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范文10篇

理论家范文篇1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而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具有理论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规范与学科建制的社会学理论，已经逐渐让位于社会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社会学的”到“社会的”的转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规划，社会理论影响并包含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众多学者的独立活动。福科、德里达、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女性主义深刻地启发了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这些理论的综合则“代表了当代知识生活的最令人激动的进展”。相比之下，专门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纪许多引领潮流的欧洲理论视角，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都拥有不少相同的理论前提，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相同的假设，人们才能够将它们综合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质疑是各种批判理论的核心而持久的特点。启蒙时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倾向逐渐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明确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物”，它像科学描述“自然”一样描述所谓“社会法则”（sociallaw）。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观点把“社会现实”冻结为“本体论的冰块”，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sexism）以及对于自然的统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马克思则尝试通过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这些关于“社会本质”的表征进行“解冻”。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都吸收了20世纪后期来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洞见（尤其是法国的“后理论”），使得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发展成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分析——从大众媒介到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化门类。

马克思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会世界的静态表征的核心术语是历史性（historicity），即社会模式的历史流动性。社会的历史性意味着过去的与现在的社会模式是可以通过受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与社会努力来加以改变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改变的“社会法则”。而且爱因斯坦与海森堡以后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也证明，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不是一种哲学的建构，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变世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学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必然放弃客观性。马克思就是一个既客观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会分析家。

无疑，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实证主义因素。

总之，这里有一道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辉光的精神长廊，这里有一批密切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探索者。这里先介绍下面几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西马批判理论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本雅明：救赎的美学》（1996，第二版）。通过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的权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论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沃林审视了当代思想界四个主要流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观。他试图揭示这些理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现论和价值的重要批评，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贡献退居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沃林的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寻求通过与其它理论的磨合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地位。他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解读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指出该学派不同人物实际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而且在整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理性本质的看法怀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表现出把理性与支配结合起来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的一个侧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为了回应每况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发起了一次“理性主义的转折”，从而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评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诺的艺术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乌托邦功能的观点，但他认为阿多诺将美学体验降低为实用主义功能，因此对艺术的看法带有过分的倾向性。沃林同时对阿多诺理论中的精英特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艺术不仅应该对哲学家和批评家有意义，而且还应该为形形色色的受众敞开大门。在此，沃林将阿多诺的现代主义框架抛在脑后，而倾向于认同一种后现代观点，以寻求艺术与日常生活和大众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这一立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有可能在将艺术融于当代生活中时，完全丧失其潜在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美学”对于当代文化的理想的发展，仍是一个有效的安全阀。

本.阿格（BenAgger）

本.阿格，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校区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理论中心主任，著有《享乐资本主义：一个意义批判理论》1989，《话语的衰落：后资本主义里的阅读、写作和抵抗》1990，《统治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公共社会学：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动》2000，《自我与社会》2002等著作。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今天，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纯熟运用，文学阐释中也对之频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人文类的书店。德里达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学科。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的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

本.阿格还提出，要划分建树型后现代主义者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则以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为特点。

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马克•波斯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福柯、马克思与历史》、《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等，编译著作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鲍德里亚文选》、《理论与当代文化》等。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

波斯特还深入批判了那种将赛伯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张。他认为，在赛伯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互联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作为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是标志这新的权力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建立起来。波斯特发问，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赛伯空间，人们还能继续保持先前植根与地域的种族身份？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网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而与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马克.波斯特还在他的《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一文中发表了一通榔头与德国的高论，蛮有意思：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

斯蒂文.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贝斯特，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校区人文科学与哲学教授。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与凯尔纳这两年在国内风头正健，他们合写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论：批判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和《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都在国内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贝斯特认为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20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Best、凯尔纳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和《波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两篇文章。前者探讨了批判理论的两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与区别，凯尔纳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实际上，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凯尔纳还对当代批判理论的“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的波德里亚进行了论述。波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反应。凯尔纳认为，我们已经跨进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前的时代受到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发现或找到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础，可以相互沟通的并互补的。二者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论的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Bronner）

理论家范文篇2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书斋型理论家由于处于权力中枢之外，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激扬文字时不免有偏激情绪；再者，书斋型文人与校园外的世俗生活相当生疏，缺乏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新鲜刺激，思想的土壤不免有些贫脊，而且有沙化的危险。

第三类是所谓的体制外的理论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或者虽有挂靠单位，但仅是名义上的安排。他们经常参加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与主流比较疏远，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由于自甘边缘，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更为率性自由，把学术生产与生存的经营放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平台上。

