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范文10篇

茅盾范文篇1

论文摘要:茅盾先生的批评思想是庞大而深刻的。通过茅盾先生不同时期典型的批评观点来梳理他全部的文艺批评思想，茅盾先生早在时期就明确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为当时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美学标准，从现实革命发展的角度，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实质、社会和美学价值，评价作品得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犀利的深刻性。

茅盾先生批评思想应追溯到他出任《小说月报》主编，那时，他积极参加文学研究会，明确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当时茅盾的文学批评，典型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流派的批评特色。他为作家的优劣不决定于灵感的有无，而在于对社会人生填密的观察和研究。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作家的“自我表现”，而在于真实地再现社会人生及改造社会的愿望。

随着思想的变化，茅盾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念。他的《读<倪焕之>》、《徐志摩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美学标准，从现实革命发展的角度，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实质、社会和美学价值，评价作品得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犀利深刻。

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一文中，茅盾先生说:“认识生活和研究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可分的，但应该指出，党的理论和政策只是作为我们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生活的指针”。电攀盾先牛坏提到:“如果不是把观察、体验生活和研究、分析生活统一起来，那末我们还是很难做到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概括和集中起来。”叼虽调不能仅仅局限在“体验生活”，还应该具备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研究局部现象的能力。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社会生活，是社会各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意识等等。因此，不言而喻，文艺工作者必须同时既要有锐利的思想武器，即马列主义、思想，又要有广博、深人的生活经验。为当时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茅盾先生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对作家的构思过程是这样定义的:“生活经验的素材要经过综合、改造、发展这样的一系列的加工，然后成为作品的题材。这一过程，我们称为:‘构思’。’州牲笋盾还指出:题材的产生是“作家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去解释现实，分析现实，并且从现实中拣出他认为是主要的、能够说明他的思想的东西，经过综合、改造、发展的程序而最后成为作品的题材。呵过一定义直到现在对我们仍旧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茅盾对于题材的思考还没有结束，他强调:“我们也不应该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只有群众性的斗争和运动才算是主要题材。“。

关于作品中人物和环境以及典型问题，他指出:“人物性格是不是典型的，也就要取决于这些行动的有没有典型性。作者支使人物行动的时候，就要尽量剔除那些虽然有趣、生动，但并不能表现典型性格的情节。”电从宏观上指导了艺术家对典型人物的创造。不但如此，茅盾先生也决不放过微观的技术上的艺术与手段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创作思想。他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件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夸张地描写人物外形的特征，也是惯用的手法，但过度的夸张会使得人物漫画化;夸张得不适当，会流于庸俗。人物的服装描写也不是没有目的性的，不应该‘为描写服装而描写服装。茅盾先生还特意把与典型人物密切相关的典型环境论述了一番。他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作家常常要从各方面来考虑，在怎样的场合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描写。不适当的环境描写会破坏作品的完整性，至少也要破坏作品的气氛。一段风景的描写，不论写得如何动人，如果只是作家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欣赏，而不是通过人物的眼睛、从人物当时的思想情绪，写出人物对于风景的感受，那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点缀。”。

茅盾先生对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的看法也是独到而精辟的。他认为:“文学的民族形式包含两个因素，一是语言这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二是表现方式(即体裁)，这是次要的，只起辅助作用。对于民族形式，他承认语言是民族形式的首先第一因素，但同时又把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生活内容，也看作民族形式的重要因素。

针对那种认为现实主义过时，“现代派”是当代文艺思潮代表的论调，茅盾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派与古典主义的本质都是形式主义。“现代派”的创作特征，只是在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发泄了作者个人的幻想或幻觉，只是在反对陈旧的表现方法的幌子下，摒弃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

综上所述，茅盾先生的文学批评，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评论视角。在茅盾先生的文学批评论著中，既有从宏观角度评论某一时期的某种思潮，也有针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深人分析。这种宏观与微观不断交错变化的视角，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覆盖面宽泛而不空疏。

第二，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茅盾先生批评的分寸恰到好处，很少有褒贬失当的现象。

第三，尊重创作规律，注重艺术分析。

茅盾范文篇2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创制开始就受到了文坛以及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已经连续评选了七届获奖作品，但是评选的结果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尽管文坛学者对茅盾文学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观点：其一是以雷达为代表的，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其二是以洪治纲为代表的，对茅盾文学奖提出了诸多质疑。

对茅盾文学奖持中立态度，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他曾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这篇文章对茅盾文学奖的设奖来由及其评奖的概况都做了详细的论述。首先，茅盾文学奖的创制是缘于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其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遵循一定的章法和步骤，入围作品都是由全体评委投票决定的名次，获奖作品的得票数必须要超过评委全体的三分之二才有效，然后按照票数排名，这一评选标准是较为公正的。最后，评价茅盾文学奖是否能够反映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其获奖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化意蕴以及人类性等方面究竟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水平。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应该是关怀人的作品。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奖项，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出人文关怀，始终体现文学是人学的这一理念。尽管茅盾文学奖确实存在着自己的美学偏好，即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更多关注，但这只是评委们在审美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一种默认标准，而且重大题材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们能在各个角度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等问题，能够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综上所述，茅盾文学奖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平。

