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定范文10篇

科学界定范文篇1

因而，研究刑事政策就必然要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目前，学界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而理论上的混乱又可能带来刑事政策运行中的误区，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从而使得刑事政策的运行机制能够发挥其最佳功能。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

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所谓负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发展速度的下降，社会发展目标的损害，社会结构紊乱与有害结果。负效力产生的原因很多，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有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这是政策规范本身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偏差所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本身正确，执行得力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一些负效力。”。{3}从以上政策学者对政策效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仁文博士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将政策效力视为政策功能，同时其所例举的现象只是政策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的表现，而非政策功能的表现形式。

（二）系统论的认识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任何物质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功能对结构又有反作用。结构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功能则是外在的多变的。事实上没有无功能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相同；组成系统的要素相同但结构不同，功能也不相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同构同功，即相同的结构表现相同的功能；另一种异构同功，即不同的结构表现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功能；再一种是同构异功，即同一种结构实现着多种不同的功能。功能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4}系统论的功能论使我们对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而梁根林博士认为：“由刑事政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刑事政策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体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实践，具有政策导向与政策调控两大基本功能。”{5}由此可见，梁根林博士是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认识刑事政策的功能，并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论证功能。

（三）政策学的认识

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功能是政策的内在属性，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这种效力和作用的结果就是政策的效益，它通过政策的地位、作用、结构表现出来，政策功能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的”。{6}我国学者中从政策学的视角论述刑事政策功能的，主要有储槐植教授和侯宏林博士。储槐植教授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指刑事政策在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中所起的功效与作用，具体说来是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7}侯宏林博士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是指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基于其自身本质和特性，在防控犯罪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效与作用”。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所见，储槐植教授显然是持狭义的刑事政策说，因而，他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只对刑事立法与司法起作用，而对社会预防政策没有论及，而侯宏林博士显然是持广义刑事政策说。笔者认为，在论述刑事政策的功能时，侯宏林博士的观点是可取的。如果将刑事政策的功能仅仅定位于狭义的刑事政策，那么对社会预防的功能就会缺失，而社会预防的功能的缺失实则是缺失了现代刑事政策最主要的功能，因而，笔者力主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

二、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

科学地确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之后，我们还必须对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实则是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我们知道，刑事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因而，其划分标准应以政策学的划分为依据。在公共政策学中，“一般来说，政策功能包括：制度性功能、导向性功能、管理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8}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可以分为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直接功能是刑事政策适用中必然产生的功能，如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间接功能是指刑事政策适用过程中随附加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功能，如国家给予被害人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一方面缓和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使犯罪人安心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关注被害人，关注弱势群体，形成和谐的社会，以及互相关爱的环境。一般来说，制定刑事政策首先着眼的是直接功能的实现，间接功能有时是有意而为之，有时则是无心插柳。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功能，下面笔者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

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刑事政策在控制与预防犯罪活动中的指示和引导功能。

1．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

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突出地反映在“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9}刑事政策能否“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也决定了刑事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刑事政策提供的并非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其刑事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缺乏基础，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制定的消灭犯罪的刑事政策，其所提供的知识就是不符合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根据犯罪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消灭犯罪只能是一种理想。在消灭犯罪的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刑事政策必然是不切实际而难以实现的。因而，提供符合犯罪发展规律的反犯罪斗争的新知识是刑事政策科学性、合理性的保证。而“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统一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惟有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反犯罪斗争的合力，协调一致地组织对犯罪的斗争。现代刑事政策根据对犯罪与反犯罪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在民主、法治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合理而有效地确定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方法和艺术等。不仅可以明确反犯罪斗争的目标，指导反犯罪斗争的行动，而且可以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各个领域、不同内容的反犯罪斗争建立在统一的科学合理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而有助于形成反犯罪斗争的整体合力。”{10}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应然状态，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现实中由于旧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难以很快消除，再加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认识上的差异，达到认识上的绝对统一是很困难的。以俄罗斯的刑事政策变化为例。“在苏维埃时期，即暴力意识占统治地位时期，刑事政策与这种意识形态相符合，其趋势是强化刑事镇压。在当代，与这一趋势相反，人道主义原则成为整个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刑事政策的重要原则。按照我们的意见，人道主义原则标志着反犯罪斗争领域建立崭新法律体系的开端。刑事立法的分析表明，扩大和强化刑事镇压的趋势已经停止，向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在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严重障碍。”其中包括“不仅有相当多的居民，而且有许多最高国家机关（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的代表人物，还对使用强化刑事镇压的方法镇压犯罪和恢复秩序的可能性深信不疑”。{11}这一方面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统一思想的前提是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这虽然是犯罪学的任务，但缺乏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必然缺失统一思想的前提基础。如我国“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的刑事政策就是在缺乏对犯罪规律科学认识的前提下制定的，其虽然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形成了“严打”的强烈攻势，但走向了重刑主义，同时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只有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才能奠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

其二，提升反犯罪斗争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就是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战术、策略、行动的同义词，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我们对“反犯罪斗争”这一称谓已经习以为常，但这反映了对刑事政策和反犯罪策略的理性认识问题。“斗争”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被解释为“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斗争往往要求斗争各方以获得胜利为最终目的，去进行不可调和的对抗。而为了获得胜利，斗争各方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我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同样是把消灭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目标导引下，我们对犯罪分子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斗争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减少了，但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的权利）和法治遭到了侵犯和破坏。最终“反犯罪斗争”的极端化就是在行使司法权时忘记普遍人道主义原则，导致运用国家的强大力量进行镇压，这恰恰违反了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宗旨。在法治国家里，司法机关的根本目的，不是镇压人（即使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个性，而是保护由犯罪行为侵犯的受害人的权利，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防止他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和其他的反社会行为，即恢复社会公正（这也是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因此，必须澄清和改变我国对“反犯罪斗争”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能够在法治国家指导下，理性地认识“反犯罪斗争”。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要对“反犯罪斗争”术语进行清洗，也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这一术语，而是要求在人文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旗帜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2．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

