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范文10篇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1

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和农业地理学家冯•杜能指出：在城市周围应根据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同来划分不同的农业类型园，才能保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使农业经营者处于有利的经营地位［5］。它划分农业区位的依据是生产地距市场的远近，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产品生产成本，按照运费多少和收益等情况来确定某种农业的适宜范围，这是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中心思想。这是在交通运输不发达、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提出来的，虽然从理论上讲有不少缺陷，但其中的区位分析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运用，对于农业科技园区的空间布局、规划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景观生态学是研究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空间结构，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的一门生态学新分支。农业资源在乡村环境属性中具有生产和生态双重属性，应被广泛的挖掘和利用。依据乡村自然景观特征，结合地方文化景观和农耕文化的发展过程，将高科技农业视为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相统一的复合景观系统，合理规划和设计科技农业园区内的各种景观体系，在景观保护与开发之间建立可持续的绿色产业发展模式。2．3景观安全格局理论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称作景观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作用。农业景观安全格局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于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中多方面元素的介入、园林绿化树种和名特优新品种等异质性的引入有助于景观稳定性的维持。

现代农业科技园规划的实践探索

现代农业科技园的规划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综合评价和考虑。首先，要从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分析，宏观层面主要指整个区域大环境背景的分析，包含经济环境、产业环境、技术预测等方面的分析，这些对于农业科技园制定一个战略性规划是非常关键的。微观层面的分析是指园区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度及园区的辐射力的预测，与之相对应的是园区主导产业的需求和供应分析，这关系到园区的正常稳定的运作和管理。其次，现代农业科技园应做好合理科学的产业规划。科技园区的产业规划主要是明确农业产业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主导产业和项目的选择上。这其实是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基础。其中主导产业的选择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凸显地区农业的特色和优势，了解其资源、市场、技术等潜在的优势。再者，现代农业科技园应做好对场地的规划—精心科学的布局。园区场地规划应立足于产业规划的内容来进行合理的布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合理的安排园区的功能布局，只有科学合理的功能区划和布局才能更好的为园区的运作提供一个安全高效的环境构架。

实例分析—以新郑市观沟农业科技园为例

目前现代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还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现代农业科技园是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和发展。因此，做好现代农业科技区的规划布局及功能定位关乎其类型未来的命运。现以新郑市观沟农业科技园为例，介绍了农业科技园规划的要点和方法。观沟农业科技园位于新郑市薛店镇，紧邻薛店镇观沟移民新村，占地面积63．3hm2。该区位交通便利，距郑州市区25km2、新郑市区6km2、镇区2km2、107国道8km2、京港澳高速公路2km2、郑州新郑国际机场5km2。同时薛店镇还拥有“六港合一”（机场、高速公路、京广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的独特交通区位优势，地理条件优越。观沟农业科技园的规划与开发紧紧围绕新品种的引种、开发和生产示范，充分利用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合理利用和开发现有自然资源，同时以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以现念为总揽，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管理为保证，创造出集生产示范、品种培育、科技培训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型高科技生态农业园区。该农业园的产业定位主要是紧紧围绕设施栽培区进行高端蔬菜生产，主要承担品种的育苗、选种、生产以及科研的综合功能。因此，该园区规划了31．3hm2的设施蔬菜生产区，约占总园区面积的一半。生产设施由2种类型组成，分别为鸟巢温室和连栋温室2种。这2种温室的搭配为设施农业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内容，同时它独特的外形设计，也大大提升了温室外观的景观效果和园区的整体特色。该产业区属于一种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同时，是整个园区的重点所在，是设施农业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定位把这部分作为整个园区的支柱产业，这是走向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生产、无毒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响应了河南省现代农业建设的号召。园区规划的整体结构为“一体、一环、七片区”。首先，依据场地地势看，整体来说北高南低，北有靠山南见来水，则丰衣足食。所谓“一体”指的是中心水体景观区，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有水的地方就有财，依水而居，则万物生息，凝财聚富。水体的形状大致由凤凰的形状抽象演化而来。所谓“一环”指的园区的主干道打通了园区的整体脉络，以道路为骨架，依据场地自然特征及功能需求对园区进行空间的围合和划分，营造出富有特色的空间格局和功能分区。园区从功能特征和景观特色上划分为园区服务中心、生态园林景观区、开心农场区、设施蔬菜生产区、露地蔬菜生产区、鲜果自摘园、珍稀园林苗木生产区设施蔬菜区：该区规划，从农业设施的选择上采取了现今较为流行的连栋温室和较为奇特的鸟巢式温室为主。鸟巢温室是一种基于仿生学的一种新型温室，它利用自然界鸟类筑巢的三角交叉法，及结合蜂巢的六角加固方式复合而成的高强度耐灾害性天气的曲面球体温室（图4）。它的发明填补了当前国内常规温室产业存在的众多技术空白，也为设施农业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内容。它以其独特的外形也大大提升了温室外观的景观效果。在空间布局上，特色鸟巢温室区主要采用了组团式的布置形式，既集中又分散，与连栋温室相互交融，整体上既能满足生产需求又丰富了景观视觉效果。场地内的温室采用了2种规格，分别为1500m2和2000m2。连栋式温室的布置主要是围绕水体来布置，与鸟巢温室遥相呼应，一方一圆，构图活泼。生态园林景观区（“丹凤朝阳”）：中心水景区位于园区中心位置，设计为狭长的流线型水体，为整个园区景观休闲的主要区域，面积约有2．7hm2据地势的变化，尽量减少工程量，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整个园区较为低洼处营造水系。水系不仅给整个园子增添了活力，同时也使整个园区显得格外有灵性。风水家认为，有水方有地，无水地不成；水，讲究来去的方位，也讲究来去的形势；弯环缭绕、清浊缓急等关系，概称“水法”。整个水体以曲线为主，神似以一只“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其总称为凤凰。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由此将水体命名为“丹凤朝阳”。水体周围布置一些休息平台等设施，从而以满足人们亲水娱乐的需求，增加了园区的趣味性。开心农场区：此区域紧邻与入口区域，所选位置从各方面讲都比较优越。占地约1．3hm2。它的设计来源于风行大陆的网络游戏“开心农场”。一块块蔬果等图案的木牌竖立田埂，每块木牌标明蔬菜品种，写有认养者姓名。地块大小规格分为30和60m2，周围风景良好，有栅栏和小型形象牌，在场地的中心部位集中设置管理用房（图5）。每到周末、节假日，人们可以前来进行农耕活动，没有空闲照料的情况，园区可以提供一条龙托管服务，让业主不出家门即可了解到菜地状况，成熟季节园区提供送菜服务，让新鲜蔬菜及时出现在业主餐桌上。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2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765(2000)03-0018-05

