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债务范文10篇

历史债务范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对职工的养老保险作了规定。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女职工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者可退休养老；退休后由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实施到1956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集体企业的职工23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4.[1]在此期间，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提取，由国家统一筹集，统一调剂使用。

“”开始，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到了1970年劳动部被撤消，期间，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也停止实施。1969年，财政部颁发《有关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工作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文件将包括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劳动保险的统筹调剂方式改变为由职工所在企业为职工提供保险的做法。自此，职工退休养老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之时。

企业办养老保险的实践表明，改革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而职工个人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是一种极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供给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企业职工的退休经费是企业年度经营成本的开支项目，当年所有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从当年生产收益和财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种没有任何积累的现收现付财务模式。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到进行改革的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障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不仅退休职工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在职职工也有稳定塌实的养老预期。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地发挥了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以企业和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一系列阻力和困难，例如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企业分流出的冗员的就业新问题、医疗新问题、生活保障新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退休职工比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上的沉重负担新问题，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使得劳动力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新问题等等，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形势发展表明，市场经济需要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职工队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2]即使我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职工和企业终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

历史债务范文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对职工的养老保险作了规定。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女职工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者可退休养老；退休后由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实施到1956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集体企业的职工23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4%.[1]在此期间，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提取，由国家统一筹集，统一调剂使用。

“”开始，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到了1970年劳动部被撤消，期间，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也停止实施。196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工作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文件将包括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劳动保险的统筹调剂方式改变为由职工所在企业为职工提供保险的做法。自此，职工退休养老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之时。

企业办养老保险的实践表明，改革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而职工个人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是一种极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供给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企业职工的退休经费是企业年度经营成本的开支项目，当年所有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从当年生产收益和财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种没有任何积累的现收现付财务模式。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到进行改革的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障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退休职工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在职职工也有稳定塌实的养老预期。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地发挥了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以企业和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一系列阻力和困难，例如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企业分流出的冗员的就业问题、医疗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退休职工比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上的沉重负担问题，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使得劳动力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问题等等，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形势发展表明，市场经济需要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职工队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2]即使我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职工与企业终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

1986年7月，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规定国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企业和劳动合同制工人按规定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这是我国传统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向责任分担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过渡的标志。1995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在这种制度模式下，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分为两部分，并分别记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统筹基金帐户和职工个人帐户。针对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不同的情况，1997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决定的规范下，各地的统账结合的模式逐渐得到统一。2000年12月国务院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将企业缴费率确定为职工工资总额的20%，职工个人缴费率确定为本人工资的8%，至此我国的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建立。

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用人制度的要求，使不同所有企业之间的职工可以自由流动，促进了市场经济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是，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是在现收现付、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在职的一代人在继续承担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到2001年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离退休人员为3241万人，而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的中年职工人数逾亿。[3]由于从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40多年间没有任何资金积累，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又实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制度，[4]即已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和有限的滚存基金支付，由于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少于需要支付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于是出现了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前参加工作，改革之后退休的中年职工，新制度规定，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但实际上旧制度没有设立个人帐户的规定，因而他们不可能有个人帐户积累，在他们陆续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养老保险基金只能为他们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提供基础养老金和新制度实施以后他们个人帐户上的那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而在新制度实施以前视为缴费年限的“过渡养老金”却没有着落，这又构成了一笔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这两项相加就形成了一笔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历史债务”。[5]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隐含债务、隐性债务或转制成本。[6]

注释：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2]例如，辽宁大连色织布总厂曾是大连市的创利大户，1994年宣告破产。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太多给该厂造成的不堪重负。破产前，该厂的在职职工为1258名，而退休职工为1503名，企业发展从何谈起！参见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4]“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由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和他本人个人帐户积累的资金除以120的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有35年工龄的职工的月个人帐户养老金相当于退休前月工资的38.5%，加上社会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养老金的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帐户上积累的个人帐户养老金和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而称为“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中人的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年限〕。

历史债务范文篇3

为妥善解决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加快国有流通企业改革进程，商务部会同财政部从20*年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国有流通企业“减债脱困工程”。1月4日，商务部在京召开国有流通企业“减债脱困工程”总结会。会议指出，“减债脱困工程”经过两年的实施解决410亿元历史债务，为2000多家国有流通企业创造了改制和发展的条件。

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计划调拨、价格变动等原因造成的，实施“减债脱困工程”，帮助这些企业卸下历史包袱，盘活有效资产，加快改制步伐，既是深化国有流通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商务部等部门根据历史债务形成的特点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要求，在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财政补一块，资产公司让一块，企业还一块”的处置办法，即由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统一组织实施，采取“整体打包，协商定价，一次性回购”的方式回购债务，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价格上给予支持和优惠；负债企业履行偿债义务，积极筹集资金。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总结会上表示，“减债脱困工程”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成功实践。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共投入1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给予补贴，带动地方投入约41亿元，减轻了国有流通企业的偿债压力，为企业安置职工和改制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地方政府作为处置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的主体，出台了土地、税收、财政补贴等多项配套政策，对于暂时难以筹足偿债资金的企业，地方政府还积极帮助其筹措资金或直接由财政垫付；资产管理公司将试点企业的不良资产单独打包，聘请中介公司重新评估，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地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给予了优惠。

