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范文10篇

历史条件范文篇1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而时代主题是客观的、发展的,这种客观发展只有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某些偏差,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们国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要准备打仗”和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来进行的。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开始了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到70年代中期,他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观点。从80年代初开始,他在分析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发展问题(南北问题)的新变化后,又提出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进而从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1〕据此,我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人们一度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邓小平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从1950年到198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就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看,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势。更令人担忧的还不仅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当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组织与经验以及众多的优秀人才,新技术革命成果将更容易被经济发达国家所利用,使他们得以更快地发展,由此将使南北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也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国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4〕“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促使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化剑为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被各国所认同,从而使和平与发展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纽带。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回应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随后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发展问题设计过诸种方案,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开拓,对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战略思考,而前者仅仅停留在从当时苏联传播进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仔细思考的问题,于是中国首先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其实苏联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尚不明晰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晚年背弃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与失误,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现代化成了亚、非、拉美大批独立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的主题受到了极大关注,一大批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相继形成。例如“现代化理论”学派,“依附论”学派和“世界体系论”学派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战略指南或可以被某个国家完全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关于兼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身份的中国如何发展,更不可能在上述发展理论中查寻到现成的答案,这个空白留待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填充。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同时将中国现代化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进入“低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战争威胁、武装入侵、联合围剿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未被压垮屈服,反而越战越强并扩展了胜利;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下,与美国抗衡几十年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和已有四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东欧六国竟不打自垮了呢?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就发展角度而言,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犯了三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1、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凝固化

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建设模式,它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于本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历史条件下是有效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规模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单纯集中(如对付战争、危机、灾害、解决温饱等)的条件下,以及在封闭、半封闭的情况下如此,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以及对外开放使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优势就转化成劣势,随之出现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下降,物质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也是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另一方面,实践也向人们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苏联东欧各国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2、社会主义发展偏离了方向

苏东各国的改革姗姗来迟,本已是一大失误。然而当进入80年代改革全面启动后,又显得操之过急。为了揭露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兴师问罪,甚至对历史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最后当把自己的历史全部否定后,也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和科学原则。于是这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抛弃社会主义,走向了以“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旗号的西方改良主义。

历史条件范文篇2

关键词：红四军；；闽西；中央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四次重大的“入闽”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军入闽、红四军入闽、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中，红四军入闽无疑是历史地位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1929年3月至10月，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作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闽西中央苏区的建立，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而且还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率红四军首次入闽9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红四军入闽的历史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初，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起义武装相继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广东东江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湘鄂边和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边根据地等10多块有影响的红色区域。在这一红色风暴的推进中，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风暴的中心，红四军即“朱毛红军”则是红色风暴的主角。红四军成为这一红色风暴主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红四军入闽即拉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幕。红四军入闽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其一是形势所迫。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战略和“围魏救赵”策略，、、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不料，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加上红四军主力首次进行无根据地作战，接连失利，不得不率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如果说1927年9月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领部队“上山”，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那么，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入闽，则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更大的新天地——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革命舞台。其二是福建特别是闽西的革命基础好。1928年3月至10月，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崇浦五大暴动席卷八闽大地，拉开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序幕，其组织之严密、成功率之高、影响之深远，全国是不多见的。五大暴动后，福建苏区革命斗争呈燎原之势，以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几乎红遍八闽山区农村，使福建成为一座坚强的“红色堡垒”。正如1929年3月12日，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在四都镇向汇报的：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力量较为薄弱（只有2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①。可以说，红四军失去了井冈山老根据地，却意外发现了新的“革命绿洲”———闽西，它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如有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正如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中所说的：“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②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信中指出：“朱毛的游击队伍，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们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得了相当的胜利”。③其三是契机的推动。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1929年三四月间，也就是红四军转战闽赣边之际，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即国民党军阀蒋桂混战爆发，特别是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为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四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点，以往论者很少关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起步阶段，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调整期，即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中央相对宽松的放手阶段。此间，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由于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局势认识不清，一时又提不出有效应变对策，同时也怕再犯错误和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对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暴动起义，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专门指示“俄国军事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④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⑤因此，在这一调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主要是以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的间接指导方式为主。因而，在此期间，全国各苏区党和红军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革命斗争状态中。任何的探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为条件的，何况是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开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斗争，尤其是对苏区红军发展的指导更为薄弱，无疑在客观上为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探索空间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红四军如果不顾具体斗争实际，一味遵照中央关于“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行动，就很难有红四军入闽后的一片大好革命景象。

