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3:25:23
理论分析范文篇1
(一)理论困惑。考察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生发轨迹必须以我国劳动关系立法的发展为指引。以历史视角考察我国劳动立法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劳动立法发源于国家政策主导之下,伴随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而逐步确立。其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从“自由”到“管制”的立法模式截然不同,也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由于立法与理论的产生发展都较晚,因此,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并未形成统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体系,伴随立法而进行的理论构建也尚在探索之中。其中,对于劳动契约关系的定性问题,决定了劳动契约理论能否独立于民法理论体系而存在。传统观点认为,因为劳动契约关系与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属同根同源,因此追本溯源,古典契约理论作为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仍然可作为解释劳动契约关系理论之基准[1]。现阶段,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立法)具有非常浓厚的力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的特点,因此,在理论上倾向于将劳动合同视为一类特殊的民事合同,以民法的一般性原则作为劳动合同法理论统率,在私法理论框架下强调“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并着力通过劳动合同立法赋予劳动者自主劳动权和用人单位自主用工权。劳动契约关系自身是一种契约关系,但绝非单纯的一般性民商事契约关系。从其自身发源来看,劳动契约是现代文明社会工业化大生产之下的产物,是人类对于“社会劳动”这一基本社会行为的认知与进化,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经济、人口、地理、国家政策等因素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因此,劳动契约不同于普通的民商事契约,并不以是否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意志为其基本要义。劳动契约关系自身与诸多社会制度相联结,包括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资本要素与实质正义的协调之中,从终极意义上来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劳动者是社会经济的最小原子个体,劳动者的利益保障是整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石。因此,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以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简单的、纯粹的、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一次性交易行为为交易模型,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分析,势必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又或者在整体上并不采用某一种理论,而只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拆分解释,缺乏整体的统一性和内在逻辑性。(二)实践困惑。由于传统民法理论框架无法将劳动契约关系完全涵射,加之劳动契约关系自身独特的从属性特征,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以传统民法理论思维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理解将无法真正实现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首先,劳动契约关系双方主体地位的实质不平等是劳动立法的基本前提,这与一般民商事立法主体平等的设定不符,这就导致劳动立法的保护目的并不是形式平等的保护,而是具有某种立法倾斜性的规则设计,因此实践中对于立法条文的正确解读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劳动立法宗旨与目的;其次,劳动契约关系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在于它的财产性与人身性紧密相连,一个一般意义上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契约关系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当事人意志的全部表达,以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为核心的实践经验并不能精确实现劳动立法的调整目的最后,劳动契约关系是涵盖生产—流通—交换整个社会交易环节的契约关系,因此,其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产与商品市场交易稳定的基础性功能,这与主要集结于商品流通环节的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别。以单纯的促进交易或反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思维处理劳动契约关系纠纷,无法发挥劳动关系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二、关系契约理论与劳动契约关系的内在一致性考察
麦克尼尔教授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正值古典契约理论的崩溃之际,或者说正值古典契约理论发展岌岌可危之际。关于契约理论的发展与去向问题成为理论界的探讨热点。之后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契约理论虽然致力于修正古典契约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在理论和组织上仍然以个别性交易为基础,只是对于关系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已。但是当个别性与关系性的原则相冲突时,新古典主义契约理论就缺少一种应变能力[2]。因此,关系契约理论批判和承继的对象包含了古典契约理论和新古典契约理论在内,麦克尼尔教授力求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阐释“契约”这一社会现象本质以及契约理论在法学领域的未来发展走向。在契约的根源性理论上,关系契约理论认为契约得以存在的母体就是社会,不是契约形成了社会,而是因为有了社会①,契约才有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社会的共同需求产生了契约。正因为麦克尼尔教授将社会作为契约的基本前提,因此,其后续理论中诸多社会性因素得以被纳入考察视野。麦克尼尔教授特别对于在契约规范中的非实证法规范相对于契约关系的规范效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了有力论证,也正因为基于社会学的实证角度的分析,麦克尼尔关注到了“关系”这一因素在契约中的重要性,进而将契约定义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承诺;在价值判断上,关系契约理论有超出单纯的经济合理性层面的内容:即强调契约的相互性与契约团结,反对古典契约理论那种彻底的利己主义至上的自由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共同体主义表明人的主体性不单单表现为自由选择的意志与能力,也表现为对于选择目标的自觉的反思[2]10;在方法论上,麦克尼尔教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将“契约”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进行“白描”,目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契约现象进行分类概括,直面契约关系中许多冗杂的因素与问题,指出契约是不完全的,承诺也不是绝对的。因此,麦克尼尔对于契约关系的考察在立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又立足于未来发展的角度,打破了古典契约理论那种简易的理论假设,并且尝试从更深层面去探讨和解决契约关系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一)契约根源的契合。麦克尼尔教授指出,契约首要的初始根源只能是社会[2]1-2。因为社会创造了共同需求,社会拥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交流体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给予人们可以实现各种需求的地理空间和心理期待。现代劳动契约关系肇始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主体,再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相结合而形成[3]。在资本主义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物质生活资料。由此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得以产生。现代劳动契约关系的产生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的,它的生成背景无疑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不会出现大量普遍的现代劳动关系的。因此,契约本身无法与社会相割裂;考察劳动关系的产生不难发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正是现代工业社会劳动分工和劳动专业化的开始,即关系契约理论阐—述的契约的第二个初始根源———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交换促成了专业化体系的形成,分工与合作将人们从原始的自产自足的经济模式中解放出来。“通常的理论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追求幸福的愿望”[4];契约的第三个初始根源是选择。麦克尼尔将人的意志自由解释为人的选择性,并以此将人与因遗传而定的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交换行为区别开来,并且这种选择在契约概念下并不要求是真实的,只要“我们像是在选择一样行为就可以了”[1]3。现代劳动契约关系的产生就是在古典契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在尊崇“自由意志”的背景下形成的雇主与雇员的契约关系,因此,理论上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力;契约的最后一个初始根源是人们的未来意识。这种自觉的未来意识才使得契约因人们自主选择意识的凸显而真正成熟起来。这种“未来意识”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对于劳动者体现为对于未来生活保障的基本判断,对于企业主来说则体现为对于市场利润的整体估量。这种对于未来规划的强烈目的性使得契约得以持续存在和充分发展。因此,劳动契约关系与关系契约产生的深层基础是一致的。(二)规范的契合。不同于古典契约理论将自主意志———“承诺”作为缔约双方之间重要的效力规范,麦克尼尔教授对于“承诺”这一要素始终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他将承诺分化为由五个要素组成的概念,即承诺人的意志;受诺人的意志;为限制未来而采取的现实行动;交流;可度量的互惠性[2]5-9。因为各个要素紧密关联,缺其一就不成立“承诺性交换”,而是“非承诺性交换”,因此,“承诺”本身对于交换过程的意义就被大大限缩了,对于“承诺”的细化也使得“承诺”在契约关系中的作用焦点变得更加敏锐。因此,更普遍的情况是“承诺性交换”总是伴随着“非承诺性交换”而存在。特别是在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但存在大量的非承诺性交换规划,而且用人单位在其中处于命令地位(positionsofcommannd)[2]5-9。除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契约之外,还包括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规范、国家劳动条件基准规范、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劳动监察制度规范等等。对于劳动契约关系的考察不能只依靠劳动关系契约本身,而应结合劳动契约关系所涉及的各类规范进行综合性评价。这是由劳动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劳动契约关系这种人身性较强的契约关系中,有必要对基于身份地位差异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慎考察,因为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往往可能不是契约内容本身,而是因为关系所触发的其他形式的“命令型规范甚至是隐性规范”①。(三)权力流动性的契合。古典契约理论并非不关注契约主体的缔约能力状况。但是麦克尼尔教授将关系性契约中交易发生之前的权力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进行了区分。现代契约关系注重“身份”的回归。特别是在社会法领域,努力打破简单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转而关注契约双方实际的社会地位与缔约能力成为现代契约理论的基本准则。