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读后感十篇

矛盾论读后感篇1

《矛盾论》中说，关于宇宙的发展法则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辩证法，事实证明，辩证法是我们看待事物应该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而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并得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判断。与此同时，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这样我们才可以分辨事物，这样的认识过程才算是一个有效的过程。而因为我们是通过矛盾来研究事物的，因此事物的特殊性也就表现为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时，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在实际工作中来看，面对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学习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口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某个问题的现状以及历史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文章中提到“一切结论产生于调差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所以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对这个事物有个整体的把握。

矛盾论读后感篇2

关键词：孙绍振 文本细读 还原 分析

一.孙绍振文本细读法构建的背景

（一）课程改革形势

语文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在具体的语文实践中获得语文知识、形成语文素养。从一线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教师引导学生走进文本找寻、体验人文精神的最主要途径是作品分析，语文教学中大量的时间被花费在“文本解读”上，“文本解读”也自然成了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命题。

（二）文本解读现状

文本解读现状仍停留在“名作赏析”层面，在理论支撑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上处于“集体模糊”状态。在这样的境况下，伴随着“现代大学者关注基础教育的优良传统”①的回归，我们看到了一批学者对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成果，孙绍振的文本细读法就是典型代表。

二.孙绍振文本细读概论

孙绍振的文本细读法也称“还原分析法”，因为在这套文本解读方法系统中“还原”是进行文本分析的前提，而“分析”是文本细读法的主要环节，所以取这两个关键词来命名。还原、比较、分析的过程就是走入文本的过程。这套实践操作的可行性也意味着提高文本解读能力的可能性。

（一）孙绍振文本细读法中的“还原”

1.作为前提关键的“还原”

“把未经作者加工的原生的现象想象出来和作者艺术加工过的作品加以比较”。②不难理解，还原就是将“作品中的、在具体情况下的”先放在一边，想象出“原本的、最普遍意义上的”，再将二者作以比较继而寻找差异性。例如，还原就是把原来的观念（以“英雄”的观念为例）与经典文本中的观念（在《木兰辞》中的“英雄”表现出的特殊性内涵）作比较并从其间寻找差异，二者不一样才有分析的空间。这就对解读《木兰辞》中的经典意味寻得了一个切入口。

还原的目的是揭示矛盾，矛盾是通往分析的要塞，又往往是文本的核心。因为矛盾意味着差异性、可分析性，没有矛盾就没有分析的空间。在这里孙绍振的立场是分析的起点是差异性，“还原分析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揭示出矛盾。

2.还原法的可操作性

按照孙绍振的观点：“不是凭借现实的资料，而是依靠抽象能力把构成艺术形象的原生要素想象出来，作为分析的起点，我把这种方法叫做‘还原法’。”③可以理解，想象出构成艺术形象的“原生要素”并不是很困难，困难在于自觉地将这种原生要素与文本中的“独特性要素”进行区别开来，这也正是揭示矛盾的困难所在。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去蔽”：一层层地去掉一般化的、现成的、空洞的概念，把非常具体的、微妙的内涵揭示出来。去蔽的过程就保证了还原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能够顺利揭示出矛盾和差异。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文本还原便可以细致为“关键词的还原”、“艺术感觉的还原”、“情感逻辑的还原”、“审美价值的还原”等，④这么一个细致的分类就逐层地放大了还原的可能性。

例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如果不能抓住这个关键句，就无从还原出“客观存在热闹”与“而笔下那般静谧”之间的矛盾，就无从解读出朱自清主观选择宁静的内涵了。把“还原法”运用在这里就可以这样操作：从“这时最热闹的要数……”这句可以解读出当时清华园的环境是存在热闹的，朱自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身处在热闹环境里的。这就与前文中朱自清眼里的静谧世界产生了矛盾，明明身处存在喧闹的环境却视而不见，更是直言“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矛盾就更明显了。经过“艺术感觉、情感逻辑、审美价值”的还原去蔽掉表面的宁静印象、感性的审美体验和机械威唯物的功利价值，就不难发现清华园宁静是经过作者主观选择过的了，进而领会作者内心、精神世界的宁静，再从“超出了平常的清华园”过渡到“超出平常的自己”再到“是个自由的人”，最后到独处在难得的、宁静的、自由的个人世界里的情趣，真正的分析就显得有迹可循了。

（二）孙绍振文本细读法中的“分析”

1.处于主置的“分析”

“分析就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深层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分析的对象是矛盾。”⑤看似与前文“还原”的说法有些混淆，但结合具体名作的微观分析就不难看出：此处的“分析”重在具体入微而深刻地解读出矛盾、差异性深层次中的经典意味。“所谓分析，应该针对原本统一的对象，揭示出其和外部的矛盾和差异，提出问题。”⑥如果说通过还原揭示矛盾是“提出问题”，相对应的做好微观分析就是“回答问题”，分析出深层矛盾中所反映出的，成就了文本之所以经典的内容。