在的一生中，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活动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实践活动的正确性保证了其理论创造的客观性，而他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保持科学、客观，注重调查研究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注重面向社会，既重视读“有字之书”，又重视读“无字之书”。“五四”之后，在担任《湘江评论》主编时，批评过这样一种错误倾向，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进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因此，他在早期就开始倡导调查研究，他说：“吾人如果在现今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调查，及研究。”[1]（474页）

大革命前后，开始自觉地、系统地和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他先后多次到江西安源煤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水泥厂调查工人运动的情况。1925年初，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运情况，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但标志着思想的萌芽，而且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实际地倡导了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也是调查研究理论萌芽的标志。由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欠缺，此时虽已明确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并已掌握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还没有能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总结。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加深，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日渐丰富，特别是随着对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的增多，逐渐提出了一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并且开始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总结。这一过程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完成的。在这一时期，着力于农村阶级结构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调查。在井冈山时期便进行了永新、宁冈两县的系统调查。后来又作了寻乌和兴国调查。通过寻乌调查，他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结构及其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政治态度和对生产的态度，剥削农民的种种方法，得出了“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通过兴国调查，弄清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知道了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1930年5月，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全面提出调查研究理论。这篇文章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以及不注重调查、不注重实际的危害，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两个著名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标志着调查研究理论初步形成。

在前后，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的最基础的知识。”[2]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向全党提出了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强调此举为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一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不断深化，在全党推广并形成制度。其理论则上升到系统化的阶段，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有力指导。因此，的调查研究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形成了一整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系统而完备的理论。

二

的调查研究理论是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而倡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去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

1、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

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世界。早在1930年，就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3]。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4]为什么这样突出强调调查研究的唯物论原则呢？这是因为，只有客观地、本质地了解，周围世界的情况和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做到从实际出发，形成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

同样，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能动地改造世界。而要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充分利用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既看到事物的现象，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队伍。也就是说，调查研究能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现实依据，使理论指向具有客观现实性，使理论科学地、具体地并且灵活地和实际联系起来。

2、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从本质上说，调查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之一。概括起来，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特殊矛盾。认为，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周密的调查，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的国情中进行的，为此，正确分析各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方针、政策的前提，而调查研究是正确分析的基础。通过到湖南农村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大量的事实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党外右倾分子污蔑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而通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苏区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源于他对中国社会关系所作的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总之，阶级分析是调查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他在革命时期进行调查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第二，运用唯物辩证法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主张对事物既要有一般了解，也要有典型剖析；既要重视一般，也要抓住个别。特别重视对个性的典型分析，把典型分析的方法比喻为“解剖麻雀”。他说，要了解麻雀的机体，不必也不可能把天下的麻雀一一加以解剖，只要认真解剖几只就够了。要作好调查研究，也要认真地对一两个地区、一两个单位进行深入分析，以便把一般的全局了解与典型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三，要抓住主要矛盾。认为，调查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是，如果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便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本质的主要目的，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他说，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4]（25页）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抓主要矛盾的原则。“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4]（26页）

第四，把辩证逻辑运用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观察、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4]（21-23页）观察得到笼统的认识，分析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经过综合，根据事物各部分的有机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调查研究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首先，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在调查研究中最重视贯彻这一原则，认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有些人的调查则相反，他们是先有结论，然后去找材料证明这些结论。这样的调查是得不到任何正确认识的。凡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所谓调查，以及不实事求是地对所得材料进行详细分析的所谓研究，都必然给革命和建设带来灾难。

其次，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融为一体。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得不到起码的知识。”[4]（17页）我们党历来把群众路线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论路线，把调查研究当成实现群众路线的主要途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5]因此，作为贯彻群众路线最主要途径的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其一，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群众的疾苦、愿望和要求，帮助和带领群众去解决问题，去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其二，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来”一“去”，必须伴随调查研究，否则既不能正确地“来”，也不能正确地“去”；其三，要搞好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愿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的，也一定做不好的”。[4]（16-17页）

最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调查研究深入化和持久化。调查要经常进行，一劳永逸的调查是没有的。说：“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调查，然后才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4]（21页）一方面，实践不断发展变化，旧事物的消灭，新事物的产生，是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这就从客观上要求调查研究要有持久性，要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总是处于不断增强的趋势中，随着经验的累积、认识手段的进步，以前曾经无法解释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可以进行透彻分析，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以看清看透。因此，把调查研究经常化和持久化，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而且，辩证法要求全面、详细占有材料，这也是我们坚持调查研究经常化和持久化的理论依据。 

三

从青年时代为关注社会实际问题而进行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开始，调查研究伴随了的整个政治生涯。从调查研究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点，从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理论与实际的联接点。我们说哲学思想是实事求是哲学，根据即在于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调查研究从一般的工作方法到成熟的理论，从自发的个别人的工作方式到全党自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经历了在实践中萌发，又在实践——理论——实践的交替作用中成熟的过程。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调查研究的理论已经为全党所接受，而从那以后，它又开始了一个到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继续发展的历程。建国以后，继续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强调“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政策”[6]。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多次视察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访了许多县、市、区、乡，听汇报，看材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但是，在晚年因主观主义思想日益严重而背离了自己倡导的调查研究思想，由此而引起的负面影响不但直接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受到严重挫折，而且导致党内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当然，这只是调查研究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发展，是发展趋势中的暂时倒退现象。在也，也暴露出调查研究理论在新情况新矛盾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客观上为以后的完善扫清了道路。

调查研究理论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离不开的调查研究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但要学习和贯彻这一理论，而且要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始终抓住主要矛盾，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着重调查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做到既了解成就，也了解缺陷。党的领导要始终把握当前阻碍我们前进和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以便为决策提供依据。

第二，要真正把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把群众当成真正的主人，和群众交朋友，听群众讲真话。要按倡导的四种精神进行调查，即一要满腔热情，二要眼睛向下，三要有求知欲望，四要甘当小学生，放下官架子。没有这种精神是调查不到真情况的。

第三，要灵活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能死搬硬套。这就要求你必须是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去调查，深入地而不是蜻蜒点水地去调查，而且还要全面地分析、综合和研究。只做调查，不做研究是毫无意义的。调查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调查来的材料的综合分析，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第四，要亲自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对汇报材料和书面材料要进行分析——如果我们的调查研究仅仅局限于听汇报、看材料，而我们的决策又只建立在自己对这些汇报和材料的感觉判断的基础之上，那就很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年来，无论是政策出台，经济工作还是人事任免，这方面的教训在是不胜枚举。

最后，要把调查研究与敢于坚持真理结合起来，切忌形式主义。现在从上到下都重视调查研究，都在调查研究，但形式主义这个怪胎却困扰着一些人。群众称这种人是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联系群众的形式主义。群众要求的是既能深入群众、又能倾听他们的呼声，为群众办实事的调查研究，而不是前呼后拥、浮光掠影的走过场。因此，调查研究实践应获得一定的价值，要敢于提出和发现问题，要敢于研究和解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要不怕得罪人，要有胆有识。坚持调查研究与坚持真理相统一，才有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16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在早期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3.

