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范文10篇

2001年国务院颁发的9号文件指出，“加强横向联合，大力发展区域旅游，各地在发展当地旅游的同时，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协作配合，互通信息，客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形成跨地区的旅游联合”，并强调“研究和推广粤港澳地区旅游协作和一体化发展经验”。在国家宏观政策鼓励和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下，中国区域旅游合作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在实践推动下，国内区域旅游合作研究走过三个阶段。

一、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发展阶段

（一）初始阶段（1980-1993）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市场分割、过度竞争、旅游资源重复性破坏性开发、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偏小、旅游品牌单薄、缺乏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差、旅游管理秩序混乱等。为此，各地区相继成立了一些旅游区域合作组织，如华东旅游协作区、环渤海湾旅游协作区、西北五省区旅游协作区、华南旅游协作区等。针对这一阶段的区域旅游协作实践，理论上的主要收获：一是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改革的思想。二是形成了创立区域联合发展机制的思路。对华东区域旅游联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华东区域旅游联合发展的机制改革建议。三是强调旅游业发展的关联性与全面性，提出了大旅游构想，指出了树立“大旅游”观念对于旅游业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益发展的重要性。

（二）发展阶段（1994-2002）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国内旅游需求空前高涨阶段。应对国内旅游热潮兴起，区域旅游合作有新的推进，出现了东北四城市区域旅游联合体、北部湾旅游协作组织、川滇藏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等合作共同体。这一阶段理论界重视区域旅游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理论突破：一是认为旅游区域协作要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的发展。利益是合作方形成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二是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政府主导、统一规划、交通先行、共同营销等区域旅游合作要注意的六大原则。三是王衍用在研究孟子故里开发时首先提出了旅游阴影区的理论，不同旅游地之间的资源价值、知名度、开发的先后次序不同，造成某一个或某一些旅游地处在另一个旅游地的阴影之下。还分析了旅游资源“减值效应”主要原因是项目的雷同。并针对阴影问题和减值效应，提出区域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营销的建议。

「提要」探讨自认规则的基础，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自认规则进行考察，我国现行自认规定的弊端，对如何构筑我国的自认规则提出构想，同时对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有关的规制提出看法。

「摘要题」证据理论

「关键词」民事诉讼/自认规则/漏洞分析/立法构想civillawsuit/admissionrules/analysisforgap/legislativesuggestions

「正文」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因此，围绕证据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诉讼活动无疑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然而，通观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立法，其粗陋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自认规则方面的明显疏漏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由于法律规定上的漏洞，自认规则的功能远未得到发挥，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法官不敢或不愿以当事人的自认为依据判决的现象。，我国正在起草民事证据法，在未来的民事证据法中确定完善的自认规则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对自认规则的有关问题发表些浅见。

一、自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软件、硬件、网络、通讯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IT已迅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审计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审计理论大厦的跟脚、支撑点，在IT环境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内涵、外延、认定标准等都得到了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为审计理论的充分发展、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IT环境下，审计理论基础的特点

(一)多元网络性

作为审计理论的根基，审计理论基础在IT环境下得到了不断的增强和加固。信息技术学、信息经济学、信息博弈论以及与审计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共同组成了一个动态的、多元性的审计理论基础网络组织。而构成审计理论基础的各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则是这张网上的各个结点。审计理论基础的不断扩张、膨胀，意味着审计理论获得了更充足的理论养分，得到了更充分、更完善的发展。

(二)动态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客观条件的变化、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审计理论基础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在充分汲取新的学科理论养分的同时，也掘弃了一部分不适合于IT环境下的陈乏的、过时的理论。并且，审计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趋势，同时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也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审计理论基础，二者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

论文关键词：审计；审计理论基础

论文摘要：科学的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审计理论的发展也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应该与其他学科一起蓬勃发展，该文分析了审计理论基础的界定和应该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审计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理论知识是一种社会战略资源，科学研究在世界各国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审计学大约产生于1930年前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审计理论日益完善，科学的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科学的审计理论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审计理论基础是审计学科理论大厦的根基，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才能蓬勃发展。本文对审计的理论基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1.审计理论基础的界定