国际化是他们重要的谋略手段。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前卫艺术家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西方社会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前卫艺术状态，并且通过他们的策划在国外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并召开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而这些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渠道。虽然西方得到的只是想得到的信息。

为了不因边缘化而被公众冷落，理论家常求助于媒体宣传，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赞助者和投资商的逐利本能和市场化操作，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构成。如此看来，表面上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有时很昂贵。

社会正呼唤第四类理论家

社会生活正在呼唤第四类理论家，即复合型的知识分子、跨类型的理论家。他们具备前三种理论家的优势与长处，拥有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通用性。

首先，复合型理论家与主流意识和行政层面有良好的关系，观点与意见能比较顺畅地传递上去，并影响决策者。他们熟悉公共机器的操作程序与游戏规则，知道通道的卡口何在，枢纽何在，能借用行政的力量完成较大的文化工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汇入国家改革与建设的洪流中，将个人的能量成倍地释放出来。

例如，作家冯骥才多年前就对中国民间艺术感兴趣，并且敏锐地觉察到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十几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参政身份(冯是全国政协委员)与作家的名人效益，多方呼吁与周旋，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把国际社会的关注转换成国内的普遍关注，使这项艰巨的事业列入政府工作，成为政府行为。冯并未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但是他的作用比官员还大，因为他有犀利的文化目光。

其次，复合型理论家对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相当熟悉，他们善于将理论的片段嵌合到展览、交流、出版、表演与演说等公共行为中，使公共空间因高品位的理论镀金而熠熠生辉。复合型理论家谙熟如何将深奥的理论进行“营养化”分解，使之益于为大众消化与吸收。他们直接介入文化产业，担当起策划人的角色，策划是对一项活动的创意、谋划直至实施的功利性的行为。文化策划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市场启动。无论是策划展览、演出、会议、访问、出版，还是策划庆典等公益活动，理论家策划人都比较重视活动的文化品味，善于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中保持并提升精神性的追求，引领参加者高雅的旨趣。理论家策划人像保护名义一样维护自己学者的优雅形象，同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也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近几年来，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展览与研讨，成为全球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艺术策划当然不会忽视这一块市场蛋糕。理论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边缘化状态由于媒体的关注，由于理论家的介入与提升而越来越向公共领域的前排移动。理论家对前卫艺术的阐释为其填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撑物。例如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等，淡化了艺术家的玩世不恭的反讽与戏谑，彰显作品中深藏不露的人道主义色彩。经过理论家对边缘化的无害处理，前卫艺术与社会主流生活的排异性减弱了，过去主要在体制外进行的策划与操作，现在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并且手持“国家公务护照”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而不像以前只能以私人名义参加活动。

理论家范文篇3

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SocialismInseparablefromCommon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

因为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柯亨感到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跃马横刀，正面截击诺齐克。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写于苏东巨变前后的论文于1995年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andEquality)为名结集发表，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是本世纪末历史性事变在理论上的反映。柯亨紧紧抓住“自我所有”(seIf—ownemhip)这个概念做文章，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勇气。第一，“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是诺齐克捍卫私有制，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平等的出发点，而它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具有魅力、无可辩驳；第二，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认可“自我所有”的基础上，原来，资本主义的死敌在攻击资本主义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你看要命不要命?追根溯源，是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TwoTreatisesofCivilGovernment)下篇中最早使用“自我所有”这个概念：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力量，这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的权利；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权利；当一个人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无主状态的事物，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与对象相结合，从而使之成为属于自己?乃接胁撇；诖耍灯肟颂岢隽怂拿裕骸叭魏味鳎灰浅鲇谡钡那榭觯谜钡姆绞降玫剑旧砭褪钦钡摹！闭照飧龅览恚灰低品接校敌泄膊土云降戎敌性俜峙洌彩遣徽宓模蛭庋銮址噶烁鋈说恼比ɡK钥潞嗳衔谂灯肟四抢铮晕宜谐闪说贝炊握苎У幕＂?/P>

柯亨这样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当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他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关系看成和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是一样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成为自己所得，另一部分为资本无偿占有。“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正当地属于他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拥有者：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5]

事关重大，必须对“自我所有”动脑筋、下功夫。当然，能彻底批驳、全然否定最好，这就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连锅端了。不过，柯亨毕竟有一份清醒，他知道连根铲除“自我所有”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战术迂回曲折，他的主张也有发展变化。《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内容基本是由柯亨以下三个论证所组成的。

论证一承认自我所有，但得不出私有财产台法和不平等的结论

柯亨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并不是人类诞生时就存在，生活、生产必需的外部资源必定是从不为私人所有变成为私人所有。