[2]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

[3]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

[4]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3

提出“中国梦”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中国梦承载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正能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具有深刻而独特的理论品格。

（一）中国梦与天朝梦、美国梦、世界梦的关系

1.中国梦与天朝梦。中国梦是天朝迷梦破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朝梦是腐朽封建王朝的终结，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文化思想禁锢，闭关自守；科技严重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中国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人类文明成果，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2.中国梦与美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都是两个大国在遭受殖民统治，追求自身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凸显其政治意识，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美国梦是建立在反殖民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物质财富的个人梦想，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但美国梦逐步沦为霸权主义，向外扩张和掠夺。而中国梦是在反封建、反殖民，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梦使我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3.中国梦与世界梦。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中国梦立足于本国，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致力于构建世界繁荣。中国梦的最终目标可以看成是建设和谐、繁荣、稳定的新世界格局，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世界梦注入正能量，传递正能量。中国梦开放于世界，与世界同发展、共分享。

（二）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愿景，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力量的集中凝聚。其中，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是中国梦的核心，中华民族不但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更要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只有人民幸福，才能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梦独特的理论品格

1.中国梦的理论渊源。中国梦是在我国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双重培育与激励之下，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与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升华。中国梦与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是关于国家、民族、个人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包容性、实践性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我国赢得了民族独立，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梦，是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现代化相结合，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梦以独特的宽广眼界，扎根于历史与现实，扎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升华为政治理念和精神追求。中国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理论素养，凸显中国特色。

2.中国梦的理论话语权。理论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涉及思想传播、价值认同、形象塑造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梦的理论话语权涉及我国所要求的实际权利和利益诉求，即政治经济权力，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主动权。提出中国梦后，以其通俗性、国际性、主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使中国梦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从思想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舆论话语权转向理论话语权。中国梦是能够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话语，能够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中国梦的通俗性。中国梦以朴实无华的词语表达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理论特质。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力量以其通俗的话语，疏通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之间的话语隔阂。中国梦立足于广大人民大众，拥有坚实的话语权基础，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中国理论话语权的根基和血脉，也是中国梦的力量所在。掌握中国梦理论话语权，不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也不再照抄照搬古代的言语来分析中国丰富独特的伟大实践，而是运用自己的言语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中国理论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研究中国，指导中国。中国梦的国际性。中国梦是世界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非洲梦等有相通的地方。实现中国梦，能够为世界带来机会，为世界人民所理解；能够惠及世界人民，为世界人民所欢迎；能够推动人类进步，为世界人民所接纳。中国梦，向世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梦的主动性。中国梦不是外在的理论，而是内化于人民群众的心中，自觉自愿把中国理论转化为伟大实践：主动进取，转化为力量。同时，随着中国梦的国际化，中国理论主动为世界所吸纳。中国梦以其包容性、开放性、实践性，主动吸收世界文明，使自身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增加理论话语权。此外，中国梦以“我是什么、要什么”的主动开放的理论，主动构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中国文明影响世界文明，加强理论话语权；而不是“我不是什么、不要什么”被动的理论，疲于应对质疑和猜忌。

3.中国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中国梦把中国理论推入到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境界。“中国梦的产生，是一种思想体系的理论高度，反映着社会变化的历史必然趋向，是对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命运问题的深刻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属性上的定型化。”中国人民以一种主动进取积极拼搏的精神实现中国梦，是对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自觉和自信。中国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体现在理论创新上，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拥有新的理论话语权，拓展了新视角。中国梦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现在与将来、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等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华民族做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减少理论和实践的盲目性。同时，中国梦把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等有机结合起来，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另外，中国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还体现在集大成，传递正能量。中国梦，集中国古代文化精髓、西方文明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中国梦把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力量无缝对接与整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正能量，向全球传递正能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

二、中国梦的实践品格

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目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特质。中国梦既不纠缠于历史，不是简单地寻求古代的辉煌，也不是恢复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更不苛求于现实，而是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践精神，脚踏实地实现中国梦，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中国梦的发展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党在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梦。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梦承载了中华民族饱受屈辱、赢得独立解放的苦难辉煌。解放后，既有曲折和教训“：”“”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也有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懈努力，艰苦创业，建立独立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梦承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艰辛与成功开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发展之路。

（二）中国梦的实践特质

实践孕育理论，又检验理论。中国梦是实践的梦，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国梦是从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中国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出发，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个人的具体利益整合，把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结合起来，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目标，一步步化为现实。通过实践，最大限度汇聚各种力量，实现中国梦。

1.中国梦的挑战性。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实现中国梦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课题，是国家、民族的呼声，是人民的呼声，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等等。同时，国外存在一些遏制和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敌对势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充满风险和挑战。所以要聚焦实践，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冲破陈旧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直面矛盾，回应时代呼声，实现中国梦。

2.中国梦的现实性。中国梦得到世界广泛的共识和共鸣，有成功的实践基础。正如所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一百多年近代中华民族的斗争实践和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走出来，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实现路径。中华民族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是中国精神。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和力量是中国人民，调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凝聚中国力量，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真抓实干。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深厚渊源和现实基础。