麦克尼尔胶后市注意到,在整个契约关系中,“权力”以一种动态的样态存在于契约关系之中,这种“流动的权力”随着缔约双方在契约不同阶段的地位转换而转换。权力量的运动提醒我们必须警惕所有在社会契约关系中我们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弱势群体”一方的认知。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缔约之前的权力量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既包括经济实力的不对等也包括信息披露的不对等。所以那种“缔约主体双方平等”的假设并不适用于对劳动关系的考察。关系契约理论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不管他人的愿望,或通过操纵他人的愿望,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2]99-100。在劳动契约这种专业化的交换中,权力量的大小意味着对于各自专业化的控制,理想的状态是双方达到一种力的平衡。但是在宏观上,劳动者相较于用人单位对专业化的控制程度较弱,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对用人单位的依赖性较强。而在微观层面却仍然会产生相互的权力量的流动转化②。这种复杂的权力流动现象是劳动契约关系所独有的,也是劳动契约关系与普通民事契约关系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普通民事契约关系以“契约主体平等”为前提,而劳动契约关系以“契约主体平等”为目标。前者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律技术手段,后者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文主义内涵和经济价值追求。关系契约理论在契约过程中对于权力量转化的分析和关注弥补了古典契约理论简化契约过程产生的不足,将劳动契约关系重新纳入契约关系的视野。(四)合作性的契合。劳动分工决定了契约各方角色同时具有一致性、冲突性和复杂性,这种紧张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内在有限的自利性与人类社会所衍生出的道德、法律、习惯相结合,这是社会分工之下人们角色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一个“有限冲突”的世界,它要求“有限秩序原则”———容许争议在确定其范围与强度的界限之内,通过斗争和妥协得到解决[2]40-41。古典契约理论强调权力的绝对性与扩张性,同时对于违约责任十分注重。而关系契约理论则关注到权力的限制问题。如果在劳动合同关系语境下过分加重用人单位违约责任以期维护劳动者权益,将导致权力的相互性减弱,合作性与契约团结随之减弱,也就是说劳动者本身在劳动契约关系中被设定为“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权利的无限移转将摧毁“选择”。在关系性因素较强的劳动契约中,权力的无限移转与契约本身的弹性规范是冲突关系,因此,不但权力的总量要有限,权力在契约主体间更需要努力达至一种平衡状态。这种权力限制其实是对机会主义以及权力博弈的一种制衡,在此也渗透了麦克尼尔教授本身对于社会契约一种理想状态的希冀。麦克尼尔教授认为交换过程中交换张力的存在使得人们总是趋于合作而不是冲突,也就是契约团结[2]38-39。契约团结是使交易不破的规范。麦克尼尔教授将契约团结分为机械性团结和有机的团结[2]83-84。机械的团结是爱好的团结,而有机的团结则是在社会心理学层面对于未来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的一种信念和依赖。契约并不是“一揽子买卖”的一次性交易,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并且包含了人们对于未来继续合作的期待和预判,而不是一味不顾一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劳动契约关系本身是一种持续性的、长期性的契约关系,契约双方的合作性与团结程度意味着契约目的实现程度。特别是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力作为一种交换商品具有不可恢复性和不可储存性,同时用人单位也存在大量的时间、信息和资源等沉没成本风险,因此强调劳动契约关系的团结与协作性对于保护契约双方免受损失和风险是尤为重要的。
三、关系契约理论之于中国劳动契约关系的启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说是逐渐减少或克服人类那些不得已的动物性所致的危害,利用人类自身特质不断增加社会幸福总量和个体幸福感的过程。麦克尼尔深刻的洞察到了契约之于人性的内发基础,认为契约中激发人性欲的领域就是契约团结和权力。相比于古典契约理论之下的劳动契约关系,关系契约理论的视角更加准确、科学的将劳动契约关系的本质刻画出来。目前,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尚处于碎片化与价值取向模糊的状态。《劳动合同法》立法之初,基于当时特殊的立法背景与紧迫的社会需要,“资强劳弱”的观念已经深入立法核心。虽然其后通过学者们不断的努力与修正,基本确定了《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但是《劳动合同法》本身显然已经无法适应高度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的需求。并且,由于在理论上,劳动契约关系一直处于游离于古典契约理论边界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在对古典契约理论进行辩证分析之后借助关系契约理论修正和建构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于目前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的完善与系统化走向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一)从“倾斜保护”走向劳动公平。我国劳动立法从“单保护”理念走向“倾斜保护”的立法宗旨,经过十分艰难的讨论过程。传统意义上,劳动者的地位与力量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总是弱势一方,因此在立法上,特别是针对社会法而言,必须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所倾斜和顾及。然而,《劳动合同法》在颁布的十年间里不断遇到挑战与质疑。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大量司法实践案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与力量并非绝对的弱势[5]。这种微妙的变化引发了对于《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法的建议。而在类大量案例的背后,法律究竟应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劳动契约关系主体的角色与力量平衡,也就是“倾斜保护”的立法宗旨是否应向劳动公平过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首先对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理论选择进行明确,也就是脱离于古典契约理论的框架,借助关系契约理论从“倾斜保护”进一步实现劳动公平。关系契约理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从身份到契约”理论回归运动,而是进一步探究契约关系中具有共性的基础性因素———具象化契约角色。具象化契约角色要求对于因角色差异导致的对于契约规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对于“具象”的认知要求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方主体明显的能力强弱的认知,还必须认知到角色主体间的权力流动性与置换。特别是关系契约理论当中对于限制权力规范的论述,是麦克尼尔教授基于契约关系的客观性而对“权力”规范作出的立体性评价。这就需要对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下劳动者弱势地位进行辩证分析。在实践中,法官对于把握在具体情境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平衡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握的前提和标准就是法官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以劳动公平作为劳动立法和执法的基本理念,以具象化角色与语境平衡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力关系,这一点对于实现劳动公平十分重要。对于劳动公平的解读和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上,并且应以客观的标准和要素对于具体情境下“真实”弱势的利益给予维护。这种衡平规则避免了固有的对于劳动者弱势地位认知的刻板印象,以劳动公平为基本准则对于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这种具象化角色主体认知对于规范和调整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的主体范围具有理论借鉴意义。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雇主的概念使用了“用人单位”这一概念。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对于用人单位概念的界定仍然是从概念本身出发,而忽略了劳动关系的本质与复杂性。同时,对于劳动者主体的界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此导致在理论上,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主体性质的界定存在争议,在劳动关系的框架下,许多似是而非的劳动关系主体在法律上并没有清晰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因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与理论支撑,导致我国劳动立法的保护范围与保护程度不协调,难以真正实现立法之初的保护目的。因此,有必要借助关系契约理论的角色与权力流动性理论,对我国劳动关系主体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劳动关系本质为支点,筛选和确定劳动关系主体的认定标准,以具象化的角色考察为基石,建构劳动者分层理论以及用人单位分层理论,在理论上为有效保护和实现劳动公平奠定基础。当前我国劳动立法面临改革需要,对于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深层思考是劳动立法改革的基石和前提。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新型用工形式背景下,劳动契约关系能否发挥其调整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的重点就在于是否能够对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的主体属性做出客观评价。因此,关系契约理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理论,为评价劳动契约关系主体属性的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撑。(二)从“契约合意”到“契约团结”。注重当事人合意与意思自治是当代契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合意的基础与前提设定是契约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劳动契约关系中,虽然同样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平等,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平等必须通过一种具有实效性的途径得以实现。在上文中阐述的具象化角色理论下,契约合意在技术与信息化的时生了革命性的翻新。早在20世纪,媒介技术革命开始之后,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已经从电报这一早期电力媒介中预见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潜力。“电力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力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这是一种深刻的关系,它没有职能的分配和权力的委派”[6]。这种媒介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得契约合意乃至契约本身的表现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迈进。追本溯源,契约形式的多元化归结于劳动形式的去规范化。而劳动形式的去规范化本身也是技术革新的结果之一。技术革新导致社会关系由单一的科层化结构向多元化的平面结构转变。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人的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的自由意志得到空前伸张。但是人的自由性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表现为从人身依赖关系转化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7]。因此,理论上对于契约合意的塑造和追求已经不能够应对信息时代时刻都在淘汰和新生的劳动关系市场。实践中,对于契约合意的考察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对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考察往往无法有效的对接劳动契约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麦克尼尔教授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契约团结的概念。