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范文10篇

历史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锡剧；调；剧种；现状

一、锡剧的历史沿革

清乾隆以后，吴语滩簧已经盛行，在太平天国前后由无锡滩簧和常州滩簧合并发展而逐步形成锡剧。在滩簧阶段，一般都以它经历的三个重大演变过程来划分，即为：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时期。

（一）对子戏时期

在常州、无锡一带乡村传唱的男女叙事对（唱）山歌，逐步与道情、唱春、宣卷相融合而形成滩簧调，系吴语滩簧的一支。后又吸收苏南一带“采茶灯”中的舞蹈，逐渐发展成滩簧小戏，先有小丑、小旦，后又有小生，并从坐唱变为在田头广场作简单动作表演的走唱。化妆极为简单，男角身穿长衫（或短衫），头戴瓜皮小帽或毡帽，手拿摺扇（短衫者不拿）；女角身穿短袄、长裙，脸上略施脂粉，头戴假发髻，插绢花，手拿方帕。都以“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为主，也叫“三小戏”。演出剧目，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中故事为主，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居多，也有一部分是对地主阶级进行嘲讽的。表演朴实真挚，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风趣，女角色均由男子扮演。声腔仅有簧调，一把二胡伴奏（有时是扮演者自拉自唱）。此时既无班社，也无职业艺人，纯属农民及乡镇小手工业者自娱活动。艺人们称这时期为“对子戏”阶段。

“对子戏”凡由二人一对，一男一女同场演唱的称“单对子戏”；由二男一组、二女一组同场演唱的称“双对子戏”，进而又有一出戏独立演出的“散对子戏”和合数出为一本连贯性演出的“本头对子戏”。演员在田头或是打谷场上演唱，后来才用四张方桌拼合，或用椿凳、门板、寿材板之类拼搭成戏台。演唱时，旦角先出场，唱四句头“开篇”，唱时用小步子扭斜角方向，换位走向另一台角，这种变换位置的唱法叫“走四方”，是照顾到多方面的观众，至今还保存在传统表演程式中。[1]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作的对子戏剧目数量相当可观，有《卖草囤》、《卖馄饨》等“卖”字戏目一百余出，多已失传。代表剧目有《庵堂相会》、《拔兰花》、《盘陀山烧香》、《借红纱》、《朱小天》，这些剧目的念白口语化，较直接反映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深受群众喜爱。

道光年间，开始出现半职业或职业滩簧艺人，也开始出现女职业艺人，少数艺人进入常州、无锡城内演出。由于演出繁忙，需增添人手，艺人们开始收徒传艺，组织班社，至光绪年间逐步形成常帮、锡帮、江阴帮、宜兴帮。

（二）同场戏时期

到清代末叶，对子戏阶段持续了近百年，流传地区越来越广。一些农村知识分子也加入滩簧队伍，加以班社之间的竞争，首先使剧目内容丰富，戏剧情节复杂起来。出现了除“三小”外又有老生、老旦、滑稽等三至五个角色的剧目，如《养媳妇回娘家》、《卖妹成亲》、《借黄糠》、《陆雅臣卖妻》、《珠花记》、《僧帽记》等。[2]在原单一簧调基础上，派生出长三调、反弓老旦调、说头板、行路板又称（行路调）、哭板（又称哭调）等等；在吸收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紫竹调、春调、九连环、绣荷包等。由于“对子戏”剧目的发展，曲调的丰富，加上内容增多，事件复杂，也就突破了原有的形式，使剧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所谓同场戏阶段。

同场戏又可分为“小同场”和“大同场”两个阶段，“小同场”是在农村演出时的产物，而“大同场”则是进入城市以后的产物，这是锡剧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小同场戏时期，大约是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十余年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有关当局，也视滩簧“伤风败俗”、“俚俗淫秽”，多次下令取缔。滩簧艺人被迫向外地流动。沪宁铁路于光绪末期建成后，沿线农民、小手工业者大量涌进上海谋生，为滩簧进入大上海创造了条件。

1914起，滩簧艺人袁仁义、孙玉彩、李庭秀、过昭容、周莆艺、王嘉大等先后进入上海，初期只是走街串巷或进茶馆酒楼演唱，1916年，袁仁义、李庭秀、邢长发等组班称“无锡滩簧”，在年底进入“天外天”游艺场演出，之后又转入“大世界”三楼；另有孙玉彩、王嘉大、周甫艺等组班称“常州滩簧”，于1919年进入“小世界”（劝业场）等地演出。1921年常州班改名“常州文戏”，无锡班改名“无锡文戏”。同年，常帮艺人周莆艺和锡帮艺人过昭容合议，两帮合作于先施公司游乐场同台演出。从此两帮合流，统一改称为“常锡文戏”。

锡剧进入上海和苏、锡、常等城市后，一方面有了较稳定的演出场所，先后出现了一批较稳定的长年不散的四季班，活动于沪宁一线的班社，著名者有袁（仁仪）家班、孙（玉彩）家班、周（甫艺）家班、李（庭秀）家班、刘（荣炳）家班等。另一方面也得以与兄弟剧种接触、交流和竞争，首先在剧目上获得显著发展。先后从“宝卷”和“弹词”引进了《珍珠塔》、《玉晴蜓》、《双珠凤》、《孟丽君》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蔡金莲》等；由京剧移植了《贩马记》、《攀梨花》等。上海的常锡文戏，在十里洋场商业文化的影响下，为竞尚新奇，招徕观众，从30年代中期开始演出了一大批机关布景、灯光彩头的连台本戏和公案戏，并很快影响到苏南的常锡文戏，如《狸猫换太子》、《封神榜》、《彭公案》。同时也上演了取材于现实题材的《克宝桥》、《显应桥》，以及《山东马永贞》、《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一批时装、清装戏。[3]

这些大型的连台本戏或本头戏，标志着常锡文戏已进入同场戏阶段的大同场戏时期。

（三）建国以后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江南沦陷，大部分班社撤离上海和沪宁铁路沿线城市转向农村，有的被迫解散。一批演员枉遭毒打、关押和迫害。

解放后，锡剧终于走上了健康兴旺的道路。1950年，苏南行政公署举办民间艺人讲习班，同时将流行各地的常锡文戏统一改称“常锡剧”，并成立了苏南文联，常州、无锡三个实验常锡剧团，挖掘整理传统戏《宝莲灯》、《翠娘盗令》，移植和改编现代戏《王贵和李香香》、《赤叶河》、《白毛女》、《翻身姐妹》、《葡萄熟了的时候》，计十个剧目。[4]

1953年4月，由苏南文联实验常锡剧团和苏南文工团部分成员组建成江苏省锡剧团。此后，常锡剧便简称“锡剧”。

以后，各剧团废除幕表制，建立剧本制，强化导演制。并在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了艺术革新，先后参加了1954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和1957年4月举行的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走上新路》、《双推磨》、《红楼梦》、《庵堂相会》、《珍珠塔》、《红楼境》、《显应桥》、《水泼大红袍》、《牛旺回书》、《江阴血战记》、《白马告状》获剧本一、二等奖和剧本奖、演出奖；姚澄、王兰英、沈佩华、王汉清、王彬彬，梅兰珍、吴雅童、杨企雯等演员获一、二等奖。这些剧目和演员各具特色，艺术风格各异，为剧种赢得了荣誉。

除整理改编一大批传统剧目和创作新编历史戏外，还不断编演现代戏，如《红色的种子》、《白丹山》、《红花曲》等。其中《双推磨》、《庵堂相会》、《庵堂认母》、《珍珠塔》、《孟丽君》、《双珠凤》、《红花曲》、《农家宝》、《姑嫂比武》和《三亲家》被拍摄成电影，还有部分剧目灌制了唱片、录音带，拍摄成电视片，更扩大了锡剧在全国的传播和影响。

为适应剧种的不断发展，音乐工作者先后又创作或从其它剧种音乐改编了新簧调、新大陆调、老簧调、新铃铃调、乱鸡啼、陈调、洪发调、流水板、导板等。使簧调、大陆板两大板腔系统更趋完备，以适应反映古代和现代生活及人物的要求。

二、锡剧的艺术特点

（一）唱腔与曲调

锡剧音乐富有江南水乡民间音乐的特色，柔和抒情，清快悦耳，唱腔曲调基本上是上下句的板式变化体结构，这种板腔体式，可在上下句之间插入一段或长或短的“清板”（近似朗诵），并有男、女分腔的显著特点。