当然并不否认茅盾文学奖也确实存在着少数有瑕疵的作品，但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瑕疵就否定了整个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对茅盾文学奖质疑最多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洪治纲。他在1999年第5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的创作批评论中写了《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一文，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一系列地质疑，成为质疑茅盾文学奖最多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茅盾在遗嘱中提到设置茅盾文学奖是要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何谓最优秀呢？首先，他提出最优秀作品应该是针对其艺术性而非思想性而言的。即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深度并让人深受震撼的优秀之作，它不可能与最积极，最及时，最宏大之类等同，也与最现实主义，最主流意识……无关。而从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八部获奖作品来看，它们共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过于片面地强调，对现实主义作品过分的偏爱，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并没有体现了我国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高峰走线。其次，他认为，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条例中，只强调了评奖的程序和方法，但是没有突出评奖标准。评委们默认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选标准，无法保证获奖作品的科学性。最后，从评委们的年龄及其成员来看，成员普遍年龄较大且大多身居文学工作部门的要职，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某种代表，这无疑意味着这个奖项必须对政府部门负责，对主流意识负责，这两种特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暗含了评奖的局限。因此，茅盾文学奖进行到今天，并没有对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提倡的作用。茅盾的遗嘱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文学奖的设置是为了促进长篇小说的更好创作。两者都是为了促进我国长篇小说事业的繁荣发展，但却违背了茅盾先生的初衷。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把茅盾文学奖制度化、程序化，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反而因制度化和程序化的限制而受到了种种制约。以第六届莫言的《檀香刑》落选为例。这本是初评一致看好的作品，也是获得了读者认可的作品，然而最终却落选，引起舆论界的争执也引发了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茅盾文学的评奖条例首先看重的是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这样就导致如同莫言一样的重视艺术创新的同类作家作品难以进入茅盾文学奖的行列。

此外，茅盾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作协评委的判断和认可，与大众读者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尽管在评奖程序中提到过要使得推荐出来的备选作品在终评前一个月在相关的媒体上予以公布，以便广泛地听取读者意见，但是实际上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其意见和评价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些都是茅盾文学奖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况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不能够用统一的审美标准和评选原则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茅盾文学奖在引导文学创作走向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对读者或创作者形成盲目的导向性，因此要尽量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要完善和改进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使得文学创作能够朝着多元化、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上创新的文学作品，我们也期待下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能够出现更多的兼顾内容和形式，思想与艺术都完善的优秀文学作品。

茅盾范文篇3

论文摘要:老舍和茅盾同为现代“为人生派”作家，而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认为是文学观的差异造成了作品内容的不同，并于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文学观，以此来明确二者在文学史中的参照。

茅盾与老舍俱为现代文坛上的杰出作家，二者又都把目光向当时的国民启蒙，表现二十世纪的城市社会、人物和历史。他们同样高举着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都曾经历过五四思想的洗礼，并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学的底子，又在中西思潮交会和激荡中对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独特而深刻的了解，然而，因为文学观的差异，二者的作品焕发出迥然不同的光采。

本文试图从二者作品的文本出发，由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来比较两者文学观的不同。

一、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

茅盾对个体命运的表现常常投射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往往关系着时代国家的命运。比如《子夜》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出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与帝国主义的——买办金融资本家的矛盾，吴荪甫一次次的抗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也就说明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时代的命运把握在更具有先进性的阶级手中。

老舍的作品则更多的表现北方市民尤其是北京老市民的命运。以时代生活的细节来展示时代大潮中传统文化浸淫的老派市民的生活。在《骆驼祥子》中，来自农村的祥子，年轻健壮，自爱好强，还有骆驼般坚韧的性格。他来到北京拉车，一心希望自己买辆车拉，当个独立的劳动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得到的却是来自各方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社会上的各色人物都任意讹诈、侮辱、摆弄他——比如孙侦探，他的命运也就如此可悲地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决定了他的任何抱负、多大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经过“三起”又“三落”，他整个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信心和追求，自暴自弃地堕落下去了。老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出多重意义的社会悲剧，可这是通过祥子的个人的悲剧来表现的：底层百姓连最卑微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而他们自身又无法找到走出绝境的正确途径，只能是堕落和毁灭，而这一切完全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造成的。

二、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

茅盾作品中常常表达着作者对时代做出的整体性注解。《子夜》便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大上海的纸醉金迷下掩藏着深深的危机。中国社会的三个方面在这里都得到了反映：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

作品整体展示了这座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灯红酒绿的客厅、冶艳奢靡的夜总会、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谈玄论道、太太小姐们的凄迷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并以吴荪甫的悲剧，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老舍从小就生活于北京的市民之间，“今天你借给我两个铜板，明天我帮你一点忙，真是和他们休戚相关！”通过这样的生活交往与精神交流，使他熟悉他们，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关心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还由此确立了老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态度，使他十分自然地从城市贫民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好恶，观察、评价和对待整个世界。描写当年的北京大杂院、贫民窟，聚居着人力车夫、手工业工匠、小摊贩、产业工人、低级巡警、落魄艺人、暗娼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所以他的笔也离不开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写娼妓：《骆驼祥子》小福子和《月牙儿》里的母女，情景之悲凄如在眼前；写旗人生活，《正红旗下》里的那个“我”，那个大姐夫，大姐夫的父亲，放炮玩鸟做风筝，死要面子穷开心的情景也是活灵活现。再如同样是婚姻和性的主题，老舍的《离婚》展示了底层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灰色无奈的人生命运，《蚀》三部曲中则更多的带有时代话语下的女性主义以及人的解放的色彩。

三、指导人生与改造国民性

不可否认，作为革命作家的茅盾，其文学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表现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以光明，指导人生，改造社会，鼓舞革命的勇气

踏入文坛起，茅盾就大力反对游戏的礼拜六文学，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指导人，改良人生:“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之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强调文学要传播新思想，尤其是苏联的革命文学。

老舍把文学的功用主要定位于国民精神的改造上，以文学揭露国民精神的劣根性，然后加以批判反思。《二马》里的老马先生，虽然从北京到了英国，但是他是一个老派市民，除了北京，看哪里都是乡下，即使是到了当时处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英国都市。并且他依旧带着老市民的官本位思想，非常小声告诉别人去古董店里——因为觉得经商是不体面的事情。有力的批判了是从满清到现在一直沿习下来的这种腐朽且妄自尊大的思想。再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北京城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他想的却是，“我的八十岁大寿别给搅和了……”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愚昧。而《正红旗下》也描写了旗人破产后颓废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在老舍的作品里写出了中国人因循、保守、善良、蒙昧、知足、要面子、畏缩、中庸、随遇而安等等，也表达了作者的反思。

