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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08:58:50

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范文篇1

[关键词]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准则

一、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信息认证

审计理论框架逻辑起点的择定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关键。一种学科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框架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便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即“商品”。然后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商品为起点建立起《资本论》严密的逻辑体系。“列宁一再指出，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这个最简单的现象，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这个‘细胞’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萌芽)。”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亦应是该体系中的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要素，而且是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并包含体系内在矛盾的一切萌芽，应从具备这些特征的要素去寻找。从审计产生的历史看，审计的萌芽状态是信息认证。信息认证是审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出现之初的状态特征，它既是审计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逻辑起点。

审计是由原始的会计信息或经济信息的认证活动发展而来的。从信息认证的产生到审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会计及经济信息的认证开始。

会计信息，无论是在远古还是当今，都是经济活动及其结果的记录与反映。如果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就会导致管理的失误，从而损害财产或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所以会计信息的记录与反映是否正确自然需要检查、验证。在人类的会计行为产生之初的原始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公有制，在会计的萌芽阶段，所有者或所有者的代表是自己对其所管理的财物进行会计记录，并同时对会计记录与实物是否一致、相符进行核对。所以，此时的会计信息认证是由财产的所有者自己对自己实施的，是一种自我认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财产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形成的空间也不断扩大。所有者开始将自己的财产交由他人来管理，所有权与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信息的非对称性，隐含着管理者操纵信息使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为了防止管理者提供虚假的经济或会计信息，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控制，所有者要对管理者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认证，以确定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此时的会计信息认证是由财产的所有者自亲对他人即财产的管理者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实施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所有者拥有财产的数量越发增加，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强，导致记录和反映管理活动、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量越来越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没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就无法对复杂的会计信息进行认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难以掌握认证所需要的方法和技能，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实施认证，便委派他人代为行使认证的权力。

会计信息的认证作为社会经济监督的手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为审计的。只有当会计信息的认证活动从相关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职能时，真正意义上的审计才形成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质和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产生了设立专门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需要。

审计是由会计信息及相关经济信息的认证发展而来的，这种信息的认证活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由所有者的自身行为转化为他人的行为进而演化为审计。信息认证是审计实践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从信息认证这个审计的逻辑起点出发能推论出审计的终级本质，即审计是独立的会计及相关经济信息的认证活动；然后再从终级本质出发推导出审计框架的其他要素。以此为基点构建审计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如下：

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准则。

二、审计本质的再认识：信息转化的手段

审计本质是审计理论结构的中心范畴，决定并制约着审计理论结构其他安素，是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中心范畴是指在辩证理论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规定着该体系的整体性质的那个范畴。

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认证，信息认证是审计萌芽状态。审计是从信息认证这种萌芽状态不断成长，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长成今天这棵参天大树的。今天的审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认证，从本质上说是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一种途径。

就现代企业而言，会计信息是作为私人信息在企业内部由其会计信息系统生成的，这个生成的过程对企业外部来说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会计信息是不是按照规则生成的、是不是真实的，企业外部的人不清楚。而会计信息又与会计信息提供者的经营业绩、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会计信息形成的过程中，利益驱动的作用会更大，会计信息被扭曲的情况会更多。由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自行的会计信息其可信性值得怀疑，难以实现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的转化。当今社会发生的大量会计舞弊案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自己去认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个人成本过高，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是资源的浪费；况且，信息的使用者自己认证还会遇到技术、地域、法律等方面的障碍。

会计信息记录、反映了企业在交易活动中的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这些信息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最需要的信息。会计信息实现了社会化，为社会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所信任并依赖，才能发挥引导社会资本流动的功能和作用。要实现社会化亦需要有专门的组织作为第三者给予认证，才能完成会计信息由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的转化。

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层面看，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会计信息作为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手段发挥作用的。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其主体、依据、标准等都已为社会所认可，即实现了社会化。首先，认证的主体社会化——会计师事务所是社会中介性质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是与信息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使用者均无利害关联的独立组织。其次，认证主体行为标准社会化——审计准则是社会公认的认证主体行为标准。第三，认证的依据社会化——会计准则是社会公认认证依据。第四，认证服务的对象社会化——注册会计师服务的对象是与企业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的期望决定了其审计的目标，进一步决定了审计模式和审计程序。从本质上说，从审计的社会功能来说，审计是会计信息由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手段。当然，审计作为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是在不断出现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三、审计目标的定位

审计目标是审计活动要达到的境地和结果，整个审计活动是从其目标出发，围绕其目标的实现进行的。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因此，研究审计目标应将视野扩展到审计系统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根据社会环境诸要素对审计的影响和要求来确定审计的目标。

审计产生之初，由于经济业务比较简单，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经营者最关心的是其诚实性，在经济业务简单的情况下，审计也有能力通过详细检查使受托者更加诚实。审计目标是揭露会计信息账户层面的舞弊，审计模式为账项基础审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及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涌现，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收益表，社会公众对财务报表提供信息的可靠性日益重视，从而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公允表述的审查成了审计的主要目标，这个时期的审计模式是制度基础审计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管理层舞弊事件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对审计人员承担揭弊查错的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社会环境的强烈要求与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使得审计人员不得不对审计目标进行重新思考，这样审计目标表现为双重目标：揭露中低层人员会计信息舞弊行为和审查财务报表提供会计信息的公允性。这时候审计模式是传统的风险导向审计。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审计期望差距越来越大，审计人员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仅靠财务报表的审计已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在大量诉讼的压力下，审计目标一方面是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同时，确认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检查舞弊的责任。

安然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审计人员开始把目标转向非财务信息的鉴证上，审计目标同时要揭露管理层舞弊，分析管理层倾向性认定，分析经营风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审计模式发展到现代风险导向模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是以揭示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审计。

四、审计假设

审计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审计活动一般会受到一些基本因素的引导和制约，如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主体等。审计有既定的目标引导审计活动的开展。为此，审计假设可定义为：在审计目标的引导下，为指导和约束具体审计活动的实施而设定的前提。审计假设的形成是审计人员长期审计实践的结晶，是审计行为的“惯例”。

(一)存在错弊假设

审计是以会计及相关信息为对象的认证活动，其目标是认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规性。企业的会计及相关信息是由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系统收集、加工、生成和提供的，经营者的行为会直接影响生成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合规。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理性经济人，会计信息的情况关系其个人利益。在利益驱动下，企业经营管理者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有意对会计信息进行控制，使之有利于自己。如粉饰经营业绩，进而增加在薪酬问题上与企业所有者博弈的砝码。其二，当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来临而又无法有效应对时，利用会计信息控制权来操纵会计信息，通过会计信息造假来掩盖经营或财务危机。另外，会计核算过程中也会因技术性差错导致会计信息错误。所以企业会计信息存在错弊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审计人员以假设企业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前提组织实施审计工作，才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细查深究，进而查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实现证实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合规的审计目标。所以存在错弊是审计首要的基本的假设。审计，特别是民间审计的产生即以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动因，长期的审计实践亦以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前提。

(二)信息验证假设

在会计信息存在错弊的假设前提下实施审计，要通过审计获取错弊存在的证据来证明。审计要对已经存在的会计信息进行审查，要收集记录企业各种经济业务的原始凭据，还原经济活动的原始面目，以验证会计报表信息、被审计事项信息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进而作出审计结论、发表审计意见。而收集审计证据就要以存在证据为前提，然后运用审计固有的方法获取这些证据。取得了证据，就可以依据证据所证明的事项做出审计结论。所以，审计人员是以会计信息可以验证为前提收集审计证据的，取证是审计的基本实践活动。否则，如果没有证据或无法取得证据，审计就无从实施。信息验证假设为搜集审计证据的范围确定了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不可验证的内容、不能获取证据的内容，审计人员不可做结论，只能放弃表示审计意见。对于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交易、事项，审计人员不可做肯定的结论。如盈利预测审核也是依据现实的赢利水平和赢利能力对未来利润指标实现的可能性做出评价。

(三)控制局限假设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在其内部控制制度运行下生成的，所以内部控制会对会计信息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企业的内部控制再完善、严密，也只能对员工舞弊起到控制作用，而对管理舞弊不起作用。而且，客观地说，内部控制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总会有缺陷。如果前提是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的评价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实践中审计人员以内部控制有局限为前提，进而对其进行测试。由于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生成有密切的联系，内部控制有问题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规性，而内部控制的局限性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所以审计不能仅仅审查会计信息资料，要对内部控制进行必要测试，采用相应的方法找出其不足和缺欠，并以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重点进行审查，进而提出完善的建议。

(四)审计成本有限假设

从审计主体的角度看，审计资源和审计实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具体的审计项目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资源和时间。所以审计活动要受到审计成本和审计时间的约束，以审计成本和审计实施的时间有限为前提安排审计计划，指导审计活动。成本有限假设为在审计实务中审计计划的编制、重要性的确定、抽样方法的采用等提供前提。因为审计资源、审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对审计对象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实施审计。采用抽样的方法，以样本的审查代替总体的审查，既可以达到审计的目的，又可以节省审计成本。

五、审计准则

审计准则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以审计假设为前提制定的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是审计系统的运行规则。它是联系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20世纪以来，审计准则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归纳法建设阶段和以理论指导实践为主题思想的演绎法建设阶段。

20世纪初到60年代，是按归纳法建立审计准则的阶段，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归纳法占主导地位。它是从已有的审计惯例出发，对大量的个别审计实务处理进行详细分析，从中归纳出普遍性认识，即主要采用归纳法建立审计准则。归纳法的特点是强调审计实务，认为审计实务是制定审计准则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这样形成的审计准则属于描述性范畴。

在莫茨和夏拉夫出版《审计哲学》之前，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演绎法建立审计准则。莫茨和夏拉夫在其所著的被人们誉为审计理论第一座里程碑的《审计哲学》一书中，认为审计也有理论可言，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一组基本的假设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即存在着对开展和实施审计实务有直接帮助的知识。这开创了审计准则建设以理论指导实践为主导的演绎法建设阶段。

笔者认为，单纯地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都不能建立科学的审计准则体系。对于审计准则的建立，我们必须遵循辩证法。归纳法要以演绎法为前导，而演绎法又要以归纳法为基础；既要防止实用主义的观点，又要反对脱离实务、空谈理论的做法，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审计准则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波浪式发展的运动中不断完善的。

安然事件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国际审计和保证准则委员会(IAASB)适时地对现行审计风险准则做了一系列的重大修订。与以前相比，新国际审计风险准则主要引入“重大错报风险”概念，重建审计风险模型。这不是简单地将固有和控制风险并称为重大错报风险，而是重大的实质性改进。不仅明确规定了审计工作以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作为新的正确起点和导向，抓住了审计工作的“牛鼻子”，而且与现行审计目标责任定位紧紧相扣，有利于履行审计责任，实现审计目标。

近年来，随着国内银广夏、琼民源等涉及管理层舞弊的重大财务舞弊案件的出现，亦使中国审计界加大了对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关注和研讨。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审计准则，着力于增强CPA的执业能力，突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行业宗旨，同时对CPA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审计准则既是对审计实务工作的总结，又是审计理论发展的结果。对于新审计准则体现的审计理念_风险导向审计，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审计实践。

理论框架范文篇2

关键词：媒介框架、受众框架、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政策评估、核四

壹、前言

媒介预设判准（priming）及框架（framing）作用是继议题设定功能（agenda-setting）之后，检验媒介内容与阅听人认知图像与态度之研究。有关此二项主题之研究不仅代表八○年代末迄今媒介效果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显示效果研究从早期观察阅听人态度变化转为认知层面的影响后，重新以更细致的概念描绘媒介内容对阅听人态度的影响。

此一细致化倾向同时反映在媒介内容的分析方式与阅听人影响的内涵。在内容分析方面，研究方向已从议题「量」的分析转为「质」的分析。比如，议题设定功能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强调媒体在不同议题的报导量对阅听人的影响，但框架研究则旨在分析媒体呈现议题的方式对阅听人的影响。而在影响内涵上，也从议题设定对阅听人重要议题排序认知的观察，进一步观察此一认知对受众政治评估的影响。

比如，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出，议题经大量报导后，可成为阅听人评估政治人物表现的依据；框架研究也发现，当议题以不同框架呈现时，可影响阅听人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属。虽然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更能揭露媒介讯息对阅听人影响的政治意涵，且有关此二项媒介作用的影响也已累积许多实征发现，但许多研究并未详述二项作用形成过程的心理机制（Price&Tewksbury,1997）。也由于过去对此二项媒介作用的运作过程较乏系统性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对稍早提出之媒介议题设定功能与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遂有不同看法。

提出议题设定之McCombs与Shaw（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为议题设定的延伸，因为前二者的运作过程也都与重要讯息的传递有关，只是议题设定传递的是不同议题的重要性，而框架作用则在传递议题内不同特色的重要性。

