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十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1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运作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功能程序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中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角色目标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1］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关键一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

1．法律传统的历史传承

我国传统的“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和”的思想也体现在诉讼、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无讼”、“厌讼”、“德主刑辅”思想和做法上。检察机关研究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探索检察机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契合了我国无讼的法律传统，无讼的法律传统为检察机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

2．法律诉讼的固有弊端

一方面，诉讼爆炸的压力。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出现“诉讼爆炸”的现象，诉讼量激增。检察机关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可有效解决诉讼爆炸的难题，减轻法院面临的压力。另一方面，诉讼延迟的尴尬。诉讼的迟延是世界各国诉讼程序中最为棘手的顽症之一，它不仅导致了法院大量的积案，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正义的价值。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可以有效缓解诉讼迟延带来的弊端。

4．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规模调整，大量的社会矛盾涌现。社会秩序的存在、社会稳定的延续、社会发展的推进，都离不开纠纷的有效解决，这都需要建设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检察机关研究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顺应时代要求，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5．检察机关的独特优势

（1）大量的案件纠纷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孕育了基本前提。（2）纠纷的决断权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3）多元化检察职能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准备了现实条件。（4）属性和专业优势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当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矛盾化解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

1．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任务来看，任务较以往更加繁重

研究数据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既是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劳动争议等社会热点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最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触发点。从社会矛盾化解的任务来看，任务愈加繁重。

2．从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矛盾主体更加复杂化

具体来说，犯罪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社会利益与犯罪行为人的矛盾；第二，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矛盾；第三，国家和被害人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矛盾主体日益复杂。

3．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效果来看，工作理念和方式亟待转变

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途径不能是机械化的、单一的。如果检察工作不能因时制宜，不能正确分析、处理好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有时甚至会导致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或者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运作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运作模式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即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体系，建立方法体系的配合、衔接机制，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保障。

1．检察机关参与纠纷解决的传统方式

（1）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

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包括对刑事案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对错误的判决提出抗诉等多种方式。检察机关在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的方式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检察官应当把办理案件与解决纠纷结合起来，做到案结事了；二是兼听则明，公正行使检察职权，避免矛盾激化；三是注重宽严相济的法律政策的运用，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教育，减轻涉案当事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有利于纠纷解决。

（2）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息诉、协调、帮教等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息诉是检察机关认为申诉人申诉理由不成立时，告知申诉人不予启动法定救济程序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协调是检察机关处理涉及多个单位纠纷的案件处理方式，帮教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未成年人采取挽救教育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权威性不强，但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利于缓和矛盾，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2．检察机关参与纠纷解决的新思路

（1）探索新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第一，公益诉讼方式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在经济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也随之转型，这为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提供了土壤。为避免由社会矛盾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我国应尽快建立完善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并积极将其运用于实际的社会纠纷解决中，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一、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能有效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矛盾冗杂，部分地区甚至频繁出现有社会纠纷引起的暴力事件，如此不良事件会在很大程度上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增加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人们和社会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加大矛盾的处理力度，从思想领域着手，将创新精神融入到矛盾处理中去，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矛盾处理机制。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为贵”的事件处理原则，该原则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集中体现在以调解为手段的法律制度。调解提倡以德服人，通过疏导与教育纠纷双方使双方实现友好沟通交流，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自愿协议，化解双方的矛盾，这种解决矛盾的手段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调解职能由人民、司法和行政三方掌控，在调解过程中三方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这导致调解过程冗长调解成效却不明显。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调解部门独立的工作模式逐渐为时代所淘汰，转而带之的是多元化、规范化的调解机制。新的调解机制实现了调解部门的良性互动，使得社会矛盾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调解，这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二、针对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完善措施的探讨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的建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该体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创新精神的融入、政府政策的倾斜，还需要广大社会群众的认知与支持，具体而言，完善社会机制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明确思想，提升工作效率

政府与党委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高度重视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将稳定社会与发展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角度，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纠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搭建平台。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相关部门要秉着调解优先的处事原则，以劝解和教育为主要手段，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使得双方达成共识，进而有效化解矛盾。社会调解部门要加强自身责任意识，将多元化调解社会矛盾方式切实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多元化调解矛盾与各级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并对其工作效果进行严格监督，保障多元化矛盾调解机制在各地方的落实。

（二）搭建网络平台，健全联调机制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为有效发挥调解的实际效能，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网络平台的搭建。随着调解组织的逐步壮大，调解组织也逐渐渗透入企事业单位中，成为企事业单位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多元调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运转，各级部门应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在有效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矛盾纠纷联调中心。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处理时，根据矛盾的本质对各级联调机构进行任务分配，力争做到主次分明，各级通力合作实现矛盾纠纷的合理化解决。

（三）重视基层排查，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扩大信息网络覆盖面，增强网络信息的辐射力，使得基层矛盾纠纷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送达相关部门，并有相关部门判断信息所潜在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而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以免矛盾纠纷被激化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最终危害社会。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体系，贯彻落实基层排查，在排查过程中对基层矛盾纠纷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将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矛盾纠纷处理部门要重视排查结果，对排查结果进行客观的分析，整理归纳排查结果，进而得出基层矛盾纠纷产生及处理的相关理论，并在实际工总中得到验证，这对领导部署调动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完善衔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

为保障社会矛盾多元调解顺利进行，各级联调机构应加强联系，积极进行有效沟通，还应完善相关制度，使调解工作做到有规章制度可以依靠。要实现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联调机构要做到明确分工，衔接流畅。司法部门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专业的人民调解组织，并根据调解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衔接制度；政治法制部门要以法律为基础引导仲裁调解组织与行政调解组织走向规范化；部门要从本部门职能出发，规范制度及具体实施步骤。总而言之，各级联调部门要发扬创新性精神，明确目标，将自身的任务有机融于调解中，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流畅，保障矛盾纠纷有效解决，为广大人们谋取福利。社会矛盾调解要以相关法律为基础，同时还要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整，进而保障矛盾纠纷合理化解决。因此，在调解前的衔接上，联调机构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在调解中的衔接要以联合调解机制与协助机制为基础。调解后的衔接要遵循调解确认机制、调解协助以及强制执行机制。可见，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有效衔接，对矛盾纠纷解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3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后的持续过程，当前农村多数社会矛后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的化解与农村改革发展进度、两个文明建设水平、基层组织状况、地方性规范强弱有着正相比的关系。正确认识矛盾新形势，准确把握其演化规律，才一能有效防范和处理农村基层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人们在生活和经济方面遇到了很多新问题，特别是收入、土地、于群关系、就业等领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矛后，影响面广、情况复杂，日渐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不能有效及时加以疏导和化解，将会干扰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进行，将会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成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一、农村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与以往相比，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在矛盾主客体、类型、动因、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矛盾主体的变化—矛盾多元化。由传统型的以熟人社会中的熟人之间、村庄内部成员间的矛盾纠纷为主，逐步转化为现代型的村民与外部公民或法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二是矛盾客体的变化—矛后复杂化。主要社会矛盾转移到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包括征地拆迁补偿)、新利益格局造成的矛盾、城乡差异学致的矛后、干群矛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等与传统不同的新型矛后。三是矛后类型的变化—矛盾交叉化。由传统型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为主的简单民事纠纷，逐步转化为现代型的经济纠纷、干群关系纠纷、宅基地纠纷、农地征地纠纷为主，而几大量表现为群体性矛盾纠纷，甚至出现了民事纠纷、行政纠纷、轻微刑事纠纷相互结合渗透的复杂情况。四是矛盾动因的变化—矛盾利益化。由传统型的出于“咽不下这口气”、“讨个说法”、“找个说理的地儿”的动因，逐步转化为现代型的多出于经济利益，纠纷动因的利益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五是矛盾表达方式的变化一一矛盾群体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诉求和表达愿望不断增强，出现诉求表达组织化、解决方式群体化、激烈化倾向。有相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个人在认识上、情感上很容易联结起来，以至统一行动去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如集体_卜访、告状、乃至进行某种有组织的抗拒，甚至闹出种种事端。同类性质的矛盾或冲突也会随之发生共振作用，处理不慎，可能引起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部分无直接利益冲突。