尽管有文学观的差异作品，二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依然指向关注社会以及社会中“人”的命运，直到后期全都汇入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潮中。在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观的指引下，他们一个揭露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灯红酒绿下的衰亡，一个批判皇都京畿市井人物的国民精神的弱点，为后人铺展开一幅幅的时代画卷，其作品也成为了标志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参考书目：

《子夜》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94年版

《虹》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骆驼祥子》老舍著，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茅盾范文篇4

虽然说更早一些的时候，我就读到过曾经被收入“人文研究丛书”的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但或许是由于自身过于愚钝的缘故，当时并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总之，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叙事学开始渐渐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兴趣。不仅仅是研究者，即使是那些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叙事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张口闭口不离“叙事”二字了。尽管说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但是，很显然，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很不一样的。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小说叙事方式日渐走向成熟。大约正是由于受到以上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原因影响的缘故，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意识，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觉醒时期。这样的一种觉醒，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很快走向成熟，自然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当下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繁荣，也可以被看做是叙事艺术成熟的一种必然结果。既然每一届的茅奖评选都被被看作是对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检阅，那么，第八届茅奖就是对于最近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种整体反映。这样，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于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分析，实际上也正是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总体叙事成熟度的基本验证。文学创作贵在原创，就我对于这届茅奖作品的阅读观照，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多么理想化的完满程度，但从这些作家所具体采用的叙事方式来说，却又的确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姚黄魏紫，各有所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多样化图景。

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作家张炜本质上其实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抒情诗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获奖短篇小说诸如《一潭清水》中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曾经获得过高度评价的《古船》可以被看做是张炜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的话，那么，从紧接着的《九月寓言》开始，伴随着从小说文体上渐渐地转型为一位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张炜的抒情诗人本色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这次茅奖评选中名列榜首那部可谓是卷轶浩繁的《你在高原》，不仅小说的总体命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杰出诗人彭斯的名诗“我的心呀在高原”，而且，就小说的整体写作而言，也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首行吟者的抒情长诗。虽然说这部巨型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家族》的起始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初叶，但整部《你在高原》的基本主旨，恐怕还是应该解读为张炜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性的梳理与概括。那么，张炜是依照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体式完成他的写作意图的呢。具体说来，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我”即宁伽这一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断地因为人际矛盾而去职，总是以在高原上行走为自豪满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张炜非常巧妙地把诸如拐子四哥、武早、鼓额、梅子、凯平、帆帆、荷荷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故事连缀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叙事体式，所以，主观抒情性，自然也就成为《你在高原》文体上的一大特质。尽管从自己的小说理念出发，我对于张炜的这一叙事特质有所怀疑②，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实是小说《你在高原》的根本特质所在。关于这种主观抒情性，曾经有论者以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为例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诗人的‘游荡’确实是‘无边’的：从乡野到都市，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到森林……他一路‘游荡’，一路省察，足迹踏遍江河上下，目光横扫中外古今。大自然的绝美催生了他的侠骨柔情，人世间的龌龊激发了他的义胆良知。于是一个满身正气一腔幽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冲破物欲横流的尘嚣巍然耸立在我们的面前。”③正因为设定了这样的一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象，所以一种思想宣言式的甚至多少有点神谕特点的语式就贯穿在了整部小说之中。只要认真地读过张炜的《你在高原》，就不难发现，正是在这种句式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小说才表现出了在当下时代相对而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浪漫抒情精神。长篇小说《天行者》与作家此前一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于刘醒龙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得《天行者》真正地脱胎换骨为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那么，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在这里，我自己当然也无法一下子完全澄清说明，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却是颇有一些道理的。这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刘醒龙所实际上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刘醒龙怎样才能够把《凤凰琴》有效地转换为一部长篇小说呢？第一，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采用的只是张英才的单一化视角。到了《天行者》中，从第二部“雪笛”开始，小说的叙事功能就由张英才而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了更容易对于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进行总体展示扫描的余校长身上。视角的转移与多样化视角的运用，正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如果说《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那么，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张英才的转正是正剧，蓝飞的转正是闹剧，到了最后余校长他们的转正，干脆就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大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张英才、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却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天行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之一员，莫言多年来在如何有效地拓展汉语小说叙事方式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都有着叙事方式的新创造。某种意义上，作家莫言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叙事形式创新的代名词。这次获奖的《蛙》，同样在叙事体式上有新的思考和突破。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与莫言自己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他的这一部《蛙》在思想主旨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首度开始以一种不无残酷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于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姑姑一生推进计划生育，以及此后长期为此而忏悔不已的故事的讲述，小说最终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同时身兼叙述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我”也即蝌蚪的精神世界。大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一种思想主旨，莫言才在《蛙》中特别地设定了如此一种书信体外加话剧体的叙事方式。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所谓的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莫言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也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