现在的问题是，诺齐克所赞成的、完全自由主义式的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是否合理?洛克从自我所有的概念出发，对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成的合法性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了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柯亨同意诺齐克对这个原则的改造，因为是否浪费，是否留下同样好而且充足的东西给别人难于定义和说明。因此，占有无归属的自然物品的合法性，就看这种占有是否恶化了其他人的处境。

注意，柯亨并不是一般地阐述问题，而是和诺齐克论战。关键的地方是，柯亨指责诺齐克把洛克的限制性条件“处境没有变差”大大弱化了。诺齐克设想的情况是，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柯亨追问说，为什么只假设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只与假定它仍为公用相比，为什么回避其他可能?诺齐克的诡辩就在这里，如果与其他假设情况相比，由于此人的占有而使别人受损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设想一个两人世界，A与B在其中公用一切外部资源，A的收获为m，B的获得为n。当公有变为私有时，A占有全部土地，A获得了m十q，B获得了n十P，这里q＞F（大于或等于）0，这里多出来的p十q是由于A善于组织劳动，A与B有了新的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不考虑B因为要听从A的分配变得不如从前自由，那么，照诺齐克的标准，A的占有是合法的，因为B并没有比如果资料公鹦鼯学舌时少得。这个模式足以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资本主义并未使无资本者过得比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差，他们当然有所失，比如自由，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中得到的则更多。除非无产者生活得比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糟，否则他们没有理由抱怨，没有理由废除这个制度。[6]柯亨的辩驳是，让我们考虑假如A未占有另外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不是继续共有，而是B占有。如果B的才干与A相当，那么他现在的所得就是n十q，A的所得则为m十P，万一B比A更能干，那么B的所得将是n十P十s，A所得是m十q十r，这里r和s均大于0。拿这和A占有的情况相比，B显然因为A的占有而受到了损失。只有在B的组织才能不如A的情况下，A与B的收获才是m和n。⑦

诺齐克和柯亨分别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两种阶级立场。这就好比一个老板雇了个伙计，老板的逻辑是，虽然我拿得比你多，但如果我不雇你，你的日子会更糟。而柯亨替伙计设计的道理是：怎么这么比，为什么不和假如我是老板，你是伙计比?但柯亨忽略了一个问题：谁承担风险?正常情况是，如果有亏损，老板仍需付给伙计同样的工资，损失将由他承担。

柯亨的上述假定和分析，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明显漏洞(我真不知道它怎么会竟然发生)，在B占有的情况下，若B的才干不如A，情况不止柯亨设想的一种。总收获量当然会小于A占有时的m十n十P十q，可能是m+n，这和原先公有时一样，A、B所得分别为m和n，但也可能更糟，总收获量小于m十n，这时B必须照约定仍给A的m十P，而自己仅得n—P。n—P这个数值可能接近于0，甚至等于0，若小于0，则意味着B付不出他应当给A的m+n。经营者有赔老本的危险，这一点，柯亨是避而不谈的。

实际情况当然比以上简化模式复杂得多，有两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第一，如果A的占有不是靠暴力的强迫，那么B的所得不应由A单方面指定，而是商议之后B同意接受；第二，可以设想人们轮流占有，而各人所得有多有少，经过一番优胜劣败的竞争，最后的关系稳定在最优化的组合上，即每人所得都比以前多。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会平等，但考虑到风险、才干和运气，要证明它不合理和不正义会比柯亨设想的困难得多。

论证二平等和自由相容

上一论证是驳议，说明以自我所有为前提，推导出财产的私人占有(它将导致不平等)的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论证是要正面说明自我所有(在目前的语境下即自由)与平等并不矛盾，现在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与诺齐克所说的相反，自我所有与条件平等相容，因为诺齐克所辩护的不平等依靠把自我所有和对于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原则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自我所有和对于世界的合作所有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不平等的倾向就可以消除。[8]柯亨的论证方法是设计出一个两人世界，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同时合伙性地共同拥有一切外部资源。

在这个两人世界，Able能生产出生活所需品，以及更多的物品，而Infirm则什么也不能生产，但因为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资源都为两人合伙共有，因此Infirm虽然在生产活动中不能起正面作用，却拥有否决权。柯亨排列出一切可能情况，其中与目前的论证有关的是第四种：Able能生产超过两人所需的东西，但对于超出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不能由他说了算，如果在这一点达不成协议，结果是不生产，两人都饿死了；以及第五种：Able不但能生产多余的东西，而且其生产数量也可调节，这时，两人不但对如何分配，而且对生产多少都必须共同商量，取得一致。⑨