二、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

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红四军在困境中打出希望，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红四军两次入闽，消灭了军阀郭凤鸣部，横扫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连城等地的反动民团，解放长汀、永定、龙岩等闽西要地，并帮助成立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还把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个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闽西各县农民群众受朱、毛的影响，必然要起来猛烈的斗争”。⑥至1929年7月，闽西党员数发展到近3000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3700余人的80%以上⑦。1929年秋，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一片大好形势，奋笔所书“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生动反映了红四军在绝境中入闽、开创出革命新天地的喜人景象。（二）闽西苏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舞台，成为思想的重要发祥地。率红四军入闽，对闽西苏区革命斗争的推动是直接的、全方位的，从苏区的开辟到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从群众的发动到红军的组建，涉及军事、政权、文化建设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闽西成为探索红色割据的重要实践地和建党建军思想的奠基地。1929年7月，亲自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一大，赞扬闽西革命多做点成就，指出闽西党组织和红军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区，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还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此前在井冈山和兴国制定的《土地法》。1929年12月，主持召开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揭开了红四军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奠定了朱毛红军的崇高历史地位，古田会议决议总结和创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根本制度，使红四军的建党建军经验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三）率红四军入闽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宏伟发展蓝图，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不论是在出击赣南还是在转战闽西过程中，以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没有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向西即“粤赣湘闽”方向发展，而是根据敌我形势发展变化和具体斗争实际，适时调整和确定苏区革命斗争发展方向。如在入闽之初，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时，就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特别是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勾画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4月5日，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认为这“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历史事实证明，中央苏区的发展轨迹基本是按上述的战略规划进行的：赣南、闽西二十余县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闽西北、闽北和抚州大部分地区及闽粤赣边地区均纳入中央苏区版图范围。红四军入闽是继南昌起义军入闽之后的第二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进入福建，其影响和意义均超过了前一支的革命武装，也超过了后来的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是因为，红四军入闽不仅拉开了创建闽西中央苏区的大幕，而且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发展蓝图，对福建乃至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都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四）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不只是在闽西和闽粤赣边，还从西向东“波浪式”辐射到福建全境和闽浙赣边区，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等各地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仅从福建的视阈来看，红四军入闽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极大地鼓舞了福建人民奋起投入到苏维埃革命运动洪流，对福建各地红色割据的形成和苏区的创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红四军入闽后，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农民武装斗争在闽西、闽南的“普遍的发展”，为福建其他各地“发动地方暴动，以便土地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1929年8月，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对漳平、大田、德化、永春等地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2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要加强“扩大朱毛红军和闽西红军的宣传”，“加紧发动广大群众日常的斗争，使这些斗争很迅速发展到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力量；同时“要深刻的应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到这些新编的红军中来，使之日趋健壮与发展”，把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一切武装的农民群众，编成红军，统一指挥”。⑧并且特别强调，红四军在闽西的活动不能只局限于闽西，而要面向福建全省，并且要派出代表到其他各地开展指导工作，指出：“你们的任务是要扩大到全闽的土地革命，只有全闽的土地革命能保障闽西土地革命的胜利。自然，你们用种种方法扩大闽西土地革命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你们应当多搜集闽西关于政权、红军、土地问题的材料，供给全省作宣传资料，应当在全闽扩大援助闽西苏维埃、援助朱毛红军的运动，应当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宣传，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达到扩大全省的土地革命，而不要使全闽民众将闽西放在特别的地位来看待他。”⑨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福建各地党组织要“特别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推翻豪绅统治，解除民团武装，决不要到处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⑩为此，闽西党组织提出“要自己变成朱毛红军”輥輯訛的口号。193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福建省委，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史海钩沉SHIHAIGOUCHEN将不仅限于闽西，必须深入扩大到漳、泉各属，以至闽北。”輥輰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福建省委和后来组建的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都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在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指导工作方面，红四军和闽西苏区派出邓子恢、蔡协民、曾志等得力干部到厦门、福州等党组织加强指导工作，特别是对闽中、闽东、闽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此外，1930年春，中共中央鉴于“闽北工作最近亦有新的发展”，还指示军委南方办事处“应在闽红军学校毕业生中调一部分人去当干部”，并“打通闽西与闽北的交通路线”。輥輱訛而且，在政治影响上，“朱毛红军”远播到闽北、浙西南的闽浙边一带。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余部组成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浙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围剿”红军挺进师的国民党军就“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灭’共党和红军”。輥輲訛红四军在闽西创建中央苏区对福建其他地区的苏区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促进，但同时福建其他地区的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有力地配合和保障了红四军在闽西的革命行动。

历史条件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历史条件

一、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

路线的确立为其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形成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重新走上了实事求是的正确道路，同时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十一届六中全会我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决议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正是由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邓小平才能够重新思考在我国社会建设中应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

二、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其形成提供了现实参照1956年，虽然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当时我党对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实践经验，而且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建设初期，我们党曾号召全国上下学习苏联经验，在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后，党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斯大林模式，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是万能模式，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摸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之路。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党由于对经济建设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对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以及急于求成，从而导致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实践也再次证明，党对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论成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由理论走向了实践。两国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都曾有过科学的认识和做法；在认识与对待资本主义时也都曾陷入一些误区。像苏联、东欧等这些国家，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得出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国家解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也使国内外的很多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走多远。正是因为有了我国和苏联处理社资关系时的历史参考，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其中也包含着怎样重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三、对我国国情的正确认

识为其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邓小平同一样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最高理想也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所直接面对的问题是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即怎样在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求社会主义成长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解放思想，主要是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1.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总结，打破了以往错误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要巩固要发展，也必须依靠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不错的词儿，要体现它的本质，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样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党必须探索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而全面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内涵。

2.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情的正确阐述，使人们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1981年6月，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后，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的国情，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了系统、深刻的论述，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1992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更是直接地解决了当时人们对社资关系的种种困惑。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既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形成的现实条件，又可以称作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重要内容体现。只有对社会主义正确定位和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只有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才能够搞清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四、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为其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新中国自成立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作出了很多敌视中国的举动，展开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从而使中国对西方国家开放的机会逐渐丧失。同时，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开放的重点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对立、斗争资本主义国家，而忽略了借鉴他们、学习及协作他们。中苏关系决裂以后，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脚步实际上也停止了。实践经验证明，何时能科学正确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何时能搞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就能取得较大的进步。只要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闭关自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阻碍，遭遇挫折。

邓小平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来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与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主题不再是战争和革命而是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世界范围内展示出前人未曾预料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政治局面。在那种历史现实下，和平力量中也涌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睦共处。同时，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正在逐渐崛起，正如邓小平强调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会日益突出，这种形势即便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认真对待。1985年6月，邓小平提出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他认真分析世界形势，提出著名的世界主题论，认为当今世界真正的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说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逐步改善，我国才得以见识和接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得到缓解，国际环境和我国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要求，不允许邓小平过多地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更多是强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用拿来主义精神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搞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形成有力的外部条件。

作者:白钰 单位: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

[3]贺朝霞.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2）.

