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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02:11:00

科学价值

科学价值范文篇1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c·Dr³¾p

其中Dc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r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¹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Popper,ObjectiveKnowledge,Oxford,1972,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OpenUniverse,London,1982,p.109.)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OntologicalRelativity,NewYork,1969,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andNature”,JournalofPhilosophy[89],1992,p.9)“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ThePursuitofTruth,Cambridge,1990,p.19)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Truth,PhilosophicalPapers,vol.I,Cambridge,1991,p.39.)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ÉQx)，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scientiapotestas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科学价值范文篇2

【正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第一，关于现代化的维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制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际上开始了被动现代化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从属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从属于西方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包含着对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又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契合国情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指导：“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吸取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转向主动，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此即中国现代化维度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思想正是这一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

第二，关于社会形态转型的维度。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这两大历史任务表现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即要求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实现向以工业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后者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道路选择。20世纪上半叶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独具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革命性质，决定中国既不可能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亦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设计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指明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成为弥合这一“两难”境况，完成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社会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科学选择。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的维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形成西学“中国化”之流变：先后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尝试等。五四以后，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更是相互激荡，蔚为大观。但是，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演绎与实践运动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流。思想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成功的首创之作。

四、思想的价值尺度：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经过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与翌年的中共十二大的补充，思想有了确定的科学涵义，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界定了思想的内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疑问。但是，这一回答远远不足以导致分歧的终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对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一种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干理论，另一种是全然否定其现实价值。显然，在思想科学涵义的视野中，准确掌握评价的尺度，客观衡量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价值，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找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束缚。

其次，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但这些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当时的实践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下去，有的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再次，这一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点，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还要对这一时期探索的失误之原因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准确的分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表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一些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在上述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下，我们应当对于思想中一些观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给予科学的评价与估量：既不是拔高，并以此来低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贬低，避免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五、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将有助于明证前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其中，思想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方面的同一。

第一，同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确立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流来源，并同构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

第二，同一的思想精髓。针对“教条化”与“神圣化”的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赋予作为中国古代学风的“实事求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迷离，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针对巨变中的执政条件，张扬“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第三，同一的方向与路径。一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另一方面，又都基于中国的实际，设计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色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基本精神，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所未及充分“发挥”的是民主主义的生产力要求，思想据此论证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主主义的制度要求当然已不复存在，但生产力的要求仍无法漠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体现了“两个必然”，又体现了“两个决不会”。

第四，同一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缺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一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若干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及完成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在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难以跨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同一性，虽然历史的螺旋发展令后者相对于前者处于更高的环节上。

第五，同一的根本手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手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目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扫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他晚年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背离了思想。邓小平摈弃了晚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力思想；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同样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将生产力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其中首要的“代表”。因此，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之一脉相承的根本手段。

科学价值范文篇3

2医学学科的人文向度

艾钢阳在<医学论>一书中强调：“无论科学性如何强的医生，如果没有艺术之光的启示，也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医生。”医学专家黄家泗教授说：“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的影响。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把医学简单地看作纯自然科学，而忽略它的浓郁的人文性。把医学与技术的界限区别开来，将人文精神纳入到医学范畴内，这样才能够完整地认识医学。

由于人是有意识的，是社会性的人，所以在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大量实践证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变化对人体疾病有越来越多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这就表明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医学的人文性基础是医学的“为人”的目的，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医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在医学认识中只有将医学知识、医学研究及操作的态度与方法，协同于人文知识、态度与方法，才能实现医学认识的道德责任，才能实现医学“为人”的完整意义。祖国医学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辩证施治、脉诊、针灸等一系列重要的诊治方法，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从而达到诊治病人生理、心理疾患的目的。因此，忽视人文价值导向，医学就不会达到其初始的治病救人的目的。

3医学目的与医学宗旨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机会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单程票。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的时间又显得那样的短暂。热爱生命是医学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是医学职业精神的精髓。医学目的追求的是广大人群的健康。而不只是减少患病人群的痛苦。医学就其社会职能与研究对象而言，必须兼顾人的生物、心理、社会及环境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构成大医学观，向整体医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医学应当追求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等全方位的良好状态与舒适。而不单纯是没有病痛。中医历来以“治病必求于本”和“养生莫若知本”为其实践宗旨。在科学与文明均高度发展的21世纪，以健康为目标，努力发掘和发展人的健康动力，谋求人的身心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和谐发展，应是现代医学为人类服务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随着21世纪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医学对于人类生命质量全方位服务的进一步深化，医学的社会性、综合性对生命和生存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健康的新内涵扩展至“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完满状态”，而不是单单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治疗在医疗实践领域广泛运用；多元化医学理论下的医疗方法在实践中的增长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以上因素导致医学的人文属性日益显现，导致医学以人为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实行的理想服务的目标日趋突出。医学是人的科学，它对百姓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4医生的人文品格

作为医学主体的医生，其非技术因素与医疗技术因素一样，如仁爱之心、社会道德在医疗过程中的内化等，都关联着病人的健康。这种非技术因素原本就是以优良的人文素质为基础，只有蕴含人性与修养，积极掌握相当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法律、伦理和艺术等人文知识的人，才能担负起医学合理发展的使命。同时，在医疗过程中对疾病本质的准确把握，也需要涉及到人文领域、社会领域的变化，从这种动态变化中获得医治对象的心理和生理失和的渊源以及应对策略。医务工作者要想使自己具有高尚的医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贯穿了人的一生。这个过程就是医务工作者把医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扬善弃恶的内心信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开展两种对立的医德观念上的斗争，择其善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医德修养的实质。有高尚的医德，对一个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It]，就足以说明道德特别是医学道德对医务工作者之重要、关键的作用。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师，都十分重视人文修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进行修养。他们的这种道德修养对他们的成功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们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医家。

5医学模式的人文复归

十多年来，现代医学模式在卫生界领导与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已经达成共识，并以此指导临床医疗实践。临床诊断不断增添新内容，疾病治疗的概念也不断向外延伸。2003年初SARS对人类的袭击，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传染病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也是一种心理危机，它引起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其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比疾病本身更快、更广。尽管有些传染病的病死率并不高，但它所产生的心理冲击却可以引发一场社会心理危机。例如SARS的死亡率为8．49％，但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安，破坏了人们原有的社会工作和生活秩序。SARS引起的恐惧导致了生活方式及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信任的危机，甚至有人患上了“SARS恐惧综合征”。

由于SARS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人类尚没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人们惧怕这种可怕的病毒，担心通过与SARS病人和相关人员的接触而感染这种病毒。但是这种“惧怕”和“担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发展成对一些人的“歧视”：歧视对象从SARS患者、疑似病人、与他们有过接触史的人到已经康复的SARS患者、排除SARS感染的疑似病人、战斗在防治SARS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甚至于疫区的所有人。这说明，传染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并不只局限于患者、患者家属及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朋友、邻居与同事，同样医务工作者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不仅冒着被感染病毒的危险，而且还被同事和朋友所回避。他们为患者的死亡感到悲哀，对回天乏术感到无奈。有些医务工作者在与非典战斗的战场上是英雄，可离开医院后却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对人们而言，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这场灾难面前，人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产生恐惧、不安等不良心理是很正常的。

现代医学模式的实质在于从人的本质、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强调健康基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强调社会文化因素是疾病与健康的第一因素，体现了医学模式的人文复归。因此。在医学实践中倡导人文关怀是必要的，医学从其产生至今，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现代医学模式的主导地位已经为国际上绝大多数学者所肯定，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医学实践之中，成为引领当代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但是，突如其来的SARS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共卫生工作严重缺陷的教育课，也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依然存在，医学模式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必将促进医学模式的不断进步完善。

6人文社会科学对分子生物学的指导

分子生物学是21世纪医学科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必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带动医学各个领域的发展。21世纪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发生质的飞跃。

现在，许多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几乎还停留在较为粗浅的细胞水平，所报道的一些分子水平的研究结果还不够成熟，能够彻底阐明问题的、特异性很高的与疾病相关的分子事件尚未发现，对于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有效的治疗带来巨大的困难。尤其是目前有些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时，往往采用“线性思维”的模式，缺乏整体综合分析观念，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济于事。事实上，这样的研究虽然也可以得到一些结果，却不大可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因为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分子水平的研究和细胞水平、整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必须与人文社会包括伦理学的要求与发展紧密相联，这是研究生命现象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切生物学的关键问题都必须在细胞中找寻，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生命是一个整体，细胞和整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其背后涉及许多基因控制的一系列分子事件。因此，按照整体综合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结果，结合各种高新分子技术，针对不同的疾病，深入进行有方向、有目的的研究，尽快获取各种疾病在发生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分子事件和关键的步骤或特异性的基因行为，才能为临床医学提供有利的预防措施以及诊断线索和治疗靶点，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7医德的文化滋润

文化人格在医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孱弱的文化人格导致对生命缺乏挚爱，处理一切事物苛求严缜而忽略热情。现代医学扎根于现代科学的根基上。也需要人文科学予以填充。在医疗技术的认识上。存在以医学科学价值代替其他价值，以医生的价值观念代替病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情况。这也正是医学与社会、伦理、文化传统产生某些摩擦的重要原因。医学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关爱，而不仅仅是对疾病的治疗。医学的文化价值教育对青年医生的成长比对他们进行知识的教育更为重要，它为各级医生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文化背景。只有在这种文化综合体中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医学家。