由于两人都是自利但又是理性的，因此这个体制能够维持下去。这里的要点是，虽然东西全是Able生产的，但这一点与他能得多少无关。Infirm只控制了生产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对如何使用土地可以投反对票)，Able控制了两个条件，但他并没有在两人的讨价还价的协商中占便宜，这种合作所有阻止了能干的一方由于多劳而多酬，往后可能发展出的差距和不平等也无从谈起。[10]柯亨现在可以说：看，我就是能设计出一种体制，人们虽然在其中自我所有，但只要生产资料是合作共有，就可以避免不平等。

对此，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反应：这算什么自我所有?坚持合作所有，就达不到自我所有的目的和效果，如果没有别人的同意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还能算我拥有我自己?Able和Infirm难道不是不仅共同拥有世界，实际上也相互拥有了吗?这说明对外部资源的平等拥有，会使自我所有无效，或者说使自我所有仅仅在形式上存在。它并没有被消灭，但是没有用处。就像你有一个拔塞器，但从不让你有机会靠近酒瓶一样。[11]

这个反驳看来是致命的，但柯亨自有应对之道，他甚至还在等待着这样的驳话。他说，我所设计的体制中，自我所有确是形式上的，但我现在是和诺齐克辩论，为了辩论的目的，这一点却足够了。

你诺齐克不也是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第三章，设想了一个不幸的无产者Z吗?他只能在要么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要么饿死之间作选择。你说Z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自由的、自我所有的，但那不照样仅仅是形式，他的别无选择不是同样说明他拥有的自由派不上用场，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12]柯亨说，诺齐克在辩论中面临一种两难推理困局：他要么收回自己的断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货真价实的；要么承认自由可以与平等不冲突，因为在Able和Infirm的两个世界中，Able的自我所有至少有诺齐克书中的Z那么充分，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产生不平等。[13]

柯亨在论证二的结尾处说，其实，他相信大家都希望Able和Z有更大的支配权，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模式不能是这个论证中的那种合作共有。他真正想说明的是，诺齐克的那种自我所有并没有多么特别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追求另一种平等，它比合作所有更有利于人们的自主(autonomy)。[14]

由于柯亨第二个论证的论战色彩太浓，因此没有必要作认真辩析，但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读者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站在诺齐克或柯亨一边，你把诺齐克迫得说不出话，并不会使人信服你的立场，别人很可能认为，你和诺齐克的自由都不是真自由；第二，不论从柯亨的个人政治哲学信念看，还是从人类一直抱有的希望看，正面解决自由能否与平等相容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就算柯亨真正将了诺齐克一军，人们充其量认为他在辩论上占了便宜，但同时会产生另一印象；二者的融洽确实难于做到，这对柯亨的基本信念相当不利。

论证三质疑自我所有原则：它真是那么好吗?

柯亨在论证和论战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向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本身发起攻击，太有必要了。但他同时又清醒地看到，正面批驳它不会成功，于是退而求其次：减少它的魅力。“另一种反对的方法是表明，自我所有不同于它所混淆的其他条件，它用这些条件来说明了一些对它有利的东西。这并没有驳斥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我认为它是不能驳斥的，但若我的论证有理，能减少这个原则的魅力，使许多人不在忠实于它。”[15]这就是柯亨在论证三中采取的策略。

柯亨说，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就相当于全部或部分地许可奴隶制度，就会限制人们的自主，就会把人仅当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柯亨分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和前面一样，柯亨仍然以诺齐克为假想敌进行论战。

在柯亨看来，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原则，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因此没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和生产。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认为，强制性、非契约性地(即不是个人自愿地)为他人尽义务，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我所有给别人，实质上就是程度不等的奴隶制，比如在福利国家中对富人征高额税以帮助穷人，就是变相的、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因为国家剥夺了本来属于个人自己的东西。

柯亨首先争辩说，强制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把强制一概而论说成和奴隶制一样。比如，一个人明明无罪，但被强力拘禁了五分钟，这与长期监禁有巨大分别。长期监禁决不合理，但有时为了社会秩序短期拘留一个无罪的人，却是合理的。重新分配式的征税决不像诺齐克说的那样，是和奴隶制一样的强制劳动。”他然后引证雷茨(JosephRaz)的例证说，如果一个人X不是出于契约要给Y做事，由此并不能得出，别人就像奴隶主一样地支配了X的劳动。

比如，如果我的母亲病了，我应当帮助她，但这并不是说她可以像奴隶主一样不受限制地支配我的劳力。“总之，我们可能都有彼此间的强制性义务，这并不蕴含着任何人有支配任何人的奴隶主般的权利。确实，这种义务构成了再分配国家的规范性本质，在这样的国家里，在某些方面没有自我所有，但也没有奴隶和奴隶主那样的关系。”[17]