姜增伟表示，“减债脱困工程”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改革。两年来，通过实施“减债脱困工程”共处置了25个省（区、市）77个地市的410亿元历史债务，共支付偿债资金52亿元，平均偿债率仅为12.7%，实现了低成本处置的目标。“减债脱困工程”对国有流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减债脱困工程”直接盘活存量资产350亿元，50多万职工得到妥善安置，为2000多家国有流通企业创造了改制和发展的条件。

财政部、资产管理公司及24个省、区、市商务、国资等部门近120人参加了会议。

历史债务范文篇4

一、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

老职工（实行个人账户卡以前已拥有国家职工工龄者）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合理解决，是建立有效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老职工养老保障，是一个历史遗留债务和现实困难相交织，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取向，以及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多年来政界和学界都在积极多地方探索，出台的政策和发表的有关文章已很多。如我国1995年3月国务院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简称“95方案”），1997年8月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97方案”）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本质上都是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制，都是试图通过扩大覆盖范围并通过当期收费统筹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都明显存在负担转嫁问题。只是与95方案相比较，97方案虽有进步，但其实质只是将发生危机的时间推迟。按现行的97方案继续实施下去，无法根本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最终必定普遍性的发生养老资金危机。

事实上危机在一些地区已逐渐发生，只是由于统筹面的扩大、缴费率的提高和新方案下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被“借用”而部分掩盖着养老金的赤字危机。但缴费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即缴费率一旦超过缴费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企业就会以各种方式“拒交”——或是无力缴交，或是将企业关闭（税费负担过重致使办企业无利可图时的市场选择）；而统筹面的扩大既是有限度的，且统筹面的扩大，能在当前增加养老金来源的同时，养老基金相应所承担的养老义务和责任也在增加，只是兑现义务被累积、支付时间被推后而已；至于有的地方挪用个人账户上养老金的“借款”是要偿还的。若扩大统筹覆盖面而相应增加的保险义务和责任所对应的应积累的保险基金被“借用”后，没有及时足额的基金来源“补亏”，待“借款到期”，现在“入保”的企业职工退休要取回养老保险金时，由于“亏空”无法支付，无疑就会发生全面性保险危机。因此，按现有的受益基准制统筹养老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企业实际负担能力、实际操作过程的资金供需必然趋势上看，都是不能成立和无法长期维持的。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个人账户的供款基准制的方针，抓紧解决对老职工隐性负债的补偿这个症结问题。即国家应偿还老职工所拥有并已基本沉积为国有资产存量的养老基金（包括医疗保险金等）。从最直接的债务关系追索，由国家负担部分，是国家从存量资产中分解相关部分价值，偿还其必须偿还的历史债务，填补老职工养老金的历史空缺，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统筹面或提高缴费率的方式转嫁债务。否则最直接后果是企业将不胜重负而丧失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抑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再后将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8年9月，广东省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不参加养老保险将扣营业执照，其最大特点是将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大1998/09/19《广州日报》）；今年年初，广州市“为加强执行政府法令的力度，社保和工商部门联手合作”，对“不参加保险的工商业户不予办理工商执行年检”（《（广州日报》1999/01/09A4）等等的这些方案和措施，就当前而言，算是必要的应急之策。因为它在当前最明显的作用，是将养老基金供求危机延后，解养老基金的燃眉之急。但在缓和当前基金危机的同时，面对执行制度的根本缺陷而致潜伏甚至已显露危机，应尽早从完善制度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养老基金制度变更所面临的基金缺口问题。

二、关于老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的偿还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养老基金制度转换所形成的资金缺口，自然涉及到如何偿还老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问题。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高就业、低货币工资和相对高实物福利和平均主义福利的劳动工资制度。在这种特殊的劳动工资制度下，当期费用化的货币工资水平低，基本不包括职工本人的养老部分的工资费用，但作为职工工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养育子女的费用，主要是以职工家庭当时拥有的“人头”按计划分配的，如政府凭票低价供应的吃穿用等生活资料等。因此，老职工历史上应付未付的部分（非全部）养老工资，当时以增加国家利税收入或减少财政预算支出，从而转化为国有资产存量的这一部分，国家责无旁贷要承担这部分的养老工资负债的偿还义务。但由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行国家计划的“充分就业”（这种充分就业是以“户口壁垒”和“计划用工”制度等行政手段排斥、牺牲非城镇劳力就业竞争权利为代价来维系的）政策，还有殃及全国城乡职工和职农的宏观经济失误、政治运动冲击等种种原因，我国长期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尤其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更为低下，多数时期能养活职工及其家属已是不易，这决定了老职工的养老工资积累也不丰厚等等。这些都是计算老职工历史养老负债问题应考虑的历史国情。

据世行组织有关中外专家测算，截至1994年底，按1994年价格计算，我国老职工（包括已退休的和在职的）养老金隐性债务总额为19170亿元注1需国家负担补偿。

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下，城镇居民包括职工子女的许多生活资料，主要由国家按人口计划分配、凭票牌价（一般是远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商品成本）供应的，教育投资也基本是国家提供公共财力“按需分配”的。这使职工多子女多享受。这是新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制度安排，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性“法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子女有养父母的义务，这是我国现代关于父母与子女赡养关系的“法理”（有人从国家制度性的“法理”上，论证了老职工养老费用应全部由国家承担，而同时主张对职农过去的养老负债则国家不应负经济责任注3）。再从中国历史传统、道德伦理和家庭经济模式上看，我国长期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养子防老”经济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反哺式”（子小父养，父老子养）家庭模式，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接力式”（子小父养，父老靠自己供款积累和国家福利养老）的家庭模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虽革新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家庭养老的本质并没有被根本否定，只是把以前一家一户的“小家庭”养老制度，变为小家庭与“大家庭”（计划经济大锅饭）相结合的混合家庭养老制度。因而，我们在分析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工?使钩珊椭Ц斗绞绞保皇室送耆子寐砜怂颊攵粤投Χ纪耆唐坊说淖时局饕迳唐肪孟碌睦投ぷ世砺郏隙ü依现肮さ难细赫孔凶什媪浚嬷贫ɡ现肮さ难戏延θ坑晒页械！?/P>

