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问题范文10篇

理论问题范文篇1

在现代社会，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成熟的行政公产理论指导，又没有相关立法的有效规范，使得我国的行政公产面临着一系列尴尬问题，因此如何合理有效的规范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利用等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本文试在对行政公产理论问题进行考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的设想，希望能对行政公产的理论研究与立法规范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词]：行政公产；相对可融通性；强制执行；基本人权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行政公产制度的产生、发展亦进一步彰示和透显着深层次的政治、社会背景：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行政权突破了消极作为的缚束，变得积极而主动，行政的领地得以极大的扩张，行政的性格由过去仅是消极维持秩序而变为积极的福利国家型（或称之为给付国家）行政[1].因此可以说如果私有产权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和起点的话[2]，那么行政公产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新的飞跃。虽然我国广西省曾出台了公产管理法和实施细则，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一套成熟的行政公产理论来为公产方面的立法提供指导，有关公产的分散立法模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时展的步伐。因此本文试从行政公产的概念、种类、意义等理论问题的分析入手，呼吁在加强行政公产理论研究的同时，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以较好的规范和控制公物的设置、管理与利用等行为。

一、行政公产的概念

（一）内涵

行政公产的概念是行政公产理论中的起始性问题。由于其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加上中外学者不同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此对于行政公产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法国行政法院最初系用判例和学说才采取了一个较为明确和基本一致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行政主体以下列财产属于公产：（1）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2）公务使用的财产，但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人为的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的或主要的适应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3）和公产接触的物体（包括不可分割的补充物和有益的附属物）。行政主体的财产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是公产。德国行政法学上，公物（OffentlicheSachen）是指经由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之特别规制，而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物。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公产是指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3].在我国行政公产一般是指由国行政主体所有或管理支配，直接为公用目的而使用的财产。这一概念，可解构为三个层次1、行政公产必须是在行政主体（包括授权主体和受委托主体）所有或支配管理下。这里私有财产当其用作公用时虽也属于公产，但其在某种意义上已脱离了所有人本人的控制，已由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或者通过合同方式在这种财产上设立供公共使用的使命，，并加以支配和管理。2、行政公产必须以公用为目的。这也是行政公产的核心要素，区分公产与私产的关键之所在。国有资产中有一部分是用作商业性使用，而非用作公用，此时这部分国有资产即不属于行政公产，而仅为私产。同时，公务财产作为直接供行政机关职能所用的财产也就被排除在行政公产之外。3、行政公产必须直接用于公共目的。这里就排除了财政财产，因为其是间接用于公共目的。因此本文所论述的行政公产仅指行政公用公产。

（二）外延

公产与私产的界限历来是相对的，“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公产制度，只有一个等级不同的梯形结构的公产制度”[4]，这也正说明了公产制度与私产制度的界线并非清晰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去未能纳入公产范围的私产、曾经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有体物以及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无体物，都可能逐步纳入到公产法调整的范围。因此着眼于现代社会物的多样性，行政公产的范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

一是作为传统行政公产的有体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传统行政法中，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因此，传统行政公产的范围一直只是限于有体物，而不包括无线电波之类的无体物。

二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需要纳入行政公产范畴的新型公产，如公共行政信息、无线电波、环境等。事实上，是否将无体物作为公物，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公物的典型特征。以公共行政信息为例，将其纳入公物范畴，目的就是为所有公民提供这种信息。个人和团体都有知悉或利用这种“信息公产”的权利，即通常所说的知情权或了解权。

三是因扩张传统的财产概念而相应应予以扩张的公物，例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经营许可证（如驾驶证）、公共职位、国家科研项目等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将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视同财产，以获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现象。而且将一些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例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纳入公产之中，使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产品（例如著作权保护期限已过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公民所利用。

四是因突破传统的单一静态产权而加以补充的流动中的产权，也就是所谓的预定行政公产。如动态的行政合同之债，行政机关（市政管理局）与建筑公司订立一桥梁工程承包合同，双方受此合同的约束，两者间遂产生了行政合同之债，建筑公司于桥梁的建设对行政机关承担债务，桥梁虽然尚未建成，但无庸置言，建成后将供公用，因而无疑这是一种预定的行政公产。

二、行政公产的特点

1、行政公产的相对可融通性。

一直以来，行政公产的不可融通性都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一大原则，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原则已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考察其可否融通的理论认识在于：行政公产不可融通并非其本质特征，否定或限制其融通的目的在于使行政公产符合公之目的，因而在不影响公共行政目标实现的限度内，行政公产亦可成为融通之标的物。同时也可以将行政公产分为两部分来考察：一是公有公产，二是私有公产。对私有公产来说，由于其原始所有权归属私人，只不过因为公共行政目的的需要，而由行政主体所支配、管理，在此种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较之私法上的效果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如果所有权的转移，对公共目的，无任何的妨害和影响，那么转让行为可有效成立。而对于公有公产而言，其归国家、集体或公共组织等所有，其中有些资源的所有权具有专属性（如水、矿藏）等，为国家专有而绝对不能让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型权利的出现如排污权，以及对现行公有财产的民营化设想（如苏州园林引入民营资本等）都向共有公产的绝对不可融通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然无论是排污权的设置、许可，还是民营资本的引入都必须通过行政合同等行政行为进行，而对排污权的利用、民营资本的运作同样要受到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以确保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因此，公有公产在确保公用的前提下相对可融通是较为合理的。

2、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限制性。

对于行政公产能否成为民事强制执行的标的，理论界颇有争议。在法国，行政公产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不能被扣押和强制执行。日本行政法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由于公产欠缺融通性的原因，所以当然在供公用的目的范围内，不能被扣押、拍卖，否则将妨害其供公用的目的。”而日本学者原龙之助则认为，“所有公物均可为强制执行的标的[5]”。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一概排除对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太过武断。公有公产因其公有性质，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而对于他有公产而言，只要在不妨害公产的公共行政目的的范围内，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6].但笔者认为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限制具有绝对性，即行政公产不能被扣押和强制执行。理由如下：虽然中外学者在对行政公产强制执行限制性的绝对与否上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其必须在符合公共行政目的的范围内。然而无论是民事强制执行的过程（如扣押），还是结果（如强制拍卖），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奥里乌曾经指出：“如果说公产是所有权标的，那么这种所有权尽管具有财产属性，却不得保留私产的全部特点，这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国家力量的行政所有权，它的特点是由事物的公共用途决定的，使得行政主体有义务将其保管并用于公用，因此只有在公共利益的最高要素出发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其设定的用途[7].”因此行政公产不能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的对象。

3、行政公产适用规范的特定性和保护的特殊性。

私人产权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因而其所适用的法律是民事法律规范。与私人产权相对的行政公产，以公共行政目的的落实和行政服务、福利的给予为其终极之目的，行政公产作为依附于行政权行使的物之手段，归于公法调整的范畴，应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当行政公产受到损害时，其保护亦有其特殊之处：其一，当行政公产遭到加害人的侵害时，作为行政公产的管理和维护者的行政主体即可以对侵权人直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排除对行政公产的妨害，以求行政公产的安全。《公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或个人，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分别情况，责令其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其二，与私产的法律追诉时效性不同，对行政公产的保护没有时效期间的限制，易言之，行政公产的保护以公产的完全、绝对补救为原则，不设期限规定。如我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70条对此作了如下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三、行政公产的意义

法国法律把行政主体的财产区分为公产（也称为公物）和私产（也称为私物），使前者受行政法的支配和行政法院管辖，后者受私法支配和普通法院管辖。这种做法由于有效地保障了公众自由、平等、安全、免费（或低费）利用公众用公物的权利，提高了公产的利用效率，因而对整个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的财产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公产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向服务行政、福利国家迈进的征途中，行政公产这一物的手段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愈发得以凸显。

1、行政公产作为公共产品能够较好的弥补市场缺陷、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自由。

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都面临着一个因市场外部效应所引发的私人不愿意提供公益物品而致公益物品短缺的问题。因此，由政府向社会提供保证个人经济活动自由得以实现的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大多具有行政公产的性质），就成为政府的当然职责，例如要保障贫困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国家就必须改善这一地区在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公共设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一条公路的封闭的山区会很富裕，以及这里的农民能够享有充分的经济活动自由。

2、行政公产的充分提供有利于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人群的基本人权。

有人曾经说过：“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下。吃不上饭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8].”这句话恰好指出了现代社会保障公民受益权（对应于国家的积极义务）的重要性，国家一旦忽视对公民受益权的保障，许多人尤其是穷人的自由权就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行政公产作为国家保障所有公民受益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确保每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3、行政公产的作为公益产品对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很多人常把工资收入的增加等同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公物供民众免费或低费使用，或者降低许可用公物的收费标准，那么即使工资收入不见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也在提高。这本身就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增长，且这种增长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公物对于实现社会的分配公平，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确保所有的公民尤其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4、行政公产的恰当规制有利于控制行政权的滥用，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我们总是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却因为行政公产的管理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以及所有权主体的虚位，管理主体的职责不清等原因，“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公有财产谁都可以侵犯，而不需承担太大的责任，例如国有资产流失、政府采购中的黑箱操作、土地资源的浪费、桥梁豆腐渣工程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无不隐藏着权钱交易的黑幕。

5、行政公产的合理管理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公产的效益。

行政公产的设定，以公共行政目标的实现为价值目的，以公共使用的目的为其前提，这种公共使用是公众直接使用。行政公产的有效管理是一国公民的福址所在。现代社会行政公产外延的不断扩张，也正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共利益。