2.分析法的可操作性

矛盾论读后感篇3

关键词：小学语文 语感 阅读

一、我国小学语文中的语感和阅读教学现状

我国语感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潜心涵泳、认知文字、感受声律、体会词语、疏通文脉、把握作品的语言艺术，通过内化、吸收、存储，形成语感。语感教学主要运用美读感染法、比较揣摩法、语境创设法、切己体察法等方法，教师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语言内容及形式的美，在比较中体味语言‘运用的妙处，在特定的言语情境中“参与”言语活动，在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中体察语一言的意蕴，培养学生的语感。我国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教师重视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要求重视朗读和默读。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能力。我国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师组织、启发，引学学生感受课文的语占，把文质兼美的课文语言转化为学生的内部言语，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小学语文语感培养和阅读活动双向互动关系分析

语感的培养是主体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动的长期的建构过程。语感培养是教师通过组织各种言语活动使学生形成敏锐、深刻，个性化的言语感悟的实践活动。在小学语文语感培养中，教师常用的言语活动包括朗读，表演，演讲，辩论等。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不仅可视，还琅琅上口。朗读，不但能使学生读懂语言表面意义而且还能实现视觉语感向动觉语感及听觉语感的转化。朗读是有声阅读的一种形式。学生拥有良好的语感有助于其理解作品潜在的语气语调的变化，体会语体风格，形成语流意识。默读是无声阅读的一种形式。学生通过默读感受汉语言的丰富和优美，进一步把握文章的卜旨和文章的仓作规律，还可以为其下一步的习作打一下良好的基础。可见，小学语文语感培养有利于阅读活动中朗读和默读效能的发挥。我们知道，在阅读活动中，做读书笔记显得很重要。读书笔记有摘录式、提要式和心得式等几种。摘录式是把课内外重点词句、精彩段落或名言警句等摘录下来，这种方式适合中年级小学生使用以利其积累资料和提高语言审美能力；提要式是在读懂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小结文章，把有关内容按一定顺序写下来；心得式是在读完书之后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这两者适合高年级小学生使用以提高其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做读书笔记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知识，增强自身的语感。在阅读活动中，往往拥有良好语感的学生可以调动过去已有知识和经验，在联想和想象的参与下，产生新的感受和理解，最终将书面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内化到自我言语结构中。可见，阅读活动能促进小学语文语感培养效能的转化。我们认为，小学语文语感培养有利于阅读活动中朗读和默读效能的发挥，而阅读活动也能促进小学语文语感培养效能的转化，两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三、语感培养和阅读活动双向互动辩证关系

语感培养与阅读活动双向互动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语感培养与阅读活动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

我们从哲学角度看，矛后的普遍性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普遍存在：二是指同类事物往往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即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也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二是指同一事物中矛后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即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性，这个过程即是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的过程，又是由一般到个别，由共性到个性的过程。就语感培养与阅读活动而言，阅读者在阅读活动时，如果拥有良好的语感就可以迅速将书面语占内化到自身言语结构之中。这正是矛盾统一，互为表里的具体表现。

第二，语感培养与阅读活动具有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我们从哲学角度看，现象是事物的外在方面，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是深藏的、相对稳定的、比较深刻、单纯的。现象是可以直接认识的，本质则只能间接地被认识。现象与本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正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转化的客观基础。在这里，本质变现象也可以理解成本质表现为现象。就语感培养与阅读活动而言，学生如果拥有良好的语感有助于提高其阅读效率，而有效地阅读又可以帮助学生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进一步促进其良好语感的形成。这正是互为表里，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

四、结束语

对小学语文阅读与语感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如上所述，语感影响阅读速度与水平，制约对言语的理解与表达水平。阅读是语感的运用和体现。语感是进一步阅读的推动力。良好的语感可以促进阅读效率的提高，而丰富的阅读经验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感，两者存在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我们提出促进语感与阅读双向互动的相关对策与建议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感强化，广泛阅读—语感深化，对比阅读—语感敏化，阅读汇报—语感美化，阅读评价”是语感促进阅读的可用模式。与之相对应的课型有低年级的读物介绍课，中年级的阅读欣赏课，高年级的阅读汇报课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期待，调动语感—阅读感悟，培育语感—阅读拓展，丰富语感”是阅读提高语感的适用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教学环节有：情境激趣，导入阅读；读通全文，整体阅读；读写结合，个性阅读；自主感知，拓展阅读。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感与阅读双向互动的评价应重视形成性评价，提倡教师采用评语式描述、资料式记录等方式来收集互动过程和结果方面的资料。故事激趣、表演再现、朗读赏析，课堂辩论等组织形式，幻灯播放、实物投影、网页浏览等现代教学手段，文化氛围和人际关系对促进语感与阅读双向互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力.简论语感及语感教学[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1）：22-23