可见，无论从法理还是伦理道德上说，作为老职工子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历史养老负债，都有责任和义务分担，而不能全部推卸给国家，由社会公共财力包干。

因此，对于职工养老职位问题，要走出目前已面临的困境，一是要将现行的实质上是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制改为储蓄性的供款基准制；国家承担并补充老职工的养老基金的大部分历史债务，职工子女们也分担自己父母的部分养老义务；公平安排国家提供的老职工的养老基金，即对主要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现实不合理经济悬殊的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单位之间、早退休和迟退休之间、享受福利房的多与少之间（福利房本质上是劳动工资组成部分，职工养老也包括住房费）的老职工养老，他们的资金来源和分配有必要进行部分统筹，对其基础水平必须进行适当的平衡与协调和调整。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国家财政是“大锅饭”和“全国一盘棋”，国家对职工就业计划安排，对他们劳动工资“必要社会扣除”和对工农业收益积累全国高度集中，统筹分配投资，对基本形成国有资产存量的职工养老工资的递延负债，部分实行全国统筹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必要的。

三、养老递延负债人与人力资源成本

老职工养老基金（包括住房、医疗保险费用）隐性债务，也称养老递延负债，除了全国统一实行全额统筹（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很小，至多是部分统筹）外，否则，按现有的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后劳动力使用的工资成本之中。它对今后正常的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都将产生诸多影响；还涉及到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核算的真实和合理性等问题。

首先，最直观的影响是职工住房工资的递延负债问题。在未实行货币分房前的福利分房时期，一个职工调到另一个单位，他的福利房分配权一般的就相应转移到由新工作单位承担责任，即以前的住房福利工资负债全部由过去的单位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在实行货币化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未选择并享受了福利分房的老职工，他们历史上应付劳动工资的住房费用，也明显地转嫁到当事人后期的工资成本中。而已享受并选择实物福利分房的老职工，则没有这项隐性的转嫁成本。因为住房费用作为劳动工资的组成部分，过去的福利房分配形式，对职工住房工资核算实行的是类似于福利房实物的“收付实现制”；对分到住房的，相当于一次性全额支付，包括过去的应付未付的住房工资清还和未来的住房工资提前支付；对于未分到福利房的，虽不支付、不预提和不作当期工资的期间费用处理，但实际形成了应付工资中的递延负债。这种隐性的住房工资历史债务，当实行并选择了货币分房形式后，无论是按规定（“广东省货币分房方案”《广州日报》1998/12/11A3）标准实行逐月补贴，还是在职工个人购房时一次性支付，或是基本补贴加一次性补贴等形式，都是将以前会计年度应付未付、应计未计的住房工资递延负债转嫁到新“会计年度”补付进行“补亏”；而对新的货币分房制度实行后的住房工资逐月支付并如实反映到劳动工资成本中，会计核算上虽具有合法性并符合真实性原则，但相对于享受了福利分房的老职工，则在他们的劳动力使用成本上，“额外”增加了当期工资费用，或者说货币分房前已享受福利分房的职工，在以后的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就相对少了住房费用的工资成本。这可能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同工“不同酬”的利益矛盾。同等工作性质和相同级别、相同责任负担的劳动，可能会由于实行了福利分房与货币分房不同选择的人，产生企业单位实际支付的需要当期费用化的劳动报酬不同，一要相对增加住房工资，另一则没有此项成本负担。二是由于“同工不同酬”的矛盾存在，将影响职工劳动就业的公平竞争。同工不同酬，对用人单位而言，就是相同的劳动收益，支付了不同的劳动力成本。这对全额财政预算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以前吃国家“大锅饭”的企业，矛盾可能并不突出，但作为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主体、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它们自然会在市场价格制作用下，在确保“商品质量”的同时，选择廉价劳动力，这难免造成老职工之间由于是否背负住房费用历史负债的不同而影响了今后上岗就业的公平竞争。

其次，在养老基金中的医疗、一般养老生活费用，其成本转嫁原理与住房费用基本相同。只是其转嫁时间相对被延后至职工退休、转嫁方式和程度将部分取决于养老基金进一步改革后的统筹范围和统筹水平、直接影响范围主要的不是某些具体工作单位之间，而是在不同统筹标准和不同基金来源的“保险经济区域”之间。这些转嫁在时间、方式、范围等方面，显然比老职工住房费用的转嫁更为隐蔽和曲折。按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老职工的养老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在养老基金个人账户建立以前拥有并保留着国家承认的历史工龄，不管你以前的历史工龄积累来自何方，现在或日后在哪里退休就在哪里养老、获得养老金来源。也即你的历史工龄“滚动”到最后的那个“工作站”的所在地区，必须为你的养老递延负债（基本养老和医疗部分；住房负债可能在退休前解决）承包偿还责任。

总之，老职工养老基金的历史债务的隐性转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单位和地区人才引进时，或是劳动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客观评估人力资源成本不能忽视的课题。对隐性债务转化而且日益显现的人力资源成本，应如何合理摊销，也是一个需要有关政策进一步加以科学规范的现实问题。

注1、注2、注3：见参考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P291、P288.