四、行政公产问题之症结

回顾我国的现状，由于长期以来行政法学届对行政公产制度的忽略，因而使行政公产的失范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行政公产的设置问题上（突出表现在政府采购公物的过程中），由于公产利用人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缺矢，以致“豆腐渣”工程泛滥，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威胁。如1998年九江防洪大堤在洪峰到来时不堪一击以及重庆綦江虹桥的垮塌就是公物设置问题上的典型例子；在行政公产的管理方面，管理机关职权职责不清以及渎职的普遍现象，也酿成了一例例触目惊心的惨剧，如内蒙古丰镇二中教学楼垮塌而致21位学生死亡的惨案，某地地下水道的顶盖超出地面一段距离因未设置任何警戒标志而致多人伤亡的教训，无不控诉着行政公产管理的混乱。在行政公产的利用方面，由于监督机构的空白或不明，以致一些机关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不断的践踏法律，滥用权力，使得公物利用人的基本权利更本无法得到保障。而更为可笑的是在行政公产的保护方面，由于缺乏对破坏公产利用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的法律依据，公产管理机关采取的罚款等制裁措施就必定会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其一旦成为被告，就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所有的这一切无不与缺乏相应的行政法规范有直接关系。而对行政公产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对行政主体管理行政公产进行规范，完善相应的行政公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从而为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等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为社会大众更好的利用行政公产予以保障。

五、解决症结之办法

通过对行政公产学理上的考究以及对以上行政公产诸多问题的症结分析，惟有制定一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包括实体和程序规范），才能在实现行政主体在行政公产领域的活动法定化、规范化、合理化的基础上，最终得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程度，行政公产效益的最佳发挥。以下是对《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初步构想。

第一章总则

在总则中首先明确制定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的目的：为保护及整理行政公产，充分发挥行政公产之效能及维护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制订本法。其次，必须规定行政公产的概念和外延，外延可以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以保证外延的周延性。再次，规定行政公产的种类。当然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行政公产的不同分类。然而法律的规定不是学理的探讨，无须一一囊括。只要把最有意义，最具实用性的分类予以规定即可。如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可将行政公产区分为公有公产和他有公产两类，因为这两类公产由于所有权的不同其获取程序和管理手段也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将其列明。

第二章行政公产的设置

由于行政公产存在公有公产和私有公产两种不同的种类，因此其设置程序也应有不同。公有公产的设置有如下三种情形：<1>基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而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行政主体通过制定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而将某一财产设定为公有公产。如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2>以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指公产的设定、变更、废止，皆由行政机关就具体事件，作出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且其所针对的相对人并非特定，但依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可予以确定的行政行为而设定公有属性的财产。<3>以默示或推定方式所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指公产的设定可由一实际的事实行为而予以设定，无需法律行为的作出。例如，某县人民政府决定建造一座跨江大桥，这并不需将桥提供给公用的形式上的宣告，因为桥梁建造行为的本身已清楚地明示将桥给予公用。这一种方式往往是通过政府采购程序来完成，我国已于2002年制定了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因此可以以准用的形式来规范公有公产的政府采购设置。然而由于《政府采购法》只规定了供应商的质疑和投诉程序，而并未赋予与行政公有公产有利害关系的公众相应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在行政公有公产的设置过程中应规定专门的条款赋予其实际利用人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可以采取听证会或听取意见等方式。至于私有公产，指的是虽然所有权归私人所有，但由行政主体支配管理的私有之物，是行政主体为达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依法律规定，按一定的法律程序，对私人财产取得他物权，使用私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以求公共行政目的的实现而所支配管理的财物。如公用地役权的土地。可以借鉴严格的行政征用程序。

第三章行政公产的管理

由于现行的条块分割，各司其职的行政管理体制，再加上行政公产管理机关职权职责不清以及普遍的渎职现象造成了一些有利可图的公产大家都争着管，而另一些无利可图的大家都不管的恶性现象。因此在本章中对于行政公产的管理机构、职权职责以及管辖规则均必须予以明确。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公产的主体的复杂性和种类的多样性，应该在国务院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行政公产管理办公室（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各级行政公产管理办公室）对行政公产进行综合管理，其可以直接管理，也可以督促、监督各具体部门的管理工作。这样也确保了行政公产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直接职权包括行政公产的改建、维护、修建与灾害恢复、制作、保管行政公产的底册，行政公产邻接区域的公用限制等都应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中予以规定。由于目前大多行政公产分别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如水资源由水利部门负责，环境资源由环保局负责，道路资源由交通管理局负责等，且各地的行政机关往往又各自为政，因此很容易导致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泛滥。而现有的体制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由一个专门的综合机关来行使管理、督促、监督之责有利于解决上述流弊，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公产的效用。

第四章行政公产的利用

行政公产的核心要素是以公用为目的，因此可以说行政公产的利用是与公民的生活最为切近的领域，其地位可见一斑。在本章中必须规定行政公产的利用原则、利用方式及有关收费问题。1、行政公产的利用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不违背公共使用使命和行政公产的管理规则；二是公产使用权利不稳定原则；三是充分发挥使用效能原则。2、行政公产的利用方式：一是自由使用。指一般公众无需对行政公产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可以直接使用。主要针对一般的公共公产，如公路、公园、博物馆等。二是一般许可使用，又称临时特别使用。指当事人经过法定的许可程序后，获得的超出自由使用范围使用的权利。

三是特别许可使用，又称继续特别使用。具体指公共公产原则上供一般公众使用，但使用人在经过公共公产管理主体特别许可后，得为特定使用的权利。3、行政公产使用的收费。为发挥行政公产的最大利用效益，就必须保护公民最基本的免费利用权，使公民成为行政公产的真正受益者。因此，对自由使用的行政公产，应以免费利用为原则，收费为例外。且例外只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形：防止出现拥挤效应或是为了收取管理成本。但这种收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所收取的费用，原则上也只能用于建设更多的行政公产之用，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一般许可使用和特别许可使用一般不适用免费原则，收费标准的制定与收费期限的确定必须合理权衡投资者与利用人的利益，且必须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最终的结果也必须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在相关场所予以公布，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五章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一部法律是否完整的关键，也是确保法律能够真正得以贯彻落实的保障。因此违反行政公产管理和利用等规则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本章法律责任的规定必须包括行政主体违法和公产利用人违法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违法的情形应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产利用人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后也应赋予其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具体违法情形则包括行政主体在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收费等方面贪污腐败、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违反程序或不作为等，利用人破坏行为，拒不缴纳费用和不服管理等行为。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应该多元化，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民事责任主要用于利用人过失损毁行政公产和行政主体由于行政公产（特别是共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等。行政责任主要是指行政主体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及利用人故意破坏公产或拒不缴费等所应承担的责任等。而刑事责任主要是行政主体贪污腐败和其他严重违法行为所应接受的制裁。当然，这些责任并非都是单一的，他们之间也存在交叉情况，如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交叉如利用人故意破坏行政公产，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交叉如重大工程责任事故罪和对利用人受损的赔偿责任。

以上只是对《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制定的初步设想，但是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尽快制定一部有关行政公产的管理法规已非常有必要并十分迫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9].”所以说虽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却因为公有财产的管理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以及公有财产所有权主体虚位等原因，“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公有财产谁都可以侵犯，而不需承担太大的责任。因此，制定一部《行政公产基本法》来规范和控制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与利用行为，从而使行政公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日）田村悦一。《公物法总称》[A].雄川一朗等。《现代行政法》[C].有斐阁昭和59（1985），p239.

[2]刘军宁。《产权与文明》[J].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P77.

[3]梁凤云。《行政公产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6月5日。

[4]李震山。《行政法道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P123.

[5]（日）原龙之助。《公物法》[M].有斐阁[M].日本：昭和51年（1977）。

[6]李砾，王丹。《行政公产理论问题研究》。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

[7]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M].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理论问题范文篇2

一、有效市场假说(EMH)

简森1978年把有效市场定义为:对一组信息Qt,如果根据该组信息从事交易无法赚取到经济利润,那么市场是有效的。1

EMH理论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作出反应。税收是会计变动唯一可引起的现金流量效应。在没有税收条件下,会计程序的变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EMH预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计量。

EMH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来作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会总是被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作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甚至在某企业特定的会计程序不为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运用的会计程序作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该会计程序将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程序作出不偏倚的评估。

总之,EMH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倚的股票价格。

二、实证会计理论(PAT)

P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2

1.分红计划

假设在做出“管理人员在某个分红计划下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

2.负债权益率

假设在做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的假定之后提出该假设: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

3.规模假设

在做出“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大假设。简言之,PAT认为确实存在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

三、经济后果理论(ECT)

史蒂芬·杰夫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文章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3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斯考特(Scotc,WR.)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证券市场启示如何,会计政策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观念。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matter)。4

经济后果的出现,照斯考特的观点,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们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斯考特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一项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由于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的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并且经济后果观念与现实情况相符。

总之,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

四、评述

一般认为,EMH与ECT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是两大对立学派。EMH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证券市场能自发调节形成洞悉一切的无偏见的股票价格;而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影响企业价值。而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更倾向于ECT。笔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幕信息等问题的存在,信息成本不为零,故而股票市场尚未具备看穿企业价值的能力。

五、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EMH理论认为,既然会计政策选择并不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给企业管理人员留有一定的余地,不必过分限制管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供数个备选方案。

PAT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使得企业的契约成本最小化的整体需求,不是坏事情,准则的统一性不应太强,应保留一定的余地,避免日后重复签约的巨额成本。

理论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价值；效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经受住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而加强法治建设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予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三）从实践价值的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如下功能：首先，立法准则的功能。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民法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先，再以其为准则制定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因此，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其次，兼具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的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应自觉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法官此时可以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再次，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确定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无论法院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也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不能从现行法获得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理论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宪法学/学术理论

【正文】

一、应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认识

1.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无不将其争得的民主政治制度化，也就是说，有了政权，就有了这个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掌握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占统治地位，掌握政权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民主的性质，或者叫民主的阶级内容。

2.任何民主都有其特定的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国家多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实行三权分立制和多党轮流执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我国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民主的内涵很丰富。如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协商、民主方法、民主作风等等，是对于作为政治制度民主一词的借用，有广泛听取意见，共同研究决定问题的意思。

二、法制是国家上下一体依法而动的一种有序状态

1.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在两种民主的基础上，也有两种法制，即资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决定法制，而不是相反。