建立在厚实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医学才是真正的医学。技术不等于文化，掌握高技术的人不一定人文修养就高。提高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人文性的认识，可以增强其职业道德教育的渗透力，使职业道德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教育，当然离不开丰厚的医学人文修养的教育，同样也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来浇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时刻会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人往往善于选择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因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比较方面他们更具鉴别力。只有文化能穿越人生的任何荆棘沼泽，光照人生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其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常常是有益的支持，人才的优秀品质有赖于大量人文学科的知识构成。如果医务工作者仅仅掌握专业知识，而对中外历史、文学知识缺乏了解，语言文字能力欠佳，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更难以在医学事业上有所建树。

引入文化价值观，就是要医务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参悟生命，了解人性，坚定医疗信仰和文化表达方式，分辨医学领域中的金钱需求与人格操守，澄清医生的价值不会也不能完全体现于金钱的价值，从而全方位提高自身素质，在大环境里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握住医学真实的灵魂和方向。8医学高新技术的人文内涵医学高新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有利于维护人类的生命、促进人类的健康；有利于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科学水平和促进人类普及现代医学知识。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医学高新技术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它的应用使医学面对一系列难题。诸如医患双方情感交流日趋减少；其费用之高让有些自费患者望而生畏；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虽具有高效、准确等特点，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放射线、同位素和微生物污染等。因此，医学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应该凸现出人文精神，要把握人在医学价值体系中的价值核心地位。没有人文导向的医学技术，要么对人类毫无价值，要么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2】。

科学价值范文篇4

科学与价值问题，是国外科学哲学界近年来议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价值?关于科学，虽然学术界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人们对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内涵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至于价值，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一、什么是价值

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哲学中，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标准时，就已经涉及价值问题。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被看作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归宿。例如，圣•奥古斯丁就告诉人们，价值应该建立在上帝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其他东西。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则是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18世纪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已开始探讨价值本身。戴维•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以人性为基础，以利己的同情心为基础；伊曼努尔•康德强调，价值是或者应该是借助于他所谓的“绝对命令”而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杰米里•边沁则指出，价值以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的有用性的计算结果为基础。19世纪，在一些思想家的努力下，价值的意义被延伸至哲学方面更为广阔的领域。

真正的价值哲学(axio1ogy，或译为“价值学”)，即对价值概念的深入阐述和对价值理论(valuetheory)的系统探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批哲学家和研究者对价值的含义，基础和性质，各执一词。他们或者认为价值是愿望的满足，是快乐，是引人感兴趣的任何东西，是经过选择的所好，是以某种方式被享受或可享受的质；或者认为价值是有助于提高生活的任何经验，是人格统一体的对照经验；或者认为价值是纯粹理性的意志，是手段和实际达到目的之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价值被看作是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源泉在于客体的属性)、实践性(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发现价值和实现价值)和历史性(价值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们的价值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如果细究一下价值概念，我们不难发现价值除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外,似乎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性质。

潜在性：价值虽然必须有客体(事物和现象)作为它的载体，但它并非实存地或实在地存在于客体之中，而具有潜存的、非实在的性质。也就是说，价值并不像洛克意义上的“第一性的质”(广延、形状、动静、不可入性等可以用数量方式来表示的质)和“第二性的质”(颜色，声音、气味等并非物所固有的质)一样实际地构成事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只是潜存于事物的属性之中。主体的需要或兴趣，才能使它从潜存性转化为实存性。

关系性：价值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得以显现；二者不发生关系，也就无所谓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正是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关系中获得其丰富性的。没有这种关系，则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的鲁滨逊，无所谓道德价值。

目的性：价值是人的每一个有目的的活动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价值能够被看作是兴趣、需要、偏爱、期望、下意识倾向的理性化。价值指导我们在设定目标、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估计风险中做出决定。正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了我们计划、行动、完成和悔恨的方式。价值还具有劝告和说服的性质。

价值这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手，伸到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和习俗等各个领域。我们在本文仅涉及科学与价值的某些相关性。

二、科学与价值之关系的几个方面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有以下三个值得探讨的方面：科学的价值；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中的价值。

先谈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即科学本身的社会价值，也就是科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尽管不时有人诅咒科学是恶魔的附庸和进步的敌人，但科学以其辉煌的成就毕竟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价值的首肯。

科学以其所导致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增进了社会福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科学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但这只是技术的被恶用，或被误用所致，并非科学本身之过。这种副作用只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socialtechnologyorsocialengineering)，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要求中止和暂禁科学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的迅速衰落，这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因此，因噎废食的轻率之举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

科学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也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科学的精神价值之所在。如果说科学所具有的物质价值是间接的话(因为它必须以技术为中介才能体现出来)，那么科学的精神价值就是直接的了(因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精神的成就，而非物质技术的成品)。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具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殖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研究活动的科学有其研究的目的(认知)和达到这一目的的科学方法(实证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它们不仅保证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而且它们所体现的求实、尚理、爱美的品格，无疑有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文明的进步。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精神价值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的，这就是R．K．默顿所谓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不仅与人类社会理想的道德准则相通，而且也为与其一体化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健全的发展机会。

再谈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和社会价值观念都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科学主要是以其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潜移默化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为规范，从而逐渐变革社会价值观念的。近代科学革命，客观上打破了神为自然界立法的教义，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信念，把社会价值观念从神性转移到人性，从虚幻的来世转移到世俗的现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根据，农业社会中那种安贫克己、自足自给、与世无争、不求进取的伦理观念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

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的作用或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与科学的价值观念合拍，则可以引导社会给科学以物质上的或道义上的支持，激励人们献身科学事业，潜心从事研究工作；反之，则抑制或阻碍科学的发展。17世纪英国的清教主义所促成的正统价值观念无意之中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进展。相反地，中国古代某些传统价值观念，诸如重人事轻自然、重玄思轻实践，重故纸轻创新以及绝巧弃利、艺成而下、读书做官等等，则严重地妨害了当时科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价值观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科学的影响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在近代科学诞生时期，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大大支持了科学，使科学在社会中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今天，功利主义(尤其是它的极端形式)则有害于科学的正常发展，因为它反对给不能取得“立竿见影”功利之效的基础研究以支持，驱使科学家抛开具有内在重要性韵科学课题，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到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另需指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变迁，有时能以一种微妙而不容忽视的形式改变该社会的科学形态，影响到科学的取向和进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起作用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如德国纳粹时期的科学也许完全依赖于纳粹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则是有害于社会的。

最后谈科学中的价值。科学中的价值意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不仅在科学活动中脱离不开价值判断，而且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也或多或少地渗透在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科学家及其共同体并不是以无个性、无感情的方式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是人的事业，是由朝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完成的，科学活动及其结果必不可免地显示出某些与价值、与伦理有关的东西。真正的科学并非仅仅处理“是什么”，而且也涉及“应该是什么”。一句话，科学中的价值是隐含在科学本身结构中的价值，这是科学认识真实过程的组成部分。

三、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

科学家是社会的分子，处于社会的文化氛围之中，因而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无不打上社会价值观念的烙印。科学家也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包含有价值因素在内的共同体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也不可避免地引导着科学家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得到充分的发挥，以主观偏爱为基本特征的价值判断会无意识地渗入到科学的精神产品即科学知识中去，而社会价值观念则通过理性思维的渠道有意识地溶入其中。因此，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包含有价值成分是顺理成章的事。

先从宏观上考察。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科学知识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它表征了我们人性的品质与才能。尽管科学家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尺度面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但是科学知识仍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地球中心和人类中心的印记。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人类学特征是难以抹掉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科学知识像哲学、宗教、艺术诸文化形式一样，也把价值作为自己的构成要素，只不过价值因素在科学知识中不那么集中、直接、明显而已。

真善美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的价值，人们是通过各种途径逼近这一理想境界的，科学活动是途径之一，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科学知识之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就是以求真为目的的事业。科学知识也是至善的，是一种自我包含的善，因为科学知识与迷信和教条势不两立，与愚昧和偏见水火不相容。也就是说，科学的客观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迷信、教条、愚昧、偏见更有意义。科学知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美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这是因为科学也是一种为求美所激发的活动，科学家在科学创造中力图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的理论。其实，科学知识的真善美本性本来就是科学家借助科学方法(实证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上述宏观考察不难看出，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自身包含着价值成分，而且也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体现。从微观上考察，也同样可以洞察到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的蛛丝马迹。

1.科学基础中的价值因素

在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中，为数不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或曰基本公理、基本原理)构成了科学的基础或逻辑前提。价值因素通过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引入而渗入科学知识之中。

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多属隐喻概念,或者说具有隐喻的性质。所谓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不仅依据其自身术语，而且要借助于其他概念术语才能得以构造和理解的术语。在科学中，抽象概念多用一个以上的具体概念以隐喻的方式普遍地加以定义。每一个隐喻只定义抽象概念的几个方面，我们用许多隐喻定义来理解抽象概念，每一个隐喻定义只包含该概念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抽象概念是在概念系统中以一个相关的隐喻系统定义的。另一方面，隐喻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科学理论通过对某些隐喻概念前后一致的推敲，试图对某类现象提供一种理解。当科学理论的基本隐喻成为我们日常概念系统中基本隐喻的延伸时，我们就会觉得这种理论是“直观的”或“自然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多数科学概念不仅直接从经验中产生，而且也是由主导文化的隐喻构造的；理解隐喻概念既是人的经验史问题，又是人的文化遗产问题。价值与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显然有关。