接下来，柯亨批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自主的主张。他说、在目前的语境中，自主指人的一系列选择，但它是一个程度问题：[18]

所以应当这么表达：在普遍、完全的自我所有之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有更多的自主。但也有充分理由假设，至少，在一个人们的才能不同的世界里，自我所有是敌视自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自我所有所授权的自我追求会产生无财产者，他们的生活前景太受限制，不能享受对自己生活的实质性控制。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要享受合理程度的自治，就有必要对自我所有加以限制。即使在个人才能相等的世界，自我所有也不能佼自主达到最高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自主要小于那些自女所有受到某种限制的人。如果我们之中没有人有权利做某些事，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在自主方面受益。

柯亨论述的第三方面是反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不把人当工具，他所针对的是诺齐克的这个断言，他所肯定的权利反映了康德的基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不能牺牲他们，或用他们来达到其他目的。柯亨说，康德的原则并不蕴含自我所有原则，这个原则也不蕴含康德的原则：[19]

国家通过税收强制身体好的人生产多于他们需要的东西以维持身体不好的人的生命，否则他们会死，这是反对了自我所有原则，因为自我所有蕴含着，人没有这样的义务，不是基于契约让别人用你的力量……但是，反对自我所有，我又是忠于康德的原则。因为，虽然我认为身体好的个的劳作应当作工具使用，如果必要可违反他们的意志，以便让不幸的人得到供给，这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不关心身体好的人。除了别的，我可以认为，他们应该提供所说的服务，仅仅因为我也相信，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生活，因此，抛弃自我所有并没有抛弃康德的原则，可能肯定康德原则而抛弃自我所有。

反过来说，肯定自我所有而抛弃康德原则也是成立的，因为遵奉自我所有的权利并没有蕴含着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但康德关于对待他人像目的的教导，一定包含着以特定态度对待人的要求。

比如，对于服务员，我与他的关系只是接受他的服务，即把他当手段，但我也尊重他的自我所有权利。当他晕倒在地时我可以不去救助他，继续把他当工具(若当目的则必须救助)，这并没有侵犯他的自我所有权。”

在这三个方面的论证中，柯亨的论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

我们暂时不这么做，只对他的基本思路提出质疑：就算你证明了自我所有并不是那么好，那又怎样呢?不是极好就一定是不好吗?怎么不研究一下，万一没有自我所有情况又会怎样呢?固然，在柯亨看来，自我所有不怎么高尚，它不强调利他、助人的一面，但保障每个人固有的东西不是更基本吗?柯亨主张，为了弱者的利益可以部分地侵犯、剥夺强者的自我所有，照这个逻辑，只要没有致命危险，我们是否可以强使正常人分一只眼睛给双目失明的人，强使人把部分器官捐献出来?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给人们的最大教益是，一样东西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有了它情况会多好，而在于，一旦没有它，情况会多糟。与自我所有相同的问题也可以问：民主有多好?你可以尽情退想极美极好的东西，指责自我所有离它甚远，但你那美好的东西一点基础都没有。二十世纪给人的另一最大教训是，当人们耽溺于最美好的向往时，最基本的东西反而被剥夺了。自我所有显然不能造就人间天堂，但如果切实尊重它，倒可以避免人间地狱。想一想本世纪几次最大的人类灾难属于哪一类，就可知此言不虚了。

结语

当我于1986年第一次到牛津时，我选听了柯亨主持的系列讲座。我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柯亨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其特征是：为理论上自圆其说，不顾情理，不管实际。

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这种特征，当他以黑格尔式的逻辑无情地演绎他的体系时，他没有考虑，为了平等而公有，当人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当人们不能把劳作和报酬直接挂钩时，他们还会有多少积极性；他也没有考虑，为强制推行平等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集团和一个人，他们是否靠得住?是否会产生权力的异化?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以上两个问题是致命性的。