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指导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活动，为犯罪预防、控制指明大致的方向、途径及模式。从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看，预防与控制犯罪是其直接的引导功能，而对社会领域其他社会行为的引导则是其间接引导功能。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笔者认为，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确定预防犯罪的战略。近代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预防犯罪，联合国秘书处的“社会防卫科”提出的刑事政策就是“预防犯罪、治理犯罪”。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打”是治标，“防”是治本，刑事政策的着力点和最终目的是重在治本。因而，预防犯罪应放在刑事政策的突出位置。在刑事政策观念上，应确立事先预防是基础和根本，事后反应是事先预防的必要延续和补充的科学观念。当然，这一观念并不排除在特定犯罪形势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侧重于利用制裁手段所产生的打击和威慑效应，去恢复或开拓良好的预防局面，这本身也是发挥制裁手段补充功能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坚持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下，正确对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理智而符合实际地同时运用预防和以制裁为中心的多种反应手段，才能实现对犯罪的最佳治理。{12}另外，在刑事政策层面，应树立国家和社会“二元主体”的理念，彻底改变由政治国家控制犯罪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聚集更广泛和更强大的力量来抗制犯罪；树立综合预防的理念，针对犯罪的综合症，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既打击又预防，既治标又治本，从而形成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体系；树立广义预防的理念，以利于刑事政策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其二，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是“新社会防卫论”提出的一个刑事政策口号，也是“新社会防卫论”的核心思想。刑事政策确立正确的引导功能就要“清理”反犯罪斗争的陈腐观念。树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新理念。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要做到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合乎法理。合乎事理，即要符合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及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规律。合乎情理，即要符合国情和民意。任何一项刑事政策总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犯罪状况紧密联系的，不可能有脱离国情和超越国情的刑事政策。合乎法理，即摒弃片面刑事政策化，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其核心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从实体法上，确定和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法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的统一。在程序法上，真正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协调统一。

（二）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

刑事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权威为防控犯罪而对刑事资源进行的配置”。{13}而刑事资源配置的过程就是刑事政策调配功能发挥的过程。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就是指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的活动中所具有的调整和配置功能。刑事政策调整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内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资源的调整。具体状况是指能够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通过对刑事立法资源、刑事司法资源、刑事执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刑事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外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社会资源的调整。具体说就是对于刑罚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外的可用以防控犯罪的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刑事社会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

“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又称为刑事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所具有的影响公众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的功能。刑事政策，通常而言，其主要在于达到对防控犯罪的实质性效果。但是，任何刑事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而且，有些刑事政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只具有演示、象征或称符号意义。”{14}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公众。社会公共权威可以运用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某种犯罪问题教育公众，以使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刑事政策，并产生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动。二是安抚公众。例如，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普遍不高，政府提出“严打”政策，一方面表现出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具有对公众的安抚功能。

三、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

刑事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并不意味着这三大功能都能得到正常有效的发挥，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还必须要具有合理的刑事政策内部结构、外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遵守刑事政策的运行规律。

（一）刑事政策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刑事政策是个总概念，它是由不同层次、位阶的刑事政策组合而成的整体，刑事政策能否正常发挥功能作用与刑事政策体系的结构合理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刑事政策体系结构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刑事政策体系的整体性

刑事政策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它是一个纵横衔接，相互作用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各单项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可以在各自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发挥其导向、调配和符号功能，但其前提是不能脱离政策体系的整体系统。任何一项刑事政策都是其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失去了与政策体系的联系，就失去了政策的属性。部分是整体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出部分的意义。构成政策体系的各单项政策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存在，当把它们从整体中割离出来时，就不可能完全地保存各单项政策原来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例如，对犯罪的打击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脱离刑事政策体系而突出“严打”，就失去了“严打”预防的功能。而片面强调“严打”，势必造成盲目追求“严打”，加大刑罚投人，从而忽略预防犯罪的恶果。

2．刑事政策体系的协调性

刑事政策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的各单项政策构成的完整体系。从层次划分可以分为总的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和具体刑事政策（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这些政策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要坚持分级控制、相互制约、优化组合的原则。政策体系要有一定的比较严格的组合秩序，即层次合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政策机制才能自如运转，充分发挥政策功能。而如果越层越级，就会影响政策效率与效益。

（二）刑事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刑事政策只有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才能发挥其功能，而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发挥具有较大的作用。任何政策活动都必然在一定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环境既向刑事政策提出各种需要和要求，又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刑事政策作为政策活动的内容必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不仅规定了政策的内容，而且也深深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和实现的程度。刑事政策制定中，若不全面充分地考虑到每一个环境因素的作用，就很难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若环境与政策不协调，就很难使政策顺利落实。因而，刑事政策的功能和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民意作为刑事政策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对刑事政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而，为了充分反映民意，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为了认清社会环境中对刑事政策具有较大影响的、众多的、变化着的各种构成环境的客观因素，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些因素来促进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实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环境因素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剖析。

科学界定范文篇2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

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所谓负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发展速度的下降，社会发展目标的损害，社会结构紊乱与有害结果。负效力产生的原因很多，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有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这是政策规范本身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偏差所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本身正确，执行得力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一些负效力。”。{3}从以上政策学者对政策效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仁文博士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将政策效力视为政策功能，同时其所例举的现象只是政策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的表现，而非政策功能的表现形式。