二、农村社会矛盾演化规律

    任何矛后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农村社会矛盾同样也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农村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复杂化、交又化、利益化、群体化是农村社会矛盾发展的普遍性。就其矛后特殊性来看，农村社会矛盾具有明显的地域化，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矛盾发展演化有很大的区别，与当地改革发展进度、两个文明建设水平、基层组织状况、地方性规范强弱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矛盾的发展演化与改革发展进度有一定关联。矛盾在不同时空条件乒，往往相对集中地表现一于某些问题，构成一定时间里的矛盾难点、热点，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议论、磨擦、争执。当这些矛盾热点问题得到解决，又产生新的矛盾热点、难点，再次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议论、摩擦，当第二个矛后热点解决，又产生第三、第四个热点，……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存在、永恒发展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并被解决的过程。当前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多是我们在城镇化、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伴随各地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进展不同，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和思想是非纠纷的社会矛盾程度也有所不同。

    第二、矛盾的内容、形式及其变化，同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及其变化，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农村社会矛后是现阶段农村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综合反映。因此，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的特点及其变化，都同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状况紧密相联。一般说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各种矛盾，具有量大、面广、表现尖锐，容易激化且影响深刻的特点。而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山农村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工作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农村领导干部工作水平不高或工作方法简单、工作作风不深入等引起的矛盾，则比较多见。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地区，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其他地区，而且表现形式也较为缓和，比较容易化解。

   第三、矛盾的发展变化和基层组织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扶持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各村可支配的收入大大增加，一些贫困村也有了为民办实事的经济来源。但由于基层民主建设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制度化建设相刘一滞后，有些地方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村民自治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地方村干部的民主法律意识不强，好事办不好;有些地方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对党的农村政策顺利贯彻执行造成了极不利的影响。一个共性的问题是，越是村集体凝聚力强、班子团结，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问题越少、矛盾越少，经济发展的后劲越大，村庄越和谐。越是村班子瘫痪、凝聚力差、村集体无力的矛盾越多、困难越重，几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矛后的化解与地方性规范的强弱呈正相比关系。社会矛后的化解往往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常常要顾及现实的力量对比，在“情、理、法”和“力”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成为村庄的共识的平衡点就是地方性规范。地方性规范的生成有两种:内生和外生。“内生”就是村庄内部出现一个正义的力量，将人们重新聚合成一个紧密团体，人们在团体中交互频繁，在密集的公共生活中产生出新的生活、生产和交往共识，并在不断的交互作用中型塑成规则和伦理要求。“外生”就是政府力量对村庄生活和个体私密生活的介入，即嵌入制度，将一种更为通用的道德准则强制贯彻于人们的生活中，久之而内化(濡化)成人们的身体无意识，成为内生的秩序。调查显示，地方性规范强、道德舆论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地方，社会整体秩序较好。村庄共同体解体，原子化的村庄则多数处于无救济的状态之中，矛盾冲突的化解往往利用暴力解决的方式。

三、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对策分析

    第一、正视矛盾，制定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也是一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农村发展的阶段j胜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制定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在定政策、作决策、上项目、搞改革时，不仅进行经济效益评估，还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强化公众参与，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好事办好，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农矛盾发生:设立信息直报点，聘请信息直报员，及时准确收集信息，做好舆情分析，完善矛盾应急组织体系和保障体系。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多数社会矛盾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因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在总体思路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坚持落实党和国家惠农富农的各项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关心群众疾苦，把扩大内需的投资项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加大对农民致富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培训，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方位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就业新渠道，千方百计让农民有事可为，有钱可挣。农民因勤而乐，因富而安，乐生和谐。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4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33-02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接反映到诉讼阶段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纯依靠诉讼手段调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但法院难以承受，而且处理效果不尽理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来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为促进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指导。

1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即非诉讼纠纷解决（英文表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是一个理论与实务（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课题。

《若干意见》结合我国法治实际与ADR的法治理念，明确“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分别从任务要求、如何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何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如何规范和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以及加强工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作为承受矛盾纠纷最直接的基层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明确了“为有效化解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因此，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满洲里法院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满洲里法院连续多年被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评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绩突出集体、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主要领导也被自治区政法委评为工作先进个人。这与满洲里法院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有益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举措总结为以下两点：

2.1 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中心，积极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满洲里法院从立案、审查、受理、开庭、调解、判决、送达以及优质服务、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各环节入手，用有效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所判决的案件经得起检验。

2.1.1 强化立案调解功能

发挥立案庭分流矛盾纠纷“第一关口”的作用。满洲里法院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对未经诉外调解程序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诉外机制先行调解。2009年以来，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满洲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激增，其中大量是集团诉讼。如：2011年3月16日，因满洲里市口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拆迁人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市建设局向法院递交强制拆迁申请书。这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行政机关首次申请法院强制拆迁房屋的案件。此类案件敏感性强，对今后类似的案件还会起到引导性作用，因此，满洲里法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由法院副院长、立案庭庭长、办主任亲自接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努力为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经多次耐心的调解，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满洲里法院通过对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介入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避免了诉讼，带动了一大批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

2.1.2 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一是建立案件分类调解制度，对各类诉讼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特点，确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二是建立各环节的梯次调解制度，规范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审后调解等环节。三是建立全面调解制度，各类一审案件，要坚持调解优先，力争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实现定纷止争，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涉诉案件，原审判庭要与部门共同负责调解，通过解疑释惑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方式，满洲里法院调解率达到70%以上，达到了以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的目的。

2.1.3 推进执行和解工作

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善于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和优势，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和缓解、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的“执行难”案件，更是努力加强执行和解工作。2011年，满洲里法院执行和解案件达到109件，和解率为33.33%。

2.1.4 加强诉讼程序和环节中的全面调解

一是加强行政诉讼协调工作，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通过协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2011年，经法院协调，行政案件撤诉率达55%，超过半数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化解了官民矛盾，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推进了依法行政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强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引导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调解协议，使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2011年，满洲里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71件，调解率达到了100%，努力将矛盾化解在了最基层。

2.2 注重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科学布局涉诉工作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满洲里法院努力充当主力军、推动者，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积极参与全市敏感案件的调解、化解工作，与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做好民调工作。如：以扎赉诺尔区中蒙医院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22个申请人，标的额达2700余万元。自2005年受理后一直未能执结，当事人怨气很大，多处上访，被自治区列为督办案件。为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法院的同志多次前往实地了解情况，积极与扎区卫生局、区政府、市卫生局、市政府等单位协调，先后两次向满洲里市政法委提交解决此案的书面报告，多次向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寻求支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做出了以评估价分期偿还债务的决定。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申请人在得到部分执行款后，同意了此方案。该案不仅得以顺利解决，而且为扎区百姓留下了社区医疗网点。通过满洲里市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2011年全年排查出38件存在上访隐患的案件，均已息诉罢访。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府司法救助金，对涉诉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化解了矛盾。

3 关于完善满洲里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根据《若干意见》精神和中央政法委等16部委联合印发的《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的具体指导意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通过推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和程序建设，建立健全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完善措施：

3.1 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建立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念的体现。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具有的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全党全社会对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宣传介绍仲裁、人民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经济、方便、快捷、对抗小的优势，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转变“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的观念，从而分流诉讼案件、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3.2 以“三调联动”为平台，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思路，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党委、政府把贯彻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纳入党政领导落实综治工作绩效档案内容，纳入行政机关效能监察和公务员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成立党委、政府“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某部门（如综治委）牵头，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本市的“三调联动”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注重领导带动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作用。人大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视察检查，督促指导，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做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纠纷解决，明确责任，研究制定本部门受理相关纠纷的操作规程，做到有事必调，调必有果，限期解决，登记在案，对重大或疑难纠纷实行听证制度，确保调解或裁决公平公正。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参与、监督和支持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件，及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3 建立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定期指导与沟通

