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辩论十篇

时间:2023-06-21 09:44:00

理论和实践辩论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1

【摘要】在为辩证法确立根基的意义上,实践辩证法概念是清晰的,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它又呈现出模糊状态:一是实践辩证法的思想史定位不清,二是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界定不清。基于此,我们提出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释辩证法的议题。一方面,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比较视域中,揭示其思想脉络,勾勒其学术纹理;另一方面,通过辨析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等概念的区别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进而揭示其思想特质和当代价值,从而进一步获得对实践辩证法的清晰印象。

关键词 实践哲学;辩证法;实践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033-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本质研究”(14CZX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志军,湖南郴州人,哲学博士,(北京100089)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中,实践辩证法是一个似清晰却又模糊的哲学概念。说其清晰,大致是指“实践的辩证法” 的思想语法很简洁,以“实践的”这样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辩证法,以表明与传统意义上“唯物辩证法”的区别,突出辩证法的实践特性。一般来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把基础和根基安置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不一样, “实践的辩证法”是奠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即是以主客体关系为载体的辩证法,于此便为辩证法重新找到了一个根基、中心和基础。在学理层面,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显然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就此而言,实践辩证法是清晰的。

然而,实践辩证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又是一个处于模糊状态的概念。这种模糊状态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其一,实践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体而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它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是不清晰的。如果将它的思想渊源仅仅上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不够的,在这个思想界域内,我们不足以获得关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纹理,更无法划定实践辩证法的研究边界。要使它获得厚实的学术底蕴,显然还要推进辩证法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把握其思想脉络;其二,在学界对实践辩证法的阐释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实践”自身的理解就直接影响到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在“实践”的光圈中,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哲学等相关概念相互逐鹿,纷纷建构它们自身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有关“实践”的概念群中,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莫衷一是的局面,使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似乎愈发模糊。

诚然,指出关于实践辩证法的模糊认识,并非是虚妄到要形成一种阐释辩证法的统一方式。我们认为,要说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渊源或者思想脉络,恰当的做法是应该将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来考察,这不仅符合辩证法思想本身的历史进程,也符合实践辩证法研究的内在要求。更进一步而言,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阐释辩证法,或者说要揭示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需要在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之间做出合理区分,以及辨析它们各自与辩证法的关系。

二、“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脉络

在对辩证法的众多阐释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异质性阐释方式,一种是立足于理论哲学的视野,将辩证法看成是关于思维的逻辑或方法,另一种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把辩证法与实践关联起来,从而揭示辩证法的实践本质。这两种阐释方式或视角并存于当今辩证法的研究中,而且各自为自己的合理性或正统性进行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相互对立、有我无他的态势。在我们看来,这种为争正统而只取其一的研究态度,本质上仍是或属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非辩证的。以理论哲学的方式和以实践哲学的方式阐释辩证法,都是研究辩证法的一种有效渠道,而各自又都有自己的合理性界限或范围。

必须承认,从理论哲学的角度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如果把这种视角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便会发现他的《论题篇》、《辩驳篇》和《修辞术》都是从理论哲学的维度阐释辩证法的杰作。事实上,西方哲学史意义上的辩证法都离不开这个视野,其核心的线索和议题便是知识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或然性知识学说的辩证法、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证法、康德的理性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合适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恩格斯强调辩证法作为理性思维把握对象本质的科学方法,也是理论哲学的阐释方式。不过,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释并没有走上西方传统知识论的道路。正如学者孙正聿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 与‘存在’的问题。这个实质性区别表明,哲学不是以‘思维’ 和‘存在’ 对象,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 的某种知识,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作为‘问题’ 予以反思。”① 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从理论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基础的坍塌而寿终正寝。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报告,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只是将西方传统的知识论抬进了历史博物馆,而并没有驱除理论哲学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令哲学颜面扫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以孙正聿为代表的以理论哲学来阐释辩证法的学术路径和恩格斯的理解息息相关。从理论哲学的视角看,辩证法作为关于思维的方法和智慧,是一种高级思维的艺术,它以通晓概念的辩证本性和思维运动的规律为前提,或者说主要体现为理论探索和创新过程中的运思技巧。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亦即哲学的批判本性,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同一关系的理论表达,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超越本性的理论表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人类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自然的和绝对的前提,而哲学和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批判地反思这个“前提”,这是哲学和辩证法的价值的根本方面。② 准此,辩证法主要被界定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相对立,这种界定的理由在于把理论思维而非经验思维看成是辩证法的理论本质,其实质在于以辩证的概念来把握存在,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二是作为理论思维的运行方式,同样,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相异,这种界说主要是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活动的规律,认为思维的运行规律具有一种辩证法的形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辩证法就是这些规律自身及其对这些规律的反映;三是作为理论智慧的辩证法,这是一种与理论哲学本身有区别但又相互关联的界定,其前提在于认为理论的运思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和技巧,所谓理论智慧便是辩证法通过辩驳和批判能够实现理论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探寻和理解。

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并没有像理论哲学的方式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如此,它们同样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与辩证法的思想史密切相关。苏联学者捷·伊·奥伊则尔曼主编的《辩证法史》系列著作认为,辩证法在古代哲学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实质上它和哲学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③,而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统治时代(十四到十八世纪),辩证法退居了次席,这与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的勃兴、教会的精神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① 在奥伊则尔曼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作为发展理论、认识论和逻辑理论的辩证法,这一点与古代哲学把辩证法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以及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统治时期的辩证法只有零星的发展具有重大区别,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里,辩证法得到了系统的制定和研究。② 在罗森塔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中,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辩证法走上科学道路的通道,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挣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在我看来,这种划分辩证法史的方式不仅具有年代学的意味,而且是完全按照哲学史的套路来书写的。尽管不无启示,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以何种方式来理解辩证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明确说明。我认为,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划分来看,辩证法史事实上可以作以下划分:在古代哲学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既存在着理论哲学的阐释,也存在着实践哲学的阐释,但前者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之后的中世纪和德国古典时期,理论哲学勃兴,实践哲学式微,继而辩证法的阐释也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展开的;而以马克思为开端,辩证法被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视野。由此可见,在辩证法史的视域中,以理论哲学阐释辩证法占据着主流,而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却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忽视。从这一点来说,在当代突显实践哲学的视角,有助于揭示辩证法的完整性、展现辩证法的多维性,从而使其恰当地履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事实上,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视角理解辩证法,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线索上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海德格尔、罗蒂、伽达默尔等人对辩证法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哲学的地基上展开的。其中,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哲学理解辩证法具有开创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有其实践哲学,但是他并没有自觉地从实践哲学的视野中来阐释辩证法。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且他立足于实践哲学来理解辩证法,但也不乏从理论哲学方面理解辩证法的思想。无论是以此为思想背景,还是借助于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哲学资源,国内的辩证法研究开始日益凸显辩证法研究的实践哲学视角。究其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使国内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初具雏形,此后一段时间受到压制,当今学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可以看成是对那段研究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二是学界开始有意识的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区分开来,一方面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起源,或它们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其差异,另一方面当学界意识到辩证法作为理论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基本议题时,其实也就预示着谋划辩证法的新阐释已成为可能。