（二）系统论的认识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任何物质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功能对结构又有反作用。结构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功能则是外在的多变的。事实上没有无功能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相同；组成系统的要素相同但结构不同，功能也不相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同构同功，即相同的结构表现相同的功能；另一种异构同功，即不同的结构表现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功能；再一种是同构异功，即同一种结构实现着多种不同的功能。功能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4}系统论的功能论使我们对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而梁根林博士认为：“由刑事政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刑事政策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体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实践，具有政策导向与政策调控两大基本功能。”{5}由此可见，梁根林博士是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认识刑事政策的功能，并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论证功能。

（三）政策学的认识

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功能是政策的内在属性，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这种效力和作用的结果就是政策的效益，它通过政策的地位、作用、结构表现出来，政策功能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的”。{6}我国学者中从政策学的视角论述刑事政策功能的，主要有储槐植教授和侯宏林博士。储槐植教授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指刑事政策在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中所起的功效与作用，具体说来是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7}侯宏林博士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是指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基于其自身本质和特性，在防控犯罪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效与作用”。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所见，储槐植教授显然是持狭义的刑事政策说，因而，他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只对刑事立法与司法起作用，而对社会预防政策没有论及，而侯宏林博士显然是持广义刑事政策说。笔者认为，在论述刑事政策的功能时，侯宏林博士的观点是可取的。如果将刑事政策的功能仅仅定位于狭义的刑事政策，那么对社会预防的功能就会缺失，而社会预防的功能的缺失实则是缺失了现代刑事政策最主要的功能，因而，笔者力主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

二、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

科学地确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之后，我们还必须对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实则是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我们知道，刑事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因而，其划分标准应以政策学的划分为依据。在公共政策学中，“一般来说，政策功能包括：制度性功能、导向性功能、管理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8}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可以分为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直接功能是刑事政策适用中必然产生的功能，如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间接功能是指刑事政策适用过程中随附加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功能，如国家给予被害人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一方面缓和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使犯罪人安心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关注被害人，关注弱势群体，形成和谐的社会，以及互相关爱的环境。一般来说，制定刑事政策首先着眼的是直接功能的实现，间接功能有时是有意而为之，有时则是无心插柳。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功能，下面笔者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

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刑事政策在控制与预防犯罪活动中的指示和引导功能。

1．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

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突出地反映在“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9}刑事政策能否“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也决定了刑事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刑事政策提供的并非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其刑事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缺乏基础，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制定的消灭犯罪的刑事政策，其所提供的知识就是不符合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根据犯罪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消灭犯罪只能是一种理想。在消灭犯罪的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刑事政策必然是不切实际而难以实现的。因而，提供符合犯罪发展规律的反犯罪斗争的新知识是刑事政策科学性、合理性的保证。而“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统一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惟有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反犯罪斗争的合力，协调一致地组织对犯罪的斗争。现代刑事政策根据对犯罪与反犯罪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在民主、法治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合理而有效地确定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方法和艺术等。不仅可以明确反犯罪斗争的目标，指导反犯罪斗争的行动，而且可以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各个领域、不同内容的反犯罪斗争建立在统一的科学合理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而有助于形成反犯罪斗争的整体合力。”{10}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应然状态，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现实中由于旧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难以很快消除，再加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认识上的差异，达到认识上的绝对统一是很困难的。以俄罗斯的刑事政策变化为例。“在苏维埃时期，即暴力意识占统治地位时期，刑事政策与这种意识形态相符合，其趋势是强化刑事镇压。在当代，与这一趋势相反，人道主义原则成为整个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刑事政策的重要原则。按照我们的意见，人道主义原则标志着反犯罪斗争领域建立崭新法律体系的开端。刑事立法的分析表明，扩大和强化刑事镇压的趋势已经停止，向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在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严重障碍。”其中包括“不仅有相当多的居民，而且有许多最高国家机关（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的代表人物，还对使用强化刑事镇压的方法镇压犯罪和恢复秩序的可能性深信不疑”。{11}这一方面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统一思想的前提是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这虽然是犯罪学的任务，但缺乏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必然缺失统一思想的前提基础。如我国“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的刑事政策就是在缺乏对犯罪规律科学认识的前提下制定的，其虽然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形成了“严打”的强烈攻势，但走向了重刑主义，同时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只有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才能奠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

其二，提升反犯罪斗争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就是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战术、策略、行动的同义词，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我们对“反犯罪斗争”这一称谓已经习以为常，但这反映了对刑事政策和反犯罪策略的理性认识问题。“斗争”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被解释为“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斗争往往要求斗争各方以获得胜利为最终目的，去进行不可调和的对抗。而为了获得胜利，斗争各方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我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同样是把消灭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目标导引下，我们对犯罪分子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斗争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减少了，但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的权利）和法治遭到了侵犯和破坏。最终“反犯罪斗争”的极端化就是在行使司法权时忘记普遍人道主义原则，导致运用国家的强大力量进行镇压，这恰恰违反了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宗旨。在法治国家里，司法机关的根本目的，不是镇压人（即使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个性，而是保护由犯罪行为侵犯的受害人的权利，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防止他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和其他的反社会行为，即恢复社会公正（这也是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因此，必须澄清和改变我国对“反犯罪斗争”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能够在法治国家指导下，理性地认识“反犯罪斗争”。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要对“反犯罪斗争”术语进行清洗，也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这一术语，而是要求在人文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旗帜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2．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