剧的主要曲调为簧调，后又创造了一些新腔，增加了板式变化，尤其是大陆调从单一曲调成为变化丰富的腔类。此外，锡剧还吸收了江南的大量民间音乐，改编了南方调、陈调、新金陵塔调、柴调等。

簧调是江南山歌融合苏州弹词曲调发展而成的，旋律优美流畅，长于抒情。有老簧调、簧调慢板、老旦反弓调等十多种板式。

大陆调是锡剧第二主要唱腔，源于武林班的“大锣板”（也称“大陆板”），开始仅上下两句，后仿簧调曲式结构，创造了“清板”。

南方调原为“南方歌剧”的主要唱腔。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度出现多种类型的“南方歌剧”，主要在游乐场演出。[5]

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与演员密切合作,对锡剧音乐风格进行统一加工,并分清主次,先后改编和创作了多种板式唱腔,如“簧调”腔类新创了新簧调、芥菜花调、簧调流水板、反宫簧调等;“大陆调”新创了紧拉慢唱、大陆流水板、二八板、垛板、慢三眼板、新大陆调、弦上调(大陆反宫调)等板式,使它从单一的曲调发展为仅次于“簧调”的另一腔类；“玲玲调”除新创男腔外,也发展了流水板、自由板等板式。此外又吸收江南的民间音乐,改编了南方调、陈调、新金陵塔调、柴调、洪发调、乱鸡啼等曲调。

伴奏乐器以正、副二胡为主,琵琶、三弦、扬琴为辅,箫、笛等管乐器也开始伴奏唱腔。

（二）舞台呈现

表演上，锡剧在发展到古装戏为主后，主要参照京剧的表演程式和艺术手段。部分剧团还聘请京剧和昆剧演员进行辅导，学习京、昆的舞蹈身段、形体动作，向载歌载舞、唱做念打方向发展，但一般仍以“唱”为重点。

舞台美术方面，常锡文戏时期均仿效京剧，采用“守旧”和一桌两椅。建国后，除部分传统剧目外，多参照话剧的舞美设计，古装戏化装兼用越剧小头面和京剧大头面。

在采用幕表制时期，有一批常用套语，形成表现各种人物和事物的“赋予”，约四十余篇。如《金殿赋》、《公堂赋》、《花园赋》、《喜娘赋》、《叹穷赋》、《码头赋》、《灯赋》等，甚至“忠孝节义”、“风花雪月”、“渔樵耕读”等都有赋子。[6]

三、锡剧的现状与问题

(一)锡剧生存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凭心而论，常锡剧的从业者经过不断的努力，亦出现了如《风流母女》、《当家人》、《阿炳》、《三夫人》、《南归记》等一批具有剧种特色，产生一定影响的好戏。也涌现出了像王建伟、陈云霞、周冬亮、唐振华、万建焕、卞燕敏、李菊、张美华、沈蕙兰等一批后起之秀。[7]

但就剧种的整体发展而言，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主攻方向不明，群体合作不仅无力，而且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且孤芳自赏。剧种内耗严重，明争暗斗，台下演出十分精彩。有了近200余年历史的剧种，至今语言不能统一，舞台上说无锡话、常州话、苏州话、宜兴话、江阴话的都有……如何去谈剧种的发展与振兴呢？可用“尚浮滑而欠质朴，喜花俏而少厚实；靠花样翻新而缺基本功，求少劳而获缺坚韧不拔”（见《百年沪剧话沧桑》）来说明常锡剧之现状是比较贴切的。

面对剧种的严峻形势，剧种发源地的无锡市和常州市政府先后成立了“振兴常锡剧领导小组”。制定了一系列振兴常锡剧的方案与措施，出台了《政府文学艺术奖励条件》和艺术生产专项资金。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稳定这支常锡剧队伍，激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出人出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个先天不足尚未完全成熟、后天失调，从业队伍素质不高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要在改革浪潮中求生存、求创新、求发展，仍然显得力不从心。一组数字的变化，可见剧种现状一斑。

为了振兴常锡剧，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常锡剧研究会从1984年至2002年先后会同无锡市人民政府、常州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六届“江苏省常锡剧节”。

1984年10月第一届常锡剧节在无锡市举行。共有三省一市（即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24个常锡剧团演出了28台常锡剧，可谓五彩缤纷，盛况空前，群英荟萃。1986年11月第二届常锡剧节在常州市举行。有16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6台戏。（此时，上海市三个常锡剧团，安徽省一个常锡剧团应经解散，江苏省35个常锡剧团已有19个剧团撤销、保留建制或停止了艺术活动。）1988年11月第三届常锡剧节在苏州市举行。仅有10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0台戏。1993年6月第四届常锡剧节在无锡市举行。仅有8个常锡剧团演出了8台戏。1999年4月第五届常锡剧节在常州市举行。全省有16个常锡剧团，16台戏参加了演出。2002年6月第六届常锡剧节与江苏省第三届滑稽戏节一并在苏州市举行，有11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1台戏。[8]

另据江苏省文化厅2004年度全省艺术表演团体的统计，全省尚有在编常锡剧团24个。其中8个常锡剧团为保留建制，靠财政拨款来养剧团的离退休人员，已停止了一切艺术活动。仍有16个常锡剧团坚挺在演出一线。平心而言，这些剧团仅凭每年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每年100——200场的营业性演出投入，从业人员的生活与收入是有足够保障的。仅拿常州市武进区（县级）常锡剧团为例，全团在职人数为42人（2004年统计），财政拨款为57万元，全年演出收入为50万元，由政府牵头剧团与武进钢厂联姻，钢厂每年支付剧团50万元，加上区文化局每年排戏费支持15-20万元，全团全年收入共有175万元，平均每年可开支4万多元。若与苏北地区的柳琴戏、淮海戏剧种相比，那常锡剧的生存条件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

在推进剧团体制改革、激活人力资源上，常锡剧流行地区的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乏有成功例子出现。常州市管辖的金坛市（县级）常锡剧团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尝试：一是突破原剧团编制性质，全员解聘，作一次性经济补偿，然后进行剧组聘用制。二是突破原工资结构，改革分配制度。实行岗位工资+演出场次补贴+效益工资的分配方式。改革后的常锡剧团演出场次一路攀升。《少年华罗庚》于2003年荣获江苏省“演出千场奖”。现代大型儿童剧《飞吧，大雁》于2004年4月叩开了参加上海市第五届优秀儿童剧目展演的大门，并获得了“优秀演出奖”。并在“五一”长假与“六一”儿童节《飞》剧两度跨进了上海大剧院。在上海戏剧界引起了轰动。[9]

（二）锡剧生存的问题

1、从城市剧场退至农村广场。

从农村广场撂地演出而发展起来的常锡剧，从剧场退至广场，从城市退至农村似乎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有人把这种倒退称作回归而叫好!这个涉及常锡剧历史发展的问题，究竟得失如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是本次会议深入研讨的问题。但就现实而言，这个倒退或叫回归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着剧团与剧场分配关系问题、剧团与剧场管理体制是否合理问题……，但城市的常锡剧观众在流失或者叫消失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仅拿江苏省常锡剧团为例，如果不是参加什么会（调）演或者什么纪念演出，在南京这么个大都市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演出踪影。而听到的是到什么县的庙会，什么节场的演出，说白了就是到农村的广场演出。

城市的常锡剧观众流失和老化是剧团演出从城市退至农村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当然和剧团演出形式陈旧老套、单调，演出技艺水准不高是密不可分的。与城市观众，特别是与年轻观众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改变的矛盾有着直接关联。

2、演出攻关和推票制度成为剧团演职人员的第二职业。

在常州、无锡、苏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剧团靠正常的剧场售票来维持演出已根本不可能。这样演出推票攻关成为了演职员的第二职业。他们既有动力和喜悦，也存在压力和无奈。

说动力：就是推销出去一张票，可获得票值的40%-50%，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故而演职员们调动一切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关系，绞尽脑汁去推销戏票而得到的可观回报便是喜悦。据笔者在几个县剧团调查了解到，能靠推销戏票赢利者人数不多，大多数人只是望票兴叹。