参考书：

（1）吴敬琏、张军扩主编《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

（2）李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型能不付成本吗——以智利为比较对象》，《改革》1997年第3期。

（3）隋明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访札记》，《经济日报》1995年11月12日。

（4）郭楚忠：《企业“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揭探》，《纺织财会》1995年第3期。

历史债务范文篇5

我国的《民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自助行为制度乃是民事权利保护制度的一种，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之下，研究自助行为制度，应当是有意义的。关于自助行为，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均认为应当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自助行为制度，并且对于实施自助行为的条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本文不敢重复学界的这些共识，而只试图研究关于自助行为制度的两个问题，即历史轨迹和思路。

第一个问题说的是自助行为的历史发展。这个问题学界虽有提及，但“提及”很少，实有继续发掘之必要，故此，本文将对自助行为的历史发展进行探讨，然后从这种发展中总结出某种规律性，并指明这种规律性对于立法的指引作用。第二个问题说的是在民法典之外自助行为的立法思路，因为系民法典之外的东西，故名之为“思路”。目前学界关于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探讨，只是就民法而谈自助行为，目光只局限于民法，而无人将目光转向民法之外，比如转向宪法和特别私法。有鉴于这种局限性，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辟空间并以“思路”冠名而论述之。

二、历史轨迹

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构成了民法上私力救济的内容，而私力救济乃是相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二者均为保障民事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助行为迄今为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将这个过程大致地概括为：被许可———遭禁止———附条件的被许可。在古代，由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备，国家权力还称不上发达，因而，通过国家力量保护私人的民事权利并不如今日这般普遍。于是，权利人为实现其权利，就不得不依赖于私力救济，而自助行为正是私力救济的一种重要形式。一个最为显著的历史事实就是，在世界各国都曾经盛行过债务奴隶制。罗马十二铜表法甚至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杀死或出卖。

历史债务范文篇6

关键词：会计准则；计量属性；选择

计量是会计的一个基本和核心环节，美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教授在1979年出版的《会计计量理论》中提出：“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会计计量是指在一定的计量尺度下，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对计量客体进行的价值计量。会计计量的构成包括：计量尺度和计量属性。在会计的理论和实务上，除非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计量尺度都是该国家或地区的名义货币。计量的关键在于计量属性的选择，它对会计信息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会计计量的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其核心是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并用的会计计量模式。本文就计量属性的选择及应用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对多种计量属性的评述

所谓计量属性，是指被计量客体的特征或外在表现形式。我国财政部为规范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于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和38个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自2007年l月l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同时也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新的会计基本准则第9章——会计计量中明确了会计计量属性包括：

第一，历史成本。新准则规定，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等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收到的款项或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因此，不论是资产或是负债，两者强调的都是交易成交时发生的金额。其中，资产的历史成本计量强调的是资产购置时支付或付出的金额，而负债的历史成本计量强调的是现时义务或预期支付金额。所以，历史成本的本质特征：一是历史成本的计量时点是交易发生时，金额是交易成交时的市场价格或交换价格；二是历史成本属于过去的成交价格，一经入账，此后不必随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第二，重置成本。新准则规定，在重置成本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负债按照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因此，以重置成本进行计量时，对资产或负债的计量依据是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发生而形成的资产或负债的现在虚拟交易价格。如果企业没有适用的现时牌价，则需要利用资产的价格指数并通过估价方法做出近似的现时重置成本来计量。重置成本遵循的是实物资本保全的概念，强调的是现在购买或偿付。

第三，可变现净值。新准则规定，在可变现价值计量下，资产按照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量。可变现净值强调的是可变现，是指预期脱手价值，而不是预期售价或合同价，并且在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时，它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第四，现值。现值是指未来现金流量按照一定方法折合成的当前价值，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价值的当前估计。新准则规定，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因此，现值计量的本质特征：从时点上说，是指未来时，即基于未来；从金额上说，是未来某一时点某一事项在当前的一种估计金额。

第五，公允价值。新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是指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从上述定义可以概括出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特征：一是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二是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熟悉情况是构成公允价值的3大要件；三是公允价值立足的是当前的交易。

二、不同计量属性的应用

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企业的经济真实，是可靠地记录并报告企业经济活动（主要是财务活动）的历史”，它“应反映一个企业经济活动和真实历史”。财务会计反映历史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了会计计量的历史成本特性（即提供过去的市场交换价格信息），历史成本计量是会计计量的基础。“企业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这一原则在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会计计量属性中，历史成本计量仍是基础。在保证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可靠地计量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选择多种的计量属性，因而历史成本计量仍是主导性的，其他4种计量属性应是非主导性的。

目前我国已的38个具体会计准则中涉及会计要素计量的有30个，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仍是基础，其他4种计量属性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这30个涉及会计要素计量的准则中有17个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具体如下：准则1——存货、准则2——长期股权投资、准则3——投资性房地产、准则4——固定资产、准则5——生物资产、准则6——无形资产、准则7——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10——企业年金基金、准则11——股份支付、准则12——债务重组、准则14——收入、准则16——政府补助、准则20——企业合并、准则22——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23——金融资产转移、准则24——套期保值、准则38——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除去投资性房地产，其余的在初始计量中均应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在后续计量中，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企业年金基金、股份支付、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也都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例如，《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准则中，允许企业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在存在确凿证据且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其余的仍采用原来的计量模式。非货币性交易中，新准则规定了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处理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该项交换必须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债务重组中，新准则规定对于债权人的让步，债务人应当确认为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是以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则债务重组利得是以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确定的。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产转让损益，计入当期损益。（二）现值计量属性