鉴于对实践哲学理解的差异,学者们并非都是用该词来意指辩证法的新阐释,但是其渠道却是相通的。比如,贺来教授就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他认为传统理解的辩证法批判本质主要是立足于理论哲学或理论理性的角度,它无法克服有限的理论视角和无限的生活实践之间的矛盾,因而主张从实践理性和后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最为关键之点就在于超越长期支配着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哲学思维方式,从后形而上学视野和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辩证法批判本性。”③ 与此不同,王南?教授一方面认为在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问题的意义上,我们应当确认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相对于理论思维的有限性、单一性和片面性,生活实践本身则具有无限性、多维性和整全性,因而他把“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整合而构成包容多视角的实践知识的行动称为实践活动的辩证法”④,简称实践辩证法,或者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无论是把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还是与实践智慧关联起来,都是与理论理性或理论智慧相比较而言的,与前两位学者注重“辩证法研究”不同,刘森林教授的《辩证法的社会空间》更注重“研究辩证法”①。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三式,这种辩证法的根基是立足于自然世界、物品世界且面向意义世界的社会世界。换言之,辩证法所要面对的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世界,因此,他以重新回归实践的方式,进一步探索了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样态,② 比如在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探讨了矛盾概念,分析了异化话语的构成和历史。

以上论述试图说明两点:一是以理论哲学阐释辩证法并不能替代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反之亦然,它们承担各自的功能,履行各自的使命。但问题在于,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这种方式在辩证法史上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在当代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作为内涵于辩证法史中的两种阐释方式之一,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突显能够更完整的揭示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和批判本性,以契合于它自身的使命与功能,或者说契合于处于现时代中人们赋予它的使命与功能。这是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重要理由。二是通过描述在当今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大致路径,试图阐明学界在实践哲学内部阐释辩证法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其大致的共同点在于都意识到了在理论哲学视域中阐释辩证法的局限性和有限性,都认为理论思维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理论哲学内部得到解决,除非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因此,他们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在实践哲学中阐释辩证法,如何解决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有的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有的从实践智慧的视角,还有的直接从现代实践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中来寻求解决之道。

三、“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特质

不弄清楚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含义,就无法讨论辩证法本身。这里的前提预设是实践哲学并非是一个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哲学思想,它需要加以选择和辨析。实践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研究实践”的哲学,或者说在哲学层面对实践的研究,它还是一种以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作为人的一切关系和能力得以形成、展开和实现的孽生地,以此为前提和视角而展开的对哲学理论的各种形式及内容的理解、反思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甚至实践自身区分开来,进而将它们与辩证法的关联及其各关联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揭示出来。

首先,实践理性是与理论理性相对而言的,是人的理性在运作和功能角方面的区分。如果说理论理性的使命和任务在于使人认识、把握对象的“是什么”、“为什么”和“会怎么”,那么实践理性则是要解决人要“做什么”、“如何做”;理论理性借助于抽象在思维所设定的理想环境中将对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条件予以分解(分析)和统和(综合),因而对许多偶然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予以忽略或舍弃,以求发现规律和趋势,那么实践理性就必须充分考虑主体所处的当下条件和特殊境遇,从现实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中依据价值大小而选定自己的目标(做什么),制定行动的计划(如何做)。二者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同,但又不是对立的,毋宁说是统一的,至少是应该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的。贺来教授的《辩证法与实践理性》直接把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等同起来,似乎实践哲学就是关于实践理性的哲学。在笔者看来,如果对实践理性不作过于宽泛的理解,那么就应对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进行一定的区分,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得多。一方面,实践哲学关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践的科学维度,另一个则是实践的价值维度,它包括研究实践的非理性维度,比如价值、情感、意志等等。在后者的意义上,徐长福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价值本体论概念。另一方面,从关于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的思想史来看,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具有更深厚的学术传统,所蕴藏的学术资源也较为丰富。辩证法作为实践理性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辩证法作为实践哲学则是要突出辩证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内在规范性,即要揭示出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它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活动逻辑,二是价值作为它的内在规范维度,三是它的超验性维度。

其次,实践智慧与实践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徐长福教授认为, “实践哲学只能揭示实践智慧所蕴涵的道理,因此它不能替代实践智慧本身。实践智慧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长期养成的,不是某种实践哲学理论转换的结果”①。换言之,实践哲学研究揭示的是关于实践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道理,如实践中主体、客体、中介和条件的复杂关系、实践的目的和手段、计划与方法、实践的样式与因素等等,而实践智慧则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凝结的成功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特定的方法、特殊的方式、特别的途径等等,是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的实践能力,简言之,它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王南?教授比较强调实践辩证法与实践智慧的一致性或共同性,认为“实践辩证法也就是一种实践智慧,或者说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②。一般地说,这样表述当然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重要很深刻的,但如果把实践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等同,或者说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这种说法可能会消泯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的区别,既没有注意到从实践哲学理论向实践智慧转化的问题,也没有给理论智慧和理论辩证法留下足够的空间。

最后,还要区分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实践哲学既是关于实践的哲学,是以探讨实践问题为核心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理论,还是以实践为基础、把一切现实、感性、对象都“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哲学。但无论多么重视实践,它毕竟还是一种哲学,是哲学理论,属于“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不是实践活动本身。马尔科维奇曾指出, “必须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 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分”③。在他看来,实践(Practice) 仅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而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指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性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且有其基本的价值,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实践(Praxis)比实践(Practice) 更靠近实践哲学的意蕴。前者具有规范性和批判性,是对“做”本身的一种形而上思考,而后者则具有事务性和操作性,是对“做”的形而下演绎。实践哲学既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对现实的实践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同样的,实践辩证法既以揭示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为前提,又以批判现实实践从而提升实践为使命。这就要求,实践哲学、实践辩证法应当也必须与现实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既不能脱离现实实践,又不能非批判地一味地迎合实践。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距离和张力是被抹去了的,或者说批判现实实践的维度是不彰的,我们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就是试图重新恢复或者阐释二者之间的差异或张力。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2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是实践提供了认识对象),而且改造了世界,在自在世界(天然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人世界(人类世界),所以,实践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科普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知识最终都是以实践作为中介的,他说:“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经验概念(逻辑概念),因为任何的经验形式都直接的和实践是相联系的,而科学知识的经验水平是思维和阐述信念的结果。另外,经验的评价标准不能够离开理论的阐释。理论的分析方法是科学反思自身的观念的工具。经验阶段预测一定的世界图景,进行初步的概念解释,经验规律转化为科学理论,进而内化为个人的理论活动。经验时期可以说是前理论时期。科学可以划分为起源阶段,把经验看成科学认识的起点;二是科学理论阶段则是有着复杂的有效的理论体系构成。”[2]科普宁认为,实践同日常的经验的观察不同之处在于,在实践中是同人在理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象打交道。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苏联的科学哲学家施维廖夫在1988年发表了《科学认识分析》,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进一步强调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导作用。他指出:“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经验、经验信念,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3]认识的目的是要深入到最广阔和更深刻的现实中去的,可见,他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于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哲学就具有科学性,哲学的科学性保证哲学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哲学知识的可靠性最终又来自于实践,譬如当我们将“黑马”的本质抽象到“动物”的层次,那只能形成“动物学”,而“动物学”是具体科学,不是哲学。只有将包括“黑马”在内的“万物”抽象概括到“存在”这一“万物”的最大特性,普遍性才能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从而形成世界观,形成哲学。所以,实践决定着我们的认识,脱离实践的认识是唯心主义的认识。