正如彭加勒早就注意到的，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既不是先验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约定(convention)。约定是科学家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其选择要出于方便、简单、经济的考虑，尽管也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因此，科学知识在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还要大的程度上是人为的，是由科学家的思想结构或图式(这是一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背景的产物)部分决定的。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科学家并不是世界所发生的现象的被动的记录员，他不仅利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而且也利用自己的想像、情感和意志。因此，与对物理世界的描述相比，科学基础中的约定更多地表达了人的心理和人的关系。而且，科学知识中的约定元素并不是孤立的约定，而是紧密联系的语言概念系统。这些概念系统是可以相互翻译的，但必须以共同的人性和逻辑为基础。不同的约定的概念系统的互译不仅是知识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而且也是人性和情感的通融。这样一来，价值通过约定的形成，选择和互译便“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溶入到科学知识之中。

例如，在哥白尼的日心假说中，作为宇宙间架的天球静止不动，太阳居于宇宙中心，众行星环绕它作完美的圆运动。哥白尼在论述他的体系时说：在这极美丽的庙堂中，太阳唯有位于宇宙中心才能把它的光明普照到整个体系。太阳是宇宙之灯，宇宙之心，可见的神，宇宙的统治者。太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管理着众星之家。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就呈现出奇妙的对称与和谐的关系。在哥白尼的假说中,不是明白地展示了中世纪社会等级制度的贵贱观念以及他本人的唯美思想吗？牛顿在力学中引入固实、有质、坚硬、不可贯穿而可活动的质点概念，固然是基于日常经验和数学计算的考虑，但是他也认为这样的质点最适合于上帝创造它们时所要达到的目的。神学价值观念就这样渗入到牛顿的科学概念中。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概念，显然是隐喻概念，它们隐喻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伦理观念。作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逻辑前提之一的相对性原理，其精神实质在于：一切坐标系都是平权的，不存在一个优越的参考系。玻尔的互补性概念多少带有中西先哲思想的一些影子，其思想要旨在于：当某种情况具有明显不相容的两个方面，要想对它做出全面的描述，就必须平等地承认它们，并结合不同的条件而适当地使用它们；但是，这两个不相容的方面却不会碰面而结合成一体，从而在实际上不会处于正面冲突之中。相对性原理和互补性概念是否溶入并进而张扬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呢?

2．科学陈述中的价值因素

正如格姆(P.Grim)已经证明的，科学陈述中蕴含着价值判断。他指出，像“吸烟有害于健康”、“处置核废料的现行方式是不安全的”这样的陈述，涉及健康、安全、有害和风险概念，这类陈述仅在参照于一般性的价值背景时才有意义。像“水在摄氏零度结冰”、“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构成”这类陈述，由于它们是确立于“有力的证据”或“足够高的概率”上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因而也都反映出一般性价值背景。

由此可见，科学陈述或多或少都具有价值取向，任何一种背景价值都要参与这种取向。因为一个陈述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可接受性，将取决于我们对接受它与否抱有何种期望，取决于我们赋予这些期望的相对价值。而且，几乎任何一种价值都与此类可供选择的期望的相对价值有关，同时都具有被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科学陈述反映出对背景价值的承诺，或者说科学陈述“负荷”着背景价值。科学陈述所具有的背景价值因素称为科学的非本质价值。

另外，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从科学的陈述句虽然不能逻辑地推出伦理意义上的命令句，但是从某些科学陈述却可以推出反价值。所谓反价值，就是带有劝诱或告诫人们不要去相信或去做的意思。例如，“吸烟有害于健康”的科学陈述就隐含着“请勿吸烟”的劝诱。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陈述也隐含着告诫人们不要去相信所谓的“永动机”，不要挖空心思、白费气力去制造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

3.科学说明中的价值因素

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进行科学说明。对科学说明的标准看法，是将经验事实纳入到一个普遍概括中或将经验规律纳入到更高的理论系统中。科学陈述仅告诉我们事实或定律是什么，而科学说明则更进一步，它包括了隐藏在被描述事实背后的某种机制(目的的、因果的、协同的机制等)。

我曾在《科学说明的历史变迁》一文中阐述历史上的科学说明有古代的拟人说、近代的机械说和现代的嵌入说。所谓拟人说，是通过人格化的神和神格化的人来进行“科学”说明的。借助物和力的机械说则是从自然本身寻求现象和规律的内在机制的，它把神和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使说明成为真正的科学说明；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和说明的客体截然分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同盟关系。嵌入说的科学说明才使人与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将自己对象化于科学之中，把自己的精神赋予世界，并在创造新世界中体现自己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这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真正觉醒，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不难看出，科学说明中的价值因素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科学说明的历史变迁事实上折射出人的价值观念韵变迁。

四、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

人类的任何一种有目的的活动都包括着价值，科学研究活动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人类活动大体上有三个取向：其实践取向旨在实际改造客体以达到实用目的；其认识取向旨在使思维内容与客体内容保持一致；其价值取向体现在人们尽可能地以理想的或完美的方式充分表现出人类所珍视的各种特征。下面，我们分几点论述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或价值取向，主要拟以科学家个人为焦点而展开。

1．探索的动机

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首先体现在科学探索的动机方面。也就是说，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出于什么动机爱好科学和从事科学的?是什么动因促使他选择科学家职业而不选择其他?在爱因斯坦看来，住在科学庙堂里的人真是各式各样，他们去那里的动机也五花八门。有人觉得科学能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的特殊娱乐，他们从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有人是为了逃避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默，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遁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有的则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以自己的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庙堂如果只有前两类人，那就决不会有科学。因为这两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什么事情都会去干。第三种动机是消极的，最后一种才是积极的。由此不难看出，价值观念深深嵌入到科学探索的动机之中。

2．活动的目的

科学是以追求真理(或真知)为价值导向的。法国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说得好：科学家的唯一目的和至高无上的品德，既不是他的世俗权力和舒适，也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了解自己”，而是客观知识本身。这是一条严格的，有约束力的规矩，这条规矩尊重作为知识负荷者的人，同时规定了高于人本身的价值。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真理的探索应当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活动的唯一价值。他大力倡导“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价值观念。

当代的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莫尔教授把为知识而知识视为科学态度的最高本质。P．格姆在前引的论文中把追求真理看作科学的第一个基本价值。他指出：科学的目标就在于分辨陈述的真伪，此外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其他能与之相媲美的第二种划分标准，不论是宗教箴言还是政治信仰。罗斯扎克甚至认为：“自由地探究真知毕竟是最高的价值，是精神的紧迫需要，其程度就像身体对食物的紧迫需要一样。”科学的这一基本价值是科学持续进步的动力和科学生命的真正源泉之所在。

3．方法的认定

科学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必须诉诸证明，这主要包括经验的归纳证明和理性的演绎证明。任何科学命题都必须提交到经验和理性的最高法庭加以审查，才能决定其存在是否“合法”，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对此无能为力。真正的科学命题或迟或早总会得到大量的证据和论据的支持。当我们发现了具有更恰当的证明、更充分的证据、更有力的论证所支持的命题时，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取代旧有的命题。对于大多数表现为宗教教义或文化传说的陈述体系来说，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格姆把诉诸证明也视为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基本价值之一。他认为这一价值非但不是科学的致命弱点，反倒是科学的真正优越性之所在。

科学方法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体系。所谓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特别是指在经验领域中对证据、论证和假设相互作用可能(或确实)起调节作用的规则和评价的理论；有时则指规则体系本身。这样的规则体系名目繁多，诸如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证伪主义的，约定主义的、操作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等。尽管所有的方法论都一致认为不能无视不利的证据，但是它们在主导思想和精神实质方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影响到方向的选定、事实的收集、理论的建构及结果的评价等具体科学活动。方法论的认定无疑与科学家本人的偏爱和社会时尚有关，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

尽管方法论形形色色，但是各种方法论所主张的具体方法却大同小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对方法本身的运用也深受其喜好的影响。比如，在科学史上，欧洲大陆的物理学家偏爱抽象、概括和逻辑，总是力图用方程表示他们的理论，使之服从简单的、对称的定律，而且要使精神对数学美的爱恋得到满足。而英国物理学家则喜欢全力以赴地构造模型，用我们粗糙的、无其他仪器帮助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实体来构造模型。在构造这种力学模型时，他们既不受任何宇宙论原理的困扰，也不受任何逻辑必然性的限制。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创造一个形象的、直观的抽象定律的图像。没有这个图像或模型的帮助，他们就无法把握和理解这个抽象的定律。

此外，还需指出，在一些涉及动物尤其是人的学科中，试验和实验方法、方式的选取和实施，都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包含着科学家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因素在内。

4．事实的选择

科学家在着手研究时，面对的自然界的事实是不计其数的，而且事实又是瞬息万变的，于是他们不得不面临事实的选择问题。当然，这种选择可以取决于好奇心的纯粹任性，也可受实用的指导，即受我们实际需要、尤其是道德需要的指导。但是在彭加勒看来，我们应该选择有趣的事实，也就是可以多次运用、具有一再复现机会的事实。有趣的事实似乎是简单的事实，而简单的事实将更容易被机遇恢复。于是，科学家在两种极端情况下找到了简单的事实，其一是无穷大，其二是无穷小；天文学家在宇观对象中找到了它们，物理学家在基元对象中找到了它们。彭加勒认为，以规则的事实开始是合适的。但是，当规则牢固建立之后，当它变得毫无疑问之后，与它完全一致的事实此后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例外变得重要起来。我们此时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这不仅因为它们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最富有引导作用。彭加勒进而指出，自然是和谐的、美的。正是对这种特殊美，即对宇宙和谐意义的追求，才使科学家选择那些最适合于为这种和谐起一分作用的事实，正如艺术家在他的模特儿的特征中选择那些使图画完美并赋予它以个性和生机的事实。因此，科学家宁可寻求简单的事实、壮观的事实，因为简单和壮观都是美的。显而易见，在事实选择中渗透着科学家本能的和未公开承认的偏好，这实际上就是在作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会不会使科学家偏离对真理的追求呢?不会的!因为这种判断属于格姆所说的科学的非基本价值，即使这类价值为其他价值取代，科学依旧是科学。而科学的基本价值(追求真理和诉诸证明)则是科学固有的、根本的价值属性，失去基本价值的“科学”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了。