研究审计理论基础，必须弄清楚审计与其理论基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审计理论基础和审计基础理论的区别。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起点，形象讲就是事物从哪里开始产生与成长，“基础”中蕴涵着事物最初萌芽与发展所需的相关因素,是事物发展的“源头”。那么审计理论基础运用基础的语言学定义，可以理解为：审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其产生与成长的源头，审计学只是科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位于科学母体中的生长点，即与其他科学共同的关节点处。

2.审计理论基础所应该具备的条件

论文关键词：审计；审计理论基础

论文摘要：科学的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审计理论的发展也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应该与其他学科一起蓬勃发展，该文分析了审计理论基础的界定和应该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审计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理论知识是一种社会战略资源，科学研究在世界各国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审计学大约产生于1930年前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审计理论日益完善，科学的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科学的审计理论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审计理论基础是审计学科理论大厦的根基，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才能蓬勃发展。本文对审计的理论基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1.审计理论基础的界定

研究审计理论基础，必须弄清楚审计与其理论基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审计理论基础和审计基础理论的区别。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起点，形象讲就是事物从哪里开始产生与成长，“基础”中蕴涵着事物最初萌芽与发展所需的相关因素,是事物发展的“源头”。那么审计理论基础运用基础的语言学定义，可以理解为：审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其产生与成长的源头，审计学只是科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位于科学母体中的生长点，即与其他科学共同的关节点处。

2.审计理论基础所应该具备的条件

摘要:“物理学的基础结构注定要坍塌，并将重建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副主席惠勒教授，在中国演讲时所下的结论。在惠勒演讲集的第一页上，出现了中国文化源头的太极图，远古的太极图与现代物理学重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太极之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智慧，能来解答这一问题吗?

关键词:太极；图书；智慧；物理学；重建

导言:事关物理学的两个问题

问题一: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教授，于1981年10月，应邀到北京、合肥、上海等地讲学，系列的演讲集为《物理学和质朴性》一书。书中记载了惠勒教授对现代物理学下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物理学的基础结构注定要坍塌，并将重建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物理学的基础结构为什么会坍塌?这是西方物理学界众所周知的问题，本文不做展开讨论。

问题二:中国文化源头的太极图为什么会出现在惠勒演讲集的第一页?为什么惠勒每一次演讲时都会谈到，玻尔同样崇尚太极图，并把阴阳视为并协原理的先河?太极内涵为何，外延为何?为什么会赢得两大物理学家的敬重?这一问题并不是物理学界众所周知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天文历法、宇宙演化、中国哲学、文化基础四大方面入手，解释太极的内涵与外延，目的是希望为物理学重建找出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本文的重点在于太极的理论基础，而不是物理学重建本身。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Capra)说:“我觉得东方的思想家对一切已经了然，如果能够将他们的答案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语言，那么所有的问题就有解答了。”

摘要：商法紧贴社会生活现实，商法制度及体系源于社会，又关乎社会的诸多方面，因此，商法的产生与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商法制度的架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选择与架构是否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基础是否牢固。本文笔者认为，商法的理论基础既包括社会生活现实，又涵盖关联学科的理论。为此，笔者从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视角思考，提出自己的浅拙之见，以供对商法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作更深入的探讨而商榷。

关键词：商法、理论基础

我国传统观念上“重农抑商”，商法缺乏它产生的基础，所以，对我国而言，商法是地道的“舶来品”。传统意识的约束，市场的不发达，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商法的发展步履维艰。就是今天，商仍然与“奸商”、“官商”相连的观念还有极大的市场。所以，从观念上澄清人们的认识，从意识上树立人们的信仰，[1]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达，商事活动融入世界“经济大潮”都有迫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就世界潮流而言，随着法律体系内部分工的日益细化，商法以其专门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理念，而卓立于“法学之林”。在现代社会，“商法的客观性、它的规范的专门性以及它的概念的准确性也都与时俱增；它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它的一致性日益克服各种地方差异；权利的互惠性随着契约机会的增多而变得日益重要；对商事纠纷的裁判也越来越规范化；它的整体性程度也不断提高。换言之，就像构成西方法律传统的其他各种法律体系的情况一样商法的各种特性最终也变成了它的各种有机发展的趋势。”[2]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区分已为理论界所清晰地认识。[3]