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就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一个大框架中套入一个小一些的框架，在这个小一些的框架中，再套入一个更小一些的框架。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的基本意图，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三十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但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却正是只有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这就充分地说明，如同莫言这样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叙事形式创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更多地着眼于小说的思想精神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新。这次获奖的作家中，毕飞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推拿》的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在于取材的特别，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一向被看做弱势群体存在的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其小说那堪称细致内在密实的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容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以盲人世界为表现对象的《推拿》，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却应该看到，这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以往那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当下时代颇为流行的以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为特色的新写实主义，即便是与新世纪文坛上其他颇有些新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起来，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么，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毕飞宇这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应该叫做“法心灵”的现实主义。陈思和在渤海大学的一篇演讲稿，题目叫“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思和将《秦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趋向命名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秦腔》是在“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通过“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秦腔》所叙述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太像了，太贴近了，太分不出钉铆了，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翻版。然而，当我们阅读毕飞宇作品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产生，只不过这个焦点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而变成了日常心灵。换而言之，就是毕飞宇《推拿》中的叙事方式，已经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还有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便只是“心灵”二字。从根本上说，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灵的缓缓流动中完成对整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了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此一种“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才可以被看作是毕飞宇《推拿》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读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够让我联想起赵树理来的那样一种既朴素日常但却又别有蕴藉的小说语言。当然，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也并不就意味着刘震云只是对赵树理语言的一种简单重复。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总是依循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向向前直线推进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篇小说中的语言却是在某种自我缠绕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打个比方，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始终在依照着同样的频率行进的话，那么，刘震云的语言则是在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要改变一下频率，其中明显地夹杂进了某种跃进的频率。而且，细细地体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语言，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音乐节奏感不仅给刘震云的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而且也使得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更加富有弹性力度。叙事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震云那种类似于“连环套”式的基本叙事体式。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连环套”的故事发展过程中，杨百顺人生的悲剧性质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正是在这看似由日常话语以“连环套”形式展开的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即如杨百顺其实充满了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一字精神或者哲学意义上的渲染表现，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生命的诞生身不由己，而且生命的存在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总之，“被抛”、“被动承受”正是理解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对比一下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杨百顺的苦难人生，说刘震云对于杨百顺的描写与表现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意味，就应该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

以上，我们对于第八届茅奖获奖五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扫描与分析。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说这五部作品都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任何一次评奖都可能会有所遗漏，都会有遗珠之憾，却又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根据我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体会，最起码，诸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郭文斌的《农历》、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作品，皆可圈可点，都应该被看做是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即仅仅从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以上这些未曾获奖的长篇小说也都是各有千秋，可供评说之处多多。只是因为篇幅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略作探讨而已。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史诗气魄的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审视为突出特征的一部长篇力作。在阅读《农民帝国》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红楼梦》、《创业史》以及《秦腔》这样三部长篇小说来。与上届的获奖作品《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毫不逊色，既有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巨构。柳青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之为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与作家自己写作当时的主观追求是相一致的，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某种终极追求，恐怕就是要全景式地再现运动以来中国乡村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样一种被普遍看作“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在文学界是颇受诟病的。之所以会有所谓日常叙事的广泛流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实际上，如果的确远离了如同柳青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产生的。而蒋子龙的这部《农民帝国》，这很显然带有突出的逆潮流而动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当下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正优秀的“宏大叙事”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蒋子龙在完成着柳青前辈未竟的艺术使命。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生命过于短暂的缘故，另一方面，当然更由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柳青意欲全景式再现当代乡村世界的艺术理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却以极其宏阔的艺术视野，完成了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堪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艺术表现，实在是当下时代一部难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至于《红楼梦》，我当然不会把蒋子龙的小说简单地类比于《红楼梦》，而是要说，蒋子龙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的设定，在某些场景的描写，在一些人物的刻画塑造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就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那就是，失踪多年的二叔突然出现在了狱中，并且还和郭存先聊了多半宿。如果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看，这样的一种情节描写绝对是不可能的。或许有的批评家会把这种描写方式，归之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与其归之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更为恰当。不仅如此，小说中关于二叔，关于那棵“龙凤合株”的描写，也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诸如《红楼梦》中关于太虚幻境，关于空空真人、渺渺大士的相关描写来。从叙事方式来看，以近距离地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为主旨的关仁山的《麦河》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虽然较之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具有更大的叙事难度，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倒也还比较常见。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仁山在《麦河》中赋予其叙事功能的叙述者白立国，居然是一位摸得着但却看不见的盲人。让一位盲人来承担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角色，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况且，如此一种叙事方式较之于寻常小说难度要大得多，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既然把盲人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那么，怎样有效地克服他的看不见这一叙事难题，自然也就成为了关仁山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正是为了弥补白立国身为盲人视而不见的缺陷，才有了苍鹰虎子的出场，才为虎子预留出了充分施展自己能力的艺术空间。按照小说里的交代，这苍鹰虎子不仅具有观察描述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都完整无误地全部转述给主人白立国。正因为有了苍鹰虎子这一形象的存在，所以盲人白立国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叙事使命。

茅盾范文篇5

关键词：乌镇建筑群因素环境

乌镇概况

乌镇位于浙北平原桐乡市，从杭州出发走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此处地势平坦，密如珠网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荡漾，使乌镇具有浓厚的水乡特色，给人一种雅致而不张扬、清新而不繁琐的自然美感。

乌镇虽历经2000多年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全镇以河成街，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古色古香，水镇一体，呈现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

一。乌镇格局

河网在乌镇内和主干道重合，连桥成路，流水行船，作成亦路亦水的形式。这个水网体系联结京杭运河、太湖和乌镇的池塘、水井，理想的解决了农作、饮用、排水、观赏、运输等水。

在乌镇的布局中，由于上曾地跨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加之吴越文化的积累、沉淀，观念上明显受中国传统儒文化和运河商业文化的。儒文化对营建中流行的风水学说等往往是排斥的，故而很少见常因风水而设的斜门左道，为避免气冲而立的屏墙、照壁，或当路放置的“泰山石敢当”等符镇，而是多轴线明确、卑尊有序的各式住宅。

另有访庐阁茶馆、高公生糟坊、宏源泰染坊等商业建筑，汇源典当行在常丰街，当街一个墨黑的“当”字，1.8米高的柜台，有着浓郁的商业氛围。这也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有很大的不同。

二。水阁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一样，街道、民居皆沿溪、河而造，正所谓“人家尽枕河”。

乌镇与众不同的是沿河的民居有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这是乌镇所特有的风貌。水阁是真正的“枕河”，三面有窗，凭窗可观市河风光。茅盾曾在《大地山河》中这样描述故乡的水阁：“……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

传说水阁是由一位机智的豆腐倌的违章建筑而来，可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的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着人们的喜爱而得以保存和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奢华，难比高楼。有了水阁，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有了水阁，乌镇的风貌更有韵味；有了水阁，乌镇的气质更为悠雅；有了水阁，乌镇的历史添了一份委婉。水阁是乌镇的独创，是乌镇的魅力所在。