说压力：一些剧团领导为保证剧团的正常收入，将演职员每月工资的差额部分让演职员联系包场和推销戏票收入来自行解决。其中推票之戏外戏异常精彩，不去深入了解是很难想象。亦给个别有钱有势之人有机可乘。一些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各种交易随之而生，影响了这支队伍的团结也影响了这支队伍的稳定。若长此下去，演职员们能有多少精力去花在专业训练及素质的提高上。[10]

3、外来和尚好念经，剧种主体意识在逐步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名目繁多的各类会（调）演与评奖活动每年多次举行，参与意识和获奖意识在剧团中异常强化。主管领导利用会演获奖来搞自己的政绩工程也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故而为一出会演剧目的经费投入，一般是地方财政对剧团全年拨款的一倍或多倍。为获奖各种攻关手段屡屡翻新。戏外之戏精彩，圈内人士一片叹息与无奈。

为了会演获奖，不惜重金聘请名编剧、名导演、名作曲、名舞美设计参加剧目主创班子成为一种时尚，一股外来和尚好念经之风越刮越烈。个中不乏有成功之作。但，大多这些外来的和尚们是在对剧种风格特色、音乐唱腔特色和演员表演个性特色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指挥若定地编、导起来，其结果往往是要么是话剧加唱、要么是形式大于内容，要么让演员脱胎换骨地塑造人物。某团一出投入了一百多万经费的戏，因不适应剧种表现，却在同行们一片责难声中草草收场。一些常锡剧老艺术家们感叹道：“这样搞法，定会把常锡剧搞成个四不像。把剧种的风格特色、主体意识丢掉！”一个外省导演酒后吐真言：“常锡剧生长在经济发达地区，为了会演获奖，主管当局会不惜工本，是咱们发挥想象，施展才华的好时机，这机会要牢牢抓住，旱涝保收！”[11]

“外来和尚”的时兴，剧种自己培养的编剧、导演人才无事可做，改行转业的有之！弃文从商者有之！不少剧团的编剧、导演早已在人员名单中消失。常锡剧界的同行们正在大声疾呼：剧种的个性特色是剧种生衍发展的基础。走出困境之主力还是要靠自己。

参考文献：

[1]江苏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戏曲审定组.双推磨--江苏民间戏剧丛书--常锡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

[2]向安.锡剧曲调介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

[3]李祺.锡剧史话[M].常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4]史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2.

[5]王安葵中国当代戏曲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6]周贻白.中国戏曲史长编[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孙红侠.民间戏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8]蔡体良.走向生存的戏剧市场[J].文艺评论,1998(2).

[9]SandraHyslop,OntheRoadtoCoversion[J].SymphonyJan.Peb,1995(23).

历史发展范文篇2

有一个历史现象很令人关注，即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的中外对比。19世纪中叶，西方先进国家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从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之际。那时的中国却是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忙于镇压起义，以及西太后发动政变、总揽朝政之时，与先进的历史潮流毫不相干。

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大国进行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信息时代，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中国则是“”加“”，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的悲剧，总需教育青少年一代懂得，今后中国人再也别做蠢事和傻事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去自然科学与技术外，一切社会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存在绝对化的误差。社会上有许多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客观规律，如何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对于古往今来那些贪赃枉法、恃强凌弱、损公肥私、腐化淫逸的现象，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将其视为邪恶之事。相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则被视为美德。这是公理自在人心，无法判断其阶级性。就是某些政府颁行的政策，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人口政策、保护环境政策、食品卫生政策等等。所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既不科学又无法做到。

文明是个广泛的概念，不同于文化。文化是指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与艺术以及风情民俗等等；文明则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制度、法规、生活方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从最早的人类靠采集、渔猎为生，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已有了多么大的提高！简直是判若云泥。依笔者浅见，探索这一过程才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使命。

当人类脱离其他兽类出现在世界之上时，他们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区别于那些兽类的会制造工具的“人”，也不懂得同类相残是一种罪恶。甚至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还有以屠杀人来祭祖的做法，还有强迫活人殉葬的野蛮行径。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经过反复的探索，遭受了无数苦难，才渐渐有了精神觉醒，逐步反省了大量的问题，慢慢懂得了社会进步与自我完善的许许多多道理，生活得越来越文明了。

其实，阶级斗争本身也是文明演进中的组成部分。从同类相残到部族混战，再到阶级斗争；从氏族组织到建立国家；从城邦林立到大国并存；从仇杀到战争，再从战争到对话与谈判；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武力占领到经济渗透；从啸聚山林的造反活动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制度到代议制民主；从孤立分散到形成世界体系，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精神上逐步觉醒的反映。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就在不断探索和认识客观规律，在不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之中前进。在付出了不知多少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后，才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例如，先人们付出了数不清的流血与牺牲的代价，才使今天大多数人明白了战争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自古以来有无数人遭受疾病折磨，又有大批有志之士长久探索，才使医学和药物学取得了那么多突破性的成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演变，不都同样属于这个道理吗？

由此可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去看历史，实际上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总纲。这是一种境界和高度，也是一种历史观。抱着这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和研究历史，就把握了真谛，也有利于真正接受祖先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须如实地把握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人类出现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活动。从采集、渔猎到今天采用高科技手段劳动，生产活动从未中断过，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某个社会阶段中的调整与调节，历来都是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氏族社会也就存在了几百万年。距今约1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产生了，接着又发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结果是出现了使用奴隶的现象和贵族与平民的对立。于是，氏族社会解体，城邦国家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全世界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下。正是这个自然经济，决定了那时只能存在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到14-15世纪，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这才有了工业文明和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开始了。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手工工场阶段，已然建立起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2]当时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国家，农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首要地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进入蒸汽时代后，工业已在先进国家中占了首位，而且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初步形成。马克思就此写道：“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一语道破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进了电气时代。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这就是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竞争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生产力的大发展，促成了一种“世界经济”，这已是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早期表现。与此同时，以人权自由、公民参与、政党政治、更健全的代议制度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模式也基本形成了。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发挥出来的威力，更是远胜往昔，不仅决定着各国的综合国力、群众生活、国际地位，而且对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也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看来，人类文明的演进，重要文明成果的取得，都是生产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和生产力推动的结果。不过，决不应把历史上一切细微的事物都与生产力直接挂起钩来，将生产力标准庸俗化、教条化。这里强调的是总的规律，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的。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那么它也是评价历史现象的根本标准。除此之外，那些伦理的、道德的、情感的评价标准，都能够说出不少理由，但是决难引出科学的结论。

与生产力标准密切关联的是实践标准。前文已经谈过，必须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多年以来，在对历史问题下结论时，常常困于若干传统的、带有权威性的论断。这些结论有不少是科学的、精辟的。但是也有些不科学、不准确的内容，甚至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例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曾几次断言，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却没有应验。过了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4]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榜样。遗憾的是，此后很快又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即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胜利的论断，自然都无法应验。这里绝无批评前辈革命导师之意。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包括最伟大的人物，在解释历史和推测未来时，都会有局限性，至少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的。当然，科学准确的结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时，既要接受科学的结论，还要修正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原则。

还应该注意，在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事物往往带有是非不明、黑白难辨的特点；有些人物则是功过参半、正邪相兼；更有些历史现象与血腥的罪行相伴随，但在主流上却是进步的。这一切更说明，一定要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立论，而且必须根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此时尤需注意，不要使用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不能以当时劳动群众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为尺度。譬如，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诸如圈地运动、海外掠夺、殖民扩张、黑奴贩卖等等，但它瓦解封建制度，催化资本主义制度诞生，无疑是进步的。只有根据实践结果与生产力标准才能得出这种科学的结论。与此类似的历史现象还有许多。

在立论和评价问题上，应切忌搞繁琐哲学，不必对所有现象都进行评价。历史上有不少现象并不存在原则上的是非曲直。汉族习惯于按照天干地支纪年定出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个属相；别的民族和外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现象，何必要辨明是非？对于大量存在的此类事情，大可使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维逻辑对待，不必用“非此即被”的二维逻辑强行评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然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代价，有时是十分沉重的代价。当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奴隶。当工业革命首次在英国发生时，大批手工工人破产，新诞生的产业工人也被迫从事着超过人体负荷的劳动，住在贫民窟中，过着极为悲惨的日子，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然而，正是从那时起，工业化有了开端，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蒸汽时代的文明发展阶段。还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了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问题，说那是它的积极作用，破坏旧的、过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建设新的西方式企业和铁路等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实际是印度迈出了现代化进程上的第一步。印度人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非常之多，证明重大的文明进步必定以某种相当严重的损失为代价，这是规律。“有所得必有所失”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与文明进步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仍然是微小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文明成果是泽被天下、荫及后世的，至今人们还在享受着它们。机器、电器、电灯、电话、计算机，以及火车、飞机、轮船……不是正在为人们效力而且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吗！