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本性。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一致的原理,从而为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辩证法的三要素是对辩证法的实质、本性和精髓的经典表述:“(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2)事物自身的矛盾性,一切现象中的矛盾和倾向性;(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辩证法的三要素可以概括为,“辩证法的基础是唯物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精髓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在这里,辩证法的本性是认识论,它对科学认识起到启发和助发现的作用,而绝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苏联从六十年代赫鲁晓夫解冻开始,崛起了认识论派,主要代表是科普宁和施维廖夫。他们深刻论证了辩证法的认识论本性,把辩证法理解成科学认识论,认为哲学不同于实证科学那样直接面对客观事物,对世界进行反映,得出科学知识体系;而启发科学认识,是引导、规范科学认识活动中心从而成为恩格斯所说的“最锐利的武器和最好的劳动工具”。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完全相适合的方法。苏联在分析科学认识结构问题时,就很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够做到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解决问题。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在科学认识发展中就体现了矛盾的观点,实现了在对立中统一。苏联的科学哲学研究在处理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方面,显示出了辩证认识论的优势,可概括为:第一,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本性问题。苏联学者把这两种知识和产生这两种知识的认知机制---感性和理性---区分开来,因为感性知识的形成阶段同样包含着思维的范畴加工。苏联学者还从认识活动的不同特点出发界定两种知识的特征,如切尔尼亚克从质和量的关系出发进行划界,指出:“某个理论的认知语言是所有那些评述和术语组成的,它们是从被加工的组合的变化着的量的特点方面来表现客体的直观性和非直观性;其次是精确性、抽象性和程度不同;最后则是在于是否以规律结构为其基本内容。”第二,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功能。施维廖夫认为,理论层次的认识活动旨在完善、精确和发展科学的概念机制,构建“特殊的理论世界”;经验层次的认识活动则是指向建立科学的概念之外的实在联系。施维廖夫明确认识到经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经验活动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检验(外在的证实)。第三,关于经验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苏联学者在这方面从来不把二者对立起来,始终坚持经验是认识的源头,但经验有待上升为理论。苏联学者特别深入考察了理论对经验的解释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注意不够的地方。如马姆丘尔指出,在理论对经验材料的解释结构中,可以区分出两个独立的经验“子层次”:一个是对经验结果的确认,可以称为“解释———描述”层次;另一个是对头一个子层次上确认的结果做出理论说明,可以称为“解释—说明”层次。此外,苏联学者还特别研究了判决性实验、理想化、检验理论自身的中立性、抽象客体、知识分析的方法论单元、公里化系统的界限、科学理论的重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苏联学者的研究都侧重在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如施维廖夫所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总强调科学知识进行内容分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何种方式实现科学的理论化?其形式、阶段、标准是什么?还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逻辑形式技术的提炼、演绎公理化建构的精确化问题,对发展着的各门学科方法论具有首要意义。”

三、结语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3

一、“4321”主题辩论课型模式的基本内涵

在辩论中,实际辩论者和观众已经不仅是锻炼运用语言文字能力,更主要的是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把哲学、政治、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并准确表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辩论对我们的学习进行了一次综合的检验,促进了我们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而在《综合实践活动课指导纲要》中指出:在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综合实践活动和其它各学科领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有紧密的联系。我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摸索中创建的专题辩论课“4321”模式:4指“问题导入,引出辩题――小组讨论,确立论点――交流讨论,双方对辩――归纳陈词,总结评价”4个环节。3指“导与辩结合,议与辩结合,评与辩结合”3个结合。2指“关注辩论过程,关注辩论方法”2个关注。1个主题指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在一定的情境之下,进行自由辩论的交往,养成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习惯,从而获取知识的传递,能力的训练和思维的拓展,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

二、“4321”主题辩论课型模式的实施程序

1. 生成辩论主题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质特是生成性,随着活动的不断展开,新的目标不断生成,新的主题不断生成,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兴趣盎然,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鼓励学生的自主选择,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为其个性充分发展创造空间。教师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帮助学生完善其自主选择意识和能力方面,而不是代替学生选择。在主题辩论课型中,首先要适时地把握辩论的主题。这些主题是值得研究的,争议性较强的,或是符合学生阅读心理的,或是体现学生生活的,或是有创新因素的。总之,这些论辩的内容应力求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学生“跳一跳就能摘下的桃子”。如“端午节探索”主题实践活动时,学生对屈原的跳河自尽的行为出现了争议,教师适时点拨生成了“屈原的跳河自尽值不值得”的论题。又如“走进名人故事”主题活动中,教师点拨生成“成功是勤奋还是方法更重要”论题,这些论题针对学生在活动中的疑难处而自主生成,把握住了良好的契机,形成学生有话可说、各有见解、跃跃欲试、各抒己见的局面。实效性强,学生兴趣盎然。

2. 铺垫论辩基础

个人的自学准备和深入思虑是展开论辩的基础。没有个人事先对材料事实的全面掌握,没有表达必须的言语的基础积累,没有讨论个体的认真思考,就无法组织有益和有效的辩论,也不可能通过辩论使大家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实施主题辩论教学就必须有一定的铺垫。

3. 引导论辩进程

主题辩论教学中主角是学生,但是也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调节。在展开论辩的进程中,情况变化莫测。有时观点一致,有时意见分歧,有时未能到位,有时误入困境……这些都需要教师审时度势地加以及时引导。例如“成功靠的是勤奋还是方法更重要”主题辩论课中,在自自由辩论中,正反方双方为“勤奋”“方法”纠结在一起,一度停滞下来,老师就适时介入,提醒双方辩论主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更”字,代表着双方的观点中并不是全权否定对方,而是在于位置的高低,这一点拨,学生的思辨打开了,这时老师并不是马上让主辩手继续“开战”,而是腾出3分钟的时间让辩手们与智囊团进行讨论、整理,让全员都参与,集思广益,为后续准备。由于老师的顺势引导、点拨,不仅让学生思维碰撞出“火花”,而且对辩论的技巧有了更深的认识。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4