2.法制是民主的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关系简单化，形成为两大阶级对垒，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内部关系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统治阶级成员一律平等地决定国家制度、管理国家，并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平等管理国家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平等管理国家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怎么个平等管理呢？就是这个阶级成员共同到一起，人太多就派代表到一起开会，经过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些都可以接受的条条，这就是法律。然后大家一体遵行，并强制被统治阶级遵行。这是法制，也是民主的实现。

3.法制一经产生，同时又成为民主的保障。对掌握政权的阶级的地位予以肯定，对其实行民主的形式予以规范，对于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这就是法制对民主的保障。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掌握政权的阶级实行的一种治国方略

1.依法治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立以后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崇高目标，首先是夺取政权，然后用自己手中的政权作为工具率领和组织本阶级同人民一道去实现自己的纲领。新中国成立后，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实现几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繁荣富强，几经实践与抉择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最后终于走到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来。

2.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仅是享受某些经济、文化和社会保险等权利，而是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是空的，就得不到保障。

3.使整个国家的组织和活动法律化、制度化，使之不致因领导人的改变，或者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从而使我们国家能够稳定而不间断地组织人民去完成每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任务。

四、法律至上的提法值得斟酌

1.国家权力有主权性特点，即国家权力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二者不可分割。法律作为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它可以体现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但不是法律自身的至高无上。当形势发生变化，法律不再能体现国家权力的需要时，就要对法律进行修改或废除，以至于制定新法。由国家立、改、废的法律比起它的母体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它自身不存在至高无上，宪法亦然。

2.把依法治国解释成为依法治吏、治权应分析。为了更好地治国，要治住反动势力、反社会势力和其他社会渣滓；为了组织人民的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同时必须进行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这是为了更好地依法治国，但不是依法治国的全部内容。法和国家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官员实现对反动势力的专政，而不是首先为了对付自己的工作人员。不能用法律与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矛盾取代社会上阶级矛盾和斗争。

3.主张法律至上的人往往拿出ruleoflaw作根据。对于英文的这个词日本人翻译为法的统治，内含着法大于国家意思，并不科学，是自然法学派观点的凝结。没有国家怎能有作为意志反映的法呢？

五、宪法监督的实质就是宪法实施的保障

1.宪法的实施有前提条件：政治前提是采取民主制的形式实行统治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济前提是消灭经济强制，即超经济剥削，取消了人身隶属和人身依附。有了这两个前提，宪法的形式不完善，亦可实施；如英国是不成文宪法。没有这两个条件，有了宪法的名头，也徒有虚名，如旧中国反动统治时期搞的伪宪法。改变这两个前提的性质，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易位，工人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宪法的性质也就改变了，于是产生了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也要这

两个条件，是更彻底的两个条件。在具备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谈监督。

2.世界上有两种宪法，也有两种宪法监督。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即所谓的司法监督。由联邦法院裁决是否违宪，并决定违宪行为和法律的存废。这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其他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同时有权罢免他们；它又是最高立法机关，有权修改宪法、解释宪法和撤销其他法律。因此，如果发生违宪的是其他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常行使职权过程中即可解决，可以说关于违宪问题在我国基本制度的设计中就已经消化了。它比资产阶级的作法优越很多，根本用不着他们的那种司法审查。

3.也许会有人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违宪怎么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好比一个母亲，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它的儿孙，母亲要改嫁，儿孙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制定54年宪法时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何况全国人大可以修改宪法，它又何必违宪呢？

4.宪法实施的根本保障是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只有通过普通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其他法规才能落实到基层；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只有通过国家的各种分章程才能规范整个国家工作的全面运转。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就使宪法的原则规定生根长蔓，深入和覆盖全部社会生活，使法制这棵大树根深叶茂。这是宪法的实施，也是法制的完善。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就是为了更好实施宪法。

六、法的阶级性就是法为谁服务的问题

1.讲辩证唯物论的特点时，说它公开申明为工人和劳动人民服务，就是它的阶级性。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为制定它的阶级服务。讲的这个道理没有过时。统治阶级就是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阶级。我国法律所反映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意志，也仍然是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当家作主的一个阶级群体。时至如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依然是真理。

2.阶级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种极端，不仅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和一切现象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是全部表现为外部对抗的形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现代的法律具有阶级性，这是肯定的，不能再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阶级性。

3.中国几千年有阶级斗争，世界各国大都有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是很激烈

的。试看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天天在造，分化、西化中国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激化。例如，取缔等等怎能说与阶级斗争无关？当然，不可以简单化，实际情况有各种矛盾的掺杂，要做具体分析，更要注意方法。但是阶级分析方法不应当过时。作为共产党员和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工作者，脑袋里总该有根阶级斗争观念的弦才是。

七、应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法的关系

1.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较为公平；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较有效率。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性质上的区别，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2.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与什么样的制度结合，就是什么性质的，可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决定法的性质的是市场经济所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也属于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范围，但它只能决定法的形式特征，如覆盖领域、介入生活的程度、调整方法等，而决定不了法的本质。不能把市场经济体制中契约自由看成决定法的本质、法的精神、法的灵魂和中枢神经等，那样就把法的真正本质掩盖起来了。

3.我们由计划经济通过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对于法的要求有很大的强化，法的作用有很大改变，而且日益推动法制建设的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一块，使法总是无法到位。那时制度和体制不分，体制中的问题往往被看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冲突，因而动不动就产生政治性的违法犯罪；那时通过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面很窄；等等。实行市场经济以后，这种情况有很大变化。但是法的本质并没有变，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意志的反映，作为人民意志的反映的这个本质并没有变，这一点应当认识清楚。

4.在市场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规律依法进行活动。要把法人财产权，主要是经营权与出资人所有权分开。不能说进入市场的公有财产，就自然地成为私权。那样岂不把国家和集体出资的公有财产在社会上抹掉了嘛！市场上契约自由中的意思自治也并非就是私的。它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实行，否则也是不行的。

八、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不是权力制衡而是各有所图

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分工合作的形式，是出自于

协调其阶级内部关系，实现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外侵略的需要设计的。在对外方面，我们已深有体会。如日本国会反华势力占不到优势时，可以到法院去搞光华寮事件，再不行，又到行政机关文部省利用教科书否定其侵略历史。所以说，三权分立只是其国家机关划分职权的形式，各有其用。

2.所谓“制衡是三权分立的精华，可制约行政专横，保障人权不受侵犯”，这种说法对吗？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权是保障资产阶级人权的最有效手段，早期的夜警国家就是为资本家看家；后来介入经济生活则是为集体资本家看家和保证利润。劳动者的所谓自由、平等权利只是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且延伸到全世界。总之，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司法赋于并保证资本家的人权，并不是行政权侵犯人权，立法和司法保证人权，似乎行政权与立法和司法是矛盾双方，那样就把资产阶级国家和法所内含着的阶级矛盾掩盖起来了。

3.所谓“三权分立以权制权可以防止腐败”，更无从谈起。菲律宾、韩国等国家都实行这种制约制度，那里没腐败吗？在台上时的首脑，下台后很快就成为国贼而受到追究。俄罗斯由原苏维埃制度改为三权分立，防止了腐败？原国民党实行的是五权分立，没有腐败？

4.我们现在是存在腐败的问题，但药方不是实行所谓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腐败的根源不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而是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残存所致。只有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使官员权钱交易得来的钱无处可放，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使钱多了用处不大，就可以减少腐败，以至于最后消除腐败。有人说权可谋私，钱能通神，这种人性自私论是片面的。要看这个权和钱抓在谁的手里？权在焦裕禄、孔繁森手里，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钱在雷锋手中，它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条件。反腐败不仅不能改变我们的制度，而是要改善和完善我们的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反腐败的力度，定然会见到效果的。九、人权，这是一个被搞得很混乱的问题

1.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从资产阶级开始对于公民权利的称呼。它有两个对立面：一个是反封建，反对封建王权和地方特权，争取资本家的投资自由和平均分配利润的权利；另一个是欺骗和压迫无产者。它反对封建的人身依附，使无产者能够自由签订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财产权在资本家手里是最基本的人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平等、自由权利也给无产者，而那是受剥削的权利。因为工人阶级也有了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所以叫人权嘛！

2.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有自己的人权，而且是更高水平的人权。这就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也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组织自己的国家机关为自己服务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更广泛的公平的真实的人权，比起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权优越的多。虽然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水平还不很高，但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3.还有国际上的人权是怎么回事？二战期间资本主义出现返祖现象，产生了灭绝人性、蹂躏人权的法西斯主义，不仅矛头指向社会主义，而且威胁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所以产生了国际上维护人权的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参加国际人权运动，是其反封建一面的延伸；但同时它又搞人权外交和人权霸权，干涉别国内政，则是其欺骗、压迫工人阶级的一面向国际领域的延伸。而我们则一方面同他们采取国际人权统战政策，它反封建，我们也反封建，而且比他们彻底，同时在经济政治方面也可以广泛地合作。对于其欺压工人阶级的一面，我们在国际领域则要联合世界人民揭露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反对人权霸权、反对借口人权实行侵略。

4.人权问题和三权分立，是国际反动势力从政治制度上对我们搞西化政策的两张王牌。他们已经叫喊几百年，所谓没有人权保障和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就没有宪法，影响很广、很深。这是他们的宪法，我们管不着；我们的宪法与他们的不一样，以经挤建设为中心，规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他们也管不着，要坚持社会主义宪法的原则，不为其所动。彼我之间的人权理论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一定要心里有数。

十、主权表现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二者不可分割

1.主权是国家权力的特殊属性，国家在谁手里，就是主权在谁手里。人民有了国家权力，掌握了国家主权，就有了反映人民意志，规范社会秩序的法，也才有人民的权利，才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

理论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价值；实体；计量；分配’

自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运用笔者获得有关经济学的新认识，并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

据资料，在西方其他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现存唯一的价值理论。此外，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其主要目的是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锻造武器。但是，我们早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研究价值理论?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这一现象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也可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在计划经济中，“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而也就不需要价值理论(社会生产计划和消费品分配可直接计算劳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只要有供给、需求、价格、成本、利润等范畴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允许那种可能揭露资本剥削秘密的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它既是市场经济，劳动还必须异化为价值，因而需要研究价值理论；它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掩盖资本剥削的秘密，因而深入探讨价值理论没有任何顾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央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意义。