因此，McCombs与Ghanem（2001）指出，原来提出的议题设定功能可称为第一层之议题设定，而框架作用则为第二层之议题设定。反之，Kosicki（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在理论与实征观察上皆有别于议题设定，并非后者之延伸，因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发展自认知心理学观点，二者所检视之媒介效果也与原来之议题设定不同。而Price与Tewksbury（1997）则认为，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有关，但预设判准效应涵义较议题设定广，议题设定实为预设判准效应之一例；至于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之别，则在前者与讯息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有关，后者则与讯息的应用性（applicability）有关。Price与Tewksbury（1997）对于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看法，源自心理学记忆结构之联结网络（associativenetwork）理论。他们认为，过去以此三项媒介作用为主题的研究，除Iyengar等（Iyengar,1989,1991;Iyengar&Kinder,1987）曾尝试解释其心理机制外，其它研究着墨不多。而Iyengar虽曾指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对阅听人的影响与讯息之近用性有关，却并未区分二者运作过程的差异。

因此，Price与Tewksbury（1997）遂借用心理学之记忆联结网络概念发展一构念（construct）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进一步区分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的心理机制。由于此模式对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的心理过程解释较完整，被认为不仅是唯一能充分解释预设判准政治效应的模式（Roskos-Ewoldsenetal.,2002），也是从认知观点阐述框架效果及其运作过程的代表作（Pan&Kosicki,2001）。Price与Tewksbury（1997）的模式至今仍未被充分验证，因此，该模式中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对个人实际进行相关评估时的影响仍有待厘清。

而曾以框架为主题的研究者也指出，在媒介框架对个人层面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均假设媒介框架可直接影响个人层次的反应，至于其间的运作机制，比如阅听人本身所使用的框架在媒介框架与个人反应之间是否具中介作用，或者，针对一新闻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框架能否影响其政策立场等问题，至今仍缺乏了解（Scheufele,1999）。因此，进一步探究框架作用的形式、运作过程与影响层面仍为政治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McLeodetal.,2002）。

本文目的即希望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之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机制与可能效应。本文认为，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媒介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相关的说法，有助于统合三个不同媒介作用概念。

但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内涵若欲涵盖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源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原文priming之中译须还原为「预示作用」。Priming一词有「预示作用」及「预设判准效应」之译法，本文认为，此二项名词内涵略有不同，前者范畴大于后者。传播研究中，priming可视为媒体讯息启动记忆联结网络相关构念之作用，惟因此而产生的效应则因观察焦点而异。

当媒体对一议题进行大幅报导时，可能增加受众记忆网络相关构念启动的可能性，若因而影响受众对外在世界重要议题的排序认知，则产生媒介议题设定现象；而若影响受众对政治人物等的评估依据时，则称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因此，媒介议题设定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可视为是认知心理学之预示作用在传播效果领域的观察。另外，Price与Tewksbury（1997）虽以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区分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他们也认为相关构念在长期启动后，原来产生的短暂近用性可发展成习惯近用性，但他们却并未进一步说明此过程的实际效应。本文认为，在实际运作中，当某些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期而重复呈现后，对部分受众而言，这些媒介框架的作用可能同时具有应用性及近用性。

亦即，这些受众不仅可能运用媒介框架认知议题，也可能进而以这些框架作为评估政策时的依据，而后项作用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的内涵。比如，若受众采用媒介报导一议题时经常使用的框架作为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框架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而此一结果应有助于了解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及效应。

为观察媒体报导一议题的框架可能产生之长期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进行相关分析。2000年5月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政府为实现竞选承诺，开始推动核四停建政策。经同年9月经济部建议停建及10月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案即引发政坛一阵风暴及媒体关注，相关报导持续至2001年2月行政院决定复工时期。由于核四自停工至复工前后长达110天，议题本身又具争议性，有各种不同论述观点，因此适于观察媒介框架较长期的发展及其在受众政策评估方面的可能效应。

贰、媒介预设判准与框架概念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以下重点说明过去相关研究，并指出本研究可衔接及厘清之处。

一、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为Iyengar等人（Iyengar&Kinder,1987;Iyengaretal.,1984）研究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时的发现。此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建基在人们对复杂现象有限的认知能力及进行判断时常运用直觉的假设，而直觉仰赖的要素之一，即为当时最可得或近用的信息。当Iyengar等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判断时，媒体被视为主要近用信息的提供者。媒介之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媒体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可影响受众进行政治评估时的依据。

也就是说，当媒体愈注意一议题而忽略其它议题时，受众愈有可能将对该议题的认知纳为评估政府、总统、政策或候选人时的考虑。以Iyengar与Kinder（1987）的系列实验为例，他们让实验组观看强调一特定议题（比如国防议题）的新闻报导，而控制组则观看内容与国防完全无关的报导，之后并请两组观众分别就总统在国防等议题及整体施政的表现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实验组观众在总统整体表现的评估上，国防议题的评估所占比重较控制组高出两倍以上。这指出，观众由媒体接收国防议题相关报导后，确实较容易以总统在该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其整体表现时的依据。除实验室的证明外，以社会调查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陆续提供实征支持。比如，Krosnick与Brannon（1993）、Iyengar与Simon（1993）分析美国全国性选举研究资料，也都发现新闻媒体报导的议题可影响受众对当时总统的支持度。

有关预设判准效应在政治范畴的作用，过去研究主要以政治人物表现，特别是总统表现作为政治评估的对象。不过，Iyengar与Kinder（1987）指出，预设判准效应不仅见于受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估，也可发生在对政府或其它政策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也认为，预设判准效应涉及的是信息的近用，但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信息，因此，讯息近用性产生的效应也可发生在其它政治议题的评估过程，只是这方面研究过去较少见。

另外，过去研究大多藉由比较不同类型议题在媒体的报导量，或是由媒体是否改变所关注议题，来观察受众是否因此增加或改变评估政治人物时的议题比重。但是，却无针对单一议题呈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以了解是否强调某一框架的报导，也能影响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进而形成另一层次的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希望弥补此一环节。同时，由于过去研究也指出，媒体报导不同议题时所隐含对政治人物的正负向评估，也可能连带影响依不同议题考虑政治人物表现时，受众最后的评估方向（Pan&Kosicki,1997）。

因此，本研究也推论，媒体针对一议题强调的不同框架，也可能隐含对议题相关政策发展方向的评估，进而在受众依媒体提供之框架进行政策评估时，影响其立场。

二、框架概念与作用

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前者如Minsky（1975）、Kahneman与Tversky（1984）等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后者如Goffman（1974），则主要从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信息的功能。不同领域对框架概念定义不尽相同，以传播领域而言，由于传播除牵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包含主体对此过程的讯息解读与处理，因此，可将框架定义为「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臧国仁，1999:32）。

框架过程牵涉信息的选择、强调（Entman,1993）或重组（臧国仁，1999），而经选取排列的素材则可建构问题的焦点、原因、评价和解决方式（Entman,1993）。但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信息被排除或忽略，不在框架涵盖范畴内，所以框架不免有其局限性，此即Chung与Tsang（1993）所指，框架所隐含的反面意涵。

在媒介研究中，框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核心想法或角度（Gamson&Modigliani,1989）。它既是记者报导事件时运用的策略，能协助其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使大众了解（Gitlin,1980;Tuchman,1978），也是阅听大众赖以建构事物真实的工具（Gitlin,1980）。框架被视为是分析媒介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影响的利器（Gitlin,1980;Tuchman,1978）；研究者也大多同意媒介框架可一定程度地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Entman,1993;Pan&Kosicki,1993）。

不过，受众并非全然接收媒介提供的框架，Neuman等（1992）即指出，受众也能主动检选、分类及组织外界信息，并建构具个人意义的议题内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框架研究应注意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Pan&Kosicki,1993;Gamson,2001）。

有关媒介框架研究已累积可观文献，大致可分四类型：

一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例如：Chung&Tsang,1993;Entman,1993;Pan&Kosicki,1993;Scheufele,1999）；

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例如：臧国仁，1999；Zoch&Turk,1999）；

三是媒体报导内容的框架分析（例如：Entman&Rojecki,1993;Semetko&Valkenburg,2000）；

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例如：Neumanetal.,1992;Iyengar,1991;Priceetal.,1997）等。近年来各类型研究均有增加，而第四类型因试图厘清媒介与受众在议题真实建构的关联性及相关效应，为近期许多研究者着力的方向。

本研究属上述第四类型，但因实际分析媒体新闻框架，也涵盖第三类型内涵。以下摘要此二类型研究相关发现。

有关媒介框架之性质，可概分为二类，一为特定议题（issue-specific）框架，指针对一个别新闻议题所辨识出的框架，分类一般较细致；另一为一般性（generic）框架，指可应用于不同议题甚至社会文化情境的框架（deVreeseetal.,2001）。前者如Huang（1996）分析1991年美国大法官提名争议报导时，所发现的各类媒介框架，包括可信度、政治角力、表演性、性骚扰及公正性等，而这些框架在事件发展各时期的比重不尽相同。后者如强调个别案例境况之片段式（episodic）框架与提供议题社会情境的主题式（thematic）框架（Iyengar,1991）。

此外，许多研究也指出，强调对立的冲突性框架及强调经济影响的框架也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中（Gamson,1992;Neumanetal.,1992;deVreeseetal.,2001）。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过去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新闻框架可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因（Iyengar,1991）、对议题的思考焦点（Priceetal.,1997）及对示威团体的容忍度（Nelsonetal.,1997）等。不过，直接分析媒介框架对政策立场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见。Iyengar（1991）的系列实验虽指出，看片段式框架的新闻，使受众较易将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看主题式框架则易归诸于社会因素，而不同的责任归因则可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立场（比如，贫穷现象若以主题式框架报导，受众倾向认为贫穷乃社会整体所致，而持此看法者较支持社会福利方案）。但因他所观察的是责任归因对政策立场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自其研究了解受众框架（即受众对议题的诠释）在媒介框架与受众政策立场或其它政治判断间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

Iyengar与Simon（1993）另外检视波湾战事美国电视新闻报导的研究也有同样缺失。他们认为，片段式框架报导导致的个人归因，易使受众认同用惩罚方式解决问题，而电视新闻又多以片段式框架报导波湾战争，因此，看愈多电视新闻的阅听众也愈倾向支持以武力解决波湾危机。不过，因为这项研究所分析的全国选举调查资料，是以收看电视新闻多寡作为受众接收片段式框架之指标，所以，事实上，这项研究并未说明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两位作者对框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所作的结论仅属间接推论。

其它相关研究也曾探讨框架对受众公共议题判断的影响，但对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议题相关立场的运作说明仍有不足。如Price等（1997）虽指出，看不同框架报导的受众对政策支持度不一，但并未说明此不同与受众对议题想法有何关联。Shah等（1996,2001）的实验有较细致的说明。他们发现，媒介框架隐含的价值观可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诠释，而其路径分析也显示，媒介框架可透过受众诠释间接影响其投票策略。只是，该研究并未进一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诠释对投票方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针对此一部分，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受众政策立场的相关性。下一节说明该模式的理论架构及本研究提出的应用架构与研究问题。

参、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

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用以解释媒介作用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包括三项元素──知识仓储（knowledgestore）、活动思维（activethought）及当前刺激（currentstimuli）（见图一）。知识仓储指储存在记忆联结网络中的构念，等同于长期性记忆，这些构念包含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相关认知、情感，及目标、价值观或动机等。活动思维则指人们与外境互动解释外界事物时，当下所处理的信息，相当于短期性或工作记忆（workingmemory）。

至于当前刺激则指在一特定时间，人们自其社会环境所接收的外在刺激，如媒介讯息，而此讯息又与人们的政治评估特别相关。此模式的运作原则为：

1.人们知识仓储中的信息、价值观、动机及情感为一联结性网络，构念间互相联结，但并无一定阶层；

2.在一特定时间点，知识仓储中仅有一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

3.知识仓储中一构念一旦被启动，相关构念被启用的机率也随之增加。P

Price与Tewksbury（1997）特别就第二项原则说明，知识仓储中之所以仅有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主要与Taylor（1981）所言人们吝于思考的通性有关，因此人们通常选择最可近用及适用的构念响应外境。他们认为，这项原则虽不尽然应用于每个人（比如知识量较高者进行的构念搜寻可能较完整），但即使于知识仓储中进行有系统的搜寻，所涉及的仍是相关构念的启动与扩散。

至于影响一构念是否会被启动，则主要与该构念的短暂近用性（temporaryaccessibility）、习惯近用性（chronicaccessibility）及其是否能应用（applicability）于刺激物有关。构念的短暂近用性亦源于先前曾被启动，习惯近用性则可能源自构念之经常性启动或个人的惯性思考模式，应用性则指一储存构念的特色与注意到的刺激物特色有重迭之处。Price与Tewksbury（1997）并以构念的近用性与应用性，分别说明媒介讯息的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指一构念所具备的短暂近用性，为人们接收外界讯息时，该讯息的重要特性凸显知识仓储中一特定构念的应用性，而使该构念得以被启动并产生短暂近用性，进而在人们作相关评估时发挥影响性。在此讯息处理过程中，决定一构念是否具应用性的机制即为「框架作用」。

因此，媒介框架作用可视为构念的应用性作用（applicabilityeffect），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又可称外界刺激的主要或第一阶段作用。而预设判准效应，即讯息的短暂近用性，则可称外界刺激的次要或第二阶段作用。须注意的是，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受众所注意而使用，讯息的处理过程必然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selectivity）。Price与Tewksbury（1997）又依据Higgins与King（1981）及Higgins（1996）对知识构念启动机制的说法，区别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短长期效果。后者认为，心理学探讨之预示作用（priming）有时间性，但当一构念一再被启用后，即具有习惯近用性，可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Higgins,1996;Higgins&King,1981）。