柯亨比马克思还进了一步(他在本书中指责马克思实际上不愿与资产阶级价值决裂，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考虑平等，而他宁愿在物质不足的情况下就谈平等。“就此而言，他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式的穷过渡型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他实际上是在责难马克思：你反对资本(生产资料)私有，但又承认并坚决捍卫劳动的私有，岂不是双重标准?更彻底的逻辑是，要么全部公有，要么彻底私有。柯亨选择的是彻底反对私有，不留一点余地。这就有一个在情理上能否讲得通，在实际上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十分激进的革命口号：“剥夺剥夺者!”理由是他们非法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柯亨对此还不满意：什么?你说剥夺了工人的劳动，难道这不是承认工人有自己私人的所有物：劳动?他担心，一旦承认人们拥有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合法增繁和转移，就会造成贫富差距，就会形成不平等。于是，他主张压抑和剥夺有才能者。这比马克思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是主张剥夺现实的压迫者、剥夺者，因为他们造成了不平等的悲惨状况。柯亨则主张剥夺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人，将不平等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比这更早，消灭于胚胎形成之际和形成之前。按照这个主张，当盖茨(BillGates)退学从事电脑开发和经营时，就要限他，甚至早在觉察到他有异常才能时，就要压抑他。他的智慧和于是他的自我所有，在柯亨看来是可以不受保护的，他关心的这智慧和才干有可能使其拥有者成为巨富，到头来不平等。但谁决定谁该受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才会避免产生不平等呢?这能发生在一个能与奥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相媲美，类型有点差异的世界。这是一幅远比Able、Infirm的世界更不能受的可怕图案。

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思，《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最后一章以沉痛的心情反省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但作者完全不谈失败的经验教训，完全不提这种失败早在哈耶克(FedrichA．von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就有精当的预言和透彻的分析。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弦更张、更寻新路，他十分不以为然，他从左的方面质疑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因素：彻底斩断所得和贡献的联系。“马克思对按贡献所得的责难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构的反社会主义(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22]马克思批评按贡献所得的原则，因为它会产生不公正的不公等。[23]“马克思不怀疑，按贡献所得确实是资产阶级原则，它把一个人的才能当成是自然的特权。按贡献所得尊崇自我所有原则，再没有什么原则比这更资产阶级的了。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教训是，它一方面去除了由资本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平而同时保留了个人能力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正。”[24]

理论家范文篇4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分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工业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时尚、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时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影响，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英语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而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具有理论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规范与学科建制的社会学理论，已经逐渐让位于社会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社会学的”到“社会的”的转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规划，社会理论影响并包含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众多学者的独立活动。福科、德里达、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女性主义深刻地启发了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这些理论的综合则“代表了当代知识生活的最令人激动的进展”。相比之下，专门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纪许多引领潮流的欧洲理论视角，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都拥有不少相同的理论前提，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相同的假设，人们才能够将它们综合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质疑是各种批判理论的核心而持久的特点。启蒙时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倾向逐渐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明确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物理学”，它像自然科学描述“自然规律”一样描述所谓“社会法则”（sociallaw）。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观点把“社会现实”冻结为“本体论的冰块”，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sexism）以及对于自然的统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马克思则尝试通过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这些关于“社会本质”的表征进行“解冻”。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都吸收了20世纪后期来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洞见（尤其是法国的“后理论”），使得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发展成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分析——从大众媒介到教育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化门类。

马克思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会世界的静态表征的核心术语是历史性（historicity），即社会模式的历史流动性。社会的历史性意味着过去的与现在的社会模式是可以通过受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与社会努力来加以改变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改变的“社会法则”。而且爱因斯坦与海森堡以后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也证明，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不是一种哲学的建构，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变世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学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必然放弃客观性。马克思就是一个既客观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会分析家。

无疑，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实证主义因素。

总之，这里有一道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辉光的精神长廊，这里有一批密切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探索者。这里先介绍下面几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西马批判理论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本雅明：救赎的美学》（1996，第二版）。通过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的权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论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沃林审视了当代思想界四个主要流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观。他试图揭示这些理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现论和价值的重要批评方法，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贡献退居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沃林的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寻求通过与其它理论的磨合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地位。他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解读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指出该学派不同人物实际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而且在整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理性本质的看法怀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表现出把理性与支配结合起来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的一个侧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为了回应每况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发起了一次“理性主义的转折”，从而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评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诺的艺术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乌托邦功能的观点，但他认为阿多诺将美学体验降低为实用主义功能，因此对艺术的看法带有过分的倾向性。沃林同时对阿多诺理论中的精英特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艺术不仅应该对哲学家和批评家有意义，而且还应该为形形色色的受众敞开大门。在此，沃林将阿多诺的现代主义框架抛在脑后，而倾向于认同一种后现代观点，以寻求艺术与日常生活和大众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这一立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有可能在将艺术融于当代生活中时，完全丧失其潜在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美学”对于当代文化的理想的发展，仍是一个有效的安全阀。

本.阿格（BenAgger）

本.阿格，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校区社会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理论中心主任，著有《享乐资本主义：一个意义批判理论》1989，《话语的衰落：后现代资本主义里的阅读、写作和抵抗》1990，《统治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公共社会学：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动》2000，《自我与网络社会》2002等著作。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哲学、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今天，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纯熟运用，文学阐释中也对之频繁应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人文类的书店。德里达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学科。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问题的方法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影响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