历史条件范文篇4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党成立以来也曾有过严重失误,特别是十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什么时候不能很好地坚持或削弱、偏离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P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针。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党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新概括。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借鉴和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波澜壮阔、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主义经历了发展的辉煌年代。但从60年代起,高潮转向低潮,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了质变,出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失掉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纷纷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社会主义大挫折和历史大倒退。这一残酷的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深深思考。同志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1](P19)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来看,首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带领人民把经济建设搞好,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比如前苏联长期忽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在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经济发展速度迟缓。前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曾指出:“苏联70年代所谓的停滞,不是出自工作上,而是出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观念上,他们集中精力论证‘发达社会主义’,在工农业的主要产品方面赶超美国,结果国家没能转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而是站在入口处。而在这一时期,世界发达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科学家的一个不小的罪过。”[2]其次,这些国家共产党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搞思想文化专制,不容己见。如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造神运动中,斯大林成了真理的化身。他替所有人思考,做结论,其他人只能照本宣科。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苏共,早就失去了思想上的先进性,理论不能反映现实,不能解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群众自然对它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它的信念,这样的党被人民抛弃就在所难免。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兴衰成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以及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现实根据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甚至腐败变质;容易在党内造成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党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

第二,我们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会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在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调节机制不完善,机会不均等的环境中滋生、发展起来。如果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让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危害和葬送党的事业。同志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与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前进。”[1](P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的正确回答。

第三,我们党还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国际敌对势力利用西方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以实现和平演变战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我们抵制和战胜西方和平演变的有效措施。同志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1](P29)“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1](P6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提出来的。

第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完成这样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关键是把我们党建设好,党建设好了,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就能充分显示出来,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形势,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党的建设是实现这三大任务的根本保证。”[1](P71)由此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为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

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特征

真正的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列宁曾指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P143)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个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根据这样的时代特征,积极利用和平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志指出:“当前,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P121-122)科技进步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国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高科技的计划,力争在围绕高科技的角逐中占居领先地位。同志指出:“二十一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必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尽力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1](P67)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1](P28)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特征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四、唯物史观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社会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而努力奋斗。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世界的运动奠基于历史必然性之上。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也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建立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三个代表”中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与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和建设国家。这种人民主体论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相一致的。由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和利益的无私性,历史才赋予他们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与责任。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具体实现了这种领导作用。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要求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时还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追求自身目的能动过程。因此,任何社会的发展既是合规律的过程,也是合目的的过程,是二者的统一。唯物史观还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分为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同志从如何贯彻“三个代表”的角度提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1](P167)这里提出的“三个规律”中,前两个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所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相联系,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合规律的过程。而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

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品格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主观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品格的集中体现。缺乏这种理论创新的品格,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三个代表”是不可能提出来的。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就具备了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对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符合实际的科学回答。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我们始终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同时,我们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1](P50)“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1](P75)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探索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从而成为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

历史条件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挑战；应对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实践活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肩负着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服务的使命和责任。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党的价值追求必须立足的现实。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党政治生活的主题和基本的价值追求。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的意蕴