显然，在今天。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其目的主要不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如何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不研究劳动者的劳动，不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组织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此外，即使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也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只有知道资本剥削的秘密，我们才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及其剥削的某些合理性，并使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因此，研究和完善劳动价值论，决不仅仅具有抽象的意识形态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意义。我们不能就“价值”谈论价值，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时代来研究价值理论，而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价值理论，应当把“价值”概念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这个系统中来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获得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意义因而是真正科学的价值理论。

二、价值实体

研究价值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价值实体?关于此，笔者有如下三点答案。

(一)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内涵。的确，对交易过程稍作考察容易看出，人们所交易的实物是商品和劳务；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被称之为使用价值亦即效用。这里似乎存在如下逻辑推论：“实物”可理解为“实体”，“交易的实物”即等于“交易的实体”；此外，交易就是价值交换；于是，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等于价值实体。然而，上面的推论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是“交易的实物”，这没有错，但它们只是价值表现；而“交易的实物”的背后是劳动过程，是活劳动的耗费，只有耗费在商品和劳务中的活劳动才是价值实体。我们不能将“价值表现”的“实物”，误认为是“价值实物”亦即“价值实体”。

把商品和劳务亦即使用价值或效用当作价值实体，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大家知道，各种商品、劳务之间的比价是经常变化的，如果将商品和劳务亦即效用当作价值实体，那么势必得出结论：价值实体是变化无常的。这样，也就取消了“价值实体”这一概念，从而取消价值实体的理论研究。一些学者也许会说，如果现实中真的没有“价值实体”这一事物，取消价值实体理论研究又有何妨?对此，笔者的回答是：现实中“价值实体”这一事物是存在的，价值实体理论研究是不能取消的。如果认为现实中不存在价值实体，那么只能认为现实中的交易价格及其变化纯粹由供求关系决定，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过程中的关系只有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只有调节供求关系一种途径。结果怎样呢?西方经济曾一度陷入全面的滞胀就是证明。须知，促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决不是仅仅调节供求关系就可以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然而，要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就必须深入研究价值实体亦即深入研究劳动及其过程，从而构造科学合理的价值实体理论。

显然，效用即使用价值包括资源(土地、生产资料等)。因此，确立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包括否定价值实体是资源。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资源也是价值实体。这是又一个误区。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化解成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化解成本的劳动是价值实体之一。显然。成本包括投入的资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带来成本节约，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但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这里的“配置”应理解为动词，于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一种劳动。由此可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并不能也没有证明资源是价值实体，而只能证明活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种活劳动)是价值实体。

(二)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外延。马克思说过，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今天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实体外延的划分太窄了，必须加以扩展，这几乎是当今学界一致的认识。关于此，笔者的观点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创造价值，都是价值实体的外延。具体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大类：

第一，生产价值的劳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和为生产商品直接服务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的劳动大体相当。这部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而必须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这没有什么疑问。

第二，化解成本的劳动。所谓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将化解成本的劳动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其正确性可由成本化解理论和对“生产价值的劳动”这一概念加以逻辑引伸来证明：拙文《成本化解初探》证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都是在对生产成本的化解过程中生成的，它们都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替代，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所化解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最终都是生产价值的成本；此外，显然有：化解生产价值的成本等价于生产价值，化解生产价值成本的劳动等价于生产价值的劳动；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应当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

第三，保护价值的劳动。保护价值的劳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二是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显然，对已创造出的价值，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就会灭失，因此保护价值等价于生产价值。此外，保护价值的劳动与化解成本的劳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就此来说，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就是一种化解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劳动。其区别在于：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即使将“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这一点略而不论，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仍有存在的必要。正因为保护价值的劳动具有独立性，因此我们将其列入价值实体外延的第三个大类。

上述三大类劳动，不仅包含了一产、二产和三产等人们常说的三大产业的劳动，而且包含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劳动、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劳动，甚至还包含军队、警察等被称之为“暴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因为这些劳动或者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或者是化解成本的劳动，或者是保护价值的劳动。对此。一些学者可能有异议。尤其是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压迫人民的工具。难道他们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吗?我的回答是：阶级压迫(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是在人群分裂为利益集团的社会阶段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因而也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只不过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暴力机关不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更是保护价值的手段；此外，笔者并不否认，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掠夺人民的工具，但这最多只能证明这类劳动有负面作用(正因为此，本小节的标题有“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这个限制词)，然而又有哪类劳动是没有负面作用的?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暴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应列入价值实体外延范围。

以往理论认为，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种说法会导致逻辑悖论。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条件。于是，在价值生成的作用上，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资本没有区别；于是，如果认定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掠夺，那么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参与价值分配也是掠夺!——这就是悖论。我们必须论证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不仅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我们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化解过程与规律，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形态——组织生态及其演化过程，我们也就证明了这部分劳动就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这样，我们就可能构造科学的、逻辑一致的价值实体理论。

(三)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如果说前两小节是从“质”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那么，本小节就是从“量”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许多学者著文，把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成是价值实体的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笔者的观点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一些学者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实体的量，往往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作为根据，对此笔者有异议。马克思写道：“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这里马克思明确说“‘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本意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诚然，马克思也提到“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从计量技巧角度说的，而不是从“价值实体”角度说的；作为技巧角度的计量，只能计量有形的东西亦即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劳动时间当然是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但价值实体的量还有其他多种表现。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唯有劳动量才是价值实体的量，其他一切量(包括劳动时间)都只是价值实体量的表现。

本节第一小节，已经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但那是从“质”的角度来强调的。这里，我们再一次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这是从“量”的角度来强调的。因为只有从“量”的角度将“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区别开来，我们才能获得科学的价值计量理论。综观学界对价值问题的讨论，争论最多和最不成熟的就是价值计量理论。其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原因不在“价值计量”，而在“价值实体”，只有弄清“计量什么”，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计量”。须知，价值实体的量只有唯一的一种即劳动量，但价值实体在量方面的表现则有多种，正因为此，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三、价值计量

价值计量是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难点。只有深入研究价值计量理论，才有可能真正确立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才能将劳动价值论真正应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价值计量悖论及其启示

在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进行探索中，笔者发现一个悖论，可称之为“价值计量悖论”，表达如下：一方面，顾名思义。“价值计量”是对“价值实体”进行计量；但是，另一方面，在逻辑上，“价值实体”不可计量。这一悖论包括对立的两个论点。其中前一个论点直接从概念本身引出，因而用不着多作解说，需要说明的是后一论点。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中，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此在计划经济中也就不存在价值计量(只存在劳动计量)。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显然，“劳动异化为价值”这句话表明：价值不可用劳动量来计量(否则劳动也就没有异化)；且，劳动量=价值实体的量；于是，结论必然是：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显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涵盖了现存的所有经济形式，而我们证明：在计划经济中，不存在价值计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于是，悖论中的后一个论点得到说明，上述悖论成立。

应当指出，价值计量悖论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科学史上，悖论的出现往往是科学发现的先导。这里的原因在于：有些悖论是假矛盾，其看似对立的两个论点之间往往存在可以游刃的缝隙——这一缝隙可能就是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的途径；而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那么离解决问题(亦即做出科学发现)就不远了。容易看出，上述价值计量悖论两个论点之间也有一缝隙，那就是：“价值实体不可计量”并不否定“价值实体的表现可计量”。于是，我们获得了价值计量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区分“价值实体”与“价值实体的表现”，通过计量“价值实体的表现”从而间接计量“价值实体”。

那么，价值实体的表现有哪些?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又有哪些?考察现实的市场交易不难看出：价值实体可表现为各类商品，可表现为各种劳务，甚至还可表现为政府所生产的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的公务，如此等等。总之，一切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劳务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至于说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亦即上述商品、劳务等等的量，那就更复杂了。例如，商品量的单位，有的用克(重量单位)，有的用尺(长度单位)，有的用立方(体积单位)……又如，劳务量的单位，有的用时间(计时方式)，有的用其他单位(计件方式)……此外，无论是商品的量还是劳务的量，不仅有数量的要求，而且还有品质的要求；不仅有内在品质的要求，甚至还有外在包装(包括从事劳务的人的特殊穿着)的要求。上述种种，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由此，我们也就证明了上一节的论断：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价值规律做点讨论。以往，价值规律被表述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其所以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称之为价值规律，是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毋庸置疑，价格当然是价值即价值实体的表现，但是，如上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决不止价格这一种，因此价值规律也就决不止“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一种表达。于是，可以将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对应“价格”，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二种表达：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价值表现)围绕价值(实体)波动；也可以将上述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对应“价格”，又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三种表达：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围绕价值(实体的量)波动。——这样，价值规律就不是单维度规律，而是三维度即立体规律。

(二)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上所述，价值的表现及其量是如此丰富复杂，因而价值计量也是如此丰富复杂。那么，这如此丰富复杂的价值计量，现实中又是怎样实现(操作)的?在这方面，契约经济学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答案。

据资料，“契约经济学是近20年来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主流经济学最有前途的研究突破方向之一”。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显然，交易活动的实质就是确定被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比价，因而交易的本质是价值计量。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都看作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是肯定任何一次价值计量都是一种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契约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前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是丰富复杂的，因此，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然而，“契约是一种合意……所谓合意是指，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显然，从价值计量角度来说，所谓“意见一致的状态”，就是对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的规定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任何一次契约的签订都是一次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只有这样的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才能适应丰富复杂的情况，因而才是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前所述，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价值计量不能分类、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当然，前面已经肯定，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是也只能是契约方式，这就是说，价值计量的分类实质就是契约的分类，价值计量的规律实质就是契约过程的规律。关于此，契约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就分类来说，契约可分为商品交易契约和劳务交易契约。可分为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可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现代契约……如此等等。就规律来说，有所谓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信息筛选模型、事后的道德风险模型……如此等等。