亦即，当一构念发展成具有习惯近用性时，可产生媒介影响研究中所探讨之预设判准效应（priming）。据此，Price与Tewksbury（1997）指出，虽然其构念启用模式中，以构念之短暂近用性及应用性分别定义的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较强调短期性的认知过程，但这并不表示外界讯息无法产生长期效果，或者框架作用仅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反之，他们认为，一构念若经长期启用，在其应用性、短暂近用性及习惯近用性三项功能交互作用后，即可产生长期效果。

以新闻报导而言，媒体如何组织及呈现一事件，能影响一项讯息的重要性被凸显，而媒体讯息传递的重要特性若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使受众相关构念因例行性的被启用而转成习惯近用性，即可发挥长期性效果，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认为，此一过程亦可用以说明涵化作用（cultivation）。

对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Price与Tewksbury（1997）虽指出上述条件，并在同文表示，框架可透过两种管道发挥长期效果，一为构念之应用性因其近用性得以维持时，二是构念应用性所影响之评估经储存后，稍后被启用时（他们认为所发展的模式可同时解释此二种情况）。不过，对于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构念、框架及预设判准效应的相关性，及构念启动后如何影响评估等层面，在该文中并未说明。本文希望透过案例厘清其模式中构念与媒介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对应关系，并据此检验框架可能的长期效果。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当一构念在评估过程中被启用时，即表示一外界刺激，比如媒体讯息，已经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短期效果。

而当此讯息一再重复时，构念之习惯近用性即可产生，并可能影响受众的相关评估，此即预设判准效应的长期效果。至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因与构念之近用性有关，依其模式，也必须与预设判准效应同时作用才能发挥。这在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的样貌为何？在此以媒介讯息作为外界当前刺激加以说明。图二为跨时期媒介讯息启用过程图，修订自Price与Tewksbury（1997）跨时期之构念启用过程模式。

由于受众一般注意的是媒体呈现的主要讯息（Pan&Kosicki,1997），因此，针对单一议题，本文将媒体报导该议题的主要框架视为主要讯息，亦即原模式中当前刺激的重要特性。另外，因知识仓储中的构念指的是对事物及其特性的认知、情感及价值观，若经启动可影响相关评估；而框架在认知心理学定义里，则为对外界事物组成之认知结构，若经启用也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评估。由于二者内涵接近，但框架概念在以文本为刺激物的研究主题中，更适于观察其对受众知识仓储潜在认知图像的影响。因此，图二也以框架取代构念以进行分析。图二左图指，当一议题的媒介框架与受众知识仓储中的认知构念，或说受众认知该议题之潜在框架相应时，这些框架即可产生暂时近用性，并在受众被询及对该事件的认知及评估时被启动，成为受众的活动思维，其间并可因相关性而为受众纳为评估议题时的考虑。此即为媒介框架同时影响受众框架及评估依据的短期效应。图二右图为上述效应经跨时间积累而产生的长期效应。已产生短暂近用性之框架，经重复启用后可转成习惯近用性，进而发展出长期效果。此长期效果的要件，也符合心理学预示作用的特色，一是预示作用对所观察行为及认知的效应，受预示物本身的强度（intensity）与实时性（recency）影响（前者指预示物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后者则为预示物出现后至观察目标间的时距）；二是预示作用随时间而消减（Roskos-Ewoldsenetal.,2002）。

因此，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示作用，须具有一致性（即媒体报导一议题时，持续以部分特定框架呈现该议题面貌），且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该事件的时点也不宜过长。当这两项条件成立时，因媒介框架的刺激而产生短暂近用性的受众框架，即可能因重复被启动而具有习惯近用性，进而成为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此即媒介框架所产生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在图二中不论短长期均涉及讯息的应用性与近用性，但针对框架的近用性与应用性问题，研究者则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别于Price与Tewksbury（1997），Iyengar（1991）认为框架对意见的影响在于其「易近用性」（accessibilitybias），即受众若接收较多某一类框架的报导，可能较易回忆相关报导，以及据此产生的评论。Cappella与Jamieson（1997）则认为，新闻框架影响思考和情绪的运作机制是透过预示及构念启动之扩散作用（primingandthespreadofactivation）。Cappella与Jamieson（1997）的看法类似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指，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皆触及讯息之启动及使用，但相较于Iyengar（1991）仅触及框架之近用性，及Price与Tewksbury（1997）之强调框架的应用性，Cappella与Jamieson（1997）对框架运作机制的看法则同时隐含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功能，这也是本文采取的观点。

为探讨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提出下列研究问题：

一、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有何异同？

二、核四争议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为何？是否具一致性？

三、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或者，核四案后，受众采用媒介框架与否能否预测其政策立场？

肆、研究方法

一、议题背景

有关核四案的争议可溯自1980年代。自1980年5月台电提出核四案后，该案即历经多次重大转折，包括1986年7月立法院予以涷结、1992年2月行政院核定恢复核四计划、1996年5月立法院复通过废核四计划，至同年10月立法院又通过行政院所提废核复议案。自1996年通过复议后，至2000年中华民国首度政党轮替之间，核四案并无重大变化。而民进党于2000年5月执政后，为落实反核理念，由经济部召集核四计划再评估委员会，该部并于9月建议停建核四。

当时主张续建的行政院长唐飞于10月以健康为由请辞，接任的行政院长张俊雄不久即宣布停建核四。由于宣布时机（于国民党主席连战与陈水扁总统会面后）备受批评，加上国、民两党长期以来在核四政策上的分歧，遂引起在野党极大反弹，立法院在野党立院党团并进而连手推动罢免总统程序。为解决政治危机，行政院于11月声请大法官释宪，大法官会议则于2001年1月作成核四释宪文，说明行政院在停建核四决策过程中有瑕疵，须尽速向立法院补行报告及备询程序。

核四案最后经两院协商，并由行政院长张俊雄与立法院长王金平签署协议，最后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复工，整个风波也渐告一段落。

二、媒体抽样

由于国内在媒体内容的保存与搜寻上仍以平面媒体为佳，故本研究以平面媒体主要报纸的核四报导为媒介框架分析对象，并根据本研究受众调查结果，选出民众最常看的三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及自由时报进行分析。此三份日报均有近五成或五成以上的受众表示为常看报纸，目前也是国内销售量最高的前三大报（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可视为主流平面媒体代表。

三、核四案新闻报导抽样

距本研究进行前核四案的最近变化，始自民进党执政后，召集核四再评估委员会开始。

为涵盖核四案发展过程的重要事件，本研究采取判断抽样法。首先，以政党轮替后，核四争议的起讫点作为选取核四新闻报导的前后时间点。抽样起点为2000年9月15日，因核四再评估委员会于当日公布投票结果，并正式掀起核四攻防战；终点为2001年2月24日，因反核团体在行政院于2月中宣布复工后，于该日举行废核大游行，至此核四争议可算落幕。第二个步骤是选取三大报自2000年9月15日至2001年2月24日期间，核四案重要论述时刻（criticaldiscoursemoments）发生时日。

根据Gamson（1992）取自Chilton（1987），重要论述时刻是指使一议题相关论述特别显著的时期，这些特定时期可刺激各方就该议题发表意见与评论。在新闻报导抽样期间内，经参考三报报导，本研究以重要新闻事件辨识核四案的重要论述时刻。经统计，核四争议过程的重要事件计24件（见附录一）。由于各事件发生当日及隔日媒体报导量应较多，本研究遂自三大报各特定二日总计41日的报导中，选出核四相关报导。各日期第一落中（含要闻及评论）有关核四案的所有报导与评论皆为分析样本，但不包括时论广场或民意论坛中的读者投书。最后计抽取三大报核四案报导2,422则，包括中时862则，占35.6%，联合727则，占30.0%，自由833则，占34.4%。2,422则中，新闻报导计2,035则，占84.0%，评论计170则，占7.0%，特稿及新闻分析计217则，占9.0%。

四、受众调查

政府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核四复工后，反核团体即于2月底举行核四公投游行，经此事件，媒体相关报导逐渐进入尾声。因此，阅听大众的调查于3月中上旬，即受众对相关事件仍保留印象之际进行。调查部分委由中央通讯社民意调查部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执行，调查地区为台湾地区，并以完整住宅电话计算机数据为基础，采取多阶段随机拨号方式进行抽样。执行时间为2001年3月11日至13日。调查对象为年满20岁、平常有阅读报纸上公共议题新闻、曾经听过或看过核四相关新闻的民众。每份成功访问的问卷平均所需时间为16分25秒。合计有效样本数555，响应率55.8%。样本男女比例为1.18:1，平均年龄38.9岁，三十岁以下占26.3%，三十至三十九岁占29.6%，四十至四十九岁占24.3%，五十岁（含）以上占18.5%。平均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以上、专科以下，其中国（初）中以下占14.5%，高中（职）占37.2%，专科占24.6%，大学占19.3%，硕士及以上占4%。

受众调查的内容包括阅听大众对核四议题的关切程度、媒体使用型态（包括电视及报纸一般公共事务及核四相关新闻的收看量及注意程度）、与他人讨论核四议题频率（以上变项均采十点量表由受访者自评，一代表程度最低情况，十代表程度最高情况）、受众对核四案看法的开放式问题，以及受众赞成或反对续建核四立场的封闭式问题。另外，也包括受众人口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省籍、政党取向）及社会意识型态等问题。

五、受众选择

由于本研究将检验受众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其政策立场的关系，故选取在开放式问题部分对核四案表示看法者，计510人。同时，因本研究选择分析的媒体为受众表示最常看的中时、联合及自由三报，故在进行分析时也排除平常不阅读三报中任何一报的受众。总计最后进行分析的受众人数为479。

六、分析步骤

本研究先进行媒体报导与受众开放式问答的内容分析。作者先浏览相关内容，以建立编码计划，此编码计划同时应用于媒体报导及受众回答的编码。相关步骤为：首先，就核四案的发展建立次事件（sub-event），次事件指核四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形成讨论焦点的重要现象，计有八项。依时序包括「核四再评估委员会进行状况」、「唐飞请辞风波」、「张俊雄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宣布停建核四」、「推动倒阁／罢免事件」、「核四停建声请释宪」、「核四复工过程」及「核四公投争议」。其次，根据媒体报导及受众针对个别次事件的看法建立各次事件之框架及其内涵。

媒体报导及受众看法的框架概念定义乃参考前述Gamson与Modigliani（1989）及臧国仁（1999）之定义，指呈现、组织与解释一项次事件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如以新闻报导而言，此框架可在文本中不同段落重复出现，不同消息来源亦可能持同一中心观点或角度对一项次事件表示看法。以受众看法而言，框架亦指受众对核四案表示看法时所持之中心观点或角度。因此，框架之辨识同时使用文本之显性内容（即编码计划中所定义各框架应具之内涵）及隐性内容（指判断是否为贯穿一项次事件之中心观点或角度）。

编码计划总计建立29个框架，其中，12个为各次事件之共同框架；另外，针对每一次事件亦建立个别框架。共同框架是指各次事件的报导或受众看法中均可能出现的框架，计有「国内电力需求」（指核四续建或停建后，国内电力的供应情况）、「核废料处理」（指核废料处理及后续影响问题）、「核能安全问题」（指核废料之外的核能安全问题）、「核四续停建损益」（指核四续建或停建的金额损益评估）、「政治力介入争议」（讨论核四案是否有政治力介入）、「经济影响」（指核四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替代方案」（讨论核四若不建的替代能源内容及相关建设）、「宪政体制争议」（讨论停建或续建核四的法律根据问题）、「政治责任」（指政府或决策者处理核四案或整体之政治责任问题）、「信息不足」（讨论核四政策信息不足的问题）、「民意考虑」（讨论核四案的民意基础）及「世界能源政策」（指援引世界各国趋势讨论核四案）。

进行编码时，先针对每一则报导分析所涉及的次事件，基本上以段为单位先辨识所属类目，再就整则新闻综合考虑其主要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之后再就每一次事件所包含之文本分析其框架，最多登录两个主要框架。一则新闻若有一个以上的框架，则依各框架涵盖文本的多寡排列框架顺序。最后，再就整则新闻判断其核四立场是赞成、中立或反对。受众看法的分析亦依此原则，即先分析每位受众看法中所指涉的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再就受众对次事件所持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分析其框架，一项次事件最多登录两个框架。媒体报导及受众开放式问答内容均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之后并以系统抽样抽取各约10%的样本，以Scott（1955）π值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由于有两个以上框架的媒体报导仅占3.4%，遂选取各则报导前两个主要框架及所呈现之核四案立场三个变项计算π值（分别为.81,.69及.76），平均后得出媒体内容的编码员间信度为.75。受众看法部分因持四个框架者不到1%，遂选取前三个主要框架计算π值（分别为.80,.57及.60），平均后得出受众框架的编码员间信度为.66。内容分析后的分析重点包括三报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媒介框架各时期的变化，以及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受众核四立场的关联性。

伍、研究结果

一、媒介框架

分析三报核四案媒体报导2,422则中，针对八项次事件计报导2,592次，使用框架数达3,733。以三报内容整体来看，表一显示，媒体在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许多框架使用比例接近，但仍可看出各框架间轻重之别。若以5%为切分点，使用次数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宪政体制争议」（24.9%）、「政治力介入争议」（15.6%）、「经济影响」（8.6%）、「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7.1%）以及「核四续停建损益」（6.2%）。由于在2,422则报导中，有将近八成（79%）至少使用上述框架其中之一，因此本研究将此前五个媒体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称为「媒介主要框架」。

