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国际贸易范文10篇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将从中国粮食问题入手，对加入WTO中国粮食面临的新的国际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粮食问题的基本概况

目前，我国粮食消费结构主要是由口粮消费、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四部分组成。其中。种子用粮占整个粮食消费的比例很小，对粮食需求影响不大，而其余三部分的用量较大。

1．口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的改变，居民直接粮食消费数量逐年减少，1993年以后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到2002年仅为2．2亿吨。而同年粮食总产量为4．57亿吨，直接消费仅占粮食总产量的49．1％，我国粮食消费已经呈现口粮消费与其他消费各占一半的局面。

2．饲料工业用粮

目前，全国工业饲料用粮总产量达到6800多万吨，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据专家测算，我国现代工业饲料中消耗的粮食比例约65％。按此比例计算，所消耗的粮食已高达4400万吨以上。但是饲料用粮总的来说在粮食消费总量中占的比例较小，只有8．7％。

3．工业用粮

因为粮食价格低廉，酿造、制药、米粉、味精和副食品等加工企业大量增加粮食的消耗量。发酵工业中味精、柠檬酸、酶制剂、酵母、淀粉糖等产量1980年为25．3万吨，1998年为166．3万吨，从1990年至1998年共增长了2．4倍。白酒行业每年生产白酒600万吨，以每市斤白酒耗粮3市斤计算．就需要消耗粮食1800万吨。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超过四成，为42．2％，在我国粮食消费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我国几年粮食消费增加主要是工业用粮增加所致。

二、WTO框架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未来农业发展政策将置于WTO的框架之下，农业管理部门必须减少对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干预和保护。这对基础脆弱的我国农业而言，在短期内无疑将遭遇较大的冲击。我们如何按照WTO的基本框架，未雨绸缪，适时调整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以趋利避害就成为当务之急。

农产品贸易纳入WTO管理后，各国以价格支持为主的传统保护方式出现了重大调整。199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对以前的农业政策作了重大修改。7年内将逐步取消对农场主有关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一切补贴；设立“生产灵活合同补贴”来代替原有价格支持补贴；取消农作物耕种面积；提高了政府贷款利率，取消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欧共体则对原有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系统改革，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刺激消费并冻结一部分谷物耕种面积以控制生产，实施了保护和开发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等。

三、WTO框架下中国粮食政策选择

(一)要把粮食作为贸易保护的重点

首先要尽可能地给粮食保留较高的关税水平。如果粮食关税要价太低，国内生产的粮食无法与国外粮食竞争，稳定国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其次，要主动地调整农产品进口关税结构，建立合理的农产品关税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关税税率设置很不合理，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很大，但关税很低，而许多小商品进口数量较少，关税设置却很高。在进入WTO的谈判中．在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转换时，我们应采取“放小保大”原则。再次，采取关税配额政策，对配额内的粮食进口征收低关税甚至于零关税，对超过配额的粮食进口征收高关税。

(二)加大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力度

一是从主导市场出发，着重抓好粮食的吞吐工作，以省或中心集散地为单位，建立粮食储备周转机构，及时有效地发挥调控粮食市场的职能。二是加强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粮食吞吐能力和调控市场的余地。三是中央政府应作为行政领导者和法律中介人，强化粮食产区与销区的权益责任，协调好产销关系。四是注意调整粮食收购比例。五是各级政府应重视对广大农户的市场信息引导和生产科技服务，合理组织农业生产。

(三)加强粮食风险基金建设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农业保险水平还很低．农业保险运行远远不能适应WTO框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宏观政策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问题，把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建设列入政府农业宏观政策的议事日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2

关键词：粮食问题；国际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保护

一、中国粮食问题的基本概况

目前，我国粮食消费结构主要是由口粮消费、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四部分组成。其中。种子用粮占整个粮食消费的比例很小，对粮食需求影响不大，而其余三部分的用量较大。

1．口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的改变，居民直接粮食消费数量逐年减少，1993年以后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到2002年仅为2．2亿吨。而同年粮食总产量为4．57亿吨，直接消费仅占粮食总产量的49．1％，我国粮食消费已经呈现口粮消费与其他消费各占一半的局面。

2．饲料工业用粮

目前，全国工业饲料用粮总产量达到6800多万吨，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据专家测算，我国现代工业饲料中消耗的粮食比例约65％。按此比例计算，所消耗的粮食已高达4400万吨以上。但是饲料用粮总的来说在粮食消费总量中占的比例较小，只有8．7％。

3．工业用粮

因为粮食价格低廉，酿造、制药、米粉、味精和副食品等加工企业大量增加粮食的消耗量。发酵工业中味精、柠檬酸、酶制剂、酵母、淀粉糖等产量1980年为25．3万吨，1998年为166．3万吨，从1990年至1998年共增长了2．4倍。白酒行业每年生产白酒600万吨，以每市斤白酒耗粮3市斤计算．就需要消耗粮食1800万吨。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超过四成，为42．2％，在我国粮食消费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我国几年粮食消费增加主要是工业用粮增加所致。

二、WTO框架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未来农业发展政策将置于WTO的框架之下，农业管理部门必须减少对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干预和保护。这对基础脆弱的我国农业而言，在短期内无疑将遭遇较大的冲击。我们如何按照WTO的基本框架，未雨绸缪，适时调整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以趋利避害就成为当务之急。

农产品贸易纳入WTO管理后，各国以价格支持为主的传统保护方式出现了重大调整。199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对以前的农业政策作了重大修改。7年内将逐步取消对农场主有关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一切补贴；设立“生产灵活合同补贴”来代替原有价格支持补贴；取消农作物耕种面积；提高了政府贷款利率，取消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欧共体则对原有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系统改革，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刺激消费并冻结一部分谷物耕种面积以控制生产，实施了保护和开发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等。

