。然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不仅可能影响到法制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从经验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对公共秩序构成较大威胁的及集体上访事件中，那些有过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经历的人，参与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纠纷当事者倾向于工具性地使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那么他们都会期望从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收益或“获胜”，然而法律方式特别是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总会有“胜诉”与“败诉”的判决。如果人们不是真正认同法律权威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那么纠纷中的“败诉”一方就会产生新的不满或纠纷。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现实社会中的涉诉上访、涉诉才得以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居民权威认同与权威选择分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居民与权威的关系。对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类似于“基层精英论”、“法律服从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即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建构起来，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权威的服从或遵从，也就是精英和权威对秩序构建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命题，在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建构一种核心权威，并促使广大民众服从与遵从这种权威。那么，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也就是要在社会中构建起以法律为中心的权威。然而，现实经验表明，权威的建构并不等同于秩序的构建，构建起法律权威并不一定意味着构建起法制秩序。由此看来，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社会的法制化，让法律的规范意识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法制的社会化，使法律系统的建设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余论

在当前快速转型期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未呈现出特别严重的迹象。已发的矛盾纠纷虽具多元化特征，但较多矛盾纠纷依然属于平常生活性纠纷。即便是群体性纠纷事件，其中有些冲突也是由偶然的、平常因素所引发的，并未显现出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风险。所以，社会转型、改革创新和新的发展机遇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或凸显，中国社会在推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宜“因噎废食”。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点不需要放在预防或减少矛盾纠纷之上，而需要放在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之上。改革、创新和转型进程会不可避免遇到阻力或利益冲突，只要这一进程是朝着正当的、合理的目标迈进，这些阻力和矛盾会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一些结构性矛盾会越积越深，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会更大。

目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之所以显得突出和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和趋势，较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处理纠纷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在基层化解矛盾，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向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威机关上访和诉讼，也就是不断地寻求权威介入矛盾纠纷的解决。这一现实经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功能依然较低。因此，基层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和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建设。二是已有的法制宣传教育可能还不够全面。目前的宣传偏重于鼓励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对教育和培养公民的法制精神以及按照公正合理原则行事的规范法律意识方面则强调不够，由此对较多居民形成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工具主义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公共权威资源的滥用，同时也可能造成公共权威机关的公信力的降低。

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法制精神真正地广泛深入人心；在矛盾纠纷管理上，针对结构性矛盾要注重从宏观改革和制度创新上调和利益关系，而对平常生活性纠纷则要注重构建立足基层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经验与秩序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0BSH008）

注释

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吴玉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美]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⑥陆益龙：“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Felstiner， W.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631-54.

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2

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力量，组建调处队伍。整合乡、村、村民小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结构合理、布局广泛、代表性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队伍。小编为大家整理相关的如何解决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问题总结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总结一

按照《xx县多元化解宣传周工作方案》文件精神，今年是我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县的关键之年。我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确保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扭住源头预防化解，突出矛盾攻坚破难，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保障全乡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整合资源，构建联动工作体系

(一)整合组织资源。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力量，组建调处队伍。整合乡、村、村民小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结构合理、布局广泛、代表性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队伍。在乡建立大调解领导小组，健全完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暨“大调解”协调中心，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明晰各方责任，完善主动排查发现矛盾纠纷长效机制。

(二)整合人才资源。一是实行人员分类。把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划分为综合性人员(政府机关干部)、专门工作人员(乡大调解中心业务骨干)、联系村人员(驻村干部)、基层干部和群众(村两委、调委会人员)四类。在化解矛盾纠纷时，整合这四类人才资源，明确涉及区域的1-2名人员牵头，其余人员协同配合。二是选配专业人员。打破身份界限，选配有特长的人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发挥调解人员的专业特长。将综治办、司法所、国土所等站所负责人纳入其中，既实现了人岗相宜，又实现了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的有机整合，使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变政府部门“单兵作战”为专业力量与群众工作队伍的“协同作战”。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作用，强化调解工作的依法性，增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协同性。

(三)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代表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参与作用，吸收各类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在当地德高望重、人缘关系好、善于做群众工作、乐于参与基层治理的调解志愿者为工作组骨干成员，形成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干群结合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预警，完善分析研判机制

(一)建立排查发现机制。一是建立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工作机制。明确信息联络员和责任领导，通过群众与联络员的对接、联络员与责任领导的对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基层政权组织为基础，以调解组织为龙头，以基层干部为骨干，以群众队伍为依托的信息网络，使信息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从而及时有效收集掌控、研判预警各类矛盾纠纷。二是建立信息动态监控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息网络作用，加强对社会面、重点人员、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等矛盾纠纷的排查监控，动态监控矛盾纠纷信息，提升动态掌控和及时有效化解处置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健全矛盾纠纷综合研判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让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参与，定期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常态研判工作机制。xx乡每月一次、下辖各村每周一次定期研判各类矛盾纠纷，全面收集、汇总、梳理各类矛盾纠纷动态信息，准确掌握客观情况，分析研判趋势动向，提出有预见性、指导性、实效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意见。

三、强化保障，形成联动化解格局

(一)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突发性矛盾纠纷，同级调处组织人员要在15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调处化解等工作，并及时报告相关领导。在调处化解工作中，做到人员集结迅速到位、问题症结分析准确、事件动态及时掌握，形成“快速反应、协调联动”的工作模式。

(二)建立联动调解机制。一是协调联动，形成合力。乡调委会与各村调委会密切配合、协调沟通，联动发力、共同出击，集中力量调处各类矛盾纠纷。二是依法处理，规范调解。坚守依法调解底线，进一步规范调解流程、调解台账和调解协议。对法律明确不能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愿调解的纠纷，积极引导其走其他合法渠道解决，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摒弃“摆平就是水平”的错误认识和做法，防止出现违法乱调和随意“滥调”、“空调”行为。三是以人为本、疏导为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化解工作的全过程，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沉下身子，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法表达诉求，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四、压实责任，严格考核奖惩强化“目标责任”意识，实行“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目标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凡因履职不到位，重大矛盾隐患未能及时发现或者发现后未按规定及时报送情况、未能及时开展调处工作从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者“民转刑”重特大命案等严重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总结二

xx市司法局作为省司法厅确定的司法行政改革示范点，积极推进调解工作实战化实效化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努力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有序有效衔接，从源头上遏制基层信访问题和恶性“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出台规范性文件

xx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依法健全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实施意见》。市司法局印发了《关于开展乡村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建设改革示范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推进目标、任务、措施和步骤。去年11月13日，召开全市开展乡村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建设示范点工作部署会，对示范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今年9月18日，召开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会议”，总结健全完善乡村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进乡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

抓好专职调解员队伍

从解决有人干事、能干事入手，不断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徐水区由乡镇(办)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额推荐、乡镇党委把关，公安、纪检、司法局共同审核确定，为每个乡镇(办)配备2-3名，区调解中心配备5名专职调解员，共选任47名专职调解员。高碑店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录33名专职人民调解岗位社工，纳入2019年劳务派遣招录计划，其中，高碑店市级综合调解中心配备5名，每个镇(办事处)司法所各配备2名，采取集中授课、实地观摩等形式，对新招录人员进行为期8天的岗前集中培训，目前33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已全部到位。其他县(市、区)按照工作部署，因地制宜，积极推进专职调解员选聘工作。

打造县、乡联合调解中心

建立统一指挥协调机构，是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真正实现矛盾纠纷发现早、解决好、不上交的根本保障。高碑店、唐县、望都等县(市、区)先试先行，积极推动县、乡联合调解中心建设。高碑店市联合调解中心成立帮大哥调解室，选聘20名模范人民调解员为骨干力量，形成上下贯通、统一指挥的“帮大哥、帮大姐”团队，直接参与重大民事纠纷化解。同时，建立5个镇级联合调解中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整合综治中心、派出所、法庭、信访、司法所和公证、法律顾问力量，开展面对面、一站式的咨询和服务。目前，全市共建成乡镇联合调解中心26个，年底前将建成54个。