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指导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活动，为犯罪预防、控制指明大致的方向、途径及模式。从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看，预防与控制犯罪是其直接的引导功能，而对社会领域其他社会行为的引导则是其间接引导功能。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笔者认为，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确定预防犯罪的战略。近代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预防犯罪，联合国秘书处的“社会防卫科”提出的刑事政策就是“预防犯罪、治理犯罪”。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打”是治标，“防”是治本，刑事政策的着力点和最终目的是重在治本。因而，预防犯罪应放在刑事政策的突出位置。在刑事政策观念上，应确立事先预防是基础和根本，事后反应是事先预防的必要延续和补充的科学观念。当然，这一观念并不排除在特定犯罪形势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侧重于利用制裁手段所产生的打击和威慑效应，去恢复或开拓良好的预防局面，这本身也是发挥制裁手段补充功能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坚持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下，正确对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理智而符合实际地同时运用预防和以制裁为中心的多种反应手段，才能实现对犯罪的最佳治理。{12}另外，在刑事政策层面，应树立国家和社会“二元主体”的理念，彻底改变由政治国家控制犯罪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聚集更广泛和更强大的力量来抗制犯罪；树立综合预防的理念，针对犯罪的综合症，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既打击又预防，既治标又治本，从而形成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体系；树立广义预防的理念，以利于刑事政策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其二，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是“新社会防卫论”提出的一个刑事政策口号，也是“新社会防卫论”的核心思想。刑事政策确立正确的引导功能就要“清理”反犯罪斗争的陈腐观念。树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新理念。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要做到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合乎法理。合乎事理，即要符合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及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规律。合乎情理，即要符合国情和民意。任何一项刑事政策总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犯罪状况紧密联系的，不可能有脱离国情和超越国情的刑事政策。合乎法理，即摒弃片面刑事政策化，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其核心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从实体法上，确定和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法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的统一。在程序法上，真正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协调统一。

（二）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

刑事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权威为防控犯罪而对刑事资源进行的配置”。{13}而刑事资源配置的过程就是刑事政策调配功能发挥的过程。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就是指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的活动中所具有的调整和配置功能。刑事政策调整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内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资源的调整。具体状况是指能够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通过对刑事立法资源、刑事司法资源、刑事执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刑事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外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社会资源的调整。具体说就是对于刑罚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外的可用以防控犯罪的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刑事社会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

“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又称为刑事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所具有的影响公众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的功能。刑事政策，通常而言，其主要在于达到对防控犯罪的实质性效果。但是，任何刑事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而且，有些刑事政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只具有演示、象征或称符号意义。”{14}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公众。社会公共权威可以运用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某种犯罪问题教育公众，以使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刑事政策，并产生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动。二是安抚公众。例如，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普遍不高，政府提出“严打”政策，一方面表现出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具有对公众的安抚功能。

三、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

刑事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并不意味着这三大功能都能得到正常有效的发挥，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还必须要具有合理的刑事政策内部结构、外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遵守刑事政策的运行规律。

（一）刑事政策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刑事政策是个总概念，它是由不同层次、位阶的刑事政策组合而成的整体，刑事政策能否正常发挥功能作用与刑事政策体系的结构合理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刑事政策体系结构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刑事政策体系的整体性

刑事政策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它是一个纵横衔接，相互作用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各单项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可以在各自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发挥其导向、调配和符号功能，但其前提是不能脱离政策体系的整体系统。任何一项刑事政策都是其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失去了与政策体系的联系，就失去了政策的属性。部分是整体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出部分的意义。构成政策体系的各单项政策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存在，当把它们从整体中割离出来时，就不可能完全地保存各单项政策原来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例如，对犯罪的打击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脱离刑事政策体系而突出“严打”，就失去了“严打”预防的功能。而片面强调“严打”，势必造成盲目追求“严打”，加大刑罚投人，从而忽略预防犯罪的恶果。

2．刑事政策体系的协调性

刑事政策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的各单项政策构成的完整体系。从层次划分可以分为总的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和具体刑事政策（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这些政策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要坚持分级控制、相互制约、优化组合的原则。政策体系要有一定的比较严格的组合秩序，即层次合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政策机制才能自如运转，充分发挥政策功能。而如果越层越级，就会影响政策效率与效益。

（二）刑事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刑事政策只有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才能发挥其功能，而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发挥具有较大的作用。任何政策活动都必然在一定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环境既向刑事政策提出各种需要和要求，又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刑事政策作为政策活动的内容必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不仅规定了政策的内容，而且也深深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和实现的程度。刑事政策制定中，若不全面充分地考虑到每一个环境因素的作用，就很难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若环境与政策不协调，就很难使政策顺利落实。因而，刑事政策的功能和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民意作为刑事政策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对刑事政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而，为了充分反映民意，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为了认清社会环境中对刑事政策具有较大影响的、众多的、变化着的各种构成环境的客观因素，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些因素来促进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实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环境因素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剖析。

科学界定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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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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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豪才。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J].法学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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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5]杨海坤,章志远。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述评与展望[J].岳麓法学评论,2004年号。

科学界定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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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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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5]杨海坤,章志远。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述评与展望[J].岳麓法学评论,2004年号。

科学界定范文篇5

【关键词】护理人员，医院；医院管理

对于目前我院护理人力资源不足和结构配置不合理，等级划分及岗位职责分类不明确的现状，近几年逐步完善了护士分层次上岗体制，科学界定了护士的职责范围，合理有限地利用护理人力资源，降低护理成本，真正体现护士价值，促进了护理专业的较快发展。