这些说法若能成立，倒是使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多年以来我们在书本里和课堂上所着重阐述的，大部分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以及革命、起义、暴动等等事件与过程，常常被列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多半是属于为争取文明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这一切当然是必须讲的。但是如果只讲代价部分，不讲或少讲文明进步本身，不论述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这能算是完整的历史吗？先人们历经磨难、流血牺牲所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魄，而没有实际成果，也就是说只有精神财富而没有物质财富。这恐怕有些对不起先人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讲了一种历史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是总纲；实事求是、注重实践是基本原则；强调生产力是评价的根本准则；辩证地看待成果与代价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

历史发展范文篇3

关键词：会计文化；历史发展；展望

会计文化是一种历史实践的沉淀和积累，研究我国会计文化，对建立与时俱进的会计管理理论和会计实务，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同时，对促进我国会计改革和企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管理监督不当等事件的不断出现，意味着我们的会计诚信建设存在一定的隐患。中国的会计文化植根于博大精生、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对于它的研究将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一、会计文化概述

会计文化在《辞海》中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讲，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有关会计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会计文化由三部分组成：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狭义的会计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从长期中外会计实践中创造或正在形成为全体或大多数会计人员所接受或共同享有的会计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措施。我国目前的研究基本是基于狭义的会计文化概念，将会计价值观和会计道德观作为核心，研究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意识形态精神领域。

二、中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1、中国古代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1）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会计文化发展与特征。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飞速发展，建立了初步的经济文化制度，最重要的是西周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创造了钟鼎文。文字是表现会计各记录要素的必要条件。随着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使得会计文化在西周时期已经跳出了原始计量、结绳记录的小圈子。西周时期，建立了具有职司财计的独立经济核算部门，专职核算和考核西周的一切收支等经济活动，同时还明确了账务和实务的分工，以达到能够互相监督和制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会计文化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财务的纪录、核算开始逐步形成，主要是采用“出入”作为记账符号，初步使用四柱式记账方法进行记录，编制各种凭证、账册和形成会计报告等。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会计发展的重要起点，统治者非常重视官厅会计，当时的官厅会计代表着古代世界会计的水平。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献中都有所反映，比如：《云梦秦简》中所记录的战国时期法律，其中的会计法规就相当具体。《管子》也指出，只有通过合适的会计核算和审查，才能够达到节用的目的。这些都证明了当时对会计核算的重视程度，为会计的发展做了坚实的铺垫。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会计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建立了原始的内部控制制度，赋予了会计工作考核监督的功能，同时会计法规已初步建立，确立了“崇尚节用”等会计理财思想。（2）秦朝至清朝初期的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征。从秦朝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秦朝采取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一系列重要措施，促进了整个会计文化的统一和发展。我国定式简明会计记录开始在全国推广，直至西汉时期，西汉官厅在其原始凭证上进行了编号，对于记录的格式进行了统一，采用单式会计记录法，将“入”和“出”作为会计记录的符号，记账符号“收”和“付”在民间也开始广泛应用。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还是采用“入-出=余”的三柱结算法，但是已经出现了新的发展。唐代吏官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开始尝试运用比较法，即把财政预算收入与实际收入进行比较分析，更加清晰地反映财政收支情况，同时找出原因，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对策和方法。同时在唐朝的官厅会计核算中，开始有月结、季结以及年终决算等报告制度。（3）宋元明到清中期，会计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宋代，“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被发明和应用，加快了商品流通、金融和会计核算的发展速度。中式会计方法体系也基本形成。例如记账、户籍、审计、仓储等严格的管理制度的出现，以及采用了定额管理和相应的奖惩制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元朝，算盘的使用非常流行，从而促进了会计核算工具的进步。明朝的账簿已具备统一的格式，明朝政府重视会计报告，民间会计业发展迅速，记账方法也由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过度。同时民间会计发展也促进了珠算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会计核算的速度。秦朝至清朝初期的会计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会计制度，采用了比较科学的会计方法进行经济业务的核算和监督，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在逐步提高。这一时期还树立了会计效率观念和信息观念，使得会计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我国这一时期的会计文化还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

2、中国近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清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大批爱国人士，力求效仿国外的会计制度和方法，改变落后的中式古典会计，形成了近代会计文化。此时，西方的复式记账方法，也就是借贷记账法开始进入我国，并开始逐步的应用。同时中国财政收支有正式的预算决算制度，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保证预算决算制度的顺利执行和落实，在各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要求，并将预算决算法令编制到会计法中。1932年2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临时性文件：“中华民国十九年度试办预算章程”，1933年2月26日拟定并公布“预算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预算法的诞生，在会计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会计史上第一次学术争论，出现了两大派别，即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的理论和以潘序伦为代表的全面引进西式簿记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参照苏联会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预算会计模式。这一阶段，会计学界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争是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即会计属性是阶级性还是技术性。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颁布了《工业七十条》等法规，此时会计工作得到了初步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来，会计学界人士也开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个过程中西方会计学的观点对我国传统的会计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了会计“管理活动论”，从而确立会计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了《中国会计学会科研规划》，从此，中国会计的管理研究逐步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了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中国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会计理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等。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进一步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之需，财政部依据新的形式修订和制定一系列会计准则，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2006年2月，财政部正式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是我国会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新会计准则实现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充分协调，极大提高了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在全球中的可比性。中国近代会计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改革意识初步明显，会计法制观念得到强化，会计教育事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新中国所在的现代时期，会计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现代会计文化的研究领域宽广，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二是现代会计文化的政策性和时代性鲜明。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计文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经济飞速发展，会计法规及规范的颁布及修订等时代性也越来越强。比如不同的会计主体执行其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与其他的国家的会计文化有一定差异性。三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多元冲突。体现在传统中庸等会计思想与现代社会强调会计人员具备独立的职业判断能力等思想的冲突，目前我国会计工作中的“人治”与“法治”的矛盾依然存在，还有我国传统的会计文化思想与西方的会计文化思想的碰撞等。

三、中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前景展望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会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也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我国要全面、科学地分析我国会计文化，在继承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对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天下欲治计乃治”，应加强对会计文化的研究，构建优良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会计文化，形成有效的以优秀的会计文化为底蕴的监督体系，努力为会计的发展起到引导、凝聚、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作者:张淑靖 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郭道杨：会计史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李孝林：中国古达对世界会计审计的贡献[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1（2）.

历史发展范文篇4

1研究对象与方法

运用了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哈尔滨市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的武术运动发展为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历史变迁以及武术萧条的原因及策略进行了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哈尔滨市建国后的武术发展历史

在上世纪50年代，即建国初期的哈尔滨，虽不是武术文化起源地，也不是武术文化名城，却曾掀起的武术热潮堪比一些武术之乡。当时哈尔滨市出现了14家挂牌式武馆，除传授武功等基本课程外，还肩负着组织习武人员联合表演的重任。据《黑龙江省志》记载，1953年，哈尔滨市将私人开办的各武术馆、武术社和流散在社会上的拳师组成的这14个武术馆，合并成立了“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曾担任过冯玉祥贴身侍卫的刘志清，曾打败白俄罗斯大力士的吉万山，东北太极拳的开拓者李玉琳，有“山西燕子”之称的许承麟等知名人士分任各馆掌门人。1952年刘志清与其弟子张仁正编创了龙行拳、龙行剑及龙行刀套路，合称“龙行武术”，并一时轰动北京。1959年，国家体委在编造武术甲级规定套路时，汲取了“龙行武术”的精彩动作。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学习龙行武术的习武人员高达11000多人。但开始后，哈尔滨市各武术馆被封闭，有影响的拳师被批斗和下放，武术资料、器械大部分被没收、毁坏，武术运动遭到严重摧残。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所属14家武术馆从此解体，武术运动随之消沉。1972年，国家开始整顿体育工作，武术运动随之复苏。1974年至1976年3月，哈尔滨市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术热”，全市有武术辅导站2000多个，参加练武的职工、学生、居民最多时达到每天10万人次。为迎接1976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武术汇报表演大会，哈尔滨市曾提出“使冰上之城成为武术之乡”的口号，甚至在街道、公园、学校，工厂中开办武术辅导站，部分中小学开设武术课，有些基层单位成立业余武术运动队。随着一些老掌门人的陆续故去，至1990年，14家武馆全部消失。