三、WTO框架下中国粮食政策选择

(一)要把粮食作为贸易保护的重点

首先要尽可能地给粮食保留较高的关税水平。如果粮食关税要价太低，国内生产的粮食无法与国外粮食竞争，稳定国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其次，要主动地调整农产品进口关税结构，建立合理的农产品关税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关税税率设置很不合理，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很大，但关税很低，而许多小商品进口数量较少，关税设置却很高。在进入WTO的谈判中．在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转换时，我们应采取“放小保大”原则。再次，采取关税配额政策，对配额内的粮食进口征收低关税甚至于零关税，对超过配额的粮食进口征收高关税。

(二)加大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力度

一是从主导市场出发，着重抓好粮食的吞吐工作，以省或中心集散地为单位，建立粮食储备周转机构，及时有效地发挥调控粮食市场的职能。二是加强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粮食吞吐能力和调控市场的余地。三是中央政府应作为行政领导者和法律中介人，强化粮食产区与销区的权益责任，协调好产销关系。四是注意调整粮食收购比例。五是各级政府应重视对广大农户的市场信息引导和生产科技服务，合理组织农业生产。

(三)加强粮食风险基金建设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农业保险水平还很低．农业保险运行远远不能适应WTO框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宏观政策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问题，把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建设列入政府农业宏观政策的议事日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总结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3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

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4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5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跨国公司中心等，也有来自联合国体系内各个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还有来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独立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可见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共识。这个定义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注：GlobalizationandLiberalization,p.240,UNCTAD/ECDC/PA/4/Revl,N.Y.andGeneva,1996.）。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p.70～71,N.Y.andGeneva,1997.）报告接着又列述了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关贸总协定8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

根据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这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我国至少在下列四方面存在着不适应。

1.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2.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

3.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

4.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级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约占60%多，60年代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平分秋色，80年代二者的比重为3:7，即制成品占70%，进入90年代后继续有所上升。制成品贸易的持续上升是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前文已经指出，世界贸易的增速高于世界产出，从世贸组织的统计还可看出，制成品贸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产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趋势。二者年均增速的比例在1950～1964年为1.3∶1；1964～1974年为1.6∶1；1974～1984年为1.8∶1；1984～1994年为3.2∶1（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与上述趋势相比是滞后的。据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1953年我国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79.4%，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也仅为45.9%，到1981年才略超过初级产品。不过当时我国的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UNSITC)并不一致，故与世界缺乏可比性。笔者估算，上述比重的变化是在8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的资料，90年代后期我国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83%左右，199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占31.9%，首次超过了我国传统的出口大户纺织品和服装，1998年机电品出口高达665.43亿美元，在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中占36.2%（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页。）。

上述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中期，第二个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中期，标志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但与世界贸易中的主导趋势相比仍属滞后，而且差距可能有所扩大。因为正在上述同一时期，也就是全球化加速的时期，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在迅速调整，从以资本密集和传统技术为基础转向以知识密集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特别是信息产业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幅和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低技术部门则明显下降。高新技术部门成了美国的主导产业，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摆脱衰退后得以进入战后持续最长的景气阶段。据美国商务部估计，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25%，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中约有1/4是由信息产业的增长所带来的（注：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http.//www.E-commerce.Gov.1997.）。

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故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世贸组织按联合国在1988年修订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将贸易分为三部分：

——初级产品：下分为农产品和矿产品两大类，每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

——制成品：下分为7大类，即钢铁、化学品、其它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服务、其他消费品，这7大类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类。

——其他货物：未能列入以上各类的货物，如军火等。

上述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又分为6小类，其中“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一小类最足以代表信息技术产品，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80年代前期较之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并未高出很多，但80年代后期剧升为18%，约高出2倍，到1995年竟达26%，约高出将近3倍（注：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90,Geneva,1996.）。结果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包括石油），跃居第二位，1995年位居前11位的货物按其比重大小为序可排列如下（注：同⑦，第15页。）：(1)机械和运输设备，不包括下述的(2)和(6)，约占17%强；(2)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约占12.2%；(3)农产品，约占12%；(4)矿产品，约占10.5%；(4)化学品，约占9.5%；(6)汽车和零部件，约占9%强；(7)其他消费品，约占9%弱；(8)其他半成品，约占8%强；(9)服装，约占3%强；(10)纺织品，约占3%；(11)钢铁，约占3%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故其比重的跃升完全是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而非价格上涨所致。80年代初农产品的比重也在12%左右，而上述(2)的比重不足4%，经过20年二者的比重竟然并驾齐驱，这不仅说明信息产业对世界贸易影响之大，也反映了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不到改善。同时，不得不令人担忧的是，80年代初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约为10%，而今天已降为6%，这说明世界贸易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愈来愈不利了。虽然1996年机电产品已取代纺织品和服装而在我国出口中占了首位，但以要素密集度来衡量，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价值低，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双高”产品还不多。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到1998年科技部和外经贸部联合颁布《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时，各种估算数字出入颇大，今列举几项如下，以供参考：——较高的估计1996年为21%，较低的估计1997年为6.8%（注：张祥主编：《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342页）称，1998年不包括外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为23.48亿美元，仅占我国制成品出口的1.4%，其中74.8%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其金额为17.56亿美元。该《年鉴》（第400页）又称，1998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70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音响、电话机等。但按照世贸组织在1996年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其范围包括软件而不包括家用电子消费品，故严格来说，上述27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免偏大。

——按前文提及的世贸组织关于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的分类进行统计，1995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11.6%（注：同⑦，第18、90页。）。据世贸组织的注释，上述数字中包括声音、图像的传输、放送设备。