民法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也是法学课程中极为复杂和晦涩的科目之一。在教学中,如何适用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变得尤为重要,在过去的几年中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实践教学方法经常被提及,但民法的课堂教学中究竟怎样扩充各类实践教学的内涵,提升教学效果值得深思。

民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集中反映经济利益与人身利益最为直接、最为普遍的关系。目前虽不同学校和专业的学生民法课时差异较大,但其课堂教学多为教师精细讲解概念、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偶尔会穿插一些案例进行说明,终未能突破从理论到理论的限制。这对于初学民法的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更易被纷繁复杂的民法术语所困惑。

一、案例教学在民法课堂中的选择性运用

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哈佛法学院对学生的职业训练中。1875年,哈佛法学院首任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明确提出把案例法应用于法学教育,认为案例能够成为理论法学最为有力的媒介,唯有通过仔细分析法官在判决重要案件时的推理过程,方能洞悉潜在的法律原理。有学者认为,所谓案例教学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以案例为基本教学资料,将学习者引入教学实践情境中,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研讨等方式,从而提高学习者面对复杂教育情境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方式的总和,它不仅强调教师的教,更强调学生的学,要求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要有相当大程度的转变。i案例教学其实质在于情境运用和师生互动,这对培养和提高法学学生理解及运用法律的能力,推动教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用案例教学可以丰富民法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检查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很多民法概念如民事法律行为、物权等比较抽象,概括性、逻辑性强,如能运用典型、生动的案例教学,通过分析讨论,更易使学生融通不同知识之间的层次,提高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然而,案例教学在民法课堂教学中并不应是频繁运用,亦或不论总论、分论均有一定课时比例进行案例教学法,而应进行选择性应用。

(一)案例教学选择性运用的缘由

源于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法具有判例法的传统,其要点在于教师提出问题,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和回答,由学生自己归纳出结论。重在激发学生独立地思考和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分析技能和法律实践能力。而学生也在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判,提高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用法律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辩争中寻求真相。这一模式和通过对不同判决的研究去寻求法律规则并加以运用的传统,甚至是英美等国的法律、政治制度相适应的。ii在大陆法系国家,有法学家长期研究法律的传统,存在成文法的立法习惯,在实践中更是援引成文立法规定进行判决。对法学学生的教育以系统的法学知识讲授为主,侧重于灌输给学生法律的基本理论,更注重学生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理解,因此在教学中,势必让学生首先掌握学习运用成文法的基本思路,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可就民法的部分内容选择性进行案例教学。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式的组织

著名的法学家E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外,还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案例教学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在选择作为案例教学的内容时,应当考量这一内容的难易程度、重要性和以案例方式进行教学的可行性等。目前大多数院校会在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上学期开设民法课程,此时学生对于整个民法体系或不同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是很清晰,因此应当选择难易适中的内容进行案例教学。在期末阶段,则可针对综合性较强或较难理解的内容,设计出案例教学,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于整门课程的理解。

同时,由于案例教学以学生已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进行案例的探讨和分析,所占的课时比例又不能过多,所以教师首先应当将民法的重要概念如法律关系、自然人、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等讲解清楚,再就民法中的重要内容如民事行为效力欠缺情形、及无权、所有权与共有、担保物权、债的不同类型、特殊侵权责任和遗产的分割与处理等设计出一定的案例教学课程。而通过分析案例又可以使学生对民法概念和相关法律关系进行加深理解,如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关系等。以上的部分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此设计出案例教学一般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教学安排。

在教学方式的组织方面,可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为准备阶段,根据课程内容,尽量选择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加工后提前发给学生,案例的质量对于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第二为实施阶段,以学生为主开展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分组对若干案例进行解读,由各组代表进行发言,也可以相互间发问和回答;第三为总结提升阶段,教师结合案例的实情,具体解析各种法律关系的原理,让学生领会民法的基本法理,并可以布置小组撰写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

案例教学有目的地运用典型案例分析概念、原理的内在规律,活跃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通过现实案例的实际训练,进行法律思维训练,锻炼学生解释法律和解决法律争议的能力,这是不断提升民法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二、辩论式教学法在民法课堂的展开

辩论式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主张以学生为核心,充分发掘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是民法课堂实践教学的一种方法。在民法课堂教学中,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话题特别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能较好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增加学生的信息输入量;另一方面,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倾听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

作为教师来讲,在辩论式教学的准备工作方面,首先应了解辩论的一些基本知识如辩论规则、辩论技巧、辩论程序等,围绕法律辩论课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规则与方案。并能较早地布置辩题,公布辩论课的程序和环节以及辩论结果如何运用等,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可随机请部分同学作为评委,具体参与辩论结果的评定。同时,成功的组织辩论式教学值得注意的几个重要环节是:

第一,选择辩题。辩题是辩论式教学成功的关键因素,辩题可选择学生比较关注或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热点、学生感触较多或很困惑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还存有争议的,如法律是否应当规定取得时效、侵权责任是否包括专家责任等,正反双方均有内容可辨,也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料;最后要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设计,通过辩论来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一般应选择在民法课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存在理论探讨价值且学生容易模糊的命题。

第二,组织课堂辩论。作为整个辩论式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由正反双方根据己方观点进行阐述,从立论、证明、结论等方面说明立场,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有力;其次,双方辩手依次开展一对一攻辩、自由辩论,这属于辩论的核心程序,能充分体现双方各自的观点、论据,亦能在观点交锋中使台下的学生感受到该辩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再次,由双方的最后一名辩手针对辩论中的种种情况和己方的立场作总结陈词,重点为反驳对方观点,重申己方立场。最后,可在公布结果之前设计510分钟的提问时间,台下学生就辩题内容,论据或双方观点进行提问,辩手作相应解答,以此扩大学生的参与面。

第三,总结点评。点评是辩论式教学效果的升华,有利于学生理解辩题所涉法律内容,可分为学生点评和教师点评。在学生评委代表点评后,由教师客观、公正的针对整个辩论情况、双方的论点及论据、辩论技巧、辩手表现及团队合作等进行总结。教师不能代表任何一方的观点,一方面肯定双方的优点和独到之处,另外也指出双方在辩论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民法相关教学内容的意义。也可安排学生对整个辩题的认识及观点进行整理,写成课后作业,使得论证更趋严密,深化对该辩题的认识和分析,切实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当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辩手、辩论赛主席等人员组成及角色分配,提醒学生较好地控制辩论的节奏,注意语言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在此过程中,注重训练学生搜集与筛选资料的能力,从占有的大量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归纳和整理。同时,开展辩论式课堂教学不应是经常性的,也需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安排,在结果运用上可考虑占课程考核的30%40%,以此推动课堂实践教学在课程学习中的分量。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5