2.2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现状及其萧条的原因

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农业社会这样的生存方式给予了武术巨大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一体化日益明显，武术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通过调查发现，哈尔滨市的武术由于多年缺乏研究的平台，有部分优秀的武术拳种得不到提高和推广，甚至有的面临失传，很多拳理、功法得不到整理和研究。武术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难以改善是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传统武术大师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九十年代末期，由于现代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特别是当一些西方的运动如跆拳道、巴西柔术、轮滑、街舞、瑜伽等新兴运动传到中国时，传统武术被轻视就显得更为尤甚，传统武术的活动阵地更是日益减少，过去“拜师学艺”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

（2）竞技武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击竞技武术的发展确实曾对中国传统武术起到了推动和更新的作用，但却更大的让中国传统武术迷失了本真的内容，则更多趋向于表演，而失去了武术讲究的“精、气、神”，也完全失去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底蕴以及练武之人应有的中华民族弘扬的武术精神。

（3）武术大师的渐去造成武术界的巨大损失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程功（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摘要]通过对哈尔滨市武术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与了解，找出武术逐渐由“热”到“冷”的原因，以及解决策略和建议，以推动哈尔滨市武术运动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武术；历史；发展一些掌握和精通古老拳法技艺的宗师，因年事已高不再授徒，或因已过世而带走一些珍贵的内容导致独特拳法的遗失或失传，而年轻的武术教师在拳法和技艺的精湛程度上和理解武术精髓和真谛都远不及其，更进一步阻碍的武术事业的进步发展和继承光大。

（4）传统教育方法严重阻碍武术的传播与普及过去的教学方式———口传身教式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教学的组成结构，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对于某些独特的武术技能，在基础教学上必须以普及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到了高层次则应采用精英式的培养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结合图书、音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进行武术交流来实现进步和发展。

（5）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武术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们对武术的兴趣愈来愈淡漠。由于武术流传于民间，许多大师穷其毕生精力却密不示人，或迫于生计，参加比赛表演活动也愈来愈少，导致武术发展进入了恶性循环的危险中。

3结论

哈尔滨市有过狂热于武术运动的历史，虽然有着地域的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术发展结构不合理，武术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不够重视，武术训练硬件设施不完善等，但我们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相信哈尔滨市武术的发展潜力。

4建议

（1）高度重视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武术的继承，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武术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做好传统武术的继承工作，因为只有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才会有完善的继承和正确的发展，完整的继承才是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从思想的认识上突破才能更好的体现在行动上。

（2）加大对武术文化的推广力度推广中华武术不单是对武术运动的推广，还是承担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保护的使命和责任。在推广中华武术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将中华武术的个性与共性完美结合起来，并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需求展现各武术拳种的独特魅力。要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途径，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大力支持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光大。

（3）举办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可以由企业赞助举办周末散打比赛，中美对抗比赛等商业性赛事，扩大武术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得以发展。

（4）政府加大对武术运动的扶持和推广力度市武术主管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重视武术的发掘与整理，使得哈尔滨市武术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扬，鼓励地方举办武术节，可以使武术产业化并拉动经济发展。对于武术馆校和中小学校，政府应不断加强和完善武术教育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经费投入，吸引优秀武术人才，提高整体武术学教育质量与素质。

5结束语

历史发展范文篇5

1研究对象与方法

运用了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哈尔滨市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的武术运动发展为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历史变迁以及武术萧条的原因及策略进行了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哈尔滨市建国后的武术发展历史

在上世纪50年代，即建国初期的哈尔滨，虽不是武术文化起源地，也不是武术文化名城，却曾掀起的武术热潮堪比一些武术之乡。当时哈尔滨市出现了14家挂牌式武馆，除传授武功等基本课程外，还肩负着组织习武人员联合表演的重任。据《黑龙江省志》记载，1953年，哈尔滨市将私人开办的各武术馆、武术社和流散在社会上的拳师组成的这14个武术馆，合并成立了“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曾担任过冯玉祥贴身侍卫的刘志清，曾打败白俄罗斯大力士的吉万山，东北太极拳的开拓者李玉琳，有“山西燕子”之称的许承麟等知名人士分任各馆掌门人。1952年刘志清与其弟子张仁正编创了龙行拳、龙行剑及龙行刀套路，合称“龙行武术”，并一时轰动北京。1959年，国家体委在编造武术甲级规定套路时，汲取了“龙行武术”的精彩动作。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学习龙行武术的习武人员高达11000多人。但开始后，哈尔滨市各武术馆被封闭，有影响的拳师被批斗和下放，武术资料、器械大部分被没收、毁坏，武术运动遭到严重摧残。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所属14家武术馆从此解体，武术运动随之消沉。1972年，国家开始整顿体育工作，武术运动随之复苏。1974年至1976年3月，哈尔滨市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术热”，全市有武术辅导站2000多个，参加练武的职工、学生、居民最多时达到每天10万人次。为迎接1976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武术汇报表演大会，哈尔滨市曾提出“使冰上之城成为武术之乡”的口号，甚至在街道、公园、学校，工厂中开办武术辅导站，部分中小学开设武术课，有些基层单位成立业余武术运动队。随着一些老掌门人的陆续故去，至1990年，14家武馆全部消失。

2.2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现状及其萧条的原因

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农业社会这样的生存方式给予了武术巨大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一体化日益明显，武术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通过调查发现，哈尔滨市的武术由于多年缺乏研究的平台，有部分优秀的武术拳种得不到提高和推广，甚至有的面临失传，很多拳理、功法得不到整理和研究。武术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难以改善是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传统武术大师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九十年代末期，由于现代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特别是当一些西方的运动如跆拳道、巴西柔术、轮滑、街舞、瑜伽等新兴运动传到中国时，传统武术被轻视就显得更为尤甚，传统武术的活动阵地更是日益减少，过去“拜师学艺”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

（2）竞技武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击竞技武术的发展确实曾对中国传统武术起到了推动和更新的作用，但却更大的让中国传统武术迷失了本真的内容，则更多趋向于表演，而失去了武术讲究的“精、气、神”，也完全失去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底蕴以及练武之人应有的中华民族弘扬的武术精神。

（3）武术大师的渐去造成武术界的巨大损失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程功（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摘要]通过对哈尔滨市武术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与了解，找出武术逐渐由“热”到“冷”的原因，以及解决策略和建议，以推动哈尔滨市武术运动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武术；历史；发展一些掌握和精通古老拳法技艺的宗师，因年事已高不再授徒，或因已过世而带走一些珍贵的内容导致独特拳法的遗失或失传，而年轻的武术教师在拳法和技艺的精湛程度上和理解武术精髓和真谛都远不及其，更进一步阻碍的武术事业的进步发展和继承光大。

（4）传统教育方法严重阻碍武术的传播与普及过去的教学方式———口传身教式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教学的组成结构，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对于某些独特的武术技能，在基础教学上必须以普及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到了高层次则应采用精英式的培养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结合图书、音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进行武术交流来实现进步和发展。

（5）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武术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们对武术的兴趣愈来愈淡漠。由于武术流传于民间，许多大师穷其毕生精力却密不示人，或迫于生计，参加比赛表演活动也愈来愈少，导致武术发展进入了恶性循环的危险中。

3结论

哈尔滨市有过狂热于武术运动的历史，虽然有着地域的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术发展结构不合理，武术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不够重视，武术训练硬件设施不完善等，但我们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相信哈尔滨市武术的发展潜力。

4建议

（1）高度重视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武术的继承，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武术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做好传统武术的继承工作，因为只有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才会有完善的继承和正确的发展，完整的继承才是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从思想的认识上突破才能更好的体现在行动上。

（2）加大对武术文化的推广力度推广中华武术不单是对武术运动的推广，还是承担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保护的使命和责任。在推广中华武术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将中华武术的个性与共性完美结合起来，并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需求展现各武术拳种的独特魅力。要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途径，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大力支持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光大。

（3）举办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可以由企业赞助举办周末散打比赛，中美对抗比赛等商业性赛事，扩大武术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得以发展。