由于目前尚难获得确切的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我国前10位的出口产品中还没有高技术产品，头三位是各类服装，以下依序为靴鞋、玩具、塑料制品、箱包和旅行用品、录音机和收音放音组合、各类棉机织物、家具。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和分体结构都很落后，这种结构使我们在国际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交换比率，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前者变得愈来愈不利了，西方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揭示了这个趋势。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在引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后指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单位价值时间数列进行回归分析，表明1970～1987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每年平均下降1%，只是由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才使其收入交易条件得以上升10%。”（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147,N.Y.andGeneva,1996.）另一项研究证明进入90年代后情况依然如此，其数字可列表如下：

表1发展中国家与欧盟制成品交易条件

（1979～1994年年均增减率%）

ⅠⅡⅢⅣ

所有发展中国家2.04.2-2.25.5

其中：A组-1.34.4-5.7…

B组-0.14.6-4.70.4

C组1.34.9-3.61.0

D组2.14.4-2.34.1

E组2.94.1-1.26.8

资料来源：A.Maizels等人研究成果，转引自《199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第148页。

在上表中，“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大陆；A组为最不发达国家；B组为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C组为拉美国家；D组为地中海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尔他、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和前南联盟；E组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包括在内。（Ⅰ）和（Ⅱ）分别是对欧盟出口和从欧盟进口的制成品单位价值的增减率(%)，表中数字显示对欧盟出口的价格水平每年仅上升2.0%，而从欧盟进口的价格水平却每年上升4.2%，可见价格比率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Ⅲ）是“净物物交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实际上就是一国进出口价格（绝对额或指数）的比率，但必须注意，由于（Ⅰ）（Ⅱ）都是增减率而非绝对额或指数，故（Ⅰ）（Ⅱ）并不等于（Ⅲ）。上表（Ⅲ）的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欧盟而言，每年平均下降2.2%，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其处境相差颇大，A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最为恶化，E组则处境较好。该报告强调说E组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又胜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制成品的交易条件在整个80年代是较为有利的，而且随着产业的升级，正在变得更有利。（Ⅳ）是（Ⅲ）与出口量的乘积，称为“收入交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即其出口的总收入。由于E组的“净物物交易条件”恶化程度较小，而其出口规模扩大又较快，故“收入交易条件”的数值也就最高。然而必须注意，当“净物物交易条件”未见改善甚或日趋恶化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出口数量来实现“收入交易条件”的上升，这并不标志着该国经济福利的提高，相反，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流失，故是极不可取的，美籍印度学者巴格瓦蒂(J.Bhagwati)称之为“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处境胜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双高产品”的出口比重毕竟还小，故仍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因此，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产业化的战略决策，这样才能使对外贸易在21世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信息革命使我们能用很低的成本大量处理和远途传送信息，这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强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事物运动规律在人类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知识不一定要具备真理性和系统性，它可以只是一点诀窍或经验，但它必须具有商业价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知识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兴起了以罗默(Paul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它将知识（包括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论。这反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因而经济和产业结构日趋软化即非物质化，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业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人口，消费者开支总额中有60%以上是购买各种服务的，大制造企业也纷纷进入服务领域，如通用电气公司(GE)目前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提供服务。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信息革命使第二与第三产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财富》杂志每年要公布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但从1995年起该杂志也不再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公司分列，而是合并起来统一排列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增速也高于货物贸易。例如，1998年美国货物出口额下降了1%，而服务出口额却上升了1%，故它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80年代的1/4左右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1/3。近年来美国货物贸易年年赤字累累，而且有增无减，但服务贸易却年年盈利，顺差之大至今已可弥补货物贸易赤字的40%。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欧盟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已达55%，80年代为60%，90年代继续上升。其服务出口额从1985年的170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901亿美元，11年内增长了2倍。

表21985～1998年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

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9.517.513.77.911.41.7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7.418.712.89.720.55.6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7.1-0.31318.94.53.5-2.0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2.80.049.112.66.73.5-2.0

*从价值额看，1995年的增幅最大，从实物量看，则1994年增幅最大，主要原因是1995年美元对欧洲货币单位和日元分别贬值9%和8%，故当年以美元统计的出口额明显增大。

资料来源：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120,p.126;WTOPressRelease,1999,4,16.

上述变化在世界贸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世贸组织没有用不变价格表示的服务贸易量(Volume)的统计，而只有服务贸易额(Value)的数字，故我们也以二者的价值额来作比较。在80和90年代，除了1988、1994、1995三年外，其余大多数年份服务出口额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参见表2），这可说是当代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