一个政党的价值追求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观念，包含人们对某种政治系统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活动的规范的看待、评价，还包括由此形而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规范”[1]。政党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立场及行为。政党的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终会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而不断演变。“党的根本性的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也控制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及效果。”[2]党的政治建设蕴含党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样，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及理论被逐渐提出，充分反映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始终不忘党的价值追求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新时代党的性质和宗旨即“为人民服务”始终不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不变，这是党的根本价值追求。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一系列新矛盾、新困境、新挑战也随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做到：不忘初心和使命，从容应对国内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的价值追求必然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反映出人民发展着的需要，其内涵更加丰富，要求更高。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解决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加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面对国内复杂利益关系和矛盾，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进行的抨击、颠覆，我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价值追求，这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一）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对党的价值追求带来的挑战。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进一步深化改革、攻坚克难，从基础上、根本上改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各方面持续改与革，释放社会发展的动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党如何领导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平衡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期改旗易帜的邪路；如何有效地协调好、处理好各方面、各部门、各区域、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始终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并非是一件容易事。前苏联改革，由于苏联共产党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最终失利、失败。当前，我国改革任务之艰巨，改革困难之重大，前所未有。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时间之长，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性，则是一大挑战。（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负面现象对党的价值追求带来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发展各层面都呈现新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使得一些不利影响凸显，新挑战随之而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各层面的利益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广大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增加。在利益驱使下，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一些负面现象浮现。这些负面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也对部分党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行为实践带来不利影响。一些党员干部“截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并应用于党的政治生活之中。在实践中表现为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或丧失党的理想信念，自甘堕落，唯利是图，贪污腐化。这严重影响党的公信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影响党的价值追求的理论和实践。（三）党内的不良现象或倾向对党的价值追求带来挑战。新时代，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党内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党内不良现象或倾向依旧存在，正如党的报告指出的，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面临能力不足和精神懈怠的危险，面临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影响党的先进性与科学性的建设，影响党内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党“为人民美好生活奋斗”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从党的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都出现过违反政治纪律、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究其原因，是这些党员干部没有恪守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没有铭记入党初心，而在面对一些利益和色情诱惑时误入歧途。党内一定程度地存在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现象，一定程度地存在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不良思想和行为。这必然影响着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影响着党的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四）西方“价值渗透”对党的价值追求带来挑战。政治信仰、价值理想是以一种无形力量的存在，并将对社会政治追求产生深远长久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参与、融进全球化，西方多元政治价值观念，非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对党的政治价值观培育和实践带来不利影响。西方多元政治体制、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叫卖、兜售的“宪政民主”，极力宣扬的以私有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等，都集中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受西方多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党内一些同志表现出“唯西方主义”，盲目信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一定程度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的价值追求的对策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关乎全党事业发展，关乎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实现，关乎民族大业的复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以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科学而正确的价值追求，才能够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面对新的党内、国内、国际的复杂环境和问题，始终坚守党的价值追求，应注重以下方面工作：（一）重视党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引导，是坚持党的价值追求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和真正优势。在革命建设时期，依靠党的理想信念的引导和教育，使党员干部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宗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前面对西方多元政治思想的斗争和冲击，我党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不忘党的初心，勇往直前。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党的价值观念融入到全党同志的思想中，以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思想意识。让全党同志始终能保持头脑清醒，自觉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多元政治思潮的冲击。同时，要坚决防止、反对党内一些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通过党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引导，以净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心灵，坚定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追求。（二）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为党的价值追求提供法治保障。党内法治建设是社会现实变化发展过程中给党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在实现党的价值理想过程中，除了加强党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应加强党的法治建设。健全、贯彻党的法律法规，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实践。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对于党内的贪腐行为，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勇气，铁腕反腐治腐，使不敢腐成为一种常态。通过完善的党内体制机制，提高党员干部的福利待遇，进行人性化的管理等，最终使不想腐成为一种自觉。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党内的制度措施，以纯洁党的机体，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释放党的活力，使党和国家是事业在党的价值目标指引下不断取得胜利。（三）贯彻落实党的选贤任能制度、机制，遴选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为党的价值追求提供人才保障。通过遴选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使其成为引领、推动党、国家和人民事业前进的中坚力量；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不变色、不变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员领导干部过硬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能力素质则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加紧建设“伟大工程”、进行着“伟大斗争”、努力推进“伟大事业”、逐步实现“伟大梦想”，而作为领导党、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规避、化解“能力不足”、“精神懈怠”等危险。为此，我党应选好人、用好人，使党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通过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提高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的理想追求在一代代党员干部的引领下，奋力的拼搏中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四）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为党的价值追求提供环境保障的价值追求需要党的正确领导，也需要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和氛围。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和氛围，对事关党、国家、人民的大事，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同时，也使党领导下的集体协商，集体谋划，集体践行成为一种共识和常态。让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机制得以有效实施。在营造党内民主环境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传统，发挥民主精神，落实民主制度，为坚守党的政治信仰，实现党的价值目标提供良好的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内的民主环境和氛围，就是用适当的“土壤”为党的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即廓内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潜在的障碍。[4]通过营造党的民主环境，让党员干部在团结奋进，轻松有序、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实践党的价值追求。总之，“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作为终极利器，在严明党内的政治生活、净化党内的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党内的政治制度及优化党内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党的价值理想是党的一切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根据，是党不懈追求的力量源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党需要强大的魄力、无比的勇气、高超的智慧，强大的执政能力，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积极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以稳步实现党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4]刘益飞.发展党内民主与改造党内生活环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12).

历史条件范文篇6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种飞跃,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新文明,它是人类文明观的重大进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为一种战略———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研究探索它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时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点简单的探讨。

一、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极格局,世界由两极格局正在走向多极格局,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借助其强大的实力谋求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图谋不会改变;世界上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等都会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发展历程[2]。世界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我国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从而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来,美国、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0%,美欧不从其内部找原因,反而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4],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相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9%;而美国、日本、芬兰等20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经济的贡献则高于70%[4]。中国对外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迫切的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应对策略。

第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是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特征,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但与此同时,一切错误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冲击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恶意放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极力曲解、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企图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比如,、色情陪侍现象屡禁不止,阴阳风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活动不断蔓延等等。上述这些现象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极其相悖,非常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要求我们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集中体现在: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非法移民、交易、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和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9.11事件与伦敦地铁爆炸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与拉美等地的金融危机、“非典”与禽流感等疫情传播等,已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从我国来看,由于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显著降低,但“台独”势力的各种分裂活动以及南海钓鱼岛等地的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不容忽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来自境外的金融风险传递、重大国防与商业机密窃取、环境污染、国际资源争夺、流行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跨国生产和交易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威胁我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应对各种挑战。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主张“和而不同”,承认矛盾,承认差异,强调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在差异中,在矛盾中共生共长,不断发展,实现和谐统一,指出和谐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认为,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如《左传》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为重要的;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深刻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在相对的状态下,天地万物能各得其所,万物能并生共长而不相为害,也就是说,各种事物只有在和谐中才能得到它应有的位置。中国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秦汉以后,和谐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国际交往中阐发“和而不同”的思想,引起了世界的共鸣,可见,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观点是:第一,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只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能达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三,未来和谐社会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其矛盾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第四,“自由人联合体”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到了这种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社会和谐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论十大关系》中主要阐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则,强调要处理好矛盾的各个方面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这是关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之一。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及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等理论贯穿着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反映了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在执政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对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认识,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成败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夭折的关键阶段。这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5]。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果采取妥当的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到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并且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界常说的“拉美陷阱”。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前,集中表现在在这一时期的两篇重要著作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些观点和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成熟和比较成熟的,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共产党同派的关系、科学文化工作以及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在改革开放后,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理论和十六大报告所列举的十条实践经验中。这些都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1957年后,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党内“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频繁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的爆发,这些错误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沉痛的教训。总之,从国内国际经验来看,要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观点思考问题,要求我们要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五、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了3万亿元。这是可喜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6],主要有:第一,部分行业由于过去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使许多行业出现亏损,且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有增加趋势[6]。第二,资源消耗过度,特别是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6]。第三,加大了收入差距。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目前已达到0.45,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比美国还高。