5．体系的建构

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方法的认定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方法论的选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形式。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单一的、毫无歧义的联系，即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相对独立于方法的认定的特征。而且，理论体系的建构蓝图确定之后，可以用数种方法论达到预定的目标。在确定这一蓝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了科学家的价值判断。爱因斯坦把物理学中的理论分为两大类。其中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简单的形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另一类是原理理论，它们使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是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是在经验事实的弓[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而得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和相对论就是这样的原理性理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性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之所以选定原理性理论作为其建构的蓝图，固然主要出于科学的考虑，但不容否认也和他看重原理性理论逻辑完整性的价值有关。爱因斯坦从建构狭义相对论体系中进一步认识到原理性理论的优越性，从而更加偏爱这一理论建构的蓝图。他后来创立广义相对论和探索统一场论都是在这一价值判断引导下进行的。他进而认为建构原理性理论是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

6．理论的评价

众所周知，对理论的显而易见的要求是“符合事实”。自古希腊以来，“拯救现象”一直是科学的中心论题。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科学家们信守的准则。爱因斯坦对科学理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外部的确认”，即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确认理论基础。

外部确认不用说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它并不充分。因为人们常常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在某些情况下，面对同样的经验材料，可以建立起几种形式不同的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洛伦兹的电子论、彭加勒的电子动力学)，这就有必要在它们之中做出评价与选择。尤为复杂的是，理论一般不能由证据直接推出，因而在证据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裂缝，此时必须用价值来缩小证据与未确定的理论之间的裂缝。更何况我们的语言是有理论偏向的，观察是渗透理论的，这就不免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估价描述世界的理论本身充斥着价值评价。

爱因斯坦用“内在的完美”作为理论评价的价值标准，它指的是理论基础的“自然性”和“逻辑简单性”。对此的确切表述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是在不可通约的性质间作出权衡的问题。库恩提出了理论评价是否充分的标准规则，即精确性(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一致性(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广泛性(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它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简单性(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和有效性(理论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但恰如库恩所注意到的，这类准则并不精确，个别用于具体事例时并不一样。当它们一起展开时，则一再表明彼此有矛盾。更为棘手的是，即使两个科学家用同一张选择准则表来评价同样的两个竞争的理论，他们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反映了理论的价值评价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它是价值判断的固有性质。

五、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

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科学共同体。所谓共同体，通常是指共同拥有一个确定的物质空间或地理区域的群体；具有共同的特质、归属感以及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群体。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的社会建制则意谓着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如科学院、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室、课题组等)和职业部类(科学家以及其他科学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在科学的社会部门和职业部类中，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通过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互动，通过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交往，逐渐形成了约束和引导科学家行为的价值规范或所谓的科学的精神气质。

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来说，“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或者人们如果愿意用现代术语的话，也可以说形成了他的超我。”在默顿看来，有五种作为惯例的规则——公有性(communism，科学是公共的知识，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利用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学知识不存在特殊权益的根源)、非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为科学而科学)、独创性(originality，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有组织的怀疑性(organizedskepticism，科学家们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总是有根据持怀疑批判态度)——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的精神气质不仅内化而形成科学家的科学良心，而且也通过科学家或多或少外化在知识产品和研究活动中，从而使这两个方面也带有科学精神气质的价值因素。与此同时，科学精神气质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人类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从而构成“科学的价值”。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它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产生、发展、强固、变化等等，则构成了“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互动”的探讨对象。至于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中的价值，也是以科学的规范结构或精神气质为中心展开的：在科学共同体内它通过约束和协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显现出来，对外则引导科学共同体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以科学家群体所构成的科学共同体而展开，在共同体内的人际关系中，在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中，都渗透着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因素。下面，我们拟以科学共同体活动的若干方面分而述之。

1．维护科学的自主性

科学共同体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在社会中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客观知识，又有自身固有的发展逻辑。科学的自主性指的是：科学对其社会环境的依赖与科学独立的核心能够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这样两种因素之间的斗争或张力。

科学不可能作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世外桃源”而存在。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既可能构成对科学的支持，从而促进科学进步；也可能构成对科学的控制，从而导致对科学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科学自主性并不要求科学共同体建立一个绝对独立的、自足自给的“小社会”，它只是要求科学共同体设法调整科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使科学不致被它们完全控制，维持科学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的影响尽可能引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渠道。

2．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

科学是一项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事业，它向社会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的精神产品——科学知识。在这里，唯有创造出新知识才有意义，复制、模仿等在物质生产中惯用的方法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促进学术繁荣和科学发展，科学共同体必须保证科学家学术研究的自由，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这一点一般都载入了文明国家的宪法之中。学术自由包括毫无顾忌地探索真理的自由，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怀疑和审查的自由，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公开讲授或发表学术见解的自由，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以及要求排除学术界内外的各种权威的干涉和统治的自由等等。学术自由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是学术繁荣的守护神，科学共同体都把保证学术自由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

3．对研究后果的意识

科学的精神气质尽管是科学共同体恪守的价值规范，但它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科学远非那么纯粹、那么圣洁，它已被打上了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秘密化等印记。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成为科学共同体放弃科学的精神气质的理由，反而更应增强对科学研究后果的意识。

日本学术会议第79次全体会议在1980年4月24日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把这一点作为科学家应该遵守的五点之一记载下来：“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为人类的福利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要求科学共同体监督自己的成员，正确审视自己的研究，时时注意价值判断，使科学研究导致的结果能在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提高生活水平，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人性危机和尊重人性、确立人的尊严、确保世界和平和民主秩序等方面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要警惕对科学成果的误用和滥用，努力排除由此造成的危险。

4．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

真正的科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以增进科学知识为目的所进行的研究，不以特定的直接应用为目的，其价值导向是所谓的“好奇取向”(curiosity—oriented)；而应用研究则是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直接目的，其价值导向是所谓的“任务取向”(mission—oriented)。这两种研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本身的进步都是必不可少的，使二者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协调进行，是科学共同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经常呈现扭曲状态。发达国家由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一般都倾向于向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的应用研究投资。发展中国家苦于资金短缺，往往也冷落了“远水不解近渴”的基础研究。而且，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或显示政绩，也往往对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应用研究倍加青睐。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研究势必要排斥基础研究，从而妨碍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未来的持续繁荣。鉴于既要考虑到人类的长远利益，又要照顾社会眼下的需求和复杂的现实状况，科学共同体便不得不面临相当棘手的价值抉择。

5．科学资源的分配与调整

科学共同体需要从社会获取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并加以合理的分配和有效的调整，以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投入，保证科学知识高效率的产出。这不仅是当下的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且对于研究机构长远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获取什么样的资源?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源?这里就有一个选择标准和来源渠道的问题。例如，就人才而言，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工作对人才的学历、专长、德行、素质等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对不同层次的人才要求的比例也有区别。就资金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组织往往十分注意从多方面募集资金，而不过分依赖一两个施主，以免受其操纵而失去自己的自主性。其次是科学资源在从整个共同体到课题组的各个层级的分配与调控。这既要处理好共同体内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重点课题与一般题目、眼前利益与长远计划的关系，也不能不考虑来自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最后还要协调好共同体内部各个部门、成员之间的关系，理顺彼此沟通的渠道。也要协调好共同体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里所讲的一切，实际是科学共同体组织的结构问题，而一种组织的结构必定有它的组织的价值模式。价值模式决定组织对其所在的情境采取的基本取向，从而引导个人的参与活动。

6．科学发现的传播

按照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家有权利、而且也有责任把他的发现通告科学共同体，公开发表他的发现结果，以便在科学知识的“市场”上自由竞争(也许在危及国家安全的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是例外)。近代科学在这方面极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那时的研究者只与他的信徒及追随者分享他的发现，仅以密记的形式把它公布于众。

于是，伦理和价值问题便在科学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中突现出来了。尽管科学家一般都发表他们的科学发现，但在发现和公开发表之间一般要耗费6个月乃至3年的时间。因此，正式或非正式地预先通报发现(私下交谈、会议演讲、打印简报等)就成为惯常的作法。这样一来，既为行为不轨的人提供了掠美或剽窃他人成果的机会，也为某些人以共谋的方式优惠交换研究情报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条件。

在科学发现的传播问题上，新闻界有时也起劲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挑起关于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问题的争端。这不仅对科学共同体内部有所影响，而且往往对社会上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观点起导向作用，乃至发展到形成科学压力集团的危险，从而对政府、基金会、科学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合理决策起到妨害作用。科学共同体的职责就是要把科学传播和交流纳入正常的轨道，于是便不得不面临许多伦理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

7．控制科学的“误传”

在科学信息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另一职责是要慎重地对科学传播进行控制、审查和查禁，以免对公众和社会造成损害和危险。尤其是像在医学、药学和营养学等与人类健康和福利直接相关的领域，更要小心从事才对。科学家有义务使他们的专业文献和出版物在内容和质量上达到高水平，编辑和评论人员有责任剔除那些事实有误和思想浅薄的低劣之作和平庸之作。科学出版物的守门人既要严格把关，又要对具有不熟悉的、新奇的、一时难以断定其价值的思想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以兔把真正的上乘之作拒之门外，从而埋没人才和延误科学的进展。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科学共同体本身对有背于传统的新奇和变革的东西往往也采取抵制态度，从而使控制科学“误传”的作法大大复杂化了。