1985～1998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从1.95万亿增至5.225万亿美元，增长了1.6倍，服务出口额相应地从3809亿增至1.29万亿美元，增长了2.38倍（注：同⑦，第120、126页。），其年均增长率约为11%，高出货物贸易将近2个百分点。故上述三年的例外，并不能导致基本趋势逆转，而且服务贸易的数字实际上是偏低的。因为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公告中也说：货物贸易数字取自各国海关统计，除走私外，出入关境的货物必定统计在内，故较全面可靠，而服务贸易数字则取自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呈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经常帐户下的“服务”一栏，各国处理方法并不一致，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故其数字往往低估。还须指出，服务贸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小于货物贸易，90年代初西方发生过一次衰退，1993年世界贸易跌至谷底，货物出口额下降0.3%，而服务出口额仍有微升(+0.04%)。据世贸组织在另一处公布的数字则分别为-0.21%和+0.59%（注：同②，第144页。）。在1998年前服务贸易从未发生过绝对的下降，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革命。过去服务业产品大多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运送性”，因而往往成了“不可贸易品”(non-tradegoods)。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许多服务的提供方式，突破了上述限制，使服务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其中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尤速，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得以稳定而强劲增长的主要支柱。世贸组织的统计将服务贸易分为三大类：(1)运输；(2)旅游；(3)其他：共有8项，即通讯、建筑、保险、金融、电脑信息服务、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文体娱乐（包括电视、电影等），其他工商业服务（包括咨询、会计、法律、广告等）。从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述(3)高出(2)约1个百分点，高出(1)约3个百分点，故结果(1)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下降，(2)的比重则徘徊不前，唯独(3)的比重节节上升（注：同⑦，第2卷，第64页。）。这表明在当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新型服务业的地位较之传统服务业大大提高了。面对上述趋势，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形之下都显得严重滞后。1998年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16.5%，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0%左右；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约10个百分点（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这种落后状况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所造成的。在思想方面，过去政治经济学中某些僵化的观点把我们引入了理论误区，即认为除了运输以外，服务贸易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看不到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全面提高生产率的意义，因此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略服务业。在体制方面，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阻碍了服务的商品化，各部门、各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力图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以致服务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业的落后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82年服务出口仅27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279亿美元，增长了10倍，在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中居第22位。不过与“亚洲四小”相比，仍有差距（香港占第10位，新加坡占第12位，韩国占第14位，台湾占第19位）（注：同②，第14页。）。从增长的速度看，可说已赶上了世界服务贸易的趋势，但从服务的出口结构看，与世界的格局和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1985～1996年在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6%升至36.5%，金融所占比重保持未变，前后都在19%左右，运输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1%降为19%。“其服服务”包括以海外工程承包所带动的劳务输出，所占的比重由25.5%升至32.6%。可见旅游始终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支柱，在我国对外收支中，每年都能带来盈余，这是由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决定的，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却是弱项，以致出口不振，反之，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服务”一项包括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它在服务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1985年仅为22.9%，1996年剧增为52.4%，翻了一番以上，使得我国整个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日益增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1998年为例，旅游业有顺差34亿美元，但“其他服务”等项目大多有赤字，从而整个服务贸易发生49.2亿美元的逆差。（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因此，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健全资产评估、业务、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必须强调其关键是抓好信息产业，因为这是新型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传统服务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和巩固我国在世界服务市场上的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信、金融等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培育竞争力，才能对付外来的冲击，保证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21世纪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献号】1-1486

【原文出处】《国际贸易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1

【原刊页号】20～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二）

【作者】王林生

【作者简介】王林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

【正文】

三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过去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要素禀赋所制约，现在科技优势足以减轻甚至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至同一行业内的各个部门或同一企业内的各个分厂、车间和工艺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实现最优配置。产业内贸易便是上述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这种贸易6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从而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1975年格鲁伯尔和劳埃德(H.G.GrubelandP.J.Leoyd)的论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产业内贸易就是一国同时既出口又进口某一同类产品，所谓同类产品则按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三位数来划分。SITC将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分为10大类(Section)，大类以下分63个部(Division)，部以下又分为233个组(Group)，组以下再分为786个小组(Subgroup)，小组以下分为2000个基本项目(Item)。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组”的产品就是同类产品，但也有人采用较为宽松的划分标准，即以同一“部”的产品作同类产品。他们提出的计算公式如下：

(Z[,i]+M[,i])-｜Z[,i]-M[,i]｜

B[,i]=─────────────────×100

(Z[,i]+M[,i])

上式也可写作

｜Z[,i]-M[,i]｜

B[,i]=(1-────────────)×100

(Z[,i]+M[,i])

在上式中，B[,i]便是反映产业内贸易的指标，称之G-L指数，在0-100间变动，愈趋向于100，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愈高。i指产业，Z指出口额，M指进口额。他们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表明：(1)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据经合组织的材料，1991年6个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中有60%以上是产业内贸易，另外6个西欧国家这一比重为50%～60%。(2)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远高于初级产品，最高的当推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化学工业，科技密集度愈高的部门，其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也愈大。(3)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根据上述，我们可将世界G-L指数当作反映全球化的生产指标，因为G-L指数愈大，说明各国在生产专业化方面的相互依存度愈高。产业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有同一产品不同档次、品质或仅仅是型号、规模不同的专业化，例如大量出口若干品牌的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另一些品牌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专业化，由各有关企业参加协作来完成最终产品。我国的加工贸易可说属于后一种形式，它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而又出口来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8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出口额还只有56亿美元，在我国全部出口中也仅占18%，而一般贸易的比重则高达82%，但到1995年其金额增至740亿美元，10年内增长了12倍之多，比重也上升为50%，开始超过一般贸易；到1996年加工贸易金额增至1044.7亿美元，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将近18倍，比重约占57%。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出口中的比重更高，而外资企业目前在我国全部出口中已占45%，其增长势头之强劲远胜于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迅速增长，加工贸易是主要的支撑力量，它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的就业规模，据广东省公布，1997年全省加工贸易在全国加工贸易总额中约占55%，吸收了约1000万人就业，估计全国借此解决就业的人数约近2000万。加工贸易还带动了我国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某些制造业部门的成长，有的可说是从零开始的，例如，家用电器就是从组装起步，后来成长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初级产品，这是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确实为我们参与并利用产业内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但加工贸易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和矛盾，这主要与对外贸易中的双重机制有关。为了扶持加工贸易，对其所需的中间品免征进口税，同时各地区还有自己的优惠措施，于是就在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以外，又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平行的加工贸易的促进机制，从而引发了以下矛盾：

1.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主要在于出口退税，实现零税出口，而加工贸易的出口只有在国内创造价值部分才给予退税，从原则上说，二者都是合理的，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不能全部到位时，有的企业就会由一般贸易转向加工贸易，特别是那些需用高关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企业，将改做加工贸易，减少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这样就影响了国家的关税收入。2.如果加工过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进行，海关就便于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无地域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可谓星罗棋布，确实不易监管。再加外贸企业有经营权而缺乏加工能力，生产企业有加工能力而没有经营权，工贸脱节，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将保税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国内倒卖以谋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关查获的走私大案中约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进行的。