价值计量的方式亦即契约是发展的。据契约经济学的考证，人类经历了原始人(史前社会)的契约、古典式契约、新古典式契约和现代契约等发展阶段。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的发展，根源于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促使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比价、价值计量工具和技术以及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从而迫使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发生变化。

(三)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

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契约签订和履行的制度环境。尽管“契约是一种合意”即“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但是，任何一种契约都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甚至“当事人的意见”本身也隐含着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市场上的交易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物质商品本身，而是依附于这些商品的权利。然而，权利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受到习俗、道德、信仰等意识形态影响，由当事人签订的契约必然体现着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制度环境也是价值计量理论需要研究的内容。”

四、价值分配

价值分配是价值理论的应用和归宿。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见，探讨价值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分配与其他价值活动的关系

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学界提出并讨论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据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称之为“分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两个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在因果关系层次上联系在一起”，价值分配不能由价值创造来决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被称之为“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统一起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与理论，必须有其相对应的价值理论”。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显然，如果“分离论”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无所谓按劳分配，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通过研究劳动价值论来改进和完善价值分配政策；如果“统一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实中就只有价值计量而没有价值分配，理论上也就只需研究“价值计量”而不需要研究“价值分配”。本文下面的研究将证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有关系，但那只是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有一个桥梁)；这样一种间接关系的性质，既有“统一性”也有“分离性”。由此可见，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其错误首先在提出的问题(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本身，正因为提出的问题本身不正确，其对问题的回答就不可能正确。

实践表明，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因此，与价值分配有直接关系的不是价值创造，而是价值计量。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与价值创造不同，价值创造的主体只是活劳动，但价值交易则不限于活劳动之间交易，还有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正因为此，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没有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才有直接关系。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其所以需要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这一座桥梁，其原因正在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因为劳动异化为价值，才有物化劳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才需要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一句话，才需要建立与价值创造理论、价值计量理论相区别的价值分配理论。

(二)价值计量中的矛盾

既然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有直接关系，那么，确立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就应当对价值计量作更深入的考察。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价值计量过程中至少存在三大类矛盾，这三大类矛盾及其解决，决定着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

第一，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本文第一节已经说明，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包括生产价值的劳动、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此相应，这里的“产业”是广义的，指包括上述三类劳动在内的所有行业。市场经济是分工协作经济，分工产生各个产(行)业，通过市场交易(价值计量活动)各个产(行)业实现协作。大家知道，被交易商品I(劳务)中的价值量是指物化在商品(劳务)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因此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生产的商品活劳动含量少，因而物化的价值量也少。在市场经济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迫使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的价值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转移。显然，所谓“转移”就是被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这种无偿占有最终(或大部)是资本所有者占有，但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劳动之间的交易过程即价值计量过程——这就是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二，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关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做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本文不可能再说什么。近年来，笔者发现，人类生活方式是迂回生产方式，这一方式发展到近代已进入自我完善阶段(完善的标志是人类原则上退出直接生产过程)。逻辑分析表明，迂回生产方式要自我完善，必然要求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资本是价值增值的价值，因而是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的天然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资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存在资本，那么也就必然存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存在资本对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偿占有现象——这就是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计量比例，只能通过变化不定的市场交易确定，并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因而是固定的指标。这就是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价值计量过程，也存在一部分劳动者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另一部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这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

理论问题范文篇6

关键词:真实性审计;审计职能;鉴证监督;合法性有效性;稽查特派员;社会审计年报审验

在目前特定的审计环境下,国家审计署提出了真实性审计的问题。真实性审计是审计机构以审查企业会计资料的真实性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并评价其经营业绩或效益的一种综合审计方法,它实质上仍属企业财务审计范畴,并有所扩展。为正确开展真实性审计,有必要研究一下真实性审计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

1.审计基本职能的再认识

（1）审计职能的内涵

审计职能,要从审计关系、审计目的、审计地位等来考察。由于审计人有审查经济活动的专门技能,审计授权人自己却无这些能力,为了证实经管资源财产人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审计授权人授权审计人对其经济活动进行检查,以代表授权人对其进行监督,并要求审计人提出审计报告。因此,审计的职能,是指审计人所作审计工作的职能。这种职能,即有对授权人方面,又有对被审计人方面。审计对于审计授权人的职能是证实,即从审计人审计报告中了解资源财产经营管理经济责任的承担和履行的实际情况,借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审计对于被审计人的职能是监督。由此可见,审计人执行审计的职能是证实和监督两种。这是审计职能的内涵。

(2)审计职能的外延

审计职能的外延,对审计授权人讲是审计人对其提出的报告,简言之,即报告。对被审计人讲有以下三种职能:鉴证、评价、建议。鉴证是对被审计人经济活动及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公允性的认识和确认。它不仅可以适应审计授权人、委托人的要求,而且可以对社会上的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有关方面提供需要的经济信息。评价是对被审计人经济活动效益性的确认。建议是被审计人如何更好地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方面提出改进的意见。上述审计职能的内涵、处延如下表所示:

审计职能内涵外延

对审计授权人证实报告

对被审计人监督鉴证、评价、建议

对于审计职能,有不同的观点,即一职能说和多职能说。一职能说认为审计只有一种监督职能。这种观点可以适应审计人对被审计人的情况,但审计人对其委托人或授权人很难说是监督职能。多职能说没有区分审计职能的内涵、外延,将所有职能并列,分不清各种职能到底是对谁而言的。

(3)对真实性审计职能的认识

真实性审计是针对以往的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政府审计的缺陷而提出来的。其所以要提出来,原因在于以往政府审计职能发挥是不完全的。先从内涵上来看。审计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为主要目的,采取经验判断方法进行抽查,不可能全面证实经济活动及财务报表,所以审计的证实职能无从发挥;对被审计人来讲,审计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审计带有预先的明显的功利目的,其经济行为不可能得到全面、系统检查,监督职能发挥的不全面。再从审计职能的外延上看。对被审计人来说,由于审计人的审计程序是不完整的,审计方法是简化的、经验式的,所得出的审计结论只能局限于被审计人违法、违规情况,无论全面的鉴证被审计人的经营活动及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其审计报告也不可能增强报表使用人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在没有全面审查经济活动及会计资料的基础上,更无从评价被审计人的经济效益;在对被审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及企业概况不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无法对被审计人提出有益的管理建议,向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提出高层次、全局性的建议更不可能。

因此,根据目前特定的审计环境提出真实性审计,从审计职能角度看,就是为了克服以往政府审计的缺陷,全面发挥政府审计的证实、监督、鉴证、评价、建议职能,更好地服务于微观的企业经济及宏观的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真实、合法、有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审计法明文规定国家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对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监督。但在具体的审计活动中,却一直本末倒置,将合法合规性审计放在首位,而置真实性这个基础问题于不顾。搞清这三者的关系对于政府审计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首先,真实是基础,是前提。财政、财务收支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再去判断合法与否、评价效益水平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真实的未必合法、合规、合理,但不真实的肯定不合法、不合规或不合理。

其三,违法违规一般都要体现在会计信息不真实上。企业违法违规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地体现在不真实性上,如企业违法、违规经营,财政资金管理与运用部门违纪乱收乱支等,但从主流上来看,违法违规主要表现在会计主体违背会计法、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财务制度的要求,大肆造假帐、报假帐,即违法违规主要表现在会计活动中违法违规,造成信息不真实,而且,违法、违纪经营及财政资金乱收乱支往往需要会计活动的配合,以隐藏其违法违纪行为,所以违法违规一般最终都体现在不真实上。

第四,讲效益必须是符合会计准则、财务通则的公允计价与表达的效益。在真实的基础上讲效益,没有真实性就没有效益可言;真实、合法对企业未必有效益,不合法可能为企业带来“微观效益”,但不真实不合法所带来的“微观效益”肯定危害社会宏观效益。

综上,真实性审计是基础,合法性、效益性审计是真实性审计的延伸、发展,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因此,我们不能超越真实性去单纯查处违法、违规,也不能超越真实、合法去评价效益性,那样只会屡查屡犯、屡禁不止,治标不治本;也不能脱离合法性、效益性审计,单纯追求真实性审计,那样无法圆满完成国家赋予审计的历史使命。

3.真实性审计与稽查特派办监督之关系

稽查特派办在我国是一新生事物,自其出现之后,就受到各方关注和议论。它在基本职能、工作方法、程序上与国家审计类似,在业务范围上与国家审计有交叉重叠,所以国家审计机关处理好与稽查特派办之间的关系对于搞好真实性审计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其关系,从而作好两者间的协调。

（1）法律及理论依据

我国审计法赋予了国家审计机关权力,明确其义务,规定国家审计有权力和义务对国有企业及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部门财务、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监督、评价。换句话讲,真实性审计是有较高层次的法律作为依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真实性审计的客体主要是国有、公有企业或部门,国家机关的真审性审计另外一个理论依据可以说是凭所有权。

国务院在1998年提出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国务院在1998年7月3日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很显然,稽查特派员制度刚刚开始,尚没有较高层次法律来界定、规范它,目前仅仅只有一个中央行政性法规来规范;但国务院作出这一决定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国家是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投资者及所有者,凭所有者或投资者的身份,国家有权对它投资的资产进行监督。

(2)职能

两者的职能基本类似。在我国审计法中规定国家审计机关有权对国有企业经济活动及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监督、评价,在1999年审计署的《国有企业财务审计准则(试行)》中,也明确提出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权,以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务收支的规定,评价被审计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处理处罚其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在《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中,也明确提出稽查特派员的职责,其中之一就是“查阅被稽查企业的财务报告、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等会计资料及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一切资料,验证被稽查企业的财务报告等资料是否真实反映其财务状况……。”由上可见,真实性审计与稽查特派员稽查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都将“真实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从这一点讲两者都具有证实职能和监督职能。

两者的职能并不完全一致。鉴证职能。真实性审计的审计报告中对被审企业经济活动及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的有关评价,既可以对审计授权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社会公众起到鉴证作用,但稽查报告直接送达国务院有关部门,并要求严格保密,所以其鉴证职能是有限的。