3.中国梦的世界性。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世界各国不同的态度。在实践中，必须做出回答和应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走向古代传统的农业文明，而是走向世界、走向海洋，面对西方文明。中国梦必须改变传统时代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思维和生活。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全球化的中国，是现代化中国。中国梦以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实践。我国应注重实践，促进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融合，实现中华文明转型，实现中国梦，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担当起应尽的义务。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4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积极筹备，*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今天成立了，这是全市政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成立，是本届市政协对工作领域的新开拓，是*政协事业的新发展，对于推动全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我市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此，我代表政协*市委员会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研究会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天，市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首次理论研讨会，标志着我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开始了一个新起点，标志着全市政协工作将步入一个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富有理性、更加富于创新开拓的新阶段。大会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机构领导成员，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收到论文32篇，有4名同志作了交流发言。下午，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秘书长原冬平同志还将作“改革开放与人民政协”专题辅导报告，相信原秘书长的高水平讲演，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总的来看，这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目的。

为了扎实推进我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充分认识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开展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反映人民政协的本质特征，认识和把握政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讨和回答新时期新阶段政协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使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因此说，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作用非凡，意义重大。

（一）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理论产生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政协理论指引下前进的。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创建人民政协和领导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思想观点，奠定了人民政协的理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人民政协理论体系。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对新形势下的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的理论和实践。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理论始终是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政协理论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而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这个认识过程将贯穿于人民政协存在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推进人民政协的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就要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真正把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二）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基础和前提。人民政协事业要不断发展，首先必须实现人民政协理论的不断创新。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经济成份、分配方式、思想观念等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我国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内部构成日趋多样，工作领域更加宽泛，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伟大事业，*市委也作出了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市新跨越的一系列决策部署，都为新形势下我市政协如何履行职能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紧跟时展，对人民政协工作中的新实践、新创造、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对实践中的全局性、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出新思路，开拓新境界，用理论创新来推动政协的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不断开创我市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三）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实质是进一步发挥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显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好、完善好和落实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发扬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要求我们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积极探索和分析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及其对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工作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基础性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全体政协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清肩负的职责，为做好我市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积极贡献力量。

二、坚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原则

贾庆林主席指出：“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开展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要任务。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要切实把握好以下方向和原则。

（一）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行动指南。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自觉抵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否定和偏离指导思想的错误研究倾向，使研究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解决问题、推进工作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理论研究工作的正确方法。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贴近政协工作的生动实践，立足各级政协的创造性工作，关注履行职能的重大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回答政协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提高对政协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在全面把握人民政协基本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础上，对近几年来政协工作的实践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分析研究新时期政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重点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政协工作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及积累的经验，探讨人民政协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认真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促进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

（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发扬勇于探索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在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中，要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原则，“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努力营造认真研究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广纳善言的风气。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政治纪律的前提下，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勇于探索新领域，提出新观点，使我们对客观事物和实践活动的认识不断深化，使理论研究工作活跃有序地开展起来。

三、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的主攻方向

按照研究内容的不同，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大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民政协基础理论的研究；第二类是涉及人民政协理论与国外政治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三类是涉及人民政协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应用性研究。就我们基层政协来讲，要突出抓好第三类应用性研究，尤其是基层政协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研究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继续深化对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服务科学发展的研究。中共中央5号文件《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融入人民政协工作之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研究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实际，探索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服务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举措，切实做好中心任务与政协优势相结合的文章，找准履行职能与推进科学发展的结合点、共振点和切入点，努力使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在促进科学发展上有新贡献。如：怎样发扬民主、协调关系，在凝心聚力上有新特色；如何创新方式、拓展渠道，在协商监督上有新作为；如何贴近实际、建言献策，在参政议政上有新成果。这是我们政协在履行职能中急需回答的问题。

（二）继续深化对人民政协弘扬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这句话的含义：一方面讲党委、政府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来履行职能；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协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要体现团结和民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如何把团结和民主体现在履行职能当中，而且还要认真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中，人民政协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过程中，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如何在监督中发扬民主，在发扬民主中如何增进团结？

（三）继续深化对人民政协有效履行“三大职能”的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支持人大、政协履行职能，发挥派、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就对人民政协履行三大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任务。具体来讲，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当前和今后认真研究：一是研究如何推进三大职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从制度上机制上进行研究。二是研究如何把政治协商更好地纳入党委、政府决策程序？包括协商什么，何时协商，在什么范围内协商，协商意见如何办理和反馈？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加以明确和规范。三是研究如何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包括如何进一步创造民主监督的有利条件，拓展民主监督的渠道，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四是研究如何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就这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建言献策如何议到点子上、议到关键处，建的言、献的策怎样落实得更好？等等。

（四）继续深化对人民政协充分发挥“四大作用”的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政协要“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这对人民政协发挥哪些重要作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们要紧紧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这“四大作用”进行研究。比如，如何协调关系，协调哪些关系？如何汇聚力量，汇聚哪些力量？如何建言献策，如何服务大局？等等。

（五）继续深化对人民政协“四位一体”自身建设的研究。中共中央5号文件对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提出了发挥党派建设、界别建设、主体建设和机关建设四个方面的要求，形成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工作布局。在四项任务中，每项任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从我市情况看，首先是党派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各派的组织建设，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各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其次是界别建设方面，如何完善界别的设置，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更好地发挥界别的作用？第三，主体建设方面，如何完善委员的产生和退出机制，建立委员履行职能的激励机制，促进委员作用的充分发挥？第四，机关建设方面，如何加强政协机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增强活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等等。

上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当前和今后认真研究。希望大家围绕这些问题，写出一批有分析、有见地、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推动政协事业的发展。

四、切实加强领导，不断推动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是在市政协领导下，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性研究团体，在全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同时，开展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是政协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研究会的任务，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通力协作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要加强对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领导。全市各级政协组织都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这项工作有声有色、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各级政协组织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开展研究活动，把理论与实践研究作为提高政协工作水平，提高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各级政协机关大力倡导学习理论、研究问题的良好风气。

（二）要加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队伍建设。全市各级政协组织都要以成立*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政协的研究组织，并使其切实承担起咨询服务的职责，积极为推进政协工作出主意、谋良策，真正成为政协领导的“智囊团”和“参谋部”。要搞好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努力造就一支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队伍。

（三）要注意整合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在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中，要坚持以重大课题为纽带，在充分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力量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与党政调研机构、统战部门、社科单位、党校、高等院校等各方面热心于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人员的联系与协作，通过协同调研、联合攻关，做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将研究活动引向深入。要注意加强与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有关部门的联系，积极争取指导和支持。还要注意加强与兄弟省市政协的联系与协作，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共享。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5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一、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