联合调解规范运行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3

一、调解法治化及其功能

（一）调解法治化释义

所谓调解法治化，是指调解主体、调解手段、调解依据、调解结果、调解目标等要素的法治化。具体而言，调解主体法治化，是指从事或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或较高的法律素养；调解手段法治化，是指调解的方法与技巧等具有法律特性，而非单纯的道德说服教育；调解依据法治化，是指调解的依据是法律或者说法律在调解依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非只是情与理或者虽然有法，但情与理占据首要地位，法只起次要作用；调解结果法治化，是指调解的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甚至可以由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强制执行。调解目标法治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当事人而言，调解并不以解决当下矛盾纠纷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在调解的过程中向当事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通过调解让当事人知晓法律的含义和权威性，当其再次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能有意识地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二是对法治化发展而言，由于调解具有自愿性，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对法律的适用、对法律漏洞的处理等，通常会从自己利益最大化角度做出选择。这种具有共性的选择，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调解法治化的功能

调解法治化的功能与调解的功能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调解法治化的功能是从调解功能中衍生出来的。具体而言，调解法治化主要具有以下三大功能：

⒈解决纠纷的功能。调解法治化是调解要素的法治化，其前提和基础是调解。在走向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调解最基础的功能是什么呢？日本著名法学家棚濑孝雄认为，“在社会法制化进程的背景下明显表现出来，而且从审判的角度看属非典型的大量纠纷，由于要求简易和灵活反映实际状况的解决，就使调解必然地作为能够回答这种要求的有效方式而引人注目。”[1]因而，解决纠纷是调解的最基本功能，也是调解法治化最基本的功能。

⒉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调解除了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外，还具有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对此，中外知名学者有共同的认识。如美国学者陆思礼认为，调解的功能之一当然是解决纠纷，但除了解决纠纷，调解还具有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2]国内调解研究专家范愉认为，“‘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3]因为调解具有此功能，所以调解法治化亦具有此功能。

⒊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调解除了具有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外，还具有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著名法学家季卫东认为，“调解不仅仅作为单纯的解纷手段，同时还是一种使国家法律得以实现的制度。”“调解在发挥解决纠纷这一外在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促进法律发展的潜在作用。”[4]对此，国内许多学者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5]调解具有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调解法治化当然也就具有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

二、“枫桥经验”与调解法治化：以诸暨市三大

专业调解委员会的实践为研究对象

“枫桥经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枫桥经验”是指原诸暨县枫桥区（现在的诸暨市枫桥镇）所积累的“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广义的“枫桥经验”是指随着时代的变迁，“枫桥经验”出于枫桥而又不限于枫桥，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6]本文对“枫桥经验”中的调解法治化实践研究着眼于广义的“枫桥经验”。具体而言，选取诸暨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诸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诸暨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三个专业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调解法治化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取这三个专业调委会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调解法治化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一）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概况

⒈诸暨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2008年10月，诸暨市司法局成立了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联调委），创设了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优势互补的大调解工作平台。联调委接受司法局、法院的管理和业务指导，由司法局聘请专职人民调解员开展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市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内，主要调解婚姻家庭、财产、生产经营、侵权等类型的矛盾纠纷。现由4名具有调解工作经验、法律知识丰富的人民调解员组成，设两个调解室，配备电脑、复印机、电话机等办公设备，人员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拨付。

2010年7月，在枫桥、牌头、湄池、草塔、璜山五个区域设立市联调委调解中心，办公地点设在相应区域人民法庭，每个中心由司法局聘请2名人民调解员，以社会阅历、法律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或司法所长为主组成。

自2008年联调委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民事、经济纠纷等案件3662起，成功办结2729起，涉案金额为20248.2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74.5%，自动履行率达到90%以上。2011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赵洪祝视察了市联调会，对其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到市联调委枫桥调解中心调研，对其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⒉诸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8年10月，诸暨市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处新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用调解的方式化解医疗纠纷，其特点是中立、公平、公正，关键是有公信力。诸暨市政府明确规定由司法部门组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并负责其日常运行，每年 提供专项经费30万元，配备一辆工作用车，以确保调委会的中立性。诸暨市医调委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具有医学、法学专业知识的专职调解员4人；二是聘请24名兼职调解员，成员均为各个乡镇街道调委会或综治中心负责人；三是医学和法律专家队伍，聘请市内外医学专家30名和法律专家23名。

据统计，医调委自2008年12月成立以来，共受理医疗纠纷1030件，成功调解1013件，调解成功率达98.3%，赔偿总金额达2121万元。自医调委成立以来，没有一起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到市政府上访。2010年诸暨市医调委被司法部命名为“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医调委主任斯友全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

⒊诸暨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7月，诸暨市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交调委），并在市区设立了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中心。公安、司法、法院、保险、发改等五个部门进驻中心，根据各自职责开展道路交通事故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审理判决、保险理赔、车损定损及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形成了“同进一个门，解决所有问题”的“一站式”服务新格局。中心现有工作人员38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3名，人民调解员15名。中心以快速、高效、便民为出发点，实行道路交通事故受理、调解、物品估价、保险“一站式”完成；提供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一条龙”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交调委还在大唐、店口、山下湖等8个基层中队设立了乡镇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有人民调解员12名，负责调解辖区内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方便当事人就近进行交通事故调解。

诸暨市交调委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受理交通事故纠纷9767件，调处9508件，调处成功9195件，调处成功率达96.7%。经交调委调解处理的交通事故纠纷没有发生一例上访事件。

（二）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调解法治化的实践

⒈调解主体法治化。诸暨市联调委的调解主体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退休法官，一类是退休司法所长。退休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律素养，能保证案件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调解，能保证涉法性很强的疑难案件得到顺利调解。这是调解主体法治化的重要表现。在诸暨市医调委中，专职调解员是兼有医学、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员。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的斯友全主任既是医学专家也是法学专家。除此之外，医调委还另外聘请了23名法律专家，保证了调解主体的法治化。诸暨市交调委涉及公安、司法、法院、保险、发改等五个部门，这五个部门的调解人均是各自领域解决交通事故纠纷的法律专家，其调解主体法治化倾向更为明显。

⒉调解手段法治化。为充分发挥调解的法治指导作用，让人民调解切合法治精神，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与诸暨市人民法院开通的“陈法官指导调解QQ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一旦当事人或调解员对调解案件的事实定性、法律适用有疑问或者当事人想了解法院对自己调解案件的意见时，都可开通“陈法官指导调解QQ群”，通过语音、视频，“面对面”地得到法官对具体案件的指导。

这里的“陈法官指导调解QQ群”是指由诸暨市人民法院资深法官陈建丽带领立案大厅轮流值班的年轻法官于2013年3月底建立的一个指导调解的QQ群，他们通过语音、视频“面对面”地对各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各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一些重点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进行具体指导。“陈法官指导调解QQ群”开通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都对其事迹进行了报道。

⒊调解依据法治化。传统的纠纷调解依据是“情、理、法”，“情与理”排在“法”的前面；而在现代调解中，“法”排在了“情与理”的前面，“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有案件必须在依法的前提下、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调解。有些涉法性很强的案件如劳资纠纷、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债务纠纷等，其调解依据必须是“法”排在“情与理”的前面。这在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诸暨市联调委与人民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制定了《调解劝导书》，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案件。医调委坚持依法调解，有效地避免了“同案不同赔”事例的发生。如在楼某与诸暨一医院的医患纠纷案件处理中，楼某索定40万元的伤残赔偿，医院为“摆平”此事，超标准答应给予37万元的赔偿，到调委会签署调解协议时，医调委主任斯友全认为“非法治”不予签署，先后做了10余次工作，又让楼某去法院了解伤残赔偿标准，“看看我建议的数额是否合法”。最终，双方签订了27万元的赔偿协议。交调委人民调解员运用专业法律知识把法律法规、赔偿等问题讲明、讲透，增强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使交通事故纠纷当事人各方心服口服，减少了可能的诉讼、上访或因当事人情绪过激导致刑事案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某些极端行为，降低了交通事故纠纷的对抗性，有利于将纠纷处置在一线，化解在基层，彰显了人民调解“社会矛盾减压器”、“社会关系润滑剂”的作用。总之，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坚持依法调解，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治为标杆，杜绝了调解“和稀泥”、“一团和气”、“调而不解”等现象。