本.阿格还提出，要划分建树型后现代主义者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则以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为特点。

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马克•波斯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福柯、马克思与历史》、《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等，编译著作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鲍德里亚文选》、《政治理论与当代文化》等。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电子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

波斯特还深入批判了那种将赛伯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张。他认为，在赛伯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互联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作为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是标志这新的权力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建立起来。波斯特发问，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赛伯空间，人们还能继续保持先前植根与地域的种族身份？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网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而与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马克.波斯特还在他的《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一文中发表了一通榔头与德国的高论，蛮有意思：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

斯蒂文.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贝斯特，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校区人文科学与哲学教授。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与凯尔纳这两年在国内风头正健，他们合写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论：批判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和《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都在国内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贝斯特认为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艺术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20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Best、凯尔纳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和《波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两篇文章。前者探讨了批判理论的两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与区别，凯尔纳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实际上，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凯尔纳还对当代批判理论的“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的波德里亚进行了论述。波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反应。凯尔纳认为，我们已经跨进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前的时代受到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发现或找到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础，可以相互沟通的并互补的。二者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发展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论的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Bronner）

理论家范文篇5

本文作者：徐德林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Frow)与墨美姬(Meaghan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瑏瑡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瑏瑢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瑏瑣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派评论》联系起来，将《新左派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起来。”瑏瑤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Dermody)、约翰•多克(John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瑏瑥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瑏瑦几乎都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獉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獉獉，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瑏瑧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瑏瑨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进退维谷;瑏瑩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时，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去考察文化实践。瑐瑠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瑐瑡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f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瑐瑢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无异于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味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与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瑐瑣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瑐瑤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瑐瑥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瑐瑦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瑐瑧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之中，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瑐瑨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瑐瑩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瑑瑠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争辩的手段”。瑑瑡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瑑瑢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瑑瑣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Electoral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则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瑑瑤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瑑瑥“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身体女性主义之澳大利亚‘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积极参与理论建构。瑑瑦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瑑瑧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Sheridan)所言: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瑑瑨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de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罗兰•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瑑瑩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20世纪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瑒瑠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国元素，因而有效地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瑒瑡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理论家范文篇6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分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工业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时尚、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时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影响，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英语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而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具有理论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规范与学科建制的社会学理论，已经逐渐让位于社会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社会学的”到“社会的”的转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规划，社会理论影响并包含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众多学者的独立活动。福科、德里达、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女性主义深刻地启发了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这些理论的综合则“代表了当代知识生活的最令人激动的进展”。相比之下，专门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纪许多引领潮流的欧洲理论视角，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都拥有不少相同的理论前提，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相同的假设，人们才能够将它们综合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质疑是各种批判理论的核心而持久的特点。启蒙时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倾向逐渐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明确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物理学”，它像自然科学描述“自然规律”一样描述所谓“社会法则”（sociallaw）。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观点把“社会现实”冻结为“本体论的冰块”，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sexism）以及对于自然的统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马克思则尝试通过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这些关于“社会本质”的表征进行“解冻”。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都吸收了20世纪后期来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洞见（尤其是法国的“后理论”），使得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发展成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分析——从大众媒介到教育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化门类。

马克思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会世界的静态表征的核心术语是历史性（historicity），即社会模式的历史流动性。社会的历史性意味着过去的与现在的社会模式是可以通过受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与社会努力来加以改变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改变的“社会法则”。而且爱因斯坦与海森堡以后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也证明，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不是一种哲学的建构，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变世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学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必然放弃客观性。马克思就是一个既客观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会分析家。

无疑，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实证主义因素。

总之，这里有一道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辉光的精神长廊，这里有一批密切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探索者。这里先介绍下面几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西马批判理论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本雅明：救赎的美学》（1996，第二版）。通过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的权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论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沃林审视了当代思想界四个主要流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观。他试图揭示这些理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现论和价值的重要批评方法，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贡献退居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沃林的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寻求通过与其它理论的磨合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地位。他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解读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指出该学派不同人物实际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而且在整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理性本质的看法怀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表现出把理性与支配结合起来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的一个侧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为了回应每况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发起了一次“理性主义的转折”，从而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评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诺的艺术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乌托邦功能的观点，但他认为阿多诺将美学体验降低为实用主义功能，因此对艺术的看法带有过分的倾向性。沃林同时对阿多诺理论中的精英特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艺术不仅应该对哲学家和批评家有意义，而且还应该为形形色色的受众敞开大门。在此，沃林将阿多诺的现代主义框架抛在脑后，而倾向于认同一种后现代观点，以寻求艺术与日常生活和大众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这一立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有可能在将艺术融于当代生活中时，完全丧失其潜在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美学”对于当代文化的理想的发展，仍是一个有效的安全阀。