现值计量属性在2006年前基于很多原因而未曾提及。而在2006年新颁布实施的会计准则中，现值计量的运用则体现得非常明显。举例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指出，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指出，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指出，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或资产组）减值测试时，可收回金额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确定。《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辞退福利》指出，辞退福利补偿款超过——年支付的，以现值确认辞退福利金额。《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预计负债》指出，预计负债计量时，应当综合考虑有关风险、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影响较大的，以相关现金流出的折现值作为其最佳估计数。《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指出，销售（劳务）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未来应收款的现值）确定销售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指出，融资租赁承租人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之较低者作为租人资产入账价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指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指出，混合金融工具分拆的负债部分公允价值通常为现值。

上文列举了新准则中涉及的现值运用的主要方面。由此可见，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对现值的运用是很广泛的。

（三）可变现净值计量属性

可变现净值计量属性在新准则中运用得较少。例如，在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中，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其中，成本是指期末存货的实际成本。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可变现净值的特征表现为存货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而不是存货的售价或合同价。

（四）重置成本计量属性

重置成本计量属性主要是运用于物价显著变动时期，按历史成本记录的各项业务在会计期末必然又会与其变动后的价格有所区别。例如，按历史成本记录的期初购入存货以及上一会计期末记录的资产，在会计期末时，很有可能与现行市场价格有较大的差异，这时，要求有适应该情况的会计计量属性，在实际应用中，按实际重置成本计价是实物资本保全的一种计量方法。其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考虑资产与负债的价值，适用于以保值为目的的持有资产、负债。

三、多种计量属性应用的评述

新准则要求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即新准则要求在可靠性的前提下采用多种计量属性模式。

在5种计量属性中，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强调的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则是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同的计量属性各具特点，各自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用途，在会计计量中不能相互代替。

历史成本计量是基础；对历史成本无法如实计量的不确定性较大的新领域和新业务，在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得的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实现为信息使用者更多地提供有关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这一目的来说，现值计量属性更具有相关性。而重置成本和可变现净值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计算方法，应用于特定的情况。

由于交易和事项的复杂与多样性，单一的计量属性已经无法满足会计实务的需要。应当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根据会计计量的目的、对象、环境，并根据各种计量属性的不同特征，选择1种或几种计量属性并用，达到最大程度地符合计量属性允当性的标准。多种计量属性并存不仅符合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和会计报告的目标，而且能够较好地处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之间的关系，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王学军.现值计量属性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J].中国农业会计,2006(5).

3、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边界[J].会计研究,2003(3).

历史债务范文篇7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因为具有“可验证”和“可靠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会计计量的统治地位。现代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到今天，特别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由于其具有的没有成本或初始成本很低的特性，而历史成本只能反映资产或负债的过去价值,沿用历史成本已经无法对金融衍生工具等进行有效的计量，也难于揭示金融衍生工具等存在的实质风险。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波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大，资产价格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受到资产历史成本影响。因此，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生成的会计信息在现代资本市场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其有用性（相关性）受到了极大影响。单纯地追求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只依赖于历史成本计量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计量方法需要有效的突破原有的传统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应势产生并在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

公允价值是公平交易条件下,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是资产、负债的现时真实价值，这正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是做出重要决策的主要依据。公允价值会计目前已成为国际会计的主流趋向。

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新的一整套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在新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确定了会计计量五种基本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资产减值、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合并、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股份支付、生物资产等16个具体会计准则中，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确认方式。

一、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的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类型的。

公允价值定义隐含的假设

（1）为公平交易形成的价格；公平交易是公允价值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交易双方应该彼此平等，自由的进行交易。

（2）为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这一假定实际上是对公平交易进行补充定义及说明。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在财务困难或面临重大经营规模调整，缩减时候，交易形成的价格往往是不公允的，不是正常交易形成的价格。如在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对债务清偿的价格往往需要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其债务清偿的金额并非是该债务的公允价值。

（3）为交易双方应是熟悉情况的，这一假定仍然是对公平交易的补充。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不熟悉交易对象的情况，其形成的交易金额很难说是公允的。如在古董市场的交易，交易一方如根本不知道古董的实际文化、艺术价值，其交易形成的价格往往是不公允的，反过来说，如在拍卖会上，已经对拍卖的古董真伪、文化、艺术价值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交易双方熟悉所有情况，其拍卖形成的价格一般来说是现时的公允价值。同等情况下，在股权交易中，如该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或存在重大错误导向，往往导致投资者错误的进行投资决策，从而导致投资亏损。如在国资企业进行改制过程中，经营者故意压低经营业绩和资产的公允价值，就会导致进入者以较低的价格取得该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导致所属资产的流失，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因此，类似的交易形成的股权价格是不公允的。

公允价值的特性

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三个前提假定。公允价值是在公平交易中，由自愿交易的双方所达成的价格，而不是交易一方主观预期希望达成的价格。因此，公允价值是一个客观的现时价值，而不是主观价值。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说，公允价值具有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公允价值也更具有相关性。