⒋调解结果法治化。为了使调解结果得到有效执行，增强其权威性，诸暨市三大调委会对一些特殊案件如重大案件、疑难案件、需要分期付款案件等，普遍采用将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定的方式。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 该法出台前，联调委也有将重大案件的人民调解协议转化成法院的民事调解协议的做法。

为方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诸暨市人民法院还专门设立了审判简易案件的第九审判庭，只要有需要，法庭法官可以到联调委、医调委办公室进行司法确认，也可由当事人到第九审判庭进行司法确认。 此外，在市交调中心，有诸暨市法院的派出法庭，交调委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也可以在该法庭得到司法确认。

⒌调解目标法治化。相对于调解主体、调解手段、调解依据、调解结果的法治化而言，调解目标法治化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这不能否定在调解过程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调解目标法治化的追求，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的情形正是如此。在联调委中，调委会受理的是准备向法院起诉、在法院的调解劝导下最后同意联调委进行调解的案件。如果该类案件没有调解成功，最终还会回到法院起诉。这个过程就是让当事人通过亲身经历知晓法律的含义和权威性的过程，也是实现调解目标法治化的过程。在医调委中，调委会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同案同赔”，其目的在于如果当事人再次遇到同类医疗纠纷时，能够主动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而不再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想法。在交调委中，调委会不以解决当下纠纷为最终目标，而是在调解的过程中向当事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纠纷当事人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这正是调解目标法治化的体现。

三、“枫桥经验”给我国转型期推进

调解法治化带来的启示

从“枫桥经验”调解法治化实践中可以看出，实现调解法治化，主要应从调解主体法治化、调解手段法治化、调解依据法治化、调解结果法治化、调解目标法治化等方面入手。“枫桥经验”的调解法治化实践对我国转型期推进调解法治化工作有如下启示：

（一）推进调解法治化，要提高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高以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从“枫桥经验”调解法治化的实践可以看出，推进调解法治化，就要提高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1.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公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是我国转型期化解矛盾纠纷的重心，也是维稳的中心。而法治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对公众权利的保障。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就是要将单纯的维稳思维转向维权思维。这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法律为准绳，约束公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保障公众的权利。

2.正确处理调解与法律的关系。一方面，在调解法治化中，调解与法律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调解中运用技巧与方法、运用情与理，能够使当事人自觉地接受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在依法的前提下调解或运用法律依据进行调解，能够使调解具有权威性，有利于当事人自觉接受调解结果，自愿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二）推进调解法治化，要以社会实践需要为中心

从“枫桥经验”调解法治化的实践可以看出，调解法治化是社会实践的切实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上的一些机制性、体制性矛盾凸显， 而公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单纯地运用传统的调解方式已不能很好地解决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化的方式既能够满足解决纠纷的需求，又能够满足公众民主法治意识增强的需求，还能够满足我国法治发展的长远需求。

当然，对于调解法治化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领域、不同矛盾纠纷对调解法治化的需求不同。对于传统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要以情理为主进行调解；而对劳资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则非法治化不能调解成功。因此，推进调解法治化，要以矛盾纠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需要为中心。

（三）推进调解法治化，领导要高度重视

从“枫桥经验”调解法治化的实践可以看出，在转型期推进调解法治化，不能靠民间自发要求，自发形成，而是要求领导高度重视。诸暨市三大专业调委会的调解法治化就是在诸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快速推进的。

诸暨市委提出关于建设“平安诸暨”的总体要求，市委办出台了《关于建立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衔接联动机制的工作意见》，在此基础上，2008年10月诸暨市成立了联调委；诸暨市政府以市长令的形式出台了《诸暨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暂行办法》，与此同时，诸暨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诸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意见》，在此基础上，2008年10月诸暨市成立了医调委；2012年7月8日，诸暨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中心开始试运行，为了更好地化解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诸暨市政府出台了诸政办发[2012]156号文件，对诸暨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的机构设置、职责分解、内设办公室的功能、工作流程、工作保障等予以明确。同时，市委、市政府规定，专业调委会在业务上由司法局主管，所有办公经费、聘请人员工资、奖金都由市财政拨付。

由此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中国推进调解法治化，领导的高度重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四）推进调解法治化，要整合社会各种资源

从“枫桥经验”调解法治化的实践可以看出，推进调解法治化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如诸暨市联调委的调解法治化资源整合就是法院系统与司法行政系统的结合，就是退休法官与退休司法所长的结合；医调委的调解法治化资源整合则是医药行政系统与司法行政系统的结合，是医学专家与法学专家的结合；交调委的调解法治化则整合了公安、司法、法院、保险、发改等五个部门的资源，是这五个部门工作人员的结合。

由此可以看出，推进调解法治化，不能由司法行政系统一个部门推进，也不能由法院系统一个部门推进，而是要根据调解对象的不同，整合不同的部门和资源。

【参考文献】

[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49.

[2]（美）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A].许旭译.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C].中国法制 出版社，2005.

[3]范愉.调解的重构（上）——以法院调解的改革为重点[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02）：115.

[4]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A].易平译.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4

加强人民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多年来，人民调解制度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亟待我们去深入思考和仔细探究。最近，我们深入各县（市、区）及部分乡镇就全市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和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排查在前，防范在先，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较好地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民调解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遵循“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大力开展“调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和“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和预防减少了大量民间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各种纠纷一万余件，成功率在98%以上。据统计,20xx年一季度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3起,调处成功1833起,成功率达98.9%。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械斗33起，涉及670人；避免群体上访22起，涉及224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8件。20xx年1月，苏仙区白露塘镇观山洞村两个组的村民为争鑫源矿业运输权发生纠纷，将运矿车停在矿口主要运输道路上，使矿方采矿运输工作停滞，同时致使矿业工人无工可做而与当地村民又发生冲突，双方手持铁棒对峙，群体械斗一触即发。镇里接报后，立即组织司法所、综治办和派出所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一方面做好双方的疏导工作，避免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和矿方代表协商调处。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处，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械斗的发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环境。20xx年3月，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一妇女邹某在嘉禾县城关镇一房东李某家突然死亡，几十名死者亲属情绪非常激动与房东李某发生争执，并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报案，要求追究李某责任，并扬言如果处理不好就扣押嘉禾来住蓝山的车辆。司法所的同志意识到情况紧急，迅速将情况上报镇里和县司法局。镇里立组织纠纷协调处理小组奔赴现场维护秩序并深入调查情况，同时通知法医验尸确定死因，并联系蓝山县新墟镇干部一起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共同处理。经法医鉴定，邹某属正常死亡。调查中发现，邹某与李某同居生活了两年。事实清楚后，城关司法所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跨市、县的突发性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由于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民间纠纷发生率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统计数字表明， 20xx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种矛盾纠纷14830起，20xx年为11350起，20xx年为8992起，20xx年比20xx年下降了23.5%，20xx年比20xx年下降了20.8%。人民调解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基层，大大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斗殴事件，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我市的人民调解经验在20xx年4月9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二）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建设逐步健全。目前全市建立了县、乡、村、组、联户五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661个。其中县（市、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11个，乡镇（街道）调委会257个，村民调委会2974个，社区调委会207个，厂矿、企业及各类专门调委会212个；有人民调解员1.3万人，义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3.8万人，并在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调解庭（室）。各乡镇成立了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国土所、林业站和水管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委员会，构筑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遍布城乡、厂矿企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实现“六统一”（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统一）和“五有”（有标识牌、有办公场所、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帐。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持证上岗、纠纷登记、统计、文书档案管理等十多项管理制度；实 行纠纷情报信息月报制、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跨地域联谊联调制度、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等制度；加强了联络互访机制、矛盾纠纷预防机制、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工作督办机制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管理有章程，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提升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三）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逐步拓展。为了有效整合和强化化调解职能，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均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北湖区成立了三调解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具体履行牵头、协调、督办、考核、问责等10项工作职责，并配备流动调解车一台，设立“流动调解庭”，建立了由“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五个一”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将人民调解贯穿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各个阶段，明确了与行政调解对接工作范围。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由办公室指派相关成员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流动调解庭”，赶赴纠纷现场进行集中调解。资兴市对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民间纠纷和简易经济纠纷起诉到法院的，由法院妥善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资兴、北湖还积极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人到调解室值班，配合派出所现场调解纠纷或受理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民事纠纷，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资兴、北湖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临武县在交警大队设立调解室，有效调处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汝城县分别在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设立了司法调解协调中心、治安调解协调中心和人民调解协调中心。安仁、桂阳、苏仙、嘉禾等司法局通过“三调联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功化解了多起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20xx年1月，同新建材市场一门面的产业主曹某一纸诉状将租赁其门面的江某告上法庭。在此之前，双方因门面归还时间产生分岐发生打斗，都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双方积怨较深。北湖区三调联动工作办公室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介入调处，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消除了当事人的积怨。据统计，北湖区自流动调解庭成立以来，共组织和参与调处重大矛盾纠纷79起，调处成功77起，其中成功调处跨区县边界纠纷36起。