更为棘手的伦理和价值判断在于，如何在合理性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划界。谁也不否认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存在着伪科学，它应该受到人们的控制和抵制。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伪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在何处终结？伪科学又是在何处开始？曾被认为是科学的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学说最后遭到了否定，轰动一时的、并受到奖赏的N射线的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在苏联一度被视为伪科学的遗传学、共振论和数理逻辑等，却是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科学。至今，人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有争议，至于灵学和特异功能的归属问题，更是吵得不可开交。这既牵涉到对奇异事物本身的价值选择，也牵涉到对科学何以为科学的价值判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科学共同体有责任和义务预防错误和误解的扩散，以深思熟虑的告诫去行动。另一方面，要充分相信，真理在自由交流思想的“市场”上有战胜谬误的能力。

8．科学成果的承认和科学荣誉的分配

科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规范和组织结构，其中包括它的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奖励系统。科学奖励系统是根据科学家们对增进科学知识的贡献大小来给予承认和分配荣誉的，或者说是按照他们扮演其科学家角色的好坏来实施奖励的。科学家在做出了独创性的科学发现即创造出确凿无误的新知识后，他除了企望博得同行的承认外则一无所得。即使在今天，当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职业时，对科学的追求一般还被看作是对真理的无私探求，而并非主要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科学共同体内，承认是科学王国的唯一硬通货，荣誉是科学劳作的最大报偿。科学的奖励系统不仅能激发科学家做出开创性的成果，而且也能在科学的社会控制方面发挥作用，约束科学家按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办事。当科学建制卓有成效时，知识的增长与个人名望的提高是同步的，共同体的目标与个人得到的奖励是匹配的，此时科学生机勃勃、兴旺发达。反之，当科学建制部门失去控制时，欺骗、诡辩、夸夸其谈和自我吹嘘、滥用专家权威、炮制伪科学等就应运而生，尽管这类不轨行为比其他行业要少些。

在科学共同体内，围绕承认和荣誉的纷争莫过于“优先权之争”了，这在科学发展史上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插曲”。按照默顿的研究，优先权之争并不是人类天性或科学家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而是科学建制的规范的产物。科学建制把独创性定义为一种最高的价值，从而使得对优先权的承认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正是这些规范对科学家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使得他们把对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关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今的所谓“大科学”时代，优先权之争就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复杂了。优先权之争极大地刺激了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使知识产品处于科学同行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副作用：它容易使当事人丧失理智，陷入无休止的论争乃至刻毒的人身攻击，转移科学的大方向。在这方面，科学共同体要公正地实施行之有效的奖励系统，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最大限度地限制优先权之争的副作用。对科学家来说，则要在独创性的价值观念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又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为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固不足取，但是把本属自己的优先权无原则地拱手让人亦不足为训，因为这对他人和共同体均有百害而无一利。

9．对科学界的分层因势利导

科学共同体内的成员远非是平等的，而是存在着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科学金字塔的顶端是为数甚少的科学权威，底部则是为数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普通成员。一般而言，科学权威和较高阶层的成员并不是靠财产和权力获得其高位的，而是靠自己的科学成果和科学贡献所赢得的同行承认和社会声望步步晋升的。而且，处于高位的成员并不比其下的成员拥有更多的组织上的权力(除非他成为行政官员，否则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无权指挥其他教授)，他们只能通过科学共同体的非正式关系施加较大的个人影响。这是科学中的分层与社会中的分层显著不同的两个方面。

科学界的分层显然有其积极意义。它促使那些步入科学殿堂的年轻人和后进者刻苦钻研、顽强奋斗，以出色的科学成就在竞争得同行的承认，从而成为科学界的精英。处于顶端的科学权威由于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敏锐的眼力，无疑会通过他们的影响，对科学共同体的建设和科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而且，他们的超人的智慧和高尚的人格也被视为楷模，成为后继者效仿的理想化身和价值标准。这无疑有助于在科学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你追我赶、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与此同时，科学界的分层也有其消极作用。尤其是，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更穷”，给科学权威头上挂满了荣誉头衔乃至套上了神圣的光环，使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科学权威若无自知之明，便会助长其极度的虚荣心，乃至发展到滥用专家权威(乱挂名、乱签名、乱署名等)，压制新生力量的地步。科学权威的这些不良作用固然能够依靠共同体内部公开的、充分的讨论以及精英人物之间的自由竞争加以消除，但是共同体有责任事先因势利导，发挥分层的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生产的环境和气氛。

六、科学和人的价值

“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史里假如没有科学史，就象独眼巨人普莱费莫斯少了一只眼睛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斗胆断言：科学价值(sciencevalues)即是人的价值(humanvalues)。

关于科学和人的价值问题，布罗诺乌斯基作过专门的研究。按照他的观点，科学活动预先就假定，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价值。追求真理既是科学的最终目标，也是科学的持续动力。但是，真理不是教条，而是过程。因此，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是独立的，必须在观察中和思维中保持独立性，而尊重真理韵社会则应该保护这样的独立性。

科学把对独创性的热爱作为独立性的标志，而独创性则是做出科学发现的工具。尽管独创性只是一种工具，但它对社会的进化是必不可少的。科学赋予独创性如此之高的价值，以致远远超过了艺术赋予传统的价值。

独立性和独创性对于科学的意义，要求我们把价值放在异议上。真正的高度异议的要素在人类文化中都是纪念碑式的，异议作为一种价值在我们文明的智力结构中已被接受了。它是从科学实践中得到的价值。在科学史中，只有当已被公认和接受的概念受到异议的公开挑战(例如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发起的挑战)时，进步才会到来。异议是智力进化的工具，是科学家天生的活动。没有异议就没有科学，没有异议的人根本不会成为科学家。

异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更深刻的价值即自由的标志，就像独创性是精神独立的标志一样。如果说独立性和独创性是科学存在的个人需要的话，异议和自由则是科学存在的公共需要。

学术自由必然会导致观点的差异和看法的分歧。但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社会又必须把观点和看法各异的人粘合在一起，一个持续发展的科学又必须把历史传统与未来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宽容则成为科学上须臾不可或缺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宽容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消极的价值，而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宽容的精神实质在于，承认给他人的观点以权利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为他人的观点本身是有趣的，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的，即使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在科学中，我们常常认为他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因此认为他人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了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冒险事业；科学家在探索中必须大胆猜测和假设，而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击中目标；一代科学家所犯的错误，比下一代人对它们的校正要多得多。在科学中，犯错误并不是丢面子的事情，这是由科学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话说：“犯错误和抛弃错误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所决定的。

科学家之间的宽容不是以无差异为基础，而必须以尊重为基础。尊重作为一种个人价值在任何社会都意味着公众对公正和应得荣誉的承认。科学使一个人的工作与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的工作相互关联和衔接，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公正和尊重，科学就无法存在下去。假若这些价值不存在了，科学共同体便不得不创造它们，从而使科学实践有可能进行。

总而言之，科学共同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具有直接的共同目标——探索真理。它必须促使单个科学家是独立的，促使科学家群体是宽容的。从这些基本前提——它们)形成了最初的价值——逐步得出了一系列的价值：异议、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正、荣誉、人的尊严和自重。这就是科学所塑造的人的价值，而且有这种价值观念的人又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科学和人正是在这种张力和互动中丰富起来、完善起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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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评价的人学思想，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晚年的迷误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社会底层命运的特别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对主体观念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视；对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哲学人本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一是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质。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第96页）是人的类特性，又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56页）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3]（第477页）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做或行动），而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基本特性表现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4]（第81页）也就是说，实践、特别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又如何区分呢？指出，要从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上加以区分，[5]（第282页）因为人要实践、要劳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即“人的社会性”不同；现代人和原始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的历史发展”情况不同。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所以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要从人的阶级性上了解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这是对人的特性和本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二是从历史创造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指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第585页）因而人是创造价值的最高价值。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6]“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第1031页）因而有了赞扬人的价值的那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8]（第1512页）而人的价值有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统一：个体要自觉地为集体、社会作贡献；集体、社会要尽可能满足个体的正当需要。

三是从必然与自由的哲学范畴的分析中引伸出政治自由的概念，提出共产党人要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由是根据对外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9]（第456页）自由存在于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之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自由，人对社会的自由和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的社会自由范畴。根据马恩的思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0]（第485页）“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10]（第845页）认为政治自由同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也必须以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前提，指出要想获得指导中国革命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即中国革命的规律，要想获得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需要人们去争取、去斗争。因此共产党人要与争取自由、争取平等的人们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要让自由的阳光照遍祖国大地。[11]（第210页）

四是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出发，提出了人权问题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马克思很早就提出无产阶级的人权思想，要求把争取人权和公民权纳入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12]（第12页）恩格斯主张把“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9]（第124页）并认为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要求”。[9]（第448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使人发生异化时，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而这种共产主义就包含着人道主义。[1]（第120页）根据马恩的思想，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劳动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具有无上的价值，因而应当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即人权，而人权首先是人民大众的人权，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然后是发展权、管理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各种企业事业，则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13]（第129页）与尊重人权相联系，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最起码、最普遍的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队伍和人民内部，而且适用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不再捣乱的反动分子，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人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五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提出和实践“解放个性”的口号。认同《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4]（第416页）提出了“解放个性”的口号，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4]（第239页）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第1058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5]，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遗憾的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和误解，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子迷误。例如，在人性和人的阶级性问题上，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只讲人性的阶级性，否定共同的人性，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都归结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宣称“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全面专政”。[16]因而在“”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践踏了人性；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把个人和集体完全对立起来，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视为“最近视的个人主义”，[13]（第134页）否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在人权问题上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认同“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行为，提倡“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奇异人治思想，[17]其结果是使法制遭到破坏，人权受到侵犯；在自由问题上，建国以后不再把自由民主看成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奋斗的重要目标，而仅仅看成一种手段或权宜之计，在“舆论一律”、“集中统一”的名义下，公民的民主自由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只讲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的意义，不讲发展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还把人的全面发展误解为通过消灭分工和社会角色功能互换来实现社会身份的人人平等；等等。