矛盾论读后感篇4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第二，深刻性。《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第四，科学性。《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解说》将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哲学思想。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

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

三、总结

矛盾论读后感篇5

一、在反思中趋于成熟

十八岁是最美的花季。十八岁都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憧憬。对于还没有到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最期盼的便是自己的十八岁，在无数个时空下，他们都在想象着自己最美的花季。那么对于已经拥有过最美十八岁的人来说，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像雕刻在他们的脑海中的一样，任凭时间冲刷，都尘封不逝。

首先，文章以”十八岁”为话题展开，第一节的标题是十八岁，只是单纯的十八岁。文中写道：想到今天是你十八岁的生日，我有一份“孩子长大了”的欣慰，也有一份似水流年的迷惘。

这其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其一，是欣慰；其二，是迷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呢？换个角度思考，假使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养育了十八年的孩子终于成年了，你会是怎样的心理？回到文中，之所以欣慰是因为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从呱呱坠地的小婴儿，一直到现在的十八岁成年，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同时，之所以迷惘，是因为孩子长大了，不再是从前那个整日粘着我的小孩子，他会慢慢成长然后成熟，他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如果再往深处想，那就意味着有一天他会彻底长大然后离开我。 十八岁有许许多多令人沉湎眷恋的回忆，十八年来的爱，包含了太多。也许有很多不足，也许有很多责骂。但作为父母，爱孩子的初衷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二、于矛盾中领悟大爱

“人生如有知己，应该以自己的孩子为最。”

这句话为本段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接着文章又引出两代人的矛盾。哲学上说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由此可知，两代人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两代人的矛盾是由何产生的呢？也许是人生观，价值观，也许是年代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念的差异，是矛盾的根源。

我们必须明白，父母的初衷绝对是为我们好的。也许因为观念的差异，导致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对，所以两代就会产生矛盾。对于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我们并不能一味的反抗，因为当时所做的反抗，随着年龄的增长，回首那些以往的矛盾，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无非是意见不一而引起的种种争论罢了，并不值得我们为此和父母作对，对于挚爱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以最尊敬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因为总有一天，我们都会为人父母，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领悟什么是父母心。所以，我们必须趁现在，好好和自己的父母相处。

三、涉猎书海为青春颂歌

读书可能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读书却是最好的出路。但由于现实的状况，所以很多孩子都是被迫读书，被迫当然不会快乐，所以它便是苦的。如果读书真的要这样，那还真的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我们应该为了拓展知识而读书，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闲暇之余，去享受读书，就像文中所说的率性读书，在学问的海洋中，有无数的蓬莱仙岛，涉猎其中，其乐融融。

文章最后一段是以青春作为结束曲。青春，是对十八岁最好的诠释。十八岁使作者想起了很多，有很多曾经的回忆涌现。十八岁，彷佛又是个“为所欲为”的年龄，因为十八岁是人生的第一个起点，过去的也许就停留在过去了，但从十八岁的那一天起，以后，都会被记录下来。因为每个人的十八岁都是意义重大的。所以才有了十八岁的成人礼，青春，是一场华丽又盛大演绎。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在属于自己青春的舞台上，尽情演绎属于我们自己青春的故事。

全文以十八岁为话题展开，以十八岁为出发点，引出其他的三个话题。每一个话题都令人深思。作者通过自身的感悟，写出了自己对孩子十八岁的期待。从孩子十八岁成年的那一刻起，作者心理感情的各种变化。无论是欣慰、迷惘，还是期待，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孩子浓浓的爱意。

矛盾论读后感篇6

论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文化 公共家庭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此文本中的知识增量和限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是基于贝尔自身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先将该问题进行悬置。但是，贝尔的这种论述策略却要面临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质疑：贝尔，你有何资格将“公共家庭”理论“强加”于西方社会的所有主体之上？这可能是所有主动的理论建构抑或被动的否定性理论建构都要面临的拷问！

矛盾论读后感篇7

一、教材分析

（一）解读作品

《雷雨》是曹禺先生的处女作、成名作，更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雷雨》讲述了“五四”以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黑暗生活。故事以封建家长和资本家周朴园为中心，展开了他所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的酝酿、激化，在一个“天气更阴沉、更闷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异常烦躁”的下午趋向高潮，最终这个罪恶的大家庭崩溃了。剧作以“雷雨”为题，一是因为矛盾冲突的高潮发生在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之夜，整个故事的背景、情节都和雷雨有关；同时，作者以象征的手法告诉人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闷的空气里，一场大雷雨即将到来。这就深刻地反映了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现实。