碧水蜿蜒，小桥流影，橹声欸乃中看水阁画卷般在眼前徐徐展开，看水乡人在水阁中起居住行，听古镇人乡音叫唤此起彼伏。乌镇的水阁正已它独特的韵味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

三。小桥流水

桥是江南水乡古镇不可或缺的因素。据说乌镇历史上桥梁最多时有120多座，真正是“百步一桥”，现存30多座。

其中西栅有通济桥、仁济桥，中市及东栅有应家桥、太平桥、仁寿桥、永安桥、逢源双桥；南栅有福兴桥和浮澜桥；北栅有梯云桥和利济桥。

这些桥最早建于南宋，大多始建或重建于明清，有些桥还题有桥联，如通济桥：“寒树烟中，尽乌戌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朝南）“通云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人至三千里北望燕京。”（朝北）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四。石板小巷

走进乌镇，走在那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的小街上，看到两边各式各样的民居和仍住在民房中的乡民，就会让人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感觉。作为历史古镇，乌镇无论是整个镇还是观前街，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走进这个充满了农业文化氛围的古镇，漫步于古镇绵延一里多长的石板小街上，可以倾听脚步在另一小巷上的回音。

沿水小街有“石帮岸”，有些可能有修饰，比如我见过雕上一个瓶，瓶里插着三支戟，取“平升三级”的意思。用以系船。

五。茅盾故居及其他古建筑

乌镇因茅盾而出名，茅盾故居位于乌镇观前街与新华路交接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茅盾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显得端庄凝重，古朴典雅。与故居一墙之隔的是茅盾童年读书的立志书院。书院的主建筑“云楼”曾是茅盾就读的教室。

故居是茅盾曾祖父沈焕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在汉口经商时寄钱回家购置的，自沈焕至茅盾，四代同堂居住于此。整个故居面街南向，是砖木结构的一般江南民居。其主体是四开间两进深的二层楼房，共16间，面积414.25平方米。另外楼房后有小园，有平房三间近100平方米。因当初这所楼房东西两个单元购进时间有先后，因此东单元称“老屋”，西单元称“新屋”。两单元外貌一样，前后两进，楼上楼下都门、路相通，浑成一体。前楼四间临街。底层自东至西第一间为大门和通道，第二间为家塾，是当年沈氏子弟就学之处。第三、四间联成一大间，为当年全家的饭堂。楼上自东第一间是茅盾祖父的卧室，第二间是其父母的卧室，茅盾及其弟沈泽民即诞生在这间房内。第三间、第四间当年曾是茅盾两位叔祖的卧室。自前楼底层通过天井或自楼上经过通道即至后进楼房。后楼底层四间自东起依次客堂、厨房、通前后的过道及全家的起居室。楼上四间自东起依次为茅盾姑母的卧室、女仆丫头的卧室及茅盾曾祖父母的卧室。以上这些房舍至今仍保持百年前的规制未变。在两进楼房后面是一个约半亩地的园子，茅盾曾祖父曾在这里盖平房三间，多年来堆积杂物。民国22年（1933）夏，茅盾亲自主持翻建为三大间，东为储藏室，中为卧室及小客堂，西为书房及会客室。此后几年中茅盾曾数度住在这里写作、读书，并作为起居会客之所。重修后的茅盾故居仍以前楼下最东一间为大门，高悬陈云亲笔题写的“茅盾故居”匾。大门内的通道改作陈列室序厅，安放茅盾铜像。前后楼上下各室器物按照当年格局布置，家具也有不少是当年旧物。前楼上茅盾父母的卧室，房内陈设简易，有一张宁式雕花大床，边上放一张小床，一座衣橱，几叠衣箱，临窗有书桌放着文房四宝。茅盾在这里诞生、养育，接受母亲的启蒙，度过少年。楼下西边原为家塾的房内放着几张桌椅，茅盾幼年时期和几个堂兄弟在这里读书，由祖父沈思培教授。后园中的三间平房，南向有走廊，墙壁上挂着叶圣陶写的“茅盾故居”匾额。这所平房30年代经翻修后上筑天花板，下铺地板，南北两壁均装设西式玻璃长窗，窗明几净，环境幽静。东边一大间朝南开门，前半间为通向中室过道，后半间是储藏室。中室前半间客堂与后半间卧室之间隔以中式长窗，卧室中有一张铜床和桌椅等用具。西边一间中以茅盾亲自设计的大书橱隔成两间，外面起居室，放着茅盾当年从上海运来的一套沙发。内室是书房，北窗下放着一张茅盾当年定做的大写字台。民国24年（1935）秋，茅盾在这里完成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的写作。平屋外面空地上植有不少花木。民国23年秋，茅盾在这里亲手种植了一棵棕搁和一丛天竹，现今棕榈的枝干已超过七米多高的院墙，天竹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西栅西大街502号建筑建于光绪年间，1929年遭邻火焚毁若干，现存朱家厅。此厅楼上也铺有方砖，故称“厅上厅”，这在江南的厅堂楼宅中极为罕见。两厅正面是一排落地堂窗，雕刻有全套《说岳全传》和花卉图案，楼檐下梁柱连接处的雀替上，雕有三顾茅庐、空城计等三国人物和故事，刻工细腻，栩栩如生。

南栅常丰街14号张家厅，尚未完全修复，但其堂楼门面上砖雕有人物、花卉，有“长宜子孙”的砖雕匾额，六扇镌刻着传统书画的堂梯门。另有江南百床馆、江南木雕馆若干，引入一些不伦不类的作品，愚见以为乌镇瑕疵。