商法的产生和发展，与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与政治的需要紧密相连，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结合，与伦理的提高关系密切。面对廿一世纪商事活动国际化与趋同化的潮流，迎接更广泛领域商事活动对商法的高要求与新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反思商法的理论基础，剔除“门户之见”，夯实商法“大厦”的根基，从而，为商法在更广泛领域的发展看好“后院”。因此，笔者对商法的理论基础作一论述，唯愿商法之树常青而更富有活力。

一、经济基础

商法的原生形态并非国家法，而是由习惯法发展而来。商法产生于中世纪，这是国内外法学界的共识。[4]在中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事活动的扩大，交易品种和交易范围的拓宽，在商品交易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事习惯。商品经济内在的需要交易规范对其进行约束，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交易规范（在当时表现为交易习惯）的发展与成熟。因此，中世纪，通过商人团体对商事习惯的总结，制定了适应商业交易实际需要的许多法规，由商人担任法官的商人法院的建立，适用商事习惯对商事纠纷的判决都促进了商法的发展。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股票期权制度曾经被认为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股市繁荣的重要推动机制，并作为美国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而流行于世界各地。然而，近年来出现的公司造假丑闻以及由于股票期权制度的内在缺陷所引发的许多问题使得人们对于其有效性产生了疑问，股票期权对于经营者的正向激励和其有效的替代制度又成了人们研究的热点。

一、股票期权的定义及其特点

1．股票期权的定义及其主要形式。

所谓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其员工未来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持有者可以获得股票市价和规定价格即行权价之间的价差，是一种基于经营结果的奖励形式。股东的目的是借此利用一种长期潜在收益激励员工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使其目标与股东目标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保证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从企业方面讲，省却了向员工支付高薪，而员工可通过行权获得丰厚收益，还可享受以期权支付薪水的减税好处。是一种用来激励公司高层领导及其他核心人员的制度安排。

授予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形成了经理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计划等若干具体操作方式，其中经理股票期权是一种基本形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通常也被称为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其他，如：股票增值权和虚拟股票计划等形式，虽具体操作各异，但实质上所要达到的激励目的是一致的。

摘要：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是否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通过时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评析，可以看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的或扩展了的劳动价值论，SNA核算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多元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宪政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一）环境权理论所谓环境权，是指公民及其相关主体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从权利的内容上来说，环境权是一个包含有多项子权利的权利体系，如环境使用权，即主体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的权利（李爱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类正常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无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中污染物质的产生。因而，要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环境权的内容之一，即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一种利用。在环境容量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保证环境质量必须对排污行为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确认排污权并通过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保障人们环境权的要求。（二）法律价值理论博登海默（1999）说过：“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说，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两个基本价值，是法应当促成实现的价值。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小的社会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实际效果；法的公平价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则或自然权利的正义。这两种价值可以和谐共存，但又经常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制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致从根本上损害效率。这就需要运用各种机制来衡缓平价值，尽可能和它们之间的张力，扩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排污权交易是以经济手段刺激企业减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环境容量资源，它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同时具有公平的价值取向，涉及到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和环境的费用以及利益。首先，通过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合理负担，使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得以公平解决。如排污者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污指标，出售排污指标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就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激励。如果排污者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则需支出的费用以购买排污指标，就是市场对不利于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成本的内部化。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其次，通过排污权交易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个获得排污权的较为公平的机会，并在竞购排污权时可以公平自由地竞价；再次，排污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必然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污权节余又会为企业带来收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王育红，2009）。因而，排污权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品质，又具保障公平促进效率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