必须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贸易这个利用国际分工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两种平行机制只要不断协调，统筹兼顾，使之保持恰当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走私，中央已下定决心，全面进行打击，同时1997年银行建立了加工贸易台帐制度，海关和外汇管理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核销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非法活动正在受到遏制。

当前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户供应或自行从海外进口，加工装配后的成品又通过客户所掌握的销售渠道进入海外市场，我国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收取有限的工缴费，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进大出。为了进一步利用产业内分工的潜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其关键是抓好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国产成份取代外来的中间品，使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中有更多的环节转移到国内，这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增加创汇，也能扩大与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联系，从而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发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回顾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能源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一系列产业向外进行梯度转移，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移植。我国的加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兴起的，其中较成功的便是家用电器，从加工组装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并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出现了新的机遇，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我国的加工贸易就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四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生产力的飞跃要求各国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协调，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便是这样的产物，它的8轮回合降低了关税水平和传统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全球化的趋势。

世贸组织已有137个成员，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员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起着主导作用，故它们在世贸组织内也力图保持最大的影响，谋取最多的利益，特别是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假自由化之名，在世界经贸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官方名称为《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要求古巴赔偿1959年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美籍古巴人（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的资产，规定任何外国公司不得收购或租借这些资产，否则美国今后将拒发其赴美签证，并禁止全球的美国企业向这些公司提供信贷，美籍古巴人有权起诉这些公司。古巴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声援，一致谴责这是侵犯他国主权的强权政治，甚至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也都批评美国把国内立法凌驾于世贸组织的准则之上，妨碍成员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是滥用治外法权的恶劣典型。由此可见，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继续强调尊重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准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十分注意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又如，1997年韩国大宇集团要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的电子部门，顿时在法国国民议会引起轩然大波，收购谈判旋告中止，因为该部门是国防订货的主要承包商，涉及国家安全，议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必须具有抵抗外敌入侵，应付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变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除了国土、自然资源等以外，还包括构成经济命脉和综合国力主体的产业，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也面临上述同样的问题，入世后有可能遇到更大的冲击。因此如何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入世与保护民族产业这两对矛盾，是21世纪我国对外经贸政策中的首要课题。只要处理得当，这两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从而做到既在开放中实施保护，又在保护中扩大开放，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可以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加以说明。

1.世贸组织有一套规范经贸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法律框架，它并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通过政府来影响企业的活动。不过这套框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定的，要求各国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与世贸组织的规范相协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要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适应。这意味着我国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习用的方法和手段，许多都不能再用，其中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国际通行规则的部分，必须废除，有的则应加以清理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宏观调控也正在转向以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为主，这就为我国利用世贸组织的保障机制创造了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合法地根据世贸组织各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来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民族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颁布了《对外贸易法》等一系列有关市场准入和外国投资的法律，还制定了有关的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如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但要形成完善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内部指令性的文件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地方法规的内容参差各异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立法统一性的要求，这些都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充实。

2.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世贸组织各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施，最终都将落实到企业行为中。只有培育企业的竞争力，才是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活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的企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上都已有了较大的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经济得以在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集团，而非国有经济则可在竞争性产业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从而涌现出一批机制灵活、应变迅速的民营企业，并在入世的冲击下继续成长壮大。总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必将不断得到提高。为了培育企业的竞争力，除了政府必要的扶植外，必须建设和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咨询中心、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使之脱离官办的轨道，真正成为社会法人团体，在政府职能转变后，充分发挥其服务、协调和沟通的职能，在入世后维护企业的利益。

最后还应指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结合起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善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中不对称的南北关系，以便在进入21世纪时，争取出现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迅速和稳定地增长。一布朗的挑战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6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资源；生态环境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和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一些与保护土地资源有关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多次修订，加强了土地管理。应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土地保护政策，尤其是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要把耕地的保有量提升到18亿亩以上，基本农田的面积也不能低于15.6亿亩。

一、粮食安全的定义和内涵

关于“粮食安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定义。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也是动态的。1974年的粮食安全定义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粮食安全定义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要保证所有人能够随时都买得到也买得起需要的基本食品。从粮食安全的定义来看，要满足三个具体目标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第一，要保证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第二，要最大限度保证粮食供给的稳定性；第三，要保证需要粮食的人都能得到粮食。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粮食安全不仅要满足人们数量上的需求，还要满足人们对粮食质量的需求。如今，在我国，粮食安全的定义是粮安天下，要让老百姓手中有粮，这样人们才会心里不慌。

二、国际贸易视角下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

（一）耕地资源减少或质量下降

自然土壤经过发育形成耕地，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耕地要能够为农作物提供生长、发育和成熟的环境。如果耕地资源质量下降，作物质量和食品安全都会受到影响，也就无法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我国耕地资源面临的问题是土地过于零散，这就加大了规模化生产的难度。如果强占耕地，就需要进行补偿，但实际补偿有一定的难度。就耕地保护而言，存在的问题是重数量、轻质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在城镇周围或者是交通沿线附近有一些良田沃土被占用，造成了耕地资源的减少，导致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资源质量下降，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新补充的耕地资源处于一些耕地条件不好的区域，高产量的耕地资源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有可能发生水土流失的问题。长期重复使用耕地资源，会导致土壤的耐水和耐肥性能减弱，营养比例不平衡，耕地资源污染情况严重等。随着耕地质量水平整体下降，耕地的生产力会越来越弱。