（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

（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

（3）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在这一时期，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二、参与式预算实施的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有利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往的预算对公众来说带有局限性、封闭性和神秘性，而参与式预算可以打破传统预算的这些特点。公众直接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公共利益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公众能直接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参与式预算有利于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伯曼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有着更多参与性的城市公民被发现对地方政府会少一些愤世嫉俗的态度”。参与式预算建起了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政府通过对公众偏好的回应，可以实现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密切了政府和公众的联系，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同时，参与式预算让老百姓有了发言权，让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也可以了解到政府在满足各种需求方面的艰难，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可以使政府赢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三）参与式预算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传统的预算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不清”，普通百姓对预算更是不了解，参与式预算要实施就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对基层人大代表及参与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激活基层人大的运转，从而对政府的预算不再是形式上的举举手、张张口，决策的发言权在公众手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可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

（四）参与式预算有利于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传统的预算，其支出资料被当作机密文件封存，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预算的专家学者，都不能搜集到预算实施的全部信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在财政领域的腐败。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实施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使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公众可以对预算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从而抑制和消除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等形形色色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

（一）巴西。巴西是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1989年，当时执政的工党在阿雷格里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阿雷格里市的参与式预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每年的3～6月；第二阶段是7～11月。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地区代表参加召开的地区会议。与会代表将针对各个地区提交的项目预选提案进行审议，并对项目进行先后排序；第二阶段包括地区会议和全市会议。这次的与会者将会对本地区的项目做出规划，并会让由选举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与会代表将会对第一阶段提出的项目及实施的先后顺序进行辩论，进行实地考察后，由参与者进行投票来决定最后的项目及排序，并将结果递交到市预算办公室，市预算办公室根据递交的材料起草预算提案并递交给市长，市长再递交给市议会，市议会再进行最后的表决来确定下一财政年度的实施项目的预算安排，政府将会根据议会的最后预算提案安排下一财政年度的公共工程及相关财政政策。

（二）德国。在政党合法性逐渐丧失、党员数量不断减少、投票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德国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公民通过自愿行动为本社区争取更多的利益。德国的参与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公民公开市的财政收支、税收的详细信息和固定开支信息，以便于公民获得税收和管理的信息，对预算提出建议；第二阶段是召开公共会议，公民可以在公共会议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同时还会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根据第二阶段形成的方案向市议会进行报告，由市议会对预算进行表决，最后确定下一年度的预算安排。

（三）阿根廷。在吸收了巴西参与式预算实施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市启动了参与式预算。罗萨里奥市的6个区召开区会议，由居民决定地方的需求以及解决这些需求的计划，选举一些代表向区的参与理事会反映，然后参与理事会在市政府的帮助下，对这些计划进行讨论并做出回应。在会议之外，代表还会参观考察社区计划，并会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会议。最后，参与理事会在地区的大会上提出计划，然后由居民投票决定实施哪些计划及计划的优先顺序，预算代表还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情况。

四、国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经验

我国的浙江省温岭市在1999年6月首创了民主恳谈制，2006年3～4月，江苏省无锡市也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河南省焦作市也实施了参与式预算。我国的参与式预算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参与式预算为我国参与式预算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一）培养公众普遍参与的意识。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Cupps说：“避免公民参与或没有经过良好设计与规划的公民参与过程，不仅对公共管理无所裨益，而且对管理本身形成一定的挑战、对民主目标形成严重的冲击”。在参与式预算中，每个公民都有参与的权力，每个公民也应该参与到其中，而不是间接地由其他团体或组织代表公民参加。这种普遍参与的形式可以鼓励公民去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需求，进而可以保证社会的意愿能够以多元和普遍的方式得到表达。而在我国，公众的参与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鼓励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团体参加。在巴西，除了公众参加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执行监督外，巴西的社会性力量也参加到了其中，这增强了政府预算的力量和能力。在我国，参与力量较为单一，应鼓励相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也参加到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监督中来。

（三）延长公众参加的时间。在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其他国家，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有利于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我国，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很短，最长也不过10天，短的则只有3天时间。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参与者是很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讨论也不会很深入，相关部门很难了解公众的最终意愿，对预算草案做出相应的调整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削弱了政府预算对公民的回应性。

（四）加强对预算执行阶段的有效监督。在我国，对预算执行情况虽然也有很多部门对其进行监督，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我国监督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乌干达通过对预算投资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抽查，进而看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龙太江，伍勋亮.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6.

[2]朱圣明.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J].

[3]陈朋，李守琴.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J].理论视野，2009.1.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6

1989年，随着的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经历了一个重大挫折，在这一事件渐渐被人忘却了的时候，理论的反思却未见公认的成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下卢卡奇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其意义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了。当然，卢卡奇所面对的是革命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却是具有着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何可能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哲学上思考总体范畴，是要探讨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也不同于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伦理思考的道路。那就是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和历史主客体关系的状况，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历史意义，揭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是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提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认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为什么理论能够掌握群众、理论怎样掌握群众以及理论掌握群众对于历史的意义加以提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面。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

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但只有当理论完全掌握了群众，使群众不再受历史中偶然因素的驱使，不再追求那些属于非历史主流的目标时，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1]

卢卡奇认为，理论并不神秘，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这个理论中被客观地记录下来。因此，这一理论可以概括和提升出科学的结论，可以被传播和被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卢卡奇说：“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2]形而上学往往把思考的对象看作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思考只不过是对这种对象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实践无缘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把对象的流动性，即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客观内容；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走向实践的冲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3]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能为改造现实世界指明道路。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怎样可能

卢卡奇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总体的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前提。卢卡奇批评那些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由于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而一旦提出行动的问题时，就必然要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要求上去。破坏了对总体的考察，就必然会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所谓实践，无非是改变现实的活动，然而如果没有一种理论对现实作总体的把握，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真正改变。一切有着具体目标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由理论为它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理论愈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过程，就愈加紧密地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践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出实践活动努力的方向。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无产阶级意识，指出，无产阶级意识是在资产阶级理论衰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卢卡奇说：“同一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卢卡奇高度估价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意义，认为“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4]“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5]

在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占居优势，但无产阶级却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不单纯受个别的历史事件所驱使，而是从总体上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6]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揭示社会本质的联系，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其阶级意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会产生某种分离，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庸俗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这种分离夸大化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因而，他们或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而放弃最终目标；或者为了最终目标而牺牲当前的直接利益。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是“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革命的”[7]。

因此，无产阶级自觉地把一切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到对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对总体的批判中。这种阶级意识自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至少，使认识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

