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范文10篇

空间转向范文篇1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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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Soja.“Thesocio-spatialdialectic”[J].Annals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1980.70.

空间转向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6〕S.ShapinandS.Schaffer.LiviathanandtheAir-pump:Hobbes,Boyle,andtheExperimentLif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225.

空间转向范文篇3

关键词：空间生产；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空间重构

党的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作为林业生态建设的主战场，生态公益林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生态保护和恢复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确保生态公益林的持续稳定发展，备受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公益性属性，现有研究多从生态补偿的角度来研究生态公益林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刘滨等[1]曾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发现，从1990—2016年，以“生态公益林”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记录共有2740条，以“补偿政策”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有2540条。这主要是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外部性特点，使得缺少政府支持的私人投资难以盈利，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维护离不开财政公共支出。因此，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态补偿机制[2]、补偿方式[3]、补偿政策实施绩效[1]以及补偿资金融资模式[4-5]等展开讨论。然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生态公益林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用于生态补偿的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将越发凸显。如何改变这种“输血式”的生态补偿模式，寻找一种“造血式”的生态获益模式，是确保生态公益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开启了“空间转向”思潮，以列斐伏尔（Lefebvre）[6]为代表的“空间生产”理论，打破了传统上只将空间视为物理空间的认识，而将空间视为有目的的社会实践，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实现了由“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向。这为空间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而整体的研究视角。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和情感的需求，艺术作为一种展现人类情感和意识沉淀的过程，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对于空间价值的提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艺术介入空间生产受到了广泛关注[7-9]。生态公益林作为一种承载生态林木生产的物理空间，如何通过艺术介入实现其到社会空间的转变，从原来只注重其空间中的林木生产的生态价值转变为关注生态公益林本身空间的生产，实现其生态空间价值提升，从而具有自身“造血”能力，这可望为生态公益林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条可行路径。

1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他最早打破关于“空间”概念的物理认知，并对空间问题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他于1974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空间生产理论的形成，他认为空间不仅是承载社会生产的背景或容器（productioninspace），而且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影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10]，同时空间本身也是生产的一部分（productionofspace）[6,11]，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实质是自然的“人化”过程[12]。为此，列斐伏尔进一步关注到人们在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精神需求领域的消费，从日常生活分析入手将消费拓展到这些领域，并在空间二元对立认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三元一体”理论框架，对空间生产的作用过程加以分析，并指出三个空间的生产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三维一体的关系，是一个同时展开的过程[10]。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过程的第一个维度，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维度，负担着社会构成物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第二个维度是“构想的空间”（conceived）维度，指精神性的与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与物质性的空间实践相反的“空间的再现”，即建立在对空间感知的基础上，并通过知识的建构形成对空间的构想；第三个维度是“再现的空间”，这是一个由居住者与使用者主导的空间，也是一个具有统治性并且被动的经验空间，为实践和认知互动提供了场所[6]，因此又被称之为“生活的（lived）空间”。空间三元辩证法为人们思考空间提供了一种“一体三面”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三种空间都是一种建构，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其中，空间实践属于居民，以日常实践为主进行社会空间的建构；空间的再现属于有权力和科学知识的人，他们控制、管理社会空间；再现的空间的描述对象是社会空间[13]。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后，哈维、卡斯特尔和苏贾等一批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其后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的发展研究，并被拓展到其他空间生产方面。

2生态公益林的空间生产逻辑

生态公益林是指“以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为目的，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生态、社会需求，以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林木、林地”[14]。显然，生态公益林主要是作为一个承载能产生生态价值林木的物理空间而受到关注的，更多的是呈现其自然空间状态。实际上作为一个空间生产视角下的“空间”，生态公益林不仅仅是作为森林、林木生产的“容器”，其空间本身也可以成为生产的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空间生产中以实现市场消费。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都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公园和海滨这样的场所，都是被消费的地方。”[6]生态公益林空间作为一种消费对象，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应具有交换价值，正是其交换价值才能实现其空间增值，并被不断“生产”出来。由于生态公益林传统生产上的生态价值难以直接转化成交换价值，需要政府财政补偿才得以生产。因此，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的逻辑，便是如何在确保其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开发其交换价值以实现其空间价值增值，使之能持续供应永续发展，而交换价值的开发根植于“从承载空间转向于空间生产”与“从文化载体转化为经济生产物”的概念突破上，可向以下两方面进行转变。一是从传统的林木生长空间转向基于森林生长的消费空间的生产。生态公益林在传统林业的构建观念下，遵循林木的自然生长规律，通过人工种植或天然繁育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慢慢营建、累积、沉淀下来并生产出生态价值。因此，其生产逻辑乃是将生态公益林视为承载生态林木的地域空间。在这种承载空间的概念下，生态公益林在经济价值的创造上似乎有着难以突破的限制：其一就是生态公益林的公共产品特性，其生态价值的受益者是全体国民，无法在全体国民之间对其效用进行分割，难以通过私人部门交易实现其交换价值；另外的限制是因为其在交易成本概念上的监督与稽查成本上的无效率性所致，由于生态公益林的环境特点及树木的自然特性，难以对各个流程进行监督，或者监督的成本高昂，监督行为是不经济的[4]，只能由政府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让私人部门进行生产，形成财政“输血”式的生产模式，而生态公益林的正外部性使得这种生态补偿不足以弥补私人生产部门应得的收益，影响生态公益林的持续供应。按照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的生产是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营造的物质环境，让使用者专注于消费行为的场所。消费者的消费逻辑会控制并主动创造各种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15]。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流动过程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后工业社会开始转向消费的审美化，空间应当满足对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精神需求的生产[16]。当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们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过程中开始对生活环境的生态化和艺术化产生较为强烈的需求，人们开始将生态问题视同身边日常事务一样进行关注，并希望在享受优质的生态环境带来身心愉悦的同时，还能获得艺术的美感体验，继而在内心激起某种生态反思的共鸣。生态公益林这种以“林木”为中心的空间储藏便可以借助艺术介入转向更多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空间互动。艺术作为文化的最高形式，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联动并黏合周边的生态介入到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中，从而使之基于林木生态空间不断呈现出多功能、多样化、个性化相融合的美好生活新空间，完成消费空间的再生产，也就成就并提高了其交换价值。二是将生态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在消费社会中，空间消费是空间生产的动力和增值的源泉，决定了空间分配的结构和空间再生产的方式[17]。生态公益林空间从生产型空间向消费型空间转向，主要源自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而产生的强烈的生态化和艺术化需求。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生态公益林原有空间所承载的林木、栖息地及其生态景观文化资源，都可以转化为空间生产资料，成为消费空间要素为消费者广泛消费。在这一消费空间生产过程中，要使这一消费空间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就需要借助艺术与技术的力量，将生态公益林的特色生态景观及地域文化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和改造，就如同产品设计能使产品生产增值一样，通过空间的艺术造型、色彩、音乐、戏剧、多媒体技术等现代艺术和技术手段的介入，在对生态公益林生态价值强化的基础之上，赋予其丰富的文化艺术等精神价值，实现旅游、艺术互动等新功能的注入，打造出艺术化的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实现生态公益林空间价值的提升，从而完成生态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转向。