（二）人口因素直接影响粮食安全

人口因素会对粮食安全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因素。人口增加，意味着粮食需求增加，同时也会加大粮食供应的压力。人口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人口因素会导致粮食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容易导致土地恶化，也容易导致其他生产要素恶化。粮食分配与消费需求严重不平衡，就需要升级消费结构，而这也给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三）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农业生产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生产都是“靠天吃饭”，近代随着农业技术发展进步，这种情况开始得到改善。但是生态环境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仍然非常明显。从当前的生态环境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和重金属污染，导致污染加剧的同时，全球气候也开始变暖，生物入侵及频繁出现灾害性天气，都会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不稳定的降水量会导致粮食种植结构发生变化。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在今后的20年到50年的时间里，气候的频繁变化会深刻影响农业生产，而这意味着全球粮食安全水平将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会降低［1］。

（四）世界贸易金融因素

自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开始逐渐对外开放粮食市场，粮食国际贸易活动开始变得频繁，国际市场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目前我国的粮食供给有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而粮食贸易会受到国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也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国际贸易存在不平等的问题，由此会产生不平衡的产销分布结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小农经济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包括赢得关税配额、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是否符合动植物检疫标准、技术壁垒协定，等等。粮食安全会受到金融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金融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国家为农业提供的补贴、进出口贸易、国际期货的价格等。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在粮食安全方面坚持自我保护主义，通过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来实现对自我的保护，而这会增加粮食出口以及粮食流通的难度。

三、国际贸易视角下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强力保护耕地资源

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实现对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抑制耕地资源减少。针对耕地资源，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做好耕地资源保护工作，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对于一些非农业建设活动占用农用地的情况要严格禁止。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对于各种类型各个区域的用地情况应统筹安排，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要实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从而切实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注重开发复垦耕地，实现与占用耕地之间的平衡状态。对于占用耕地的问题，国家实行补偿制度，如果是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在经过批准后需遵循“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占用耕地的单位要开垦耕地，数量和质量都要保证相当。如果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或者是没有条件进行开垦，就需要缴纳开垦耕地的费用，要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缴纳。在此条件下，实现专款专用。通过上述办法，抑制耕地减少的势头，同时将复种指数变化因素考虑在内，有效维持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2］。

（二）重视发展农业科技

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应重视发展农业科技，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种子工程”应持续抓，使得科技能够在农业生产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面向粮食主产区应进一步增强扶持力度，有效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来说，应长期坚持这些措施，坚定不移地坚持，才能体现成效，使得耕地的产量能够有所提高，同时也能有效优化粮食的品质。就粮食高产而言，应扩大这类活动的实施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千亿斤粮食规划活动，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资金投入，在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由于我国的后备耕地资源不够充足，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农业科学技术的价值，研发质量高的粮食种子，实现对中低产田的科学改造，推广和普及重大栽培技术。

（三）加强检测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应重视检测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需完善农产品的安全检测体系，构建完整的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加大管理力度，这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能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建设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在建设完成之后，应保证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检测中心的作用。可定期抽查农产品的质量情况，从而真正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也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信度。在农产品集中的区域进行质量安全检测活动，这些区域包括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除此之外，还需要建设安全制度，方便对农产品质量进行例行检查。积极开展安全质量检测工作，可面向生产中的农产品，也要面向流通中的农产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对农产品的质量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保证安全检测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优化储备粮食的调控机制

国家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采用储备粮食的方法，国家通过各级粮食储备，能够起到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确定各级粮食的储备规模时，应对粮食的供求情况有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加强中央储备粮管理工作的同时，也要改善管理手段，进行这项工作要注意以《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为依据。储备的粮食要保证在国家有需要时能调得动，能发挥价值。对各地政府起到有效的督促作用，要求各地政府能够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落实地方粮食的储备工作，并抓紧时间完成。另外，地方政府在调控地方粮食市场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心，在保证地方粮食安全时不遗余力，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有一定的预测，并制定应对策略，保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3］。国际贸易视角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包括耕地资源减少或质量下降；人口因素；生态环境恶化；世界贸易金融因素。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确定的首要政策目标是必须保护耕地资源，从而起到保证粮食安全的作用。此外，应重视发展农业科技，并加强检测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参考文献：

［1］王天威，钟瑾.创制现代草产品加工科技体系保障大粮食安全［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06）：675-684.

［2］金宇豪，郭恬，阳会兵.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作物研究，2020，34（06）：580-584.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7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转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转〖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提出了今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些设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基础将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将向巨型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动态利益地位将日益突出，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更强调贸易对就业、技术进步、税收、GDP等的促进作用；保护贸易政策中的保护对象日益难以确定，保护效果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竞争政策更具优越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歧视性下降，开放性增加。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进出口额的统计方法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中国的轿车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转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洪银兴，1997：<<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第6期。

陈飞翔，1997：<<论适度保护>>，<<财贸经济>>第5期。

薛荣久等，1998：<<经济全球化与原产地统计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吴先明，1999：<<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发展趋势>>，<<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周八骏，1999：<<迈向新世纪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二震，1999：<<开拓外资企业中间投入品市场>>，<<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张二震等，1999：<<从战略性贸易政策到全球竞争政策>>，<<经济学动态>>第7期。