结语

2003年12月24日，参观乌镇翌日开始整理文章和数据，凡数月。江南水乡古镇依旧呈现在午夜梦回的水墨画里，伴随着桨声灯影里的运河。是什么让乌镇如此美丽？

古镇的美可以用形式美的法则来判断。

均衡的整齐美。一块块砖叠垒的墙，一条条石板铺成的路，街边的一间间店铺，河边的一间间小屋，它们平行相连或保持一定距离，表现出状态下的整齐美。装饰纹样上多采取二方连续的纹样，伴着蜿蜒曲折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老房子，给人一种运动的秩序美感。

美。来源于她的客观形式美，色调的同一性，黛瓦粉墙，黑白二色。以灰色为主基调，色彩的明度不高，和谐淡雅，建筑安排变化而统一。

宁静感是古镇美的另一个方面。古镇的氛围是非常闲适的，所有活动都是自主的，与都市的竞争压抑形成鲜明的对比，漫步在宁静的石板巷，倾听脚步在另一小巷上的回音笃笃，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放松和解脱。

茅盾范文篇6

洗练，这是一种精确、纯净的美。杂乱、9嗦，浮枝败叶，是洗练的大敌。例如篇中“长出两支牛角来“一”一段，“长出”二字何等准确简练而又生动？“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夭，黑的山，银色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这段描写，着墨不多，却逼真如画，何等短峭有力，

细致，这是一种类似工笔画的笔墨，但决不可拖泥带水，故意做作。例如开头一段，先写沙漠风光，用了近似排比的句子，细致地描绘了沙漠的特色，给人一种四顾漠漠之感。

又如写由远而近的骆驼队，先写远景，次写近景；先写声音，后写颜色；而写声音—驼铃，也远近分明，我们读来有如身历其境，不得不同意作者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其他如写高原晚归，桃林茶社，黎明风景等等，也都不蔓不枝，铿锵有声，给人以一种真正的美感。

清新、有色彩，非有真功夫是做不到的。水中的明月，湖畔的微风，用不着雕琢粉饰，却亲切自然，给人以无限舒适。即如本篇，或写荒山石洞中的避雨者，或状桃园茶客的各种神态形貌，就有如许效果。

茅盾范文篇7

a.5b.10c.20d.36

答:20

2、酒精灯点燃后,最合理的熄灭方法是()

a.将灯帽盖上b.直接用嘴吹灭

c.撒上一层细沙d.往酒精灯上浇水

答:a

3、下列哪个概念不符合温带沙漠环境特征：

a．日温差大b．年降雨量少c．年温差小d．植物根长叶小

答案及说明：c

4、一旦蚂蟥叮在身上,可立即采取的有效措施是

a.抓住虫子迅速往外扯

b.用水冲或用手掌用力拍打虫子叮入的地方,把它拍死

c.用手指弹击虫子钻入处皮肤或用火烧

d.用消毒药水把虫子杀死

答:c

5、划分湖南、湖北的“湖”指：

a.洪湖b.鄱阳湖c.洞庭湖d.东湖

答：c

6、“who”代表什么世界组织

a.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

b.世界绿色和平组织

c.世界卫生组织

d.世界贸易组织

答案:c

7、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斗七星”，天文学上称之为：

a．半人马座b．大熊星座c．狮子星座d．小熊星座

答案及说明：b

8、下面哪一历史时期不是奴隶制社会？

a．商b．秦c．周d．春秋

答案及说明：b

9、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写出了《蔡文姬》、《雷雨》、《龙须沟》等作品的三位作者分别是：

a．夏衍、茅盾、老舍

b．郭沫若、曹禺、老舍

c．田汉、茅盾、夏衍

d．田汉、曹禺、老舍

答案及说明：b

10、有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与这四句相对应的诗词作者正确匹配的一项是()

a.李白,王安石,王维,陶渊明

b.杜甫,苏轼,杜牧,孟浩然

c.王维,苏轼,高适,李白

茅盾范文篇8

庐隐的散文具有不可忽视的成就，本文从个性情感的坦陈与创作美的结合、爱国激情与忧国之恨的结合、天真浪漫的个性与严肃理性的态度的结合三方面分析庐隐散文的特色。

【关键词】庐隐；散文；特色

庐隐（1899-1934），这位第一个加入文学研究会、五四时期曾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以她鲜明的创作个性，众多的文学作品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彩。然而，庐隐女士一生坎坷，在35岁时便因难产而死，当时上海的不少报刊都登载了她的遗墨和各种悼文，痛惜“一代才女”的“英年早逝”，连茅盾先生也惋惜地感叹：庐隐的早逝对于中国文坛，“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①

在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庐隐不仅留下了《海滨故人》等一系蜚声文坛的小说作品，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成绩不菲。茅盾曾评论说：“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锋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②而今重读庐隐散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又有了些深切地感受：

一、个性情感的坦陈与创作美的结合

庐隐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多愁善感的女作家。早在五四初期，她就主张，“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③。在她的散文作品中，随处可见其鲜明的个性情感的宣泄；而在这些抒情文字中，无论是悲是喜，又处处流露出了庐隐在创作上对美的执著追求：

“马路上人际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绿的景山巅上，斜晖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他们在松阴下，迈上轻舟，慢摇兰桨，荡向碧玉似的河心去。”（《月夜孤舟》）

天上“月白光清”，河上“银波雪浪”，可谓美景如画。但当时是五四狂潮方才退落，觉醒的个性意识刚挣脱封建的囚笼，又遇见世路的风雨，这些“寻春的骄子”，不仅满怀着“欢情”更有无限的“凄意”，因此，面对良辰美景，也只能感叹：“在这展布天衣缺陷的人间，谁曾看见过不谢的好花？只要在静默中掀起心幕，摧毁和焚炙的伤痕斑斑可认”；“呵！人间便是梦境，但不幸的人类，为什么永远没有快活的梦，……这惨愁，为什么没有焚化的可能？”。寻春的骄子，漂泊的归客，愁绪、悲情尽消融进这凄美的月光波影里了。