[摘要]实践辩证法一开始就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提出和论证的,是批判和超越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成果。在我国新时期的辩证法研究中,注重实践辩证法成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倾向,但由于对文本的选择和解释框架不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本文在细读《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基础上,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劳动异化辩证法和交往异化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的两个维度,它们相互支撑相互为用,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内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存在“断裂”,相反,倒是充分显示了人的实践活动中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必要的张力。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45-07

在我国新时期的辩证法研究中,基于对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超越,主张实践辩证法成为研究者的一个共同倾向。论者普遍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文本,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尤其关注马克思关于论述劳动异化和交往形式发展的辩证法思想,试图澄清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历史语境及其本源性形式,剔除后世形成的一些误解和不合理的附会。但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如认为马克思前期与成熟期的思想存在断裂、马克思只关注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劳动而忽略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交往活动――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劳动辩证法与交往辩证法予以割裂。换句话说,将原本作为实践辩证法的两个维度或两个方面当作是两种辩证法,这就很容易遮蔽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突出这种内在联系和统一性,防止人们对实践辩证法形成新的误解。

一、关于实践辩证法的两种阐释

在我国哲学理论界,实践辩证法一开始就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提出和论证的,是批判和超越传统教科书“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成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原始表达,也缺乏支撑“实践辩证法”概念合法性的“文本依据”。针对这种质疑,如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借以澄清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历史语境及其本源性形式,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论题。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基于马克思的文本来阐释实践辩证法思想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巴黎手稿》)为依据,认为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所阐发的异化辩证法;二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以下称“费尔巴哈”章)为依托,认为实践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或者说就是历史辩证法。下面,我们就这两种阐释路径作简略的考察。

在《巴黎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根据这段论述,研究者关于实践辩证法大致得出以下几个论断:第一,实践辩证法是一种以劳动对象化活动为基础的辩证法,它是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发现的。在这里,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就是实践活动。因而,《巴黎手稿》中的劳动辩证法或劳动异化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本身。第二,实践辩证法是关于人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抓住了人的本质、人的劳动和人的自我生成的思想,突出了异化在人的本质从丧失到回归中的作用,因而所谓实践辩证法是立足于异化劳动基础上的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辩证法。第三,实践辩证法是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过程,即人自我的对象化、自我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进程,是自我和对象由统一到对立再到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坚持这种阐释路径的学者认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讨论实践辩证法的最重要的著作。只有把实践辩证法理解为劳动辩证法,确切点说应该是劳动异化的辩证法,才能真正体现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真正体现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坚持第二种阐释路径的学者,多将《巴黎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早期即属于不成熟时期的思想;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费尔巴哈”章才是实践辩证法的重要文本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地,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发源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而“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学者们认为“费尔巴哈”章中阐述的历史辩证法以实践辩证法为基础,“历史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历史过程中的客体辩证法的矛盾运动,而是立足于人类主体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地位的实践辩证法。”进一步说,“费尔巴哈”章中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的表达,因为历史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历史辩证法就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改变世界又改变自己、超越和扬弃既有条件而创造新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就反对脱离人、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辩证法而言,这两种阐释思路是一致的,二者的不同,除了所依据的文本以及对文本评价的不同外,还存在着各自理解框架的侧重点不同的问题。比如,持第二种阐释路径的一些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就是人们的交往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更侧重交往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更替,认为这才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的主要依据。在这种理解框架下,他们认为《巴黎手稿》的不成熟,不仅表现为从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到异化再到这种异化的扬弃是一种抽象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路,也明显地带有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的色彩,而且只讲劳动及其异化还是主要遵循着近代哲学的主一客二分致思路向,缺失了主体间交往关系或者说交往实践这个更为重要的维度。这种理解显然与阿尔都塞的“断裂说”是比较接近或一致的。而坚持第一种阐释路向的学者,则不认同并反对“断裂说”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巴黎手稿》固然还比较明显地保留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但这时的马克思由于充分吸纳了黑格尔的劳动异化辩证法的成果,对人本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的水平。马克思在这里确立的人的活动主体性原则的思想,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劳动过程的主客体关系中,也表现在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异化不仅有劳动的异化,同样还有交往的异化,这在《巴黎手稿》的“穆勒评注”中有很充分的表述。“费尔巴哈”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交往异化及其扬弃的观点,它与《巴黎手稿》的论述角度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绝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从不成熟的人本主义到成熟的科学(主义)理论的“断裂”;相反,如果离开了异化或劳动异化的辩证扬弃,对交往方式历史演变的历史性描述就失去了批判的向度,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变成脱离了人的纯客体化描述。

这两种不同的阐释进路及其理解框架之间的相互诘问和辩难,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对实践辩证法的理解,本身就是极具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相互辩难和相互否定的阶段,那就容易陷入黑格尔所说的“单纯的否定”,只有超越这种“单纯的否定”,进入“否定之否定”,进入“合题”的阶段,才能克服各自的片面性,由片面的深刻性或片面的真理性而达到具体概念的阶段,实现一种多样性的综合。而做到这一步的关键,恐怕就是合理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二、异化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关系

在评论马克思的时候,海德格尔曾说过这么一段令人深思的话,“马克思在体会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的这个评论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不懂得异化,就无法“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