尽管晚年在人学思想上发生了一些迷误，但其正确的方面仍是基本的、主要的，我们应当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它的得失，肯定其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和发展的人学思想。

二、深入研究人学思想是发展哲学的重要途径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必须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哲学的发展，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如深化基础理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的研究；开展应用哲学的各分支学科如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等的研究；进行多向度的比较研究，如哲学与邓小平哲学的比较、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等等。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途径还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当代世界哲学的主题转换与发展趋势，开拓哲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域。

哲学要向前发展，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当代世界哲学的主题转换与未来趋势。哲学本来就是以人的问题为研究主题的，他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应用哲学的各分支学科无不体现出他的人学思想。的《实践论》是研究认识论的，但它首先讲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讲社会和人的改造；《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但它主要讲人应如何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改变社会结构、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讲历史唯物论的，但它的主题是讲如何协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际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等应用哲学各分支学科，也是以人学为基础，围绕人的问题而展开的。但是这些哲学思想中的人学维度长期以来却被阶级斗争的迷雾所遮蔽；其专门的人学著作如《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等又尚未认真发掘和利用；其他著作中的人学思想也未得到系统的梳理和提炼；加上对其人学思想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因而的人学思想研究未能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开展。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和发展人学思想就成为发展哲学的重要途径了。

深入开展人学思想研究，一是可以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汇入世界哲学的潮流，走向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成为真正开放性的哲学，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证实其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二是可以深化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过去人们对哲学的研究，较多地注意其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未能看到其中的人学思想主题和人文关怀的维度，很难领会它们的真谛和神髓，因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后来开展的哲学分支学科研究，虽然是一大进步，但由于对人学思想在理论哲学和分支学科中的重要地位没有透彻的了解，也影响了研究的功力和水平。人学思想在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既具有中介性又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它是理论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论）的应用，又是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它涉及实践、主体性、矛盾、本质、社会关系、价值等诸多范畴，横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对它的深入研究，必将带动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以至整个思想体系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三是为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我们说的理论哲学以人学为主题，包含有丰富的人学思想，其应用哲学又以深厚的人学意蕴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这种研究框架，对于推动哲学的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是非常不够的。要想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开辟新的领域，寻找新的生长点。这个新领域、新的生长点就是开展人学思想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回答人学思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构人学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人学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

人学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表现在它告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忘“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远大目标。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在确立其人学思想时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4]（第416页）还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指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的。首先是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然后经过社会主义到达于共产主义，彻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并且论述了树立远大目标和立足当前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5]（第276页）当时资产阶级顽固派跑出来说：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阶段去了，那末就请你们把共产主义收起来好了。愤怒地驳斥了这种狂妄叫嚣，满腔热情地歌颂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她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他强调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因此，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了。[3]（第685-686页）

从那时起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曲折发展，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于是，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也应该“收起来了”；有的人则由于过多地注意吸取超越阶段的共产主义“空想论”的经验教训而重蹈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覆辙，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没有必要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没有必要讲什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要埋头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就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暂时的曲折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是互相联系、互相衔接的，前者要为后者的实现创造条件，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囿于现阶段的实践而忘记或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不错，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但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推进其发展程度，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目的。这不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恰恰是远大目标和当前实践的辩证统一。所以我们应当牢记的教导，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收起”共产主义，而是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不是放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是积极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以它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并贯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贯彻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之中。否则我们就会重犯忘记远大理想、迷失前进方向的错误。

其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时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晚年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思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18]（第130页）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0]（第717页），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0]（第767页）这里讲的“需要”，不仅是物质生活需要，而且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讲的“共同富裕”，不仅指物质财富方面的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群众在精神财富上的共同享有和全面自由发展方面的共同提高，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时刻把握这一重要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的，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相协调时，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应当坚持人学思想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全面树立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充分尊重人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原则。坚决反对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见权不见人的陈腐落后思想，坚决反对将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形而上学思想和实用主义原则，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蚀人的灵魂的腐朽思想，积极建构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遵循人道规范，体现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体系，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当前贯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有几点特别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一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7]（第864页）原则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利益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应当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笔者认为，应当以当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原则，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即既要关注那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员的利益，承认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又应当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仍然是人民的主体，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首先要代表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要求。尽管目前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工人阶级始终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主人翁的地位不能动摇；广大农民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善待亿万“农民工”；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所以代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主体的利益是最要紧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基本内容，丢掉了它，就丢掉了根本。同时还要特别关注下岗、失业人员和城乡贫困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决不能因为是“暂时困难”和“眼前利益”而置之不理。二是政治文明建设要以提出的“人民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为目标。这就是说，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确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让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大事，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思想；并且充分发扬民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让人民监督政府，监督干部，防止腐败，跳出“其兴也bó＠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三是精神文明建设应以“言论自由”、“个性自由”为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化发展理论和人学思想、法学思想来重新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法制，尽快制定出诸如《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具体的法规，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同时，要把个性教育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必须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培养有创造性和特殊才能的社会主义新人。

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中国人民正在朝着马克思和的人学思想为我们规定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努力，相信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奋斗，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并且一定能够达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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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R].

科学价值范文篇6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和动力、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等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回答，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维方式。价值思维是指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者依照主体自身的尺度，选择、对待和评价客体，使客体主体化从而产生价值的运思活动。在科学发展观中，处处体现着这种价值思维。其突出特征有三个。

一是科学发展观运用主体性思维，强调人的核心地位和社会本位，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发展的视野，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动力皆为人，要求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主体性思维就是人民本位思维，就是以人民利益、人民需要、人民幸福为本，能否让最广大民众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成为判断发展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主体，也是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主体和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主体。一切价值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自我价值的表现。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的发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选择、价值创造过程。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将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发展，人的物质、文化、政治需求及其满足，人的权益和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之本，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协商、调解等综合手段，建立和完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公正机制、多样化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与实现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社会权利，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科学发展观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共赢，坚持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彻底的关系思维，在辩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科学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全面发展，并进一步把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五个统筹”既体现了发展的空间的全面性，即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国内发展到对外开放等的空间意义的全面性，又兼顾到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重关系的角度来规范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坚持发展的多维性，重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诸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关注各动力要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强调应遵循系统的合力优化原则，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项具体的建设之间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关注社会和人全面发展过程中价值关系的互补性与互动性，并确立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生态平衡等综合指标系统，追求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进。

三是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合目的性统率合规律性，追求发展的内在和谐。把价值目标建立在真理之上，既以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又以人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人民利益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高度地统一起来，使发展更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为了实现规律之真与人本之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的统一，创建和谐之美，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性设计正确的发展过程、战略和步骤，在实践理性层面提出了整合发展中各类利益关系的“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突出了主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和创造性特征，把整个社会发展视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相互协调、全面而持续发展的过程，坚持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既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时间上的动态连续性，又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空间上的结构合理性；强调社会发展应当是系统运行协调性和持续性的统一，主张以组织的、规范的、制度的和价值的方式，对社会的各种利益、动力、目标和结构进行协调，保证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全面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荣，使各类价值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得以平衡实现，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优化，使社会资源优化组合，实现社会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的和谐，进而达到有秩序的、规范化的、按章办事的运行状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生，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逐步成为现实。和谐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

总之，科学发展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共生、共赢的价值思维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以这种科学的价值思维范式为指导进行的社会实践运动。只有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价值思维，并落实于各项制度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之中，全面转化为现实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方式，才能实现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政治理想，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充满着深厚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

科学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可行性公共项目科学决策价值决策

自1990年代起，中国各大城市就不断掀起地铁（含轻轨）热。?中央政府多次行政干预，以停止审批方式给地铁热降温。然而，中央降温，地方不降温；地铁项目不上，地铁规划线路却在增长。目前运作地铁项目的城市，尽管一号线长度都在25公里以内，但其规划总长却大都已超出100公里。其中，杭州和南京更分别达到了$&''''公里和())公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担忧。地铁属于建设成本巨大、营运成本昂贵的公建设施，其上马需慎之又慎。上世纪末的“机场热”已是前车之鉴：全国已建成的)''''个支线机场，)&个严重亏损，有的已经停航。而地铁与机场不同：机场停航，土地资源还可利用；地铁停运，埋在地下的资源统统报废，毫无效益可言。这便是对地铁“可行性研究”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因工作关系，自!""#年代开始接触地铁项目，从而发现地铁“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或违反社会科学规律及价值原则的现象。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价值学研究，围绕地铁规划的可行性，以探讨科学认识、价值决策的基本原则及程序，供地铁及其它大项目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参考。

实事求是：地铁可行性研究的科学原则

实事求是，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认识的基本原则。地铁，建在城市、服务城市，因此，把握客观市情是可行性研究的基础。市情包括许多内容，但对地铁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城市经济实力、二是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落后、人口规模过小的城市，地铁项目通常可免谈。应该说，把握这两条都不难。问题是，如何准确预测城市远期人口，这是地铁规划的科学依据。而在目前的地铁规划中，城市预期人口却几乎是一弹性存在。