满洲里市法院要积极推进全区法院开展的“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和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在这两项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法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案件巡回审理和巡回指导，通过力量下沉和服务前移，建立完善司法服务网络、便民诉讼网络、纠纷化解网络，有侧重点地搭建工作平台，定期向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邀请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加旁听观摩或参与诉讼等手段，负责向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区、企业负责人提供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人员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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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5

一、借鉴和引入听证制度运用于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中的原因分析

确立社会矛盾纠纷听证制度，主要是为了及时解决我们在社会矛盾纠纷处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我县开发和建设速度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广大农村和城区的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传统的矛盾调处手段在纠纷治理中日显艰难；二是新的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易激化、易上访的特点，给矛盾预防化解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不少矛盾纠纷久调不决，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三是矛盾纠纷处理缺乏透明度，不便于群众认识和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造成即便是正确的处理意见也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接受，部分群众仍不断地上访、申诉；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加上矛盾处理的公开性不够，造成了群众对政府部门处理问题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五是“听证于民”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广大群众在社会矛盾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其要求听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引进听证制度的一些基本规定和做法，就是为了寻找、探索上述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新途径,及时解决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增强“大调解”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

二、探索推行社会矛盾纠纷听证在矛盾纠纷治理中的优势

1、听证能保障矛盾纠纷主体一方平等地行使陈述、申辩、质证的权利，避免“暗箱操作”，损害群众利益现象的发生；

2、听证能促进纠纷事实的查明、证据的获取，有助于准确地适用法律，对矛盾纠纷主体一方的错误认识和观点进行澄清并社会评价；

3、因为听证是公开的，有助于群众对纠纷的整个处理活动进行监督，真正实现“阳光下操作”，切实提高基层执政能力，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4、听证辩明了合法与违法、合乎政策与不符合政策、合理与无理问题，避免了矛盾纠纷主体一方因不断上访、申诉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和经济损失；

5、听证的实施，最突出的作用还在于能进一步规范、上访秩序，预防和解决闹访、缠访问题，维护稳定。

今年3月，我县晶桥镇一农户由于拆迁问题，经常到镇里上访，，经过调查研究，该镇决定召开听证会。会上，有关部门一方面宣讲拆迁政策及拆迁安置过程，另一方面请该农户陈述自己的理由。当群众得知他除了符合政策享受补贴外，还多得了近3万元的真相时，听证会旁听代表纷纷指责他不道德，使他倍感周边舆论压力，心悦诚服，该上访纠纷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今年4月底,我县白马镇村民胡某之子（1992年10月出生），因患小脑髓母细胞肿瘤，终因医治无效于2004年5月18日18：20分死亡。胡某一直认为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要求院方赔偿巨额损失20、4万元。院方则拒绝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此事发生后，胡某及其家人先后在医院哭闹，到镇政府上访，最后发展到县政府上访，一度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004年6月4日，举行了该医患纠纷案听证会,最终促成双方会后达成协议。再如今年6月28日，我县晶桥镇举行听证会，解决矿山拍卖后转业主开采与周边群众的矛盾纠纷，现场解决问题31条，有的形成共识，有的达成协议，所有问题成功解决。今年9月29日，该镇又通过听证会形式，成功化解了某村村民要求罢免现任联队长的群体性纠纷。通过听证，澄清了部分人所反映的联队长所谓五个方面的问题事实，分清了是非。听证会后，群众形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联队长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村干部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干群关系更加团结。由于采取了听证这种有效措施，及时把已经发生的，并有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避免了矛盾纠纷主体一方进县、市、甚至进省进京上访。

实践表明，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这种民主性、群众性、公开性的工作方式能适应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实际需要，能被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能解决一些严重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纠纷。是群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效沟通的平台，是当前社会热点、难点、复杂疑难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推行社会矛盾纠纷听证应把握的环节

在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中引入听证，需建立和完善以下环节。

（一）应规定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范围。

1、矛盾纠纷主体一方在矛盾问题处理前要求举行听证的重大疑难纠纷；

2、经多次处理未果的重大矛盾纠纷，需要举行听证的；

3、情况复杂，处理有争议，需要举行听证的；

4、久调不决的群体性纠纷，需要举行听证的；

5、越级上访的重大矛盾纠纷，需要以听证形式化解的；

6、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需要举行听证的；

除上述情况外，涉及司法机关的涉法类的纠纷，普遍性的行政决定，其他法律法规已明确矛盾解决方式的，不适用社会矛盾纠纷听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性规定。

（二）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听证规则》（试行），作为整个听证活动的行动指南。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1、规定听证应遵循的原则。听证的原则是整个听证活动的灵魂，听证应制定以下原则。

第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允许新闻媒体报道。

第二，职能分离原则。即原矛盾问题调查处理部门或人员不得作为听证委员会成员；

第三，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和回避权原则。此规定是为了切实保护群众的听证权利；

第四，证据确认原则。即应当对社会矛盾问题处理适用依据的正确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结论，从而保证听证结论的正确性。

第五，事先告知原则。即当事人有权提前知道听证召开的有关事项。

第六，委托原则。即当事人行为能力受限时，有权委托人。

2、制定听证的程序。包括：

（1）听证会的提起。建立何种机制、由谁受理、由谁决定听证直接关系到听证的效果。听证建议由县、镇两级“大调解”机构受理，提交两级听证委员会讨论决定；听证委员会由两级“大调解”机构设立，成员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门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关专家等组成，人数不少于11人的单数，政府部门代表不超过2人。具体人员名单遇听证时在决定听证前确定。

（2）听证的准备。应做好四件事：第一，进行提前公告并通知矛盾纠纷主体。在听证会召开10日前向社会公告和向矛盾纠纷主体通知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等；第二，确定听证主持人；第三，确定听证当事人，通常将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矛盾纠纷主体确定为听证当事人；第四，了解矛盾问题背景、涉法及政策有关规定等情况。

（3）规定举行听证会的程序。

a、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需听证的矛盾问题；b、介绍每位听证人员的姓名、工作和身份；宣布听证记录员和其他听证参加人员和对象；c、征求听证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d、宣布听证纪律；E、由听证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质证和辩论；F、征求听证当事人有无新的证据并作最后陈述。G、听取有关专家就具体矛盾涉及的专业问题作出说明、解释和咨询，并提出建议和意见。H、适时进行调解。听证主持人根据纠纷当事人意愿可以进行调解，经调解，如纠纷当事人意见达成一致，由主持人及时制作调解协议书。I、制作听证会结论。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结束前，召集听证人员发表听证意见，制作听证结论，听证结论包括：听证事由；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基本情况；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听证的简要经过；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听证结论。落款由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当事人签名或盖章。J听证主持人公开宣布听证结论并宣布听证会结束，有关听证参加人在听证笔录上签名。

四、推行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现实意义

社会矛盾纠纷听证是一种程序，它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它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确定和实施，对解决问题和社会矛盾问题，是有一定效果的方法，有它独特的社会价值。它的社会评价和调解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新的且效果明显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政府部门对维护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它保证了听证当事人和其它听证参加人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听证会，有权充分行使陈述、申辩和质证权，在接受社会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代表的监督下，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了解到一些此前自己并不清楚的事项，对整个问题处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妥或无理时，当事人便会主动放弃极端行为，促进矛盾的预防和化解。

（二）它进一步提高了矛盾问题处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其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于让群众在社会各方代表的监督下，清楚了解问题的处理依据和问题处理时的客观、公正性，清楚各方代表对事情处理的社会评价，真正让当事人对问题处理心悦诚服。版权所有