二、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涉法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类型多，矛盾纠纷主体呈多元化。过去调解矛盾纠纷集中在婚姻家庭、宅基地、邻里、债务等方面，诱因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调处，一般都能化解平息，对社会危害不大，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与当地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有关，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矿产资源、企业改制、村务管理、土地承包、职工下岗、军转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从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过去以单一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居多，现在矛盾纠纷的主体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涉及到政府部门。

（二）突发性纠纷增多，易发群体性纠纷。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发生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有关，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纠纷等。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给对方施加压力，或借助媒体将矛盾纠纷社会化、公开化，使矛盾纠纷更为复杂。有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甚至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动辄越级上访、甚至到当地政府“闹事”，试图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求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利益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20xx年度为19.7%，20xx年度为21.5%，20xx年一季度达到了28.3%。

（三）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提高，无理取闹或无原则纠缠的现象减少了。现在，矛盾纠纷主要趋向是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的内容由简单趋向复杂。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群体性纠纷往往与少数人行为偏激违法纠缠在一起，在有关部门处理之后，由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祟、唆使，导致纷争再起。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以上特点说明，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调解工作的内容增多，涉及面更广，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县（市、区）和部分乡镇的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职能的发挥。

（一）一些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一是有的基层领导认为人民调解“职能软”，可有可无，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未能把人民调解工作提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治理，轻防范，从而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二是对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少，致使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不相符合；三是一些地方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配合不到位。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要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和参与时，存在着回避的现象，调解人员孤军作战，无法处理涉及面广的复杂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缺乏必要的保障。一是组织保障不到位。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涉及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之争，甚至涉及到一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时，一些基层组织的硬性干预，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质。二是经费保障不到位。有些乡镇（街道）没有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或虽列入预算却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村居（社区）调委会的经费更是没处落实。这样既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妥善解决，也不利于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村，调解主任有一定的工资性补助，但经济较差的村，调解主任连工资性补助都不能很好地落实，更不能保障其为调处纠纷而支出的费用。

（三）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有待提高。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人民调解协议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后，调解的程序、文书等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及调解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技能与新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一些地方在产生人民调解员时，只注重个人的品德和威望，忽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造成队伍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调解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特别是村、居（社区）调解员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二是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大，大多数调解员，特别是村（社区）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没有经过较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专业知识欠缺，在工作中难以做到依法调解。三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的年轻调解员因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面对一些较疑难的矛盾纠纷，无从下手，从而影响了矛盾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不高。目前，我市各级调解组织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很欠缺。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文书不齐，调解协议书表述不清，要件遗漏，装订不规范等问题大量存在。有些村的调委会主任虽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威望，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下，法律知识贫乏，很难达到依法调解的要求，且无法独立制作规范的调解文书，从而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效力的发挥。此外，村、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普遍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的情况，还有些村的调委会组织涣散，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村级调解组织应有的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和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中充分发挥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各级党政领导在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矛盾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的同时，要认识到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强化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各级领导要亲自出面协调处理，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酿成群体性事件或刑事案件。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人民调解的性质、意义、作用和独特优势，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使调解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

（二）大力推行“三调联动”，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新形势下，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很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政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调解经常出现力不能及、工作协调衔接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积极整合调解资源，实行矛盾纠纷归口管理、综合协调、统一调度，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有利于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和功能，及时有效化解涉及面广、成因复杂的重大矛盾纠纷。全面推行北湖区“流动调解庭”的成功经验和“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的“五个一”做法，尽快形成“党政牵头、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要在“调防结合”上下功夫。人民调解一方面要积极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到哪里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及时地去化解这些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增强对民间纠纷发生的预测、控制能力，加大预防工作的力度。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及时发现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防止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优势，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处理矛盾、防范激化提供及时的信息。同时，要把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调解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的过程。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5