1990年代初，由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地铁规划，曾预测2000年青岛地铁一期（16公里）日均客流76万人次。当时北京42公里地铁日客运量才150万人次，每10公里35.7万人次；青岛地铁每10公里竟达47.5万人次。按比例推算出来，青岛的人口在2000年就该有2004万了！2004年，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交通规划中的轨道规划，总长度为195公里，预测远期日客运量382万人次。按目前北京轨道交通总长114公里日客运量180万人次的比例推算，青岛未来城市人口也将超过2000万。由于国内地铁建设、运营成本大体相同，票价大体接近，因此，凡轨道规划超过100公里的城市，所预设的城市人口也都应超过700万，其中，杭州、南京的人口更应超过2000万！

人们不禁要问，凡地铁规划，大都是国内权威单位、专家编制的，这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数据，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在笔者接触的可行性报告中，大都有一个读不懂的数学模型和繁琐计算过程。问题是，这些数学模型的计算方法是把城市出行人口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把客流量按固定增长比率累进计算，然后得出不断线性增长的数据。这种方法显然是违反城市发展规律的。这好比预设年龄与身高正相关，设计的数学模型再精致，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但由于这些错误隐蔽在复杂的数学模型背后，所以，它往往一路绿灯通过各级审查。这就形成一种反常的“规律性现象”：越是重大项目，越易犯低级错误。像粤海铁路、上海磁悬浮严重亏损便是例证。这之中，除去迷信专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实践检验”错解为“直接经验”。即便有人对某些数据产生怀疑，也无法否证，因为在地铁修成之前，谁能断定这预测数据是错误的呢？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科学之所以不是算命，就在于它有实践的依据。这实践包括当下的、日后的实践，也包括他人的、先前的实践。譬如像吃毒药可死人之类的真理，是不需再拿自己的生命去验证的，否则还要科学干什么？世界上已建成地铁的城市多的是，其客观规律早已存在。譬如，北京、香港地铁的运行数据与城市人口关系，就足可作为我们检验各地地铁规划数据科学性的参照系。如地铁长度超过100公里时，城区人口应过700万，就是笔者参考了香港82公里地铁服务700万人口的实例。笔者曾经考察过世界许多城市的地铁，当城市人口在200-300万时，地铁大多只有30-40公里（外延的城铁不算）。在这些客观数据背后，表明地铁长度与城市规模是有一定内在关联的。无视这种内在关联科学性的规划，到头来必然要被实践所证伪。一旦被实践证伪，如锦州机场可行性报告预测年旅客吞吐量为211万人次，实际只有1.7万人次，其巨大损失便无法挽回了。

实事求“善”：地铁可行性研究的科学价值原则

实事求“善”，这是科学的价值评价与价值实践原则。这里的“善”，泛指社会价值、社会效益。价值学告诉我们，社会的“善”是具有两重性的，体现于地铁，一是社会效益、功利价值；二是经济效益、交换价值。城市对地铁社会功利价值的“需要”，离不开城市经济实力即交换价值的“能要”。在地铁的可行性研究中，所谓实事求“善”，就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城市对地铁的客观“需要”及“能要”出发，坚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性原则，追求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目标。

一、关于所谓追求社会效益的“可批性”规划。坦诚地讲，许多城市项目规划中的数据错误，并非是一个科学失误问题，而是一个服务于既定目标的价值抉择问题。或者说，许多所谓的“可行性”数据本身就是服务于“可批性”的；许多看似荒谬的数字，都是“数”出有因的。譬如，地铁客流量预测之所以超出实际，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对地铁立项的客流要求。

对许多地方来说，之所以支持这种“可批性”规划，就是为了追求地铁的社会效益。由于地铁投资，按常规一般是由中央财政拨款，或从国家银行贷款，即便出现亏损，“负经济效益”由国家背负，地方得“正社会效益”，也未必受什么损失。这是许多地铁项目“可批性”背后的潜在动机。那么，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如果地铁建成后，地方政府能承受地铁运营亏损的话，这属于国家“白给”地方“能要”的情况，对地方当然是好事了。但如果地铁建成后运营亏损巨大，地方政府无力承受的话，则未必是好事了。好比穷人住别墅，连电费都支付不起，则还不如住旧房。这属于国家“白给”地方也不“能要”的情况。具体地说，地方“白捡”一条20—30公里的地铁与“白拣”一条200—300公里的地铁，后果是完全不同的。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支持超长地铁运营，每年至少要亏数十亿，足可将城市财政拖垮，这还有什么“社会效益”可言呢？

因此，略去地铁投资不谈，地方财政能承受多大的地铁运营亏损额、能支持多长的地铁运营线路，这也是可行性研究的题中之义。无限夸大客量的可批性规划，一坑国家、二坑地方，无论对谁，都不是什么好事。这正是地铁不同于其它公建大项目的地方：有时“白捡”也不敢要。而随着国家公共财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国家审计署审计重心的下移，只管投资不问效益的情况将会彻底改变；地方“钓鱼”国家“上钩”的情况也不会继续下去了。无论中央或地方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都应实事求是、实事求“善”，追求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二、正确认识地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效益，是一个价值评价概念。地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是有特定内涵的，是与地铁的公共物品性质、与公共财政投资原则密切相关的。

地铁社会效益主要指地铁所应发挥的服务社会的功能效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地铁由于不盈利，所以，大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属于公建设施。而任何公建设施，都要求尽可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是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物品的性质所在。一座私人豪宅可几人居住，一座城市剧院，却不能仅供几十人享用。因此，“社会效益”概念本身，就包含社会效用的量度标准；低于这种量度标准，表明大量公共服务功能被浪费，便没有社会效益。而对大容量交通工具地铁而言，其量度标准，不是别的，正是国家对地铁可行性规划的基本客流量（高峰小时单向3万人次）要求。如果低于这个标准过多，尽管乘客舒适，但地铁并未发挥社会效益。所以，如果地铁“可批性”数据是假的，地铁客流达不到这个指标，地铁本身就不具有社会效益。那种离开地铁客流标准，笼统认为只要修建地铁就具有社会效益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脱离实际客流需求将规划线路随意拉长的做法更是极为有害的。至于把地铁规划本身作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加宣传，似乎地铁规划线路越长越值得骄傲，如称“杭州轨道交通线路之长”国内少见、“深圳轨道交通规划线路比香港还长”等等，这种做法都是不妥的。

至于地铁的经济效益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经济效益原是一个对商品生产盈利程度的评价概念。由于地铁投资成本巨大，且采取有偿服务形式，必然产生投资及经营核算的问题，所以，这里的“经济效益”，就是一个对政府投资效益、对地铁经营效益的双重评价概念。在地铁项目中，一些人由于把双重“经济效益”混为一谈，且狭隘地理解为“盈利”，所以，坚持认为不盈利的地铁就不存在经济效益问题了。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

政府投资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原本就不为盈利。政府投资建广场、整绿地、维护公共设施，哪项工程不是纯粹花钱”？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钱“花”的是否“值”，是否换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因此，政府在地铁投资中讲经济效益，就是强调投入资金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在这一价值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即便地铁出现合理亏损，投资依然具有经济效益，属有效投资。而如果地铁规划数据是虚假的，地铁没有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那么，地铁出现的严重亏损便是不合理的，地铁投资便属于“负经济效益”。所谓“负经济效益”，就是指投资是无效的，亏损没有换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即便某些地铁投资具有经济效益，允许出现合理亏损，也并非地铁就可以不讲投资回报率。地铁的规划、建设、运营各个环节都要注重最大化地减少成本支出、增加经营收入；强调地铁的经营效益，就是要追求收益最大化、实现亏损最小化。这就是说，即便地铁投资具有合理性，在实施过程中仍要进行严格的经济效益考核。这种考核与对企业的经营考核性质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将最大化盈利变成最小化亏损而已。目前，由于地铁建设中缺少经济效益的约束和考核，原本属于满足城市基本消费需求的地铁，似乎变成了一种炫耀性产品。一些城市的地铁，不仅设备要进口，而且，站内外装修都要高档?，这种不计成本追求豪华的结果，必然无谓地加大地铁的亏损额，使地铁保本或盈利的票价竟高得离谱！这就像出租司机，买劳斯莱斯、宝马、皇冠搞营运。我们强调在地铁规划建设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无端浪费的情况。

三、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地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相统一，既体现在地铁项目本身，也体现在政府对地铁的宏观决策中。我们分别站在地铁经营和政府投资立场上，讨论地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性问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地铁的经营效益依存于地铁的社会效益的问题。地铁的客流量大、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大（合理亏损小）；反之，地铁客流小、社会效益小、经济效益小（亏损额度大）。同样，地铁的社会效益，也依存于地铁的经营效益：地铁发车频度高，每3分钟一列，地铁经济效益大，乘客便捷，地铁社会效益大；反之，发车频度低，每8分钟一趟，地铁经济效益小，乘客不便捷，地铁社会效益小。以上这种正向效比关系都是以地铁客流达到、超过定量标准为前提的，但当地铁客流小于定量标准，一列地铁仅乘坐100人或50人，远不够单趟运营成本时，地铁的经营效益与社会效益就呈现为反向的效比关系了：发车频度高，尽管少数乘客便捷，相对社会效益大，但经济效益小（亏损大）；发车频度低，尽管少数乘客不便捷，相对社会效益小，但经济效益大（亏损小）。而当地铁发车间隔超过1小时，便丧失公共交通的功能了，其社会效益也就彻底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地铁客流定量指标，也是地铁社会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前提条件，离开这个条件，所谓不讲经济效益只讲社会效益的地铁是难以持久运营的。