评价职能。真实性审计中的评价主要是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而稽查报告中的评价主要是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业绩评价,主要是要解决国有企业领导人或领导班子的问题,针对性更强。

建议职能。两者都具有在全面了解企业运行状况的基础上,向有关部门作出更具普遍性的宏观建议的职能。但在微观上,真实性审计主要是要向被审企业提出内部管理、控制方面的建议,而稽查报告中主要是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奖惩、任免提出建议。

(3)工作或业务范围

稽查特派员接受国务院指派,只对国家重点大型企业进行稽查,而国家审计机关对具有国有资本的企业都可以依法进行真实性审计。所以这两者的业务范围是不一致的。后者要比前者宽,而且前者的稽查对象实质上是真实性审计对象的一部分,这样就造成真实性审计的客体、对象与稽查特派员的稽查对象有交叉重叠。

综上,在实施真实性审计时,一定要处理好国家审计机关与稽查特派办间的关系。由于在职能上基本类似,在业务范围上又有重叠,需要处理好的就是如何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问题,以免造成重复审计或稽查以及对企业监督的空白地带。

4.真实性审计与社会审计年报审验的关系

（1）联系

两者对财务报告审查、核实、调整、确认等程序与技术方法基本相同,亦可相互借鉴,审计结论亦可相互采用、印证、补充。

(2)区别

审计职能:前者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即鉴定证明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并兼顾合法性审计及效益评价;后者的主要职能是鉴证,即在审计报告中表述被审企业财务报表真实性、公允性的程度,不评价企业效益水平,不将查处违法、违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

审计依据:前者是依法审计,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都无条件地负有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的义务。后者是依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只有接受委托人委托,并与之签订有关协议后,被审计人才有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义务。

理论问题范文篇7

一、有效市场假说(EMH)

简森1978年把有效市场定义为:对一组信息Qt,如果根据该组信息从事交易无法赚取到经济利润,那么市场是有效的。1

EMH理论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作出反应。税收是会计变动唯一可引起的现金流量效应。在没有税收条件下,会计程序的变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EMH预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计量。

EMH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来作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会总是被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作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甚至在某企业特定的会计程序不为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运用的会计程序作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该会计程序将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程序作出不偏倚的评估。

总之,EMH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倚的股票价格。

二、实证会计理论(PAT)

P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2

1.分红计划假设在做出“管理人员在某个分红计划下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

2.负债权益率假设在做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的假定之后提出该假设: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

3.规模假设在做出“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大假设。简言之,PAT认为确实存在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

三、经济后果理论(ECT)

史蒂芬·杰夫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文章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3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斯考特(Scotc,WR.)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证券市场启示如何,会计政策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观念。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matter)。4

经济后果的出现,照斯考特的观点,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们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斯考特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一项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由于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的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并且经济后果观念与现实情况相符。

总之,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

四、评述

一般认为,EMH与ECT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是两大对立学派。EMH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证券市场能自发调节形成洞悉一切的无偏见的股票价格;而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影响企业价值。而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更倾向于ECT。笔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幕信息等问题的存在,信息成本不为零,故而股票市场尚未具备看穿企业价值的能力。

五、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EMH理论认为,既然会计政策选择并不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给企业管理人员留有一定的余地,不必过分限制管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供数个备选方案。

PAT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使得企业的契约成本最小化的整体需求,不是坏事情,准则的统一性不应太强,应保留一定的余地,避免日后重复签约的巨额成本。

ECT认为,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所以会出现“第三者干预”现象,并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了。准则制定机构对这些干预会作出相应反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扩大对自身信息的披露;二是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准则的制定,为他们提供对未来的新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发表评论的机会。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困境,一方面,要保持良好的会计理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进行政治上的考虑。制定出来的会计准则是两方面权衡的结果。

理论问题范文篇8

一、有效市场假说(EMH)

简森1978年把有效市场定义为:对一组信息Qt,如果根据该组信息从事交易无法赚取到经济利润,那么市场是有效的。

EMH理论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作出反应。税收是会计变动唯一可引起的现金流量效应。在没有税收条件下,会计程序的变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EMH预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计量。

EMH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来作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会总是被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作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甚至在某企业特定的会计程序不为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运用的会计程序作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该会计程序将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程序作出不偏倚的评估。

总之,EMH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倚的股票价格。

二、实证会计理论(PAT)

P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

1.分红计划假设在做出“管理人员在某个分红计划下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

2.负债权益率假设在做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的假定之后提出该假设: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

3.规模假设在做出“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大假设。简言之,PAT认为确实存在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

三、经济后果理论(ECT)

史蒂芬·杰夫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文章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3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斯考特(Scotc,WR.)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证券市场启示如何,会计政策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观念。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matter)

经济后果的出现,照斯考特的观点,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们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斯考特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一项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由于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的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并且经济后果观念与现实情况相符。

总之,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

四、评述

一般认为,EMH与ECT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是两大对立学派。EMH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证券市场能自发调节形成洞悉一切的无偏见的股票价格;而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影响企业价值。而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更倾向于ECT。笔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幕信息等问题的存在,信息成本不为零,故而股票市场尚未具备看穿企业价值的能力。

EMH理论认为,既然会计政策选择并不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给企业管理人员留有一定的余地,不必过分限制管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供数个备选方案。

理论问题范文篇9

一、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的界限

在这里经典逻辑是指标准的一阶谓词演算(CQC)，它的语义学是模型论。随着非经典逻辑分支不断出现，使得我们对经典逻辑和非经逻辑的界限的认识逐步加深。就目前情况看，经典逻辑具有下述特征：二值性、外延性、存在性、单调性、陈述性和协调性。

传统的主流观点：每个命题（语句）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条被称做克吕西波(Chrysippus)原则一直被大多数逻辑学家所恪守。20年代初卢卡西维茨(J.Lukasiwicz)建立三值逻辑系统，从而打破了二值性原则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多值逻辑、部分逻辑（偏逻辑）等一系列非二值型的逻辑。

经典逻辑是外延逻辑。外延性逻辑具有下述特点：第一，这种逻辑认为每个表达式（词项、语句）的外延就是它们的意义。每个个体词都指称解释域中的个体；而语句的外延是它们的真值。第二，每个复合表达式的值是由组成它的各部分表达式的值所决定，也就是说，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其各部分表达式意义的函项，第三，同一性替换规则和等值置换定理在外延关系推理中成立。也是在20年代初，刘易士(C.I.Lewis)在构造严格蕴涵系统时，引入初始模态概念“相容性”（或“可能性”），并进一步构建模态系统S1-S5。从而引发一系列非外延型的逻辑系统出现，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等等出现。

从弗雷格始，经典逻辑系统的语义学中，总是假定一个非空的解释域，要求个体词项解释域是非空的。这就是说，经典逻辑对量词的解释中隐含着“存在假设”，在60年代被命名为“自由逻辑”的非存型的逻辑出现了。自由逻辑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把经典逻辑中隐含的存在假设变明显；区分开逻辑中的两种情况：一种与存在假设有关的推理，另一种与它无关。

在经典逻辑范围内，由已知事实的集合推出结论，永远不会被进一步推演所否定，即无论增加多少新信息作前提，也不会废除原来的结论。这就是说经典逻辑推理具有单调性。然而于70年代末，里特(R.REiter)提出缺省(Default)推理系统，于是一系列非单调逻辑出现。

经典逻辑总是从真假角度研究命题间关系。因而只考察陈述句间关系的逻辑，像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就被排斥在逻辑学直接研究之外。自50年代始，命令句逻辑、疑问句逻辑相继出现。于是，非陈述型的逻辑存在已成事实。

经典逻辑中有这样两条定理：┐（p∧┐q）（矛盾律）和p∧┐p→q（司各特律），前者表明：在一个系统内禁不协调的命题作为论题，后者说的是：由矛盾可推出一切命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是不协调的，那么一切命题都是它的定理。这样的系统是不足道的(trivial)。柯斯塔(M.C.A.daCosta)于1958年构造逻辑系统Cn（1〈n≤ω）。矛盾律和司各特律在该系统中不普遍有效，而其他最重要模式和推理规则得以保留。这就开创了非经典逻辑一个新方向弗协调逻辑。

综上所述非经典逻辑诸分支从不同方面突破经典逻辑某些原则。于是，我们可以以上面六种特征作为划分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根据。凡是不具有上述六种性质之一的逻辑系统均属非经典逻辑范畴。

二、非单调性与演绎性

通常这样来刻画演绎：相对于语句集合Γ，对于任一语句S，满足下述条件的其最后语句为S的有穷序列是S由Γ演绎的：序列中每个语句或者是公理，或者是Г的元素，或者根据推理规则由前面的语句获得的。它的一个同义词是导出(derivation)。演绎是相对于系统的概念，说一个公式（或语句）是演绎的只是相对于一不定的公理和推理规则的具体系统而言的。演绎概念是证明概念的概括。一个证明是语句这样的有穷序列：它的每个语句或是公理或是根据推理规则由前面的语句得出的。在序列中最后一个语句是定理。

由此可见，缺省逻辑中的推出关系比经典逻辑中的要宽。因而相应扩大了“演绎性”概念的外延。于是可把演绎性分为：强演绎性和弱演绎性。后者是随着作为前提的信息逐步完善，而导出的结论逐步逼近真的结论。

三、逻辑的数学化和部门化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逻辑学在智力图谱中占有战略地位，它联结着数学、语言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不同学科。”作为构建各学科系统的元科学手段的逻辑与各门科学联系越来越密切。它在当展中，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数学化和部门化。