三报个别视之，表一显示，不论中时、联合或自由，前五个最常使用的框架类别与三报加总后结果相同，其比例排序也大致雷同，各主要框架在三报的使用比例很接近。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在核四案的报导角度接近，均侧重从「宪政体制争议」、「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经济影响」等宏观层面报导核四案。这也指出，受众即使阅读的主流报纸不同，所接触之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形塑的信息环境，将因三报呈现之观点相近而颇为雷同。

因此，后续分析将不个别比较三报的媒介框架与其读者的议题认知，而是在集体层次上（aggregatelevel）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异同。由于本文稍后将检验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与其政策立场的关联，在此亦针对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报导中呈现之核四立场的关联性进行卡方检定。交叉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该则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显著关联（χ2(2)=96.73，p<.001）。

在核四案1,913则（近八成）至少使用一媒介主要框架的报导中，有近半数（49.3%）赞成续建核四，持中立及反对者都在三成以下（分占23.2%及27.4%）。相对的，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的其它报导，则以反对续建核四居多（占50.6%），赞成与中立者较少（分占31.4%及18.4%）。这指出，受众是否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对其核四政策的立场可能有影响。进一步分析于第四小节讨论。

二、受众框架分析及与媒介框架之比较

在受众框架方面，479位受访者所论及的次事件计484次，使用的框架数为700。受众共使用14个不同框架评论核四案。表一最右栏显示，受众看核四案的观点亦呈多元状态，最常使用的框架（占总框架数20%以上者）为「核能安全问题」（25.1%）及「经济影响」（20.1%），其它框架的使用比例较接近。总计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核能安全问题」（25.1%）、「经济影响」（20.1%）、「国内电力需求」（10.1%）、「核废料处理」（10.0%）、「替代方案」（8.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

与媒介框架相较，受众同样使用多种不同框架看核四案问题，部分框架类型也与媒介框架相同。两者在5%以上的框架中相同者有「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不过，受众较常使用的框架还包括「核能安全问题」、「国内电力需求」及「核废料处理」，这三个框架则非媒体所使用之主要框架。有别于媒体对核四案在宪政体制、政党冲突及倒阁、罢免法律程序等层面的关注，受众似较倾向从政策变更在微观生活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评论核四。他们较关注核四对生命安全与日常电力供应的影响，以及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指出，受众对于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有自我选择现象。不过，由于受众框架中占第二高比例的「经济影响」亦为媒介主要框架之一，且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因此，虽然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未被全然局限在媒介所建构的核四「真实」里，但仍有近半数受众可能因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启动内在相关构念，并据此认知核四。

以核四案而言，媒体报导的重要特性对受众能否产生近用性的机率约一半，近半数民众认为这些主要框架部分与其内在构念相应，可应用于建构核四的认知；但对另外半数民众而言，则缺乏此应用性，也因而无对应之构念被启动。至于媒介主要框架对此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时性作用，发挥影响其评估核四政策依据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作者将从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变化，及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对其政策立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page_break]三、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之媒介框架

如前所述，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的理论模式，一构念被启用与此构念对受众而言是否具近用性及应用性有关，而构念的「近用性」指的是外界刺激的预设判准效应，「应用性」则为框架作用。以核四案为例，媒介主要框架可视为外界刺激重要特性，由于近半数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与媒介主要框架有雷同处，显出媒介主要框架与这近五成受众知识仓储的构念相应，进而使相关构念在受众建构核四认知时被启用。因此，对这部分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实已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果。但这些效果是否为长期性的显现，须先考虑外界刺激，即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备实时性及强度两项要件。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要件之一为实时性，此须注意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事件时点应避免过长以免消减观察效应。

因本研究之受众调查是在核四争议落幕未久即进行，因此符合此一实时性条件。另一要件为媒介框架的强度，可透过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评估。若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时间重复使用，应能产生一定强度。为检验核四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一致性，作者将核四案发展分为五个时期，每一期依一重要事件区分，分别为「唐飞请辞」、「宣布停建进行倡导」、「大法官释宪」、「立法院通过续建」以及「宣布复工」。此划分依据为各事件间隔均至少在两个星期或以上，适合观察媒介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及跨时期的变化趋势。

作者以单一样本比例检定（one-sampletestforproportions）（Loether&McTavish,1993）检测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在各时期是否占重要比例。先假设超过核四案所有相关媒体报导50%即为占重要比例，再检测五个主要框架在一个别时期的比例是否显著大于50%。若然，则可说媒介主要框架在该时期占显著重要比例。而此情况如持续在各时期发生，则媒介主要框架可谓具有一定强度。表二为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三报媒介框架的分布状态。第一期自2000年9月15日起至2000年10月4日止，媒介框架以「政治力介入」（22.1%）最显著，「政院决策模式」（12.7%）及「经济影响」（12.4%）居次。「宪政体制争议」（8.3%）则因声请释宪声音尚未浮出台面而未成为主要讨论焦点，反之，「替代方案」（11.5%）的讨论还占媒体较多比例。

此时期由于民进党已透过成立再评估委员会为废核四铺路，媒体所谓政坛「核爆」已揭开序幕，在野党也将批评火力集中在执政党以政治力干涉公共政策，因此媒体报导聚焦在政党间对此论点的辩驳。另外，有别于后来各期的是，再评估委员会关注的「替代方案」及讨论行政院决策方式的「政院决策模式」也是此时期的前五大框架。第一期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宪政体制争议」（8.3%）、「政治力介入」（22.1%）、「经济影响」（12.4%）、「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2%）及「核四续停建损益」（5.1%）占此期框架总数566之比例为48.1%。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并未显著大于50%（z=-.09，p>.05）。

因此，第一期媒介主要框架并未占重要比例。自第二期起，媒介框架的分布即较集中在最后加总呈现的前五个主要框架。第二期自2000年10月5日起至2000年11月1日止，重要事件包括行政院于10月27日扁连会后宣布停建核四，行政院并积极于媒体进行反核倡导，保证七年内不缺电，但在野党已开始运作罢免总统程序。此时期媒介前五个框架与最后统计的框架相同，「宪政体制争议」（20.4%）已凸显为最主要框架，其次为「政治力介入」（14.7%）。较第一期明显不同的是，「政院决策模式」与「替代方案」的讨论已随再评估委员会阶段性任务结束及唐飞请辞而渐为媒体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宣布停建后引发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12.6%，占第三顺位）框架，及讨论「经济影响」（9.2%）与「核四续停建损益」（7.2%）的框架。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64.1%。

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9.59，p<.05），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已占重要比例。第三期自2000年11月2日起至2001年1月16日止，这段期间行政院于11月10日针对核四停建声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五二○号释宪文于2001年1月15日出炉，行政院则发表「尊重宪政体制」声明。此时期媒体在政院声请释宪后对宪政体制的报导大幅增加，「宪政体制争议」框架增至35.4%。此外，「政治责任」框架也较前期增加，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占7.6%）。由于陈水扁总统向连战及全民道歉，释宪文中又指出行政院的程序瑕疵，使探讨决策者政治责任的报导增加。第三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2.8%，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显著大于50%（z=15.51，p<.05），第三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第四期自2001年1月17日起至2001年1月31日止，重要事件为立法院于1月31日通过续建核四决议，但行政院不接受。此时罢免危机已解除，朝野聚焦在释宪后行政立法两院的互动，「宪政体制争议」框架仍占媒体报导篇幅最大比例（40.1%），「核四续停建损益」（8.2%）则取代前一期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第四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1.4%，单一样本比例检定结果指出显著大于50%（z=14.56，p<.05）。因此，第四期媒介主要框架仍占重要比例。

最后一期自2001年2月1日起至2001年2月25日止，期间行政及立法两院几经协商，两院院长终于签署协议，行政院于2月14日宣布核四复工，反核团体则于2月24日举行废核大游行。此时期媒介框架与前期相较，较明显的变化是「公投立法」成为第三大框架，另外「政治力介入争议」也增加，「政院决策模式」则再度浮现。公投立法于之前各时期均占极少比例，但此时期因反核团体再度提出此一诉求，并发动游行，因此形成媒体报导焦点；后两个框架的增加则反映媒体讨论朝野进行府院协调及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幅度增加。第五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56.2%，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3.67，p<.05），第五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

上述分析显示，核四案媒介框架出现的频率主要依该案重要事件的转折而变化。但整体而言，核四案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并不大。在三报集结后观察的五个主要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除第一期占该期框架总数比例较低外，其它各期所占比例，经统计检测都显著大于原先假设之重要比例起点50%。这些主要框架跨时期持续在媒体以显著比例出现，已具有一定强度，符合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要件。对部分受众而言，则可形成重复预示（repetitionpriming），继而成为习惯近用的认知框架；当他们进行核四政策相关评估时，也较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四、预测受众核四立场之变项

为检测媒介主要框架对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最后一部分的分析着重在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对受众政策立场的影响。首先分析赞成及反对续建核四案的受访者在各个受众变项上的异同，以推估包括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内，可能预测受众核四立场的因素。这次调查有447位民众对核四表达立场，其中，268位赞成续建，179位反对，呈六四比。

检验的受众变项除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外，还包括性别、年龄、省籍、教育程度、收入、社会意识型态、政党取向、核四议题关切度、媒体使用型态，及讨论核四议题频率等变项。在进行交叉分析前，上述变项中，属连续变项者皆以平均值区分成高低二组，属名目变项者，则依属性分组。受众当中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有227位，占总数47.4%，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者有252位，占52.6%。结果显示，与核四立场有显著相关的受众变项包括省籍（χ2(1)=9.36，p<.01）、政党取向（χ2(1)=81.55，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5.83，p<.05）、讨论核四案频率（χ2(1)=3.1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χ2(1)=77.39，p<.001）。各次级团体中，非闽南籍、非民进党支持者、看较多核四案新闻、较常与人讨论核四案，以及采用媒体核四报导主要框架者，均较倾向赞成续建核四。

当使用此五个变项在logistic回归模式中预测受众核四政策立场时（见表三），省籍（B=-.706,p<.05）、政党取向（B=-2.111,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B=.12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B=2.055,p<.001）均可显著预测受众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表三显示，闽南籍受众倾向不赞成续建核四，闽南籍受众赞成核四的机率，是其它族群背景者（包括大陆各省、客家及原住民）的0.49倍。

民进党支持者也较不倾向支持续建核四，民进党支持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只有非民进党支持者（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表示中立者）的0.12倍。由于反核为民进党政策，支持民进党者预期倾向反对续建核四案。而省籍背景由于与政党取向又有显著关联性（χ2(12)=38.273，p<.001），闽南籍受众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约三成，但已较其它个别政党多，因此，闽南籍受众较反对续建核四也符合预期。另外，受众在测量看核四新闻频率的量表上每增加一单位，其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也将乘以1.13倍。亦即，看愈多核四新闻报导者，愈易倾向支持续建核四。

至于本研究主要观察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与受众政策立场的关联性方面，结果则显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为不采用者的7.8倍左右。这指出，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可成为受众进行政策评估时的依据，因使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远大于不使用者。

省籍、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等变项均为虚拟变项，闽南籍、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三中另外须注意的是，预测核四案立场的重要变项中，包括政党取向及媒介框架采用的系数均超过2。根据Menard（1995），这表示预测变项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预测变项间与应变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由于过去实征研究曾指出，看愈多相关新闻可增加媒介预设判准效应（Pan&Kosicki,1997），而省籍及政党取向又属于较稳定的人口背景变项，因此，较可能的因果关系是，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影响受众媒介主要框架之采用，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则可能扮演预测变项与受众核四立场间的中介变项。这部分的检验先由分析各自变项与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的相关性着手。

交叉分析结果指出，仅政党取向（χ2(1)=19.73，p<.001）及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6.90，p<.01）与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有关。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与不采用者在其它自变项上则都无显著不同。因此，接续之分析只检验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是否分别于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发挥中介效用。根据Baron与Kenny（1986），中介变项的作用旨在说明主要自变项影响应变项的机制，而一变项之具备中介效果，须透过三次回归模式分别检验是否符合下列条件：一、预测变项须对此中介变项有影响；二、预测变项须对应变项有影响；三、同时将预测变项及中介变项输入回归方程式，而此中介变项对应变项有影响；此外，第三次回归方程式中预测变项对应变项之影响须小于第二次回归方程式。

依此程序，作者进行一系列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前述两项关系间（即政党取向与核四案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及核四案立场间）的中介效用。表四为三项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的回归分析结果。表四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政党取向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及核四续建立场，民进党支持者较不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不赞成续建核四。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而政党取向之回归系数虽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但因仍可预测核四立场，因此，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的中介效果并不明显。

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均为虚拟变项，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五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于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表五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看核四新闻频率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以及核四续建立场，看较多核四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有可能赞成续建核四。而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但看核四新闻频率则无法再预测核四立场，其系数也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

以上结果显示，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为核四新闻收看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并因此愈易赞成续建核四。陆、讨论与结论以实际案例核四争议检验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跨时期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并探讨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为本研究之目的。针对此提出的研究问题旨在了解核四媒介框架对受众建构核四认知的影响，以及此认知层次的效应是否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评估。