其次,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年来有的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荒,最近这些年社会反响比较大的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日趋明显,群众的不同利益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涌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涌现。

历史条件范文篇7

一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物质生产及其赖以进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价值观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出价值观的变化。

首先,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形态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党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生。[1]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政党和政党价值观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及其价值观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特定阶级或政治集团意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政党价值观,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P•611)举例来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之上,凭着一股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些它们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态就决定了其价值观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大大普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观必然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表明,政党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价值观。在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孕育了共和党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价值观也都包含着“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性质和元素;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于是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是重视环保的生态主义。这些例子,说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党价值观中,必然包含着政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政党价值观而言,其经济主张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是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根据。比如,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一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全面推行和强化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措施,这实际上是依据瑞典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经济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党价值观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符合民众的经济利益和需要,政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政党的经济主张和价值观脱离了社会经济条件,政党就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最终走向失败。这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任何社会的经济条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应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经济因素的影响等。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尤其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会引起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如前所述,政党的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决定了,政党价值观不仅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都有特定的表现和反映,处于特定时代(阶段或时期)的政党都会面临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相应地,政党价值观必然与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形势和任务变了,政党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更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要求,从而稳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政党实践来看,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政党价值观变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商品、技术、信息,尤其是资本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商品、资本流动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针对以上情况,西欧各国政党积极调整价值观,寻求对策:在德国,施罗德的“新中间主义”更多考虑到德国工会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现实特点,在谨慎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若干做法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以避免与工会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在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从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十多年、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根深蒂固的实际出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接纳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以便赢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法国,若斯潘的“新社会主义”则继承了法国社会党的独特传统,并顾及到左翼执政联盟内共产党、绿党等左翼激进政党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并呼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上可见,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探讨政党价值观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性。在社会政治状况中,阶级基础成为最重要的方面。政党价值观作为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意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形式,自然受到阶级基础的制约。阶级基础是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其一,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比如,资产阶级各政党是以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各种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等。资产阶级政党尽管有形形色色的派别,但其价值观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试图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维护资产阶级或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声称代表着全人类的价值观,但具有明显的虚假性和局限性。比如,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民主”的价值观绝非普通民众的真正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援引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的话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3]

相反,无产阶级政党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285)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的价值观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我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4]事实上,自政党产生以来,价值观一直是形成政党分野、划分政党类别的主要内容。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还在于各自政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的不同、甚至是势不两立。可以说,只要阶级基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党的价值观一般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二,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级结构常常处于变动之中。有的阶级在发展壮大,有的在萎缩减少,同时还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如上所述,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价值观的调整,根本性因素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使这些政党原来赖以依存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又比如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价值观念也较能与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趋向相适应。而那些仍然停留在传统产业中的工人群众,随着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身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基础,使之既能反映工人阶级的优秀价值理念,而且还能反映新兴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先进价值理念。党的十六大据此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5]可见,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的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政党只有代表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获得社会大众最广泛的支持,才会获取或延续其执政地位。如果不能及时扩大其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将其角色由代表一定阶层的利益转换为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就人为地减少了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或者容易给另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来代表执政党所不能代表的那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机会,从而增加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

三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影响之外,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文化条件。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反过来,诞生于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上的文化,又必然会对经济和政治起着反作用。由于政党价值观的特征,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传统。所谓政治文化传统,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存在着的、所特有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积淀。各个民族国家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系统。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政治文化传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萌生于社会之中,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并发挥着影响。

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条件。作为传统与现实的交融,政治文化传统满足了这种需要,它为政党价值观提供萌发和存在的氛围和条件。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的生活,逐渐产生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成根植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中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那些具有更多共同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组织起来,共同奋斗,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并经过长期的政党实践,最终形成稳固的政党价值观。政治文化传统规定着政党成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孕育和萌生都离不开政治文化传统的滋养与浸润;任何政党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都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个别政治领袖的政治信仰上,也不是建立在个别政治集团的政治信仰上,它必须建立在以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政治信仰为坚实基础的政治文化传统上。可以说,正是各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政党。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等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自由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党价值观;中国崇尚民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催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如此,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这是文化的核心。”[6]就政党价值观而言,它必须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哺育中才能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政治文化传统恰恰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化的功能之所以得以发挥,不是以强迫和统治为基础,而是通过积极和同意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只有当政党成员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认同和较强的忠诚度时,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得以形成并延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通过一系列的信仰活动、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政党这一政治组织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区别特征,从而构建并稳定政党及其成员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政治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使得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相应得到加强,政党成员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作用下,激发出对政党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其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形成推动政党发展的内推力,同时也使政党价值观对社会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可以说,政治文化传统是政党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政治文化传统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它使得政党价值观必然带有政治文化传统的印记和因子。经常的情况是,政治文化传统本身很多就是政党价值观的内在元素。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价值观不仅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重要影响,而且含有“民本”思想的因子。孙中山先生曾说明“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自由,“也是西方社会公民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8]自由至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西方很多政党的价值观都包含着崇尚自由的内容和因子。