如前所述,马克思特别看重黑格尔关于否定性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费尔巴哈把宗教看作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将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认为这是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反转。马克思说:“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而世俗世界的这种“自我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劳动异化以及与这种异化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的异化,其他的异化,如国家的异化、政治的异化、观念的异化、道德的异化、宗教的异化等等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基础上的,同时又强化、固化着这种基础。所以,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引起了一切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的仇恨和愤怒。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集中地讨论了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众所周知没什么分歧的。但马克思的异化辩证法并非仅指劳动异化的辩证法,同时还包括交往异化的辩证法。在《巴黎手稿》的“穆勒评注”中就集中讨论了交往异化及其扬弃的问题。关于“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韩立新教授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如果说《第一手稿》的核心概念是异化劳动,那么《穆勒评注》的核心概念无疑就是交往异化。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虽然都是异化,但两者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劳动异化是指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它所遵循的是主客逻辑、孤立人的逻辑,而交往异化则是指至少两个私有者之间的异化,尽管它也涉及到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等的异化内容,但都是以交换关系为前提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与韩立新教授相同,当一些论者讲到“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概念的时候,往往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即主要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过程的异化这个直接的意义上使用的。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劳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劳动,而是人们结成一定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的劳动,是以一定交往关系为前提的劳动,所以他说的劳动异化,除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也包括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直观地简单地理解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似乎在第一手稿中只涉及劳动异化,而在“穆勒评注”中又讲交往异化,应该说马克思在讲劳动异化时就内在地涉及到交往异化,而讲到交往异化时又是以劳动异化为前提的,这二者完全是互文互释的关系。马克思讨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之间互为前提相互为用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最初个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个性条件,是他们自主活动的条件,但是“这些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它的桎梏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交往形式的有联系的一个序列。取代成为桎梏的以往交往形式,立足于更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交往方式,它又会成为桎梏,因而又被别的交往形式所替代――交往形式就是这样成立的”。他们把交往形式的更替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最初的、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其次是普遍交往或者说是世界往,最后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他们详尽叙述和分析了这三种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和更替,而这种交往形式之间的否定性过程就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性内容,构成交往形式自我否定的推动力和创造力则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力就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能力,是借助合作和社会交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整体性和客观性的社会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力量变成了与人对立并且压迫着人的力量,这正是劳动异化的表现,也是交往异化的结果。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并不是如我们一些人所直观的理解的那种外在于人或与人无关的所谓“社会矛盾”,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人的劳动、劳动能力与其具体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之间的矛盾,是不断地发生着异化又不断地扬弃这种异化的矛盾。

从马克思的思想逻辑进展来看,“费尔巴哈”章的“交往形式”概念是《巴黎手稿》中“交往异化”概念的演变或者说交往异化思想的延续,而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断裂”。比如在《巴黎手稿》的“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使用“交往”一词多与交换联系在一起,把交换看作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指出,“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货币“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在“费尔巴哈”章中,他两次提到了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对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的扬弃。他说:“货币不仅使所有交往形式,还使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换言之,以货币为中介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形式本身就具有异化的性质,尽管它扬弃了此前个人交往的狭隘性和地域性,表现为普遍交往,它最后还得为以“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即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内容和前提的交往形式所扬弃。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依次更替的三种交往形式,即地域性的狭隘的交往,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交往,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与他后来讲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即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阶段和自由个性的阶段,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异化理论并非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也不是像阿尔都塞说的那样属于“断裂”之前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反,它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重要理论。

三、结论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6

关键词:实践;辩证法;斗争;和谐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11-170-02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辩证法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思维,其本源性基础就在于人类的实践。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展和深化、历史的发展以及时代主题的变化,辩证法的内容和形态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实践是辩证法生成的基础

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谓进行谈话的艺术,指的是抓住人们谈话中违反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要求并解决谈话中自相矛盾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左右,是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制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部分哲学家开始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诸如世界的本源性存在等抽象问题。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哲学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不少哲学家试图从揭露人们论辩过程中的矛盾来发现真理,认识人自身,认为这就是辩证法。

苏格拉底以后的古希腊被北方野蛮民族征服,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全面衰落,哲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的艺术,它等同于逻辑学,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误读。罗马人征服希腊后,由于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再加上当时文化上盛行的悲观主义等因素,辩证法智慧的发展停滞了。在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神学一统天下,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辩证法沦为为神之伟大和君主之神圣作论证的命运。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封建教会和宗教神学衰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辩证法重新迈入了历史的前台,其含义也从原初的论辩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就是人的知识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认为,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终极知识,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象”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揭示和分析这种假象与矛盾就是辩证法或“批判‘辩证的幻想’之一种逻辑”。

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运动,认为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认为,这就是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推动整个世界运动发展的宇宙法则。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开始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到“整理材料”阶段。马克思在总结自然科学新发展和人类历史运动新实践的基础上,推动了辩证法的最终生成。他肯定了黑格尔从事物的内在矛盾来研究事物发展的做法,但认为辩证法的基础和来源应该是人们的感性活动,也就是实践活动本身,主观辩证法只能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代表了辩证法发展的新的方向。

可见,辩证法从最初的一种论辩的艺术发展到一种成熟的哲学思维,是同人类几千年的实践活动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践是辩证法生成的本源性基础。

二、实践是辩证法演进的内在动力

实践不仅是辩证法生成的基础,更是辩证法的内容与具体形态演进的内在动力。辩证法的内容,同人类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历史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同时代的实践水平决定了辩证法的具体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随着人们的生产力和交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形态是人的依赖型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随遇而安;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强调一种朴素的和谐。

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充分发展了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对人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冷冰冰的“现金的交易”。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对立,辩证法开始转向矛盾、对立、否定和斗争的思维方式。

近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科学方面实践活动的新发展,客观上突显了辩证法的矛盾和斗争的内涵,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特征开始复苏。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现的对立和斗争为哲学家从辩证法的形态上来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黑格尔所生活的时代,各种对立和冲突在各个领域得到深刻体现,他认为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黑格尔认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任何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动力都在于其自身内在的否定性。因此,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称为“否定的辩证法”,认为其批判和革命的性质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他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三、实践的发展推动了辩证法由注重斗争转向注重和谐。由传统走向现代

无论是朴素和谐形态的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全面展示矛盾和斗争内涵的否定辩证法,都只是突出了辩证法的一个方面,前者过于强调同一性,后者过于强调斗争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不全面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辩证法必然要走向成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由理论转向实践的时代。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基础是人类过去的异化实践,因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斗争与对抗”的因素要比“统一与和谐”的因素更为突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批判了黑格尔研究人类历史的范式,将人类实践的范围指向人类的未来,着重研究如何克服人类实践的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创造和谐未来的光明前景。他说:“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借助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马克思最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实质上就是和谐辩证法,它属于现代辩证法的范畴。

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此条件下,无论是列宁还是都十分强调辩证法的矛盾的斗争性一面。但是,列宁和在强调斗争性的同时,丝毫也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也说过:“具体的斗争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在对敌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更是注意化敌为友,不断发展统一战线,最终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日益向纵深领域发展。人类的交往和实践能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要共赢、不要斗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果断提出要抛弃过去那种斗争性的思维方式,强调用辩证法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三十多年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也日益彰显了辩证法中的和谐维度。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战略。在以人为本的条件下,我们所要构建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强调用和谐的方法与手段去处理;对于国际上的争端,强调交流与对话,在理解、沟通、协商和奋斗中实现共同发展。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更明显地体现了辩证法向对立面同一性也就是和谐的倾斜和回归,使辩证法真正成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是时代精神的呼唤,也是发展中新的实践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选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7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 哲学 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 发展 的最一般 规律 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WWw.133229.CoM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 [1]。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 科学 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 理学 、社会学、 经济 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 [3]。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 [4],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 [5],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 [6]。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 自然 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 历史 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 [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 科学 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 发展 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 交通 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 [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 政治 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 现代 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 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 总结 ,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 文献 :