逻辑学日益数学化，这表现为：(1)逻辑采取更多的数学方法，因而技术性程度越来越高。一些逻辑问题（如系统特征问题）的解决需要复杂的证明技术和数学技巧。(2)它更侧重于数学形式化的问题。其实数学化的本质是抽象化、理想化和泛化（普遍化）。这对像逻辑这样的形式科学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近一个世纪逻辑迅速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逻辑方法论的数学化在本世纪下半叶正在加速。这给予逻辑的一些重要结论以复杂的结构和深入的处理，使逻辑变得更精确更丰富。但是，由于逻辑中数学专门化已定型并且限定了它自己，所以逻辑需向其他领域扩张，拓宽其研究领域就势所必然。

逻辑向其他学科领域的延伸并吸收营养，于是出现了各种部门逻辑，如认知逻辑、道义逻辑、量子逻辑等等。我们把逻辑学这种延伸和部门逻辑出现称做逻辑部门化。

哲学逻辑就是逻辑部门化的产物，它是方面逻辑或部门逻辑。众所周知，经典逻辑演算的理论、方法和运算技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适用于一切领域、一切语言所表达的演绎推理形式。所以，它具有普遍性，是一般的逻辑。有人认为一阶演算完全性定理表明“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和数学语言来刻画的全体‘演绎推理规律’恰好就是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演绎推理规律的全体，不多也不少！”。表达一阶逻辑规律的公式是普通有效的，即是这些公式在任何一种解释中都是真的。而哲学逻辑各分支只是研究某一方面或领域的演绎推理规律，表达这些规律的公式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一领域是有效的，即是它们在具有某种条件解释下是真的。例如，模态公式(D)□P→◇P,(T)□P→P,(B)P→□◇P,(4)□P→□□P,(E)◇P→□◇P，分别在串行的、自反的、对称的、传递的、欧几里得的模型中有效。而动态逻辑的一些规律只适用于像计算程序那样的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转换的动态关系。

部门逻辑另一种含义是为某一特定领域提供逻辑工具。例如，当人们找出描述一个微观物理系统在某一时刻的可观察属性的命题的一般形式。对其进行运算时，发现一些经典逻辑规律失效，如分配律对这里定义的合取、析取运算不成立。于是人们构造一种能够描述微观物理世界新的逻辑系统，这就是量子逻辑。

四、哲学逻辑划界问题

哲学逻辑形形色色并且难于表征。在现代逻辑文献中，“哲学逻辑”是个多义词。它的涵义主要的有三种：它的第一种涵义是指关于现代逻辑中一些重要概念和论题的理论研究。例如，对于名称（词项）、摹状词、量词、模态词、命题、分析性、真理、意义、指涉、命题态度、悖论、存在乃至索引等概念及与它们相关的论题的理论研究以及利用形式逻辑工具处理逻辑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的哲学争论。它的第二种涵义是指非经典逻辑中一个学科群体，它包括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众多逻辑分支。它的第三种涵义是兼指上述两种涵义的“哲学逻辑”。

理论问题范文篇10

在现代社会，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成熟的行政公产理论指导，又没有相关立法的有效规范，使得我国的行政公产面临着一系列尴尬问题，因此如何合理有效的规范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利用等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本文试在对行政公产理论问题进行考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的设想，希望能对行政公产的理论研究与立法规范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词]：行政公产；相对可融通性；强制执行；基本人权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行政公产制度的产生、发展亦进一步彰示和透显着深层次的政治、社会背景：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行政权突破了消极作为的缚束，变得积极而主动，行政的领地得以极大的扩张，行政的性格由过去仅是消极维持秩序而变为积极的福利国家型（或称之为给付国家）行政[1].因此可以说如果私有产权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和起点的话[2]，那么行政公产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新的飞跃。虽然我国广西省曾出台了公产管理法和实施细则，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一套成熟的行政公产理论来为公产方面的立法提供指导，有关公产的分散立法模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时展的步伐。因此本文试从行政公产的概念、种类、意义等理论问题的分析入手，呼吁在加强行政公产理论研究的同时，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以较好的规范和控制公物的设置、管理与利用等行为。

一、行政公产的概念

（一）内涵

行政公产的概念是行政公产理论中的起始性问题。由于其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加上中外学者不同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此对于行政公产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法国行政法院最初系用判例和学说才采取了一个较为明确和基本一致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行政主体以下列财产属于公产：（1）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2）公务使用的财产，但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人为的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的或主要的适应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3）和公产接触的物体（包括不可分割的补充物和有益的附属物）。行政主体的财产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是公产。德国行政法学上，公物（OffentlicheSachen）是指经由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之特别规制，而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物。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公产是指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3].在我国行政公产一般是指由国行政主体所有或管理支配，直接为公用目的而使用的财产。这一概念，可解构为三个层次1、行政公产必须是在行政主体（包括授权主体和受委托主体）所有或支配管理下。这里私有财产当其用作公用时虽也属于公产，但其在某种意义上已脱离了所有人本人的控制，已由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或者通过合同方式在这种财产上设立供公共使用的使命，，并加以支配和管理。2、行政公产必须以公用为目的。这也是行政公产的核心要素，区分公产与私产的关键之所在。国有资产中有一部分是用作商业性使用，而非用作公用，此时这部分国有资产即不属于行政公产，而仅为私产。同时，公务财产作为直接供行政机关职能所用的财产也就被排除在行政公产之外。3、行政公产必须直接用于公共目的。这里就排除了财政财产，因为其是间接用于公共目的。因此本文所论述的行政公产仅指行政公用公产。

（二）外延

公产与私产的界限历来是相对的，“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公产制度，只有一个等级不同的梯形结构的公产制度”[4]，这也正说明了公产制度与私产制度的界线并非清晰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去未能纳入公产范围的私产、曾经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有体物以及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无体物，都可能逐步纳入到公产法调整的范围。因此着眼于现代社会物的多样性，行政公产的范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

一是作为传统行政公产的有体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传统行政法中，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因此，传统行政公产的范围一直只是限于有体物，而不包括无线电波之类的无体物。

二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需要纳入行政公产范畴的新型公产，如公共行政信息、无线电波、环境等。事实上，是否将无体物作为公物，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公物的典型特征。以公共行政信息为例，将其纳入公物范畴，目的就是为所有公民提供这种信息。个人和团体都有知悉或利用这种“信息公产”的权利，即通常所说的知情权或了解权。

三是因扩张传统的财产概念而相应应予以扩张的公物，例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经营许可证（如驾驶证）、公共职位、国家科研项目等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将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视同财产，以获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现象。而且将一些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例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纳入公产之中，使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产品（例如著作权保护期限已过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公民所利用。

四是因突破传统的单一静态产权而加以补充的流动中的产权，也就是所谓的预定行政公产。如动态的行政合同之债，行政机关（市政管理局）与建筑公司订立一桥梁工程承包合同，双方受此合同的约束，两者间遂产生了行政合同之债，建筑公司于桥梁的建设对行政机关承担债务，桥梁虽然尚未建成，但无庸置言，建成后将供公用，因而无疑这是一种预定的行政公产。

二、行政公产的特点

1、行政公产的相对可融通性。

一直以来，行政公产的不可融通性都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一大原则，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原则已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考察其可否融通的理论认识在于：行政公产不可融通并非其本质特征，否定或限制其融通的目的在于使行政公产符合公之目的，因而在不影响公共行政目标实现的限度内，行政公产亦可成为融通之标的物。同时也可以将行政公产分为两部分来考察：一是公有公产，二是私有公产。对私有公产来说，由于其原始所有权归属私人，只不过因为公共行政目的的需要，而由行政主体所支配、管理，在此种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较之私法上的效果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如果所有权的转移，对公共目的，无任何的妨害和影响，那么转让行为可有效成立。而对于公有公产而言，其归国家、集体或公共组织等所有，其中有些资源的所有权具有专属性（如水、矿藏）等，为国家专有而绝对不能让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型权利的出现如排污权，以及对现行公有财产的民营化设想（如苏州园林引入民营资本等）都向共有公产的绝对不可融通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然无论是排污权的设置、许可，还是民营资本的引入都必须通过行政合同等行政行为进行，而对排污权的利用、民营资本的运作同样要受到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以确保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因此，公有公产在确保公用的前提下相对可融通是较为合理的。

2、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限制性。

对于行政公产能否成为民事强制执行的标的，理论界颇有争议。在法国，行政公产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不能被扣押和强制执行。日本行政法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由于公产欠缺融通性的原因，所以当然在供公用的目的范围内，不能被扣押、拍卖，否则将妨害其供公用的目的。”而日本学者原龙之助则认为，“所有公物均可为强制执行的标的[5]”。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一概排除对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太过武断。公有公产因其公有性质，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而对于他有公产而言，只要在不妨害公产的公共行政目的的范围内，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6].但笔者认为行政公产强制执行的限制具有绝对性，即行政公产不能被扣押和强制执行。理由如下：虽然中外学者在对行政公产强制执行限制性的绝对与否上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其必须在符合公共行政目的的范围内。然而无论是民事强制执行的过程（如扣押），还是结果（如强制拍卖），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奥里乌曾经指出：“如果说公产是所有权标的，那么这种所有权尽管具有财产属性，却不得保留私产的全部特点，这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国家力量的行政所有权，它的特点是由事物的公共用途决定的，使得行政主体有义务将其保管并用于公用，因此只有在公共利益的最高要素出发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其设定的用途[7].”因此行政公产不能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的对象。

3、行政公产适用规范的特定性和保护的特殊性。

私人产权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因而其所适用的法律是民事法律规范。与私人产权相对的行政公产，以公共行政目的的落实和行政服务、福利的给予为其终极之目的，行政公产作为依附于行政权行使的物之手段，归于公法调整的范畴，应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当行政公产受到损害时，其保护亦有其特殊之处：其一，当行政公产遭到加害人的侵害时，作为行政公产的管理和维护者的行政主体即可以对侵权人直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排除对行政公产的妨害，以求行政公产的安全。《公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或个人，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分别情况，责令其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其二，与私产的法律追诉时效性不同，对行政公产的保护没有时效期间的限制，易言之，行政公产的保护以公产的完全、绝对补救为原则，不设期限规定。如我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70条对此作了如下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三、行政公产的意义