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长效管理，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构筑“大调解”格局，经区委研究决定，成立区、街两级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共受理纠纷92起，直接调解24起，成效非常明显，化解了大量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维护稳定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一、“大调解”机制运转良好（一）、领导重视,短时间内高效规范组建调处中心四月下旬区委贺南南副书记组织政法委、综治办、司法局、局、六个街道的综治主任、司法所长等同志到南通参观学习，书记办公会专题研究“大调解”运作方案，并提出尽快筹建区、街两级调处中心要求后，区、街主要领导就把筹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街道工委、综治办都非常重视，多次召开工委会，研究如何抓落实，克服人员少、办公用房紧张等困难、落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组成人员、办公用房。五月份在宝塔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先行试点基础上，六月上、中旬区及各街道调处服务中心先后正式挂牌成立，标志我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立。（二）、以打造街道平台为重点，构建区街两级工作机制区领导多次召集政法委、司法局、局领导研究建立全区“大调解”机制，起草下发了建立区街两级大调解机制的文件。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按高标准、高起点进行筹建。一是有两级领导机构。成立下关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及分管区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综治办、司法局、局及各街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6个街道都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工委书记任组长，综治办主任、所在地派出所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街道各科室负责人。二是有两级工作机构。区、街道都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各街道综治办主任担任调处中心主任，司法所长担任副主任并负责日常工作。街道、综治、司法、公安各派一人参与中心日常工作，。三是有固定办公场所和经费保障。区、街中心先期投入资金计14万元，其中区调处中心投入资金3万元，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5万元，其他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1万元以上，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都达到三室，有的达到五室，宝塔桥街道调处服务中心落实150平方米办公用房，各调处中心有5-9名人员参加调解工作（三）、建章立制，明确各调处中心及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区、街调处中心实行三项职权三个结合六项机制十六项制度的工作模式：明确两级中心具有“三项职权”即：1、矛盾纠纷调处分配权，2、矛盾纠纷调处督办权，3、“一票否决”建议权。强化矛盾纠纷高效率调处的“三个结合”即：1、直接调处与分流调处相结合，2、归口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3、属地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完善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的“六项机制”即：1、分级调处机制，2、联动调解机制，3、配套调解机制，4、定期排查机制，5、岗位培训机制，6、专家咨询机制。建立保障调处工作运转的十六项制度，区、街调处服务中心制定各项工作制度即：1、值班接待、社会矛盾纠纷受理登记制度，2、社会矛盾纠纷移送和归口管理制度，3、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4、矛盾纠纷调处规则，5、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等。（四）、统一管理，规范运作程序区、街调处中心按区司法局规定的内容和形式，对接待室、调解室、办公室、谈心室、听证室统一布置，主要的内容包括：调处中心工作职责、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的义务、调解程序、矛盾纠纷流程图、来访者须知等制作展板、公示上墙；司法局统一印制《案件受理登记簿》、《调处通知书》、《矛盾纠纷调处登记簿》、《矛盾纠纷分流通知书》等七本台帐，供区、街调处中心统一使用。区调处中心坚持区领导接待日制度，区主要领导张书记、贺书记都亲自参加接待群众来访，赵区长因到市里开会还安排其他领导来中心值班，使一些矛盾纠纷能及时解决。幕府山街道聘用一个有法律大专文凭具有一定调解工作经验同志参与中心接待工作。（五）、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成效明显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46批次340人，统一受理纠纷41起，分流纠纷36起，中心调解5起，督办纠纷4起；6个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66批次245人，统一受理纠纷51起，分流纠纷32起，中心调解19起。宝塔桥街道一低保户沈宜华，1999年3月住房由下关区房产公司 拆迁，并协议一年后安置在象山小区，20__年协议到期时，安置到燕江园小区，沈认为房产部门违反协议，且重新安置的又是旧小区房子，坚决不接受；拆迁五年来沈一直与区房产部门交涉无果，近期准备赴京上访请愿。街道调处中心及时介入，一方面会同社区干部三番五次地耐心地做沈的工作，给予情绪稳定；另一方面积极地与区房产部门及区局沟通联系，并且拿出解决矛盾的建议，六月上旬沈家安置在燕江园小区，并由区房产部门给沈一定的经济补偿，该矛盾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沈夫妇二人专门订做了一面“排忧解难热心为民”的锦旗和500元现金送给街道调处中心同志（现金被退回）。二、两级中心运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方面认识有待提高。一些职能部门人员认为调解、维护稳定就是调处中心、司法所的事，有纠纷就向调处中心推，没有认识到调处中心与职能部门在大调解中的联动关系，部门责任应加强，行政调解不应弱化。二是街道专职调解人员不足。街道调解中心主要靠综治办、司法所人员，而综治办、司法所只有3—4人，压力大，他们还要承担司法、政法、610、综治、等工作，人员少、兼职多。民警没有参加街道调处中心值班，需要民警参加调解就电话通知，原因是派出所治安民警来值班就要把治安纠纷、110接警纠纷带到中心来调解，这样工作量更大，而这些纠纷在中心调解也没有力度。三是调解技能有待提高。“大调解”是新事物，目前熟悉法律掌握调解技巧的人还比较缺乏。有些基层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技巧、程序掌握还不够熟练，造成有些简易的纠纷当事人对其没有信心，中心受理后不同意分流到其他单位部门或调委会，只认准中心。三、完善“大调解”机制应采取的对策（一）、提高认识，加大“大调解”机制完善的力度要加强对新时期“大调解”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认识，许多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可能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要强化分级管辖，强化联动协作，强化系统配套，强化协调督办，完善“排查疏理及时、调处责任明确、预警处理灵敏、应急处置快速、协调督办有力”等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要充分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做好大调解各项工作。（二）、扩大宣传，把方便群众的好事办好调处中心的宗旨就是要让群众享受就便统一受理化解矛盾的好处。调处中心成立时间短，许多居民对调处中心还不了解，有纠纷还是到相关的部门、单位吵闹，不知道如何解决，要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调处中心影响，一是向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一样发放矛盾纠纷调解服务指南，二是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调处中心作用、任务，三是宣传调解成功的典型纠纷，使当事人信任调处中心，四是积极参与调处所在区域内的重大纠纷扩大影响。让群众了解如何就近、便捷，让群众参与“大调解”，提高“大调解”运作的效能，把为民的好事办好。（三）准确定位，重点打造街道调处平台不动摇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运行二个月来，6个街道调处中心接待受理总数不多，区调处中心接待量很大，因此要按照区关于建设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要求，发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作用，要发挥街道调处中心人员素质高，协调能力强，便于处理疑难复杂矛盾纠纷问题，贴近社区、贴近居民，便于当事人来访，便于中心调查取证的优势，使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水平、上台阶。要像幕府山街道要求调处中心做到：小纠纷不出社区（企业），大纠纷不出街道，重大纠纷请区中心来人帮助解决。这样才能方便群众，减少群众麻烦，让人民满意。（四）、严格责任，发挥分级管理作用建立纵向到底的区、街、社区、调解小组，横向到边的政法单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调解信息网络，在协调处理各类矛盾过程中，各部门、单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确保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协调、早解决。努力形成“社区民间纠纷在社区，企业内部民间纠纷在企业，跨社区（企业）民间纠纷在街道，治安纠纷在公安派出所，行政管理纠纷在主管部门，较大纠纷在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重大疑难纠纷区统一协调”的分级管辖、综合协调的“大调解”格局。（五）、加强培训，提高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调解水平要上台阶，调解员的素质是关键，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培等形式提高调解员水平，区司法局购买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制作的《人民调解程序》教学光盘，下发到各街道调处中心，区司法局统一制定培训计划，区、街中心成员由区集中培训，社区、企业调解员由于人员多，由街道组织、区派人授课。每个月初定期召开区、街中心工作人员会议，通报上月的情况、分析调解成功纠纷经验，找出调解未能达协议纠纷的不足，会诊疑难纠纷，讨论近期共性的热点矛盾纠纷。（六）落实专人，提高“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效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增加专职人员，都是兼职人员不利于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力争落实编制和人员。在大学生招聘、军队转业干部分配人员时要优先考虑到调处中心，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如电脑联网、配备打印机、传真机等提高工作效率的办公用品，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中心正常工作需要。XX区司法局基层科：XX二0__年八月六日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6

八月流霞，十里荷香。今天，全省基层工作现场会在我区隆重召开，这既是对我区工作者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我区基层工作的关怀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区委、**区人民政府对各位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区是九江的中心城区，辖区面积26平方公里，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66个社区、8个村委会，常住人口27万。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给基层和综治维稳工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此，我们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了“三级网络、四大机制、五项措施”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模式，形成了“党政联手、条块联合、上下联接、整体联动”的大调处、大格局，走出了一条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城区的维稳工作新路子。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做法

（一）构建“三级网络”，形成条块联动的组织体系

按照“党政统一领导、综治合一、行政资源整合、工作重心下移”的要求，我们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领导体系。在区级设立“**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在街道设立“街道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分中心”，在社区设立“社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委员会”。区“中心”主任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和局长担任；街道“分中心”主任由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社区“调委会”主任由社区主任担任；各级调处机构组成人员分别从、综治、公安、司法等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成。明确区、街、社区三级组织的职能任务，规范区直、综治等主要职能部门及组织人事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做到上下一个音，全区一盘棋，相互衔接，环环紧扣，合力推进，整体提升，构建起“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条块联动，齐抓共管”的大调处、大格局。

（二）创新“四大机制”，建立高效运转的操作流程

一是建立关口前移的预防机制，做到“未雨绸缪”。坚持科学决策，实行重大决策专家论证制、群众评议制和失策责任追究制，做到群众不满意的政策坚决不出台，减少因决策失误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加强文明创建，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五五普法”及“争做文明人、创建文明城”等创建活动，提升**人的道德文明素质和**城的和谐文明程度；开通“民声通道”，充分发挥“书记民声专线”、“区长群众信箱”、“干部民情日记”、“社区服务热线”、“群众遗留问题销号栏”、“政法910”等信息载体作用，做到潜在问题早发现、矛盾纠纷早知情、安全隐患早预防。二是建立规范长效的排查机制，做到“疏而不漏”。区调处中心坚持每半月排查一次，街道调处分中心和区直主要职能部门坚持每周排查一次，社区(村)调委会坚持每日排查一次。实行重点人员“逐个排查”、重点时期“拉网排查”、重点地段“反复排查”、重点事件“专项排查”，切实做到不留盲点、不留死角，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三是建立各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做到“条专块统”。按照“属地管理、条专块统”的原则，强化属地管理，落实部门责任，形成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涉法性重大社会矛盾纠纷，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合；对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坚持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参与单位联调；对跨地区、全局性复杂社会矛盾纠纷，坚持区属调解、区间调解、区域调解联动，切实增强协调作战、联合调处的能力。四是建立快速反应的处置机制，做到“人回事结”。按照“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处置原则，对越级访、集体访、异常访等突发事件，切实做到信息人员第一时间报告情况，局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中心主任第一时间拿出方案，责任单位第一时间疏导转移，调处机构第一时间向上反馈，做到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快速控制事态发展。