（4）政府加大对武术运动的扶持和推广力度市武术主管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重视武术的发掘与整理，使得哈尔滨市武术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扬，鼓励地方举办武术节，可以使武术产业化并拉动经济发展。对于武术馆校和中小学校，政府应不断加强和完善武术教育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经费投入，吸引优秀武术人才，提高整体武术学教育质量与素质。

5结束语

历史发展范文篇6

关键词：南江流域;村落体育;东壁武术;罗定

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多依河而生，受地理位置和开发条件的限制，许多流域内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村落，南江流域便是其中的一员。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历史悠久，很久以前已有人类生息繁衍。目前在其流域内曾发现多处旧时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1983年11月下旬，罗定县文物普查队在罗平区沙头乡横垌村背夫山发现了一座土坑墓（编号M1）。[1]考古学家根据墓中器物的特征推断这是流行于两广地区的越人战国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原始村落体育项目濒临消失。如何在当今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2014年9月总理提出的双创发展思路，为村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南江流域村落武术文化的历史演变

南江起源于信宜、高州、阳春三市的分界岭，流经信宜市、罗定市、郁南等地，最后在南江口注入西江。南江流域处于热带地区，东南面有海拔一千多米的云雾山，西北面有天然屏障云开大山，使这里形成了适宜人类居住的山谷盆地。受地域、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南江流域内还保存着大量风格独特的古村落体育项目。南江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多灾多难。俗话说，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南江流域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有关历史故事和建筑物，为当地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1南北朝时期与汉族文化融合。说道南北朝时期百越与汉文化的融合，不得不提起一位英雄人物——冼夫人。冼夫人又称冼太夫人和谯国夫人，广东高凉人氏（今广东高州人）。她出生在一个俚族首领家庭。《隋书•列女传》载，夫人幼贤明，多筹略，能行军用师……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冯宝）聘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遣融大父（祖父）业（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刘）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冯冼联姻后，两家联手开发岭南、传播文明、收复海南、平定叛乱、安抚黎庶，岭南终成富庶文明之邦。[2]唐代之后俚人逐渐融合了南迁的中原人，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岭南俚文化。1.2明朝时期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明朝时期，倭寇猖獗，他们烧杀抢夺，祸害相邻。许多仁人志士，投身疆场，抗击倭寇，张元勋便是其中的一员。张元勋自幼爱好武艺，其父张恺抗倭阵亡，他立誓杀倭报仇。1569年，吴平海盗遗党曾一本引导倭寇入侵，千艘战舰直逼广东、福建沿海，他跟随福建总兵李锡会同俞大猷，与敌大小六战，擒斩1700余级，缴获战船360余艘，从而歼灭此股海盗。[3]张元勋因抗倭有功升至广东总兵，镇守广东。明朝中叶，罗旁（郁南县境内）大山一带发生土著人叛乱，长达数十年。张元勋领兵平叛，战功卓著，被明朝万历皇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大将军。陈璘是一位抗倭援朝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曾参加了两次。在平定罗旁叛乱后，陈璘因功升副总兵，驻守罗旁东山地区。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之役”。陈璘因熟悉倭情，被调往边境。他率水师与日本水师决战露梁海，全歼日军，功居首位；“播州平乱”，他率部出偏桥，智取海龙囤，居功至伟。[4]为此万历皇帝赐匾“开拓第一功”，赐联“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明清时期为了生计结寨自守。南江流域经常发生战乱，当地人民自卫强身。明万历建立直隶州，实行“募民占籍”政策，不少武士入籍建家立业。明末，南明政权覆灭，跟着“三藩之乱”又起，罗定陷于战火中近半个世纪，官兵攻城夺地，乡间盗贼众多，乡民多结寨自守…。[5]一直到康熙以后，武术在当地乡村十分盛行，明清两代有武进士7人，武举人47人，单是罗镜便有武举8人，担任把总以上武官28人。[5]1.4民国时期以武馆形式运营。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一些产业相继破产，盗贼再起，再次掀起武术强身健体的热潮，很多乡村请人教习武艺，武馆应运而生。罗定人梁贵荣在罗城创办了东壁跌打武馆。1928年在同盟会会员黄元白倡议下，召集罗定各区的族老和有名望的人开会，由各区推荐选手表演，选出梁贵荣为会长，其他优秀者作为会员，成立了罗定县（今罗定市）国术协会。国术协会分为甲、乙两馆，甲馆由梁贵荣主持，乙馆由陈乔山主持。1933年梁方伍被邀回到罗定传授武艺，他主持的武馆成为丙馆。梁方伍不仅武德高尚，还擅于思考，将蔡家、李家、佛家等所学拳术相结合。抗日战争期间，有些著名武师流落到罗定。为了生计，他们在罗定开馆授徒，引入不少外地流派的武功，如：著名的拳师叶敬亭、吴瑞松、铁海龙等。与当时罗定著名的拳师双方相互借鉴，相得益彰。1.5新中国成立后机遇与磨难并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生机勃勃，作为保家护院存在的具有强身健体性质的村落武术的价值反而降低了。长年征战，人口剧减，发展生产，迫在眉睫。随后又经历了十年，不少武术前辈遭受侮辱、迫害。收藏在群众中的武术史料、书籍被抄被毁，武术传承的基础遭受严重破坏[6]，中国武术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或遏制。例如，河北沧州的王子平、朱国福、姜玉和等武术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体校教练郭双凤老师的师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习武资料全部被红卫兵拿走，陈氏太极拳名家雷慕尼当时去了西厂拉煤。很多民间武术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7]乡村武术项目也是如此。1952年之后一个时期，部分领导把练武术和打群架划等号，罗定不准民间开馆习武，“功夫佬”多回乡务农。[8]结束后，武术步入复苏期。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等13个省、市、地区开展考察，在1982年12月，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并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全国武术挖整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成立了挖整办公室，专门负责当地的挖整工作。[9]习武之风再次席卷南江流域。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一些观念也随之传入我国，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投向经济市场。在这种社会变更下，武术真正的经济价值尚未得到体现，加上村民娱乐方式的增多，村落武术的发展每况日下。

2“双创”视角下南江流域村落武术发展的途径

历史发展范文篇7

1.1短期融资券首次推出

1989年,中国银行下发《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89]45号),肯定了各地为弥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不足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做法。其主要特征是:

(1)实行规模管理,余额控制。

(2)利率实行高限控制。

(3)审批制,发行必须由人民银行批准。而与此政策对应的结果却是在1993-1994年间社会上出现了乱集资、乱提高利率、乱拆借的三乱现象,最终导致短期融资券退市。

1.2短券退市后的反思

短期融资券的出现改善了当时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不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严重不平衡的局面,但大量的未兑付短券使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失,政策运行的结果与预期完全相反,这些都表明制度的设计不够合理未能完全适用于当时市场,且制度未能贯彻落实,使运行结果与初衷违背。因此,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得到执行两大方面应成为以后政策制定的风向标,具体可加强制度在信用管理、风险管理、评级管理、监管管理等方面落实。

1.3短期融资券重启

2005年5月24日,央行了《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规程》、《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规程》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新制度的特征是:

(1)采用备案制,摒弃审批制;

(2)发行利率由市场决定;

(3)不需要银行的强制担保,但必须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以上三个显著特征都体现了市场化原则,满足了当时金融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而意义重大;对企业而言,拓宽了融资渠道、改善了融资环境、降低了融资成本,规范了信息披露;对银行而言,推动了其经营结构的转型、拓展了业务实现多样化、提高承销银行的知名度;对经济而言,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

2短期融资券里程碑——福禧事件

2.1发行背景

自2005年5月短期融资券重启后到2006年2月底,短期融资券已经累计发行了109次,发行额累计达到了1771.7亿元,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债券市场其他融资方式无法比拟的,以其融资成本低、方式灵活、发行便捷等特点成为各企业的融资首选,其对银行贷款的替代效应也改变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盈利模式,各金融机构竞相追逐资质优良的短券承销业务。金融市场及资本市场形成了良性互动,短券市场日渐升温,发行利率也不断上升。