契约团结是一种契约理念的再塑造。因为在古典契约理论之下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原则不但赋予了交易市场的自由与开放,也直接导致了“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法则。现代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面对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样态以及关系纠纷,契约团结的力量在于将高度离散性的契约关系进行黏合。这种“黏合”的必要性源自于劳动关系自身在社会生产环节中的特殊地位。这并不同于我国早期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政策,而是基于契约团结与合作的目的将更多新生的、丰富多样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立法的保护视野,在处理新型劳动纠纷时将合作与团结作为必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媒介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在订立契约时以及契约履行的整体过程中,意思表达的形式丰富多样。麦克尼尔教授已经注意到契约的不完备性,他将这种不完备归结于人们信息传递本身的不完备以及人们暗处和接收信息的“信息差异”,导致很多重要的契约条款并不需要在订立契约期初就得以完备,这虽然方便了人们对于契约灵活性的需求,但是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劳动纠纷。因此麦克尼尔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不能置于这种信息误差于不顾,而应当立基于“关系”这一要素,将契约团结作为契约的黏合剂,实现契约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法官在审判中除了对于证据多样性的采纳之外,必须将其中契约双方各种形态的有效证据进行归纳分析,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就是契约团结与劳动公平。这种有机的契约团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的行为动机由单纯地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到建立长期的、相互性的契约合作基础,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用机制的雏形。它由社会利益催化,但是比单纯的个体利益更加具有团结性。同时,这种团结与合作也为我国契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视角。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之下,自由与团结的关系在劳动法理论中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四、结语
理论分析范文篇2
1、人体无意识控制时的全身配合能力。人们长期在意识的控制下生活,就以为控制和协调全身活动的只有意识。其实,意识不控制,人体也协调地进行活动。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乒乓球运动员,对对手的很多来球,就是靠一种叫做“反应”的现象进行回球的。这样,他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放在观察对手的变化,对付对手的变化上了。这种“反应”是在平时训练中形成的,不仅有对固定球路的反应,还有对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反应。这样。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就只放在对付新变化上了。有时,对手变化了,自己反应的变化跟不上,就出现运动员自己控制不住的不适应状态。由于“不适应”,运动员常常会输给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就是在意识不控制时的全身自动协调行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不适应状态,是由于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处于强势,意识收不回控制权,不能在意识控制下及时调整行为造成的。
如何解释意识不控制状态下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呢?显然应该想到有一个意识以外的监视、控制、协调人体全身活动的机制在起作用。
2、自动控制系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动物性机制。有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把原来的能力全部除去,全部换上新的。他认为,人所特有的功能是进化时附加在动物具有的功能之上的。新的功能生成以后,原来的动物性功能还可以起作用。我们用他的观点看待意核:生成意核前,动物就有一个主管全身活动相互配合的机制,意核是人特有的监视、控制功能,它是附加在动物原有的协调全身活动功能之上的。后者是一个意识以外的,动物性的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我们叫它自动控制系统。意核生成之后,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还会起作用。
观察动物的行为就会发现:动物没有意识,但是动物的大脑也具有协调全身活动的功能。比如,动物中行动最迅速的猎豹,它的快速捕捉猎物的行动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起着监视、控制并调整全身活动的作用。猎豹没有意识,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显然不是意识。我把它叫做脑神经自动控制全身活动系统,简称自动控制系统。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儿童在生成意识以前也能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的活动,表明他们的大脑有自动控制系统。发现狼孩时,狼孩也没有意识,但是他们能够灵活地捕捉猎物,表明他们的大脑也有自动控制系统。这些例子表明,人体内是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它是一个动物性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意核生成后这个机制不会消失,意核通过控制这个机制(向这个机制发出指示)获得对人体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权。我们从意核的生成中知道,意核是大脑的“认识存储区”发展出来的功能。因此,它不可能在人体中生长出一套独立的监视、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获得对全身的控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3、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关系。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实际是双向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的作用是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所以从本质上讲,仍旧是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意核,这是它的职责。在它控制意核时,它把意核认识的内容翻译给自己,这种翻译能力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当意核试图发出指挥命令时,自动控制系统仍然翻译这种指示(这不过是执行监视职责),接着便去执行这些指示,把这些指示传达给人体的各个器官。于是,控制就转变为被控制。
由于直接向全身各活动部位下达命令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意核对自动控制系统控制的时侯,自动控制系统转达意核对各部位下达的活动指示,意核就处于对全身活动的控制状态;在意核放弃对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时,自动控制系统可能在休息,也可能自己向各部位下达活动指示,意核对全身活动就处于不控制状态。由于意核的控制与否对外就表现为意识的控制与否,我们又叫这两种状态为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介绍自动控制系统时总是提到协调全身活动,在提到意核或意识时只谈监视、控制,不再提协调。实际上意核和意识都没有获得对全身活动的协调权,这个全身活动的协调功能仍然被自动控制系统掌握。通过对自己活动的自省,你也会发现,你对全身活动的协调基本上毫无所知。这显然表明意识没有协调权。在特别需要的时侯,意识通过对活动的控制实现全身各个活动的协调,因此意识施行的协调工作往往很笨拙。在这种时侯,为了更好地实现活动的协调,往往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更好的协调。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会知道,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协调,正是把协调工作交给自动控制系统去做。
二、转意识活动理论
1、人体活动的三种状态。考察人体的活动与意识的关系,就会发现从意识对活动的影响角度看,实际有三种不同状态。
人体的有些活动是意识不能监视、控制的。例如心脏的跳动,胃肠的消化活动等。这时活动处于无意识控制状态。大多数活动可以由意识进行监视、控制,这时活动处于有意识控制状态。有些活动经过反复进行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这些活动就又可以在摆脱意识控制的情况下自动进行。由于这种意识不控制(摆脱控制)的活动是由意识控制的活动转变成的,是这些活动在习惯或熟练后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我们称这些活动处于转意识控制状态。这三种状态又简称为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前面提到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不适应”,就是他们进行着转意识状态活动的表现。
我们以后如果说XX状态的活动,指的是在这种状态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很多活动。如果说XX状态下的XX活动,是指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类活动。比如说转意识状态记忆,就是指摆脱意识而自动活动的记忆活动。这种用法既适用于上段的两种状态,也适用于本段的三种状态。
我们前面提到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那是从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考虑的。这里我们又提出的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这是从活动受意识的影响角度考虑的。控制和监视也可以看作是影响,但影响则不只是控制和监视。因此它们之间有类似,也有区别。有意识状态是指活动过程中有意识的监视和控制,显然与意识的控制状态是一致的。而无意识状态与转意识状态虽然情况很不一样,但是它们从意识控制的角度看,都是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同是意识不控制状态的活动,无意识活动与转意识活动差别非常大。无意识状态的活动大多是一些低级的活动,它大多是没有意识特征的活动,如内脏活动,动物的活动,孩子生成意识前的活动。但是也有像无意识记忆这样的活动不是低级记忆活动,其不低级之处不在于记忆活动的水平,而是由于这些记忆的对象是意识活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低级记忆活动保存高级活动产生的资料。转意识活动都是一些高级的活动,它们是集有意识活动之精华后,能够摆脱意识控制而自动进行的那些活动。如运动员的反应,演员的感觉,侦察员的直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等等。
2、转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我们在本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从生成顺序上看,转意识状态的活动一定生成于该活动的有意识状态之后。某种活动往往在有意识状态下大量进行后,具有明显的意识特征后,才成为自动进行的、摆脱意识控制的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中“转”的含义是指它是由有意识状态转化而来的。
我们以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为例介绍转意识状态活动,而所有转意识状态活动都与习惯和熟练有同样的成因:由同样活动的大量重复进行,进而摆脱意识控制使活动自动化完成。我们没有象一些心理学著作那样孤立地看待习惯和熟练。我们把习惯和熟练看作是一个线索,把习惯和熟练的成因看成是一条使活动自动化,从而使活动由有意识状态到摆脱意识控制的超意识状态的规律,并形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转意识状态──自动化执行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解释了“直觉、灵感的生成”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还解释和揭示了很多有用的转意识状态活动。
由于转意识状态活动是自动化进行的,它在速度、省力程度、利用资料的广泛程度、使用方法的灵活程度等方面都超过同类的有意识状态活动。所以我们曾经把转意识状态活动叫做超意识状态活动。后来由于“超”字太容易引起人们往别的方面联想,所以改用转化的“转”。