（三）推进“五项措施”，提供坚强有力的工作保障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区调处中心有人员调配权，定期调配区直单位分管领导到中心轮流跟班体验，分批选调优秀年轻后备干部参加街道分中心工作，安排大中专毕业生到社区调委会实习锻炼。加大硬件投入，改善条件，优化工作环境，切实做到“有址办事、有人干事、有钱做事、有权管事、有章理事”。二是强化信息保障。在社区建立信息登记制度，将调处案例逐一录入加密网络，在分中心建立分类管理台帐，将案例梳理汇总上报，在中心建立调处信息数据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研发**区矛盾调处专用信息系统，综合分析、全面监控、及时处置收集整理网络信息，区党政主要领导、调处中心主任轻点鼠标即可全面掌握调处动态，形成了高效快捷、安全畅通的“信息绿色通道”。三是强化共建保障。积极动员各级组织和各界人士参与调处工作，建立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联席会，综合分析社会矛盾产生的趋势、范围、重点，建立健全调处共建责任制、双向联络工作制、维稳目标考评制，落实街道社区“统管”、职能部门“联管”、驻区单位“协管”、调处中心“专管”责任，用综合治理的方法来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强化督查保障。成立专项督查组，坚持综合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定期督查与突击督查相结合，限时督查与跟踪督查相结合，采取《书记督办卡》、《区长分析会》、《协查整改令》、《调处专报表》等形式，推动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五是强化奖惩保障。将处理或参与处理矛盾纠纷工作情况记录在案，作为部门评先、领导评优和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对工作得力、成效显著的给予物质奖励，并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履行职责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二、初步成效

（一）健全了网络，形成了整体合力

通过建立三级调处网络，推行四大调处机制，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行政资源，形成了工作合力，提高了调处效果，一改过去那种“包袱你推我推，责任你挡我挡，问题你踢我踢”现象，形成了“思想同心，行动同步，措施同抓，责任同担，目标同向”的整体合力。目前，我区已建成投资50万元、面积200余平方米，设有“一办两室”，电脑、资料齐备的区级调处中心1个，打造街道分中心5个、社区（村）调解委员会74个，全区638个市、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都纳入所在街道社区，参与排查调处。今年上半年，考棚路一支巷14号居民楼33户居民与市水务公司发生停水纠纷，准备集聚到**路堵路并赴市集体上访。区矛盾调处中心接到信息后，立即与水务公司一道，组织街道、社区调解人员做好调解工作，稳定群众情绪，成功平息了一起群体上访事件。

（二）明确了责任，推动了工作落实

我们按照规范职能、依法办事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街道社区和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逐级落实了调处工作责任，同时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考查并举、惩教结合”的办法，实行包案调处，加大督查力度，强化责任追究，促进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规范运行和有序推进。区调处中心今年5月份组织开展了部门联合大调解活动，排查出33起矛盾隐患，涉及人员近200人，梳理出6个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都一一予以及时处置，调处化解。在马狮商场改造中，80多户居民联名上访，市直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处理三个多月未能平息，以至形成上街堵路、被迫停工的严重局面。市政府把调处任务交给我区后，我们迅速启动快速反应处置预案，采取定责任领导、定责任单位、定处理期限、包调处效果的“三定一包”办法，使矛盾纠纷得以及时化解，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三）维护了稳定，促进了和谐发展

推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三四五”模式以来，城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纠纷明显减少。今年上半年，调处中心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36起，成功率达100％，三级调处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1200余起，调处成功率达97％以上，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呈现出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同时推动了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上半年，全区共引进内资6.66亿元人民币，引进外资667万美元，均比去年大幅上升；实现GDP76.2亿元，同比增长18.5%，财政收入2.07亿元，同比增长23.4%，名列全市各县(区)前茅。

三、几点启示

推行“三四五”模式，是我区运用创新思维、探索调处机制的成功实践。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不少有待探索的问题，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处理好加强组织领导与坚持依法办事的关系

建立调处中心，构建调处平台，是整合行政资源、加强组织领导的重大举措，它为优化环境、落实责任提供了坚强保障。但这并不意味部门责任意识的弱化和依法办事观念的淡化，而是更加规范了办事程序，强化了部门责任，充分发挥了街道社区的主体作用和区直部门的职能作用，真正做到了“谁主管、谁负责”，在基层一线筑起了一道和谐稳定的“防线”，实现了“一般矛盾纠纷不出社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街道、疑难矛盾纠纷不出**”目标。

（二）处理好解决矛盾纠纷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纠纷的出现，一般都是由于涉及群众利益的相关问题得不到及时合理解决形成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上访群众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例如，在市容整治中，由于我们加大了流动摊贩的整治力度，影响了这些人员的收入来源，一度造成这些人员频繁上访。为此，我们采取政府出资免费培训、提供小额贷款担保、提供城管工作岗位和办理城市低保等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使这些矛盾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市容整治工作有序进行和深入开展。

（三）处理好调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7

一、推动大调解工作，提升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

我局开展的大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了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切实有效的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纠纷。与此同时，我局也不断创新大调解工作模式，率先开展了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工作、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试点工作以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1、切实有效的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纠纷。我区开展大调解工作以来，区街两级调处中心共接待矛盾纠纷3499起，受理各类矛盾纠纷共3288起，直接调处1291起，分流到相关部门和调委会共1997起，劝阻群体性上访512起12031人次，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560次，没有因调解不当或不及时而导致民转刑案件和重大。各级人民调委会共受理纠纷总数4509起，调处4500起，调处成功4320起，调处率99%，成功率96%，劝阻群体性纠纷434起12578人次，防止民转刑案件13起。大量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劳资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被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防止了各类矛盾纠纷的升级、激化。成功化解了一批情况复杂、牵扯利益关系众多、社会影响重大的纠纷，如龙潭街道正龙金箔厂群体性劳资关系纠纷、靖安大唐电厂桩基工程保护性施工、迈皋桥街道梁桂英涉法涉诉类纠纷、XX街道老上访户郭平待遇问题、八卦洲造船厂民工工资拖欠纠纷等，充分发挥了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和百姓的信任。

2、适时开展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工作。我区劳动密集、外向型企业比较多，受金融危机和《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双重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争议数量多、类型复杂、调解难度大的难题。针对这一情况，我局于今年4月份，在全市率先于区街两级成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截止目前，区街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走访排查区域企业和社区215家，组织矛盾纠纷排查168次，及时排查出矛盾纠纷96件，直接调处78件，调解成功73件，调处成功率94%，防止24次985人次，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劳动纠纷，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解决劳动争议“第一道防线”的保障作用，发挥出司法行政“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职能优势。

3、率先进行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试点工作。面对日趋增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矛盾纠纷，我局和交管局七大队在市司法局和市交管局的指导下，经过反复磋商，于5月中旬，在全市率先建立人民调解与交通事故赔偿处理协调联动、相互衔接、信息互通、共同化解矛盾的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交警七大队派驻成立XX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辅助工作人员2名。在事故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进行公开调解。对调解成功的纠纷，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督促当事人履行。同时，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在调解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案件过程中组织开展交通安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运行以来，取得了很好的实效。截止10月份，共受理纠纷169件，已调解成功147件，签订调解协议数147件，在调纠纷14件，进入诉讼程序8起，涉及金额总数达到165万元，其中死亡事故4件，赔偿金额达一万元以上的纠纷24件。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以“应援尽援”为己任，提升法律援助的服务能力

我局继续加强经济适用房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用统一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加大对经济适用房社区法律援助服务站的建设和规范力度。