3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的空间重构

3.1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空间重构的运行机制。美国学者韦恩•奥图和唐•洛干[18]曾提出了“城市触媒”的概念，认为在城市空间中创造城市新元素，能够产生一定的触媒效应，并引发空间中一系列的良性变化。公共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有望成为社区空间的“触媒体”。同理，艺术介入亦可成为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转化的“触媒体”，通过不同的艺术介入方式将生态公益林从承载不同林木生态的空间（space），以艺术手法、创作技巧，把代表特定公益林的社区文化积淀和历史遗迹的文化资本予以整合，建构出具有社会性、人文的、故事性的场景及物质，依此发挥艺术介入的“触媒（催化）”作用，打造“艺术化的绿水青山”，激发生态公益林空间的场域（place）再生与复兴，这不但保障了生态公益林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还可以通过艺术构建出具有生态美感的物质空间环境，打造舒适的林区生活美学场域，传承并活化传统的林区地方特色文化，让生态公益林社区居民重拾对本土林区生活的热爱，也让林区外的人重新认识生态公益林的价值，体验独特的森林艺术美学，进而带动旅游文化等相关服务业发展，激活森林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建适宜的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前述运用艺术介入作为触媒将生态公益林区由空间（space）的林木生产逻辑转变为艺术化生态社会场域（place）的生产逻辑，可以借助列斐伏尔的“三元一体”空间生产过程，通过生态公益林以下三个空间的艺术化过程来实现。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空间实践，即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审美感知空间，主要表现为生态公益林的物质性艺术景观建设，需要在保持原有的生态公益林地使用功能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艺术创新，将艺术与生态林景观融为一体，这个过程不仅受制于政府政策，还受制于资金，因此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空间。生态公益林空间的艺术化再现，即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审美构想空间。空间的艺术化审美构想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建立在对空间的审美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对审美感知空间所提供的原始材料进行再加工，进而形成了对空间的审美构想[13]，这一再加工过程就是生态公益林艺术审美空间规划设计过程，这一空间再现的表达是基于生态公益林及其林地的自然条件进行的艺术化表达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不但需要艺术家还需要其他的专业团队通过在地创作来实现，因此这是一个多学科知识建构的空间。再现的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即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美学生活空间。再现的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是建构于感知的物理空间和构想的精神空间之上的、真实的生活空间以及人与外部环境的交互空间，通过生态公益林艺术社区的打造来实现，艺术社区的打造需要以艺术介入作为启动生态林区内在艺术动能的触媒，使人们透过艺术关怀林区生活，关注林区生态，发现林区之美，促使当地居民重塑家乡认同感、旅游者重新认识生态公益林区，并在互动参与中突显出“林”的价值，推动艺术与当地林业及特色文化相融合所产生的森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生活、生产、生态的“三生合一”，带来生态公益林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生态公益林艺术化“三元一体”空间重构过程中，首先，需要政府转变基于传统“空间中的生产”而形成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和管理思维，制定支持各类艺术介入活动相关的政策法规，为推动生态公益林空间从“生态林木的物理空间承载（carrier）”向“艺术化的生态林场域（place）”转向提供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通过资金引导鼓励企业或各类社会机构在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下筹资参与建设，邀请高水平的艺术家和专业团队进行在地创作，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理念创新推动机制；其次，需要转换艺术家、专家精英式主导公益林空间重构艺术化规划设计的传统模式，通过设置艺术家与当地居民的对话和公共讨论的机制，充分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使规划设计方案达到真正体现社区居民共同意愿的目的；再次，需要改变以政府部门为核心主导地位，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威力量硬性推动生态公益林建设的传统方式，通过艺术的力量激发林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汇集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除了居民主动参与外，还可以成立合作社或当地社区协会以代表居民集体利益，配合政府生态建设管理目标，监督企业构建出由当地居民、社区协会、艺术家及专业团队为主体，以政府引导为辅助的行动者网络，推动“艺术化的生态林场域（place）”营造。3.2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空间的重构策略。（1）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空间实践：艺术作为生态公益林物质性景观空间生产的手段。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空间实践，属于感知的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是艺术化生态公益林景观物质性空间的生产，能让人们在感知的过程中建构对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存在的物质性景观的客观审美体验。在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作为感知的审美景观空间，生态公益林物质空间的艺术化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后两个空间生产的基础。借助各种艺术手段，结合生态公益林的森林及林木资源以及林地特有的地形、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条件对空间进行艺术化改造和建设，在受到保护的生态公益林中打造出点式的艺术装置、线状的森林艺术走廊和面域的林地艺术空间，构建出人与艺术的交流平台、艺术与生态公益林及其林地环境融合的平台，给人们带来除了生态旅游之外的全新的艺术审美体验，也让人们看到了生态公益林除了用生态作卖点以外的另一种可能，一种以艺术为生态公益林旅游带来多重感官体验的可能。点式的艺术装置或必要的建筑主要是利用艺术点石成金的力量，将生态公益林空间中的一些地方元素和氛围提炼为美学符号进而通过艺术作品表达出来，与大自然环境完美地融于一体，让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形成具有森林艺术特色的审美空间感知。例如，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郊外的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一件件出自日本、匈牙利、芬兰等世界各国艺术家创作出的写实的、抽象的、流动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类艺术作品，散落在树丛中、草坪上、湖水旁，成为一个个人工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巧妙构思，让人们在清幽宁静的树林深处仿佛进入到一个童话般美妙的世界，一个自然怀抱中的艺术王国。线状的森林艺术走廊是生态公益林区内主要的交通道路或刻意打造的景观通道，用独特的艺术手段以线状的形式将分布于林中的点式艺术装置作品串联起来，或巧妙地运用林区资源条件构建出有趣的艺术景观通道，满足游客在林区内通勤途中的艺术需求，或给游客营造出奇妙的艺术审美体验。例如，在2019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中，来自安徒生故乡的艺术家托马斯，主张人们回到童年，去做一个顽皮的孩子，回到森林里，感受自然的魅力。为此，他用武隆的废旧木材制作了两个相恋的巨人，并将巨人藏在了森林和岩石的隐蔽处，使它们不能见到彼此，需要通过人们的帮助才能传递相互的爱恋，而他利用森林的地理条件打造出的“爱的小径”则成为游客将两个相恋的巨人连起来的森林探险景观通道。又如，在加拿大科堤库峡谷的乔治公园（ParcdelaGorge）里，世界顶级多媒体艺术工作团队，将现代多媒体艺术工具与森林实际场地相结合，从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获得灵感，用灵感打造光影魔法，让现代表演和建筑成为故事的分享地，铺设了一条发光的、被施了魔法的夜路——“流光森林”（ForestaLumina），让游客通过一条两公里的蜿蜒小路，穿越过繁茂的森林，看到路两旁的蛊惑性的人物（来自该地区的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彩色照明设施和神秘植物，并在轻柔的音乐中完成无与伦比的艺术体验。面域的艺术空间主要是生态公益林区内将整体和成片的林木空间构建出具有艺术标志性的物质性景观空间，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将生态公益林区内的自然景观与艺术装置和特色建筑相结合，构成大型互动式地景艺术空间，让人们能以艺术为媒介深入接触当地生活与林区文化面貌，近距离感受林区地景美学。例如，一直以“自然”贯穿作品内核的日本teamLab秉承“让自然能够保持着自然的状态成为艺术”的理念，将虚拟数字艺术带入森林，将历经300万年的御船山森林变成了让人感悟生命的魔幻艺术空间。又如，日本越后妻有地区原本成片的田野在艺术家的改造下变成了面域艺术空间，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因地制宜地点缀在田野中，使整片田野变成了天然的“美术馆”，田野中的艺术品浓缩了越后妻有地区的农耕文化，成为地区的标志，同时也未影响土地原本的使用功能[9]。（2）生态公益林空间的艺术化再现：艺术规划设计作为生态公益林艺术化构想空间的表达形式。美国城市学者佐金等[19]以商街为例，采用“概念的空间”来替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的再现”，认为“概念的空间”是我们想到商业街时脑海中出现的东西，“概念的空间”体现、复制和象征着某一社会团体的共同意趣。生态公益林空间的艺术化再现属于这种概念的空间，即在对生态林艺术化物质审美空间实际感知的基础之上进行空间构想，并选择适当的概念形式予以表达，形成生态公益林空间实践过程中概念化的艺术空间想象与精神性空间。生态公益林艺术化“概念的空间”或构想的空间往往依赖艺术家及各类专业知识人的空间学问，但同时也必须有普通人的场所认知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空间认同。因此，往往需要借助艺术沙龙、媒介等形成系统而深刻的知识建构，影响和建构公众对生态公益林艺术化构想空间的认知和认同。对生态公益林进行艺术规划设计是一个关于构想空间的知识建构过程，也是生态公益林概念空间表达的载体，其话语权通常掌握在艺术家等专业人士手里，但整个规划设计过程必须与林区居民进行长时间的沟通和确认，以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尊重生态公益林林区自然条件及当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人们熟悉的符号、元素等，通过艺术表现手法，将空间营造的形式转化表达为具有地方风格的艺术，并应用创意创新的思维将地方传统生活素材与创意构想相结合[7]，有助于激发社区的自主创新意识。例如，2011年时，美国艺术家马佐塔受Coleman艺术中心之邀，前往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小城约克（York）开展艺术项目。马佐塔第一次到访时，就组织了一间“户外客厅”，邀请了当地社区居民甚至路过的人们加入讨论，让普通居民畅所欲言。在这个“客厅”里，居民们提出了自己的关切，一是需要更多面向所有居民开放的公共空间；二是城镇中心废弃多年的房屋影响了小城面貌，希望能有所改变。通过这次“室外客厅”对话，马佐塔与团队在设计创作时，充分考虑社区居民关切的问题，建成之后成为当地很受欢迎的公共场所，举办了不少音乐会、演出等活动，并获得了许多建筑与艺术奖项，可谓非常成功。马佐塔的“室外客厅”式概念空间构建，在设计之初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在完成空间知识建构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唤醒居民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社区的记忆实现自我的地域身份认同，另外还能激发出社区居民内部的信心和潜能，主动地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积极变化，从而带来社区持久的活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景观成了产业生态化的载体，也意味着从通过牺牲环境的发展模式向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式的转变[13]。生态公益林空间的艺术化再现，也是这一理念的艺术化概念空间。（3）再现的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艺术作为启动生态公益林区内在艺术动能的触媒。再现的艺术化生态公益林空间，属于生态公益林的艺术化生活空间（livedspace），是一个包含了生态公益林物质性空间和概念性空间，又超越了二者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生态公益林艺术社区。人具有向往自然的天性，但又不满足于太过平淡的自然空间。艺术作为能够启动生态公益林区内在艺术动能的触媒，可以激发自然的生态公益林空间成为令人心动并能带来多重感官体验的艺术社区，吸引人们的到来，并在人们的集聚中引发大量的社会交往，继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使生态公益林艺术社区变得更具活力。在这一艺术社区空间营造过程中，借由艺术和科技的力量，艺术家的集聚不但带来创意创新的思想和创作作品，还能通过在地创作将居民以及居民的生活，甚至私人空间纳入艺术创作过程中，使艺术家与居民、居民之间、居民与外来游客之间展开充分的交流互动，带来整个公益林社区的文化认同；此外，还可以引导生态公益林社区居民从探究当地林区资源到活化运用在地资源，共同创造社区活力，实现以艺术串联生活、生态、生产的营造策略，培养社区居民的生活美学，打造出生态美感的环境并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实现生态公益林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公益林艺术社区的营造及空间重构，其根本目的在于艺术创作过程中形成的社区发展互动机制，而不在于创作的艺术成果，当然互动机制中创作的成果也会增添生态公益林社区的旅游吸引力。我们再以日本越后妻有地区为例，该区位于日本新潟县南部，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区村落，但在现代化浪潮下渐渐凋零了。一位出生于本土的艺术策展人——北川，从1996年开始创办大地艺术节，希望借助艺术的力量，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进行在地创作来修复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在创作过程中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村里的老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义工一起，创造出充满当地风土人情的各种艺术作品，散落在山间、村庄、田地、空屋及废弃的学校等地方，将整个社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美术馆”，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参观，带动了旅游文创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艺术活动慢慢成为推动整个越后妻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奇妙力量[9]。台湾台南市的土沟村也是通过“农村美术馆”式的艺术社区营造而实现农村复兴发展的成功案例。2012年土沟村整合提出了“农村美术馆”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美术馆认知，将农村美术馆变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村即美术馆，美术馆即村，从而打造出农村整体生活空间这样一个“场域”，使四季景色变换下的农村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时空艺术构成“农村美术馆”的内容。土沟村每年都会利用农村美术馆这个平台，策划各式与乡村永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艺术活动。除了邀请艺术创作团队外，还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当地居民以及来自各地的青年人共同参与艺术活动的实践与创作过程，在注重乡村环境改善的基础上，透过艺术行动挖掘乡村新生活美学，重新诠释田园之美，让艺术与乡村产生更紧密的互动与互助，重塑乡村社区凝聚力与发展源动力，带动乡村艺术文化产业永续发展，实现乡村复兴[8]。重庆武隆的2019武隆•懒坝的大地艺术季把艺术放在山区乡村，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来到武隆现场。在现场的创作中，山里随处可见的泥土、蔬菜、竹子、老屋、村民、村民丢弃的废旧木材，以及山雾、晚霞、季风、大地、山峦等都成为艺术创作的载体和现场，通过艺术这一触媒，使当地风貌成为艺术的基底，当地的材料成为艺术的素材，当地的青年艺术家和乡村的民众都成为艺术的创作者或合作者，打破了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由此当地的文化得以激活，乡村的艺术传统得以回归，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到访。这种山村艺术社区的打造，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体现了“把艺术还给人民”的主题，也成功地实现了由传统的林区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的转向。