本研究首先比较集体层次的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结果指出，在媒介框架方面，国内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前五大框架占总框架数62.3%，其余则分属其它15个不同框架，但个别比例都低于总框架数5%。核四案的媒介框架有反映议题特性者，也有一般性的新闻框架。比如，主要框架中的「宪政体制争议」、「倒阁／罢免法律程序」及「核四续停建损益」，较属于针对核四案而发展的特定框架，而「经济影响」及「政治力介入争议」框架则较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核四案多元的媒介框架与议题本身不同的争议焦点应有关联。由于核四案是延宕多年、牵涉层面广及经济、环保、民生且具政治意涵的能源法案，因此媒体报导时可能因议题之多面向性质而呈现不同报导内涵。从实务操作面分析，议题本身若争议焦点清楚，即便有不同路线记者报导，切入角度也可能大同小异。

但一议题若牵涉不同层面且争议点多，而媒体又投入相当关注时，即可能有不同路线记者从不同角度报导，因而为其创造出多元框架的新闻环境，核四案即属此类。过去有关核四的框架研究也指出，路线本身可能是影响新闻内容的一项重要结构因素。比如，主跑台电路线的记者与主跑环保路线的记者，即因观点不同而对核能议题有不同诠释（臧国仁等，1997）。

因此，媒体对核四案所建构的多元新闻环境，与议题本身多元的争议性，及因而涉及的媒介组织路线分配之结构性因素应有关。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的框架较偏向宏观层次问题，比如「宪政体制」与「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倒阁法律程序」问题，三者占总框架数近五成（47.6%）。这些框架虽各具不同内涵，但多少都涉及各政党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换言之，这些框架可谓共同隐含另一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的框架──冲突性框架。这似乎指出，主流平面媒体新闻工作者仍无法跳脱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倾向认为冲突性强的事件较能吸引阅听大众、较值得报导。只是，媒体大量从政治角度看核四问题，相对挤压其它面向的讨论空间。比如，核四案专业性的考虑与对民生的影响等层面，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即较不凸显，有关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的框架均低于5%。

在受众框架方面，一般大众在建构对核四案的认知时，倾向从较微观的层面考虑，包括「核能安全问题」、「经济影响」、「国内电力需求」、「核废料处理」及「替代方案」等，均为民众可连系至一般民生及生命安全的课题。但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部分与媒介主要框架重迭，如「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

可能因两者皆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关，对国家及产业的宏观层面或对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均可产生连带效应，所以同为媒体及受众重视。至于其它受众较强调的框架，则为媒体边缘化。这指出，核能虽是一专业议题，但当受众找出该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结面向时，也能以不同于主流媒体呈现的图像特点，发展对该议题的认知。类似结果也见于Gamson（1992）的研究。Gamson观察焦点团体讨论不同公共议题时发现，议题本身的接近性（issueproximity）会影响框架作用。

对与自身较相关的议题，一般人倾向结合个人经验、常识及媒介论述来诠释议题，但对较无切身关系的议题，人们通常较依赖媒体提供的论述。以美国的核能议题而言，乍看虽与大众有段距离，但核能政策的任何异动却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观察此连系性后即能结合个人经验诠释该议题。本研究中之核四案虽同属国家理应订定的能源政策，但同时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加上国外核能事故的印象，民众很快能将核四与自身生活联结，因此在考虑核四案时，也就能从与切身生命安全、安定相关的角度考虑。不过，核四案的媒介框架对受众核四案的认知是否即无影响？并不尽然。除前述受众框架中，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经济影响」（20.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与媒介主要框架相同外，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

这指出，对此近半数的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中有与其记忆网络既存构念相应者，这些构念被启动后为受众应用于建构对核四议题的认知。然而，媒介主要框架对另外半数受众则无此相应性，因此，他们以有别于媒介主要框架的方式认知核四。这说明媒介主要框架对受众议题认知的影响有其个殊性，一如Price与Tewksbury（1997）所言，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位受众所注意而使用，因为讯息的处理过程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而受众不同的选择，则可能与其本身不同之特质相关。交叉分析即指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者，在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方面，确有显著不同。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建构对核四的认知。也由于受众因本身特质而产生对外在刺激的自我选择性，因此在观察媒介框架是否具有另一层次之预设判准效应时，有必要将受众区分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两组，并以此为变项，观察其是否可预测受众的核四政策立场。

在检测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前，本研究先就其要件，亦即核四案媒介框架是否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案结束后所得集体层次之媒介主要框架（即前五大框架），虽随该案重要事件的发展，于各时期中的分布略有不同；但综合观之，除第一期外，其后各期之比例均显著大于50%。此五大框架在第二至第五期间均占重要比例，因而具有跨时期之一致性。另外，因受众调查在核四案告一段落即执行，受众评估核四的时点与媒介主要框架出现时点在时间上接近，故本研究中作为预示刺激物的媒介主要框架实具备一定强度与实时性，符合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的条件。本研究最后分析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其核四立场的关联性，以检测媒介框架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作者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理论所修订的模式推论，当受众知识仓储中对一议题之认知框架因媒介主要框架长期刺激而发展出习惯近用性时，若这些框架又与进行的评估有关，一旦受众进行该评估时，这些框架即可被启动而使用于评估过程。本研究中受众对核四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即可说是受众判断其具应用性后，知识仓储中相关框架被启动的显现。这一部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亦指出，除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的频率外，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显著地影响受众核四政策立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的受众，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明显大于不采用者。亦即，核四案中，当足可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媒介主要框架进一步被受众应用于相关评估（在此为核四应否续建的政策）时，媒介主要框架也就产生了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测采用媒介主要框架是否为受众其它特性及其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表四及表五指出，媒介框架的采用对看核四新闻与核四立场间的因果关系具中介效果；但对政党取向及核四立场间则不具中介效果。

这指出，受众看核四相关新闻可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间接影响其赞成续建核四，但受众的政党取向对其核四立场的影响毋须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受众的政党取向可直接影响其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至于何以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倾向赞成续建核四，与框架所隐含的方向指涉有关。以核四案而言，三大报长期呈现的主要框架以从政治面考虑者居多，包括宪政体制、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法律程序等政治性框架，都较易指向反对停建方向。其它两个经济性框架，包括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也易有相同指向。稍早分析也发现，媒介框架与媒体报导呈现的立场有显著关联，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主要框架与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关（χ2(2)=96.73，p<.001），采用主要框架报导者较倾向赞成核四。

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建构的「真实」，较强调停建核四对政经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新闻环境下，虽有受众仍能以民生相关框架考虑核四，但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的受众即容易倾向反对停建核四。相较于国外许多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经常是正当化政府立场的重要机构（Herman&Chomsky,1988;Iyengar&Simon,1993;Reese&Buckalew,1995），以国内核四案观之，主流平面媒体则是替民进党政府停建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综合上述，本文理论价值可分三点：

一、延展媒介预设判准效应的适用范畴。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政治人物的表现为检测媒介议题影响受众评估依据的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亦可应用于受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此外，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比较不同议题之评估与政治人物整体表现的相关性，检测是否经媒体大量报导的议题所占之评估比重较高。本研究指出，媒体针对一议题不同的框架方式，也能影响受众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为受众采用后，对受众相关评估也能产生预设判准效应。

二、说明媒介框架对个人层次的影响机制。过去框架研究较少分析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的政策立场，及受众认知框架在此过程的角色。本研究一则呼应过去相关推论，认为框架因牵涉如何呈现议题之过程而隐含方向，可影响受众立场（Dawes,1998;Pan&Kosicki,2001）。再则指出，针对一公共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在相关新闻收看频率与个人政策立场间具有中介作用。以核四案为例，政党取向虽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核四立场，但他们若看愈多核四新闻，将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并因此愈倾向赞成续建核四。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支持传统的媒体使用愈多效果愈大模式（increased-exposure-and-increased-effectmodel），只是此效果是透过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再进一步显现于受众政策立场的选择。

三、协助整合媒介效果研究。Price与Tewksbury（1997）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有助于统合媒介效果研究中，包括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甚至涵化等重要概念，但应用该模式的实征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以实例寻求与此模式对应的概念，并提供其实征基础，应有助于了解此重要模式的运作过程。另外，本研究也提出，原模式代表应用性的框架作用，与代表近用性的预设判准效应，在长期作用后，媒介主要框架也能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据此，本研究补充原模式中框架的角色，整合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关联，说明框架在应用性外，也可具备近用性作用。就现实层面的意涵而言，本研究结果指出，媒体是影响民意的重要机构，媒体框架一议题的型式，经长期积累，可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政策立场。而政府的政策若无民意奥援，则易因欠缺正当性而难以推动。以核四案而言，民进党政府的反核四政策，不仅为在野党杯葛，也因媒体的报导而无法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支持续建之比例（81.5%）远大于反对者（18.5%），未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则反对者较多（59.3%）。另外，核四案媒体的报导似也未能符合民众需求。从另外半数受众对媒体报导进行自我选择的情况看，媒体对许多受众关切的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等问题都未充分讨论。一方面这虽与民进党政府未作周延准备与民沟通，及各政党于政治角力有关，一方面也是媒体囿于新闻操作的窠臼，侧重政治冲突面的报导，才未能就此重要政策各种可能发展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逐一厘清。而民众在未被充分告知这些讯息情况下，不管是透过民调或公投，所表达的意见与较全面而理性思辨后的结果必然有段距离，这对公共政策形成的质量无可避免有负面影响。

欲提升新闻媒体作为民主社会公共论述平台的质量，新闻教育与实务工作者应共同深思传统新闻价值判断及新闻处理的适切性。而近年来兴起以公民关切层面为依，旨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以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公民新闻理念（publicorcivicjournalism）（Rosen,2000），则似指出一可行方向。

本研究未竟之处为，作者虽筛选出同样以主流平面媒体为主要新闻讯息来源的受众，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议题认知图像及立场的关联性，但此为受限于资源而实行的策略。若有足够资源，在分析一议题的新闻环境时，应了解受众吸收讯息型态纳入其它电子、平面或网络媒体，以观察阅听人所处多元而复杂的新闻环境中，议题面貌与其认知的互动。另外，有关受众框架与媒介框架集体层次上型态之不同，未来相关研究除应再探索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外，也应注意测量的问题，因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问卷开放式问题的型式有关。由于此题设计目的是，在不引导受访者情况下，请对方就核四案表达看法。因此，受访者并未被要求针对核四任何次事件进行表述，可能因而使受访者倾向从自身需求与关切层面考虑核四。未来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时，若分析案例涵盖不同次事件，可考虑选取单一次事件，在指涉范畴一致的情况下，比较媒体与受访者对该次事件真实的建构，应更能掌握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对应关系。最后，受限于研究资源，本研究仅在核四案结束后，进行一次受众调查，因此，无法观察核四发展各时期，受众的核四认知及其核四政策立场是否有变化，也无法检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未来相关研究若能透过小样本多次调查法配合议题发展，搜集跨时期受众框架资料，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长期动态关系，以及此关系与受众相关评估的关联。

参考书目：

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英文版网站。TheRepublicofChinaYearbook-Taiwan2002.

臧国仁（1999）。《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

理论框架范文篇3

[关键词]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准则

一、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信息认证

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准则。

二、审计本质的再认识：信息转化的手段

三、审计目标的定位

四、审计假设

(一)存在错弊假设

(二)信息验证假设

(三)控制局限假设

(四)审计成本有限假设

五、审计准则

审计准则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以审计假设为前提制定的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是审计系统的运行规则。它是联系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20世纪以来，审计准则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归纳法建设阶段和以理论指导实践为主题思想的演绎法建设阶段。

理论框架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

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

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

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

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

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

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四、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

参考文献：

[1]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李建德。制度经济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理论框架范文篇5

关键词：关联翻译交际语境效果

1.引言

DanSperber和DeirdreWilson的关联理论是在H.P.Grice的交际理论与会话含意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对其有很精辟的阐述。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一个理论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了极大影响。它将关注的核心投到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方面，其影响力已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延伸到翻译领域。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每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要正确的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然后根据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进行推理。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确地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关联理论就成为可以指导翻译的语用翻译理论。

2.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主张用“关联原则”来解释人类的交际。他们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是因为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即“关联”。关联由两个因素决定：语境效果和心智努力。人类认知活动的目标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心智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最为“关联”的信息，以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最佳关联是指在话语理解时以一定的心智努力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交际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联的认识。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以最大关联为取向，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我们只能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即听者在理解话语时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并以交际为取向。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所以关联理论的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而最佳的语境效果是由明示——推理模式提供的。明示，即说话人明白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图；推理，即听话人从说话人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说话人暗含的意图。其中，听话人的推理是理解话语的核心，而关联则是听话人推理的基础。对话语进行推理就是在话语与语境假设之间寻找一种关联，关联选取得当就会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有了语境效果，就能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3.关联理论与翻译

翻译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德国学者Gutt认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的依据就是关联性。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听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也认为：“翻译就是交际。”他指出，信息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丧失其交际作用，而译文如果起不到交际作用，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就是不合格的。