[1]、[3]、[4]、[5]、[7][8][12]、[9]、[10]、[11]、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曲跃厚、郑一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5(导论), 26(导论),32,4,15,29,17,18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8

简介

课程编号:01931050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课程层次:普通教育课

修读类型:必修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开课学期:秋季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专业(哲学除外)

教学目标:本课程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学习毛泽东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教学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认识,必须把继承与坚持同发展与创新统一起来。首先需要学习、弄懂和把握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文献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文件;结合哲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向学生讲授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紧密结合科技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6学时)

教学基本要求:本章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本章要求弄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理解社会的物质性,搞清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及人工智能的实质和意义。正确把握实践的基本观点。加深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解。

重点与难点问题: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及意义。实践的本质、地位和作用。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意识的本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教学要点:

第一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一、物质及其根本特性

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发展。列宁物质定义及意义。

二、物质形态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层次性。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现代意义。现代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观及其哲学意义。

三、 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运动与相对静止。运动与物质。时间。空间。时空与运动着的物质的关系。

第二节 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一、实践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

实践是以改造物质世界为目的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目的性、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基本形式。

二、实践的构成

三、实践的基本形式和环节

四、自在世界、人类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起源、本质。意识与人工智能。

二、意识的结构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及物质对意识能动作用的制约性

四、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

思考题:

1、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列宁物质定义的意义是什么?

2、如何理解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之间的关系?

3、实践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说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4、从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说明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6学时)

教学基本要求:本章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本章要求弄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理解社会的物质性,搞清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及人工智能的实质和意义。正确把握实践的基本观点。加深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解。

重点与难点问题: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及意义。实践的本质、地位和作用。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意识的本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教学要点:

第一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一、物质及其根本特性

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发展。列宁物质定义及意义。

二、物质形态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层次性。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现代意义。现代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观及其哲学意义。

三、 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运动与相对静止。运动与物质。时间。空间。时空与运动着的物质的关系。

第二节 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一、实践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

实践是以改造物质世界为目的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目的性、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基本形式。

二、实践的构成

三、实践的基本形式和环节

四、自在世界、人类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起源、本质。意识与人工智能。

二、意识的结构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及物质对意识能动作用的制约性

四、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

思考题:

1、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列宁物质定义的意义是什么?

2、如何理解绝对运动和相对静

止之间的关系?

3、实践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说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4、从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说明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第三章 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9学时)

教学基本要求:本章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要求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全面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重点与难点问题:发展的本质。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系统的特征。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辩证思维方法

教学要点:

第一节 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一、 世界的普遍联系

联系的概念、特征。系统论的基本思想。

二、 世界的永恒发展

运动、变化与发展。事物变化的多向性及基本方向。

三、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

规律及其特点。必然性与偶然性。

四、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和必然趋势

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第二节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质量互变规律

质、量、度。质变、量变及其辩证关系。

二、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相互关系。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

肯定与否定。辩证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

四、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第三节 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一、原因和结果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

三、现实性与可能性

四、内容与形式

五、本质与现象

思考题:

1.如何理解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2.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3.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4.什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的辩证关系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什么?

5.为什么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6.联系和发展基本环节及其各自的方法论意义。

第四章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实践(6学时)

教学基本要求:本章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要掌握认识的本质,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解认识的辨证过程、真理的属性和检验标准;深刻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辨证关系及党的思想路线。

重点与难点问题: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对实际的指导作用。认识的本质。真理及其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的检验标准。认识过程中非理性的作用。价值的本质。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教学要点:

第一节 认识的本质及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的对立,与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区别。

二、 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认识主体、客体的概念、特征、基本形式及相互关系。

三、 认识过程中反映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认识过程是获取、选择与建构信息之统一。

四、 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认识对实践的导向作用。知与行关系。

第二节 认识的发展过程

一、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及特征、基本形式。理性认识及特征、基本形式。二者的辩证关系。本质与现象及其辩证关系。

二、由理性认识到实践

由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的必要性及实现途径。

三、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发展

四、认识论与党的思想路线

五、主体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运动中的理性因素及作用。认识运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及作用。

第三节 真理和价值

一、真理

真理及其特点。真理与谬误。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二、价值

价值及其特点、类型和作用。

三、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真理的价值的区别与联系。

第四节 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思维方法是正确认识世界的中介

二、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2.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怎样的?掌握这一过程有何重要意义?

3.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理解这一原则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中的作用?

4.如何理解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

第五章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3学时)

教学基本要求:把握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唯心史观的两大缺陷及产生原因。了解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中的作用。掌握地理环境、人口、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交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明确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

重点与难点:唯心史观两大缺陷。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交往。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

教学要点: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一、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及其

理论和实践辩论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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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辩论篇10

【关键词】大学生;论辩式教学;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学生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释义

论辩(argumentation)作为一种观点碰撞的思维交锋,是不同主体间通过对某些命题的讨论、争论或辨析以达到深化认识、消除争议、谋求共识的思维的、理性的、互动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话语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论辩可谓历史悠久,论辩式教学也源远流长。

在我国,论辩式教学是私学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论辩之风就开始盛行,诸子常“率其群徒,辩其谈说”,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创建的名家学派更是名噪一时,先秦时期不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论辩文化,也逐渐形成了论辩式教学的雏形,随后唐宋书院制度的兴起,各大书院更是将论辩教学作为一种常规的教学方式加以推广。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和古罗马的雄辩学家中都能发现论辩的踪迹,论辩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论辩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固定下来则是伴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以后随着大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论辩式思维和方法经过世代的传承,发扬至今,成为西方文化一颗耀眼的明珠。今天我们研究论辩式教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论辩文化中寻找理论源泉和理论支撑,挖掘有益的成份,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论辩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古今中外论辩教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都为我们今天研究论辩式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

通过对中外论辩式教学历史的回顾和目前论辩理论跨学科运用的整理,笔者认为,所谓论辩式教学是指师生通过对一定命题的讨论、争论、辨析以达到教学目的互动的实践活动。进一步而言,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是论辩式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是师生通过对某些命题采用讨论、争论、辨析等方式以达到驳斥谬误、探求真理,最终使大学生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互动的教学活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在论辩教学中起主体作用,教师起引导作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以论辩命题为中心,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吸引学生的主动参与,引导学生的积极思考。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论辩命题是贯穿始终的纽带。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论辩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养成论辩式思维习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讨论、辨析中明辨是非,养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二、大学生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和方法的重大革新,对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完善方法论体系,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完善方法论体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研究部分,而论辩式思想政治正是以讨论、争论等互动的教学方法为依托,对调动大学的积极性、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原理机制、实施方法等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思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都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如何把论辩式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科学的结合,将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对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内容提供了新视角;同时,论辩式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传统的方法论体系无疑是一个补充和完善,将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品德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一个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过程,只依靠传统讲授的方法,很难完成学生思想品德的内化,必须要进行方法理论的创新,论辩式教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可以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视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思维,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整合各种方法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理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必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关注大学生的实际受教育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达,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的碰撞、融合、冲突、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也迫切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而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教学活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论辩教学命题的设计,论辩活动过程的引导和论辩教学的总结等过程能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前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融入论辩教学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潜移默化地在论辩中完成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单纯的灌输。同时,通过开展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能充分整合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资源,能充分的让学生参与教学,通过对论辩命题产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从实践中寻找答案,总之,论辩式教学能综合训练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判断能力等,促使学生形成论辩式思维,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生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特殊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坚持方向性、主体性、激励性等原则。