一、分层次设岗

根据护士学历、资历、职称、专业能力，对护士按工作职责和临床角色分层次设岗，形成层状的梭形梯队架构。

1.1如何分层次设岗（1）第一层是护理员，占护士总数的10%，以生活护理为主。（2）第二层是助理和辅助护士，占护士总数的35%，以基础护理为主，一级奖金系数。（3）第三层是执行护士，占护士总数的35%，以基础护理及部分专科护理为主，二级奖金系数。（4）第四层是专科护士，占护士总数的20%，以专科护理、疑难复杂技术及护理质量的把关为主，三级奖金系数。

1.2建立准入条件

1.2.1护理员具有护理中专及以上学历，掌握基础护理的知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1.2.2助理和辅助护士具有护理中专及以上学历，临床护理工作1a，掌握“三基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基础护理工作，并完成护理员的业务培训任务。

1.2.3执行护士具有护理中专及以上学历，临床工作满4a，具有抢救技能、教学能力。助理和辅助护士工作满5a，可以晋级执行护士，并完成助理和辅助护士的业务培训任务。

1.2.4专科护士具有护理大专及以上学历，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临床工作满10a，具有科研教学、护理管理、专科护理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执行护士工作满5a，可以晋级专科护士。

并完成执行护士的业务培训任务。

二、各层次护士的工作职责

2.1护理员的工作职责完成患者生活护理工作，保持床单位整洁，做好探陪人员的管理、宣教工作。保证入出院患者的接送，完成患者各项辅助检查陪护工作。

2.2助理和辅助护士的工作职责完成基础护理工作及患者住院环境、饮食及基础护理健康教育，协助患者功能锻炼，完成培训要求。执行护士不在时能够胜任执行护士工作。

2.3执行护士的工作职责负责患者的基础护理和部分专科护理，参加危重患者抢救，完成培训要求。指导下级护士工作，参与护理质量控制，承担基础护理带教、培训及健康教育，帮助患者功能锻炼。指导实习生完成实习计划。专科护士不在时基本能够胜任专科护士工作。

2.4专科护士的工作职责负责专科护理，组织参加危重患者抢救，掌握难度大的护理技术操作，指导及安排下级护士的工作，进行护理质量控制及管理。制定带教计划，负责专科教学和查房。指导患者康复锻炼，负责患者的全程康复。护士长不在时能胜任护士长工作。

三、审核及考核

按照医院制定的审核制度与考核标准，科室每月考核、审核、汇报1次，由护理部组织的全院护理考评委员会半年及年终进行审核与考核。

四、分层次设岗的效果

4.1达到了专业能力进阶通过实行分层次设岗的管理体制，上级护士在工作中完成了对下级护士的培养和培训工作，逐渐形成了护理梯队的阶梯结构，促进护理专业能力的进阶。

4.2科学界定了护士的职责范围实现了护理人才与岗位的最佳结合，实现护理管理模式的跨越，真正实现人才留得住、用得上。减少了大量非护理专业性工作，以缓解护士人力不足，合理有限地使用护理人力资源，降低护理成本。

4.3在分层设岗的管理模式下，有利于激励机制的形成护士的工作表现与绩效评价挂钩，护士的待遇与工作量、技术含量、风险挂钩，职称聘任、选拔护士长优先临床护理人员，激发了护士工作的积极性，近3a护理零投诉，患者满意度均达到了98%。分层次设岗也符合“协同理念”，满足了护士和患者的需要，是一种提升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及稳定护理队伍的好方法。公务员之家

五、体会

实行护士分层次设岗后，对护士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和晋升后以劳永逸的人事体制。高学历、职称、专业能力的护士有了用武之地，使一批护理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真正体现护士价值，为下一步培养临床护理专业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曹洁，叶文琴，周咏梅。某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等级划分的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08，8（6）:14216.

[2]于兰贞，高玉芳，侯桂英，等。护理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分层次管理的探讨[J].中国护理管理，2004，4（6）:13214.

科学界定范文篇6

德国应对科研不端源于两次“浪潮”，第一次是1997年的肿瘤专家赫尔曼、布拉赫的数据造假事件，第二次是2011年高级政客的博士论文事件。在第一次浪潮之后，德国研究联合会(DFG)成立了包括外国科学家在内的12人国际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从科研体制上研究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制定防范措施。另外，DFG还设立了专员职位以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投诉事务。此外，在德国还出台了三个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法规：1996年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制定的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法律规范；1997年马普学会的评议会通过了《质疑科研不端行为的诉讼程序》；1998年德国研究联合会“学术自我管理”委员会详细阐述的《关于提倡良好科学实践和处理涉嫌科研不端行为的指南》。在德国研究联合会的建议下，高校校长联席会以《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建议》为样本，出台了《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模型》。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这个建议，制定了自己的纲要；个别高校和科研机构还设立了科研诚信调查处（人员）。如：海德堡大学于1998年通过了《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应对科学中的不端章程》，并成立了科学自治委员会等。第二次浪潮后，德国科学委员会于当年（2011）修订了《确保博士论文质量的要求》并出台了《评价和控制科研成果的建议》；2015年颁布了《科研诚信建议》。德国研究联合会也陆续修订了《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2013）、《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2011、2016）。高校校长联席会下属组织“具有博士授予资格的高校校长联盟”于2012年通过新的建议：《博士学位授予程序中的质量保证》。普通院校联合会、院校联合会、德国高校联盟于2012年7月发表总立场文件《撰写科学资格论文良好的科学实践》。德国国家法教师联合会于2012年10月《公法中的良好的科学实践纲要》。德国U15大学联盟于2013年4月通过了文件《博士学位授予程序中良好的科学实践原则》。2013年5月，德国高校校长联盟在第14届联盟成员大会上通过了新的总决议《德国高校良好的科学实践》，对德国高校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预防和治理科研不端明确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德国各主要学会如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学会、霍尔姆霍兹学会、莱布尼茨学会作为科学机构联盟主要成员，推动该组织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举动，如2010年连续出台了两个文件《处理科研数据的基本原则》《著作权新规定：对第三篮子的要求与渴望》。2011年，在德国研究联合会召集下召开的“良好的科学实践”会议等。大学的行动更是积极，纷纷出台或修订各自的应对科研不端的文件，增设或完善诚信调查人员（调查处）。如波恩大学于2014年9月1日正式实施《波恩大学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纲要》；慕尼黑大学于2014年9月30日第三次修订《慕尼黑大学科学自治纲要》等。德国科研不端的治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德国科研不端治理实践概览