从辩证法角度看,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最好注释。动物性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人类生成意识后,活动进步为有意识状态的,有意识是对无意识的否定,活动提高了一级。人类大量活动后,活动由有意识状态进步为转意识状态,活动摆脱了意识的控制,又是一次否定,活动又提高了一级。
3、习惯和熟练与转意识状态活动。习惯和熟练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主要形式。从形成原理看习惯和熟练是类似的,都是由于反复地做同样的活动而使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化完成的程度。在心理学上把它们作为两个概念考虑,是因为习惯是无意识形成的,熟练是有意识训练的。也就是说养成习惯的活动(对某种活动形成习惯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对某种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是有意识状态的活动。
人们一般较为关注肢体活动的习惯和熟练,值得注意的是其它活动也有习惯和熟练。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都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凭知觉进行识别,就是凭习惯在进行的识别。思维定势就是一种习惯思维。对答如流,就是熟练思维的表现。思维敏捷、脑子反应快的人不仅需要有较好的思维技巧,还要有大量的习惯思维和熟练思维。很多快速记忆法、牢固记忆法也需要大量习惯记忆和熟练记忆为基础。而一目十行阅读,既要有一些阅读技巧,更要有快速阅读的习惯和对语言接受、分析、理解的熟练。
在我们把习惯与熟练现象用来分析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习惯与熟练的成因,就是一切有意识活动自动化进行的成因,是很多意识不知道过程的高级活动的成因。这样,在大量进行同样活动后,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地、摆脱意识控制地进行的程度,就不只要产生习惯和熟练了,还可以产生高级的摆脱意识控制的活动。因此有必要用一个概念作为这类自动化进行的活动的总代表,这个新概念就是转意识状态活动。
习惯和熟练仅仅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两种,但它们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基本形式。思维定势、对答如流、思维敏捷、过目不忘、一目十行、直觉、灵感、演员表演中的感觉、被西方人搞得神神秘秘的第六感等现象,都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种种形式。
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比有意识状态的活动要省时、省力、准确性高。转意识状态活动省时的原因在于: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活动中没有每一步要由感觉向意识报告,而活动部位要等待意识的进一步指示的过程。报告、指示这些信息的往返要花费时间,等待更要花费时间。没有了这些过程,省时是必然的了。转意识状态活动省力主要是省脑力,原因在于:意识控制活动时要动用思维、记忆、感觉等活动共同完成控制,用来分析活动的情况,提出下一步活动的方案。因此要花费大量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控制智力活动时,所有工作全在大脑进行,大脑的劳动量非常大。而且在智力活动中思维的精力会很被分散,一会儿它要对智力活动的对象进行操作,一会儿它要对意识活动控制的智力活动进行操作,记忆活动要随思维对象的变化“保存现场”,也是很费脑力的。当活动摆脱意识自动进行时,与意识控制有关的脑力劳动全免了,即便是进行智力活动,大脑也会感觉到很省脑力。转意识状态活动准确性高在于:这些活动曾经多次进行过,彼此的顺序、配合都在多次活动中训练好了,活动的准确性就高了。而意识控制的活动,每次活动的顺序、配合要临时决定,临时决定有时要有“试图”参与,难免不准确。
由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具有省时、省力、准确性高的优点,因此无论以肢体活动为主的艺术(绘画、美术工艺、舞蹈、乐器演奏、歌唱等)、操作技术(工业技术、实验技术、办公室技术)、体育运动,还是以智力活动为主的学习、写作、经济、政治、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人们都要大量地进行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活动虽然好,但是培养习惯和训练熟练都是十分艰苦的事情,是需要毅力的。
三、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
1、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前面说过,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有不控制状态和控制状态,有意识的控制状态又可以分强控制状态、弱控制状态和压抑状态三种。
在活动时,意识毫不放松地对活动进行控制,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强控制下的活动,我们叫做意识强控制活动。意识强控制活动时,活动的每一步都要向意识报告情况,再由意识确定下一步行动,往返传递信息,使活动速度很慢。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时的原因。意识控制各种活动的时侯,要动脑筋分析活动情况,考虑活动的下一步方案,因此要进行大量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强控制智力活动的时侯,意识和智力活动都只在大脑进行,大脑相当劳累。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脑力的原因。所以意识强控制的活动有费时费力的缺点。
有时,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有所放松,对活动的监视也有所放松,出现一种时而意识监视、控制活动,时而意识不监视控制活动的状态。这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弱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弱控制状态下活动就是意识弱控制的活动。边洗衣服边考虑问题时,洗衣服的活动往往就是弱控制状态活动。弱控制活动是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中间的一种状态。弱控制状态活动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有很多类似,它是半自动完成的。即,它在意识时而控制的情况下是不自动的,在意识时而不控制的情况下是自动的。弱意识状态下意识对活动并不是全无所知,而是模模糊糊地了解,感觉只把一部分活动情况报告给意识,另一些则隐瞒不报。灵感和反压抑现象大多以意识弱控制状态的活动为前提条件。
当意识不允许一些活动进行的时侯,就出现意识对活动的压抑状态。压抑就是意识禁止某种活动的进行。意识对活动的压抑是依据认识进行的。当意识接收发动活动的需要活动的报告后,根据对活动条件、活动环境等的分析,然后确定活动是进行,还是要压抑。别处文字中的“等”往往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字,这里“对……等的分析”却是大有文章。这里的“等”包括了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分析,它们也算是活动环境,但却是一些复杂的、高级的活动环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很多内容就是对这里的“等”的分析。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活动要进行总是由需要发动。对活动的压抑必然造成该需要的不能满足,也就是同时对需要的产生压抑,因此又引起相应的情感活动表达这种需要的不满。情感活动表达的不满往往会激发起活动的原始控制者──自动控制系统对意识控制的反抗,产生人体的反压抑现象。感情用事,感情控制不住了就是反压抑的表现。弗洛伊德理论中提出的“潜意识”现象就是一些反压抑现象。我们以后要专门讨论反压抑现象。如果是由于简单的活动条件不具备、活动环境不允许而压抑活动,需要的不满还不致于很强烈,反压抑活动也不会很强烈。而由道德、舆论、名声的原因产生的压抑,造成的不满就会很强烈,反压抑活动就会很强烈。这是因为道德、舆论、名声都是主观色彩很强、客观性很差的东西,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对它们的看法也相差甚远。即便是一个人的意识中,也会有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几种互相对立的不同看法(角度不同),因此压抑和反压抑会令人奇怪地并存在一个人身上。
2、意识控制能力的发展。意识的控制能力也是发展的:由最初的不靠意识控制发展到依靠意识(意核的生成),再由对控制能力认识不够的控制发展为靠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认识有经验的、科学的控制。对控制能力的认识,是意识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作为意识活动的依据,会提高意识的控制活动的科学性。
人类个体在意识生成前和动物类似,控制活动的是自动控制系统,不靠意识。然后就进入意识的生成阶段,由没有意识发展为有意识。
在意识生成后,又进入一个意识对意识的控制能力认识的阶段。意识在获得对人体活动的控制后,先是力图把一切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使人类个体心理发展中出现一个自我实现、自我发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往往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这时人会感觉到肢体活动、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言语活动、思维活动、意志活动都是在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自己的意识是万能的、随心所欲的。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一些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活动继续进行,如内脏器官的活动;如感觉活动只有在注意的引导下才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如需要活动、情感活动经常冲破意识的控制而自行其事,表现出感情冲动(这时他个人还以为是意识控制着感情);如还有大量的转意识状态活动在自动进行。由于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过分地表现意识的能力,使很多人出现自我膨胀现象。
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也经历一个“试图”的过程。首先是试图控制自身活动的一切,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又试图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外界。这些试图有些能够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由此,意识获得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经历不同的人,认识意识有限性的程度就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对意识控制能力的正确认识的。认识的对错不同,认识水平不同,都影响着这个人意识控制活动能力的发展。
在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有了认识后,意识对全身活动的控制又出现一次大的发展。认识正确、科学的那些人,就发展到能够科学控制活动的水平。
在意识对控制能力有了认识以后,认识程度的不同人对意识控制活动的态度也不同,有下面四种情况:第一、有些人渐渐地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较为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大量进行意识弱控制活动和转意识状态活动,使它们发挥出省时省力的优势。这些人就会比别人聪明一些。第二、有些人不能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不能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生硬地用意识强控制着活动,活动进行得费时费力,效果很差。这些人就变得比较笨。第三、有些人迷信意识的控制能力,自我膨胀,行事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往往办出很多违背他人意愿、违背客观现实的蠢事。第四、有些人过分放松意识对行为的控制,在该由意识控制的时侯不加以控制,出现活动不清醒现象,感情用事的现象。也会危害社会和他人。
四、直觉和灵感理论
1、智力活动。智力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类别。智力活动是以思维为核心由记忆、感觉(接受)、思维、实际操作等活动参与的综合活动。智力活动既不是按活动的性质分类,也不是按活动的内容分类,它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众多活动参与的一种综合活动。
智力活动在定类方式上有些与意识活动类似。意识活动也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由多种活动共同参与的综合活动。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是意核,并由记忆、感觉、思维、肢体活动、情感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共同参与,组成一种综合活动。智力活动与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不同,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