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告诉各自的读者，因此，要做到忠实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这就需要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并根据关联原则找到各种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最终做出一个最能体现原作者交际意图的译文。成功的译文是使译文读者可以不必花费较多的努力就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语境效果，并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交际过程，而翻译过程包含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和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这两个交际过程。因此，译者不仅要有准确理解作者交际意图的能力，还应充分考虑译文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帮助译文读者找到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接受来自原文本的信息，这些信息提供的动态语境与译者的认知语境相结合，产生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译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推理能力努力达到对原文作者意图的最接近的理解，从而做到对原文的“忠实”。然而，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依赖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了解。如果译者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知识结构，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译文读者，只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导致交际失败。例如，如果把“Everyfamilyissaidtohaveatleastoneskeletoninthecupboard.”直译为“据说家家户户的壁橱里至少都藏着一具骷髅。”就会使译文读者困惑不解。此译文只是对原文的表面意思做了传达，并未传达原文的真实意义，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就很难以理解。然而。如果将其翻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丑事家家有。”这样，译者就找到了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译文也更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译者就达到了完成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最佳交际的目的。

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因此，译文读者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译者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做出准确的判断，对译文的表达方式做出适合译文读者的选择。如对《红楼梦》中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翻译，霍克斯直接引用英语谚语“Manproposes，Goddisposes.”撇开原作中的佛教色彩，使译作带上了基督教色彩，从而使原文作者曹雪芹向译文读者靠近。

翻译是语际意义的转换，意义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既要重视语言本身，也要重视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语境在关联理论中又称为语境假设，不仅包括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会环境，还包括百科知识和当时感知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语境，而是一系列语境。在话语理解中，人们只是选取某一特定语境对信息进行推理。交际能否顺利进行，主要看听话者能否选择正确的语境。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很多情况下，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可能会和话语的字面意思不一致甚至相反，这就要求听话者结合自己的认知结构和百科知识及推理能力找到与说话者的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假设，通过推理正确的判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例如：“Sheisafox.”译文有“她是只狐狸”、“她是个狐狸精”或“她是个时尚迷人的女人”在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汉语与英语就有了不同的文化色彩。如果译者不了解中英不同的文化语境，按照中国人的认知思维，把fox翻译成“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因此，译者应该对原语进行文化推理，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才能得出准确的译文，达到交际的目的。

4.结语

关联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从认知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描写，把翻译过程看作是原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两个交际过程，在动态语境中找出各种信息之间的最佳关联，对真实交际意图做作出推理，从而能够全面、科学的阐释话语理解，达到翻译这一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Gutt，Ernst-August.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M］.Oxford：Blackwell，1991.

［2］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3］苗兴伟.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

理论框架范文篇6

1、第一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努力已得到长足发展，但在满足人民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上还远远不够。另外，在经济高速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标志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增长不能完全代表，也不能代替经济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已经有必要和有条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在执行金融宏观调控职能时，中央银行必须把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实施职能的出发点和制定政策的归宿点，即作为发挥央行宏观调控艺术的灵魂。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中央银行实行有效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实施适当的宏观调控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过去只向企业提供生产性信贷转向个人消费性信贷，且自1998年以来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增长速度高于企业住房开发贷款增长，信贷增长在支持投资和消费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我国投入产出比较低，每年投入的资金占GDP的40％；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已基本消除，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占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严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也需要货币政策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我国已经走过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初级发展阶段，物质供应比较充裕，现在应该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即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次《决定》突出强调，今后的发展不能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原来制定的许多相关法律也要与时俱进，围绕这一中心作相应的修改，例如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由“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改为“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2、第一次提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为中央银行搞好金融服务提供了指导思想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要从生产的管理者转变为经济运行的服务者，从投融资主体和审批者转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良好投资环境的维护者。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中央银行担当了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发行人民币和管理人民币流通等多项金融服务职能，实际也是多种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根据《决定》关于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的要求，这一新的理念也同样意味着央行要提高认识，从立足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一角度，建立有效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将宏观调控和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寓调控于服务之中，通过金融服务熟悉市场、了解需要、收集信息、前瞻分析、观察货币运行动向、传递央行宏观调控意图；通过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帮助理顺银企关系。

3、第一次提出“改进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中央银行确立了职能定位

这是在新的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格局下对中央银行职能进行的重新界定和规范。

首先，中央银行要进一步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提高宏观金融调控水平，要完善经济金融运行机制，健全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和监测指标体系，准确判断预测经济金融形势，及时采取预调和微调措施，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利率机制的调控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健全中央银行与某些部门的合作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其次，自从部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以后，过去中央银行所履行的有关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服务方面的三大职能是否已经削减为执行货币政策和提供金融服务这二项职能，这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决定》明确指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职能还包括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还应该履行金融监管职责。这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不仅要面对经济转轨中积累的金融风险和历史包袱，而且要面对在深化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中金融新出现的风险，央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但是这种金融监管职责已不同于过去对银行业的具体业务的监管，而是对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其整体稳定，促进其协调发展。央行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唯一提供者和支付清算体系的监护者，应担当维护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角色，成为防范整体金融风险的“Watchdog”——看门人。这就要求中央银行要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业的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则；研究和实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研究和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在必要时解决金融机构退出和相应的资产管理问题等。例如对金融业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评估；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监管，密切关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防范跨市场风险；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防范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利益，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尽快实现我国金融业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央行在履行其宏观调控职能、维护金融稳定的义务时需要进行宽领域扫描，探索维护金融稳定的新手段，研究中央银行提供社会金融服务的新措施。

4、第一次提出“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为全社会建造了一个金融安全网

一个金融企业没有生死的考验就不会有稳健经营。近年来，我们一直注重加强金融监管，不仅建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而且强调建立金融企业的内控机制，严格要求商业银行要有4％的核心资本和8％资本充足率，同时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功能。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严格的市场退出制度，许多问题企业坏而不死，或僵而不死，这不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问题，而且没有充分体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

《决定》提出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是进一步强调要全过程地监管金融风险，即密切监控金融企业的合理运营，在问题可能发生之前预警，在问题出现后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处置，使问题严重的金融企业依法退出市场。只有严格的金融监管才能保障金融运行的安全有效；只有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才能防止个别金融风险蔓延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才能促使存在的金融企业成为符合“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营运安全、服务良好、效率良好”五项标准的合格企业。

5、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了政策协调框架

尽管国际上混业经营已成为趋势，但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迄今为止已经建立起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这有助于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专门性监管，但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的发展，一些跨行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不断出现，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三大监管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对防止金融监管空白出现和减少重复监管很有必要。同时鉴于中央银行担当维护金融整体安全的职能和财政手段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有效途径，故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准确地说不是“三会监管模式”而是“三会一行一部的监管模式”。同时也是三个层次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即三个监管委员会负责具体监管事务；中央银行负责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财政部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和金融财务规则的制定者，也对宏观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和金融事业单位的合规经营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

6、第一次提出“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为我国确立现代金融制度奠定了微观基础

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金融企业也符合五个标准：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效益良好。这是第一次全面而又准确地概述现代金融企业的内涵，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金融企业的认识又一次深入和提高，其中资本充足是前提，内控严密是保障，运营安全是要求，服务良好是职责，效益良好是目的。现代金融企业的五个标准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在金融业的具体化。过去，在强调“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以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金融企业经营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是对“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两大要求的更进一步深化和更具体的阐述；“服务良好和效益良好”又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两大要求的最好体现和最终结果。

7、第一次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为重组改造中小金融机构开拓渠道

这次《决定》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使其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观点和政策。这一精神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就体现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这一要求上。这就为调动全社会的资金力量以重组、改造、升级中小金融机构开拓了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行业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参与经济建设，而且也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但金融业对内开放的步伐远不如对外开放的步子大，而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将发挥民营资本产权明晰的优势，更快地建立起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更好地将社会资金吸纳到金融领域，使金融业在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增添新的活力。我认为在这里，社会资本包括范围较广，它泛指带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的资本，这包括民间资本。

《决定》也强调“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这进一步说明对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认识有进一步提高。因为金融业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产业而简单地等同于其他行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是经营金融风险的特殊行业。长期以来民营资本是否能进入金融业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其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而是在于不同所有制资金介入是否更有利于办好金融，提高融资效益。上世纪80年代，很多城市和农村信用社都吸纳了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也有各种社会资金介入，但由于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进行清算、关闭和处置。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都允许私人资本介入银行，有许多大银行由资本家掌控，但都是遵遁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并没有作为私人钱庄。但过去我们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更多的是为了圈钱，导致大量存款流入私人钱袋，大量不良资产积累，许多遗留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故《决定》为当前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提出了3个前提“加强监管”、“保持资本金充足”、“稳步发展”。

《决定》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因为鉴于目前社会资本的来源和现有的管理水平，社会资本应从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改造中积累管理经验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为今后参与更大规模的金融间的购并和重组打下基础。

8、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建立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为建立结构完备的、功能齐全的、调控有效的中国金融体系勾画了蓝图

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结构完备的、功能齐全的、调控有效的金融体系是难以实现的。但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这种间接融资垄断资金配置的格局，不仅造成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而且使融资风险几乎全部集中于银行。扩大直接融资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但近年来直接融资比例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股市低迷、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其他融资方式运用不足，这其中有市场运行的影响，也有体制性的障碍，企业债券法规在修改长达2年的时间后还未出台，债券市场仍处于行政部门个案审批和只允许个别大企业发展阶段。而扩大直接融资不仅能为企业增加更广阔的融资渠道，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更能减轻商业银行的信贷压力，为全社会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还能为商业银行开拓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使商业银行腾出手来将金融中介业务做细做活。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和层次多元化决定了企业融资不能仅仅靠一个主板市场就能解决所有直接融资需求，还应该有适应不同需要的其他资本市场如创业板市场。只有完善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资本交易，才能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才能为高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新市场，才能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基础上，获得有效解决。

建立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是解决目前债券市场分割独立和发展不平衡的最终办法。我国分别设立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在金融体制改革之初负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但在金融发展的今天，整个金融体系已建立起风险防范机制和有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及能力，更需要有一个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来加大资金流动和提高资金效率。而且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能形成由市场决定的债券利率，这种债券利率能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提供依据，能为中央银行确立基准利率提供参照物。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的建立也有助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

9、第一次完整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为全社会经济金融运行奠定信用基石

我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艰难而曲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或重构，而是一场涉及到全社会的改革。信用是金融赖以生存的基础，金融源于信用，信用促进金融。但长期以来，个人缺乏信用观念，企业缺乏信用约束，社会缺乏信用制度，借债不还的赖账现象屡见不鲜，银行信贷资金几乎成了“公共产品”——占有而不付成本。这不仅导致信贷资金低效运行，扭曲了债权债务关系，而且破坏了基本道德准则，伤害了守法者的利益。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就不可能实行最起码的市场经济基本规则。《决定》强调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即是以道德、产权、法律三大支柱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关键之举。

10、第一次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确立了可操作的基本原则

这是在投融资体制上又一次重大的改革，也将是影响最广泛的一次改革。因为多年来，在投资领域，政府干预的色彩较浓，政府干预不仅表现在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管理上，而且政府主导性项目投资占比也较高，这不仅影响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直接侵蚀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而且繁杂的审批程序和环节，产生了巨大的寻租机会；同时助长了行政领导直接决策的“首长工程”和“样板工程”的产生；扰乱了市场经济运作规则，降低了投资效率，导致低效率的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不断出现。

理论框架范文篇7

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会计理论界曾出现过许多的观点，尤其以安东尼教授提出的理论构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东尼教授的观点引导下做一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分析：

1．关于会计要素问题。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它把会计对象用会计特有的语言加以表述。另外，它还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项目，会计恒等是描述了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按照安东米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恒等式应修改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与此变化相适应，安东尼教授对会计要素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①单独设置“业主权益”要素。会计要素及其设置数量的多少，主要应该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虽然会计要素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综合信息，根据安东你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构想应该单独设置“业主权益”要素取代原来的“净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数量等与资产总额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之间的差额。其主要来源是主体的经营活动。②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要素的重新定义。安东你教授认为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法提供解释会计主体实际发生情况的信息，同时，它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安东尼教授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具体表述如下：①资产是主体的资本存在形态。资产包括货币性项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项投资。其数额未凝固在各种资本存在形态上的数额。②股东权益反映由股东提供的资本数额。它包括股东直接投入的资产以及这些资本的应计利息。

2．关于会计目标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现位于其应达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标时提供有助于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计其他有关信息，这是一切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所共有的，并不以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资本成本会计业不例外。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显现成本，即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隐含成本，即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中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又包括隐含成本。

3．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财务会计文献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国会计学会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项准则。资本成本会计信息在质量特征方面也符合这四项准则。①就相关性而言，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中的隐含成本，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游泳性，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验证性而言，对于资本成本会计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来说，它是指根据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专业人员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的结算，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不难以实现，因为在高度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关变量树脂相同，计算结果也会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过程中不渗入个人偏见，以免损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具有可验证性，那么，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过权益资本成本计量结果来进行验证，从而敦促会计信息系统遵循公正不偏性准则。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4．关于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原则问题。会计假设侍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使整个财务会计结构的基础，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具有普遍有用性。资本成本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它只是强调在确认成本是，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所处环境、核算对象等方面无很大区别，因此，财务会计上的四个基本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仍然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