三.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根源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对立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近代哲学中，主要是以认识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末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8]

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任何时候，哲学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经验中存在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的可理解性是由于它是被创造的。

当然，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

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哲学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黑格尔具有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因此，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园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9]如果说它最终达到了发现辩证方法的伟大成就的话，那么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的方法真正成为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

四.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路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11]只要历史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现实的历史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

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到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置于客体这一边。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

因此，无产阶级有能力认识自己被客体化的实质和根源。从逻辑上讲，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因而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无产阶级被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体-客体僵硬的对立。就现实而言，“工人变为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虽然客观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农奴制不同)而实现的，即通过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12]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

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觉醒了，成了社会现实和作为阶级而存在，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仅仅具有这种意识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个层次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没有脱离自在的统一阶段，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和实践至多只是在一些直接的当前利益问题上才表现出一致性。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辩证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7

教学活动的第一步就要明确教学目标。第一，知识目标。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本课程理论知识，明确知识理论原理与应用原理，熟悉课程中的概念和定理。第二，能力目标。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具备独立操作实验实训课题的能力，通过团队合作完成大型项目，对相关知识运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提出创新的设计思想与设计理念。第三，情感目标。学生对所学知识感兴趣，能积极参与各项创新活动，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

2教学方法的选择

理论、实践和创新结合的教学方法从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设计三个方面的学习的紧密结合来设计。

2.1理论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是学生继续学习研究的基础，是实践和创新开发的基础，主要以讲授法为最佳。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描绘情境、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教学方法。它是教师使用最早的、应用最广的教学方法。可用于传授新知识，也可用于巩固旧知识，其他教学方法的运用，几乎都需要同讲授法结合进行”。讲授法并不是意味着老师讲，学生听这一简单的行为活动。言语的理解是一系列积极的、在经验知识指导下的操作活动。在讲授法的条件下，学生不是消极的接受知识，而是对教师语言的分析、理解和存储的整体的过程。综合看来，讲授法具有在短时间内提供给学生大量知识的优点，使学生能够快速地理解掌握本学科需要的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感性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的组合。在《教育大辞典》中解释：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工程测绘、社会调查等。旨在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掌握技能、技巧，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独立工作能力。各类型高等教育共有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实习、工程训练、实训、课程设计等。实践并不是理论教学的简单的延伸，而是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将所学理论课知识得到感性的认识，增强对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动手能力。

2．3创新教学方法

创新教学，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作，使学生有思想、有智慧、有能力进行创新。创新教学方法就是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渗透到教学各个环节，贯串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

2．4理论、实践和创新结合的教学方法

理论、实践和创新结合的教学方法把三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教学过程中各占一定的比例，不否定传统的讲授法和实验环节，在此基础上添加创新环节，进行合理的安排与调节。

2．4．1案例让学生找

教师将理论知识的应用案例布置给学生，学生课下查找资料举出合适案例。首先学生只有深刻理解所学知识的意义才能找到合适的案例。其次学生在讲解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最后，由于所占的角度不同，同学的讲解更容易理解的掌握，同时促使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课堂教学中，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习兴趣。

2.4.2疑问让学生答

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疑问，教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予学生引导，让学生自己找出答案，并在总结答案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想法和问题，再通过进一步的查找资料和相互讨论得到综合性的结果。通过这种方法促进学生动脑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2．4．3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思想，进行创新创作

鼓励学生依靠所学知识进行扩展，提出新的想法和新的理解，在课本所学知识的基础上组织创新知识的演讲与讨论，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并及时给予学生肯定和表扬，让学生体会到自己思考、参与教学的乐趣；对学生的想法与创作进行记录备案，给学生奖励。通过这样微小的积累过程，可能刚开始学生并不能提出多么有创意的制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了创新思维之后，就后收到很大的效果，使课堂不再是老师一个人的课堂，课堂教学方法不再单一，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3教学过程的实施

首先，教师必须熟悉课程知识和相关行业知识，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快速地理解掌握本学科需要的知识，对学生创新设计提出指导意见，参与学生的讨论，对学生的创作给予评价和提出修改方案；对学生有耐心，课上讲解，课下交流，当学生遇到问题时能及时沟通，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对学生的研究能给予正确建议；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学生一起研究探讨相关知识的发展与创造，达到师生共同进步的目的。第二，学生不再是倾听者，而是课堂的参与者。课堂上积极思考，课下查找相关资料、讨论总结所学内容，搜寻相关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大胆提出新的想法，新的见解，并经过实践发明创新。第三，制定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体系。调整理以往考核比例，改为理论成绩+实践成绩+创新成绩三部分考核的模式。理论考核仍以期末考试为考核形式；实践成绩根据学生平时的实践过程表现给予打分，成绩由教师、学生代表和学生本人三部分取平均值，注重学生的平时表现能力；创新成绩由班级组的评估小组依据学生在课堂及课下的创新思想和创新作品打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形成规范的实践过程和创新设计的归档材料，以便作为考核依据和今后学生学习和借鉴的依据。让每个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更加认真去研究和实践，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能力的标准。

4结论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8

一、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应然关系分析

对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政法学性质的定位。在法学体系中，行政法学虽面临许多理论问题，但在总体性质上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即行政法学应立足于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行政法律制度既是行政法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属点。在其研究重心上，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各有侧重。应用法学以实践为基础，并以促进实践发展为宗旨；而理论法学则着重于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规律的研究，为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一般性理论指导，并不直接以现实的法律实践为研究重心。

当然，这不是说，行政法学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而是强调行政法理论要服务于行政法的实践，并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如果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不相关联，或对实践毫无指导意义，那么，行政法学的研究也就偏离了正确方向。

笔者认为，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应然关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政法实践为行政法理论的研究重心

行政法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管理的法律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法是行政管理的法律技术。在行政组织形态的设计上，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如行政分权的思想，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等需要法律的肯定和落实。在管理方面，如行政机关对经济的调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及管理手段等都需要相应法律保障。现代行政管理非常复杂，传统的行政手段有很大局限，已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所需的各项法律制度也就成为实现行政目标的手段。当然，行政法的目的还在于在确认、扩展公民的行政权益以及控制行政权。如公民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行政资讯权，行政听证权等都需要相应行政法律制度的肯定和保障。对行政权的控制也要借助于相应的实体和程序制度才能实现。

第二，行政诉讼实践。行政诉讼主要涉及公民的行政诉权和国家行政审判权。为保障公民行政诉权的实现和国家行政审判权的合理运作，行政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审级制度、受案范围制度、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庭审制度、裁判制度，执行制度，以及法院体制、法官制度等都需要合理建构。