对于资产来说，公允价值是其进行交换时形成的交换价值金额，具体来说，是其交换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现值体现了现时价值而不是未来价值。资产用公允价值计量在较大程度上比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符合会计上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在资产定义中，预期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一项重要特征，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特性进行计量，能充分地反映出资产这一特征。

对于负债来说，公允价值是其进行清偿形成的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负债，符合负债定义的条件。负债是指企业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以其公允价值属性计量，能够更好符合对债务计量的特征。如一项三年期免息的应付款项，作为该款项的债权人来说，如果能以市场公平收益率的折现值进行现时清偿，债权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愿意主动进行此项债务清偿交易的，因为对于债权人来说，其取得现金资产，提高了其资金流动性，并在以后期间中加以利用能够获取到同等或更大的收益。反过来说，对于债务人来说，其承担的现时义务即为清偿该笔款项现时以现金进行自愿清偿的金额。

对于金融工具来说，公允价值还反映了金融工具的信用质量。也就是承担义务一方的企业或主体的信用品质（信用等级程度）。如债务人的信用品质较差，在违约概率较大时，作为债权人一方，可能以较大的折现率来对此债权进行折现清偿。如同样为1000元的应收金额，一家债务人系信用良好且还债能力较强的企业，一家系财务比较困难的企业，债权人愿意现时偿付的金额可能为900元和800元，也就是说，该笔债权可能会以不同的收益率方式进行折现。因此，可以按照实际经营程度来分别计量两家企业的财务偿债能力属性，一家企业应收账款的入账公允价值为900元，另外一家企业入账的公允价值为800元，会计计量模式分别反映了不同债务人的信用品质。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其他会计计量属性定义的交叉。

公允价值和其他四种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定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之间是存在交叉之处的。公允价值计量并不截然排斥其他四种会计计量属性。

对于历史成本来说，在运用到资产的初始计量时，如果交易是公平的市场中进行的，历史成本则反映了资产取得的公允价值。对于重置成本来说，在运用到资产后续计量时，重置成本在有较大程度的可能反映了资产的公允价值，运用到负债计量时，重置成本也有较大程度的可能反映了负债的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是以公允价值扣除继续发生的成本和相关销售费用来计量的。现值计量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但它也并不排斥企业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主观预测和判断。

以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计量，由于其反映了资产负债现时真实价值，对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来说，以此为计量基础反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其决策更相关和有用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因此，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已经成为国际会计的一种潮流趋势，代表了国际会计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颁布的会计准则,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来加以运用,特别是对于可以取得公允价值的交易或者事项中，以提高社会公众对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但是，公允价值会计其目前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公允价值反映现时价值，与决策确实比较相关，但其可靠地取得却难以确保，尤其在目前我国会计界执业水平较低，经济市场不太规范的背景下更难以保证准确的公允价值的体现。公允价值在相关资产负债不存在活跃市场或实际成交时，其公允价值的计算确定往往带有企业对其价值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未得到实际公允市场交易的确认，因此其可靠性相对难于验证。反过来说，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往往掌握其资产或负债过多的相关信息情况，市场交易价格也难以充分反映所有的相关信息，市场总是存在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企业的主观价值判断也可能与市场判断相悖。因此，公允价值确定总是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公允价值增值的收益并无相应的现时的现金流，或者说是确定的收益权利等，以此影响到收益确定的传统观念。以“资产负债观”和“综合收益观”代替现时确认利润的观念还尚待时日，会计方法选择面临重大改变和挑战。

因此，国际会计准则至今并未完全否定历史成本计价，而历史成本计价基础就其本身计量模式来说，对于会计计量有着较大的优点，公允价值的运用程度仍然需要慎重考虑。也就是说，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之间，需要进行权衡利弊，同时也要考虑会计信息的成本效益问题。

二、公允价值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

公允价值的具体运用

新会计准则确定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的基本属性，在具体准则中也普遍使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中，除基本准则以外，一共38个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与确认和计量相关的准则27个（其中包括生物资产、企业年金基金、原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石油天然气开采、建造合同等6个特殊行业或交易事项具体会计准则），11个报告和披露相关准则。公允价值计量被运用到了其中的16个确认与计量相关具体会计准则，涉及到了企业大部分日常确认与计量的会计活动。但是，公允价值的采用也并不是毫无节制地，会计准则在采用公允价值的同时，也对公允价值的可靠取得及其详细披露作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

在使用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时，需注意交易费用（购置、处置费用等）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修订。如在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初始计量时，交易费用不计入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在对其他资产进行初始计量时，交易费用一般被计入初始确认的金额等情况。在对资产或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时，一般不扣除预计处置需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进行减值会计计量时，则需扣除处置费用后再进行计量。

运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的重大影响

（1）对会计目标和会计计量模式的重大改革

报告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在长时间内成为我国会计的首要会计目标，其他则被看作是次要的。然而,在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大量增加、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使得会计的目标由主要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可靠信息，转向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主要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无论如何，在可靠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相关性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必然要求。公允价值因其能够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等信息，已经被认可作为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重要计量属性。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说明我国在会计目标问题上由受托责任观开始转向于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服务的决策有用观。这种转变是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会计更好地发挥其在资本市场发展中基础设施作用的重要标志。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正式写入对具体准则具有统驭作用的基本准则,是我国经历的一次重大会计改革。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意味着我国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被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计量模式所取代。