2.2福禧事件简介

2006年3月6日,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贴现式计息方式,面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期限为1年,金额为10亿的短期融资券。2006年7月福禧投资违规拆借32亿元上海社保基金事件曝光,使得福禧投资的主要资产遭遇法院冻结,其信用评级由此前的A-1级降为C级,10亿元短期融资券投资者面临偿付风险,引起了投资者、中介机构、监管部门的恐慌与无奈,事情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以完全兑付的方式得到解决。

2.3事后评析、借鉴及启示

福禧投资创造了多个第一:福禧投资是中国第一家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非上市民营企业;福禧短期融资券在上海社保案发后评级降为C级,沦为中国第一只“垃圾债券”;第一个由主承销商债券持有人维权;第一次让我国短券市场信用风险凸显等等,如此多的第一注定了其对短券市场的影响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凸现信用评级制度的不足,同时也促进了评级体系的完善

远东资信评级公司对福禧投资和上海电气的评级级别更改及取消,是业内评级机构评估历史上的首次,是考验也是突破。现有短券评级方法更多是采用了类似长期债券的评级手段,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本信用评价、流动性评价、债项评价、外部支持评级。没有根据短期融资券的特殊性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追踪动态评级制度、凸显流动性的权重指标以及针对突发事件的应用控制程序.因此,笔者建议大力培养信用评级专业人才,学习国外较为成熟的评级方法和技术,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研发现代化评级技术,以提高信用评级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2.3.2试水垃圾债市场,有利于债券市场的完善

福禧投资成为我国首只垃圾债,使我国债券市场初涉垃圾债市场。其实,短券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兑付风险属于正常情况,从债券市场的整体发展而言,垃圾债市场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国外的垃圾债市场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而垃圾债的突出特征就是高风险高收益,只要收益率足够高,能够覆盖风险垃圾债也是值得投资的,就福禧投资而言虽被降为C级,但最后也到期兑付。这也是福禧事件影响重大的原因之一,即引起了各方人士对垃圾债市场的思考。

2.3.3福禧维权成功的启示

福禧维权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债权人委员会积极与各监管机构的交流与沟通,保证福禧短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其二,按照《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短期融资券承销规程》《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规程》等制度的规定开展维权活动。“福禧事件”的维权处理过程表明由主承销商维权,可以有效解决持有人分散、联系不畅等问题,充分发挥主承销商在熟悉企业、与主管部门沟通便利等方面的优势。

2.3.4福禧事件后,民营企业在短券市场遭冷遇

上海社保案发,福禧投资降级后,2006年9月原定发行额度超过2亿的江苏恒力化纤,最后只成功发行了2个亿的短券,且利率高达4.75%,10月发行的上海紫江计划发行5亿实际只发行了2亿,且票面利率达4.5%等事实表明福禧事件使民营企业在短券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创。

3短期融资券后续发展

3.1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成功启动

在2008年10月9日中国银行业市场交易商协会在新闻会上披露,中小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试点活动启动,已有6家中小企业获准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共2.52亿元,首期计划发行1.97亿元。

中小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一方面为其融资提供了有效途径,缓解其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优化其财务结构、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成本,还有一些如提高企业声誉等隐性收益;另一方面拓展了市场上发行主体的规模,丰富了市场层次,更为探索出低评级的高收益债券市场提供了契机,促进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中小企业短券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企业最多能发8000万元,同时,中小企业在规模和盈利能力不如大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有限,再加上其在信息披露上的特殊性,使得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短券仍持谨慎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短券的发展。

3.2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逐步市场化

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应当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上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以及期限结构利差等。在2005年5月至11月底,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基本以“固定利率”发行:1年期2.92%,9个月2.73%,从2005年12月开始,短期融资券终于打破了以固定价格发行的局面,是短券发行利率市场化中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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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本文论述的别墅指具有别墅性质的独立式住宅，独门独户且相互之间间距较大，周围一般有面积或大或小的花园，由围墙或绿篱围隔，形成独立的私人空间，时段为1840－1949年。其范围专指在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以及自行划出的环城西路，湖滨路以东一块，北以保俶路凤起路交叉口至凤起路中河路交叉口为界，东至中河路两侧，南至中河路与吴山景区交界。

2西湖近代别墅的发展

2.1初始期(1840－1895)

这期间，外国传教士来杭布道，掀起了一系列兴建教堂建筑的活动。此期间，只有零星别墅在兴建，如河坊街著名学者陈句山的旧居句山樵舍(清代)，铁冶路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故居敦本堂(清末)，孤山路国学大师俞曲园的故居俞楼(1878)，奎恒巷兴安里的丁家花园(民国时期)，葛岭路13号的玛瑙山居(1862)等。初始期别墅建筑基本上都沿袭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建筑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外来建筑对杭州传统建筑体系并未产生很大影响。

2.2发展前期(1895－1911)

在这一时期，杭州开埠、日租界设立以及杭州海关设立等加速了杭州近代化的进程，各种新式学堂、市政公用建筑、里弄式住宅相继建立。西湖周边建造了一系列的别墅建筑，如“西湖第一名园”刘庄(1905)，杨公堤汾阳别墅(1907)，北山路坚匏别墅(清末明初)等。这些别墅大都保持传统建造模式，别墅庭园也保持中国传统式造园手法。只有少数别墅建筑中加入了西方建筑元素，如北山栖霞岭黄宾虹旧居。

2.3发展中期(1911－1927)

随着1909年沪杭铁路的通车及1912年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的拆除，西湖一带迅速发展成新商业区，兴建了一大批旅馆饭店，如新新旅馆(1922)、楼外楼等。西湖美景也吸引了各地人士在附近购地筑楼，别墅出现传统建筑、中西结合建筑与西式建筑共存的局面。有保持传统建造方式的，如康庄(1917)、汪庄(1927);有中西结合的，如惠庐(1922年)、韬庵(1920)、逸云寄庐(1927);有西式模式的，如孤云草舍(1912)及两青山馆(1921)等。

2.4发展后期(1927－1937)

1927年杭州建市，系统的市政规划及建设由此拉开序幕。别墅建筑活动达到高潮，无论是北山路、南山路还是湖滨一带，都建造起形色的别墅建筑，大多采用新式建筑材料及技术，如澄庐(1928)、秋水山庄(1933)、膺白楼(1934)、凝香居(1930)等。

2.5凋零期(1937－1949)

在这一时期，由于八年抗战及4年解放战争，杭州的城市建设活动停滞不前，西湖的建筑活动总体来说受到很大限制，但西湖别墅在这期间仍有建造，如程居源旧居(1948年)和南山路77号(1946年)等。

3西湖近代别墅的分布

1840－1949年，西湖共有各式别墅约182栋，最早建于孤山路、奎恒巷兴安里及吴山下东铁冶岭一带，其后随着开埠和日本租界的设立，别墅主要分布在湖滨路、南山路、孤山路、庆春路、解放路等地。此外，在杨公堤及灵隐等道路的两侧也有不少别墅分布。西湖近代别墅的分布情况如表(表1)

3.1湖滨别墅

据统计，湖滨有别墅66幢，占别墅总数的36.3%，主要分布于北山街、南山路、杨公堤等沿线两侧及周边地段。其中，建于发展前期、发展中和发展后期的分别有1处、53处及12处。范围内的别墅主人既有民国政要、革命人士，也有中外商贾，文化大家。例如，1928年中国第一代官僚资产阶级领头人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建于南山路的澄庐是幢样式别致的西式别墅，庭园宽敞精致，后曾是夫妇来杭的行辕;汪庄(1927)是著名徽商汪自新的居所，占地达2.4万m2，庭园内奇花异草开谢不断;刘学询的水竹居、康有为的康庄、杜月笙的寂庵等现大部分已成为公共活动场所或纪念馆。

3.2坡地别墅

坡地范围的别墅共39幢，占总数的21.4%。与湖滨别墅相比，坡地别墅在发展中期和发展后期数量较少，总体上反映了整个别墅以西湖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坡地别墅主要位于吴山、粮道山、灵隐路、葛岭路一带，主要建于20世纪20―30年代，这是近代别墅建造的高峰期。区内较有名的别墅有长桥别墅、惠庐、静逸别墅、坚匏别墅、小刘庄等。

3.3林中别墅

根据资料统计，林中别墅9处，占总数的4.9%。其中3处位于灵隐法云弄，虎跑和龙井村也有保存尚好的别墅。较著名的有李叔同旧居、朱庄、李朴园故居等。3.4临街别墅沿街范围内近代别墅共68幢，占总数的37.4%，位居第1。由表中资料统计，建于第一、二、三阶段的数量分别为1处、61处以及6处。临街别墅主要位于庆春路、长生路、蕲王路、解放路一带。区内较有名的花园别墅有九芝小筑、摩烟别墅、暄庐、小方壶斋等。