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决定了政党价值观必须与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只有这样,政党价值观才能适应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才能更具有吸引力,才能开辟自身传播的更广阔空间,政党也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壮大。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党兴衰沉浮的历史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英国保守党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正是因其符合了英国社会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和英国民众保守的政治价值取向,才使其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保守党也因此在政坛上历经三百年而不衰。再比如中国共产党,只有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获得广泛传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张的人类理想社会及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这种共同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9]笔者在拙著《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一书中也曾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一,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国情,也包括文化传统。因为,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传统是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桥梁。现实的中国文化中传承着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基因,现代精神传统中的不少因素,仍然是现实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蕴含着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二,从文化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异域文化,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历史契合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10]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受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只是强调政治文化传统在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说政治文化传统只是文化的惟一因素。事实上,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还会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党价值观不仅要与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还必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相适应。我们在理解政治文化传统与政党价值观的关系时,切不可忽视这一点。

历史条件范文篇8

一、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1848年2月,马克思、思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150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曲折,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大气候的环境中,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形成的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聚精会神地处理国内面临的复杂局面的同时,遵从邓小平同志的叮嘱,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关注着苏联东欧态势的发展。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这就需要“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1][P55]经过长时间的冷静观察与思考,后来科学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关注的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不幸。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事件又是一面历史发展的镜子,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总结出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顺利的推向前进。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冷静观察,深入思考苏联东欧问题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优势所在。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思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什么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基本经验”。[1][P33]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科学概括和准确回答,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瞻远瞩,开拓创新,深刻总结了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经验。党的三条历史经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归结起来关键在于党,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建设好。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在回顾了十五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两个历史课题积累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十个“坚持”的科学思想。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在提出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高度概括,将“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根本着眼点,充分表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结晶。

党的奋斗历程与宝贵经验,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提供了科学而充足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党的历史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成立以来80多年形成的三个“必须始终”基本经验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13年形成的十个“坚持”新鲜经验的本质性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新世纪国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及面临的严峻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现实需要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党的领导正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与新的挑战。从国际环境看,苏联解体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改变,走向多极化。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战略,“单极”与“多极”的冲突,称霸与反霸的较量,使世界政治斗争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同志冷静地分析国际形势后指出:“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1][P28]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领导有12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把握局势,趋利避害,加快发展,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国内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们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抓住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实现这样一个鼓舞人心又完全可能达到的目标,有良好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完成这个任务有难度有风险,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随着社会土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加入WTO,深层次的改革还任重道远;由于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更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如何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是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

从党的建设看,近年来围绕着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解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解决许多突出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作。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原则丧失,严重脱离群众。极少数人甚至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如果我们不警惕,不警觉,让那些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相违背的错误思想和腐败行为蔓延开来,那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P106]党的建设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要求做出科学地回答。在2000年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同志明确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可以看出,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涵着强烈的对党的状况的忧患意识。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建设的客观现实,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回答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呼唤着指导实践的伟大的理论,这就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三、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认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入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其中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力量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率和执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等一系列光辉思想,都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启示。

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在思想的丰富理论宝库中,关于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解放生产力和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认识的基本观点。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丰富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判断工作是非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为标准的思想;关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思想;关于密切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利益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而现实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着的思想体系,有着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真理光芒依然璀璨夺目,其原因在于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它们既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理论成果,又与时俱进,解决了各自面临的时代课题,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完成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成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人类社会刚刚步入的21世纪,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希望的新世纪,变动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及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新的时代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社会实践,呼唤着当代共产党人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科学回答。这就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

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具有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巨大理论勇气,是“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1989年,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风云变幻重要历史关头形成的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第二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样,也是富有理论思维,善于把握发展变化的客观实践,具有与时俱进、不断理论创新的不平凡品格。同志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他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认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锲而不舍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对执政党理论的探索,终于初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自身建设的执政党。曾称这是天下第一大事。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不断强调,要抓党的建设。1989年5月,他在同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放在战略全局关键地位,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是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后,在全党全面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十多年来,党的建设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理论来源于实践,党的建设的实践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认识的源泉。

历史条件范文篇9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二、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是权力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状况与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是不相适应的,如权力高度集中与经济多元化、政府干预与经济关系市场化、既得利益者对人民利益的侵吞与利益分化、权力违规运作与经济发展等,这些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较为频繁,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求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解决冲突,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靠政治权力对政治秩序进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治权力是一种黏合剂,它不仅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也使经济生活得以可能。[3](P27)通过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强化政治权力使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以强制力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通过政治权力的法律化、制度化,使社会冲突在特定的法制框架内有序运行;第三,通过政治权力的道德化,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社会成员远离冲突。第一种方式是以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实现社会秩序的整合。

也就是说,它是仅仅依靠压制和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来强化原有社会秩序的。这种方式容易引致民众的反弹,从而使原有政治系统缺乏认可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因而这种方式是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的。第二种方式是建立健全个人以及社会的利益要求表达机制,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制化的政治系统,以化解利益要求演化为社会冲突的可能,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健康化。这种方式是西方社会最广泛使用的方式,也是他们宣扬的最成功的方式。但西方社会法制愈健全,制度愈完善,人们的心态愈急功近利(如个人至上)的事实却给我们昭示了这种方式的弊端。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政治权力特别是权力行使主体——官员的道德化来消解社会冲突。作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就在于保证社会公正和平等。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往往是个别官员的道德价值缺位、以权谋私才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正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制造了不平等,也正是政府和官员的严重腐化问题才诱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虽然政治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框架是存在的,但道德价值的缺失使个别官员无视其存在。所以,在进行社会秩序整合的时候必须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即将政治权力的法制化与道德化结合起来。[4]正是为了适应不断的社会秩序整合的现实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政治权力必须法治化,又必须辅之以责任化、制度化、道德化等关于政治权力的科学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构成权力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权力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以及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具有阶级性、复杂性、动态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寻找自己的模式、途径、道路,决不可照抄照搬。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应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公开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5]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早在建国初期,党就开始对中国式政治文明进行了艰苦探索和建设。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科学阐明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创建了人大制这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权力的制度化、法治化重视不够。有些好思想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思考,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完备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与民主建设同等重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党内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谱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进一步理清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方针、目标任务、具体步骤和基本思路,把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轨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现了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并指出三大文明应协调发展。他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民主监督体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决防止和铲除腐败。[6]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了的权力观。