由于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就出现一种提法,把没有参与智力活动综合的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叫做非智力心理因素。这种提法并不准确,因素一词表示组成某事物的基本元素。但是感情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都需要记忆、思维等活动参与。它们既然是有智力活动参与的心理活动,叫做非智力因素就很不合适。因此叫做非智力心理活动更为妥当。
事实上,没有不由智力活动参与的非智力活动,也没有不受非智力活动影响的智力活动。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严格定义智力,定义非智力,并没有多大意义。
在智力活动中,直觉和灵感是其中最为神秘的现象,人们都承认它们对写作、发明、创造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意识不能察觉直觉和灵感进行的过程,也就无法解释直觉和灵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培养直觉和灵感的问题。在认识了意识对活动的不控制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以后,意识不能察觉活动进行的过程就不再是奇怪的事情,直觉和灵感的产生和进行过程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直觉和灵感的培养也就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
2、直觉的进行过程和直觉的培养。什么是直觉?就是人们在一看见、一接触某件事情、某个人、某种环境后,就立刻产生一种看法,得出一种结论,做出一种判断。但是你无法说清你的看法、结论、判断有什么依据,无法说出得出看法、结论、判断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的看法、结论、判断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直觉就是一种立刻得出结论而意识不知道过程、不知道依据的智力活动。
直觉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众所周知,所谓的知道,就是意识的知道,所谓的不知道,就是意识的不知道。由于直觉是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进行的,意识对这些智力活动是不控制、不监视的,意识也就自然地不会知道这些智力活动的进行情况。直觉的结论能够立刻得出,正表现了转意识状态的活动的快速性。
直觉的进行过程就是在本人意识不知道的情况下,大脑通过熟练(或习惯)自动完成了接受、分析、回忆、联想、推理、判断等一系列的智力活动的全过程。因为活动是自动化的,这一系列过程就能一下子完成,马上得出结论。由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不要意识为之安排活动步骤,活动的过程也不要向意识汇报,活动出现问题也不要意识出面解决,所以意识对活动情况毫无所知。这便是直觉得出结论快和意识不知道其过程的原因。由于整个过程不是深思熟虑的,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种思考过程中不受情面、他人思想、犹豫不决等的干扰,所以正确率是很高的。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不能说明理由,对他人的说服力不强,往往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参考。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无法知道产生过程,也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但是在科学研究中,直觉可以引导研究的方向。在那些需要马上决策,而又依据不足的场合,直觉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破案时、战场上、遇到灾害和危险时。
顺便指出,通常的思考过程往往会受很多干扰。比如情面的干扰。领导、老师、好朋友、亲爱的人提供的意见,有时会出于情面而成为考虑的依据、出发点、参考思路,反而影响自己正常的思考。再比如他人思想,你所在的小组、你周围的同事,他们有各种意见、想法会影响你思考的方向。还比如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当面临多种选择时,就会出现这种决策上的犹豫不决,有时会使你思维过程中断。这些干扰都与意识活动有关。大脑的动物性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情面,不懂得他人思想,不懂得犹豫不决,反而使直觉的思维过程不受干扰。
在很多人眼里很神秘的直觉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它不过是一系列习惯性智力活动和熟练性智力活动产生的结果而已。直觉过程中的接受是由感觉活动、识别活动(有思维参与)共同完成的活动,直觉过程中的分析、推理、判断是思维活动的一些操作,直觉过程中的回忆、联想是记忆活动的一些操作。这些活动和操作在意识控制下多次进行后,都会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后,这些活动就会摆脱意识控制自动进行。不仅那些活动单独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它们的一些组合形式,也可以在多次进行后,达到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这一大批可以自动化进行的活动,足以保证直觉的完成了。
了解了直觉的产生过程,培养直觉也就不难了。培养直觉有这样几条:第一条是要相信直觉,相信自己的第一判断(相信当然不等于盲目自信)。不相信直觉的人,即使产生了直觉,也会由于对直觉的不相信而泯灭了直觉。第二条是养成快速思考的习惯,克服思考过程中犹犹豫豫的毛病。直觉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智力活动,没有快速思维的习惯或训练出来的思维熟练,直觉是不会产生的。有些人已经养成慢腾腾的思维习惯,就需要用反复训练达到熟练的方式克服这种坏毛病。第三条是多思多想,形成高品质的思维能力。平时懒得动脑,思维能力不会强。多思多想才能使思维能力发达,同时也会使大量思维方式达到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还要经常分析自己的思维情况,总结自己好的思维经验,学习他人好的思维方式,克服、改正自己坏的思维方式、思维毛病。这样才能具有高品质的思维能力。第四条是多多积累与专业相应的经验。直觉往往是专业性的,要积累专业方面的经验,而不必积累各方面经验。个人经验中包含了专业性强的思维方式,也包含了与专业有关的记忆资料。它们在直觉进行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
了解了直觉的形成原理、进行过程、培养方法并不等于就能够产生直觉,要想真正产生直觉,还要经过一些艰苦的过程。但是只要相信直觉,坚持培养,直觉一定会出现的。
3、灵感的产生过程和灵感的培养。灵感是历时比较长的智力过程。它往往是在意识强控制的苦思苦想以后,在意识放松的情况下,猛然产生一种冲动的感觉,你觉得你已经解决了问题,已经找到了办法,已经完成了构思,已经胜券在握,等等。然后通过回忆,把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灵感对于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作用非常大,很受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人们不知道灵感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所以对灵感也感到很神秘。
灵感与直觉的区别有三点:一是它的产生经历的时间比直觉长,结果也比直觉复杂;二是它产生前有一个苦思苦想的激发期。三是产生灵感还需要一个使大脑休息或注意从原来主题上转移的放松期。在意识不知道进行过程和结果突然产生方面,灵感和直觉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把直觉与灵感混为一谈。
灵感也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由于它与直觉同样工作于转意识状态,意识对活动不监视、不控制,所以意识不知道灵感的工作情况。产生灵感的人也就不知道灵感产生的过程。根据灵感的这三个特征和转意识状态理论,我们就可以弄青灵感产生的过程。灵感的产生是突然的,这个突然产生的阶段叫做突发期。激发期、放松期、突发期是灵感产生的三个阶段。
灵感是一个过程远比直觉复杂的转意识状态智力活动。灵感产生需要由有意识状态智力活动加以激发,没有这个激发,后面的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激发灵感的过程叫灵感的激发期。灵感产生还必须有暂时停止苦思苦想的阶段(或在停止后休息,或在停止后进行其它活动),没有这个阶段灵感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过程叫灵感的放松期。最后灵感以突然的方式产生,并伴随有一种感情冲动的感觉。这个突然产生结果的过程叫灵感的突发期。
灵感产生的具体过程是这样:在激发期,苦思苦想是意识强控制下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完成的智力活动,因此自动控制系统也处于强烈的激发状态。但是它必须接受意识的控制。由于大脑的功能是分工的,苦思苦想的内容不同,自动控制系统被激发的部分也就不同。在放松期,当意识休息或转移去控制其它活动时,自动控制系统和大脑因思考而被激发的部分仍然保持兴奋状态,它们没有因为意识休息或转移而停止工作,而在意识不控制的状态下继续工作。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自动进行的智力活动中,大量启动习惯的或熟练的智力活动,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由于这些活动不受意识控制的思路的影响(意识控制的思维往往受个人偏见、他人思想、社会压力、思路狭窄等的影响),不受因回忆不出而思考不成的影响(自动控制系统可以“随意”使用大脑的全部存储资料),还可以利用已经遗忘的知识、思路留下的痕迹,使它们受到激发而重新发挥作用(即回忆出已经遗忘的知识和思路)。这样,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的这种智力活动比意识控制的智力活动,在思路上、使用资料上、在没有局限方面都比处于有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强。因此可以解决苦思苦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思维经验中包括很多有关思路的记录,保存在记忆中,它们是按思维对象分类保存的,专业性较强。一个专业的思维经验应用到另一个专业,叫能力转移。在意识强控制下,这种转移很难发生。而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时,由于这个动物性机制不懂什么是专业,在使用思路时有点“乱点鸳鸯谱”,反而有利于思路的转移。第二、在思维时,要以记忆中的资料为依据。但是意识并不知道记忆中资料保存的方式和位置,意识只能提供一个线索,由记忆机制自动按线索去寻找记忆中的资料,把它们调入意识功能区,供思维使用。意识提供的线索有时会限制回忆的方向,使记忆机制回忆不出思维需要的资料。在转意识状态的记忆活动进行时,不受意识提供线索的限制,反而能够找到思维所需要资料。第三、不常使用的资料、不常使用的思路,就会被遗忘。但记忆机制对遗忘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丢失,而是在大脑神经细胞中保留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一般回忆的激发下不能够恢复,但是在强回忆的激发下可以恢复。灵感产生的激发期,强思维会使很多这样的痕迹受到激发。但是由于意识强控制,这些被激发的痕迹得不到重视。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重视不重视,反而有利于被激发的痕迹的被利用。
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能让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的,只有苦思苦想时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激发,只有意识休息或转移给自动控制系统活动创造机会,灵感才能发生。灵感产生以前,还有一个前期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指的是平时的积累,没有平时的大量思考使大脑中保存丰富的思维经验,没有平时大量的知识积累使大脑保存很多思维所需的资料,灵感也是不会产生的。
由于自动控制系统没有工作在意识控制之下,灵感产生结果后,意识并不知道灵感活动的结果。于是自动控制系统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灵感已经获得结果的消息通知意识。这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有了智力活动结果以后,它用感情冲动的方式通知意识,表示已经有了思考结果。再通过意识控制的回忆,把灵感得到的结果调到意识中来,于是产生灵感的人便知道了灵感的结果。正是灵感过程中有强烈的感情冲动,人们才用灵感这个名称突出它的感情色彩。
理论分析范文篇3
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
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
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
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四、结论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参考文献:[1]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李建德。制度经济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6]JosephE.Stiglitz.Economicsofthepublicsector,W.W.NortonandCompany.NewYork.London.