（二）明确教学目标、教学重点

《雷雨》作为文学样式出现在课本中，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剧本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具有可供阅读的文学价值。一般说来，戏剧文学的特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要求有集中的戏剧情节和激烈的戏剧冲突；戏剧文学人物的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材料。我们要了解人物，就要分析人物的对话独白。为此，我确定了《雷雨》一课的教学目标：理解戏剧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曲折的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特点；通过有感情的阅读，揣摩人物语言，感知人物内心世界，借以分析周朴园人性的复杂。

课本节选的是第二幕，在这一幕中，戏剧集中展示了周朴园与鲁侍萍、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冲突，周朴园是本幕乃至整部戏剧的核心人物。两个家庭的悲剧，三十年前的旧事和三十年后的现实都与周朴园有关，而周、鲁两家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事纠葛的核心都是周朴园。为此，我确定了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在周朴园与鲁侍萍、鲁大海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品读人物语言，把握周朴园的性格、心理。

（三）教学过程设计

1.导人新课，理清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

《雷雨》是一部四幕悲剧，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关系交错，人性复杂。这就必须让学生在学习课本节选的第二幕前对整个戏剧情节有一个整体了解，并理清本文的主要人物关系。因此，我设计了“导人新课，理清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环节。

2.分析人物形象

通过第一个环节，学生们对整部戏剧剧情和人物关系有了整体的了解，并明确了节选部分的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接下来便进入第二个环节：分析人物形象。

主要人物周朴园，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对于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围绕“周朴园爱不爱侍萍”这一问题展开。这样纵然可以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从文本中研读人物的话语来解读人物形象，但这样得出的“爱”与“不爱”或“也爱也不爱”的结论，显然不能深入周朴园的内心，全面地解读其性格特征。

作家曹禺自己曾经说过：“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意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透过作者的阐述，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作者旨在塑造一个“人性复杂”的周朴园。因此，对周朴园的解读，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爱与不爱”去分析，也不能简单地用“资本家贪婪自私”的话语给周朴园贴上阶级属性的标签。

通过对课文节选部分的研读，可以发现其表现的是两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侍萍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冲突。

在周朴园与侍萍的矛盾冲突中，周朴园对“死去的”侍萍是怀念的，而对于眼前“活着的”鲁侍萍却表现出冷酷、严厉的情感态度。应该说，怀念是真实的，冷酷也是真实的。这都是周朴园内心的真实写照，学生们可以在文中找出根据。在这一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诵读的环节，让学生分角色诵读最能展现人物内心的对话，通过品味人物语言来分析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解决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我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周朴园对“死去的”侍萍怀念，对活着的鲁侍萍却表现出冷酷的一面，该怎样理解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怀念的目的是什么？（明确：填补内心情感的空虚，目的非关爱，而是利己。）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学生更深入地分析周朴园人性的复杂。

另一个矛盾冲突的双方是周朴园和鲁大海。两人关系特殊，既是父子关系，也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这个环节中，我设计了如下的问题：在两人的矛盾冲突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周朴园？通过阅读分析，学生们比较容易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父亲的周朴园，有温情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冷酷；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残忍、狡诈。

3.人物形象总结

通过前两个环节的分析，学生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周朴园，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自私、冷酷的一面。最后用作家自己的话语作结，定位周朴园形象的特点――人性的复杂。

二、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理清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

师――今天，我们学习戏剧《雷雨》。作者是著名剧作家曹禺。（板书课题、作者）《雷雨》是一部四幕悲剧，课本节选的是第二幕。之前的情况，我们来看课题注解①，请一位同学读。（找一位学生阅读课题注解①）

师――课本节选的第二幕，有几个主要人物？主要表现的是谁与谁的矛盾冲突？

明确：主要人物有周朴园、侍萍、鲁大海、周萍和周冲。主要表现的是周朴园和侍萍的矛盾冲突。

师――还有谁和谁的冲突？

明确：周朴园与鲁大海。

师――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谁能说一说？

板书设计：

侍萍

周朴园

鲁大海

（二）分析人物形象

师――我们先来看看周朴园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周朴园没有认出眼前的侍萍，认为侍萍30年前就死了，周朴园对于“死去的”侍萍是什么样的情感态度？（给学生4分钟时间看书）