四、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判断,由广大民众给以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政治合法性的程度与民众对执政者及其群体的信任程度和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7]在现代,明确把“政治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的,当属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可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神权传统型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德国另一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则强调,必须把经验主义合法性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结合起来。他认为,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仅依赖于大众对它的赞同和忠诚,它还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美德和正义。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建立都必须向自己的人民说明其合理性、正当性。这实际上说的也是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界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政治合法性应具备意识形态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和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都曾为维护和巩固我党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过或实践或理论方面的不懈诉求。在时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建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的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等几个因素的基础之上。不过,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是千古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经过“”的十年浩劫,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已经逐渐削弱。原来被视为政治合法性坚实基础的某些信念不存在了,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第三,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某些官员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盛行,家长制等权力的违规运行和权力的越位、缺位等现象屡见不鲜,损害了党群关系,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第四,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给政治稳定造成了隐患。

面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和勇气,带领党和人民开始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求通过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重新获取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遏止权力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在新的时代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作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继续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进程。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潜在威胁。第三,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的泉源,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村劳动力饱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都是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复杂;既得利益集团非法侵吞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党政官员腐败案例上升较快;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社会利益日益分化。这些都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就国际而言,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使中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霸权秩序带来的“西化”、“分化”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纷纷向新经济转变,“数字鸿沟”使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中国面临跟不上国际潮流而继续落后的压力。可以说,国内外形势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新的因素已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新的挑战。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不懈地进行重塑和巩固合法性的努力。一方面,从推进经济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和拓展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和规则基础,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大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政府工作绩效争取合法性;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建立起民众对政治统治的信任和忠诚;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塑造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以德治国,构建权力道德体系,抓好干部教育,提高干部个人品质,强力反腐,重塑党的形像。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党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是这种诠释的突出成果和集中反映。有学者指出,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即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执政党改善和拓展新世纪的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宣言。[7]对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诉求和强化贯穿我党发展和权力观形成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五、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权力观形成的基础动力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研究新课题,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与时俱进必须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其中理论创新居于关键地位,对其他创新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要使党和国家事业不停顿,理论就不能停顿。如果因循守旧,我们就会落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这都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8]在权力观问题上,我党也坚持了理论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马克思认为,权力源于社会,是对大量而具体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因为国家与社会发生分离,高居于社会之上,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其方式是社会参与国家或者由社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具体措施有:建立议行合一的机关、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加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公职人员可随时撤换、由人民当家作主等。

历史条件范文篇10

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匆忙走入近代的。因为本土的近代经济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近代思想和观念的自我生成尚未成熟,所以,近代学者接受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新观念作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批判和代替传统伦理道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近代道德是对西方近代道德的简单移植,不等于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存在自我转型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是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和爆发,西方文化在其中起了催化剂和思想养料的作用。这一内在矛盾的展开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前奏。中国传统道德在理学中定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传统的“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演化为天理对人的绝对规定,道德蜕变为僵死的强制。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企图重新启迪主体的道德自觉,但他把道德的标准由外在的天理改易为主体的良知,又导致了相对主义,并衍生出传统道德的叛逆。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戴震等学者在明朝覆亡的惨痛刺激下,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文化,他们既不满于朱学的僵化,又不赞同王学的任意,而力图客观地确定天与人的合理关系,从而对传统道德的天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下述几方面的内容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在肯定天道本体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王夫之指出,天作为本体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有了人,天才有了全新的意义。所以,他把天分为“人之天”和“天之天”:“人之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清,然之虚,沦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虽然,果且有异乎哉?昔之为天之天者,今之为人之天也。他日为人之天者,今尚为天之天也。”(《诗广传》卷四)所谓“天之天”乃指本体自然之天,而“人之天”则指属人之自然,或者说是人所创造的自然。人的主体能动性就在于他能够把天道之自然转化为人道之自然。人并非绝对的被规定者,他还能够规定自然和自身。人循理宪天,但不盲从自然。“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续春秋左氏传搏议》下)人道属于天道的范畴,而天道则不完全等同于人道。他把人之道概括为“相天造命”,“作对于天而有功”(《诗广传》卷四)即通过对自然天道的认识,掌握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积极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作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二,在肯定德性本质的前提下,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明清之际的学者基本上坚持传统性善论的立场,承认人的本性为天赋之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反对在天理的名义下扼杀人的感性欲望,不同意“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而主张以天理对人欲进行积极的引导。所以,从王夫之到戴震,都把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改造为“理欲合性”,坚持“理在欲中”,离欲即无所谓理,以理制欲并非要消灭人欲,而是使人欲的满足合乎理的要求。王夫之高唱“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下愚不能灭理,上智也不能废欲,“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正德、厚生、利用(尽物之利而为人所用)乃三达德,仁也者,厚人之生也。正德是为了厚生,而厚生则必须利用。因此人的完善并不仅仅是德性的完善,而是“成身”“成性”(《张子正蒙注》卷三)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否定:“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尚书引义》卷六)戴震则把理规定为“情之不爽失”,欲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基础,理则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有欲斯有为,有为斯有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欲不可穷,非不可有。他甚至认为道德的理想就是“达情遂欲”(《孟子字义疏证》下),使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得到彻底的、合理的满足。这些观点虽然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然人性论有所不同,但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比较,却显然包含着不少近代的色彩。第三,对纲常名教的绝对性表示了大胆的怀疑。