1、加强经济适用房社区法律援助工作

打造五福家园社区、青田雅居社区、尧林新居社区、摄山新城社区、白水纤城社区、江畔人家社区、燕华花园社区七家法律援助工作站示范点，工作站的办公设备和人员基本配备到位，达到“四个一”标准，加强社区法律援助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数量明显提高，困难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目前，我局在经济适用房社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7件，其中低保户5件，老年人5件，妇女4件。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数量明显提高，困难群众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的能力和愿望不断增强。10月15日至11月15日，我局在全区开展“保稳定促和谐法律援助进万户”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

2、推进规范化建设及工作站点建设工作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8

多元化调解，是指相关民商事案件在立案庭立案后转入合议庭审理之前，先由法院聘请的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以争取调解或撤诉结案的诉讼外工作环节。2008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一中院在中级法院层面率先引入了多元化调解机制。应该说，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在司法为民的大局观下，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纠纷的积极探索，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多元化调解的现实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 经济 社会的 发展 、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进入法院的纠纷越来越多，纠纷的化解难度也越来越大，中级法院民商事二审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审判实践中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不合理，大量事实争议不大、 法律 适用明确的民商事二审案件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造成诉讼成本投入与产出的不均衡。多元化调解，就是在中级法院民商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发挥调解优势，减少纠纷解决成本，加快纠纷解决速度，强化纠纷解决效果。

在我国，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都有着比较长的 历史 和经验积累，然而在法院审前阶段引入非现任法官的其他主体来从事调解，则是一种新的尝试。2003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联合区司法局在法院内成立了“人民调解窗口”，走出了涉诉纠纷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第一步。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06年上海市高院、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规范民事纠纷委托调解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委托调解的主体、范围、期限等问题。据此，上海市一中院在2007年底和2008年初，分别制定实施了《庭前程序操作规则》、《二审民、商事案件简化审理操作规则》等，为多元化调解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多元化调解的实践操作

上海市一中院多元化调解启动两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为基础选聘调解员。多元化调解主要针对民商事二审案件，对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要求较高，因此，上海市一中院主要从本院及辖区法院中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退休法官、本院及辖区法院聘请的人民陪审员、本院辖区各街道司法助理、具备法律知识或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及其他适合做调解工作的人员中选聘调解员。

第二，从繁简分流的角度确定多元化调解案件。我们把解决纠纷和化解纠纷并重作为多元化调解选案分案的指导思想。解决纠纷注重的是数量，化解纠纷注重的是质量。一定的数量是实现多元化调解分流案件、提高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需要；一定的质量是发挥多元化调解优势、促进案结事了的需要。

第三，从工作特点出发注重调解员培训与经验交流。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向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调解工作的开展也是如此，好的调解工作往往都是经验的累积与运用的结果。为此，两年来上海市一中院充分重视调解员培训与经验交流，要求人民调解员掌握调解方法和技巧，完善调判衔接。在经验交流中，有调解员将调解心得归纳为：“耐心地倾听”、“找准切入点”、“方法因人而异”、“解释法律和政策”等几个方面，受到了调解员与法官的一致认可。

多元化调解的多重效果

两年来，调解员充分发挥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弘扬了人间的“亲情”、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温情”，具体来讲，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效化解矛盾。调解员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奉献，对有效化解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调解员在和当事人相处过程中能够较快地找准情感突破口，和当事人产生共鸣，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也使调解员能够用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来调处案件，提高当事人对于调解过程的接纳度；耐心的态度，容易拉近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在充分倾听和疏导的过程中，使得当事人的情绪得到排解；对调解目标的不懈追求、对调解工作的满怀热情，使得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不轻言放弃，想当事人所想，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彻底化解。特别是一些易激化矛盾案件、群体性案件，经过调解员春风化雨般的调解工作成功地实现了“案结事了”。

二是缓解审判压力。多元化调解，不仅能分流部分简单民商事二审案件，缓解审判压力，使法官从海量的案件中脱出身来，集中力量办好疑难案件；而且还发挥着“案结事了”的带动效应，同样一起案件，发挥多元化调解优势能够使得案件调撤结案甚至当场执行，那么相应地，当事人申诉、上访、申请执行的可能性 自然 也就降低或者消失了。所以说，多元化调解工作在缓解审判压力方面，是事半功倍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9

一、紧扣基层，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

（一）当前工作情况

1、强化平台建设，畅通非诉解决渠道。

坚持在“内强动力、外聚合力”上下功夫，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完善院机关诉讼服务中心功能，升级改造永福、新桥两个法庭的诉讼服务大厅，突出诉调衔接、诉讼服务、纠纷化解和案件分流四大主要职能，设置立案登记、案件查询、材料转接、判后答疑、信访接待等窗口，打造集多元化解与诉讼服务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新平台，为当事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一站式”服务。

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完善深化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与漳平市调解中心的沟通，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力量，建立律师工作室，搭建综合性的诉调对接平台，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调处各类矛盾纠纷，确定由立案庭具体负责司法确认对接、协调、指导等相关工作。

2、强化调判结合，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推动构建大综治大调解格局。通过巡回审判、法律七进、法治宣传等活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主体责任。重视对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指导，由审判业务团队、人民法庭根据各自职责与专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建立对接，不定期开展实务交流、业务指导等活动。注重发挥陪审员处理基层矛盾纠纷经验的优势，邀请其参与案件调解。对特定行业纠纷案件，邀请专家进行行业内调解，疏导解决纠纷。重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对一些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矛盾激烈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审理，参与调解。对少数结案后无法执行、社会稳定风险大的案件，邀请有关领导、部门主要负责人协助调解结案。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组建速裁团队，采用“快立、快审、快调、快结”的速裁机制，畅通从立案到调解、审理的工作渠道，实行团队专业化办案，针对没有争议或有争议但法律关系明确的民商事案件，以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简单刑事案件，简化送达、传唤、举证期限、开庭程序，遵循依法及时、多元调解原则，切实提高审判效率。

3、强化配套措施，促进工作良性发展

注重人员培训。通过定期组织学习培训、研讨、个案答疑解惑等形式，全面提升法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注重舆论宣传，利用微博、微信、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调解效果较好的典型案例，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注重释法答疑。积极开展法官巡回接访，带案下访，判后答疑等工作，定期深入社区、乡村、企业走访，帮助排查纠纷，消除矛盾隐患。

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带动下，市法院走出了一条“调解高、质量好、诉讼案件减少”的新路子，2018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件，同比下降   %，结收比   %，调撤结案    件，调撤率为   %，其中立案庭办理司法确认   件，速裁团队审结   件，平均办案周期为17天。因工作业绩等各方面突出，市法院立案庭被评为“全国巾帼文明岗”。

（二）在规范多元纠纷化解方面存在的问题

1、工作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对诉讼解决机制过分依赖，“有官司、找法院”已形成习惯，矛盾纠纷处理过多向法院集中，法院处理矛盾纠纷的作用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唯一一道防火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外部环境仍有待改善；

2、个别法官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应当以诉讼方式化解纠纷，将审案断案作为法院的唯一职责，参与对非诉讼纠纷化解的积极性不高；

3、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积极性不高。由于目前非诉讼调解的权威性不足，双方当事人都自愿同意调解的案件比例不高。个别律师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也不愿主动选择诉前调解。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斗争精神，强化干警专业能力培训，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稳定工作的本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完善防范应对专项工作机制，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二是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改革。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诉讼服务向前延伸，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争取多方支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实现矛盾纠纷及时、高效、源头化解。深化诉讼制度改革，强化诉讼服务中心裁判功能，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三是突出严格规范文明司法。牢固树立谦抑、审慎、善意、文明、规范的司法理念，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升级改造诉讼服务中心，强化决策贯彻和制度落实，进一步提升执行力，督促干警树牢底线意识，强化规矩意识，树立良好司法形象。