（三）它能有效避免政府部门矛盾处理时重大错误和失误的发生，及时预防和避免不稳定因素产生，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01-04

1 对立性和统一性：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问题的提出

和谐,在哲学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系统,是以差别和对立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了矛盾和差异（不和谐）,和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与不和谐是一对矛盾体,和谐是矛盾的同一性,是一种平衡协调、对立合一的均衡状态。和谐是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完美的自组织系统,无论是物理领域、生物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都潜藏着和谐的灵魂。和谐是一种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万物是平等、互助共存的。

所谓纠纷,是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它又常被称为冲突、争议或争执,其本质可归结为利益冲突,即有限的利益在社会主体间分配时,产生的一种对立不和谐状态,包括紧张、敌意、竞争、暴力冲突以及目标和价值上的分歧等表现形式。

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特别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2 普遍性和客观性：对当前青海省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从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共有55个民族成分,现有少数民族人口共238万多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5.5％。在青海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其中土族、撒拉族是全国唯一在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分别是：藏族21.89％,回族15.89％,土族3.85％,撒拉族1.85％,蒙古族1.71％。当前我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矛盾凸显的多发期。由于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省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人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同发达地区相比较都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和摩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诉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民事纠纷导致治安刑事案件上升,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一是民间矛盾纠纷发生了新的变化,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以资源权属、环境及生态、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拖欠工资、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纠纷当事人的构成复杂化,不仅有工人、农民、学生、离退休干部、个体户,还有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二是各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矛盾纠纷的热点、难点主要集中在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的安置问题,征地补偿、拆迁安置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集资款到期不能兑付问题,以及涉法涉诉问题,司法不公、执法不当问题等。三是纠纷参与人的数量呈规模化倾向。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四是相当部分纠纷参与人言行发生重大变化,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甚至违法的特点明显。有的利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大节假日或政治敏感期,集体到京、到省里上访,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静坐请愿,罢工罢课,阻塞交通。甚至出现殴打执行公务的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以及自杀、自残的极端行为。

3 前进行和曲折性：青海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看,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是由事物矛盾运动所规定了的。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各种观念深刻转变,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所具有的特点,我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正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3.1 各类矛盾纠纷的经济内容日益突出

一是因土地承包引发的纠纷日趋频繁。青海省是一个农牧业省区,全省551.6万人,人口其生产生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还十分强烈,加上各种原因造成部分山林、田土、水力资源权属不清,有些承包经营合同与法律法规相悖,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导致各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所有矛盾纠纷中占的比例较大。二是环境及生态问题逐渐呈现。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环境及生态问题不断受到群众的关注,因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三是随着经济多元化出现了不同经济主体问题的利益纠纷。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经济活动中的劳工、价格、市场、能源、污染和消费等问题都随时有可能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群众之间引发矛盾纠纷。四是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问题。如征地补偿金到位不及时导致部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工程建设中部分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民工聚众闹事,有的重点工程征地拆迁的法定程序和思想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体上访。五是农村换届选举和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所引发的派系争端、财产分割、相互交往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六是部分企业里军队转业干部、伤残复退人员因待遇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为刑事案件或者,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3.2 部分人思想陈旧,缺乏道德观念,导致矛盾纠纷长期存在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旧的传统和不良习俗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与在新的政治经济下催生的科学文明进步观念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构成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一是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的不规则之间的矛盾,一部分人因为不懂法或故意利用法律的边缘特点,以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他人权益进行侵害和影响,如行为、地痞行为、损坏公物或他人财物等行为导致纠纷；二是道德约束与一部分人公德意识缺乏之间的矛盾。缺乏道德的行为往往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对他人利益造成影响,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与部分人思想僵化保守导致的矛盾,大量的婚姻纠纷、家庭纠纷缘出于此。

3.3 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型矛盾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些法律法规已在较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需要,有些法律法规所保障的公民权益与社会实践需要保护公民权益存在不对称性,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结合民族地区良好的风俗习惯来调解矛盾纠纷,是对纠纷调解工作的一个重大考验。

3.4 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要求,致使矛盾纠纷调处无力

近年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我省纠纷调解工作,其地位虽然已逐步被各级领导所认识,下发了相关文件,开展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形势和其他维稳机制的加强,村级纠纷调解工作出现了弱化的势头,致使大量的矛盾纠纷集中到基层法院。一是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和领导对社会矛盾纠纷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调解机制不强。有的地方没有摆正纠纷调解工作位置,调解人员心中无目标,工作无压力,遇到问题互相推诿,小纠纷无人管,大纠纷不想管,致使小纠纷酿成大矛盾,大矛盾引发大事端。三是纠纷调解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宣传不到位。群众认识有偏差,大事小事找主要领导,唯有一把手才能解决问题,主要领导不知所措,经常被矛盾纠纷所围绕。一些矛盾纠纷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解而升级恶化,因民事纠纷导致的治安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对社会稳定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4 统筹性和全面性：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因此,在解决民族地区纠纷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

4.1 深化认识,创新思路,全力构建民事纠纷调处新平台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基层的了解、重视与支持,切实克服“重打轻防”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纠纷调解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机制,为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大力加强对新时期纠纷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为调解工作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把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要工作考评范围,使调解工作在综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大力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战略,把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室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调解民事纠纷的第一平台。基层民警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等工作优势,深入到辖区村镇,做到“每家每户访一访、房前屋后转一转”,把防火防盗、入户调查、警情提示等日常治安管理工作与排查民间矛盾纠纷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可能引发事端的人、事、地、物,认真排查梳理家庭婚姻纠纷、经济纠纷、所有权纠纷、邻里纠纷、人身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继承纠纷、合同纠纷、劳资纠纷等民间矛盾纠纷线索,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来的民间矛盾纠纷逐一登记造册,实行“三卡”登记制度,即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且在调解范围内的民事纠纷,填写《登记卡》；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不采取相关措施可能导致民转刑的民事纠纷,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并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解和稳控工作,尽量减少和避免因民间纠纷引发刑事案件,对一时不能处理的,则填写《移交卡》并提出意见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对已经调解且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公安机关又不能依照法律、法规处理的,则填写《告知卡》告诉群众可以依法到法院。

4.2 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

首先要创新纠纷调解组织形式,筑牢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健全基层调解指导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纠纷调解网络亲民、近民、便民的优势,密切警民关系,减少涉讼上访案件,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一是以基层法院建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辖区的人民调解工作,每季定期组织召开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总结、分析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向前发展；二是以派出法庭为单位,在法庭辖区内广泛建立乡（镇）、村（社区）、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以法庭为指导调解工作中心,分级负责,覆盖整个辖区的三级人民调解互动网络,既可准确及时掌握辖区内民事纠纷发生情况,又可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掌握、立案,快速审理,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发展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同行业和系统建立各类专门调解组织,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其次,建立司法联系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和村级调解组织密切工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依次进入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形成梯次防线,逐步化解矛盾纠纷。

4.3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与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对接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民事纠纷调处工作新机制。将调处民事纠纷列入驻村特派员开展创建工作考核范围,与人口管理、治安防范、隐蔽力量建设、查处扰乱社会秩序等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二是建立公安机关内部协调机制。明确规定,派出所是治安调解工作的承办部门,治安大队是指导、协调部门,法制科是法律援助部门,督察队是纠纷调解的督办部门,各警种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公安机关一盘棋的格局。三是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在预防、控制上下工夫,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民转刑”预防上,以驻村特派员为平台,将驻村特派员与村委会的治保、调解、违法青少年帮教、、消防等组织有机结合在一起,由驻村特派员统一指挥,整合各种群防群治力量联勤联动,对各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进行上门调处、现场调处。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新时期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涉法广泛化的特点,采取形式多样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平息纷争。针对公民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依法维权心愿越来越迫切的现状,改变传统做法,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调解成效。要变遵循惯例被动调解为主动出击调解,掌握好调解工作主动权。要变单纯的依据道德、风俗习惯调解为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相结合的调解,实行以案说法说服教育调处的方法。对一些复杂、疑难民事纠纷的调处,则由各乡镇（场）成立的以派出所、综治中心、司法所、办等部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处联合工作组参与调处,实现调处工作格局“三转变”,即从“小调解”向“大调解”转变、从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转变、从被动调解向主动调解转变。以及实行领导上阵亲自调解、整体联动联合调解,不断提高调解工作的实效性。四是建立调处工作责任追究制。派出所所长是民事纠纷调解的第一责任人,驻村民警为直接责任人,所领导定期听取汇报,重大纠纷要亲自主持调解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对因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升级恶化的派出所,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并由派出所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4.4 建立警民联调工作机制