获得科研不端治理的实践情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大概的了解。（1）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应对科研不端的纲要与程序模型的知晓与应用情况。相关资料显示，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2013年通过的《高校良好的科学实践》的知晓度是最高的，达到了64.4%，但实际的应用程度不高，只有17.0%；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研究联合会2013年修订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从实际的应用来看，德国研究联合会2013年修订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应用程度最高，达到40.2%；排在第二位的是《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德国研究联合会，2011），达到32%。综合两项数据，德国研究联合会的两个文件分居第一、第二，说明国家研究资助机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对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际影响力最大。（2）良好的科研实践的介绍情况。各大学和高等院校对良好的科学实践的介绍或者说宣传教育几乎贯穿于各个教育阶段：从学士和硕士培养阶段直到教师、科研人员的继续教育，只有9.8%的被调查单位对此事不知道，但是比重不高，最高的是学士和硕士培养阶段，只有57.2%。这表明各大学和高等院校对良好的科学实践的教育还有提升的空间。（3）高校层面的科研诚信办事处设置情况。大学设置科研诚信调查处的已达到90%以上，没设置的只有0.6%，不知道和没有答复的共8.9%。高等院校设置科研诚信调查处的最低达到了60%以上，没设置的占28.6%，不知道和没有答复的共14.3%。在大学中科研诚信调查处工作人员2～3人的比例最高，占35.0%，而高等院校中科研诚信调查处工作人员1人的比例最高，占37.1%。由此可见，大学设置科研诚信调查处的积极性高于高等院校。

3制度建设典型案例

德国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的新进展以德国科学委员会2015年出台的立场文件《科研诚信的建议》以及德国研究联合会2013、2016年修订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最具代表性。

3.1《科研诚信的建议》

《科研诚信的建议》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国内外良好的科学实践纲要的概览以及核心建议的实施情况的总结；二是说明了操作领域与建议，以及科研诚信文化持续的系统性的加强。本文对第二部分的第五个方面——行为者的责任范围予以论述。（1）科研人员：视角色与职位不同承担不同的责任。作为教师，有告知学生良好的科学实践的规则、不同的、更新的方法以及伦理的自省的任务；对大学生、博士生的指导的责任，特别是学位论文的指导。作为上级，除了以上责任，还对同事的劳动条件负有责任；还要对合同期限、时间预算负责任；此外还得对公开讨论的文化、有异议的、否定性的研究成果负责。最后，除了自己理解良好的科学实践，还要推动整个团队理解良好的科学实践，促进同事之间相互信任。（2）高校与科学机构：包括领导层与院系。领导层对促进科研诚信的功能性结构承担主要责任。它必须对概念加以界定，并阐释框架条件；制定规范与程序；修订现有的样本（德国研究联合会与大学校长联席会的决议）；当前的规定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具有不断更新的机制；每个科研机构必须知晓自己的纲要与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加强科研人员的诚信，并且必须清楚；对具有科研不端嫌疑的事件必须在确定的权限内根据明确的程序规定进行调查。自己制定纲要的参考文件；适当地设立科研诚信调查处，为科研人员提供咨询并处理冲突事件；促进青年人员的个性发展，并为之提供好的工作条件；长期的任务是摒弃数量有限的成果评价标准；尽最大的可能推动政策的透明；发现科研不端是表明了解释结构的功能化和研究机构的高质量标准，应当是报道的一部分。院系的责任包括：不同的院系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制定规则，大学课程必须设置良好的科学实践课或实践，并通过合适的考试形式进行检测；在博士培养阶段，导师与博士生必须签订合同；招聘程序必须是透明的，而且事先必须运用质量指标对成果进行评价；对如何处理候选人的否定性的研究成果，并告知良好的科学实践进行研讨。此外对于资助的申请也应采取质量主导的标准。（3）政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单纯的以数量为标准的成果评价的副作用以及对科研不端的可能的推动作用；联邦和州作为资助者必须为以成果为标准提供资助的成果的数量评价负责，尽量减少类似的副作用；尽量避免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仅通过出版量、引用指标，授予博士学位与资助挂钩；联邦和州应当把促进科研诚信的机构和措施作为机构总绩效的一部分进行评价与推进；联邦和州应当采用透明的、功能性的结构强化科研诚信，使之作为高校与科研机构申请资助的标准与前提；其他战略性草案与建议应当有意义和价值。（4）研究资助者：私人或公共的资助机构有责任避免有利于科研不端的意想不到的副效果；确定出版物名称的上限，已发表的否定性的以及重复的研究进行积极的评价，强化以质量为标准的成果评价标准；鉴定人的选择要避免偏见、积极支持成果评价的问题意识；申请机构应当有透明的、功能性的结构处理冲突事件和科研不端，以及确保研究数据保留与获得的草案；保证资金到位；资助国际合作项目应遵循更高的标准；第三方资助不能优先获得研究成果。（5）委托方与评价人：高校的委托方与机构的评价领域的行为者应当按照（2）对所在科研机构促进科研诚信的结构和措施进行检查，包括处理冲突事件与科研不端的透明的、功能性的结构和程序；科研诚信调查处、良好的科学实践纲要与规则；检查应在整个高校的系统委托下得出结论；科学委员会将采用与自己的委托与评估程序相应的标准。（6）科学出版社与杂志：出版社与杂志有责任在出版中不选用、阻止科研不端的行为；否定的科研成果原则上在杂志上也是可以出版的，例如作为主要出版物或特殊领域的一部分，还有重复研究；印刷错误与勘误表应当系统地出版，与原版出版物一起防止错误数据的扩散；获取研究原始与随后数据的在线书架，采取同样的标准以推进科研诚信；为了避免剽窃、控制数据操纵应当检查签名；鉴定人员的选择除了重视专业，还要无偏见；确保质量和伦理出版标准应当持续更新、发展，出版社与杂志要在总论坛中领会自己的责任，如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的论坛。