二、化解到位，妥善办理涉诉信访案件

（一）当前工作情况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市法院党组始终将涉诉信访工作作为法院工作的重点、难点，出台《关于开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多元化、涉诉信访积案”化解专项治理三年工作方案》等文件，并成立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领导小组，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具体抓，承办人为责任人的信访化解格局。

落实全员信访责任制、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随访随接等便民接访措施、重大信访听证制度，开通网上信访和远程视频接访。坚持每月农历初二院长接待日制度、领导包案制度，及时疏通信访渠道。实行重大节日及敏感期间领导干部信访维稳带班值班制度，2018年未发生越级访、集体访、违法闹访等情况，信访秩序整体良好。

2、认真排查，建立台账

从案件审判执行阶段的各流程及来信、来访、督办材料等多方面进行滚动式排查摸底，对排查出的重点信访案件登记造册，并通过司法管理信息系统，将信访件信息录入系统，导入关联诉讼、执行案件，特别是对易金荣案等12件重点信访案件建立电子信访台账，做到一案一台账，及时更新信访信息，全程留痕，提高工作效率。

对排查的涉诉信访案件，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及上级法院的联系，共同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通过约谈信访人或向所在基层组织询问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信访人的思想动态和相关活动动向，积极主动向信访人进行法律解释和途径引导等工作，签订稳控责任书   份，确保信访人始终掌握在视线之中。

3、依法处理，稳控有效

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2018年共申报县级司法救助7件，获批司救助金24.8万元，申报市级司法救助3件，获批2万元；进一步规范司法救助各流程，对司法救助案件立案编号，形成卷宗并做好归档工作。

依法处置违法信访，对于违法信访人绝不姑息，2018年共依法处置违法信访人4件5人，通过对依法处置违法信访的案例进行宣传，加强对依法依规信访的引导。

（二）涉诉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

1、化解力度不够，审判执行部门在信访工作上基本局限于对信访隐患的排查，在信访隐患问题化解稳控上有待进一步加强；

2、化解措施有限，对长期信访上访老户，当前的化解稳控措施无法进一步发挥效用，又没有新的化解策略和措施；

3、终结工作不足，2018年无符合终结条件的信访案件

4、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积极性较低，2018年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仅1件，信访工作的律师参与度有待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提高认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信访责任意识，将信访化解稳控工作作为审判工作的延伸，认真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和领导包案制度，分解信访工作任务，攻克老户难题，该由哪个部门处理，那个部门必须认真对待；案件包给哪个领导负责，那个领导一定要过问到底，并将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列入绩效考核；

2、创新工作思路和制度，采取有效化解措施。继续探索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制度，促进信访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在解决重点信访难题上创新工作思路，采取行之有效的稳控措施；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10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人民法院的工作为什么会在人代会上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人大代表为什么对法院工作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原来――

吉林市昌邑区是全市最大的城区，常住人口多，城区繁华，工商业兴旺。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诉讼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大量的民间纠纷涌入基层法院，昌邑区法院年平均受理案件4000－5000件，使本来应该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成了第一道防线。然而，诉讼得到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民众基于传统道德、伦理而形成的价值取向严重脱节，大量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可，不但不能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了矛盾和对抗，导致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日趋严重，加之民商事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程序复杂、成本高、周期长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制的权威。

2007年11月28日，昌邑区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在讨论全区2008年工作时，建议区人民法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调解机制，主动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

代表们的建议给区人民法院一班人很大震动。他们认为，这个建议反映了全区人民的愿望，符合上级院的精神，抓住了当前审判工作的症结。经过研究，决定将开展多元化调解工作作为2008年全院工作重点，以“定纷止争”为目标，按照“能调则调，多调少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建立诉前、庭前、庭中调解机制，努力探索新形势下人民法院依法解决纠纷的新路径。

一年来，昌邑区人民法院在立案厅设立调解室，举办了3期培训班，培训人民调解员183人（次）；反聘了一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退休法官进驻人民调解室，指导整个多元化调解过程；开通了法律援助窗口，形成了区、街（乡、镇）、社区（村）三级调解网络，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多元化调解的范围由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到城乡建设、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拆迁征地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涵盖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人民调解如春风化雨，润泽着广袤的昌邑大地，折射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没花分文，70户农民喜得种子代培款

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需要当事人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精力。如何既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不使其承受太大的经济负担，耗费更多精力？多元化调解机制做到了。

2007年春季，吉林市鼎吉公司与本市70户农民签订种子代培合同。约定鼎吉公司2007年11月25日前回收稻种，农民不得私自买卖。农民按合同耕种、管理和收割，至2008年1月8日，鼎吉公司仍未回收。农民无奈，只得来法院告状，同时表示交纳诉讼费有困难。立案庭收到当事人状后，将纠纷转入人民调解室。调解员初步了解案情，摸清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对当事人能做出让步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进行初步判断后，开始深入细致地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员与鼎吉公司取得联系，有针对性地讲解法律，告知违反合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向农民讲解诉讼需要成本和时间，希望双方最好协商解决问题。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鼎吉公司上门收购合格稻种，不合格的由农民自行处理。至此，没花一分钱，在很短时间里，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求同存异，业主物业握手言和

对簿公堂是当事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最后选择，有时判决的效果也未必理想。如何既解决矛盾，又不伤双方和气？多元化调解机制的运行，使之成为了现实。

吉林市鸿博物业公司因业主不交纳物业费，遂将其告上法庭。经调查了解到，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物业服务不规范，双方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对于这类事实清楚、标的不大的案件，如果立案庭发出支付令，强行其执行，效果不会理想。

人民法庭采取“诉前提示”的方式，将业主与物业公司拉到了调解桌前，由法官和调解员共同进行诉前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物业公司负责人说：“经过调解，业主表示如数交纳物业费，支持了我们的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让业主满意。”业主们表示：“法官和调解员对我们拒绝交费的理由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而且将物业公司的义务也写进了调解协议中，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灵活调解，一天办结3个遗产纠纷案

推行诉前调解机制，分流了审判工作的压力，使接案量大大减少，以便把有限的审判资源投入到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去，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昌邑区居民刘桂丽和于国福系再婚夫妻。2007年，于国福因病死亡后，刘桂兰与其7名子女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向昌邑区法院提讼。在该案审理期间，案外人白俊莲、孙迎化（均系刘桂丽同事）称于国福生前向她们借过款，有借据为凭，要求参加诉讼。于国福的姐姐于国华也手持借条，称于国福生病期间，向其借钱治病，主张以遗产优先偿还债务。

此案如果进入诉讼程序，不仅需要专门机构对借条进行科学鉴定，花费时间和财力，还要分3个案子来审理。立案庭将这起纠纷分流到人民调解室，调解员将3个案子一起办，仅用一天时间就结了案，当事人都非常满意。

多方协调，母为女讨公道最终得善果

许多民事案件涉及的不仅是单纯的财产关系，而且涉及到当事人的感情世界。庭中调解抓住当事人之间矛盾症结，直达诉争双方的思想根源，从事实上、思想上和心理上彻底解决问题，一般无须启动二审程序，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大多当事人能自觉履行。从而，减轻了法院执行环节的压力。

昌邑区居民胡淑环因女儿白云晶车祸致残未能得到有效治疗，欲要回34万元赔偿金为女儿治病未果，与女婿刘建勋发生激烈纠纷，互相打骂，险些酿成刑事案件。胡淑环上诉到昌邑区法院，人民调解员详细了解情况后，认为白云晶应由其母亲胡淑环监护，在白云晶全部赔偿金由刘建勋转移给胡淑环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这样，既能解决胡淑环给女儿看病的费用，便于对其进行监护，又能使刘建勋今后的生活有新的希望。刘建勋申请其妻白云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昌邑区法院下达了判决书，社区指定胡淑环为白云晶的监护人。

调解员将双方当事人传到法院调解室，经反复调解，最后达成离婚协议，并经立案庭速审确认，刘建勋将剩余30万元当即交付给胡淑环，其他财产也得到顺利执行。双方当事人都非常满意，被告还向立案庭赠送了一面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