理论分析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
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
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
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
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
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
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
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四、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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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范文篇5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理解,美国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广告,传者中心论时期广告传播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强调广告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产品信息的灌输行为。这一时期,对广告传播效果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广告学本体理论,而且,对传播学理论也多所贡献,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性成果。在广告界内部所开展的理论探讨虽表现出明显的对营销功能的强调,但也用不同的言说方式总结了广告传播的说服策略。以约翰肯尼迪、克劳德霍普金斯、阿尔伯特拉斯克尔为代表业内人士提出“原因追究法”,强调广告必须以理服人,广告的信息策略应强调产品的销售理由和购买理由。西奥多麦克玛纳斯、雷蒙罗必凯等人则强调广告应用间接的提示或委婉的暗示来达到广告的说服目标,被称为“情感氛围派”。当然,这一时期的业内流行观点并无真正的理论自觉,只是一种自发的理论层面的总结。除广告效果研究之外,对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并没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传播学逐渐形成,为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理论支持。如卡尔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成果、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概念均已成为广告接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走上自觉发展的轨道。
同时,这一时期的广告实务界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兼通实务与理论的广告大师。他们针对广告实务提出的理论观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一时期关于广告传播过程的理论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对信息策略的重视,并涌现出四大创意理论,即罗塞里夫斯提出的“USP”(独特的销售主张)理论、大卫奥格威的品牌理论、比尔伯恩巴克的“新广告”论、李奥贝纳的“内在戏剧性”理论。(朱丽安西沃卡,1999)
创意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对传播技巧高度关注,基本上均是从传播角度对广告加以观照。这一阶段发生在传播学界和广告学界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传播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对大众传播效果持怀疑态度的“有限效果论”的悲观时期((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p.291),而广告业界却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改善大众传播效果的传播策略与技巧。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矛盾。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失灵以及大众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广告实务界对传播技巧才会更加强调。从传播的观念来说,这一时期的广告传播观念仍然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但进入到一个对受众了解更深刻、因而更讲究策略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广告传播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向传播者倾斜的不平衡的传播关系的体现。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如果说60年代学界、业界对广告传播过程的关注还是基于对广告的微观层面的理解,因此十分重视创意理论的研究,那么,进入70年代以后,基于学界、业界对“广告”内涵与外延理解的变化,广告传播理论则逐渐向宏观理论发展。一方面,1970年代以来传播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传播观念重归“强大效果模式”(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p.306),传播理论由微观理论向宏观理论转向,对广告的传播学路径的研究依然十分活跃,不仅有对广告传播的功能性研究,对广告传播的批判性研究也渐成气候。另一方面,在广告学领域内,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理论渐成主流。
1970年代以来,营销学对广告的影响日益强大。这种影响的最直接表现是人们对“广告”这一概念的理解。在20世纪初期,“广告”主要是指广告作品或一种独特的微观的商业信息的传播活动和过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广告的观念依然如此),但70年代以来,“广告”所指称的对象已不局限于广告作品和广告的传播过程,而是扩大到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研究、广告策划创意、广告制作广告媒体策略以及广告效果评估等内容在内的整体的广告运动。广告概念的这种由狭义到广义的变化正是市场营销观念对广告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在包含了广告运动的广告概念中,广告的内涵与外延得到全面扩展。但广告的实质依然是传播的活动和过程,只是现在的广告是一种包含了特定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的扩大的传播过程。
由于营销学的巨大影响,70年代以后的广告学理论普遍表现出对广告营销功能的侧重,如品牌理论和定位理论以及CIS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广告理论的共同取向是把广告放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加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论及广告传播的微观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广告理论大多是突出广告营销功能的营销理论。品牌理论、定位理论等不仅在理论的核心观点上体现出营销的偏向,在学术话语方面也体现出营销学的影响。因此,称这些理论为广告营销理论较之广告传播理论更为恰当。回顾70年代以来的广告理论的发展,应该说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提出之前,并没有扭转此前偏重于营销的整体学术取向,相反,对营销的偏向有增无减。直到90年代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问世才对广告学的营销偏向有所矫正。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MC)所探讨的是围绕营销目标的传播。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依靠综合性的传播规划,可以对一系列传播学科的战略角色进行评价(如广告、促销、公共关系等),并将其融合从而使传播活动取得最大效果。因此,尽管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来自营销的背景、服务于营销的目标,但其鲜明的传播主张使得这一理论真正可以称为传播理论。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营销观念向传播、沟通的转向。在IMC这一概念中,营销最终落实在传播的规划与执行中。在这一概念中,广告的营销功能成为广告的前提性条件,而广告的本质即传播的观念重新彰显。由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传播成为中心词,更由于这一理论操作层面虽以营销为目标,却以传播的战略整合为中心,本文则更倾向于认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9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广告传播理论。
纵观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首先,美国及西方广告传播理论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深受心理学、营销学、传播学影响,其主流理论大致形成“传者中心—信息中心—受众中心”的发展轨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逐渐从对广告过程要素的研究转向对整体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广告传播理论也逐渐表现出整体性、综合性、宏观性特点。
其次,广告传播理论是当代广告理论的一翼,因此,广告传播理论只是广告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广告理论的全部。在西方广告研究早期,广告传播理论曾经与广告学理论有二而一的客观实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广告理论研究也日渐分化,分门别类的广告理论研究日益得到发展。随着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广告传播理论已经不能代替广告学理论,而在实际上成为广告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当代西方广告传播理论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媒介环境、学科环境的变化,广告传播理论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广告传播学的概念,但广告传播理论的体系性日渐完善,广告传播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日益彰显。风靡全球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二、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还处于起跑线上。这一判断,一方面是指国内学术界对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国内学术界对有本土特色的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这种现状与我国广告学、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步伐是一致的。
中国的广告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1918年,徐宝璜所著的《新闻学》一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从广告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同样是我国广告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第十章《新闻纸之广告》中即出现了对报纸广告的最初研究,专章简要阐述了报纸(时称“新闻纸”)广告的经营、创作、主要类型(徐宝璜,1994)。此时至1949年以前,我国的广告业曾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有一些零散的广告理论研究成果问世。1949至1979年之间的30年,我国大陆的广告学研究则是一个空白。1979年以后,我国大陆的广告学研究才又渐次展开。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以引进、移植西方广告理论为主要特点出版了大量广告学著作(其中教材占据了相当比例),但自主性的理论研究较少。在我国的广告学研究中,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均沿袭西方广告学的体系与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较为严重,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广告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广告理论研究存在对西方广告理论亦步亦趋、肤浅、低水平重复等不利于学科发展的现象。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特定原因,我们系统了解西方广告理论也只是90年代以后的事。
对过去20余年我国出版的广告学著作、学术论文的初步研究显示,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三个来源:一是标明广告传播学研究旨归的成果;二是以一般广告学研究面目出现的成果;三是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副产品出现的成果。
目前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较为零散,总体上滞后于广告传播实践的发展。但由于受到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已有学者试着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的广告传播实践,这是近年来广告传播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亮点。就系统的广告传播理论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就出现了以“广告传播学”命名的著作,开始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初步研究,例如:刘志明、倪宁编著的《广告传播学》[1]、丁长有编著的《广告传播学》[2]、张金海著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3]、胡万华编著的《广告传播》[4]等。这些著作对广告传播理论作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
早期著作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这一学术主题。《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一书对过去100年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嬗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对广告传播理论已经开始展开全面的理论思考。作者提出了广告理论体系建构的构想,并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的自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研究主题:主体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社会控制理论;受众与消费者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受众理论与消费者理论、市场细分理论;内容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信息处理理论(诉求、创意与表现);渠道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媒体理论;效果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效果理论。”(张金海,2002:p.161)在此,作者明确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但在接下去的论述中,作者又提出了“广告自系统理论”这一概念,并将广告自系统理论视为广告理论体系的内核。该书认为,“广告自系统理论,包括广告的主体理论、广告受众与消费者理论、广告信息处理理论(诉求、创意与表现)、广告媒体理论、广告效果理论等,为广告理论的核心构成”。由此看来,“广告自系统理论”就是“广告传播的自系统理论”。由此又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广告传播理论是广告理论的内核。[5]遗憾的是,这两种观点并未在书中始终一贯地被坚持,相反地,这一结论不仅彼此存在矛盾之处,与作者在书中的大量论述也是相互矛盾的,作者也始终没有明确地阐明这一观点。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理论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广告传播理论在广告理论体系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广告传播理论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答。从这一角度上说,“广告传播学”这一概念虽已在我国存在多年,中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却仍然尚未真正开始。无论是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目前均未清晰。
这种现象很能说明当前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首先,与早期广告传播理论的部分成果试图通过简单的概念相加提出新范畴的做法不同,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始系统思考广告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其次,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广告本体理论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一点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障碍。
其根本原因是广告基础理论建构相当薄弱。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广告行业发展历程中,广告在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商业销售的利器而受到重视,但广告的专业属性、本体属性却未被厘清。在学术研究领域,广告的工具性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取向。广告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策略层面上,广告的本体研究因其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而受到忽视。这也是我国广告发展起步较晚的必然结果。第三,在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中以及在几乎所有广告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亦受到广告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特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较不发达的状况下,整体的广告学术研究水平必然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起步。此外,快速变化、浮躁的广告行业对理智、冷静的学术思考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建构广告传播理论在学术圈以外的意义何在?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怎样才能有益于实践的发展?在建构广告传播理论的过程中,仅对一些不同学科的概念进行简单的相加显然是不利于回答上述问题的。第四,在还没有对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架构形成清楚的认识之前,构建“中国广告传播理论”似乎为时过早,但作为学术发展的方向性目标已成为共识。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也是本土广告传播实践的内在要求。
三、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设想
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十分明确。
首先,应明确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告传播理论应区别于一般的广告学理论,应以广告运动过程中的传播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广告传播规律为己任。广告传播理论应重点研究广告运动中的信息和信息策略、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其他传播要素。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应置于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用传播学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广告传播的规律。受西方广告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广告的营销功能一直受到较多重视,而广告的传播功能则被认为是工具性的存在。广告传播理论应重点研究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存在的广告规律,不仅要研究广告作为经济传播现象的规律,还要深入研究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现象的内在规律。同时,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应两翼发展,不仅要继续在微观层面上深化、挖潜,及时研究时下各种具体的广告传播现象,还应着手建立整体理论,致力于宏观研究和长期研究。