徐松，2000：<<评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2001世界投资报告>>。

白树强，2000：<<全球竞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农业贸易治理；自由贸易制度

近些年来，全世界范围内都对农业贸易自由化这一话题有着极高的关注度，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该话题存在着相对较大的争议。深入探索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能够充分从其中获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教训，进而作用到我国的农业贸易治理工作当中，基于此，有必要对其展开更加深层次的研究。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变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中的观点可以明确，经过对某一产品在国内以及国外生产机会成本的对比分析，能够得出产品在本国生产的优劣势。而国家若想最大限度获得利润，则需要出口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口那些有着一定比较劣势的产品。该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具体分工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利益展开的分析。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各个国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不同有着较高的重视。从目前来看，全球化贸易的基本特征为多要素的跨国组合，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一贸易理论其实是一种单一劳动要素观，无法同当下社会发展以及时代进步的实际需求相符合。通过对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分析可以明确，国际分工以及贸易会使得各国在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得到相同的收入。从理论的层面着手进行分析，强化开展自由贸易，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对于各国贫富差异的有效消除，但是尽管这一理论有着较强的科学性，但其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则会暴露较多的问题，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在现实中并不具备理想的自由贸易条件，同时也没有相应的完全竞争市场；另一方面，关于各个国家所具有的技术水平处在相同水平，这种假设过于理想化，并不具备科学性。除此以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同类生产要素之间所广泛存在的异质性。从目前来看，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后进国家对于稀缺生产要素的引进，这便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其收入的增加。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相关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提出则挑战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地位。该理论是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提出的，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则于1841年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强调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对于美国制造业的保护工作，最大限度避免英国先进制造业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在应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市场竞争理论的过程中可以对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明确，并详细说明其贸易结构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发达国际企业能够依靠着国内所具有的政策选择以及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实现外部和内部经济规模，但由于欠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因而通常情况下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本质上其实是发达国家企业所形成的战略选择。对于不同水平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来说，其之所以形成，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欠缺，难以在自身投资的基础上同发达国家展开产业内的贸易，但是利用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则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对其产业进行扩张，进而产生相应的跨国企业内贸易以及跨国产业内贸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当处在规模经济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状态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投资是比较现实的途径。从当前全世界范围内来看，要素流动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形成的重要基础，而相对于工业要素来说，农业要素所具有的流动相对较差，所以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规模方面，农业产业内贸易都落后于工业。各种类型的贸易理论对于各国政府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上都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自由贸易理论本身并没有对产业类型、空间以及时间因素进行更加全面和综合的考虑。波特所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战略本身对于其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该理论的应用能够有效支撑企业对竞争优势的确定，同时还可以使得全球企业之间出现一定的熊彼特式竞争，进而促使贸易带来更多的动态收益。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对于农业贸易治理的启示

（一）强化进行农业贸易监管

若想高效落实农业贸易治理，应当强化开展农业贸易监管，具体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我国政府需要立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对贸易政策进行制定，并确保其具有良好的针对性，以实现对其的保护，尽可能降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对于农业生产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基于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农业公共政策，以达到推动国内农业发展的效果，真正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具体来看，首先，我国应当通过农业贸易监管办法的制定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效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国是农业大国，而且逐渐成长为全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农业进口国，尤其是有着极大的粮食进口量。在农业贸易监管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对加工食品的出口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应当鼓励农业生产者广泛学习进口农业商品中所涉及到的各类信息和技术，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率。其次，政府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其在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并且应当对相关制度进行健全和完善，以达到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效果，政府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缺失的农产品市场进行纠正，用更加科学和完善的制度减少农业发展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需要对当前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完善，构建起更加高效的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应当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中科学开展对于各类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工作，具体涉及到劳动力以及资金等，与此同时，还应当从根本上为其实际的运作效率提供保障，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参与者具体交易成本的全方位降低，此举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为我国整体农业国际贸易的持续平稳发展提供助力［2］。最后，我国应当注重对于各类政策工具的科学整合应用，这样一来，便能够切实提升当前我国粮食作物的生产率。目前我国政府及全体国民都十分关注粮食的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也迎来了粮食国际贸易时代，在该背景下，政府需要基于粮食生产率的提升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基于此，政府应当确定好那些对于粮食安全存在重要影响的粮食作物，并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贸易政策，同时还要合理选择粮食生产投入和产出补贴，以及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支持等措施，为国内粮食生产提供支持。此举既能够大幅实现粮食生产率的提升，还可以起到对于粮食生产潜力的有效激发作用，进而在国际市场当中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力。

（二）科学制定贸易规则

除了要强化进行农业贸易监管之外，还应当科学制定贸易规则。由于农业自由贸易本身缺乏动态效益，所以其在对贸易规则进行制定的时候，实现对于加工食品以及初级农产品的区分是极为科学的。在面对加工食品的时候，采取贸易自由化，但在面对初级农产品的时候，则需要采用多样化形式的治理措施。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实施农业贸易自由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国际所获得的静态收益，但是各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其大多会对其本国所具有的弱势领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基于此，应当分别对加工食品和初级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治理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与对话，同时，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相应的农业贸易全球治理模式进行深层次探讨，分析采用何种形式更适合后多哈回合时代［3］。

（三）低收入国家应加大公共投入

对于部分低收入国家来说，其农业属于弱势产业，若是实行农业自由贸易，便会使其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相关研究人员发现，1980年坦桑尼亚尽管采取了多项农业自由贸易举措，但结果表明，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达到提升坦桑尼亚农业生产力的效果，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其农业生产出现了负增长。因此，低收入国家若想提升其农业生产率，应当加大力度进行公共投入，而并非是一味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自由的贸易制度的实施并没有真正起到减少低收入国家贫困以及促进其农业发展的作用。若是国家本身存在着欠缺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业生产率较低的问题，不仅不会达到促进农业发展的效果，反而还会产生反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同农业贸易治理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科学的贸易理论进行农业贸易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国家农业产业的整体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当前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不断加强以及科技水平逐渐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所采用的传统的贸易模式已经难以同当前时展相适应。基于此，我国应当充分考虑现有的各项条件，积极提升自身的创造和开发能力，对相应的贸易模式进行更新升级。

参考文献：

［1］唐玉琪.国际贸易基本理论演变述评［J］.新商务周刊，2019（20）：269.