（2）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标志

公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因此,其运用的范围和程度也就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组织会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新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并在16个确认与计量的具体会计准则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计量属性,这表明了我国会计向国际趋同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尤其是美国、欧盟等世界经济巨头们宣布:中国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建立了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会计准则体系，这同样也说明我国因为建立了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具备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要件之一。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会计准则和实施,是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意义深远。

三、公允价值的确定

历史债务范文篇8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二、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

3、倪红日，“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涉外税务》，1999.9。

历史债务范文篇9

关键词：央企改革；银行不良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平台

国家正在深化央企改革，新一轮的国资划转整合、孵化盘活将迎来改革高潮。央企做好资产、股权、债务的接续，尤其是处理好银企债务中的历史问题，对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央企受历史原因、社会责任等因素制约，要达成改革目标，需核减部分原有的银行债务，轻装上阵，激发活力；银行虽因经济下行、不良率上升增强了压降不良的意愿，但财税监管核销的政策限制、公平信用环境建设、利润压力等因素，制约了银行对存续经营央企减债的能力，导致银企债务处置矛盾多、难度大。如果银企双方为此展开激烈的博弈，势必影响央企改革和金融风险化解的进度。实践证明，坏账银行，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是缓解银企债务、加快重组盘活、控制金融风险的有效制度设计，银行亦可按政策核销贷款转让时的打折部分。对此，新一轮央企改革整合、孵化盘活、关闭清算可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新的央企改革配套AMC政策，需转换现有四家商业化AMC追求利润的经营思维模式，突破其作为金融机构财务性处置债务、财务性债转股的局限性，仿照地方政府AMC的政策，尝试在央企自身配套搭建AMC平台，直接打折收购部分处理难度大、关键性的银行不良贷款，按照央企改革战略目标与进度安排，用战略性债务重组、战略性债转股方式，快速缓解、稳步处置央企银行债务，推动央企改革深化，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具体可选择一家有不良资产需处置，并拥有产业整合丰富经验和实力的央企试点，赋予其现有的金融机构以AMC职能，将AMC业务分账核算、分类监管，允许AMC业务不良率、对企业投资、房屋土地及固定资产比例超标，允许AMC业务亏损，并给予一定的收购资金支持、税费优惠或返还政策。

一、央企改革重组中减轻银行债务历史包袱的迫切性

（一）央企历史债务包袱问题凸显

国家明确了新一轮深化央企改革的方向。财政部、国资委将通过对现有企事业的国有股权划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等方式，进行整个央企的产业、行业结构调整；成立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接受优良资产、主业资产、辅业资产，也包括不良资产、破产资产。这不可避免地会在接受资产的同时承担巨大的负债，包括部分历史包袱。较大规模央企的划转整合、孵化盘活、破产清算已成确定趋势，改革中不良贷款处置和金融风险化解的矛盾局面，必然会表现出来。

（二）央企减债及债务重组的需求

国务院国资委和央企系统，在资产孵化盘活、破产处置领域有丰富的实践，成功经验、失败教训也较多，其中大多数与银行债务处置成败有关。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家鼓励央企产业升级、引技、引资、引智等，会产生部分债务包袱，而在整合后成为被划入企业的控股股东的央企，如果以其股本为限承担责任，则无法、更无财力全部承担被划入企业的银行贷款。巨大的偿债难题阻滞了企业改革推进。央企急需银行对存续经营企业也能停息挂账、减债减本，也希望银行采取债转股成为战略投资者等方式，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和经营成本。

二、银行对存续经营央企减债的两难困境

（一）商业银行减债的财力有限

当前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导致国有、非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率均大幅升高，不良资产面临集中爆发的风险。201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9%；关注贷款2.8万亿元，关注贷款率近3.77%，总量庞大，比例较高。商业银行是按照商业化和股东回报最大化原则进行经营的，在目前利差逐步缩小、利息回收率低、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以税后利润核销央企的不良贷款，财力有限，因而为央企减债减本的动力不足。

（二）不良贷款核销政策条件较严

即使银行有压降不良贷款、动用拨备来核销的意愿，实际执行中也会面临财政税收、行业监管等对不良贷款核销的严格政策限制、复杂审批程序且耗时较长的情况。银行核销的先决条件是穷尽一切追偿手段，基本要求是必须严格履行司法追索程序，提供企业无法还钱的证明；同时须追究有关贷款人员的责任，并处理有关贷款人员后，才能核销贷款。而在债务重组谈判中，如果要求银行以债转股方式长期直接投资企业，持有厂房、土地等，因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主债权银行也无法实施。这些政策限制和银企各自角色的利益冲突，势必形成银行面对正常存续央企减债的两难困境。银企博弈激烈，必然产生央企改革受阻、孵化盘活艰难的局面。

三、央企改革中自身配套搭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平台的必要性

（一）坏账银行的作用

坏账银行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是缓解银企利益冲突、控制金融风险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1999年，中国成立了四家AMC，政策性收购、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效发挥了“金融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延缓偿债，避免了企业大批停产、破产；另一方面，以时间换空间，剥离了国有银行四成的贷款量（不到两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优化了其整个贷款质量。十年后，国有银行用增长的贷款量（约二十万亿元）及收益及股改上市收益等来消化这不足总贷款量一成的贷款剥离旧账，控制了金融风险，有效解决了银企债务的困境。