明确：怀念，愧疚。30年的时间没有忘记；保留着侍萍的生活习惯，夏天里关窗；要为她修坟；课本61页相关语段。

师――对于死去的侍萍他是怀念的，但他没有想到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竟然就是侍萍。周朴园对活着的侍萍是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学生会结合60―63页来回答，引导学生关注60页相关语段）

指导诵读：读出周朴园的复杂的心理――由“温情、惊讶、紧张”到“冷酷、严厉”。

师――对“死的”怀念，对活的冷酷。回头再看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该怎样理解？怀念的目的是什么？

明确：填补内心情感的空虚，目的非关爱，而是利己。

师――侍萍表明身份后，周朴园由温情到翻脸速度极快，面对侍萍的愤诉，接下来周朴园是怎样对待侍萍的？

明确：劝慰――柔情哄骗――永不相见

师――另一个矛盾冲突是周朴园和鲁大海的。两人关系特殊，既是父子关系，也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两人的矛盾冲突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周朴园？

明确：

作为父亲的周朴园：有温情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冷酷。知道鲁大海是自己儿子的第一反应不是骨肉亲情，而是儿子罢工反对自己。开除鲁大海。冷酷。

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让江堤出险，警察打死矿工。残忍，狡诈。

（三）总结

“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意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曹禺

附：课题注解①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现代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剧作，其中《雷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写了周鲁两家八个人物由于血缘纠葛和命运巧合而造成的矛盾冲突。相关情节：某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年轻时爱上女仆梅侍萍，并有了两个儿子。后来，周家为娶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在年三十晚上，将刚生下第二个儿子（鲁大海）的梅侍萍赶出门，并强迫留下长子周萍。走投无路的侍萍抱着儿子投河自杀，幸而被救，从此流落他乡。后来，侍萍又嫁给鲁贵，生下女儿四凤。侍萍在济南某校当佣人，鲁贵在周公馆当差，四凤在这里做侍女，鲁大海在周家煤矿当工人。一天，侍萍从济南回来看女儿，被周朴园续娶的太太繁漪叫到周公馆，发现这家的主人就是周朴园。这时，作为罢工代表的鲁大海也恰好来找周朴园谈判。课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三、教学反思

《雷雨》一课篇幅较长，再加上学生戏剧知识的匮乏，一节课的时间教授此文颇有一些难度。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在实现长文短教目标上是颇有成效的：

1.课前介绍文体常识，引导学生把握戏剧文体特征。

课前介绍戏剧的有关知识，包括戏剧的概念、戏剧的种类、戏剧的几大要素（舞台说明、戏剧冲突、人物台词等）、戏剧文学的特色（适合舞台表演、要有戏剧冲突、要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对话）、戏剧的语言及特色（动作性、个性表现力、抒情性、有潜台词）。

矛盾论读后感篇8

关键词：文学研究 悲剧主题 《呼啸山庄》

引言

19世纪50年代，埃米莉・勃朗特发表了《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轰动，这部作品也是埃米莉・勃朗特一生之中唯一的作品。《呼啸山庄》刚刚问世之时，评论界就有许多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埃米莉・勃朗特在作品中描写了大量道德堕落的现象却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埃米莉没有回应这些指责和批评，但是这些激烈的负面评论给作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她去世以后，夏洛蒂・勃朗特在《呼啸山庄》的再版前言中就委婉地提到，假如埃米莉仍然活着，以她的才华一定能写出“更成熟、更令人振奋的作品来”。之后不久，很多评论家就发现了《呼啸山庄》的与众不同。著名的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五位评论者对《呼啸山庄》所做的阐释，他认为在《呼啸山庄》里最感人的就是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我从未读过像《呼啸山庄》这样把爱情的痛苦、强烈、残酷描写得如此逼真的小说。”

一、《呼啸山庄》的创作手法探析

《呼啸山庄》的文学效果与勃朗特精妙的叙事方法密不可分，小说中所使用的叙述模式突破了大多数维多利亚小说的叙述模式，开创了多位人物叙述者的先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自己眼中的故事，大多数人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都会发现这种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并会因此而激发更多阅读此作品的兴趣。《呼啸山庄》的叙述者是小说故事的陈述主体。在传统的叙事方法中，叙述者只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如果是从现代叙述的眼光来看，这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并不能将问题表明得更加清晰。因为传统的叙述者在进行叙述时，只能以第一人称叙述，只不过叙述的对象可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我”的故事，也可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第三人称“他”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上，依据叙述者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和叙述者以何种方式参与故事，通常将其划分为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也就是非人物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通常情况下，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大都是从叙述者入手的，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如何理解多个叙述者的性质，对挖掘《呼啸山庄》的复杂性就显得尤其必要。