本.阿格，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校区社会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理论中心主任，著有《享乐资本主义：一个意义批判理论》1989，《话语的衰落：后现代资本主义里的阅读、写作和抵抗》1990，《统治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公共社会学：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动》2000，《自我与网络社会》2002等著作。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哲学、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今天，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纯熟运用，文学阐释中也对之频繁应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人文类的书店。德里达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学科。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问题的方法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影响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

本.阿格还提出，要划分建树型后现代主义者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则以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为特点。

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马克•波斯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福柯、马克思与历史》、《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等，编译著作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鲍德里亚文选》、《政治理论与当代文化》等。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电子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

波斯特还深入批判了那种将赛伯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张。他认为，在赛伯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互联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作为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是标志这新的权力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建立起来。波斯特发问，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赛伯空间，人们还能继续保持先前植根与地域的种族身份？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网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而与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马克.波斯特还在他的《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一文中发表了一通榔头与德国的高论，蛮有意思：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

斯蒂文.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贝斯特，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校区人文科学与哲学教授。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与凯尔纳这两年在国内风头正健，他们合写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论：批判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和《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都在国内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贝斯特认为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艺术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20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Best、凯尔纳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和《波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两篇文章。前者探讨了批判理论的两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与区别，凯尔纳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实际上，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凯尔纳还对当代批判理论的“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的波德里亚进行了论述。波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反应。凯尔纳认为，我们已经跨进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前的时代受到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发现或找到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础，可以相互沟通的并互补的。二者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发展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论的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Bronner）

理论家范文篇7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理论家范文篇8

第一，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第二，诠释、解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不可能都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文本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后，按照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以及实际需要进行诠释和解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刘少奇、任弼时、、艾思奇、张如心等人，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诠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三，总结、提炼群众的实践经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人民群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基本上还是一种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要上升到理性认识，经验要上升为理论，就需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去总结加工、抽象提炼，否则就成不了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于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使他们更善于把经验提升为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

在我国，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选择。[2]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并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圆满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努力建立一种能够符合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适当关系的政治法律构架。确实，法治文明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到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膨胀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而使法治的发展进一步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建构设计，更催生了法治的极端神圣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西方列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也在极力地推销已被他们神圣化了的法治这种制度产品。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时，我们也并没有忽视法治发展自身所内含的规律性。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网络化教学中的应用

3.1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统一

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统一化、普遍化、权限性和时空性的特点相比，具有技术性、个性化、自主化、公益化和可选择性的特点，将声音、视频、图片等各种媒体综合的教学效果非常明显，[3]其中，技术性和公益性是影响推广最关键因素。网络教学实施需要师生具备一定的网络条件和能力，一般年青教师都能很快适应，学生利用网络能力参差不齐。这就需要既懂得网络教学，又在实践教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完成一系列的综合，并在教学中推广和宣传。

3.2建立适应网络化学习考核标准和方案

网络学习的考核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是侧重具体知识，通过各类试题测试，每道题练习完毕都有解析说明，也可链接到具体知识内容，使学习者正确掌握基本概念和理论；实践部分则是通过自主调研、演说辩论、热点交流、博文写作、焦点对话、名人访谈、演示报告等形式完成，每一项实践都是通过相关技能培训、任务指导，到自主设计、组织运作，再到总结反馈一系列操作流程来完成。

四、结论

理论家范文篇9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

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

（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

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

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

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

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Alfred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

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

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

（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

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

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

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

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A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theC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

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

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

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9.）。

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

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MBerry:InterestGroupSociety.LittleBrown&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AHarris,SidneyMMilkis,ed:RemakingAmericanpolitic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MarionYoung:Justice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andGroupDifference:ACritiqueoftheIdealofUniversalCitizenship".Ethics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Guinier:"NoTwoSeats:TheElusiveQuestforPoliticalEquality".YaleLawJournal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

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CGrady:RestoringReal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理论家范文篇10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

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

（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

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

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

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

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Alfred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

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

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

（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

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

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

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A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theC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

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

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

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9.）。

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

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MBerry:InterestGroupSociety.LittleBrown&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AHarris,SidneyMMilkis,ed:RemakingAmericanpolitic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MarionYoung:Justice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andGroupDifference:ACritiqueoftheIdealofUniversalCitizenship".Ethics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Guinier:"NoTwoSeats:TheElusiveQuestforPoliticalEquality".YaleLawJournal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

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CGrady:RestoringReal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