第三，其它社会实践。行政法律制度最富有开放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任何变迁与发展，都要求行政法制度作相应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激烈竞争，要求行政法律制度体现效率性，中国加入WTO组织则要求政府减轻规制、政府的的运作更为透明和公正。

行政法理论要着眼于上述三类实践，研究应然的行政法律制度，研究行政法律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当然，行政法研究要立足于我国的行政法实践，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研究的排斥，如行政法的发展规律，国外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等都需要系统研究。这里强调的是，行政法研究，无论是深层次的理论探索，还是具体问题的探讨，都不应脱离我国的行政法实践。

（二）行政法理论应服务和促进行政法制度的发展

行政法理论要以促进行政法实践的发展为宗旨。行政法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指导行政法体系的建立。虽然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各国都在寻找行政法治之路，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历史传统、法律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在行政法治的模式上各有特色。如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律制度以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制度为核心，而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注重各项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行政法学界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系统研究和论证，为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指导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行政处罚制度等，但仍有大量的行政法律制度正在建立或需要建立。行政法理论为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创立和完善提供最直接的服务，各项行政法律制度的整体框架、具体内容，尤其是有争议的难点、焦点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仔细论证。

第三，指导行政法规范的适用。在具体的法律操作层面，行政法理论具有独特作用。行政法研究需要解释法律规范的涵义，适用对象和范围，更要揭示法律条文背后的精神，以确保行政法规范适用的正确和统一。

第四，推动行政法治理念的形成。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构和运作需要法律文化的支撑，没有相应的法律文化，再好的法律制度也难以真正有效运行。而行政法律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除了依靠制度运行所带来的促进外，还需要行政法理论界的推动。行政法律制度中蕴涵的民主、公正、理性等公法理念的形成和普及都需要行政法理论的支持。

（三）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应处于良性互动状态

从动态角度看，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历史上，行政法最早出现于法国，行政法理论则在法国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美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行政管理的变化，行政权的扩展相关。行政法理论一旦产生，又对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并形成互动。行政法理论促进了实践的发展，而行政法实践中的创新和困难又推动着行政法研究的深入。在西方许多国家，行政法理论与实践都表现出良性互动关系。

二、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问题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应然关系，决定了行政法的理论界与实务界需要相互配合。一方面，行政法研究要深入实践，着力于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进行政法；另一方面，实务界要为理论界提供足够的研究空间，并要及时采纳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远没有理顺。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其具体表现为：

（一）理论研究脱离实践

虽然二十年来，行政法学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实践的发展，但客观地说，行政法理论研究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以下问题十分明显：

第一，许多行政法领域缺乏研究。作为行政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关注，国立大学、国立科研机构等公法人至今仍游离在行政法规制之外。部门行政法学尚不发达，行政法学界几乎没有人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部门行政法学上。另外，我国加入WTO组织的谈判和准备工作已进行多时，而且WTO规则主要涉及各国政府的运作，但行政法学界对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

第二，行政法理论脱离行政管理实践。行政法研究中有不少“成果”流于空泛，甚至是在不了解实际运作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对实践中的创新，学术界反映缓慢，如行政管理中的综合执法、国税与地税的分离、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以及依法治理的实践等，都没有引起行政法学界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行政法的许多“理论”又对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如在我国盛行了十多年的行政主体理论在规范行政组织、规范行政权的设定和分配方面无能为力。更有一些学者喜欢生造理论，貌似高深，实则不知所云，不说指导实践，就是学人要将其读懂都非常困难。

第三，行政法理论脱离行政诉讼实践。与脱离行政管理实践一样，行政法理论也与行政诉讼实践相脱节。行政法学界很少真正深入实际考察，不了解行政诉讼的实际运作，因而对实践面临的问题不敏感，往往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另外，法学界比较热中于对国外行政诉讼理论与制度的探讨，与本国的实际相去甚远，无法为我国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

（二）实务部门排斥理论（界）

近些年来行政法实践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理论的指导，但实务部门对理论（界）的排斥却越来越明显。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实务部门封锁信息。部分实务部门对实践中的创新和难题有意无意的封闭，不与学术界进行交流。甚至于有些领导人从经验主义出发，鄙视学术研究，鄙视研究人员，遇到难题总是绕开学术界自己研究、自我解决。

第二，实务部门很少参与理论研究。除个别人员和城市外，实务界对行政法理论研究缺乏兴趣和参与。行政官员和法官大多忙于实际工作，而且只关心自己的工作领域，对理论界的研究不关注，对行政法理论的整体发展不敏锐，因而在实践中难以自觉运用行政法理论。

第三，实务部门拒绝采纳理论成果。实务界对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不重视、不采纳或极少采纳，而是自行其是。结果造成了行政法理论被束之高阁，实务部门我行我素，理论研究的价值得不到实现。

三、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脱节由多种因素造成，既有深层次文化传统的影响，又与制度的欠缺相关。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缺乏行政判例制度

无论是采用判例法的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实行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承认行政判例的效力。行政判例往往成为联结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纽带。通过行政判例，实践（包括行政管理的法律实践和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创新和弊端得以显现，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常常透过行政判例而为实践所肯定。由于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成文法传统，行政判例制度至今没有建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二）缺乏合理交流机制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而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交流机制。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一方面，行政机关或法院吸收行政法专家参与管理或行政审判；另一方面，大量的重要官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进入理论界，从事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虽也有部分接触，如共同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学者参与案件的论证，但交流的范围仍过于狭窄，相互了解的程度有限。

（三）咨询论证制度不健全

咨询论证是理论界参与实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手段。目前，行政法学界参与行政法律的制定已成为惯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都是在学者们的参与论证下完成的。相比之下，大量的行政立法、行政政策的制定以及部分司法解释等却缺乏学者的参与。即使学者参与，也只是零散的，浅层次的介入，没有形成定制。咨询论证无论对实务部门还是对学者都没有制度上的约束，随意性大，效果不理想。

（四）学术研究手段落后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能否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行。在这里，实证研究必不可少。多年来，行政法学界并不十分重视实证研究。鉴于各种原因，教师和学生很少走出校门，在行政法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实践方面的要求，其结果造成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另外，学术界一直缺乏合理分工，大多数行政法学者没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常常是泛而不精，更谈不上深入实践研究。学术研究手段的落后影响到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五）思想观念陈旧