故事的一开始是洛克伍德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开始了自叙：“1801年――我刚刚从房东家拜访回来――日后免不了要和这位孤僻的邻居你来我往的”（勃朗特《呼啸山庄》）。持续到作品的第四章，就转换成了女管家内利的声音，讲述了她眼中所发生的故事。在此期间，洛克伍德、凯瑟琳、希斯克利夫、伊莎贝拉以及其他故事人物都短暂地客串地讲述了故事。不过基于故事整体的结构，我们在阅读时只需将重点放在洛克伍德和内利这两位叙述者身上，因此故事的全局结构恰恰是他们两人全力支撑的，故事的其他人物更多地体现在局部故事视角的转换之上。

二、《呼啸山庄》的悲剧主题探析

矛盾是推动《呼啸山庄》情节发展的动力源泉。矛盾是由事物的对立面构成的，对立面的斗争与冲突构成了矛盾的运动，进而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小说中，主人公之间的冲突就是矛盾，由此产生的冲突推动了悲剧情节发展。因此，人物自身的矛盾与人物间的冲突是产生悲剧的原因。以下分析《呼啸山庄》悲剧冲突的成因，与读者对全篇情节内涵进行探讨。

《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的悲剧是本文分析重点，构成悲剧冲突的两方面完全可以用“理想与现实”来概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凯瑟琳的爱情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凯瑟琳追逐纯粹的心灵契合的爱情，而她的真爱是一个出身低贱、身无分文的男孩希斯克利夫，凯瑟琳的家族有着高贵的地位，以她的身份和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恋爱是不被世俗认可的，于是爱情理想和社会现实构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外在的矛盾最终化为内在新的矛盾，于是凯瑟琳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主人公凯瑟琳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她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富家小姐，她的家庭背景、她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她必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另一方面，她天性叛逆。凯瑟琳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自身的两种性格构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在呼啸山庄，她是一个野蛮任性的女孩，而在画眉田庄里，她却是一个聪明乖巧的乖小姐。这样的双重性格使得凯瑟琳具有轻微的人格分裂，徘徊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势必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凯瑟琳的这种双重性格，最终导致她在爱情中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她向往知书达理的淑女形象，林顿的语气、富有、文明、温情深深地吸引着她；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是狂野而叛逆的，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驯也是她所欣赏的。因此，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物的内心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的。

因此，《呼啸山庄》的矛盾绝不仅仅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环境的矛盾这么简单，《呼啸山庄》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其矛盾的复杂性，社会矛盾仅仅是个表象，要透过表象看到深层的本质。呼啸山庄以封闭的英格兰北部的高地为特定的环境，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生活环境――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因此，有学者认为《呼啸山庄》的悲剧源于“宁静”与“风暴”交错的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呼啸山庄”是希斯克利夫住宅的名字。“呼啸”一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山庄周围的气候状况，寒冷刺骨、狂风肆虐。人们的心情常常会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呼啸山庄一直都是阴沉恐怖的天气，这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压抑感，使人的心情变得狂躁抑郁。一年里面大部分时间北风狂舞肆意，所有的树木和荆棘都是向着一边倾倒，而这里的人长着十分倔强的面孔，他们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暴露的，对于陌生人从不主动攀谈。但是，他们的内心活动却是非常丰富的，并散发着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尽管这种生命力是原始的、野性的。而与之相反的画眉田庄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一年四季伴随着明媚的阳光呈现出一派欢快祥和的气氛，庄园的室内布置富丽堂皇，洁白的天花板和猩红的地毯显示出主人生活的优越与从容。这里居住的人们都和蔼可亲、热情好客，舒适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在性情温和的同时也少了几分生气与活力。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希斯克利夫与林顿的性格差异是由于受到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造就的，这也是有一定的心理依据的，因为人的生长环境对行为和思想是有影响力的，人类最终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

希斯克利夫的悲剧不能全归因于自然环境，主要是以下原因：一是社会矛盾是造成《呼啸山庄》的悲剧的主要因素，对希斯克利夫是同样适用的；二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虽然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我们又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自然环境对悲剧的影响不是根本性的，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性格和价值观，希斯克利夫的性格本身是倔强而强硬的，呼啸山庄的自然环境只是一个外界的诱因，诱使希斯克利夫潜在的品性发挥出来，因此，如果将悲剧成因单一地归于“风暴”与“宁静”的冲突是不全面的。

三、《呼啸山庄》悲剧中矛盾的和解

悲剧冲突的双方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代表着不同的力量，这样两种力量的较量就会导致矛盾的运动，冲突破坏了原本和谐的状态，这两种力量不能片面地概括为正义与非正义，他们都有正义的一面和邪恶的一面。宇宙是守恒的，因而两种力量的冲突一定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这样才能恢复原本的平静，既然矛盾的双方都有正义的一面，因而不能仅仅依靠一方消灭另一方来解决矛盾，矛盾的解决只能靠双方的和解，双方各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