(一)坚持方向性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论辩式教学的价值导向

方向性原则是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论辩式教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不动摇。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论辩式教学法不迷失方向,才能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色,才能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找到引导学生思想和行动的价值依托。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论辩式教学中坚持方向性原则,不是简单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灌输于论辩式教学,而是要将方向性原则潜移默化的渗透到论辩式教学的全过程,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论辩教学的价值导向,只有提高论辩式教学中方向原则的自觉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生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统筹,在论辩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目标导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实践指南,才能使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做到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二)坚持主体性原则,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应该居于主体地位,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把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价值内化为学生的自我肯定,激发学生对思想教育的主动需求。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始终是各项任务围绕的中心,教师应该“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激励思考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论辩式教学必须改变原来“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的现象。

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要全面的熟悉学生情况,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困惑,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明白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各方面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的设计论辩式教学,吸引学生的参与,才能引导学生科学的认识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调节自我,最终提高自我,养成大学生自我教育习惯。

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还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追求个性、崇尚自由、思维更加活跃大学生,只有综合性的运用各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在论辩中去感悟、探索、思考和辨析,才能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味和认同,增强学生对待问题的思辨能力,提高学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能力。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变成了主动参与.真正达到“教而不教”的效果,使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坚持激励性原则,调动学生积极性,训练大学生创造性思维

激励,“指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激发人们的动机、热情,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潜能”。激励原则就是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学生采用激励和鼓励的原则,这对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激励性原则,要使各种激励手段与论辩式教学目标相一致。认识到激励原则的运用决不能违背论辩式教学的目标,而应该有利于论辩式教学的目标;坚持激励性原则,要在论辩教学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要系统健全论辩教学中各种考核、评比、奖惩制度。将激励贯穿于论辩式教学的全过程,在论辩式开始之前,要运用多种激励手段鼓励大学生参与论辩教学,在收集资料,挑选甄别、创意设计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论辩式教学中对学生的观点创意、论证逻辑、口头表达等予以正面回应,给教学活动提供自由发挥的氛围,为学生创新活动提供环境;在论辩结束时,尽量对学生进行激励性评价,发现学生论辩过程的闪光点、对学生存在的不足提出希望性的指导,保持学生继续创造的热情,鼓励学生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在论辩中时刻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四、大学生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维度

(一)思想维度:教育者更新观念、养成论辩思维是开展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论辩式教学的实施者,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组织、调节、引导等重要作用,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对论辩式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形成于客观现实的反映,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都以传统的讲授法为教学的基本模式,师生缺沟通交流,某些教师总有一种定势思维,觉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只要通过正面的灌输就能达到教育目的,从而忽略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没有形成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观念,导致教学总是呈现出单向的、传递式的状态,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今天,这种教学观念亟待更新,只有教学观念更新了,教师的思维方式才能改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认识世界的能力。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不但要有整体性思维,开放性思维,立体性思维等,更应该养成论辩式思维。在论辩思维的指导下才能真正拓宽视野、深入了解社会、才能创造性的进行理论研究,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只有教师养成了论辩式思维,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创造性的贯穿于论辩式教学的始终,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大学生遇到的思想冲突、价值困惑进行探讨、争论、辨析,形成真正意义上论辩式教学,而不是流于形式。总之,教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养成论辩式思维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辩式教学的关键,也是论辩式教学法得到建立、推广、发展的重要思想前提。

(二)机制维度:完善教学机制、形成论辩教学环境是开展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

教学机制是各种教学要素和教学条件的综合,是学校围绕一定教学目标形成的具稳定性、制度性的管理体系。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必须要得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导部门、主管机构及管理人员的支持,逐步建立起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使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教师安排上,学校应该选聘一批在论辩教学方面有所造诣的教师参与教学,或者定期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组织这方面的培训,组织教师开展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总结经验,深化理论,提高论辩教学素质,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教学考核上,对论辩式教学的教师采用具体的合理的考核方式。对论辩式教学开展需要的经费、场地、技术等条件予以支持;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要定期动员学生开展论坛、辩论赛、讲座等校园活动,塑造良好的论辩氛围,形成特色的校园论辩文化,为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条件。只有完善了学校教学机制,形成了良好的教学环境,才能为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长期的有效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

(三)操作维度:科学的设计,灵活的形式是开展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论辩式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有更多的不可控性,所以充分的科学的教学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设计主要包括论题的设计;论辩过程的设计;评价和总结的设计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论题的设计,论题的设计主要是论题的选择。论题的选择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着其他各个环节的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论题的选择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不是所有的素材都适合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论题的选择要具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要有一定思辨性和教育意义,论题要有观点的分歧,容易引发学生的思维冲突,有让大学生参与论辩的空间。有观点冲突的论题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还要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通过论辩过程,能够引发学生的反思,开展更为深刻的理论探索,明辨是非,弄清真伪,使学生在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要具有一定现实性和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探讨的是人的思想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品德养成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心理因素乃至自然环境等都可以变成有启发性的论题;论题既能教学,又能源于生活、贴近学生实际,特别是一些具有时效性的社会热点,焦点、能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和情感触动,引起学生积极的思考,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能让学生明白,自己在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学习的理论和技能是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积极参与论辩教学就是对社会的现实问题回应,在论辩中养成的综合能力能够应用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真正让学生明白勇于实践不再是一句空话。

当然,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除了科学的设计以外,也要有多样的灵活的形式。在辩论过程中,“教师不再是说教者,而是教学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参与者”,教师要充分结合现实条件尽可能地创造灵活的教学形式,比如,在课堂上,可以对学生开展分小组对抗论辩、男女生对抗论辩、自由论辩等课堂形式;也可以采用两个教师同堂教学,相互论辩的形式;在校园里,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论辩讲座,校园辩论赛,鼓励学生与学生论辩、学生与教师论辩、教师之间论辩等校园文化形式;在网络上,也可以充分利用微博、论坛等开展网络论辩教学。丰富的形式更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引发他们的思考。只有更加科学地设计论辩命题,更加灵活地开展教学形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论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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