4结语

空间转向范文篇4

【关键词】席勒；审美教育；时间美学；空间美学；时空一体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中大胆对人工智能的明天进行了预测，人类社会经历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的迭变，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新时代。文化现象由口传媒介时代、读图时代、机械复制时代进入了自媒体爆炸的“微文化”时代，人类的发展走向后人类，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审美、文艺批评也要进行新的转向。本文将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思想进行概述，浅析大众审美时代文化的转向，探讨大众审美时代审美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审美教育书简》中审美教育思想概述

弗里德里希·席勒于1793年到1794年初把他研究美学的心得写成书信，寄给曾在他困难时期给予他慷慨帮助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这就是留存至今的由27封信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审美教育书简》的译者冯至在序言中说：“书信与论文不同，论文一般只写研究的成果，书信则陈述了作者思辨从开端到结论的过程。”①席勒在书中反复阐述了感性、理性两种冲动的特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理性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要学习、支配我们生活的更多是理性的人，也就是从被动的自然人要走向主动的理性人，但是席勒认为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以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就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纵观当下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并非席勒所生活时代的“腐朽与粗野”，而是当下我们文化时间化、快餐化对中国传统空间文化的快速冲击，使得我们更多的成为占有、享受的感性的人，更是远离了理性人。席勒也说：“艺术是人类理想的表现，它是由精神的必然而产生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但是，现今需要支配了一切，功利盛行，科学发达，艺术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②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反复对于感性、理性冲动的人描述，都是想通过美、美育走向自由，使人客观类属的性格和主观特殊的性格统一起来，达到性格的完善性。而这种性格的完整性，随着我们工业文明的进步，社会风气的突变，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破坏了我们人类天性中的和谐状态，失去了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我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而我们生活中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之间真正的相互作用，是理性提出的任务，席勒对于这种物质和理性之间也做过调节：“但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人既意识到他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既感到自己是物质的，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的。”③对于物质和理性的调节便是审美教育，最终实现的就是“人性观念的圆满实现就是美。”

二、大众审美时代文化景观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自媒体的快速发展，文化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迅速追求产业化、市场化、快餐化、时间化的大众审美时代。大众审美时代多表现为“形而下”的“具象意识”，追求世俗、消费、娱乐，这和传统“形而上”追求本源、教化的“抽象意识”有很大不同。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轰轰烈烈的开展，宗白华为此还专门做过反思，他指出：“于礼乐器象征天地之中和与秩序理数！使器不仅供生活之支配运用，尤须化‘器’为生命意义之象征，以启示生命高境如美术，而生命乃益富有情趣。不似近代人与无情无表现，纯理数之机器漠然，惟有利害应用之关系，以致人为机器之奴。更进而人生生活机械化，为卓别林之《摩登时代》讥刺之对象。”④宗白华认为中国审美文化是天人合一、时空一体，重点突出“以时统空”的律动美感，而近代“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⑤宗白华发出“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的时代之问，成为我们面对审美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产业化、市场化，抛弃、改造、戏谑经典文化等现象时，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章启群在《现代的与古典的——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一种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西方艺术渊源于希腊”⑥，而“希腊人发明了几何学和科学”⑦，在我们的认知中“几何学”“科学”都是数理现象，这表明西方审美文化从根源就和效率、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宗白华认为“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⑧中西方审美文化对比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重视空间，并且是“空间时间化”的律动意识，而西方审美则构建矛盾冲突的时间性审美体验。本文从单一审美现象学入手，不难发现西方美学有着史诗、歌剧等艺术传统，特别重视崇高、悲剧、喜剧等集中时间制造矛盾的艺术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最能代表审美意象的当属诗歌，而诗歌中却饱含着文人士大夫的命运意识和宇宙意识，抑或是对时空的感悟，抑或是对家国的忧虑，抑或是对故人的眷念，但不论是宇宙意识、时空意识、命运意识都可以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清晰而富有动感的画面，如同王维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充满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时统空”的律动情感。而我们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电气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如大卫·哈维所讲的“时空压缩”的模式很快卷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马克斯·韦伯在其论著中多次历史性的探索中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与否的原因，他认为“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⑨，并提出了“工具理性的时代”。这样看来，近代提倡工业革命，提高效率，缩短时间，就连艺术作品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而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以时统空”的视域下重视空间，西方时间化审美的模式必然对“以时统空”空间化的审美模式造成冲击，这就导致我们现如今很多经典文化被解构、笑场和戏仿等。如果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分追求市场价值和经济利益对当下审美文化造成了冲击，这应该是一种表面的现象。透过更深的学理层面，分析当下审美文化转向的根本原因是：时间效率文化和空间感受文化的冲击和矛盾。西方文化认为时间上的矛盾冲突是给审美者带来快乐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古典审美文化则是重体验，重感悟，多表现出宇宙、时空、命运意识，比如：《乐记》中“乐者，天地之和也”；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胜”；王勃“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等。所以，中国当下审美文化面临的困境是空间审美体验受到时间审美的冲击，抒情审美文化转向了叙事审美文化。当人类无止境向自然表现出理性力量和自由意志时，如何用席勒搭建的审美教育的桥梁观照大众审美文化出现视域冲突的问题，这是本文下面要解决的问题。

三、大众审美时代审美教育的启示意义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阐述了人从被动的自然人到思想意志支配的理性人过渡时必须有一座桥梁，这就是审美教育。席勒重视对艺术、游戏、性格完整性、自由、审美修养和人性观念的描述，这些词语都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两部分本文分别概述了《审美教育书简》的美育思想和大众审美文化的转向，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用审美教育的理念来指导当下文化景观的转向，并赋予其实践意义。席勒认为：“人摆脱了动物状态进而具有人性的标志是喜欢假象，爱好装饰与游戏。”⑩这其实说明了人之所以具有人性是因为人具有了审美意义，大众审美的意义也在于“装饰与游戏”的丰富性。但“装饰与游戏”的丰富性一旦与原典文化有了冲突，就需要审美文化的转向，以达到其本真和谐之美，席勒在论述审美教育对我们生活的价值意义时说道：“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朽与粗野，以及现代人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作准备。”⑪所以，席勒审美教育对当下大众审美时代的启发在于回归中国古典“以时统空”的美学观照，中国古典美学主体间性的回归意味着体验更加浓烈，回味更加无穷，人性更加和谐，中国古典美学时间性与空间性并没有互相对立，而是时间性融于空间性中，从而达到天人合一、时空一体的境界。而当代美学存在着现代时间美学与后现代空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审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分裂，出现了快餐化、时间化、节奏化的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在今天我们不仅要提倡文化景观的回归，也要更多地体现审美教育中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的一体化；在审美中，时间和空间的分裂消失，理解与同情无别，无论是再现艺术、叙事文学，还是表现艺术、抒情文学，都弥合了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距离，达到了审美的自由境地。这种审美的自由境地也就是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美的教育的升华和发展，也具有了更多可实践性意义。