（二）2007年四家AMC商业化后的现实局限性

自2007年始，四家AMC开始商业化，进行股份制转型，大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有的已上市。商业化运作使四家AMC在收购、处置不良贷款方面面临诸多局限：一是作为追求效益利润和股东回报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其财力有限，商业化打折收购不良贷款后，没有动力将打折利益让渡给企业；二是四家AMC仅有金融背景，没有实业支撑，无法从企业产业战略整合的角度思维、处置收购的资产；三是四家AMC较多采取的财务性现金清收、变卖淘汰、财务性债转股“打包、打折、打官司、转卖资产赚差价”的商业化处置方式，对银行和AMC自身较为有利，但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作用较小，对企业实现重组意图和发展实体经济的作用也很小，很难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的重任，且因此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银企债务难题。

（三）地方政府AMC的模式及央企缺陷

对此，财政、银监部门2012年、2013年先后出台文件，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原则上可设立或授权一家地方AMC，作为具有特殊政策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当地范围内不良贷款的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2015年9月已公布的18家地方AMC，分别制定了逐户逐项、多方利益平衡的“重组盘活为主、处置清收为辅”的方案，旨在通过给因结构调整不力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打强心针的方式激活一批，通过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一批，借助资本市场重组并购、债转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孵化盘活一批。目前，在缓解地方债务困境、帮助企业脱困、维护地方金融安全、促进地方结构调整以及发展实体经济等方面，效果初显。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地方AMC因为受地域和实力的限制，无法更多地支持此轮的央企改革；而已商业化的原四家AMC，也难以适应央企孵化盘活、结构调整的战略需求，对此次央企改革的配合力度和效果亦有限。国务院国资委、央企系统则缺乏AMC这种改革的配套政策。

四、央企自身配套搭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平台的优势

央企深化改革迫切需要解决银企债务难题。对此，国资委和央企系统可顺应国家鼓励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导向，配套搭建自身的AMC平台，打出产融协同的组合拳，处置部分银行不良贷款。这一举措在推进央企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央企及自身配套AMC平台，能清除不良贷款产生的根源，落实“谁的孩子谁抱”的规则，预防不良资产再次滋生蔓延。处置不良贷款，不能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央企自身对不良资产的前因后果了解深入、透彻，央企配套AMC平台也非常熟悉成员企业的情况，因而可以通过专业、高效的“抽丝剥茧”，探寻业务往来各个节点的问题，有效把控不良资产产生的症结，由此进行流程改良，预防再次滋生不良资产。第二，央企及自身配套AMC依托产业背景支撑，优于纯金融背景的四家AMC，能实现不良资产“物尽其用”。不良资产无非是资产摆放位置和定价错位，如正确重置，就能变为好资产。央企及配套AMC打折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后，不是一味追求本息回收和处置效益，而是从国有经济、央企健康发展的战略意图出发，对接产业，充当“资源优化器”，灵活、专业、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或按需要将贷款打折利益让渡企业，并进行部分清收；或重新安排债务、孵化盘活企业，避免企业停工、停产出售经营资产偿债；或债转股作为战略性长期投资，引进外部资本，降低被重组央企的资产负债率；或主导破产清算、优胜劣汰，将资产注入优质龙头企业，确保对生产经营起关键作用的抵债资产牢牢把握在国家手中，防止出现商业化AMC的一卖了事的方式，避免成员企业重要资产信息外漏，影响集团整体信息安全。第三，央企AMC利用央企人资分离、安置优势，能比较顺利地处置不良资产。这次央企改革、国资整合，涉及亏损、非持续经营、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企业的户数较多，人员规模较大。人员分流、安置是敏感问题，企业稳定是第一要务。企业重组、不良资产处置往往受制于人员问题，需要在资产处置前，筹措大量资金，妥善进行人资分离、人员剥离安置。央企配套的AMC，可协同央企战略，必要时还可先垫付部分资金，用于具体安置、分流人员，以保证职工应有的基本权益，并保持企业稳定，然后再处置资产，或申领国有资本预算资金，偿还债务及垫付的安置资金。有的央企还拥有人力资源平台，专门承担改革重组中的人员安置，更能有效支持央企AMC处置资产。这点，是央企AMC具备而其他AMC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

五、对央企改革中自身搭建AMC平台的几点具体建议

一是在银监会、国资委、财政部的指导下，试点以央企现有金融机构为基础，配套搭建AMC平台，收购、处置部分相关企业不良贷款。这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具有成本低，风险可控的优势。该金融机构在被赋予AMC特殊职能后，首先应按照央企产业整合战略目标和进度安排，打出组合拳，形成合力，推动央企并购重组、孵化盘活并化解偿债危机；后续则可根据资产多元化状况，逐步扩大业务范围。二是试点的央企金融机构应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监管。试点的央企金融机构在行使AMC职能时，对打折收购的与央企划转整合紧密相关的部分银行不良贷款，需要分账核算，分类监管，独立运营。在经营上，要允许金融资产管理业务不良比例超标，允许持有厂房、土地等比例超标，允许债转股直接对企业投资，允许亏损。三是给予试点央企AMC平台以资金、政策支持。应争取央行提供部分再贷款作为收购资金，如央企AMC同步承担央行对不良贷款转让银行的再贷款，抵付折让后的收购款；同时，争取给予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税费优惠、减免或返还政策，以提高处置收益，充实央企AMC的运营资金。

作者:何仕彬 林玲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官网统计信息，2015-11-12

历史债务范文篇10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公务员之家: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