3.2《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

《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是对2011年11月在柏林召集科学机构联盟研讨会“良好的科学实践”会议精神的体现，是对1998年出台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作的补充修订，新修订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导师的责任。文件指出，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是导师的任务。博士生的研究活动和丰富的见解对知识的创造具有重要贡献，导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执行高标准、抵制滥用。授予博士学位和授予博士学位的质量评价属于科学系统的核心工作。在工作团队中遵循谁领导谁负责的原则。博士在读除了有一名导师对之进行指导和引领外，还要有一名联系人（副导师）。导师不仅要在博士在读期间给予支持，在之后的工作生涯中也要给予支持。（2）举报人的保护。一方面，举报人对于科学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举报人应给予特殊保护；同时，举报人的行为要符合文件所要求的检举程序，即应当在科学界内部检举，而不仅应当首先告知媒体。（3）科研诚信调查人员。文件强调，科研诚信调查队伍应当壮大。特别是高校及其附属的企业应当壮大科研诚信调查队伍，保证想咨询有关科研不端问题的人可以很容易见到。（4）原始数据的保留与使用。文件指出，应当区分原始数据的保留与使用这两个问题。原始数据应至少保留10年，保留工作由系所担负。数据的使用权归属于研究人员个人，对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由有使用资格的人员共同决定是否允许第三方使用。如果是跨系所的，建议通过合同来确定使用原则。（5）科研不端的治理程序。文件突出了大学与研究机构（这里主要指各学会）科研不端的治理程序的一致性，要求确定最长调查（总）期限，即便利益相关者较多的复杂程序也应当有一个预期的期限。（6）成果的署名问题。文件要求成果署名中不允许有荣誉作者，署名列表中出现的作者必须是真正对成果有贡献的人，对于合作的成果要严格根据各自对成果的贡献量确定署名顺序。3.3《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第一次出台是在2001年，2011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2016年的修订是第三次。修订后的文件简单明了，共包括三个部分：适用范围；科研不端的定义；质疑科研不端的程序。本次修订有两个重要变化：对科研不端的定义与质疑科研不端的程序进行了补充修订。（1）科研不端定义的变化（本文所述为修订后的文件）。一是申请者、接受者和其他对德国研究联合会的资助承担责任的人的科研不端。重要的科学联系被有意的或由于疏忽大意导致地错误陈述，他人的知识产权被侵害或科研能力受到伤害，事件属于哪一种不端行为视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虚假陈述。伪造数据和（或）研究成果导致的；篡改数据和（或）研究成果导致的；通过选择或放弃不期望得到的结果，或不公开这些结果导致的；对陈述或图表进行操纵导致的；在基金申请或进行汇报时进行不正确的陈述导致的(包括向出版机构、印刷部门虚假的陈述)。其次，知识产权的侵害。涉及他人创造的、产权受法律保护的作品或他人发现的科学认识、假说、理论或研究方法内容：剽窃；剥削研究的部分内容或思想，特别是鉴定人；未经授权向第三者转交数据、理论和认识；僭越或无根据的接受科学著作权或合作权；伪造内容；未经授权向第三者公开或接触未被发表的作品、认识、假说、理论或研究方法。第三，未经同意把著作权、合作权据为己有。第四，阴谋破坏研究活动（包括破坏、毁坏或操弄研究程序、器械、附件、硬件、软件、化学药品或其他别人做实验必要的物品）。最后，清除原始数据，这点违反了法律规定或科学工作的学科公认的基本原则。这适用于法律规定不应清除的数据。科研不端的共同责任如下：参与他人的科研不端行为；公开发表的伪造刊物的合作者。二是鉴定人与团队成员的科研不端。为了自己的科学目的，未经授权使用数据、理论和认识，从中获得了他的工作所需的知识；鉴定程序未经授权、信任伤害了申请或其内部包含的数据、理论和认识进一步提交给第三者。（2）质疑科研不端的程序的变化。本部分主要新增了“第三方审查”的内容。文件要求自预审阶段至审查结束都要引入第三方审查。这里的第三方指的是德国研究联合会科研诚信人员（现更名为科研诚信人员）或德国研究联合会的程序。文件强调由不端事件发生单位主持的预审决定不影响德国研究联合会的审查程序。