四、结语

空间转向范文篇5

【关键词】城市规划展示馆；名片；根本

我们中国的园林设计自古至今一直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人性化”和“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我们所设计的产品必须造福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的也必须依靠这种思想来设计，这样才能使其发展下去。

一、“人性化”与“可持续性”的处理

人性化指的是一种理念，在具有美观的同时能根据大众的生活习惯、操作习惯来方便大众，既满足了大众的物质功能诉求，又要满足大众精神上的需求。人性化具体到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在设计中以“人”为本，所有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所以对空间功能的基本要求，即以安全为主要目的。以“人”为本，人性化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且这种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空间的存在是由人的感知产生的，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和研究，首先是要清楚人在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展示空间作为规划馆空间的主体，它与城市民众的生存生活是紧密相连，它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物品和空间，是展现城市魅力的“艺术品”，作为城市人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规划馆空间应当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情味，适应公众多方面需要并为其活动提供空间的创新与背景。成功的空间设计应当提供给人们各种有趣与有益的场所、空间和实体，虚拟和现实。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展示空间也应该考虑到人的需要，提供给人们一种“人性化”的空间，可以自由的参观，接触新的理念，学习新的观念，获得乐趣等。这绝非如想象的那般简单，展示空间与生活的直接联系，不仅成为与人类生活一样丰富和生动的历程，而且其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认识到“展示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展示生活。”[1]人性化设计在展馆的空间设计中，首先需满足大众生理与心理需求，其次要考虑生态性层面的人性化和文化层面的人性化，也要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具体到规划展示馆的空间上就是参观路线、一块展板、一个扶手、一盏灯、哪怕是展馆内的卫生间，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实施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将是一场社会变革，因为它象征着：要从唯经济衡量发展转向经济、社会、自然三方面协调发展；要从过度泛滥的盲目发展转向适度的科学发展；要从人受自然环境威胁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2]在我们对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自然的简洁与朴素、情感设计、细节设计的高品质、材料的生态性环保性、对地域文化的关注等都是我们人性化设计的考虑范畴，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自古就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指的就是一种可持续性，这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对公共空间发展变化的适应和协调是可持续性设计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一切空间设计的“可持续性”都离不开这一问题。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的定义各式各样，最广泛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3]这一概念出自于“布伦特兰报告”，而在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及资源的永续利用。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既满足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不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构成威胁”，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城市的发展来决定的。就客观而言，城市规划展示馆空间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我们在逐步扩大城市规划馆的功能的同时要注重它的精神的功效。在设计的时候，必须从最基本的功能出发，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从材料、技术、人的情感、行为、规划、等众多因素考虑，把狭义的空间转化成广义的空间，使展馆的空间从二维、三维向四维空间发展，同时也要方便展示馆的二次或多次改造。

二、结语

在现代设计中越来越重视“人与环境友好”、“绿色设计”、“可持续性设计”等理念和实践。要求人们重视生态、资源和整合性创造力，人们不仅要回归与自然、环境，与真正的生活友好，也应在珍惜人类感官的原始特点中重拾设计的真正感觉，向一个更高境界的、具有生命力表现的设计创造发展，所以我们对展示馆的空间设计中也在环境因素加重了筹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营造出最好的展示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晓佑，谢云峰.人性化设计[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10-18.

[2]张立.展示空间的设计——人为空间的设计方法探寻[J].湖北商业高等学校学报，2001,(12):74-75.

空间转向范文篇6

当代空间认识论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它强调空间的能动性、自我生成性、异质性，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后者将话语重心转向忽视已久的“文学空间”问题，以期在对文学空间的重新审视中，建构适应于当代空间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也表征着20世纪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形式的内部研究走向侧重社会文化的外部研究的历程和重心变换。文学文本学空间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学空间问题，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小说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强调文学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文学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起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1］，他以时空体为基点分析了从古希腊到现实主义小说，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空间(狂欢广场)到私人空间领域的演变。巴赫金站在历史诗学的角度，于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审美纬度中洞察文学空间问题，提出文学的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弗兰克在对乔伊斯、庞德等现代小说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形式”概念，它是现代小说中使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的艺术手段，用以说明现代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化倾向。弗兰克继承了西方诗画对比说的古老传统，在形式美学角度考虑文学空间问题，把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碎片化、拼贴等形式美学技巧视为现代小说的新趋向，使文本形式呈现出绘画一样的空间效果。巴什拉独树一帜，他运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法专门研究文学文本中具有诗意的空间意象和其间蕴涵的存在论哲理意蕴。对于巴什拉而言，文学文本中的诗意空间“并非物理空间和抽象逻辑空间图示，它是想象的，体验的，印证人此在的内部空间……”［2］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探讨角度多样，既有形式纬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生存哲理纬度，文学空间含义不断扩大，从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时空一体的到隐喻的、诗意的、哲理的，但对文学空间注意还只限于文本某个层面范围。

70年代以后，古伦、米切尔、佐伦等人对文学空间研究进一步深化，直接谈论“文学空间”概念和整体构成上。古伦提出文学空间是文本的空间，认为在文本中具有操纵力量是创作，它产生了文学艺术品这一文学空间，它是文字语言的，具有时间纬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认知的，总之要将文学空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要和时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而非分割开来理解。古伦首次正面论述了“文学空间”概念，他要求将作者、读者和文本空间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仍有启迪。W.T.J.米切尔将重点放在文本空间的整体构成上，他以“空间形式”指代文本整体空间，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它是多层的，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为此，他将文本空间分为字面层、描述层、结构形式层、意蕴层来考察文本整体空间。加百列•佐伦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一文意在阐明文本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3］，进一步细化文本空间整体构成，在垂直和水平维度上分析空间整体结构模式。相比前人，佐伦对文本空间结构分析最为严谨和细致，但是佐伦科学理性地建构他的文本空间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学空间的想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动态性等多元内涵。

21世纪初，文学研究和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浪潮，对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影响到文学空间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试图突破叙事理论封闭自足、过多强调时间忽视空间的缺陷，试图将社会文化语境与文本空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重点放在文本再现空间(叙事)层面，为凸显文本再现空间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语境，引入作者和读者两极，格外强调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认为叙事文本空间结构是在阅读中逐渐建构起的，提出叙述横纵轴空间化阅读和阐释策略，水平轴是虚构人物在文本时空体的运动，纵轴是作者书写读者阐释，如此，文本与文学、社会与历史形成互文对话。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读者、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将文本空间构成指向一个动态形态，突破了前人将文学文本空间视为静态、同质、被动的狭隘观点，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现世界而悬置了文本空间其他层面，忽视了文本本身复杂性、多重的空间层面，且将文本叙事空间构成完全转移到读者心理建构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当。随后，玛丽•拉热瑞尔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指出叙事学的空间概念不应仅局限于承载事件和场所容器样的再现世界中，应包括文本各个层面。他将叙事文本空间划分为叙述空间、文本的空间延伸、文本载体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形式，提出要结合叙述视角对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的疏漏。文化学文学空间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当代另有一条从社会文化路径通往文学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所，它以跨学科的视域，融合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洞悉文本再现空间中意识形态元语言，形成目前极为热门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深受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空间认识论转型的影响。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对传统的空间观发起挑战，赋予空间和时间一样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的社会生成力量和异质性、多元性、能动性提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的生产，将空间视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来，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清算时，意欲建构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辩证法，以形成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地理批判话语，实现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空间的推动下，人文知识领域各学科(包括文学)纷纷参与空间问题的探讨上，共同积极建构空间理论，探讨空间问题，完成从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跨学科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和研究形成互动策应关系: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领域，对空间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研究也积极参与空间理论的建构，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间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积极构筑出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话语。它以文学文本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景、地点等再现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社会角度切入，关注文本再现空间的指涉系统，挖掘其间隐藏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意旨在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批评成果。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的兴趣并不在于追寻“文学空间”概念和“文学”本身，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间便是“文学景观”，是文学表述层面中的地理、地点、场景等再现空间和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指涉，“文学景观最好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和知识的景观。”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现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学科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和产物，还源自目前身处的文学文化转向语境。文学空间理论批评与其他文学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一样，不再纠缠于文本审美性、文学性等问题，而将它们视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性构成的产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会实践的话语结果，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价值。为此，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与后现代人文学科一道，将文学再现空间置于前台，将之视为浓缩着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文化表征和符码，对它进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实现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再现空间和文学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实践，益处在于“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以外部研究方法积极探索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体现出文学与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尤其将文学空间拓展到能动、异质和社会生成力层面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空间研究。如果说世界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关系的话语建构，那么文学则是关于这个话语的话语，文学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逻辑，文学空间并不等于现实空间和地理。但文学空间理论却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一个层面，完全忽视文本审美维度和自主性，一味趋向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必然引起丧失文学本体论的身份定位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新的空间认识论坚持空间的多元性、开放性、异质性，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也必须以此为依据，在文学学科视野中，重新界定“文学空间”，建构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在这点上，文学空间理论还有待继续深化和亟待自我理论建构的完善。

空间转向范文篇7

关键词：前组合灯；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调光系统；设计方案

目前，汽车领域，前组合灯通常包含远近光灯、位置灯、前转向灯等功能，昼间行车灯一般与前组合灯分开，放置于前保险杠上。远近光灯光源通常为普通卤素灯泡，发光形式为反射碗反射发光，现今由于造型趋势，要求前组合灯大小更窄更扁，从而导致反射碗偏小后发出光型效果差，亮度不足，客户抱怨灯光差。前组合灯远近光调光通常采用手动调光装置，通过室内的灯光调节旋钮，控制前组合灯上调光电机运转，从而使反射碗转动角度，来实现灯光的上下左右调节。