4西湖近代别墅的风格

1912之前，西湖别墅大多是中国传统风格的庭园建筑。随着民国以来西方文化的渗透，上海等都市开始接受西方建筑特点，洋房，洋楼的兴建迅猛，西式居习风靡一时。在这种大环境下，西湖别墅建筑风格开始多样化，形成异彩缤纷的独特风格［1］，按建筑造型划分，西湖的近代别墅可大致归纳为西式、中式和中西结合式3种(表2)。

4.1西式

近代西湖范围内共有西式别墅约73栋，占别墅总数的40.1%。西湖近代西式别墅主要以欧洲巴洛克风格、古罗马风格、西班牙风格为主。欧洲巴洛克风格别墅有方形立柱和弧形门窗，喜好富丽的装潢和雕刻，常穿插曲面和椭圆形空间，如北山街上的抱青别墅。欧洲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别墅有高大台阶和拱形门窗，红瓦圆顶，铸铁栏杆，如北山街孤云草舍。西班牙式别墅以拱形柱廊为主要特征，墙顶盖筒瓦，房屋层高较低，墙面浮雕小巧多变，底层窗户外设花铁栅或漏窗，如南山路的涤尘湖舍［2］。

4.2中式

西湖范围内中式别墅约24栋，占别墅总数的13.2%。传统风格的别墅庭园有山有水，有廊、有亭、有墙，均显示自然的风光。传统式建筑与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使园林体现自然、淡泊、含蓄的艺术特色。院内松柏高耸柳枝婀娜垂岸，花朵迎面扑香，其形神意境都十分重在表现自然。此类别墅有高氏兄弟的红栎山庄、汪自新的汪庄、国学大师俞曲园的俞楼、位于西湖茅家埠的都锦生故居、犹太商人哈同的罗苑等。

4.3中西混合式

西湖中西结合式别墅约80栋，占西湖近代别墅总数的44%。中西合璧的别墅以中西建筑风格相混合及建筑庭园形式构成要素相互组合的风格形式为主，如北山路怡庐、秋水山庄、西山路上的松鹤山庄、涌金门外的放庐等。西湖别墅的建筑风格多样性，充分体现了近代西湖建筑承上启下、中西交汇的过渡特点。

历史发展范文篇9

一、彩调的起源

关于彩调的起源与形成有以下四种说法：

1．明永乐年间彩调起源于桂林永福县罗锦镇林村。明永乐年间福建莆田人郑曦到永福任知县，他带了一个姓林的侍从，该侍从后在永福罗锦林村定居，因水土不服，便回福建老家请了令公托塔天王李靖的牌位和神像回来镇邪，在祭祀令公牌位时分别耍武术和跳令公(神灯)，俗称为武灯和文灯，后又在祭祀时自我模仿摊戏演出来助兴。后这种祭祀形式与福建采茶戏、桂林傩戏等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桂柳方言演唱、带有浓郁桂北风情的地方戏曲——调子。

2.清代中期，由赴京赶考的落选秀才将江西采茶歌传播到广西。广西一些赴京赶考的落选秀才，返回广西途中，路经江西，闷中寻乐，学唱江西采茶，并把学到的剧目和曲调带回广西传播，这才有了彩调戏。

3．彩调是由湖南的花鼓戏演变而来。“彩调源于湘南的花鼓戏，但难以说明何年何月由何人何班传入，实际上当湖南各地花鼓戏流行之时，不同的班社(或个人)从不同的渠道随着移民纷纷进入广西。”

4.彩调是清代初年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湖南花鼓、江西采茶的曲调而形成。“彩调是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彩调是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而形成。”《南宁府全志》载：“元夜名坊寺庙，老少咸集，庆灯宴乐，或扮故事游行，金吾不禁。”

二、彩调的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

清初是彩调的起步阶段。

早年，广西各地流行采茶歌、彩灯一类歌舞，但并未形成为戏剧。清代中期湖南移民大量迁徒到贵州北部各县，将调子（湖南南部花鼓戏的别称）传入广西，在流传期间又吸收了广西桂北民歌、小调而逐渐形成彩调。彩调最初为“双簧蛋”形式，单人表演男女两个角色，后来发展为一旦一丑，情节简单、载歌载舞的“对子调”。这类剧目大多是干哥探干妹，或到满妹家玩耍，或给情人送花、送扇，两人情投意合，歌舞一番。唱舞一番后，常由丑角说“要换只‘鞋子’”，旦角就啐他一句：“换只牌子！”于是又换一个曲牌扭唱起来。

2.兴盛阶段。

清末民初是彩调的兴盛阶段。

(1)向戏剧化转变，剧目增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小圩镇的繁荣，城乡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地方剧种之间交流的日渐频繁，彩调从一丑一旦的对子调形态演变为生、旦、丑演出的三小戏，这标志着彩调向戏剧形态转化的一大进展。这一时期的彩调剧目大大增多。

(2)音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大量吸收民间小曲及其他说唱音乐中，形成了腔、板、调三大类。“调”是民间小调，如《四季花》、《五更天》、《五双鞋》、《石榴花》之类。

(3)开始进入城市，出现了职业性的戏班和固定的演出剧场。关于彩调进入城市演出的盛况，“据著名彩调老艺人张寿廷回忆说，从1915年到1927年以前，经常有二十几个彩调班子来到桂林市内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4)涌现出了一批声、色、艺兼优的艺人。这一时期，在桂林地区出现了秦老四、朱五八、冷贵甫、罗少廷“四大彩调状元”，他们在广西和湖南都享有盛名;在宜山地区，出现了吴老年、潘老扭、“剃头佬”和傣贵成“四大彩调名旦”，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坤角，如光绪年间的廖双姑、廖四姑娘、陈四姑娘等，她们打破了彩调无坤角的历史。

3．衰落阶段。

20世纪二十年代初到新中国诞生之前是彩调的衰落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演出内容的庸俗化、低级化。

彩调演出内容的庸俗化、低级化与旧桂系鼓励经营业有着莫大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了扩充军备，以“筹晌”为名，成立抽收烟税、赌税的所谓“筹铜公司”，在市镇经营。老板无不招聘戏班大唱“赌戏”，以广招徕。许多彩调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唱“赌调”、“赌灯”。彩调原有的刚健清新、生动活泼的表演风格遭到破坏，它明显地在走下坡路。

（2）演出数量的锐减。

彩调演出数量的锐减主要与新桂系的“改良风俗”措施有关。新桂系的该项措施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1933年正式颁布《广西改良风俗规则》，明令凡婚嫁、丧祭、生寿、喜庆及等其他一切陋俗一律取缔。其中第五章第24条“不得迎神建蘸”，第34条规定“唐集歌好唱和淫邪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门斗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或五日以下之拘留。”

（3）在部分地方彩调被禁演。1933年2月3日的梧州《民国日报》，刊登了桂林县禁演彩调的公告全文:“查演唱花调，早经布告严禁在案，……须知唱演花调，不特伤风败俗，且恐易聚歹人。……自此次布告之后，无论各处、街市、村庄，如再敢籍故演唱花调，定将调班各名及为首组织演调之人，概行拘案严办。各区区长，办事警员，查禁不力，亦予以相当处分。除分令各区公所外，仰各遵照，此布。”

4.复活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彩调获得重生。1949年底，桂林郊区调子艺人傣画眉、秦少云等组班进入桂林东旭戏院演出。1955年春,广西文艺干部学校开办彩调训练班，1956年组成广西彩调剧团。1959年,柳州市彩调剧团编演彩调剧《刘三姐》，受到区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1978年春，柳州市彩调剧团应上海之邀，赴沪演出彩调剧《刘三姐》。1981年至1982年间，创编上演了《喜事》、《酒葫芦告状》、《五子图》、《夫妻情》等一批目。上个世纪80年代，彩调剧《五子图》使全国几十个剧种，几百个剧团争相移植上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彩调剧《哪嗬咿嗬嗨》荣获文华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等部级奖23项。这一时期，专业团和业余剧团演出频繁，彩调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彩调艺术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历史发展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舞蹈历史发展娱人娱神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