《呼啸山庄》中的主要人物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和林顿，每个人物自身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他们都有正义的一面，也有非正义的一面，因此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否定一个人而解决矛盾，只能依靠和解才能和平解决矛盾。以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矛盾为例，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凯瑟琳的逝世而得到解决，反而矛盾加深了，凯瑟琳的魂魄继续与希斯克利夫发生着感情的纠葛，凯瑟琳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爱，因此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恋爱是超越生死的，这是二者的灵魂相契合之处。但他们的矛盾之处在于，凯瑟琳还有另外一种追求――林顿家族所象征的温和淑德，这是希斯克利夫所不能了解的，于是二人的恩怨纠葛不断，矛盾贯穿一生，最终希斯克利夫临死前放弃复仇的念头。《呼啸山庄》的故事是以希斯克利夫的自杀而告终的，以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在另一个空间汇合达成了矛盾的和解。这是一种人格精神上的升华，闪耀着作家勃朗特对人生的美好祝愿与理想。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带来震撼人心的悲剧主题。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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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梦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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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青英.19世纪文学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耿伟.对称性表现手法在《呼啸山庄》中的运用[J].语文建设，2013（26）.

[6]王守仁，方杰.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矛盾论读后感篇9

【关键词】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中国特色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通常用“矛盾”、“相反相成”来表示类似“对立统一”的涵义。相比较“‘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法，“矛盾规律”这一提法更为大家所熟知。矛盾概念出自《韩非子》（卷第十五·难一第三十六）中关于“自相矛盾”的典故：“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莫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①，这个典故形象地说明国人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解。老子在其《道德经》中阐明宇宙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周易》中，阐明宇宙初始为太极，太极依阴阳两股势力来创造万物。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接纳理解唯物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国人在阐释对立统一规律时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知及其深化

在《矛盾论》中一方面重申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依据自己的理解，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对这一规律进行了新的阐释。

首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既是运动，既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路，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③。

的这一观点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在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深深感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显示出它的理论魅力，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突显了矛盾的特殊性。在《矛盾论》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矛盾特殊性的具体表现，而其点睛之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④则可以看作是整篇文章的要害。

其次，在《矛盾论》中，详细分析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辩证关系，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发展和贡献。

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社会分层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由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打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又受到来自国内统治者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而就需要依据已经变化的革命形势不断调整革命策略。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搬经典，“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⑤

第三，运用矛盾规律，采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思想的又一个特色。不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而且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就运用矛盾规律对当时中国社会构成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要依靠对象和革命的对象，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随处可见列举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例证及其相应的解决对策。可以说，运用矛盾规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解读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落脚点，而正是这一理论归旨使得《矛盾论》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被后来的学者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运用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来解读当时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他在建国后陆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文章，都可以看作他试图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回应新的实践难题的积极尝试。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发展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对抗在矛盾中地位”一节的观点，认为矛盾存在者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制度建设，在体制内化解。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模式已经不适应于新的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然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还处于建设时期，政府工作还处于探索时期，人民群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适应也还处于转变过程中。因而他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认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者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他主张要把绝大部分出现的矛盾看作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解决。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多样化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他运用矛盾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思路。

可以这样说，对立统一规律通过恩格斯的系统化的阐释，经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程式化，最后在思想中得到了最详尽和细致的说明。正是从开始，对立统一规律逐渐被矛盾规律的说法所替代。

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解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矛盾规律。他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相比，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解读和运用呈现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稳定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上。邓小平在上任伊始，就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拨乱反正也好，纠正冤假错案也好，都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的这一思想为尽快结束的混乱状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将长期存在，世界虽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是总起来说，和平的力量在发展，经济竞争将替代政治斗争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这就需要各国在国际间的合作互助，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认知框架内，邓小平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不仅扭转了多年来我们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而且为经济建设争取到良好的国际氛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邓小平运用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理念。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为合理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典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认知。

第三，邓小平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利用各地区经济发展得相互制衡关系，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比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

概而言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者，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理论难题，赋予对立统一规律的新的时代内涵。

三、和谐社会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成功运用的典范

以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又一个成功运用的典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的合理性，矛盾解决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是“求同存异”，达至统一，实现共赢。“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的尝试，深化了我们对矛盾规律的认知，可以预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和新的现象，我们关于矛盾规律的认知必将继续深化，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①《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8页.

②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78页.