1概述

造型趋势导致的前组合灯大小更窄更扁，原卤素灯泡方案已满足不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要求。同时，由于整灯空间小，也导致无法将昼间行车灯放置于前组合灯中。对于一些高档车型，手动调光装置也已无法满足客户操作方便性的要求。本文阐述了一种前组合灯设计方案，该前组合灯远近光灯采用35W氙气灯光源，配合远近光一体式透镜，使用更小的空间同时实现远近光灯，由于氙气灯泡的出色表现，完美解决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抱怨。该前组合灯包含昼间行车灯功能，通过LED光源，光导管式反射结构，以及电流控制电路，仅使用位置灯的空间，同时实现了昼间行车灯功能。该前组合灯采用AFS自动调光系统，通过灯光上下左右自动调节，给予客户更舒适的体验。

2前组合灯设计方案

本文提供了一种汽车前组合灯，该前组合灯包括远近光灯、位置灯、昼间行车灯、前转向灯功能。整灯造型及功能布置见图1。2.1远近光灯设计方案。该前组合灯远近光灯光源采用35W氙气灯泡，灯光反射及配光系统采用直径60mm远近光一体式椭球透镜组。远近光光源及反射配光系统如下图2所示。灯泡发出的光通过灯光反射面反射到透镜上，透镜再将光折射出去，通过电磁线圈通电与否，改变下遮光板位置，分别形成远光与近光光型。2.2位置灯与日间行车灯设计方案。位置灯与昼间行车灯采用LED光源，灯光反射及配光系统采用光导管形式。位置灯/昼间行车灯光源及反射配光系统如下图2所示。LED光源发出的光，通过导光管背部的齿形花纹反射，把光从导光管正面发出。通过调整齿形花纹大小及形状，保证发出的光型符合法规要求。通过给LED输入不同大小电流，分别实现位置灯与昼间行车灯功能。2.3前转向灯设计方案。前转向灯光源采用普通卤素灯泡，灯光反射及配光系统采用自由曲面式反射碗。前转向灯光源及反射配光系统如下图5所示。灯泡发出的光通过反射碗上的花纹反射出去，常规反射花纹区域为正常的抛物面反射区域，自由曲面反射花纹区域为非抛物面反射区域。2.4近光灯调节系统方案。近光灯光调节系统采用AFS自动调光系统。远近光AFS自动调光系统简图如下图6所示。根据车辆行驶路面情况，车身传感器通过CAN总线，将旋转角度、车体速度、车体高度等信号传递给AFS控制电路，AFS控制电路通过控制调高马达使前照灯实现灯光上下调节，通过控制旋转马达使前照登实现灯光左右调节。

3结论

本文阐述的汽车前组合灯设计方案中，远近光灯采用35W氙气灯光源，配合远近光一体式透镜，使用更小的空间同时实现远近光灯，由于氙气灯泡的出色表现，完美解决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抱怨。昼间行车灯功能，采用LED光源，光导管式反射结构，以及电流控制电路，与位置灯集成于一体，降低了整灯的空间需求。近光调节系统采用AFS自动调光系统，通过灯光上下左右自动调节，给予客户更舒适的体验。本文阐述的方案可有效运用于汽车前照灯的设计，为汽车前照灯设计提供了一种设计思路。

参考文献

[1]袁旭仓.光学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484494.

[2]朱维涛,陈祥熙.汽车灯具设计原理与方法.光学仪器,2002,24(6):35～41.

[3]周伟等.汽车照明.上海汽车照明工程研究中心,内部刊物.

[4]蔡金林,葛爱明.基于折反射组合结构的混合光照明灯具的设计.照明工程学报,2016,27(3):87～93.

空间转向范文篇8

【关键词】“用时间消灭空间”;　时间;　空间　;新闻传播学

一、“用时间消灭空间”再思的必要性

“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命题，国内传播学界移植了这个命题，并进一步将其延展为一则“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尽管确如相关学者所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条在传播学领域具有特别的理论解释力：时间也是传播技术演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显性维度，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所谓的“用时间消灭（或完胜）空间”。然而，还应看到这一信条所内含的固化时间维度、忽视空间维度的价值偏向，以及对这一信条的普遍遵从也必然会导致传播研究中空间维度的缺位，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逻辑方面的缺失。若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已经意味着人类在传播时间上达到某种极致，那“用时间消灭空间”如何继续呈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如果“时间完胜空间”，那么当下即时传播技术理应带来理想的传播效果，甚至实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设想。然而现实却宣告了即时传播并不等于致效传播，甚至可以说，即时传播技术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时间的“死亡”，空间成为传播致效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受此影响，传播学界对空间问题的日益关注，正是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条的回应与修正。由此，有必要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国内传播学界的信条展开适时再思，借以恢复和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推动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学信条的生成

在将马克思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学命题移植、延展为国内传播学界时间完胜空间这一信条的过程中，陈力丹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不仅是移植者，也是重新阐释者。陈力丹作为国内最早关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学者，在《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六章“交往革命”中，引用并分析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1]此后这一观点在学界进一步扩散，并逐步延展为一则有关“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陈力丹提出这一观点后，蔡凯如、袁艳、梅琼林、袁光锋等人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题展开了进一步阐释与论证，并分别用“传播设想”“传播理想”“现代传播的信条”等语汇修辞概括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在国内传播学界成功移植的过程。①刘洁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以及西方对马克思时空观的新探索，进一步论证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解释力，完成了国内传播学界“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②刘洁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是指出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在世界市场和交往革命的背景下提出，它内在地包含着与新闻传播相同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二是在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从经济学领域延展到传播学领域，其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与逻辑性；三是从新型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传媒变革角度，进一步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2]需要指出是，刘洁也承认空间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时间与空间是研究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和关键”，但其论文对空间的强调主要服务于时间的论述，空间本身并不是研究关注的中心。此后，陈力丹与王晶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用时间消灭空间”：马恩论19世纪的电报传递》《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等文中，对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作了更为细致的传播学视角的文本阐释，最终完成了“用时间消灭空间”作为一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然而，与刘洁仍承认空间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与关键不同，在陈力丹的进一步阐释中，空间不再是与时间并列的一个维度，而是沦为了真正有待时间“消灭”的对象，时间终将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完胜”空间。如陈力丹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一文摘要中写道：“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3]王晶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中对此论点予以赞同。陈力丹之后又在两篇论文中重申了上述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一文中，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词条作了如下界定：“马克思谈到电报作用的认识。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克服交换和交往方面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内在驱动，促使运输和通信手段不断改革。他认为，由于交往革命，资本力求摧毁对交往一切方面的限制，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来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其本质便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现代新闻传播的时效要求，是这一情形的产物。”[4]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新闻传播思想》一文中重申，“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终究会造成时间完全战胜空间情形，当今的互联网就是这样的现实”。[5]从移植与延展的视角，第一篇论文可看作移植，第二篇论文可看作延展，一定意义上，这两篇论文简明再现了这一信条的形成过程。正如刘洁所说，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虽是一个经济学命题，由于其“内在地包含着可以与新闻传播相通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以及“新型传播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变革”，彰显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正因如此，“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国内学界讨论传播时空、传播技术无法回避的命题，这也是陈力丹移植与延展该命题的时代背景。这一信条颇有影响，此后有关媒介技术演化及影响，如“时空压缩”“多重时空”“时空一体化”“中间时空”等传播时空议题的讨论，如何镇飚、田静、李曦珍等人的研究，都将讨论建立在“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公认传播学信条的基础上。[6-8]然而，随着即时移动传播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与传播学空间研究的兴起，时间能否“消灭”或“完胜”空间也需要进行及时再思。