《寄天涯一孤鸿》中，这样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

“……我不时的想，倘若一只孤鸿，停驻在天水交接的云中，四顾苍茫，无枝可栖，其凄凉当如何？”

“……况且恋感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轻烟微雾，只是不可捉摸的，使恋感下跻于可捉摸的事实，恋感便将与时日而并逝了。”

“……当我读完文菊这封信，正是午夜人静的时候，淡月皎光已深深隐入云被之后，北风呜咽，以助我的叹息……”

更有《寄燕北故人》中“衰草寒烟”的“梅窠”、“人比黄花瘦”的“轩姊”、镂刻着和自己深爱之人前尘往事，不能忘怀又不敢亲临的“东郊民巷的皎月馨风，万牲园的幽廊斜晖，中央公园的薄霜淡雾”，以及自己“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的命运。除此之外，庐隐还有《醉后》、《灵海潮汐致梅子》、《愁情一缕付征鸿》、《雷锋塔下》等等一些充满“凄苦哀凉之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多直抒胸臆、言哀泣痛、坦陈隐衷。同时，作品语言酣畅淋漓、空灵凄婉，尤其在一些写景文字中，古典文学根基深厚的优长进一步显现，语言典雅华美，精雕细刻，形式上排列整饬，前后照应，这也正切合了她赋予自己的“悲哀的叹美者”④的称号。

虽然庐隐散文作品中多悲情哀婉之词，但也不乏一些热情洋溢、轻松愉快之作，如《云鸥情书集》、《夏的颂歌》、《我愿秋长驻人间》、《给我的小鸟儿们》等等，这些作品中一扫往日的愁怨哀伤之气，展示了作者的热情、喜悦和爱心：

“呵!爱人!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吾爱!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的享受果实吧。”（《云鸥情书集》）

“当霜薄风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颠天际……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积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实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长驻人间！”（《我愿秋长驻人间》）

在这些作品中，语言更加自然，艺术尤为精美，结构工巧，言简意丰，意象和节奏并美，具有散文诗的韵味。

庐隐就是这样，无论喜怒哀乐，都坦诚直率的表达给读者；而在坦陈个人情感的同时，她又时刻没有放弃对创作美的追求，使情与美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二、爱国激情与忧国之恨的结合

茅盾先生说：“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⑤

受“五四”运动时代大潮的影响,庐隐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在对祖国倾注了满腔热爱的同时,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民,作者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时事,并写了《思想革新的原因》、《劳心者与劳力者》、《灵魂的伤痕》、《华严泷下》、《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扶桑印影》、《月下的回忆》、《东京小品》等等很多时事性较强的作品。正如她自己所说:“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世界,是天地万物,都不是与我心没有喜戚关系底”。⑥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品，仍会为作者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一腔爱国激情和忧国之恨而感到心灵的颤动。

在《灵魂的伤痕》中，作者在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偶遇一位中国女留学生，通过交谈，得知她来自台湾，“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虽留学到此，却“不时思念祖国，好像想她的母亲一样”。听了此言，作者浮想联翩，热血沸腾：

“……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呵！人心是肉做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焚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又如《扶桑印影》中，作者先是在对日本教育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对比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发出这样的感慨：

“……日本小小三岛，而能经营如此周到，我国反赶不上他十分之一，偌大一个北京，统共只有一个中央公园，并且里头茶肆酒寮，弄得俗不可耐，哪有一点的美趣，况且还要收入门券，更是叫那贫苦的人没有消散的地方。那一般有钱的，又被那些万恶的游艺场缠住了足，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还不够社会的罪恶破坏呢。有心教育事业的人，不可不注意社会教育了。”

一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作者更是抑制不住悲忿的情绪，她看到，“奉天本是中国的领土，而南满铁路沿线廿里的地方都归日本所有了！”大连则成了日本人推行殖民化的租界地，连大连公学校也成为彻头彻尾的殖民学校，“教员都是日本人，所教的科目日语最重要，——他们课程表上写日语为国语，中国的国语就叫做汉语”，令作者“辛酸血沸”，愤慨不已。更有一些为虎作伥的奴才，与东洋主子狼狈为奸，私开烟馆，暗设妓院，残害中国百姓，把一个原本美丽的风景胜地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在结尾愤慨而无奈地仰天长啸：“苍天总没有话，人仿佛都病着哟！我向那里唤起中国的魂呀！”

在《亡命》这篇散文中，作者写了1927年春重返北京后，应一位朋友之邀出任西长街一所中学的校长，谁知一些觊觎这个位置的小人竟写匿名信向市党部告其为反革命，于是便有了仓皇离家、半夜亡命的经历和感受。当她明白了亡命的真相之后，其忧愤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我心里最大的痛苦，是我猜不透人类的心，我所想望的光明，永远只是我自己的想望”，“我心里又凄楚，又愤恨，……唉，好愚钝的人类！人们都在酣睡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唱着神曲有什么用呢？你应当大胆敲响他们的门，使他们由恶梦中清醒，……”

在《扶桑印影》之后，庐隐又在《东京小品》中表达了她的忧国之心。文中，作者重游东京郊外的井之头公园，景色依旧而人事皆非，不由得触景生情：“故国不堪回首呵！”“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能掩盖那凄凉的气象吗？来今雨轩的灯红酒绿能够安慰忧惧的人心吗？这一切我都深深地怀念着呵！”

庐隐这种爱国之心和忧国之情，犹如一根扯不断的红丝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她的散文之中，读她的作品，我们随时可以触摸到她那颗恋国忧民的拳拳之心，难怪矛盾先生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⑦

三、天真、浪漫的个性与严肃、理性的态度的结合

庐隐的个性是天真浪漫的，这从她的感情经历我们可窥一斑，在她很多作品，我们也随处可见她率真直爽的语言表达和感情宣泄；但另一方面，庐隐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态度又是非常严肃、非常理性的，正如茅盾先生所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天真又严肃的态度在她的小说中也是一贯，这是她叫人敬重的一点）。”⑧这种严肃和理性不仅表达在她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忧患上，而且还表达在她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悟中。