纠纷问题的产生、出现与社会环境、人们总体道德水平有紧密的关系。妥善处理纠纷问题,不仅是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做好纠纷问题的预防、处理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警民联调工作力度。在过去,老百姓普遍认为将小纠纷闹到衙门去是很丢人的事情,大部分民间纠纷都是通过家庭、村落之间的民间调解协商解决的,政府也承认这种民间解决方式的合法性,真正通过政府处理的纠纷案件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群众往往喜欢找公安机关解决纠纷,因为公安机关不收费,进行的是无偿调解,其他如到法院,不仅要诉讼费,还要请律师,要承担败诉带来的法律与经济风险,而且找别的部门往往互相推诿,有的部门、基层组织值班不到位,群众上门找不到人,相比较公安机关因种种纪律规定,例如“有困难找民警,民警就在你身边”等对外承诺,使基层公安机关无法推托,也造成基层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的纠纷调解工作,弱化了民间自行调解纠纷的传统和其他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针对不同情况的民间纠纷,采取了多种调解方式：一是共同调解。对于婚姻、计生、劳务、土地、经济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商请民政、计生、土地、工商等相关部门参加调解；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力和争议较大的纠纷,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及其他有声望、影响的人士参加评议调解。二是公开调解。对纠纷难度大、意见分歧大、发生频率大的纠纷,在朝阳派出所警民联调办公室公开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参加,实行听证式的调解。三是跟踪调解。对已经调解终结的重点案件、复杂纠纷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协议执行情况,做好双方的思想疏导工作,确保纠纷不反复,巩固调解成果。四是首问调解。即落实首问负责制。无论是小组调解员,民调中心或者社区民警,在受理纠纷时,一律实行谁首次受理,谁先期了解情况,谁控制平息事态发展的原则,然后再将受理的纠纷按管辖分工和管辖范围,分流到各部门处理。五是现场调解。对于可能即将激化成为恶性事件或大型的矛盾纠纷,调解干部采取“走出去”的调解办法,及时达到现场,及时调查,及时调解,把纠纷调解在当地,防止纠纷演变与扩大。警民联调中心及时受理调处纠纷,大大加快了接处警中大量民间纠纷的消化处理、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实现了“纠纷必解”,同时人民调解员在公安机关现场办公,民警也能够及时指导业务,两者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合力,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减轻了值班民警在接处警中的压力,将民警从大量繁杂琐碎的民事纠纷调解中解放出来,更加高效地完成各项警务活动。因此,构筑警民联调工作机制既有力维护了全省社会稳定,又有效地调处了各类民间纠纷。与此同时,应增加公安机关的经费投入,确保办案经费,增加警察编制,切实解决当前各类案件逐年上升,而警力相对缺少难于适应形势发展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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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4.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7

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长效管理，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构筑“大调解”格局，经区委研究决定，成立区、街两级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共受理纠纷92起，直接调解24起，成效非常明显，化解了大量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维护稳定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一、“大调解”机制运转良好（一）、领导重视,短时间内高效规范组建调处中心四月下旬区委贺南南副书记组织政法委、综治办、司法局、局、六个街道的综治主任、司法所长等同志到南通参观学习，书记办公会专题研究“大调解”运作方案，并提出尽快筹建区、街两级调处中心要求后，区、街主要领导就把筹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街道工委、综治办都非常重视，多次召开工委会，研究如何抓落实，克服人员少、办公用房紧张等困难、落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组成人员、办公用房。五月份在宝塔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先行试点基础上，六月上、中旬区及各街道调处服务中心先后正式挂牌成立，标志我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立。（二）、以打造街道平台为重点，构建区街两级工作机制区领导多次召集政法委、司法局、局领导研究建立全区“大调解”机制，起草下发了建立区街两级大调解机制的文件。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按高标准、高起点进行筹建。一是有两级领导机构。成立下关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及分管区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综治办、司法局、局及各街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6个街道都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工委书记任组长，综治办主任、所在地派出所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街道各科室负责人。二是有两级工作机构。区、街道都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各街道综治办主任担任调处中心主任，司法所长担任副主任并负责日常工作。街道、综治、司法、公安各派一人参与中心日常工作，。三是有固定办公场所和经费保障。区、街中心先期投入资金计14万元，其中区调处中心投入资金3万元，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5万元，其他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1万元以上，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都达到三室，有的达到五室，宝塔桥街道调处服务中心落实150平方米办公用房，各调处中心有5-9名人员参加调解工作（三）、建章立制，明确各调处中心及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区、街调处中心实行三项职权三个结合六项机制十六项制度的工作模式：明确两级中心具有“三项职权”即：1、矛盾纠纷调处分配权，2、矛盾纠纷调处督办权，3、“一票否决”建议权。强化矛盾纠纷高效率调处的“三个结合”即：1、直接调处与分流调处相结合，2、归口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3、属地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完善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的“六项机制”即：1、分级调处机制，2、联动调解机制，3、配套调解机制，4、定期排查机制，5、岗位培训机制，6、专家咨询机制。建立保障调处工作运转的十六项制度，区、街调处服务中心制定各项工作制度即：1、值班接待、社会矛盾纠纷受理登记制度，2、社会矛盾纠纷移送和归口管理制度，3、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4、矛盾纠纷调处规则，5、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等。（四）、统一管理，规范运作程序区、街调处中心按区司法局规定的内容和形式，对接待室、调解室、办公室、谈心室、听证室统一布置，主要的内容包括：调处中心工作职责、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的义务、调解程序、矛盾纠纷流程图、来访者须知等制作展板、公示上墙；司法局统一印制《案件受理登记簿》、《调处通知书》、《矛盾纠纷调处登记簿》、《矛盾纠纷分流通知书》等七本台帐，供区、街调处中心统一使用。区调处中心坚持区领导接待日制度，区主要领导张书记、贺书记都亲自参加接待群众来访，赵区长因到市里开会还安排其他领导来中心值班，使一些矛盾纠纷能及时解决。幕府山街道聘用一个有法律大专文凭具有一定调解工作经验同志参与中心接待工作。（五）、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成效明显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46批次340人，统一受理纠纷41起，分流纠纷36起，中心调解5起，督办纠纷4起；6个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66批次245人，统一受理纠纷51起，分流纠纷32起，中心调解19起。宝塔桥街道一低保户沈宜华，1999年3月住房由下关区房产公司 拆迁，并协议一年后安置在象山小区，20__年协议到期时，安置到燕江园小区，沈认为房产部门违反协议，且重新安置的又是旧小区房子，坚决不接受；拆迁五年来沈一直与区房产部门交涉无果，近期准备赴京上访请愿。街道调处中心及时介入，一方面会同社区干部三番五次地耐心地做沈的工作，给予情绪稳定；另一方面积极地与区房产部门及区局沟通联系，并且拿出解决矛盾的建议，六月上旬沈家安置在燕江园小区，并由区房产部门给沈一定的经济补偿，该矛盾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沈夫妇二人专门订做了一面“排忧解难热心为民”的锦旗和500元现金送给街道调处中心同志（现金被退回）。二、两级中心运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方面认识有待提高。一些职能部门人员认为调解、维护稳定就是调处中心、司法所的事，有纠纷就向调处中心推，没有认识到调处中心与职能部门在大调解中的联动关系，部门责任应加强，行政调解不应弱化。二是街道专职调解人员不足。街道调解中心主要靠综治办、司法所人员，而综治办、司法所只有3—4人，压力大，他们还要承担司法、政法、610、综治、等工作，人员少、兼职多。民警没有参加街道调处中心值班，需要民警参加调解就电话通知，原因是派出所治安民警来值班就要把治安纠纷、110接警纠纷带到中心来调解，这样工作量更大，而这些纠纷在中心调解也没有力度。三是调解技能有待提高。“大调解”是新事物，目前熟悉法律掌握调解技巧的人还比较缺乏。有些基层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技巧、程序掌握还不够熟练，造成有些简易的纠纷当事人对其没有信心，中心受理后不同意分流到其他单位部门或调委会，只认准中心。三、完善“大调解”机制应采取的对策（一）、提高认识，加大“大调解”机制完善的力度要加强对新时期“大调解”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认识，许多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可能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要强化分级管辖，强化联动协作，强化系统配套，强化协调督办，完善“排查疏理及时、调处责任明确、预警处理灵敏、应急处置快速、协调督办有力”等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要充分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做好大调解各项工作。（二）、扩大宣传，把方便群众的好事办好调处中心的宗旨就是要让群众享受就便统一受理化解矛盾的好处。调处中心成立时间短，许多居民对调处中心还不了解，有纠纷还是到相关的部门、单位吵闹，不知道如何解决，要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调处中心影响，一是向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一样发放矛盾纠纷调解服务指南，二是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调处中心作用、任务，三是宣传调解成功的典型纠纷，使当事人信任调处中心，四是积极参与调处所在区域内的重大纠纷扩大影响。让群众了解如何就近、便捷，让群众参与“大调解”，提高“大调解”运作的效能，把为民的好事办好。（三）准确定位，重点打造街道调处平台不动摇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运行二个月来，6个街道调处中心接待受理总数不多，区调处中心接待量很大，因此要按照区关于建设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要求，发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作用，要发挥街道调处中心人员素质高，协调能力强，便于处理疑难复杂矛盾纠纷问题，贴近社区、贴近居民，便于当事人来访，便于中心调查取证的优势，使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水平、上台阶。要像幕府山街道要求调处中心做到：小纠纷不出社区（企业），大纠纷不出街道，重大纠纷请区中心来人帮助解决。这样才能方便群众，减少群众麻烦，让人民满意。（四）、严格责任，发挥分级管理作用建立纵向到底的区、街、社区、调解小组，横向到边的政法单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调解信息网络，在协调处理各类矛盾过程中，各部门、单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确保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协调、早解决。努力形成“社区民间纠纷在社区，企业内部民间纠纷在企业，跨社区（企业）民间纠纷在街道，治安纠纷在公安派出所，行政管理纠纷在主管部门，较大纠纷在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重大疑难纠纷区统一协调”的分级管辖、综合协调的“大调解”格局。（五）、加强培训，提高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调解水平要上台阶，调解员的素质是关键，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培等形式提高调解员水平，区司法局购买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制作的《人民调解程序》教学光盘，下发到各街道调处中心，区司法局统一制定培训计划，区、街中心成员由区集中培训，社区、企业调解员由于人员多，由街道组织、区派人授课。每个月初定期召开区、街中心工作人员会议，通报上月的情况、分析调解成功纠纷经验，找出调解未能达协议纠纷的不足，会诊疑难纠纷，讨论近期共性的热点矛盾纠纷。（六）落实专人，提高“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效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增加专职人员，都是兼职人员不利于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力争落实编制和人员。在大学生招聘、军队转业干部分配人员时要优先考虑到调处中心，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如电脑联网、配备打印机、传真机等提高工作效率的办公用品，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中心正常工作需要。XX区司法局基层科：XX二0__年八月六日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8