其次,应建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系。在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借鉴和沿用了传播学的方法体系。传播学的行为主义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传统在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引入传播学研究方法有利于发展广告传播的学理阐释。另一方面,广告学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同样可以对广告传播理论有所贡献。遗憾的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传播学对广告的理论关怀,却缺少广告对传播学的理论关注,缺少广告对传播理论导入的自觉”(张金海,2002:p.168)。
第三,广告传播理论建构应有步骤地展开。应明确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包含着两层意义,即: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研究;中国广告传播理论建构的研究则是基于中国特色的国别研究。因此,需要对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展开系统调研和梳理,总结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基本范畴、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以及发展规律,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对1979年以来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也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对我国广告传播的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和归纳,形成中国广告传播领域内的基本范畴、假说和理论。
第四,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构建必须是面向未来广告传播实践、对现在以及今后的广告传播实践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未来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愈加重视传播媒介的作用。21世纪是新媒体的世纪,“媒介即讯息”,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必将更加关注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之二是不仅关注具体的广告,而且关注整体的广告业。在广告传播的理论视野中,广告是一种社会传播模式,在经济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趋势之三是既有对广告传播的结构功能性研究,也有对广告传播的批判性研究。趋势之四是中国特色的凸显,广告传播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特征应兼而有之。
第五,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应把握三项原则。第一,将广告传播理论置于广告学与传播学的学科视野中,在学科交叉的共同区域观照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第二,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中西方广告传播规律。坚持以我为主展开比较研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取向。一方面,“拿来”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没有任何西方现有的理论模式能够与中国国情完全相适应,对西方理论成果必须坚持批判精神,坚持自主研究。第三,研究方法应结合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并运用历史分析、逻辑分析方法,以避免单一研究方法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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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金海.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理论分析范文篇6
模式,易言之,即指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者使人可以照着操作的范式。学校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德育理论指导下,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德育范型,或者说,即在一定的德育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固的德育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
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来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德育理论研究者习惯于用所谓的辩证思维而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德育过程,将整个德育过程肢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研究,忽视对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探讨,没有对德育过程作系统的有机的辩证的研究,综观一下已出版的各种教育学和德育原理著作,通常都是分别对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进行研究,割裂了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之间的有机联系。①这样做的后果,导致有关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如知行统一、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育一致性和连贯性等,在有的论著中是作为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来探讨,居于原理层次;而在有的论著中,则作为德育过程中的原则或要求来研究,降到规范层次,造成把原理阐述成规范,或者把规范论证成原理的混乱,使得广大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理论面前分不出“必然”和“应然”,无所适从,给理论联系实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由于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导之逻辑推理上的矛盾混乱,难以自圆其说,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混乱情况,许多德育理论研究者便用“什么与什么相结合”或“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的命题来回避矛盾,如“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多种途径和方法相结合”、“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相统一”、“理论教育与实际锻炼相统一”等等诸如此类的命题在有关论著中比比皆是。这种形式上貌似“辩证”而实质上“形而上学”的刻板机械的生硬捏合,既不利于德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发展,又不能为广大德育工作者提供具体操作的范式。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正是对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冲击和反正。因为德育模式既是某种德育理论的简约化的表现形式,它要求通过简明扼要的解释或象征性符号来反映它所依据的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又是对某些具体德育经验的优癣加工和概括,它要求起着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以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帮助德育理论研究者从整体上去系统地综合全面地去认识和分析德育过程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有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从动态上去把握德育过程中特点和规律,并使之具体化与操作化,有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那刻板单一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益于德育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的拓展。故研究和探讨德育模式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有着深远的理论价值。
从广大德育工作者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实践来考察尽管经过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共同努力,我国中小学在德育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和进展,但是,德育理论与中小学德育实际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互脱节的地方。尤其是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中小学德育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德育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使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深深地感受到德育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际的难度,感到有关德育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可望而不可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某种联系的桥梁或纽带。虽然不少德育论著面面俱到地提出什么与什么相结合,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命题,但对如何结合怎样统一却语焉不详,给广大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带来了许多困惑,“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
相对稳定的德育理论与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的中小学德育实际总是难以贴近,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德育模式恰好能解决这个矛盾,能起到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为德育模式是有关德育理论体系的具体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和易于操作的程序来反映有关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使德育实际工作者能对抽象的德育理论有一个易于理解的具体框架,有利于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实践中把握和运用有关德育原理。故德育模式能使抽象的德育理论得以发挥其中介作用;同时,德育模式是直接来源于德育实践,是经过长期的德育实践而逐步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形式及配套的实施策略,是德育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总结,比德育经验层次高,应用范围广,给广大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有益于提高中小学德育实效。德育模式对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来说,确实有着重要的实践功能。
理论分析范文篇7
1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现代科技为词典编纂提供了快捷、广阔的信息检索途径,使传统词典编纂进入到计算机和语料库时代,大大促进了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进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语料库编纂词典成为当今词典编纂的主要趋势。对计算机的运用水平影响到词典编纂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因此,词典编纂者有必要熟练掌握、操作计算机,熟悉词典编辑系统,懂得使用文本处理软件、词性标注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词汇索引程序等专用软件,真正做到老传统、新理论、新技术的有效结合。
结束语
理论分析范文篇8
关键词:电影理论早期电影白话现代主义集体感官机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快感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快感”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快感”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快感”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快感。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妓女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妓女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国民党、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FilmCulture,UrbanModernity,and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1998);MiriamBratu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10-22.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ShanghaiCinemaandVernacularModernism,1896-1937(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YingjinZhang(张英进),ed.,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1922-1943(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LaikwanPang(彭丽君),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LoveandtheQuestionofEarlyChineseCinema,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P27-50.
(5)LindaWilliams,ed.,ViewingPositions:WaysofSeeingFil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6)SueTuohy,MetropolitanSounds:MusicinChineseFilmsofthe1930s,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
(7)TomGunning,AnAesthetic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the(In)CredulousSpectator,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14-133;TomGunning,TheCinemaofattractions:EarlyFilm,ItsSpectatorandtheAvant-Garde,WideAngle8.3-4(1986):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9)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第二章。
(10)ZhenZhang,BodiesintheAir:TheMagicofScienceandtheFateoftheEarly"MartialArts"FilminChina,PostScript20.2-3(2001):P43-60.
(11)同(8),第771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Xiao(萧志伟),Anti-ImperialismandFilmCensorshipDuringtheNanjingDecade,1927-1937,inSheldonLu(鲁晓鹏),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38-41.
(13)Mariam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TransformationsofthePublicSphere,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40.
(14)有关30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期(1997年8月),第116-127页。
(15)同(8),第1338页。
(16)同(8),第1079页。
(1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48.16(2001):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P147.
(20)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63.
(21)JenaroTalensandSantosZunzunegui,TowardaTrueHistoryofCinema:FilmHistoryasNarration,Boundary224.1(1997):P28-29.
(22)LynnHunt,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Robert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in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P344,348.
理论分析范文篇9
一、财务咨询的涵义
财务咨询从理论上说是管理咨询的一种,剖析财务咨询的内涵首先要深刻理解管理咨询的涵义。咨询,传统意义上讲是指征求别人意见、求助于人或给人出主意、提建议、定计谋之意。管理咨询既可以被看作一种专业服务,又可以被视为提供实际咨询和帮助的一种方法。对管理咨询较为权威的定义是:“帮助管理者和组织,通过解决管理和经营的问题,鉴别和抓住新机会,强化学习和实施变革以实现组织目的和目标的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咨询服务。”
目前,财务理论界较为明确地提出的财务咨询的概念是:“财务咨询是指具有财务与会计及相关专业知识的自然人或法人,接受委托向委托人提供业务解答、筹划及指导等服务的行为。”笔者认为,财务咨询的涵义应当是十分宽泛的,无论是接受委托提供专业服务的财务咨询,还是从属于全面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附属性财务咨询,都应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将财务咨询大体定义为:咨询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为客户、投资者等服务对象提供的有关资产管理、证券投资等财务方面的管理咨询服务,即一切有关财务的咨询服务活动都是广义上的财务咨询。
二、财务咨询的理论地位和功能
理论上,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在“大财务”的框架下,财务理论体系可分为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家庭财务,这主要是基于财务主体及其特性的不同划分的。从另一角度,可将各财务主体(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理财活动按其业务性质分为自主理财和委托理财。其中,自主理财又可分为自主决策理财和咨询决策理财。同时,自主决策理财也非真正靠自己的能力单独决策理财,财务咨询常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培育着理财主体自主决策的能力。因此,财务咨询在财务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管理咨询业的独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以及大量专业财务咨询公司的不断涌现,更加凸显了财务咨询在实践方面的重要地位。
财务咨询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对企业、个人理财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具有以下功能:
在宏观方面,财务咨询可以引导理性投资,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财务主体尽其所能追求财务利益最大化,但由于会受到信息、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财务行为难免会出现盲动性、滞后性,这不但会造成财务主体利益受损,而且对国民经济产业整体协调发展非常不利。财务咨询服务于微观经济主体,弥补其能力的不足,减少其决策的失误,客观上减少了投资者的盲目性,校正了市场反应的滞后性偏差,有利于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国内企业将直面全球竞争,财务咨询将是企业在低效的管理水平和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提升财务运营能力、综合管理能力、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其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在微观方面,财务咨询可弥补企业、个人等财务主体自身知识结构、运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有助于解决经营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财务咨询专业人员可以为客户鉴别、诊断和解决财务各相关领域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客观、专业的分析,帮助客户识别并抓住各种新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财务咨询给客户提供了一个认识、学习财务知识技能的机会,对于提高客户能力、促进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财务咨询的业务定位与基本分类