1、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

庐隐作为一位觉醒了的女性，具有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她写了一系列关注妇女生活和命运的杂文，在《妇女生活的改善》中，针对乡村妇女的解放问题,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提出了具体办法，认为正当的娱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对儿童的教育尤为重要。《今后妇女的出路》指出：“妇女回到家庭，埋没了个性，不但是妇女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是人类的损失。”而对于家庭事务，她认为：“应男女共负，共同就其所长服务社会，不能有倚赖的生活，”妇女“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花瓶时代》深刻地指出当时妇女解放的现状“只是从奴隶阶级中解放出来”,由“大门内作执箕帚、和泄欲制造孩子的机器”而做起了装饰堂皇富丽的大厅的花瓶。作者恳切地指出：妇女真正的解放，全靠自我的觉醒，“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乞求恩惠。”从中可见作者的语重心长,希望妇女尽快摆脱“花瓶”地位,争取自主独立。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作者觉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

2、社会批判意识

庐隐散文中不乏一些辛辣、犀利的文字，表达了自己敏锐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一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正如茅盾所说：“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⑨

在《玫瑰的刺·捉贼》中，作者由同情小贼太可怜，偷不到还要被捉到公安局去受冤，进而说道：“世界上只有小贼才是贼，至于大贼偷名偷利，甚至于把国家都偷卖了，那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连正眼都不敢觑他一觑呢!”从而对出卖国家的“大贼”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玫瑰的刺·池旁》中，她有感于崇洋媚外、满口日语的“万先生”：“……难道说，说洋话仅仅是为了学时髦吗？‘时髦’这个名辞究竟太误人了，也许有那么一天，学者们竟为了‘时髦’废除国语而讲洋文，……那个局面可就糟！简直是人不杀你你自杀，自己往死里钻呵！”——多么辛辣的嘲讽！照搬到当今社会，不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吗？

在《屈伸自如》中，作者写道：“何谓屈伸自如？即见人之势与财强于我者，则恭敬如儿孙对父祖，卑颜屈膝舔痣拍马，……至于见无势无财之人，则傲之，骄之，虎吓之，吹法螺，装腔而作势，……”寥寥数语，把那些势利小人为了投机钻营而丢掉人格的丑恶嘴脸揭露的无处藏身；在《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中，陈述黄河决口，灾情惨重而赈灾款却被一些人鲸吞的事实，作者大声疾呼：“请办赈灾的大人先生们，破格的克己点吧!”道出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当权者不顾人民死活而中饱私囊的切齿痛恨。另外，作者在《几句实话》和《丁玲之死》中虑及中国文艺发展的前途；在《灾还不够》与《监守自盗》中批判当权者的腐败昏聩，中国政治的黑暗……总之，庐隐在其杂文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批判意识，体现了五四时代破旧立新的革命要求，也表达了庐隐对社会的密切关注和严肃理性的态度。细读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观点，即使拿到当今社会，也是仍然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的。

3、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悟

庐隐的散文作品，经常在叙述中阐发一些带有哲理的议论。《离开东京的前一天》中，叙写与日本作家秋田先生一行人祭奠日本文学家岛村及其情人松井须磨子时说：“……离开这里约有五十步的光景，便是岛村先生和他夫人合葬的坟了，但是他的夫人现在还没有死，有人说，不如把松井须磨子的坟，跟他合葬了吧！而一般道德家、法律家，都很惊吓得发起狂来……其实不合葬的已合葬了！合葬的中间已竖起三千丈的壁垒，谁又明白这个呢？”对建立在理解与支持之上的爱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缺少爱情的婚姻进行了质疑；当祭奠完毕，原路返回时，路上情景已与去时不同，作者又因此感叹世事无常：“世界上的东西未曾有一秒钟是静止的，未来的一切谁能预料得到？”在《寄燕北故人》中，她劝告历经坎坷和磨难的朋友们要坚强地面对生活：“……所以朋友们！你们要好好记住，如果你们是有痛苦悲哀的时候，与其对那些不能了解的人诉说……不如闭紧你们的口，眼泪向肚里流要好得多呢。”并劝慰朋友忘掉个人无意义的悲哀，“与一切不幸者同运命”，“呵！亲爱的朋友！为了怜悯一个贫病的小孩子而流泪，要比因自己的不幸而流泪，要有意味得多呢！”在《东京小品·庙会》中，批评人性的怯懦：“迷信——具有伟大的威权，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时候，或者在心灵失却依据徘徊歧路的时候，神明便成为人心的主宰了。”在《东京小品·沐浴》中，对传统的礼教发问：“……我想到人间种种的束缚，种种的虚伪，据说这些是历来的圣人给我们的礼赐——尤其严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个例外。究竟谁是更幸福些呢？”在《云鸥情书集·四》中，她憎恶人间之虚伪，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人与人的交接不得已而戴上假面具，那是人间最残酷最可怜的事实，如果能够在某一人面前率真，那就是幸福……”这种充满哲理性的议论在其作品中并不少见，所有这些言说，都表达了庐隐在历经坎坷之后，经过理性的思考、深刻的体悟，用苦难过滤生命，于心底积淀人生；其中虽不乏有感伤之词，但整体态度是积极的、理性的、严肃的。

从庐隐的散文作品中，我们品味出了作者的情、美、爱、痛、恨、忧，看到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看到了作者性格的得多面性；我想，正是由于此，庐隐的作品才具有与时代抗衡的魅力，才值得我们反复体味和研究。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茅盾：《庐隐论》。

③庐隐：《创作的我见》。

④庐隐：《庐隐自传》。

⑥庐隐：《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参考文献：

[1]庐隐，庐隐自传[M]，上海：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

茅盾范文篇9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08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茅盾范文篇10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

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

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

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

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

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

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