三、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学信条的再思

本文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条的再思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从“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命题视角指出空间是马克思经济命题中的一个固有维度；其次从学科视角讨论传播学学科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不同偏好，分析传播学学科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与对空间维度的忽视的内在关联；最后在概述社会理论研究空间转向的背景下，辨析即时传播技术引发的时空再思。1.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中空间的永不退场如前所述，“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命题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哲学性质而富有政治哲学意涵，由此赋予了该命题更大的阐释空间，表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各相关学科都可对此命题进行合理移植和延展，推导出颇有效度的论断，将“用时间消灭空间”移植、延展为一则传播学基本信条也属这种情况。①然而，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意在强调资本通过缩短流通时间的方式，缓解空间上的障碍，以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而非舍弃空间。[9]因此，有必要再次回到马克思最初的表述。马克思有关“用时间消灭空间”原文如下：“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资本借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0]由上段引文可知，“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命题，这个经济特性主要表现在命题论述的主要对象是资本（商品或实物形式的资本而非金融资本）。②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要求商品在生产与销售过程中，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以获得更大回报。对资本（商品或实物形式的资本）而言，空间确是一个实际的障碍，须通过时间予以“消灭”。然而，与当下即时传播技术可达成信息的即时传递不同，实物商品的运输技术虽有提高，但空间始终是一个难以“消灭”的障碍。事实上，即使其后出现的金融资本，空间仍是一个壁垒。当下即时传播技术让金融资本具有了以数字字符的形式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可能，但全球各经济体的地区限制规则仍然存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壁垒依然存在，这也反证出空间的在场。可以说，在经济领域，物流时间虽可随着运输技术、物流管理技术的提高而缩短，但物理空间的客观存在让物流时间永无“消灭”空间的可能。换句话说，时间虽可无限逼近空间，但空间永不退场。商品（实物）的传播与信息的传播是有区别的。商品（实物）的传播让时间永无“消灭”空间的可能，但信息的传播却可凭借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成功消除信息全球传播的时间差，实现信息的全球即时共享，这也为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在传播学学科的移植与延展提供了足证。然而，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的本意并不是取消空间，而是证明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因此，马克思命题中的空间虽是有待时间“消灭”呈现被动性征的空间，但这一命题中空间是永不退场的固有存在，时间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传播学界“时间完胜空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条中，空间已然具有了成为被动的有待（或已经）被时间“消灭”乃至“完胜”的意涵，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命题的本意。可以说，在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命题中，空间是一个固有存在且永不退场，与时间同等重要的维度，共同作用于资本流动的过程。同理，在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延展为国内传播学的一则公认信条时，①空间也应成为如刘洁所指出的与时间并列的现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关键中的一个关键。[2]遗憾的是，在这一命题进一步延展与扩散中，空间不仅丧失了固有存在的地位，而且沦为有待时间“消灭”与“完胜”的对象，为什么该命题在延展、扩散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变异？其中原因需从新闻传播学学科自身去寻找。2.新闻传播学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与对空间维度的忽视从学科视角看，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也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延展变异为“时间完胜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学科距离不同，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更多受益于新闻学，因此，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共同构成了一个一级学科。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都显示出对时间维度的偏好，这种对时间维度的偏好必然导致对空间维度的忽视。新闻学对时间（表现为时效性）的追求是必然的，时间也是构成新闻定义的一个基本要素，甚至在不同的语言中，新闻这个词指的就是“新闻的时效性”。[11]白红义对当下数字传播时代新闻的时间性进行了再考察，②他的相关发现不仅印证了新闻业“因时而作”的特性，还为时间成为新闻研究中经典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理由。[11]他认为，传统新闻时期，新闻“因时而作”；数字新闻时期，新闻时间性虽已然变化——即时性成为新的新闻时间性，但新闻依然“因时而作”。应该看到，白红义对新闻时间性的梳理，虽基于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新闻历史与新闻实践，但其“因时而作”的结论对中西方新闻界有关新闻时间性的追求是普遍有效的。因为新闻“因时而作”，所以时间成为新闻研究中经典概念的论述逻辑所反映出的恰恰是时间的“胜出”——新闻学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传播学同样表现出对时间的偏好。传播学的兴起受益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产业的勃兴，大众传播学也是构成传播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一方面，大众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大众传媒，对大众传媒而言，出版、发行与播出的周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时间性的追求。尽管大众传媒对时间性的追求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新闻生产方面，事实上，大众传媒其他领域的内容生产也讲求时效性。一定意义上，时间性是大众传媒的一个职业性要求，标志着行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大众传媒内容生产对时间性的偏好提供了可能。从大众报刊到广播电视再到数字传播的媒介技术发展，不仅让大众传媒内容生产的时间提升成为可能，且这一技术发展逻辑也契合了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尤其是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似乎为“时间完胜空间”提供了确证。事实上，这也是国内传播学界移植“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并将其进一步延展为“时间完胜空间”信条的技术背景。需要指出的是，中外传播学界对上述媒介技术发展逻辑所内含的时空观的解读是有差异的。西方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③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存在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其空间论述也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时空并举与无处不在。时空并举是指媒介环境学派的空间论述往往与时间论述同时出现。英尼斯的媒介时空偏倚论强调的虽是媒介或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但其理想的媒介是能实现时空平衡的媒介；麦克卢汉“（电力）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1]的论断不仅时空并举，甚至存亡与共；此后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虚拟时空”“时空压缩”甚至“场景论”也都是时空并举，且都属传播速度达到极限（即时传播）后新式的重构时空。无处不在是指媒介环境学派中的空间论述四处弥漫：从英尼斯媒介的时空偏倚论到麦克卢汉的“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与“地球村”，再到莱文森细化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电视地球村”“赛博地球村”以及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都存在一个空间维度的论述。当然，媒介环境学派的空间论述并不意味着媒介环境学派中的空间是一种主动的存在，恰恰相反，空间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服务于其媒介决定论的研究主旨，缺少应有的主体地位。由此，空间要么缩变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要么成为梅罗维茨所谓的“消失的地域”，终将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实现与时间一起消逝。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与高校新闻院系密切相关，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新闻学对传播学存在相当的影响，这也表现在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移植过程中。陈力丹是以交往为起点开始移植的，其交往除了物质交往外，更偏向以电报（报刊）为媒介的精神交往，然而在马克思有关电报的论述中，并没有人类凭借电报媒介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述。①因此，尽管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强大的理论阐释力与传播科技尤其是即时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将马克思经济命题移植为传播学信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其背后仍有新闻学的影响。事实上，正是新闻学对时间的极度推崇才让时间能够“完胜”空间，这与媒介环境学派被动的空间论述是不同的。3.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即时传播实践引发的时空再思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界的“新宠”，出现了“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或曰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的空间转向风潮，[12]这个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维度被长久遮蔽，缺乏应有的主体地位相关。从理论上说，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两者紧密关联，不可割裂。然而，由于时间的相对可变、空间的相对固定，时间的变化往往被认为是绝对的、不可逆的，“空间的变化也相应地被认为是由时间变化而引起的”。[13]事实上，空间不仅长期处于时间的遮蔽之下，且丢失了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②福柯指出：“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4]苏贾也将空间研究的乏善可陈称为“历史决定论下的空间性的失语，即时间（或历史）消解了空间”。[15]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空间转向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背景下，传播学界也逐渐关注空间议题，空间视角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极富潜力的研究领域。国外初步形成了四个表现活跃的研究单元：以创立传播地理学为学术目标的北欧学者、以日常生活媒介消费空间建构为关注点的部分英国学者、从事新媒体和社区关系研究的部分北美学者，以及关注个人随身信息终端都市使用的部分澳洲学者。相关研究虽然角度、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涉及传播的空间维度，“信息传播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新的传播实践和对空间意涵的变革”。[16]回观国内，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传播的出现及对传媒产业颠覆性的影响，空间正式成为国内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议题，③不仅引入西方诸多的空间理论与命题，还尝试从空间视角分析传播议题，甚至结构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叙事。如以孙玮为代表的城市传播研究，其核心议题是讨论城市这一实体场域的传播论题，城市也是一种空间性存在，由此空间成为城市传播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当下城市传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对空间维度展开了论述。④以彭兰为代表的场景理论强调移动传播建构的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样态性的媒介场景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空间成为场景构成的要素。⑤又如以邵培仁为代表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对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和尺度等基本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⑥以喻国明为代表的中国人媒介接触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界面研究，通过对人们在不同物质空间的媒介接触展开量化分析，指出媒介存在对空间的依赖性。①刘涛引入西方空间理论对社交媒体的分析研究等，也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有关传播空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即时传播实践引发了新闻传播学学界的时空再思，尤其表现为空间的再发现。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给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启示，要求学界须恢复空间的主体地位，树立一种持续、在场、主动的空间观，对已有偏向时间维度的研究进行空间维度的再思和补充。当下的即时传播实践在成功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空间再思的可能。即时传播技术虽让世界有成为“地球村”的可能，但麦克卢汉理想的“和谐村落”在当下仍是一个理想，这是否预示数字传播时代时间的重要性开始消退，空间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就传播的时效性而言，即时传播技术已然达到极致，时间再次提升的可能性大大缩减，这是否意味着时间“消灭”的恰是时间本身？如果即时传播实践形塑了类如“压缩时空”“流动时空”以及媒介场景等新的时空类型，那是否又意味着空间并没有被时间“消灭”，时间也无法“完胜”时间。事实上，无死角的空间全覆盖并不意味着传播的致效，如果地球有朝一日真正成为麦克卢汉期待的和谐“地球村”，或许人们方能承认时间终于“消灭”了空间。诚如陈力丹所言“抢新闻这种现象”终将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然而，“抢新闻”成为多余恰好表明时间重要性的消退，新闻传媒开始为进入不同的媒介阅听空间而竞争，当下各类媒体的APP之争，也为时间无法“完胜”空间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四、结语与讨论

空间转向范文篇9

关键词：平面设计；立体空间；创造；多维；新路径

信息化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不仅给平面设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样也为平面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立体三维空间技术更是成了现在平面设计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以平面设计为基础，为平面设计提供了全新的发展途径。在此背景下，立体空间的创造成了平面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1平面设计多维发展的背景及技术条件

1.1平面设计多维发展的背景。受到多媒体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平面设计想要继续发展，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平面设计方法，不断创新。引入高新技术就是平面设计新的发展途径，为平面设计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网络平台上的资源共享和快速传播大幅度提高了平面设计的效率，使得新媒体传播方式转向三维空间，平面设计迈向了多维发展的新路径。1.2平面设计转向多维发展技术条件。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多媒体等组成了平面设计转向多维发展的技术条件，它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和扩大，使得平面设计逐步转向数字化，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方向。互联网可以帮助设计者收集整理资料，触发他们的灵感。此外，越来越多的设计软件使得设计者能够更为快速便捷地进行平面设计。比如，随着Photoshop、CorelDraw、AI等图像处理设计软件的广泛使用，平面设计创造者的设计工作已经对这些设计软件产生了很深的依赖。一方面，软件的使用可以提高平面设计者的设计效率，大大缩减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软件的使用可以使平面设计更为严谨和专业，规避了手工操作的不利影响因素，使得平面设计的效率更佳。