财务咨询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咨询业务既包括实物性资产咨询、证券性资产咨询,又包括财务主体筹资、投资及日常管理等业务咨询。具体地,在国外,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财务估价、经营资金与流动资金管理、兼并与收购、投资项目分析、会计制度设计、预算控制、外汇管理等;在国内,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设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会计电算化实施战略、财务分析、代拟经济文书、培训财务会计人员、记账、税务服务、个人理财帮助、资产评估、投资咨询服务等。
客户所需咨询业务性质不同,决定了各种财务咨询的服务目标、服务方式等方面必定存在差异,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财务咨询类别。就目前开展财务咨询业务的现状而言,财务咨询按业务性质、服务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行业投资评价型。该类财务咨询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等提供的社会鉴证业务,咨询服务的目的是提供客观的、不带有利益色彩的建设性观点。专业咨询人员以调查、搜集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现有分析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且以诚实、专业服务为基础,恪守“三公”原则,即不卖产品,也不推进部署,只是提供独立的分析。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性的财务咨询公司开展。2.财务整体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侧重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服务,获取由于出让知识、脑力劳动而应得的利益回报。专业咨询人员主要提供一整套有关企业、个人财务运作与管理的规划、策划等服务,十分注重市场细分化差别,在提供整体服务的条件下强调业务领域专长,根据企业、个人需要,可以量身定做方案并提供贴身服务。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财务公司、综合性管理咨询公司、证券公司及部分提供咨询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开展。
3.附属增值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的目的是扩大主营业务,专业咨询人员运用一系列理财工具,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财务分析和理财建议,并兼顾产品销售。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主要由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个人理财中心”等部门提供。
四、证券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涵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证券投资咨询作为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是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影响重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建立之初就产生了投资咨询业务的萌芽。1920年,全球第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证券投资咨询业也便开始发展起来。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正式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证券市场初步建立时便已经起步,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行业。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咨询业蓬勃发展起来。目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证券投资咨询业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咨询业务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存,二是咨询业务的专业化与全面化两极发展。在此两大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困扰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咨询业务的客观、独立,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等。
理论分析范文篇10
[关键词]审计关系;受托责任;委托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会计审计界对“受托责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委托”也并不陌生。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多见于理论结构整体框架中对审计产生动因的分析,对多角度审计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独立审计领域,而审计关系的研究对审计主体的行为选择、审计目标、审计质量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权责对等的角度对审计关系中的受托责任与委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审计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受托责任论:国内学者王光远(2004)认为,一般受托责任关系涉及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委托人(princi.pal或theaccountee);另一个是受托人(theaccountor)或人(agent)。委托人将资财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托付后即应承但所托付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受托责任。外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以组织外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而内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则以组织内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林钟高等人(2002)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揭示独立审计需求的本源。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因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蔡春(2001)认为,审计的本质目标即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项俊波(2002)、尤家荣(2002)认为审计是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产生的。
Tom.1ee(1993)认为,受托责任产生了审计,审计正是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手段。David.flint(1988)明确指出,审计是为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审计人员和审计策略的制定者的责任是:不断发现什么是社会需求,社会对独立审计赋予什么期望,并在实务和经济限制的范围内,努力满足社会需求。
委托论:孙铮、姜秀华(1997)将委托理论引入民间审计的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委托关系与民间审计质量、收费等的关系。郝振平(2000)认为,审计关系是指一项审计行为必然涉及的审计人、被审计人和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三方之间所形成的经济责任关系。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构成一种关系,与审计人构成另一种关系。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和被审计人构成的多人关系中,审计委托人和审计人的关系以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之间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和必要条件,这和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理论对审计产生和存在的解释是一致的。
Antle(1984),Baiman,Evans,andNagaraian(1991)运用静态多人道德风险模型;ChiWenJevonsLeeandZhaoYangGu(1998)则建立了动态多人道德风险模型。WattsandZimmerman(1986)也引入了理论进行分析,解释了对审计师独立性的强调和会计职业协会以及大型审计事务所的存在理由。
三、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受托责任还是委托
(一)受托责任与委托的涵义
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也译为受托经济责任,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以下引用一些权威性解说加以分析。日本《新版会计学大词典》认为,受托经济责任即是一定的经济主体赋予其财产管理者保管和运用所有财产的权限,并要求他们负起管好、用好这些财产的责任。美国总审计局认为,政府的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受托管理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的政府和机构向公众说明其全部活动情况的义务。加拿大审计长公署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对授予的某项职责履行义务,作出问答,它假设至少存在两方:一方赋予职责;另一方接受这一职责,并承担责任,对履行职责的方式作出报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授予一个被审计个人或实体的责任,显示他已经根据资金提供者的条件对委托给他的资金进行了管理或控制。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认为,公共经济责任意指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当局报告资源管理情况和说明其履行所承担的财务、经营和计划责任的义务。《科勒会计师词典》对受托经济责任的解释是:(1)雇员、人或其他人员定期地令人满意地报告其是否按照授权行事的义务;(2)以货币形式、财产单位或其他预定标准来计量对他人承担的责任或义务;(3)按照法律、规则、协定或惯例的要求证实完善的管理、控制或其他职能的义务。
从以上解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点:第一,受托责任的主体,即委托人包括“一定的经济主体”、“公众”。第二,受托责任的客体,即受托人包括“财产管理者”、“政府”、“被审计个人或实体”、“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当局”、“雇员、人或其他人员”。第三,受托责任的内容包括“管好、用好财产”、“管理使用公共资源”、“履行义务、作出报告”、“管理或控制资金”。第四,受托责任的本质是“责任”或“义务”。这里的“责任”即行为人的“份内之事”。“义务”处于一种与权利相对应的被动的法律地位,在汉语中,义务一词的文义有“按义理务必应做之事”的意思。
委托是理论中的概念。Coase(1937)是这样描述人不同于“仆人”或“雇员”的:“仆人有义务向主人或为主人的利益向其他人提供个人服务,否则这种关系就是一份商品的出售合同;主人有权亲自或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人控制仆人的工作。而人在工作或提供服务上并不受雇主控制。他必须计划和管理自己的工作以提供合同规定他提供的成果。Batt教授进一步指出:把人与仆人区别开来的并不是是否存在固定工资或所完成交易的佣金,而是人进行工作的自由。”
自从Coase(1937)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后,西方涌现了大量研究委托关系的文献,人们引用最多的是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还应注意到,即使不出现明显的委托一关系,只要在任何场合包含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合作性工作,就会出现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成本的定义及其对企业理论的重要涵义包括了这种关系,该关系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在有关企业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班组生产的逃避责任和监督问题很接近。”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委托关系的本质是契约关系。第二,委托双方是权责对等关系,即接受“决策权”,“履行某些服务”。第三,委托关系中的人与雇员或其他人的根本区别是“自由”,即委托关系中的人按照合同规定提供劳动成果是自己“计划和管理”的,是“不受雇主控制”的;而仆人、雇员或其他人是“有义务的”和“受雇主控制的”。
(二)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
审计关系是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审计受托人)、被审计人的三方关系,其中包括双重关系,其一是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的管理或经营关系,其二是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审计关系,以下分别简称第一种关系和第二种关系。
按照审计领域不同,我们把审计划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在国家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代表公众的立法或行政机关,审计受托人是审计机关,被审计人是履行公共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或使用国有资本的企业。其中在第一种关系中,受托人“管理使用公共资源”履行职责,是其责任和义务,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履行公共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是受托责任关系(国有资本作为国家股投资的除外);在第二种关系中,审计机关履行部门职责对被审计人进行审计,也是责任和义务,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审计机关也是受托责任关系。
在社会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所有者”、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计受托人是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人是“经营者”。其中在第一种关系中,“经营者”履行受托经营职责,享有经营决策权,其在工作中是“自由的”、“不受雇主控制”的,双方是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因此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是委托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审计人按照与审计委托人签定的“业务约定书”提供服务,取得审计收费,显然他们之间是委托关系。
在内部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所有者”、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计受托人是单位内审部门,被审计人是“经营者”。其中第一种关系与社会审计的第一种关系相同,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是委托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单位内审部门履行部门职责进行审计与国家审计类似,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审计机关也是受托责任关系。以上审计关系可用表格列示如下:
首先,审计关系中无论是管理关系还是审计关系,无论是受托责任关系还是委托关系,都存在的最根本的共性问题是成本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经济人”,各审计关系主体都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其次,审计关系中又存在着各有侧重的个性化问题。如在受托责任关系中,由于只强调了责任和义务,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注意调动审计人的积极性,做好监督与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委托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审计市场等的市场失灵、诚信缺失、低价揽客甚至审计合谋等问题,对此要侧重于培育外部市场、有效的审计市场以及构建合理的委托关系等。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加快培育外部市场,建立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在对审计风险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较大经营风险是导致审计风险的首要因素,因此企业经营状况、经营者人职责履行情况,即管理关系的有效履行对降低审计风险、充分发挥审计的职能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外部市场能够完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对经营者起到有效的监督约束作用。外部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经理市场、接管市场等。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流通股比例较小,外部监督弱化,投资者不够成熟,投机气氛较浓,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压力不够;董事会成员和经营者大部分是通过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的,经理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股权转让往往通过协议转让或行政划拨的方式进行,兼并、收购和接管等市场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因此应加快培育外部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对经营者的任命,使得外部市场监督约束机制对经营者形成足够的压力,促使其认真履行人职责。
(二)培育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建设有效的审计市场
众所周知,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审计只是服务于国企改制的工具等制度性原因,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缺少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甚至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导致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以维持市场份额。对此政府应加强监管,引导建立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加大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违规惩处力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同时加强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约束,建立对上市公司的信用机制的激励,多角度培育上市公司需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的有效的审计市场。
(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造就合格的审计委托人
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和由此产生的审计关系失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被管理当局掌握,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人员往往相互兼任,监事会不过是个摆设,中小股东无法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监督管理当局的行为,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原本应由所有者担任的委托人角色,实质上被经营者操纵,即演变成由经营者委托审计人对自己进行审计,由其决定事务所的聘任、审计费用等事项,由此导致审计关系的严重失衡,破坏了审计执业的根本——独立性。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采用由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来决定审计事项,造就合格的审计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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