（一）注重创新方法，切实完善措施，构建工作新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坚持预警在先、教育在先、控制在先、调解在先的原则，建立了村（居）每半月一次、镇乡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在经常性排查的同时，还根据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围绕重点人、重点事、重点时期开展集中排查，确保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如今年三月，县综治委、司法局、群工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2009春耕大忙期间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活动的通知》，共排查矛盾纠纷1546件，成功调处1508件，确保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特别是今年7月—9月，为确保建国六十周年期间全县社会稳定，开展了“春风化雨”百日行动，已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321件，调解1304件，调解成功1254件，目前该行动正在深入推进。

2、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逐一建立台帐，落实了牵头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明确调处要求和调结时限，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挂牌督办。加大对特殊纠纷和重大疑难纠纷的专题调处力度，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确定开展专题调处，防止因纠纷调处不及时而引发的不稳定事件发生，共化解47件，调处疑难纠纷897件。如*赵某离婚纠纷案（涉法涉诉）、*膨润土矿采矿纠纷案（）、*村民刘某医疗纠纷案（）。

3、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注重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

，完善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多方参与、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对纠纷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社会化联动“大调解”格局。构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同公安、计生、民政、国土、税务、法庭等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领导重视、建立网络、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如为推动一般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及时解决，今年7月聘请了15名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丰富调解经验的司法助理员，成立了*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4、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反馈机制。制发了《*县突出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月报表》，镇乡、部门定期报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规范报送内容，重要时期实行“零报告”制度。由县司法局牵头，组织群工局、综治办、维稳办定期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排查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要时期天天报告、天天研判。

5、建立调解队伍教育培训机制。建立调解员学习制度，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交流、经验演讲、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等形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分批分级培训两次，重点学习《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和调解工作常用法律法规、现行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依法调解水平。今年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对*x个村（居）委会“两委”负责人进行了4期培训，对调委会主任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业务培训，有效提高了基层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履职尽则的能力。

（二）注重强化保障，切实加强领导，夯实基层基础

1、落实领导责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领导人民调解，与各镇乡、县级各部门签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目标责任书，将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创建工作目标督要内容，县目标督查办、县综治办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实施意见，为调解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组织保障。

2、健全组织网络。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和“组织、人员、报酬、工作”四落实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健全了镇乡、村(社区)和企业的调解组织，吸收了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懂法律、身体好、群众信任的同志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到目前，建立镇乡调委会*个，村（居）调委会**个，企事业行业性、专业性、区域性调委会119个，在公安机关（派出所）、人民法院（法庭）、等部门和其它行业设立调解室157个，共有专兼职调解员（纠纷信息员）33019人，形成了以块为主，以条为辅的四级一院调解网络体系。同时，在全县建立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聘请首席人民调解员9636人。

3、加强指导力量。镇乡司法所具体承担着管理指导辖区人民调解和直接调处重大矛盾纠纷的繁重任务。在争取国债投资182.6万元建立规范性司法所26个的基础上，争取灾后重建资金679.9万元，开展了44个司法所灾后重建。加强人员配备，在镇乡在职干部中选调司法行政干部7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8名司法行政干部，到目前*个镇乡已有*个所*名专职司法助理员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强化司法行政工作效能，加强镇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连续四年综合目标考核为优秀单位，连续两年荣记集体三等功；“5.12”汶川大地震后，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被市司法局荣记集体三等功，20人次受到中央、省市奖励表彰，其中*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x同志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个人；县政府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4、强化经费保障。为了确保全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县政府在县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15万元、人民调解个案补贴经费3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县财政局、县司法局联合印发了《*县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发放实施细则（试行）》，对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每件补贴50至150元，为人民调解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三）注重拓展职能，切实加强督导，服务全县大局