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假设的延伸，以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又是对会计实务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只是在稳健性原则的问题上，有些争议：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资本成本”账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就确认了权益资本收益，在收益实现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财务会计的稳健原则。但若从资本成本会计的角度看，事实却不尽如此，①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夏，企业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利润两部分。若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实际上是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如果按照稳健性原则的定义，应该说，违背稳健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财务会计。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经济流动的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稳健性原则及其相依存的实现原则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如会计的确认基础、会计的计量属性等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因此，稳健性原则仍应作为资本成本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5．关于安东尼教授的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的简略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资本城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②资本成本会计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将权益资本成本计列于产品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安东尼教授分别提出了设想，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可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权益资本成本率；其次，第二个问题，它在题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论文中对资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的影响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是连接财务会计与管理块的桥梁

在现行会计理论体系中，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管理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内”，资本成本会计则起到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对内”可提供决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业所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对外”可提供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不仅可让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还可为国家、主管部门和银行等提供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第二、资本成本会计协调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对于费用或成本的解释从来就有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会计学则会因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各项要素以不同的构成内容”。另外，经济学认为，企业所有资本的来源都是对一定资源的占用，应该是有偿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资本成本会计是两权分离的产物，权益资本成本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的收益计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会计学中，权益资本成本却与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是能较为直接的取得的社会资本形式，对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这而言，其经济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在会计上，在我国的现行的现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这更加表明，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成本项目，在收益中减除，是与经济学一致的。

理论框架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空间基础设施（NSDI）、"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

1．前言

1.1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进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和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1998年1月，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引发了继"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以后的第三次信息浪潮。1998年6月，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数字地球"的思路，指明了发展信息技术，加快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早日实现中国的"数字地球"，是我国争先抢占世界科技、产业和经济制高点，走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十五期间，许多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数字省区和覆盖本领域的数字工程项目发展规划，如北京市已拟?quot;数字北京"总体框架和发展规划，"数字海南"、"数字山西"、"数字福建"、"数字浙江"、"数字陕西"等规划也在制定之中；国土资源部计划用12年时间实施"数字国土工程"，交通部提出实施"智能交通"，国家海洋局提出"数字海洋"，国家测绘局提出建立"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2001年10月，继国办发53号文后，国家计委、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召开了"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研讨会"，指出"必须将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应加快发展，以带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引发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拉开建设"数字省区"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序幕。

1.2目的和意义：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80％以上的信息与地理信息有关，地理信息技术大大改变人类观测和认识地球的方式，已广泛应用于资源调查、灾害、环境检测、规划、电力、商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之一，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安全。"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将为广西政府部门和各市县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规划、设计和决策支持的基础地理框架信息，为电子政务的实施提供统一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平台和环境。

1.3主要内容：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就是通称国家空间基础设施（NSDI）在广西的具体表述。也是以3S（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RS－遥感）技术为基础，基础测绘数据的生产和成果存档、管理、分发服务系统在信息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发展。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大地测量基准建设、广西省级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实现覆盖整个广西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1．4"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2．广西实施该项工程已具备的条件

2.1区内环境：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的战略目标，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广西，其信息化建设起步并不晚，20世纪90年代，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城市的土地、规划、环保等部门相继完成了本行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21世纪的今天，南宁、柳州、桂林列入部级信息化试点城市，在这三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全区社会信息化建设全面展开，围绕政府网的建设，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懈骶咛厣男畔⒒ㄉ琛H绫焙J械?quot;数字北海"项目，百色地区的"农业信息化示范项目"、防城港市的"港口信息化项目"、玉林市的"有线电视宽带网工程"等，以及全国第一套应急联动系统――南宁市社嵊绷低常?11）的初步建成，都为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预计到2005年，全广西将铺设光纤约4.8万公里，每千人拥有计算机50台，互联网普及率达8％以上，信息产业增加值将达到250亿元，占广西国民生产总值的8％以上.

2．2广西测绘局内环境：

国家测绘部门投资2.56亿启动"国家基础测绘设施项目"建设，简称"大专项"建设。

广西测绘局在国家测绘局和区政府的支持下，于2000年8月正式立项（总投资2700万元），目前已完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技术体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传输网络体系的建设，基础地理信息管理服务体系、空间定位综合服务体系、广西数字化基地大楼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广西测绘局已建成主干千兆，百兆交换到桌面的局域网，装备了若干台企业级服务器、海量的磁盘阵列、磁带库、图形工作站、高档微机、大型彩色扫描仪、大幅面绘图仪等硬件设备，以及数据库软件ORACLE，GIS软件ARCGIS、Geostar、MapInfo、ERDAS、数字摄影测量系统、扫描矢量化系统等软件。通过大专项的建设，还锻炼出一批精通3S技术、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测绘技术的综合型人才。

1．基础地理信息生产技术体系已初步建成：

目前，广西测绘局已具备的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年生产规模如下表所示：

数据类型

年生产能力（幅）

数据库存储（GB）

1:1万DOM（数字正射影像图）

1600

1600幅×45MB/幅=72

1:1万DEM（数字高程模型）

1600

1600幅×5MB/幅=8

1:1万DLG（数字线划地图）

880

880幅×4.5MB/幅=4

1:1万DRG（数字栅格地图）

1000

1000幅×5MB/幅=5

遥感影像数据

按1米分辨率计算,500幅×100MB/幅=50GB

注：按广西"十五"计划，需8～10年才能更新测绘完成全广西1：1万地图。

3．建设原则和关键技术

3.1建设原则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要贯彻"需求牵引、统筹规划、统一标准、阶段发展、面向应用、共建共享"的方针，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重点开发和普及应用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应用促进发展。

3.2关键技术

海量数据库存储技术：目前，单是按覆盖广西的4D（DLG、DEM、DOM、DRG）测绘产品的数据量计算，就达到了TB级，如何采用关系数据库（如ORACLE）管理海量空间数据，将是今后几年内的研究热点。

菘焖倩袢∈侄危喝绾纬浞掷?S技术及其集成，快速获取信息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宽带网络：利用高速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互操作。

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和三维模型是数字城市表现的主要形式。

知识产权问题：模拟测绘产品版权问题较好解决。受法律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数字化测绘产品的版权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数字化产品一经提供，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复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法律、制度外，还需在技术上研究加密手段。

空间数据库更新与版本管理：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定期更新数据，保持基础数据的现势性。数据更新后，历史数据仍须保存。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数据版本管理机制，确保有效数据能长期保存，又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冗余。

4．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4.1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数据标准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标准国家尚未出台，必须加快基础地理信息各类标准的制定，完善各种数据库的建设标准、质量控制标准和安全保密标准，加快制定基础地理信息的产品标准、信息交换标准和应用标准等。

4.2广西省级基础地理数据库的建设

按基础测绘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负责1：100万、1：25万和1：5万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生产、管理、服务和更新。省级政府部门负责1：1万、1：5000比例尺甚至更大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生产、管理、服务和更新工作。其中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将是"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核心和基础。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组成如图所示：

4.3实施一批地理空间信息重点应用示范工程的建设

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领域，为共享"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资源，应当把应用开发的重点放在人口地理信息系统、资源（国土、海洋、地矿等）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中。同时作为广西测绘局与区政府部门的合作项目――广西综合区情地理信息系统（9202工程）建设的延伸扩展，更要充分利用"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资源，结合西部大开发政府急于掌握的信息，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积极与政府部门联系、沟通，进一步完善综合区情地理信息系统，注重反映广西自然资源、经济两方面的信息。

4.4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地理空间信息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

测绘部门多年来生产了大量的地理信息资料，它们在广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公益性、基础性的作用，但要在更深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应用，需要政府及各行业的通力合作。共建共享是避免重复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是"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方面的教训是屡见不鲜的，如广西各地方土地部门有独立的一套地籍图，规划部门有地形图，房产部门有房产图，每个部门都是投入巨资测绘、数字化，标准都不统一。实际上只要政府牵头协调，各地测绘一套基础地形图，每个部门在其基础上再采集各行业关注的要素（称之为三图合一）。这样的结果是大大节约了经费，却实现了各取所需，同时由于数据标准的统一，各行业能共享、交换成果。

要实现共建共享，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地理空间信息政府协调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测绘部门的作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换数据；二要研究制定共建共享的法规政策，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户的权利和义务、有偿使用等问题；三是测绘部门要在信息共建共享中发挥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四个主动服务"意识：主动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主动为国家重大战略、方针提供服务，主动为广西重大基础设施提供服务，主动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服务。为推进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作出应有的贡献。

4.5建设基于WEBGIS的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

"数字广西"网站（）作为广西测绘局的宣传阵地及元数据窗口，应加强地理空间信息网站建设和网上地图的开发，探索地理信息网络服务模式，以适应网络快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网上地图的迫切需求。

5．极待解决的问题：

5.1政策方面的问题

去年广西制定的《广西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中并没有完整地将"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列入其中。广西的信息产业在2000年全年的总产值为28.6亿元，仅占全区GDP的千分之二，在全国排22位，在西部地区排第5位。可以看出，广西的信息化总量还较低。基于"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重要性和其能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建议由区计委统一协调，广西测绘局负责具体实施，各部门共同组成广西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加快制定"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规划工作。

5.2人才缺乏、财力支撑不足的问题：

测绘滞后于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目前的尴尬现状。主要的原因是财力投入的不足。

"数据是血液"，没有了数据的"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就是个空架子，其他行业的信息化也就没有了与地理空间相对应的承载体。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是多种高新技术的集成，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目前，人才缺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6．结束语

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作为广西测绘局向社会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分发服务、应用开发的窗口和国家空间信息交换网络的省级主节点，基本具备?quot;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应发挥"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主力军作用，为我区信息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罗满建《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研讨会情况报告》

2、广西区测绘局《国家基础测绘设施项目广西单位工程方案设计》

3、刘金长《建设广西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4、广西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广西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

理论框架范文篇9

论文提要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开头和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信息收集部分的S3R框架中，侦查人员参与角色分布表明他们对话语内容几乎没有控制权，处于“无权势”地位。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讯问的开头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信息收集部分)分配。但在语言互动细节中，侦查人员借助其强大机构权力(表现为互动中的话语权力)，实现了对交际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处于“有权势”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却处于“无权势”的地位。讯问双方的这种权力冲突关系贯穿于侦查讯问话语的全过程，将会为侦查讯问话语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导言

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讯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实现机构目的是机构话语最为突出的特征(Levinson，1992；Drew&Heritage，1992；廖美珍，2005)。侦查讯问的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统一(徐美君，2003)，它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言语互动中实现。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双方会针对自己的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分配给自己某种话语地位或参与角色，从而形成参与框架。侦查讯问话语在开头、信息收集和结尾三个部分中，由于各部分的功能任务以及讯问双方目的关系的不同，会话参与者对参与框架选择的也会不同。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各部分进行分析。

2参与框架理论

参与框架理论(participationframework)是由美国互动社会语言学家E·戈夫曼(Goffman，1981)分析日常会话时提出的。他认为“当一个词被说出时，处于事件感知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会获得一种与这个词相关的参与地位。这些不同地位和其中合适行为的规范特征被代码化，这为(话语)社会互动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p.3)参与框架理论是从说话者参与角色(participantroles)角度描写口语话语的一种方式。角色是以说话者的“态度”或是对话语内容的“倾向性”(orientation)来定义的。戈夫曼提出，会话参与者可以识别出四种可能的角色：发声者角色(animator)、作者角色(author)、责任者角色(principal)和对象角色(figure)。简单来讲，发声者角色是指会话者负责话语的声音产出；作者角色指会话者承担的根据目的产出语言表达式及其意义的角色；而责任者角色则是指会话者对话语产生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后果承担责任；对象角色指的是可以被他人言说的任何人或物。戈夫曼指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承担角色网络中的一种或是多种角色。会话参与者在会话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自己某种话语地位并承担相应的参与角色，从而形成一种参与框架。

参与框架中的说话者的话语地位和参与角色的不同表明了说话者对自己产出话语的控制力高低和责任程度的大小。比如说，说话者对说出的话语，同时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角色，那么他对自己说出话语的内容就具有控制力，同时他对这一话语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很明显，说话者同时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三种角色的参与框架相比只承担“发声者”角色的参与框架，说话者在前者中对话语内容的控制力强许多。

3开头和结尾

3．1形式化语言

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的功能和目的是使讯问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这两部分，侦查讯问话语的风格较为正式，包含了一系列形式化语言，侦查人员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了确保机构话语的“精确性”，有些讯问语言甚至已经提前印制在讯问笔录上，用来指导侦查人员完成必须的讯问话语。如例(1)：

(1)问：我们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出示证件)，现依法向你讯问×××一案的有关情况，请你如实回答。对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清楚没有?

答：听清楚了。

问：姓名?

答：×××。

问：性别?

答：男。

问：民族?

答：汉族。

问：出生年月?

答：1977年10月20日出生。

问：籍贯?

答：××省××市××镇××乡××村。

问：现住址?

答：××省××市××镇××乡x×村。

问：文化程度?

答：初中毕业。

问：工作单位?

答：无。

问：家庭成员?

答：父亲×××，52岁，务农。母亲×××，51岁，务农。

问：曾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情况?

答：无。

问：现在对你宣告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

答：好。

问：以上诉讼权利和义务你听清楚了没有?

答：听清楚了。

问：你是否申请回避?

答：不中请。

问：你是否聘请律师为你提供法律帮助?