2立体空间在平面设计中的创造

2.1立体空间创造的传统手段。平面设计的三个要素是文字、色彩和图形，四个基本要素是体、面、线、点，构成要素是重心、空间、位置、方向、肌理、色彩、形状、大小，使用元素是功能、目的、内容等。这些要素通过一定的组织可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第一，通过色彩来进行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的创造。色彩是进行视觉传达的重要影响因素，构成了平面设计的核心，色彩具有传达、象征和识别的功能，对设计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由于色彩多种多样，不同的色彩会对人们的心理和感情产生不同的影响，还可以与人类的行为、情感、生理、心理等形成一定的互动。因此，合理地使用色彩可以使得平面设计能够更好地形成层次感和立体感。使用色彩的方法包含对色调的调和、色彩的搭配、色彩的叠加、面积大小的对比等。第二，通过黑白关系和矛盾空间来进行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这里的白表现为虚形和负形，黑表现为实形和正形，利用虚实、大小、黑白的对比，可以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远近、前后的空间层次感。比如，调整白色纸张上黑字的大小比例，就会对人的视觉感官产生不一样的作用，从而形成立体空间效果。我国的水墨画就是利用了虚实、黑白的关系，体现了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效果。矛盾空间是一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空间，是人们在平面中由于固有视觉经验、不同感知方式和观察角度的误导而形成的错视现象，具有多变、矛盾等特点。比如，有的平面设计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后，不能有效地结合这些角度呈现的现象，从而无法产生一种错觉的空间效果。平面设计就是借助这种矛盾空间现象实现三维立体空间的创造，产生视觉冲击力。此外，肌理、虚实、疏密、大小等各种元素的使用可以更好地实现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的创造。大小的对比、近远的设计、不同材料的排列等都可以对人们的心理和视觉产生影响，从而体现立体空间效果。第三，通过点、面、线来进行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平面设计的基本要素由点、线、面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基本元素不仅可以使平面设计拥有空间感和节奏感，还可以在平面设计中创造立体空间。点可以借助大小、聚集、秩序、疏密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而实现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线作为点的延伸，可以借助形状、方向、疏密、粗细、长短等不同的表现方式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体现空间的层次感和画面感受，实现立体空间的创造；面是线的移动轨迹，它可以借助点、线的对比形成视觉上的立体感。合理地利用点、线、面三个要素可以实现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2.2立体空间创造的新手段。当下，平面设计的手段多种多样，新工具、新材料、新技法对传统的平面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想要实现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的创造就需要合理利用新工具、新技术和新技法。平面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时，可以借助新手段，如充分使用传播媒体、设计设备、先进技术，并结合设计者的想象力，促进多元化、多维化的立体空间创造，探索全新的平面设计理念。第一，通过新工艺和新材料实现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在进行平面设计时，可以充分利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用镀银、镀金、压印、打洞、刻刮等工艺，从而使得平面设计更具空间层次感，形成立体空间的效果。平面设计的新工艺包含电脑喷砂、激光雕刻、金属镂空等，它们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而产生的，丰富了平面设计的空间范畴。例如，通过电脑设计雕刻路径。在平面设计中进行立体空间创造的材料除了传统的木石外，还可以使用玻璃、塑料、金属等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对设计理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标志设计模式由于自身的设计局限性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印刷技术和电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代标志设计随之产生，这种设计通过光与影的结合产生立体的形象，多层次的色彩使标志设计实现了立体化。因此，新工艺和新材料的使用，可以丰富平面设计的表现方式，推动了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的创造。第二，通过新媒介和新技术实现平面设计中的立体空间创造。新媒体和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立体空间的创造。比如，利用光学作用实现视觉心理上的变化，不仅可以丰富平面设计的内容，还可以构造不同的造型空间。光艺术作为一种通过光学改变画面效果的抽象艺术，将不同的材质、造型等通过光源的变化形成立体化的效果，产生视觉冲击力。例如，当下很多城市的霓虹灯就是对光艺术的一种体现，通过各式各样的广告塑造表现出平面设计的立体感，使平面设计的效果变化万千。

3结语

近年来，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出现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各种新设计、新设备、新工艺大大丰富了设计者的设计空间，使得平面设计可以朝着多元化和多维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全新的平面设计理念。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的创造更是未来平面设计的大势所趋。

作者:杨一帆 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何小可，周琳.立体空间形态的平面语境——立体空间形态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02）：90-94.

空间转向范文篇10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时期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产服务业逐渐集聚城市中心区，过快过量的城市改造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整治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以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一直贯穿城市建设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高潮的过程。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许多西方国家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开始进行探索。从维也纳拆除城墙形成环绕城市中心的林阴大道，到英国将皇家公园向社会开放，兴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公园系统的建成，到巴黎改建采取一系列环境更新措施：建设林阴道，规划城市公园绿地系统，改善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英国在19世纪末还曾在城市规划中提出Amenity的概念，将其作为促进环境更新的政策措施之一，其中包括卫生的改善、环境的美观舒适、对历史环境的保护，以及为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提供享受丰富多彩生活的机会等内容。并在Amenity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城市综合改善地区方法，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保障环境的舒适性。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新城建设和郊区化，城市中心区的居住人口和产业逐步转移到郊区，导致了旧城中心区的衰败。为了复兴中心区，振兴经济，各国通过城市历史保护、创造以步行街为代表的人性公共空间，发展三产旅游和社区环境更新这些整治措施，掀起了新一轮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的高潮。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到速度趋缓的变化，都经历了由大规模城市改造转向注重历史文化传统、小规模的城市中心区复兴，采取逐步的环境整治措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变化，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经验，这些对我国当前的城市改造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部分国家环境整治实践

1英国经济发展与内城整治实践。由于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英国的城市规划偏重于新城建设，造成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许多旧城的逐渐衰落。随着70年代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英国对运行机制进行了较大调节，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旧城中心区发展办公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建设上从强调数量与速度的新城扩张建设，转向注重内涵、强调环境质量的整修维护，规划的主要内容由新城建设转向内城改造。

2美国的经济政策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兴起。美国从战后到70年代期间经济高速发展，普遍进行城市更新，1949年制定了《国家住宅法》，扶植贫穷地区，重建道路和市政设施，由于改造的规模较大，造成原有居住社区荒废，城市中心区开始衰落。从7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地方政府在提高环境质量中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城市开发重点由郊区转向城市中心区，城市环境设计和城市设计被明确提出并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城市提出环境质量和特色问题，通过公共空间系统建设、滨水区开发、城市历史保护和步行区化等一些公共项目建设，提高了城市的整体环境质量，结合历史性建筑保护和利用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

3联邦德国的小规模环境整治政策与实践。德国的城市建设经过50年代的重建，6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占主导地位，城市规划注重城市发展的技术化，集约的土地规划以提高建筑容积率、完善城市道路系统和美化视觉环境为导向。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产业结构发生变革，第三产业比例加大，城市规划政策从大面积推平头式的旧区改造转为针对具体建筑的保护与整治，小步骤、谨慎的环境整治措施越来越受到重视。到70年代中期，维护和整修历史性街区、古旧建筑物受到重视，建设重点转向内城的复兴和居住区的改善，通过环境整治完善城市空间环境，保留自然形成的城市结构，强化“土地混合使用区”的概念，使市中心重新充满活力。

4法国的内城修复计划。法国在二战后也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运动和新城政策，从1958年起实施城区中老旧住房的更新和城镇结构的现代化，建设与传统城区形态相异的高层建筑群小区，造成与历史形态的不协调、住宅功能衰退和房价暴涨等问题。60年代末至70年代，随着经济和就业人口的变化，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和制造业人口减少，历史保护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受到重视，法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实施，与以往彻底更新市区的改造计划不同，在修复建筑物与改善它们周围环境的同时，使现存的城市结构保持不变。

5日本的城市创造运动和小规模整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许多城市问题。70年代受席卷世界的石油危机影响，政府修改了《城市规划法》，控制城市开发规模，制止城市盲目地向农村延伸。通过城市中心区规划、绿化、水、城市历史保护区、步行空间等途径寻找契机，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70年代以来，以横滨为首的许多城市制定了关于景观形成与历史环境保护政策，进行城市公共散步道、城市广场、步行商业街等环境整治，如横滨的《地区建设协定》和《市区环境设计制度》，成为推动环境整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国外城市中心区环境整治方法与措施

一些欧美国家围绕60～70年代出现的城市中心区衰败现象采取环境整治方法，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将建设重点转移到内城建设中，提出复兴城市中心区的目标并逐步付诸实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整治方法和措施。