1.坚持“六个结合”，拓展工作领域。一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全县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从全县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为大局服务，注重让法律先行，注重为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打通道”，围绕在县委、县政府的即将出台新政策、新举措，提前进行研究和预测，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晴雨表”和“探雷器”的作用。二是将人民调解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建立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接访制度，全县有120余名人民调解员到群众工作部门值班，配合县、镇乡主要领导接待上访群众，协助调处案件200余件。三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教育相结合。在《梓州之光》开辟调解专栏，刊登典型案例，坚持以调促教，采取以案释法、公开调解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向社会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努力使人民调解工作赢得群众信任和社会认同。共编印《人民调解工作手册》3300本，印发各种宣传资料157500份，广播讲座126次，现场解答咨询6174人次，排查调解各类纠纷2205件，受教育群众达21万人次，有效推动了“五五”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四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法律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法律服务人员具有法律知识的优势，及时为调委会调处纠纷提供法律帮助，积极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据统计，全县*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协助调解矛盾纠纷**件。五是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相结合。切实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提供方便。今年1—8月免费为全县弱势群体办理法律援助*x件，为农民工办理维权（工伤、死亡）*件，索赔*x万元，追索劳动报酬*件*x万元，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六是将人民调解与灾后重建相结合。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认真学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专项排查调处，共排查化解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纠纷300余件，有力推动了灾后重建的顺利开展。如乐安镇司法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6次开展联合调解，化解了村民朱某和赖某家属之间的灾后重建安全事故赔偿纠纷，维护了当地稳定。

2、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作用发挥。强化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指导职能，定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检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提升调解工作质量。加强督导检查，在7月抽调县人大执法监督室、县司法局、县群工局、县综治办、县维稳办精干力量组成四个督查组，深入到全县各镇乡进行了人民调解工作半年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进行，对工作差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确保了人民调解职能作用的发挥。

二、正视不足，再鼓干劲，再树新功

我县的人民调解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是调解资源的配置不尽合理。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不够严密，调解组织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存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或相互推诿现象，工作中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二是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滞后。矛盾纠纷多发、突发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网络还存在空白，尚未形成规模。三是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高。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协议不统一，存在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轻文书等问题。四是队伍素质需提高。部分调解员由干部兼任，法律专业知识欠缺，专业技能匮乏，调解方法简单粗糙，依法调解、公平调解的水平还不高。五是管理和指导力度不足。由于全县司法助理员严重缺编人员，有*个镇乡无专职司法助理员，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民调解无法高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下一步工作中，县人民政府将紧紧抓住全省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保障，完善措施，充分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构建“和谐三台”再树新功。

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到位。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纳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与全县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做到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经费保障到位、责任考核到位。

二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规范制度管理。强化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基层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调整、充实、完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提高整体素质。按照“五有”和“四落实”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调解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健全纠纷预测、纠纷排查、纠纷调处、领导包案和回访等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增强调解程序的公正性，提高调解工作的水平和公信力。

三是进一步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职能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目的意义、模范事迹以及调解案例的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形成齐抓共管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群众形成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观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9

[关键词]社会纠纷；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7－0033－03

纠纷(dispute)或称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对抗行为。当前，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我国正处于社会纠纷的多发期、凸显期，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涉及到土地征收、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方面面。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在不断适应纠纷新情况的过程中也逐步发展演进，如出现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扩张趋势等。任何一种纠纷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而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利弊共存的，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纠纷的解决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遵循纠纷解决的固有规律，针对纠纷的不同特性，对症下药，合理利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一、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纠纷的发生要经历单项的不满、具体的对抗行为等阶段，纠纷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当事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情绪得不到释放，还容易引发冲突的升级甚至上升为严重的社会。

纠纷的单项不满阶段即主体把某种情况的出现视为不正义，这是纠纷发生的前奏，在这一阶段当事人一方面可能通过成本分析等理性判断选择忍受或者回避等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使纠纷保持在潜在状态或归于化解；另一方面也可能向对方表明问题或予以谴责使纠纷公开化。一般而言，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的社会和个体的综合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社会的宽容、他人的帮助和劝解以及个体的修养和理性都有助于不满的化解或个体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应对；而对社会正义的不信任、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纠纷双方实力的悬殊等也可能从消极方面打消当事人采取具体纠纷行为的念头。

当当事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疏导时，就可能出现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交涉和对抗情况。在对抗起始阶段，纠纷当事人一般不会立刻采用严重的冲突手段，社会纠纷尚处于轻微阶段。在这一阶段，纠纷的解决难度相对较小，很多情况下，纠纷当事人能够依靠双方自身的力量将其解决，即所谓的自力救济，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最低；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情况下，中立第三方在此阶段介入解决纠纷一般能较为容易的定纷止争，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一阶段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当，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平复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采用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从而使纠纷升级，出现集体上访、群体性诉讼、抗争性聚集和等严重的社会纠纷，所谓“小矛盾不及早解决势必会引发大纠纷，小隐患不尽快排除难免会引发大事件”就是这一道理。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解决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在这一阶段解决纠纷其难度小、成本低，可以及时有效的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就应当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这是及时解决纠纷的先决条件。为此，2010年中央综治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预警在前、调解优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整合资源和力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努力使纠纷早解决、矛盾不上交”，并且要求认真抓好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工作，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二、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之原则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在第三者的主持之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行业惯例、民间规范等为依据，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调解主持人的不同，就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其是在民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进行的；而司法调解的调解主持人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其发生在诉讼当中；行政调解的主持人为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国家行政机关。

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是说同一纠纷，在依性质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亦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就纠纷当事人而言，应优先考虑调解而不是首先考虑付诸诉讼，而国家亦对此予以政策引导以促使纠纷当事人观念转变。我们主张要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调解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植于我国“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调解的主持者官名为“调人”，“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解成为西周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之后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调解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调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止和化解社会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之花”。其次，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是在第三人的主持之下，采用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权衡利弊、互谅互让进而达成一致，这就有利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纠纷，尤其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纠纷，如婚姻纠纷、劳动争议、损害赔偿、“三养”即抚养、扶养、赡养纠纷等，调解可以把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整体社会关系纳入考虑的视野，从而更有可能谋求一种合理的更能为纠纷当事人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以恢复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次，更多采用调解的方式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宣传调解工作的作用和效果，引导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积极推动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至2010年《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体现出国家对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日渐重视和相应的政策导向。

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重诉讼、轻调解，导致对诉讼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的“一口吐沫找两级法院”、“一堆垃圾打两年官司”等大量的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导致诉讼爆炸，以致法院超负荷运转。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调解的运用，更正一旦有纠纷就首先考虑付诸司法的观念，对于大量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应当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理念。

三、规范，贯彻司法优位之原则

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权在实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其规范的称谓应当是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来信来访只是对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行使形式。就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来的来看，我们应当对其予以规范，在解决纠纷时贯彻司法优位的基本原则。

我们应当对制度的运行进行规范，新的《条例》已经于2005年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机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其实并不是负责解决纠纷的具体机关，而是将有关事项移交相应机关处理的中转站。但是，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突破了这一定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不受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有关部门的领导处于维稳的需要进行个别批示，特事特办、法外解决有关问题，这就更加误导了人，加剧了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等现象严重，有的地方为了维护一时稳定而采取、甚至限制上访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几乎成为上访人的信条，领导批示、个案个别处理的方案，损害了社会的整体正义，对国家法治的权威和稳定亦产生了不良影响。㈨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应当回归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限制的范围，把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诉讼先于，对于未经法院依法审理的案件，不应予以受理，这一点也符合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另外一方面，诉讼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司法终局裁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原则，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以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使纠纷解决的权威向法治转移，进而使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场域。在纠纷的解决中，要规范制度的运行，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引导纠纷主体树立诉讼的权威，而不是有纠纷首先想到，使归位于群众陈情联系政府的制度本源，排除权力的干预，形成纠纷解决的法治根基。

四、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应当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应对，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化解纠纷。人类历史上，纠纷解决方式历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的与非诉讼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公力救济与民间社会救济、合法私力救济等协调互动、共同构筑的系统。