答：不聘请。

问：对于你涉嫌×××一案，你有何辩解?……

相类似的形式化机构话语模式也出现在结尾部分。这主要是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4条之规定，即讯问笔录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核对并签名、捺指印等。例(2)：

(2)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你看一下以上笔录，记录的是否和你说的一样?

答：以上笔录我看了，和我说的一样。

问：那么在笔录的每一页上签名、捺手印。

3．2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参与框架分析

Heydon(2005)认为，在侦查讯问话语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侦查人员说出形式化话语时，“作者”和“责任者”的角色被分配到了警察机构身上。侦查人员使用形式化话语，对话语形式和内容没有选择自主性。侦查人员只是作为警察机构的人来说出这些话语，作为个人，他们对这些形式化话语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这样，侦查人员个人承担的唯一角色就是“发声者”角色。这种参与框架可以称之为P12R参与框架，它表示的是警察机构(PdiceInstitu-tion)被赋予了两种角色(2Roles)，即“作者”和“责任者”角色，而侦查人员只是承担了“发声者”角色。

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部分，侦查人员使用P12R参与框架，就大大减少了自己违反法律规定的风险。相反地，如果侦查人员依靠自己判断，决定哪些词语能最好地实现法律规定的要求，他们说错的风险就会很大。因此，使用一个形式化的文本以及由此引发的P12R参与框架是一个方便之举。它既为侦查人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依赖机制，又使讯问符合了法律规定。

同时，开头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一般也会得到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和支持。在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部分，讯问双方目的关系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至少是中性的。例如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双方的目的关系是一致的。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时，双方的目的关系就是中性的。在目的关系不冲突的状态下，在开头和结尾部分，讯问双方是很容易维持P12R参与框架的。

4信息收集部分的参与框架分析

除去开头和结尾，侦查讯问中间部分是信息收集部分。侦查讯问信息收集部分的功能和任务，亦即机构赋予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口供和辩解。研究表明(Settle，1990；Shuy，1998)，最为成功的侦查讯问就是通过讯问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口供，因为口供可以作为宣告案件侦破的标志，也可以在日后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法庭证据。拿到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的口供也是揭露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自愿供述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自然说出的，而不是在讯问者的提示、诱导或强迫下做出的有罪陈述。任何口供在用作法庭上针对被告的定罪证据时，它不能被怀疑是侦查人员在讯问中通过暗示或是胁迫得到的。如此一来，侦查人员会有一种意识：犯罪嫌疑人用自己的话语说出犯罪事实将是获得口供最好的讯问方式。因此，侦查讯问信息收集部分的理想参与框架就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的角色。犯罪嫌疑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话语的声音产出、所用词语表达式和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负有完全责任。这种框架可以用一个术语S3R来表示，即犯罪嫌疑人(suspect)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三种角色(3Roles)的参与框架。侦查人员在整个信息收集部分就是要引发并保持S3R参与框架，来实现机构目的。这种框架被视为是获得有效证据口供的重要手段。例(3)：

(3)问：你因何事被×××派出所口头传唤?

答：因为我偷自行车被当场抓获。

问：你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讲一遍。

答：(略)

在上例中，侦查人员话语“你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讲一遍”积极地引发并维持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三种角色的S3R参与框架。

以上是从机构目的和侦查人员角度来分析的最理想的交际参与框架。那么被讯问者出于自己的交际目的会认可和坚持一种什么样的参与框架呢?我们认为被讯问者也倾向于这种S3R参与框架。在侦查讯问中，被讯问者的目的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减罪和脱罪的辩解。因此，他们会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已有版本(version)，而且这种版本一旦形成就很难让其发生改变(Heydon，2005)。当侦查人员的故事版本和他们的故事版本相一致时，被讯问者就会主动承担起三种角色，接受并维持S3R参与框架。当两个版本不一致时，即使是面临确凿的证据，犯罪嫌疑人也不愿意改变原有的陈述。他们会维持S3R的参与框架说出自己的故事版本，为自己罪行开脱。可以说，尽管讯问双方的目的是冲突的，但是在信息收集部分都希望引发并维持S3R参与框架。

5参与框架与机构权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整个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S3R框架中，参与角色的分布似乎表明侦查人员对话语内容享有很少的权力。对这些话语内容的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在开头和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在信息收集阶段)所分配。但是，对话语内容享有控制权的一方并不必然等同于讯问过程中的有权势的一方。

在机构谈话中，代表机构一方的会话参与者享有比另一方更为广泛的权力。机构话语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谈话(Drew&Heritage，1992；Thomborrow，2002)。这种权力在机构谈话中具体表现为话语权力，亦即机构一方在话语资源上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自由度，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Thomborrow(2002)的研究表明侦查讯问中存在着更为突出的话语权力不对称现象。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对交际资源的占有，表现在交际策略上的更多选择性。在侦查讯问中，警察机构在宏观上用话语定义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角色、地位和等级关系。在微观话语互动上，侦查人员通过沉默、打断、启动问答相邻等交际手段实现对话题的控制和参与模式的转换，从而控制犯罪嫌疑人话语的长短，掌握着讯问的方向。此种交际话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所展现出的话语结构被称之为“顺从结构”(deferencestructure)(Frankel，1990)。在顺从结构中，侦查人员对交际资源实现了全面的控制，限制着讯问双方的话语贡献量。这充分弥补了参与框架中，侦查人员在角色分配、话语内容上的“无权力”状况。

6结论

理论框架范文篇10

关键词：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核芯区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抗震理论的深入发展，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延性设计上，“强剪弱弯，弱梁强柱，更强节点”已经成为工程界的共识。这种“能力设计”的思路确保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依次在梁端和柱端出现塑性铰，通过塑性耗能机构避免在较强的地震作用下结构产生严重损伤和在更强地震作用下发生危及生命安全的局部或整体失效。而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在结构达到预计的最不利非弹性反应之前不应出现剪切失效，并具有一定的耗能能力。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延性是反映结构在荷载作用下，进入非线性状态后在承载力没有显著降低情况下的变形能力。对于延性大的结构，其产生的塑性变形也大，但永久变形太大，结构可能在重力作用下引起坍塌，也可能使结构的损坏部位不可修复。因此，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设计上，必须综合考虑一定程度的承载能力和一定范围的延性。

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的受力机理指通过合理的计算假定模式，描述由梁、板、柱传来的内力（M、N、V、T）在框架节点核芯区的传递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破坏型式。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三种理论：斜压杆机理、剪摩擦机理、桁架机理。这三种框架节点的受力机理，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破坏型式和设计规范中。新西兰的框架节点设计以斜压杆和桁架机理共同作用为依据，美国则以梁剪机理和斜压杆机理为主。而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中用于抗震框架节点设计的主要计算公式是用来确定节点水平箍筋用量的“框架节点核芯区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并未全面考虑到影响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的各种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2影响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的因素

2.1材料强度

混凝土强度直接影响框架节点抗剪承载力，对于承受一定荷载的框架节点，混凝土强度越高，则梁、柱的截面尺寸越小，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的承剪截面也相应减小，在一定配箍率下，对其抗震性能反而不利。

我国《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提倡使用HRB400级钢筋，钢筋强度虽然大于HRB335级钢筋，在相同的设计条件下，用钢量相对减少，但是钢筋表面与周边的混凝土粘结锚固能力下降，在框架节点的高粘结应力区，钢筋和混凝土的共同作用相对较差，钢筋易滑移。

2.2节点型式

对于一榀平面框架，按框架节点所在位置，节点主要有四种基本型式：顶层边柱节点（┏型）、顶层中柱节点（┳型）、中间层边柱节点（┣型）和中间层中柱节点（╋型）。对于┏型节点，梁、柱的纵筋均需在框架节点核芯区内锚固，节点核芯区受力较复杂，易产生破坏。对于┳型节点，梁的纵筋可直通锚固，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抗弯承载力弱于梁，柱端易产生塑性铰。对于┣型节点，柱抗弯承载力较大，“强柱弱梁”比较容易满足，但梁筋的锚固相对薄弱，梁筋易发生粘结滑移，角柱节点受力最为不利。对于╋型节点，强震作用下，框架节点两侧梁端可能均达到屈服，框架节点核芯区受到很大的剪力，容易发生核芯区剪切破坏。

2.3轴压比

试验研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轴向压力可提高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的抗剪承载力。由于柱轴向压力的作用，在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开裂以前，柱截面受压区面积加大，斜压杆作用加强。当混凝土出现裂缝时，混凝土块体间产生咬合力。随着轴压比的增大，抗剪承载力相应增大，但当轴压比超过某一临界值时，框架节点受压区混凝土产生微裂缝，使混凝土压碎，抗剪承载力反而下降。

2.4剪压比

为了防止框架节点核芯区出现斜拉破坏或斜压破坏，必须控制剪压比，即限制配箍率，避免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的破坏先于箍筋的屈服。

2.5水平箍筋

在框架节点内配置水平封闭箍筋，一方面对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产生有利约束，增强传递轴向荷载的能力，另一方面承担部分水平剪力，提高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试验表明，配箍适当的框架节点核芯区出现贯通裂缝后，混凝土承担的剪力继续增加，箍筋全部屈服，混凝土与箍筋同时充分发挥作用，使节点核芯区受剪承载力在破坏时达到最大。对于配箍较高的节点，当节点核芯区产生贯通斜裂缝时，混凝土抗剪承载力达极值，但箍筋应力还很低，混凝土破坏先于箍筋屈服，使得节点核芯区的抗剪承载力达不到预期的最大值，箍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2.6竖向箍筋

在水平反复荷载作用下，框架节点核芯混凝土出现交叉斜裂缝后，剪力的传递由斜压杆作用过渡到水平箍筋承担水平分力、柱纵向钢筋承担竖向分力以及平行于斜裂缝的混凝土骨料咬合力所构成的桁架抗剪机制，设置竖向箍筋可承担框架节点剪力的竖向分量，减少混凝土的负担，从而提高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但施工不便。

2.7柱纵向钢筋

柱纵向钢筋通常按抗弯要求设置，沿柱截面的高度方向，按构造规定也相应配置一定数量的纵向钢筋。这些纵筋与水平箍筋联合对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形成双向约束。因此，合理布置柱纵向钢筋对提高框架节点抗剪承载力有一定贡献，但增加柱纵向钢筋不像增加水平箍筋那样能显著地提高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

2.8直交梁

国内外的实际震害与试验研究表明，垂直于框架平面与节点相交的直交梁对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具有约束作用，从而提高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但是，如果斜向地震的双轴效应使两个方向梁的纵筋都屈服，则降低了直交梁对节点的约束作用。对于仅一侧有直交梁的框架节点，抗剪性能并未改善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

2.9楼板

框架节点四周的楼板对节点核芯区具有约束作用，与梁轴平行的楼板钢筋与梁上部受力钢筋协同工作。如果考虑楼板作为梁翼缘在受弯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则应相应地提高节点的剪力计算值。

2.10预应力作用

对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施加预应力，可使框架节点核芯区混凝土增加约束，处于双向受力状态，从而提高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但通过框架节点核芯区的无粘结预应力筋，削弱核芯区混凝土的面积，降低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因此，对于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节点，可将预应力作用对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的提高作为结构的安全度储备。

2.11偏心影响

在高层建筑设计中，为了使建筑立面产生与外墙或柱面齐平的效果或产生凹凸错落的效果，经常要求梁、柱中心线错开，甚至要求梁侧面与柱侧面重合，出现大量的大偏心框架节点，这时框架节点受到附加扭矩之类的次内力作用，剪力在节点内的传递比较复杂。通过实际震害和试验研究可以发现，与无偏心框架节点相比，偏心框架节点抗剪承载力明显下降。

2.12异形柱节点

T型柱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力较低，框架节点在梁一屈服后马上进入通裂状态。当梁宽大于柱腹板宽度时，处于柱腹板外的梁纵筋在节点处锚固较差。

2.13反复荷载

在反复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和构件强度降低，粘结锚固性能退化，剪切变形加大。由于框架节点内剪应力方向交替变化，核芯区斜向裂缝的张开与闭合交替产生，导致框架节点核芯区抗剪承载力和剪切刚度降低。框架节点两侧的梁纵向钢筋可能产生一侧受拉达到屈服，另一侧受压达到屈服，产生很高的粘结应力，使钢筋滑移，发生粘结破坏。随着梁端变形的逐步增加，框架节点核芯区抗剪承载力相应逐渐衰减。

2.14斜向地震的双轴效应

当地震作用方向与建筑物主轴方向不一致时，可能使两个方向的梁都达到屈服，这时作用于节点对角斜面上的水平剪力约为其中一个方向的2倍，然而斜裂缝遇到的箍筋与一个方向受剪时遇到的箍筋数目仍然相同。如果这些水平箍筋与柱截面各边平行，则钢筋的斜向分力仅仅是单向受剪时可抵抗剪力的1/2。对于双向对称的框架，双向受剪所需要的剪力钢筋约为单向受剪所需剪力钢筋的2倍。因此，斜向地震作用下，框架节点的强度和刚度迅速降低，梁筋较早出现粘结滑移破坏。

3建议

通过以上对影响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的各种因素的讨论，在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的设计上，综合“概念设计”和“构造措施”，确保结构设计安全经济。

参考文献

[1]唐九如，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