［2］杨惜麟.国际贸易模式演变及其理论依据［J］.企业技术开发（学术版），2018，37（10）：54-56.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9

关键词：玉米消费量；国际贸易逆差；玉米产量

一、引言

我国玉米国际贸易在2009年出现贸易逆差现象，本文对于玉米供求和国际贸易的状况进行了解析，出现国际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玉米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差、玉米深加工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等原因导致的。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我国的玉米出口贸易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解析。

二、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分析

1.2005-2011年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在短期间内，基于国内对农业的相应政策，使得种植也收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国内的玉米种植面积也在逐渐加大，随之玉米的产量不断呈增长状态。从2005年到2011年，玉米种植面积方面，由25445千公顷到增长到千32160公顷；玉米的产量方面，由13028万吨增长到17000万吨；在消费量方面，由12510万吨增长到17225万吨；在进口量方面，由没有进口量发展到500万吨；在出口量方面由231.8万吨降低到5万吨。从全球的玉米消费量来看，全国各地的玉米作为人们的粮食的数量在逐步减少。随着你人类对生活的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致使人类的事物资源发生极大的变化。随着畜牧行业的飞速发展，使得粮食加工行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壮大，粮食加工的能力增强，致使国内对玉米的市场需求变得紧张。受玉米生产成本的影响，我国加大了对玉米的收购量。2005-2009年我国玉米的消费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低于国内的玉米产量，使得我国的玉米供销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我国玉米国际贸易现状。我国的玉米出口国际市场的特点是集中性，主要针对于东南亚的国家为主，比如朝鲜、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与2006年相比，我国对东南亚的玉米出口量迅速增长，对朝鲜、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出口量也有所增长，基于这些国家是我国的临近国，所以，在运输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使得运输的成本减少，从而使得玉米的销售价格也较为便宜。从上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从2009年以后，我国我国开始从出口国转向进口国，2010年国内的玉米出口量与之前每年的变化幅度较小，进口量是出口量的6倍之多，到目前为止进口量与出口量的比值一致在正增长的状态，造成了严重的的贸易逆差局面。

三、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我国的影响

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不利于我国的玉米种植业的发展。玉米进口量的增加导致了我国大量资金外流，同时使国内的玉米供应量增加，使国内的玉米市场被进口的玉米占据，这样不利于我国的玉米种植业的发展。使玉米产业面临巨大的危机。同时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冲击了国内的物价，严重影响了物价的稳定。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与国内民生问题有重要的关系，玉米价格的涨跌影响着农民的生计问题，从而对我国的物价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满足国内市场对玉米的需求同时，必须要以国产玉米为主，进口玉米为辅的原则，企业在保证本身经济效益的同时，要为促进国内玉米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原因

1.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弱。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差是我国玉米产业存在逆差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方面。随着美国转基因的玉米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了国内对转基因玉米的大量选购。而我国的玉米生产方式主要是一农民的分散性经营为主，没有大规模的进行种植，机械化种植使用较少，主要依靠化肥等农产品增加玉米的产量，这就导致了玉米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资金较大，相对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的销售价格相对高出很多。

2.我国对玉米消费量不断增长。玉米是我国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玉米作为我国养殖业的重要饲料生产原料，对促进我国畜牧养殖业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养殖业的大力发展，玉米加工的企业数量在逐年增长，其产业的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玉米加工行业快速的发展。在未来的粮食结构中，我国的养殖业对玉米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我国玉米出口量在逐年减低的局面。

3.我国的农产品关税不完善。我国根据《农业协议》做出农业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在2008年已经降到了15.1%,国际进口关说平均水平的25%，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外农业产品进入我国的税收标准，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玉米现今的出口每亩给予人民币440元/d吨的补助，如若取消了在出口方面的补助，将导致我国玉米产业更不利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五、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策

1.增强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强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要降低我国玉米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玉米的销售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玉米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国内的玉米生产成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生产成本在逐年的增长，每亩玉米生产的总成本在2008年至2009年增长了3.18%，人工成本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比2008年上涨8.83%。同时土地的成本也在影响着玉米的生产成本。对土地有效的进行规划和经营可以降低土地和人工成本，对土地进行有效的流转，提高生产力，增强有效的劳动效率，降低单位面积内土地和人工的支出费用。

2.发挥我国玉米的非转基因优势。前文讲到，美国的玉米之所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是由于转基因的种种优势产生的。随着国际上对转基因玉米的质疑，其主要原因是对食用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而我国的非转基因玉米虽然再生产成本上较高，但是有益于人类的健康，我国非转基因玉米的这一优势应进行大力的宣传，发挥我国玉米非转基因的优势，以此来降低玉米国际的逆差。

3.做好补贴政策。我国是WTO国际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在遵守国际世贸组织的制度下，将我国的补贴政策运用好，充分利用绿箱的政策，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对国内的乡村道路进行维修，使我国的乡村道路畅通并加大对水灌溉工程的建设力度。同时要改变补贴的模式，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来进行直接的资金补助。现今，我国对农民的补贴制度在逐渐完善，只有做好补贴政策，才能很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

六、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玉米产业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的不良现状，其次，从三个方面对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从三个方面对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策进行了解析。本文通过以上的阐述，旨在降低我国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为玉米产业的稳定发展献力。

作者:吴世玉 单位:皖西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美娟，刘睿.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对策[J].教育与经济，2012，03（34）: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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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聪颖，肖海峰.基于CMS模型的我国玉米贸易逆差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5，08（35）:45-49.

[4]杨玲.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探讨[J].特区经济，2014，02:205-207.

粮食国际贸易范文篇10

关键词：粮食进出口；演变趋势；体制困境；政策措施

1前言

1.1粮食进出口问题的提出

1.1.1我国粮食进出口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粮食是1种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特殊产品，任何国家都10分重视粮食的稳定供给。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70年代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在发挥国内农产品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必须考虑好国内粮食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要扩大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粮食产品的生产，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相应减少没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产品的生产。通过适当进口、有进有出的办法来调节国内粮食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