③.《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④.《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⑤.《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⑥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⑦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参考文献：

[1]. 选集（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6]《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

注：

本文为校课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彩一课”（精彩教案）系列研究成果。

矛盾论读后感篇10

【关键词】新课标 文本 探究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新课程标准》） 新课程理念下的阅读教学是学生主动探究文本，与文本互相交流、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探究的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储备、生活体验都被激活，与文本发生碰撞，从而生成 “第二文本”。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进行探究阅读，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寻找话题让学生进行探究呢？

一、于文章的题目处探究

在教学《船长》一文的时候，我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环节： 教师：我们能不能给文章改一个题目呢？如果可以换一个题目，可以用什么作为题目？学生很快就找到了一些题目。一部分同学主张将题目换为《英雄》，但是有一部分学生不同意。教师：同学们的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个题目是换还是不换，请你们通过研读课文，找出说服对方的理由。（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究这一问题，并且进行辩论。） 通过辩论，学生统一了认识：文章还是使用原来的题目恰当，因为文章要表现的是哈尔威的那种忠于职守，工作岗位高于生命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他面对着死亡，无所畏惧，而是组织船上的工作人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这里它展示了一名船长的高贵品质。因此题目不宜改变。在这一探究题目的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在主动学习，为了说服对方，自己要主动地进行研读文本，探究文本，在探究文本的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于文本的关键处探究

文章中有一些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之处，在学生学习文本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契机让学生进行探究，让学生在探究中走进文本，内化文本，进而超越文本。例如在学习《船长》一文的时候，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大家沉默了，没有一个人违抗他的意志，人们感到有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这是文章的关键的语句，在教学的时候，我组织学生探究“伟大的灵魂”。学生通过探究后这样理解：“ 这儿‘伟大的灵魂’指哈尔威的高尚品质震撼着每个人的心，人们为哈尔威的伟大人格所折服，所以大家沉默了。”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哈尔威想到的是妇女儿童，而不是他自己，所以这样的崇高境界当然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所以，没有人会违抗他的意志，人们只会从心底升起对他的敬佩之情。”“‘一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是当时人们对船长的真切感受，面对船长这样的行为当然每个人都会从心里佩服的。” 这样的探究过程中，学生抓住“伟大的灵魂”一词进行与文本的对话、感悟，在这样的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快乐。

三、于文本的“矛盾”处探究

语文课本中有不少的文章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个性品质，往往用一些看似矛盾的写法来表现。这种矛盾，从本质来讲他们不是对立的，是为了写作和表现的需要。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认识能力有限，他们往往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够把握事情的本质，他们在理解的时候容易出现偏差。对于这样的“矛盾”地方，我们可以抓住学生的认识的偏差作为探究的契机，让学生去探究文本，从而获得对文本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教学《爱因斯坦与小女孩》一文的时候，我曾这样抓住文章的“矛盾”让学生进行探究：教师：小女孩的爸爸说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人，但是小女孩却说这个连衣服都穿不整齐的人怎么可能是爱因斯坦？一个说是伟大的爱因斯坦，一个说不是，这不是矛盾吗？（学生开始研读文本，很快学生就举手发言。）学生：这儿不矛盾，爱因斯坦确实是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小女孩是不了解这一点才这样说的。学生：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他后来还像小姑娘请教如何穿衣服，这可以看出他是非常的谦虚。学生：爱因斯坦将全部的精力全放在科学研究上面，因此他没有工夫去顾及到穿衣服这一类的事情，但是这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文章这儿这样写，是为了突出爱因斯坦的谦虚的品质。……在解决文本中的“矛盾”的时候，学生通过研读文本，探究文本中的矛盾的成因和解决，学生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是学生在与文本进行对话，在这一对话的过程中，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高涨，在探究矛盾中学生走进了文本，与作者产生了默契。

四、于学生的疑问处探究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步。”学生在文本中发现了疑问，教师要抓住这一有利的挈机让学生进行探究。在学习《船长》一文的时候，有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船长哈尔威在救完了旅客之后，为什么不逃走呢？学生体会出的这一问题很有深度，是学生对文本进行探究的好机会。我抓住这一契机让学生进行合作讨论探究。学生围绕这一问题，认真研读文本，热烈讨论，最后进行汇报。学生的发言及其精彩，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五、于文本的飞白处探究

“飞白”本是书法中术语，是指书法中的露出的一丝丝的空白，看上去像是枯笔写成的。这儿是指文章写作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作者故意留下的没有写具体的形象或者情节。读者在进行阅读的时候，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完形，形成自己的期待视野。飞白在文本中往往能够激起读者的想象，启迪读者的思维。读者对飞白的完形过程往往是个性化的，同时又是读者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在这一创作过程中，飞白沟通了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在文章的飞白处有意识地引设话题，引导学生对作品“空白”进行富有个性色彩的探究，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与文本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