当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被上升到天道本体的高度之后,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基本精神的纲常名教就具有了绝对的意义。元典儒学讲的君仁臣忠,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为路人、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相对道德义务,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绝对的片面道德义务,君主一己的利益成了最高之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人都对这种蒙昧主义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当为天下而非为一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臣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人身隶属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把道德的标准划分为几个层次,以民族存亡兴衰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之义,而把君国的利益视为第二个层次,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把绝对化了的君为臣纲指斥为蒙昧主义道德:“‘天下无不是的君’,则于理一分殊者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之嚆矢。……‘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唐甄则不仅公开宣称“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而且满怀无比的义愤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言辞之激烈,与近代道德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不相上下。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道德,但他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纲常名教已出现严重危机。

虽然从总体上说,明清之际的学者的思想并未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范畴,无论在道德本原、价值本位、道德原则还是道德思维方法上都固守着传统的立场,但毕竟尖锐地暴露了传统道德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反映出传统道德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思想倾向。近代学者在批判传统伦理道德时,从明清之际的学者那里吸收了不少思想养料,就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对这一思潮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其动机和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并称赞戴震“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当代学者萧父先生也把它期许为“早期启蒙”,并在考察了这一启蒙的坎坷道路之后指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思想成果几乎被掩埋了一百多年,而到19世纪末才在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运动中重新复活,起着一种思想酵母的作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当然,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尚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尚未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明清之际学者还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类型,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近代学者的肩上。

二从根本上说,道德是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映。任何一种道德类型,都反映着由特定经济生活所引申出的利益关系,代表着某一集团特殊的利益和要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世纪血缘家庭和小农自然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不可能萌生出新的道德体系。只有当传统社会发生了激变,分崩离析,旧的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之时,传统伦理道德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道德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传统伦理道德转型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盲目尊大的清王朝在“夷狄”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丧权辱国。民族存亡的危机,一下子严重地提到全中国人的面前。传统社会显然不能再照老样子发展了,否则必将沦为他人的附庸。社会必须变革,才能在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免遭覆亡的命运;民族必须自强,才能实现中华的独立。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在社会激变的惨痛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天理再也救不了中国,要自强,需要人的奋发努力。中国落后与西方先进的差距,使中国人达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共识。社会变革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不再是理论的问题。但学什么、怎么变,在近代中国人中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成为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核心和焦点。

旧势力的代表力图维护过去的传统,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反对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惨败并未使他们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面对西方的侵略,仍然空弹“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老调,咬着牙根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上清帝书,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这批人是时代变革的阻力。而旧势力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在维护旧传统的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坚持作为根本的传统纲常名教不能变,可变的只是工艺技术,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新生势力的代表则认为天已经发生了巨变,传统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只变工艺技术之器而不变纲常名教之道,根本不可能挽救覆亡的命运。道为器之道,器变了,道必须也必然会变,若只变器而不变道,则新器与旧道不相协调,无法使器尽其利。随着社会的衰败,西方列强的入侵,作为传统社会的天已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西方资本和商品的输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近代民族工业也在这一刺激之下逐渐产生。在这方面,洋务派首开其端。他们首先筹建了一批官办军工企业。其著者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94年以后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这些军工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方式,必然促进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20多个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近代民用企业,其著者如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80年创办的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此近代生产方式兴起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民营企业约有50多个,业主多半是官僚、地主和商人。这些企业虽然实力还十分有限,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却对旧的社会生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与传统的纲常名教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秩序,重建新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它所赖以生存的不再是只须服从的天理,而是科学技术所揭示的公理;它依靠的不再是自然之天,而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因素,加速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促进了它向近代伦理道德的转型。

三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之所以未能产生一个新的道德体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出现与中世纪社会制度根本冲突的利益集团。自明代中叶渐次发达的市民阶层,虽然与农耕经济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要,但是,其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活动仍然属于封建自然经济范畴。因而,他们一方面与传统的纲常名教有冲突,另一方面又能够与之在一定范围内共存。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学者至多只能从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自我批判,而不可能进行道德形态的转换。近代机器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新的伦理道德形态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然而,如上所述,到1895年以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并不发达,远没有形成能够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而且对后者有着严重的依赖。它们的利益和要求,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因此,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产生,反映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利益,但并非本土工业生产方式自发的产物,在这方面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学说、新观念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便打开了与西方文化的交通之路。唐代时,已有“景教”(即基督教)传入。但明代以前“景教”在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自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等来华,中土文士信从者渐众。此后,便在禁弛交替中传播。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理论与学术思想。柳诒徵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开列了明清之际传教士所著书的目录,其内容除基督教教义外,还包括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以及部分社会科学。中国学者译书,明代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科学理论。清代译书,盛于同治年间。同治建元,总理衙门设同文馆,上海设广方言馆教以西文西学,并以译书为事。八年(1869年)广方言馆并于江南制造局,专事译述。《西学书目表序例》曰当时二十年间各方所译之书约三百余种,“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气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796页)译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西学所有的内容,但侧重面仍在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甲午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以严复的译著为最。他虽然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但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深感变法强国之要不在工艺,而在国人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于是,他矢志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等,把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社会学等较为全面地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思想极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其“物竞天择”的观念使中国学者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入侵,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更要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否则将被人类的进化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