第二是政府投资效益与地铁社会效益如何相统一的问题。一些人习惯于从城市功能完善、城市现代化标志等理由出发，来阐述修建地铁的必要性。其实，一座城市是否应建地铁，其判断标准，绝不是城市的地位、性质或居民的迫切愿望，而是城市出行人口能否满足地铁的客流标准。当一座城市符合这些标准时，大容量快速地铁交通可减轻地面交通压力，缩短居民出行时间，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些社会效益会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加城市的财政收入，弥补地铁的合理亏损，实现地铁投资效益的最大化。反之，当客流严重不足时，既不能减轻地面交通压力，又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城市财政不会因此增收，反而要年年承担巨额亏损。因此，地铁真实客流量能否达到规划标准要求，也是决定政府投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性的关键环节。

总之，强调地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本质上是一个对城市公共资源、社会财富的合理运用、节约消费的问题。企业追求投资、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结果，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政府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督促地铁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则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社会生活质量。地铁投资、经营效益最大化，都共同服务依存于地铁“内部”、“外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地铁的基本客流量，就是实现地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条件，半点虚假不得。

四、地铁工程上马要兼顾“需要”和“能要”。一座城市的地铁客流量即便达到规划标准，也未必能立即上马。一些城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往往代表民意年年呼唤地铁。问题是“需要”不等于“能要”、理想不等于现实。离开物质基础，离开“能要”的条件，任何“需要”都无法满足。期望地铁营运盈利，政府不赔钱，大半是不现实的?；地铁的合理亏损”通常是难免的，需政府买单。其实，“合理亏损”也未必就是小数，依然可能动辄数亿元。如果是实事求是地算经济帐，政府财政无法承担时，地铁就不能立刻上马。因为如果地铁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过大，就会影响对城市其它方面的财政投入，对城市发展和稳定产生巨大的负社会效益。超前的“高消费”，以局部的社会效益而影响了全局的发展，同样属政府投资效益的最小化。但是，当一座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了，公共交通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瓶颈时，不及时建地铁（或快速公交系统如BRT?），同样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这时的政府投资，自然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五、关于地铁拉动土地升值问题。关于土地增值问题，是在地铁项目中被用滥了的一个理由。地铁开通后，某些城市、某些地段的土地的确可能增值。一是因为大城市存在级差地租，快速交通工具，可缩短不同级差土地间的距离，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二是因为快速交通给沿线带来商机，刺激商业发展，也拉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但这种增值的前提，都是以地铁巨大客流量为前提条件的；离开巨大客流量，是无所谓土地增值的。如果地铁具有神奇的增值效应，今后开发一座城市，只要修地铁就行了；地铁修到那里，城市繁荣到那里。这显然是非常荒诞的。实际上，土地增值只存在于大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旦城市发展成熟，土地级差便会消失，甚至郊区房产会比市中心还贵。这时，在统一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上，地铁所拉动的土地增值效益便有限了。所以，不能脱离价值规律，赋予地铁某种点石成金的功能。

地铁可行性规划中的科学价值决策程序

在我国，要做到在地铁建设中贯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性原则，应该根据科学价值决策规律，笔者提出如下简易程序：

一、根据城市人口规模（“需要”），设定最佳路线的地铁长度规划。人口规模过小的城市是不需要地铁的。国家要求城区人口300万以上，就是对此的硬性限定。在城市人口规模设定、串联客流密集区的最佳地铁线路确定情况下，如果地铁长度只有2、3公里，其总客流和边际客流量都为零，其社会、经济效益也为零。随地铁长度增加，总客流增加，边际客流量也不断递增，地铁社会、经济效益也随之增长。其后，地铁长度继续增加，地铁总客流不断增加，但边际客流增幅放缓。当地铁长度达到某一点时，边际客流量开始递减，地铁的边际社会、经济效益也随之降低。这个边际效益由递增向递减转化的“拐点”，就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最佳地铁长度B。尽管城市人口规模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不同，但这一长度从理论上讲，是不难测算的（由各线路公交客流变化调查便可测算）。当然，为了更便于操作，国家应补充规定地铁线路各站点最低高峰客流规模，譬如每小时单向1万或5千人次，将这个“边际拐点”量化。这样，就可避免那种将地铁线路无限延伸的不可行性规划出笼了。

二、根据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能要”），确定地铁建设规划。城市政府投资地铁，需量力而行。2003年国务院发文，要求申报地铁城市地方财政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1000亿以上，就是对这一要求的量化标准。在达到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城市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确定对地铁投资规模（X）和日后可承受的补贴额度（Y）。

三、根据地铁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设定合理票价。地铁票价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客流量变化、影响地铁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由于地铁的公益性质，它的票价通常不受市场调节。目前国内地铁单程票价多为公交票价的2—4倍。同时，作为理论票价，还必须考虑套票折扣因素、考虑对特殊人群的减免因素，否则便会出现虚高的理论收入。

四、根据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确定地铁的规划长度。有了上面三项指标，我们就可以定量确定一座城市的地铁建设长度了。由于地铁单位造价是大体确定的，我们可根据（X）算出可修地铁的长度A。然后，找出A与最佳长度B的关系。如果B>A，一般应以A为宜，因为投资是硬限制。但A必须在边际客流递增减缓的区域内，否则，地铁就没有规模效益；如果B<A，则应以B长度为准。当然，如城市财力雄厚，可适当延长到地铁边际客流递减“次大化”区域内，如果延长到边际客流递减的“最小化”区域内，地铁便失去了社会效益。

根据上述地铁长度，便可推算出较准确的地铁运营成本。根据地铁理论客流量，乘以理论票价，可算出运营收益。两项相减，就可算出地铁的营运亏损值y。如果y>Y，超出政府承受能力，则需重新测算，暂时缩短地铁长度；如果y<Y，则应肯定该规划，甚至可适当延长地铁长度。

总之，依据上述原则和公式层层推算或层层审查，地铁规划便具有充分的科学价值依据。只要原始数字准确，得出的规划结论是不会出大错的，像动辄200、300公里的规划就不会轻易地被通过了。笔者相信，上述这些原则及程序略加变通，便可套用到其它重大公建项目上去，从而会大大地提升我国城市政府的科学价值决策水准。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地铁、轻轨线路不包“铁路”或“城铁”穿过市区的线路；铁路公交化是现代交通大趋势，城际铁路运营范围大、客流大，社会效益大，与城市轨道交通不是一个概念。

②其实，内外都用高级大理石装修，未必就艺术、就有文化，反之，处处都只保留水泥本色，未必就不艺术、就没有文化。笔者在国外见过非常简朴有特色的地铁车站。

科学价值范文篇8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东方文明古国的抗拒心理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观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②

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重审“科学玄学论战”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著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挡，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决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决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后观

自从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传入，质疑和否定科学价值的倾向又多了一样思想武器。法国解构主义家福柯和德里达全力消解科学的价值，动摇、瓦解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代表的地位。他们力图证明，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神话，科学不过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话语特殊和优越。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此书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成元话语，是衡量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科学和其他叙事方式，如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等等处于同样地位。他说，以前科学家一直看不起其他叙事，因为它们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而在今天，科学知识在证明自身时，却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③

利奥塔把什么都当成话语，这就抹杀了科学和迷信、巫术的区别，这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战胜愚昧的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科学与神话、巫术没有区别，但当他们生病时是去，还是去找巫婆呢？科学家为了让和公众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和价值，会使用宣传和其他介绍手段，但科学和科学定律本身能否成立，却有自身的评判标准。这相当于医药的推销要靠广告，但它们能否治病，却不是广告吹出来的。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科学落后、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深远的民族有相当的危害。中国科学和文化落后，人民大众要摆脱愚昧和陋习，尚须作出巨大而长久的努力，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

科学是否与人文精神对立？

中国有些所谓文化人缺乏基本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历程和精神并不了解，却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否定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文明。他们提倡返朴归真，脱离现代文明生活，其实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的学舌。请看以下言论：④

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状态已经成了一种世界命运。是的，人类愈来愈想家了，回到那个、和谐、自由的家园……是科学首先分割了自然、分割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首先以一种合理的片面性和整体的孤立性切开了人类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世界，它解剖了人体、解剖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它将人的体力和功能延伸到人的异己的部位，并进一步让异己的器械取代了人的体力和功能，从而中断了人的体能的进化，使人的精神出现出分支状态，甚至到一种破碎状态……人文主义在维护和捍卫着世界和生命的整体性；科学主义在切割、分解着这个整体……人文主义在尊重并返归自然，科学主义在解剖、毁坏自然……科学主义在客观上促成了商业和战争；人文主义在主观上抵制着商业和战争……

我认为，承认现代给人类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一回事，无限美化原始生活，用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原始乌托邦批判现代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人们都知道，原始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之地，地震、火山爆发、雷电、洪水等等轻而易举就使人丧生。而科学不但不降低生命的质量，反而是生命的守护神。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鼠疫、黑死病、产褥热等疾病不知道会有多猖狂。至于说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可以比较唐僧取经、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艰辛和现代、通讯带给人们在旅行、交流方面的极大方便。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接近“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理想。

科学给人理性和力量，使人自尊和自信，科学是人文的后盾，不是人文的敌人。

结语：我们需要肯定科学的价值

西方思想家中不断有人反思科学的后果，批评科学的，置疑科学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其必要，但鼓吹他们的思想则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里没有篇幅讨论他们的合理与偏颇之处，只是有必要指出，就算他们说的有道理，西方科技过分发达西方人对科技太偏颇、太迷信，因此有各种副作用，但在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是科学太多太成熟了，还是太少太落后了？在中国，什么时候科学被滥用了，成了霸权，还是情况刚好相反，人们往往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甚至反科学、伪科学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科学的价值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和肯定。

注释

①辜鸿铭：《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文选》，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365—366页。

科学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