由于传统“官本位”、“行政至上”观念的影响，有些官员法治意识淡漠，对行政法治有抵触情绪，对规范行政权、控制行政权的理论研究不感兴趣，甚至于采取敌视态度，自然更不愿意与理论界合作。另外，实务界人员的整体素质也影响到实际部门对行政法研究成果的合理吸纳。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司法体制不健全，行政管理透明度不高，信息收集困难等。从更深层次看，还与我国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关联。

四、走出误区的建议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态既影响行政法学发展，也阻碍着行政法治进程，因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如何走出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误区，值得认真研究。我们认为，除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研究手段和在学术界进行合理分工外，更要建立有效制度，以真正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以下制度可以考虑：

（一）确立行政判例制度

如前所述，行政判例制度是连接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通过行政判例，可将行政管理实践、行政诉讼实践和行政法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行政判例反映了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判例中的判决意见也反映了实务界对有关问题的态度，行政判例更以其完整公开的特点为行政法研究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学者们可运用行政法理论对行政判例进行分析评论，从而为实务部门的制度改革提供指导。当然，行政判例制度的价值不仅于此。行政判例制度可弥补成文法之不足，法官可以根据变化的情况对法律规定作出新的阐释。行政判例制度还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二）确立人员交流制度

这里包括二项内容：其一，鼓励学者到实务部门任职，包括短期工作和长期任职。前者如学者参与行政案件的审判，参与规章的制定等，后者如学者到法院担任法官或行政官员等。当然，学者也可以到实务部门兼职。学者到实务部门工作，可以把其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促进实践的发展。其二，鼓励实务部门的官员、专家到理论界工作。这里包括工作调动，也包括离任的官员、法官到大学、研究机构工作。这些官员、专家赋有实践经验，他们把实践中的创新和问题带到研究中来，可以提高理论研究的实用价值。

（三）确立信息交流制度

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信息交流可以有多种。如实务部门可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题用合同方式委托给学者研究，并为其提供研究环境和条件，也可以由实务界的人员与学者共同组成研究小组，进行攻关研究。再如建立定期会议制度，由实务界通报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由理论界通报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信息交流可以极大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9

教师理念是中职院校进行教学活动的指导，所以想要对中职会计教学的效果进行完善就应该从教学理念的方面入手。中职院校应该对会计的教学进行正确的认识，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的培养，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型要求，会计教师应该转变自身的观念，正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会计理论知识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取的，并以此来对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综合型人才已经成为教学的趋势，所以在中职院校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可以有效的运用到实践过程中。此外，学校也可以通过岗位的实训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效果，让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养。

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中职学院的学生主要来源是初中毕业生，其自身的社会经验相对较为匮乏，并具有好奇心强，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的特点，所以在对会计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感到枯燥与乏味，同时由于会计的教学所涉及的数学知识较多，所以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方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相关的软件来进行会计学习，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来发现问题、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学习效率。

三、完善硬件设施

校园的硬件设施直接影响学生的实践效果，这就要求院校按照自身的状况，构建会议模拟实验室，以此来为学生的实践提供平台。通过现代化的会计实践方式来对学生进行实训，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结合。同时，学校还应该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使经验丰富的会计工作人员来对学生的工作进行指导，让其在体验的过程中，理解与掌握相关知识，提高教学的效率。

四、优化师资队伍

中职阶段的教学时注重的是学生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应用型的人才，这就要求教师做到与时俱进，注重自身专业水平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中职会计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知识功底，还应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此来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这就要求院校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进修，将理论知识水平较高但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放到企事业单位进行锻炼，将实践经验较为丰富，但理论知识匮乏的教师进行再教育，以此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

五、结语

理论与实践范文篇10

一、从思想上建设党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得来的。每当中国革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要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向前推进。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面临着在农村建党和建军的紧迫问题。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7日，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至今重读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时弊。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里，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

建国以后，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1959年以后，他又根据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尽管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但这个历史性的课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每当他察觉到一些问题、着手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总是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他系统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遗憾的是，在晚年没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越走越远。他自己对此并不自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从思想上建设党，就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我们要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成效，最终要落在实处。对此，讲过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这是唯物史观贯彻到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建设学说上的必然结论。

二、三大优良传统作风

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严重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多次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沉痛的代价终于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在当时讲这番话，是要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有个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对此有个通俗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在1942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明确提出：对于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时期，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对乡村和城镇进行过系统调查。60年代初，为了克服“”和化造成的严重困难，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广东农村，指导他们深入调查，为制定《农村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提供了客观依据。

还从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的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明确了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在带领群众前进，但实行的却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损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干劲越大，损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群众路线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渗透到党的工作作风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一贯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群众对征公粮太多、负担过重不满意，便对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意见，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工作方法。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反复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相信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群众观点的一个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的确打破过许多迷信，创造过不少人间奇迹。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像“”和化运动那样的沉痛教训。这说明，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必须统一起来，也完全可以统一。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保证。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围绕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思想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在系统地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无情打击”有了切肤之痛以后，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如果采取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中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在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后来，谈到“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时说，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顺利健康地进行。在审干反特阶段，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防止因失误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当他发现“抢救运动”发生严重问题时，又严厉督促甄别平反，并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作出组织结论和处理时，提出“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的方针，使一大批认识错误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党的七大上，还亲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过路线错误但又认真改正错误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里，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并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同党内民主作风联系起来。他认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特色。这同样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和政策，这是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这是保证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织基础。

任人唯贤，是针对任人唯亲说的。认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什么是“任人唯贤”呢？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德才兼备，是针对干部标准上的各种偏颇说的。关于干部标准，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些具体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五湖四海，是针对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说的。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在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里，还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干部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以此说明搞“五湖四海”的极端重要性。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问题，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干部路线的中心任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在全党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来说，他又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据干部的特点、特长，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出来。曾经把党委书记比喻为“班长”，认为，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问题，注意向党委“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无法带领千百万群众去作战，去建设。所谓善于爱护干部，一是要指导他们，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要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检查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帮助下，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进步；四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轻易采取“戴帽子”、“开展斗争”的方法。

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爱之深也责之切。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干部队伍中发生贪污腐化的情况。1951年底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查出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的贪污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所犯罪行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闻讯立即果断地下决心严惩不贷，并在全党开展了著名的“三反”运动。当时有人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从轻发落，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干部路线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强调干部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文集》第7卷第2页）二是对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化的国防等，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