法国法律把行政主体的财产区分为公产（也称为公物）和私产（也称为私物），使前者受行政法的支配和行政法院管辖，后者受私法支配和普通法院管辖。这种做法由于有效地保障了公众自由、平等、安全、免费（或低费）利用公众用公物的权利，提高了公产的利用效率，因而对整个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的财产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公产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向服务行政、福利国家迈进的征途中，行政公产这一物的手段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愈发得以凸显。

1、行政公产作为公共产品能够较好的弥补市场缺陷、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自由。

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都面临着一个因市场外部效应所引发的私人不愿意提供公益物品而致公益物品短缺的问题。因此，由政府向社会提供保证个人经济活动自由得以实现的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大多具有行政公产的性质），就成为政府的当然职责，例如要保障贫困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国家就必须改善这一地区在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公共设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一条公路的封闭的山区会很富裕，以及这里的农民能够享有充分的经济活动自由。

2、行政公产的充分提供有利于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人群的基本人权。

有人曾经说过：“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下。吃不上饭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8].”这句话恰好指出了现代社会保障公民受益权（对应于国家的积极义务）的重要性，国家一旦忽视对公民受益权的保障，许多人尤其是穷人的自由权就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行政公产作为国家保障所有公民受益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确保每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3、行政公产的作为公益产品对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很多人常把工资收入的增加等同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公物供民众免费或低费使用，或者降低许可用公物的收费标准，那么即使工资收入不见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也在提高。这本身就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增长，且这种增长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公物对于实现社会的分配公平，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确保所有的公民尤其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4、行政公产的恰当规制有利于控制行政权的滥用，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我们总是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却因为行政公产的管理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以及所有权主体的虚位，管理主体的职责不清等原因，“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公有财产谁都可以侵犯，而不需承担太大的责任，例如国有资产流失、政府采购中的黑箱操作、土地资源的浪费、桥梁豆腐渣工程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无不隐藏着权钱交易的黑幕。

5、行政公产的合理管理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公产的效益。

行政公产的设定，以公共行政目标的实现为价值目的，以公共使用的目的为其前提，这种公共使用是公众直接使用。行政公产的有效管理是一国公民的福址所在。现代社会行政公产外延的不断扩张，也正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共利益。

四、行政公产问题之症结

回顾我国的现状，由于长期以来行政法学届对行政公产制度的忽略，因而使行政公产的失范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行政公产的设置问题上（突出表现在政府采购公物的过程中），由于公产利用人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缺矢，以致“豆腐渣”工程泛滥，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威胁。如1998年九江防洪大堤在洪峰到来时不堪一击以及重庆綦江虹桥的垮塌就是公物设置问题上的典型例子；在行政公产的管理方面，管理机关职权职责不清以及渎职的普遍现象，也酿成了一例例触目惊心的惨剧，如内蒙古丰镇二中教学楼垮塌而致21位学生死亡的惨案，某地地下水道的顶盖超出地面一段距离因未设置任何警戒标志而致多人伤亡的教训，无不控诉着行政公产管理的混乱。在行政公产的利用方面，由于监督机构的空白或不明，以致一些机关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不断的践踏法律，滥用权力，使得公物利用人的基本权利更本无法得到保障。而更为可笑的是在行政公产的保护方面，由于缺乏对破坏公产利用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的法律依据，公产管理机关采取的罚款等制裁措施就必定会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其一旦成为被告，就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所有的这一切无不与缺乏相应的行政法规范有直接关系。而对行政公产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对行政主体管理行政公产进行规范，完善相应的行政公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从而为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等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为社会大众更好的利用行政公产予以保障。

五、解决症结之办法

通过对行政公产学理上的考究以及对以上行政公产诸多问题的症结分析，惟有制定一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包括实体和程序规范），才能在实现行政主体在行政公产领域的活动法定化、规范化、合理化的基础上，最终得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程度，行政公产效益的最佳发挥。以下是对《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初步构想。

第一章总则

在总则中首先明确制定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的目的：为保护及整理行政公产，充分发挥行政公产之效能及维护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制订本法。其次，必须规定行政公产的概念和外延，外延可以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以保证外延的周延性。再次，规定行政公产的种类。当然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行政公产的不同分类。然而法律的规定不是学理的探讨，无须一一囊括。只要把最有意义，最具实用性的分类予以规定即可。如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可将行政公产区分为公有公产和他有公产两类，因为这两类公产由于所有权的不同其获取程序和管理手段也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将其列明。

第二章行政公产的设置

由于行政公产存在公有公产和私有公产两种不同的种类，因此其设置程序也应有不同。公有公产的设置有如下三种情形：<1>基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而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行政主体通过制定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而将某一财产设定为公有公产。如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2>以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指公产的设定、变更、废止，皆由行政机关就具体事件，作出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且其所针对的相对人并非特定，但依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可予以确定的行政行为而设定公有属性的财产。<3>以默示或推定方式所设定的公有公产。这是指公产的设定可由一实际的事实行为而予以设定，无需法律行为的作出。例如，某县人民政府决定建造一座跨江大桥，这并不需将桥提供给公用的形式上的宣告，因为桥梁建造行为的本身已清楚地明示将桥给予公用。这一种方式往往是通过政府采购程序来完成，我国已于2002年制定了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因此可以以准用的形式来规范公有公产的政府采购设置。然而由于《政府采购法》只规定了供应商的质疑和投诉程序，而并未赋予与行政公有公产有利害关系的公众相应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在行政公有公产的设置过程中应规定专门的条款赋予其实际利用人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可以采取听证会或听取意见等方式。至于私有公产，指的是虽然所有权归私人所有，但由行政主体支配管理的私有之物，是行政主体为达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依法律规定，按一定的法律程序，对私人财产取得他物权，使用私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以求公共行政目的的实现而所支配管理的财物。如公用地役权的土地。可以借鉴严格的行政征用程序。

第三章行政公产的管理

由于现行的条块分割，各司其职的行政管理体制，再加上行政公产管理机关职权职责不清以及普遍的渎职现象造成了一些有利可图的公产大家都争着管，而另一些无利可图的大家都不管的恶性现象。因此在本章中对于行政公产的管理机构、职权职责以及管辖规则均必须予以明确。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公产的主体的复杂性和种类的多样性，应该在国务院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行政公产管理办公室（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各级行政公产管理办公室）对行政公产进行综合管理，其可以直接管理，也可以督促、监督各具体部门的管理工作。这样也确保了行政公产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直接职权包括行政公产的改建、维护、修建与灾害恢复、制作、保管行政公产的底册，行政公产邻接区域的公用限制等都应在《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中予以规定。由于目前大多行政公产分别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如水资源由水利部门负责，环境资源由环保局负责，道路资源由交通管理局负责等，且各地的行政机关往往又各自为政，因此很容易导致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泛滥。而现有的体制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由一个专门的综合机关来行使管理、督促、监督之责有利于解决上述流弊，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公产的效用。

第四章行政公产的利用

行政公产的核心要素是以公用为目的，因此可以说行政公产的利用是与公民的生活最为切近的领域，其地位可见一斑。在本章中必须规定行政公产的利用原则、利用方式及有关收费问题。1、行政公产的利用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不违背公共使用使命和行政公产的管理规则；二是公产使用权利不稳定原则；三是充分发挥使用效能原则。2、行政公产的利用方式：一是自由使用。指一般公众无需对行政公产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可以直接使用。主要针对一般的公共公产，如公路、公园、博物馆等。二是一般许可使用，又称临时特别使用。指当事人经过法定的许可程序后，获得的超出自由使用范围使用的权利。

三是特别许可使用，又称继续特别使用。具体指公共公产原则上供一般公众使用，但使用人在经过公共公产管理主体特别许可后，得为特定使用的权利。3、行政公产使用的收费。为发挥行政公产的最大利用效益，就必须保护公民最基本的免费利用权，使公民成为行政公产的真正受益者。因此，对自由使用的行政公产，应以免费利用为原则，收费为例外。且例外只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形：防止出现拥挤效应或是为了收取管理成本。但这种收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所收取的费用，原则上也只能用于建设更多的行政公产之用，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一般许可使用和特别许可使用一般不适用免费原则，收费标准的制定与收费期限的确定必须合理权衡投资者与利用人的利益，且必须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最终的结果也必须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在相关场所予以公布，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五章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一部法律是否完整的关键，也是确保法律能够真正得以贯彻落实的保障。因此违反行政公产管理和利用等规则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本章法律责任的规定必须包括行政主体违法和公产利用人违法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违法的情形应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产利用人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后也应赋予其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具体违法情形则包括行政主体在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收费等方面贪污腐败、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违反程序或不作为等，利用人破坏行为，拒不缴纳费用和不服管理等行为。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应该多元化，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其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民事责任主要用于利用人过失损毁行政公产和行政主体由于行政公产（特别是共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等。行政责任主要是指行政主体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及利用人故意破坏公产或拒不缴费等所应承担的责任等。而刑事责任主要是行政主体贪污腐败和其他严重违法行为所应接受的制裁。当然，这些责任并非都是单一的，他们之间也存在交叉情况，如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交叉如利用人故意破坏行政公产，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交叉如重大工程责任事故罪和对利用人受损的赔偿责任。

以上只是对《行政公产管理基本法》制定的初步设想，但是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尽快制定一部有关行政公产的管理法规已非常有必要并十分迫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9].”所以说虽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却因为公有财产的管理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以及公有财产所有权主体虚位等原因，“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公有财产谁都可以侵犯，而不需承担太大的责任。因此，制定一部《行政公产基本法》来规范和控制行政公产的设置、管理与利用行为，从而使行政公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日）田村悦一。《公物法总称》[A].雄川一朗等。《现代行政法》[C].有斐阁昭和59（1985），p239.

[2]刘军宁。《产权与文明》[J].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P77.

[3]梁凤云。《行政公产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6月5日。

[4]李震山。《行政法道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P123.

[5]（日）原龙之助。《公物法》[M].有斐阁[M].日本：昭和51年（1977）。

[6]李砾，王丹。《行政公产理论问题研究》。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

[7]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M].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