首先，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纠纷的发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复杂化，即除了传统的社会纠纷类型之外，还有由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新型纠纷。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对于纠纷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应当尽力予以满足，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和利益本身都是多元的，不能采取单一的思路，而应当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相对的公平与协调；纠纷主体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应当避免采取同一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应当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所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

其次，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诉讼、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具有适用性，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诉讼而言，诉讼是一种遵循“证据裁判”、“形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适用于全部的纠纷，其也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能得到最佳的结果，就当事人未注意留存证据的纠纷，适用这一方式无法获得司法保护；当事人关系越近，往往越不适合用对抗性的诉讼方式，同时诉讼还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就而言，它是一种在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之外设立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具备规范性和专业性。而行政复议是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程序，其受案范围、处理程序等方面均有诸多限制。

再次，对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过度的依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恰当解决，而且会导致负责解决纠纷的机构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导致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制约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前后几年里，司法机关始终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向基层社会渗透，甚至出现了“乡乡建法庭”的口号和高潮，有纠纷找法院成为民众共识，使大量的本应通过民间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纠纷涌向法院，导致法院最终陷于诉讼的大海。相伴而生的是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大量并不适合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向法院，还导致了涉诉等问题。

纠纷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固有适用范围，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相互配合互动、各司其责。在纠纷出现时，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最有效、最经济的解决方式，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1]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6，79.

[2]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人民调解法学习读本[G]，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3]马怀德，“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U]，学习时报，2010－1－25.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篇10

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息诉”、“和为贵”、“论则凶”等观念，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仍深入人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间纠纷，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虽然一度有所弱化，但依然为解决大量新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研究和实践，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民调解工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符合当前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调解工作符合中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确立调整，民间纠纷表现出许多特点，原有的人民调解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04年4月下旬，我省省委、省政府在南通召开了全省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会议，推动全省“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指除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之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事纠纷协商处理的一种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建构大调解机制是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发展必然产物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情展开。 首先，目前中国国情急需建构大调解机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而法律规则及程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或不健全的状态，因此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有所创新。2009年4月，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认真处理各种民间纠纷，做好各类调解工作。”而且目前，汹涌澎湃的上访潮与人民调解工作作用发挥不够也不无关系，近年来上访案件逐年增多。据分析，群众上访案年80%以上来自基层，80%以上有道理，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也应当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次，建构大调解机制，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 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当今世界，随着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8年国家颁布了ADR法案。英国新颁布的《民事诉讼规则》，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都为ADR的发展扫平了道路。欧盟目前正在制定一部适用于欧盟各国的《纠纷解决法》，联合国也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由此可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社会纠纷日益复杂，社会各方力量均应积极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形成大调解机制，其解纷机构为调处中心。 （一） 两者的职能定位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通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具有及时、经济、和睦关系的特点和优势，能有效地将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牙状态、解决在激化之前，从而与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因此说，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具体办事机构。社会纠纷调解中心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组织协调，以司法为民为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合力解决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机制，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有效抓手。其职能主要是协调有关部门，发挥合力优势，齐抓共管，走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增强调解工作的实效。它具有主导性、多无性、联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调解中心是基层党委政府转变施政管理方式、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二）两者的性质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这是两者性质的根本区别。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调解中心调解纠纷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民间纠纷，其调解性质既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限于法定的行政调解，但不同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各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一种活动。其调解结果也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三）两者的组织形式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其人员的组成有明确的法定条件，并实行聘任制。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违背工作原则，违反工作纪律，其调解工作即视为无效。调解中心则是基层党委政府将人民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能合在一起，加强组织协调，合力开展矛盾纠纷调处疏导工作。其人员的组成主要是按职能不同，采取任命制。调解中心开展工作，无论在主体、层次和方式方法上，可以突破人民调解范围，其功效主要显示在克服调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上力量不足、职能有限、工作范围狭窄的缺陷，采用多管齐下，合力化解矛盾纠纷，达到确保一方平安的目的。 （四）两者互依互存，有利于构建大调解格局。我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于2009年相继建立。成立以来，面临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矛盾纠纷呈现的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在基层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职能优势，在防范和化解一些综合性的、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许多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调处中心在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优势和独特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也并非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能替代。调处中心所形成的工作机制，对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对实现调解渠道多样化、调解主体多层次等方面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无庸置疑。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处中心作为调处民间纠纷的实体性组织，只要置身于“大调解”格局内，融入“大调解”工作机制中，互依互存，协调配合，在工作上不错位，就绝对不会发生什么矛盾。 三、大调解机制运行缺陷与完善 尽管大调解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缺乏从保护公民利益的视角来研究的理论成果。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焦点都放在平息矛盾、预防犯罪、教育群众，很少在保护公民权益方面提出系统理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纠纷复杂。如果要彻底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就必须切实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人民调解程序性保障的缺失和重建。工作程序是人们从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而又普遍适用的工作步骤。只有坚持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质量。人民调解历来是强调其灵活性，缺乏程序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做出明确规定。随着最高院 的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合同性质，人民调解制度的程序更加规范。结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工作应坚持以下工作程序： （1）受理纠纷。受理纠纷是调解纠纷的第一步，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纠纷当事人找到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纠纷，即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二是调解委员发现纠纷后，及时主动调解。受理纠纷后，如发现纠纷的性质或严重程度已超出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应动员纠纷当事人去人民法院或有关部门解决，也可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2）调查纠纷情况。受理纠纷后，要深入现场向当事人、知情人和周围的群众、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调查，掌握纠纷情况、弄清纠纷性质。只有通过认真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顺利的调解纠纷，千万不能“和稀泥”。 （3）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工作。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是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重要步骤，调解方式要推陈出新，光靠思想觉悟不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则，对当事人阐明法律处理的结果会怎样，使得当事人在知晓“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才依据社会公德，绝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要善于利用氛围效应，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当事人纠纷心理的发展变化，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与周围的人进行交往中，通过心理互动，使原有的纠纷心里发生变化。因此，调解中，可结合当地风俗习惯，邀请周围群众代表，当事人单位的领导和亲戚朋友参与调解。 （4）促成当事人和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如果当事人能互谅互让，调解人员应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调解人员应该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建议性解决方案，使他们经过协商，在新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5）做好回访工作，敦促有关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做好回访工作，及时了解调解协议的执行情况。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先进行劝解；拒不履行的，告知另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调解严肃性。 （6）对调解和好的民间纠纷进行统计并存档保管。通过统计和存档保管工作，可以及时分析和发现一定时期当地民间纠纷发生的规律，并预测未来的走向；可以总结调解工作的经验教训，调解方法推陈出新。 第三、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为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该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乡镇、街道人员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序。”该规定只是对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要求具备高中以上学历。面对目前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如果人民调解员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没有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识，难免会“和稀泥”。就算纠纷当时解决了，也难免日后复发。另外我国人民调解员年龄普通偏大，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调解员行列，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为此，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紧迫的系统工程。 第四、调解资金严重短缺，是制约人民调解发展的瓶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人员的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解决人民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实际上，这种规定在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形同虚设，有些乡镇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 四、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 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律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定，作出法院调解书。 从法理上讲，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前提是一个“诉”的提起。因此，要想使人民调解进入到法院调解，首先必须构造一个“诉”。诉的要素有三个，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诉的理由。人民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备了诉的三个要素：（1）诉的当事人分为起诉一方与被诉一方。提出申请的一方可视为起诉方，被申请方则为被起诉方，双方都申请时可视为诉与反诉的合并；（2）诉讼标的，该诉为确认之诉，确认的客体为当事人之间具有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的理由，即诉的依据，此外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诉的提起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提出；二是向法院提出。根据前面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具备了诉提起的两个要件。至此，一个完整的“诉”形成了。 具备了“诉”的要素与提起要件后，还需要有人民法院的受理，才能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