1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大部分城市中心都存在大量有吸引力的优秀古建筑，历史保护作为复兴中心区的策略，在许多城市得以采用。人们重新认识到历史建筑的价值，采取城市保护性更新活动，确定文物建筑保护等级，维修历史文物建筑。同时有节制地进行城市骨架和街道网络的改造，使大多数新建筑在尺度和形式上寻求与原有建筑的协调，达到视觉上的连续性。结合步行区建设保护历史建筑，维护原有的商业服务设施和旧建筑传统风格外貌，进行内部更新，满足现代使用要求。这种做法既维修、保护了历史建筑，又增加了中心地区的吸引力。

旧建筑的改造利用。为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许多国家采取鼓励措施支持改造、利用老建筑，将银行改成饭馆，小学校作为技术办公室，老别墅改成文化中心，弃置的监狱变成酒吧，甚至赋予无用的煤气站以新的内容，将其变成高质量的旅店。例如假日购物广场在70年代开始兴起并迅速普及，大多是通过改造中心区火车站、货仓或工业建筑等已被废弃的历史性建筑物而形成，起到了复兴中心区的作用。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中心区的复兴是建立在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国外尤其是欧洲许多古城的新区开发建设，为了减少对旧城的破坏，普遍采取与旧城脱离的发展政策。在旧城建设上除了注重对旧建筑的单体保护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历史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和城市结构肌理的保护，划定历史保护区，对城市历史进行整体环境保护。从70年代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历史保护区的政策性法规。

2对人的活动空间的重视

复兴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积极营造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和空间，以人性化的街道景观增加城市中心区公共空间的魅力，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和活力。

设置步行街区。二次大战后，由于城市中心区逐渐转变为金融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商业区，私人小汽车大大增加，因而那些缺少足够路网的中心区变得异常拥挤。规划者逐渐认识到需要创造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步行空间，提高步行街的质量和舒适性，步行街区的建设成为70年代初期环境整治的主要内容。例如德国哥廷根市和慕尼黑市通过环境整治将旧街道改造成步行区，禁止汽车通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电车由地铁代替。曾经一度为汽车交通所破坏的欧洲老城传统的城市生活空间——城市的“客厅”重新得到恢复，真正成为亲切宜人、充满活力的城市心脏。70年代日本横滨、神户等城市，在城市中心区沿河流建设了一系列公共散步道，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美国大城市的环境整治主要以中心区的步行街区的改造和再建为主，其中200多个城市都已经把中心区的主要街道改造成步行街，大部分都建于60～70年代。步行街普遍提高了中心区开放空间的环境质量，增强了其舒适性。

提供公共活动空间。规划者重新认识到公共空间的作用和吸引力，在环境整治中为人们提供步行街、露天广场、有顶街道、中庭等一系列公共空间，希望重新振兴城市公共空间，聚集人流，增强城市活力。他们重视建筑与人的相互联系和步行空间的连续性，转变沿街建筑底层的功能，对社会和街道开放，营造环境舒适的公共活动场所，为社会交往和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同时借助公共空间吸引足够的客流，获得商业效益。

整治绿色开放空间。通过整治绿化和水等开放空间，设置多样的休息、绿化和美化设施，创造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美国开始于20世纪初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其城市环境与景观建设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开辟林阴大道和建设城市公园，形成城市的“肺”，一直作为良好的传统继承下来，以致后来的城市结合中心区开辟了许多小公园、小广场，根据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创造休息、交往的宜人空间。例如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把改善环境同吸引外资结合起来，将城市的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作为振兴经济、吸引外资的重点战略性综合规划，成为全美生活环境最美的城市之一。从70年代初日本城市规划开始制定加强改善地区环境的战略，通过形成绿色的开放空间等途径进行环境整治，实现公共空间的美化，注重景观塑造。

创造城市滨水景观。许多城市选择滨水区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建设滨水散步道等公共空间；改造海军、造船业废弃的码头，开发假日购物广场等商业娱乐设施；或者结合饭店、公寓、疗养院和历史资源，创造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利用水滨的舒适性吸引更多的人光顾。许多美国城市都已经发展了中心区水滨公园，通过加强城市水体与附近建筑的联系，在水滨设计有吸引力的公共场地，将水滨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创造宜人的休闲、娱乐、消费空间。日本进行的“河川和绿色自然环境”调查，通过“水和绿色的城市建设”的整治政策，对城市资源中的水环境加以保护和利用。

基础设施改建。城市交通问题，特别是公共交通的改善是城市中心区复兴的契机和关键，是改善空间环境的基础保障。西方国家在整治中利用城市地下铁道和市郊快速列车的建设，缓解道路紧张状况和停车场的压力，同时结合城市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组成覆盖全城的高效快速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中心区的可接近度，大大缓和了城市中心的交通矛盾，为老城中心区的步行商业街改造建设创造了条件。

3商业与旅游开发

复兴零售商业。许多欧洲城市从60～70年代起，结合具有良好环境设计和设施完善的购物中心建设，对旧有街道型商业街进行步行化的环境整治，形成集购物、休闲、娱乐、办公于一体的中心商业区，通过提供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复兴城市中心区。商业建筑与公共空间结合使用，形成城市空间中最有活力的地方，环境整治使中心区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促进了环境更新和旅游发展。具体的整治措施中常常通过增加沿街的商业用房，创造街道的生活气氛，积极引导旧建筑的改建，将不适用的办公楼改造为旅馆、商业和娱乐等三产服务业设施或住宅，改变了旧城缺乏城市活力的景象。

调整功能、发展三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西方城市出现“后工业化”趋势，大量工业制造业外迁至城市边缘和郊区，以金融、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据城市经济主导地位和城市中心区。整治中将已经废弃的工业运输码头、工厂拆除或者重新开发成新的用途，改造成博物馆、展览馆、商业综合体等，被赋予新的功能加以再利用。例如在芝加哥，曾是货运中心的海军码头战后随着功能衰退进入闲置状态，70年代末开始进行再开发，引入贸易展示等功能，以后逐步整治为由水晶宫、节日大厅、公园和家庭馆组成的多功能公共设施，聚集了娱乐、购物、休闲、餐饮、展示等功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发展旅游业。环境整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塑造城市景观和特色环境，发掘旅游资源，保护历史性建筑和充分利用旧建筑，建立区域性休闲旅游中心，通过发展旅游复兴中心区的活力。许多城市将市中心的著名建筑划定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把旧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娱乐中心和商场等，发挥其实用价值和历史艺术价值。

举办博览会。利用城市中心区的集会中心、竞技场和体育场等大型活动设施，吸引大量的参观者和游客，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通过举办博览会实施城市整治，更新基础设施，扩大城市旅游。80年代初期日本掀起地方博览会热潮，并以此为契机积极进行城市环境整治。柏林也曾经通过1911年、1931年、1957年、1985年和1987年五次建筑博览会，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利用博览会机会成功地进行旧城整治。美国也通过增加集会、会议和商业展销会，促进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与经济繁荣，据统计，全美国用于建造主要集会展览中心的用地已从1970年的62．25万m2增到1990年的167．23万m2。在中心区建设大型活动设施能达到三个目的：第一，集会和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参加者在附近的饭店、餐馆和旅游场所消费，使晚上与周末的中心区街道变得更有生气；第二，特别活动设施往往会促进新建筑的频繁建设；第三，特别活动设施建设在一个衰落的地区，往往能够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4居住区与社区改善

城市中心区失去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心区居民的减少。战后随着郊区化的出现，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造成内城衰败。为了增强城市活力，许多城市采取积极的整治措施进行城市中心区的社区改善。西德战后采取新的保护性整治政策，住宅发展转向加强对中心区旧建筑的改造利用，城市规划设计重新转向19世纪城市规划中注重空间构图，实现城市景观目标。美国在社区改善中，通常由政府出资改建低层、多层单元式住宅，使居民归属感增强，有助于促成良好的邻里关系、改善社区环境和恢复城市中心区活力。

三环境整治设计理论

城市设计理论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对环境整治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城市中心区复兴与旧城改造的指导思想。工业革命给城市生活和环境空间带来巨大变化，造成许多城市问题的产生，使城市环境缺乏传统的宜人空间和人情味，城市中心区环境的恶化引起人们对城市建设普遍的质疑和反思。从70年代起，人们改变了以柯布西耶和《雅典宪章》为代表所倡导的城市集中主义理论与功能分区思想，重新认识到传统的街道生活与街道美学的价值，倡导城市中心功能与空间的多样性；强调传统的城市空间的有机秩序和街道步行体验，重视人的精神和心理感受；努力改变城市中心区消极、非人性空间环境，复兴中心区活力。许多理论家回归历史城市空间的理论探讨，从视觉途径和知觉途径、心理体验、城市意象等方面进行探讨，寻找失落的城市积极空间，对城市环境整治设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1注重对历史城市空间的研究与借鉴，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通过探究欧洲历史城镇形态与空间的有机性规律，注重从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吸取精华，倡导在环境整治中注重历史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运用沿街丰富的城市空间要素和历史传统符号，采取灵活自由的设计重新塑造城市街道和广场等城市空间。

2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回归和对人性空间的重视。人文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潮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和人对城市的实际感受出发，研究人的行为心理、知觉经验和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宜人的尺度构筑城市空间，强调邻里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融合，批判现代主义刻板的功能分区和大尺度非人性的空间创造。

人文主义思想倡导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设计思想和借鉴传统城市空间创造的规律，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多方位的设计方法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为环境整治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理论，极大地影响了70年代后欧美城市的复兴和环境整治实践。这些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成为环境整治实践的理论基础，指导了环境整治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