4对我国的启示

4.1建立完善的科研不端治理体系及更新机制

与德国科学界相比，我国科学界面对科研不端事件的发生反应显得迟钝。近几年我国科研不端事件时有发生，如井冈山大学教师论文造假事件、院士论文造假事件等，面对此类事件，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科协等机构也相继出台了治理科研不端的文件，少部分高校也通过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设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科学界对科研不端的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科研不端治理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从根本上说缘于我国科学界对科研不端的危害认识不足、关注不够，对科研不端的治理还没有纳入主要任务。这与德国科学界特别是德国科学界的管理机构、学术联盟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科学机构联盟、研究联合会均把维护科研诚信看作该机构的中心任务，因为他们把科研诚信看作关系到科学生死存亡的问题，看作关系到一个国家科学创造力的重大问题。为此，我国科学界应端正观念，真正把科研不端问题当作内在重大问题来抓，而不仅仅看作社会风气影响下的附属问题、小微问题，才能真正行动起来，建立健全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科研不端成因复杂、形式多变，它会伴随着社会文化、科技管理体制、科学本身的发展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治理科研不端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更需奋起直追，建立起科研不端治理体系以及治理体系的检测机制，以便于及时更新治理体系，确保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4.2建立领导问责制度

德国科学界一贯重视院系领导、学科带头人在科学团队中的领导和示范作用。在培养科研诚信方面，德国科学界在新出台的规范中更是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如科学委员会2015年的《科研诚信的建议》第二部分的第五个方面中明确规定：科学委员会的角色与职位不同承担不同的责任。作为领导，除了承担团队普通成员应承担的责任外，还要对同事的劳动条件、对合同期限、时间预算负责任；此外还得对公开讨论的文化、有异议的、否定性的研究成果负责。最后，除了自己理解良好的科学实践，还要推动整个团队理解良好的科学实践，促进同事之间相互信任。德国研究联合会2013年修订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备忘录中也强调，在工作团队中遵循“谁领导谁负责”的原则。在我国，科研管理和资助机构颁布的治理科研不端的某些具体条款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组织的“冷处理”。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中规定，“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处罚时，由于基金委员会缺乏对依托单位职称晋升、职务晋级方面的管理权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得不到落实；科学技术部颁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中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罚的规定也存在类似问题。借鉴德国管理和资助机构治理科研不端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对相关个人进行督促或软强制，促使原则规定真正着陆，真正发挥作用。

4.3切实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

为了使科研不端行为真正得到揭示，德国大学与科研机构历来重视对检举者的保护。早在1997年马普学会通过的《质疑科研不端行为的诉讼程序》与德国研究联合会1998年出台的《确保良好的科研实践》中就强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举者的身份要做匿名处理，其身份的公开有严格的限制。在2003年的波恩会议中又提议，追踪调查检举者的职业生涯，即对检举者是否有轻蔑、降职等不公正待遇进行跟踪调查。2005年科研诚信委员会发表的《最近六年来科研诚信委员会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总结报告》中提及，应对检举者在未来生活中所处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可能遭到的报复行为进行探讨以积极防御，明确提出了3条具体保护措施。在2011年德国研究联合会召集的“良好的科学实践”会议上，保护举报人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2013年修订的《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文件的第17条建议指出，举报人对于科学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举报人应给予特殊的保护。我国在举报人的保护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就值得探讨；在《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第二十七条中也体现出类似问题：“调查科研不端行为应遵循合法、客观、公正原则。应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对举报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在调查过程中，准确把握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这些条例并没有对举报人提供具体的和积极的保护措施，如在工作或资金方面的便利和资助。

作者:王飞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飞.德国科学界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措施及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2]GutewissenschaftlichePraxis[EB/OL].2015-06-05.www.dfg.de/foerderung/grundlagen_rahmenbedingungen/gwp/.

科学界定范文篇7

大而化之，复兴、振兴，二者差不多，两种提法并

用也无妨。但是，认真想一下，这是一个重要的提法，最好能够统一、规范。

“复兴”，从字面看，就是恢复到曾经有过的兴盛状态。“复兴”，就要有一个参照系。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究竟要恢复到历史上哪一个兴盛时期的状态呢？从近代来说，中国面临的是积贫积弱、面临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这种局面，根本不是我们今天复兴的参照系，而是我国近代先进人物矢志要加以改变的。再往前，明清时期，是强盛的封建帝国，但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主要是同欧洲国家相比，已算不得真正的强盛。1644年，在我国，是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开端。而在英国，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过了5年，即1649年，就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明清封建王朝虽然强盛，但只是落日的辉煌，不值得作为我们伟大复兴的参照。再往前，唐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被称为“盛唐”。唐王朝从618年开始，到907年止，共289年。唐王朝国势强盛(主要是前期的一个半世纪，以755年的“安史之乱”为界)，声誉远及海外，中国人被称为“唐人”。但是，唐朝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道还要以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某一强盛时期作为参照系，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吗？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这同民族复兴的参照系，是两回事。

在欧洲历史上，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是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那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创新，包括思想、艺术、科学等等，只是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称之为“文艺复兴”而已。这同我们今天讲的“民族复兴”，也不是一回事。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最早而且一贯的口号是“振兴中华”。

科学界定范文篇8

一、围绕“三个抓好”，打好基础，让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内化于心”

一是科学筹划，抓好组织领导。该局作为××市工商局、××区纪委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先行单位，得到了省市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省局监察室领导、市局领导专程到该局指导工作。成立了由分局局长任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指导全系统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是集思广益，抓好方案制定。_月份该局会同区纪委专程到××、××等地学习取经，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并下发《××工商分局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调研等形式，邀请市局监察室、××区纪委、工商行风效能监督员等，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查找岗位廉政方面容易出现的风险点等方面进行座谈，广泛听取系统内外广大干部职工对开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共梳理出意见和建议__条。在此基础上，及时出台了实施方案和工作安排，为全系统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范本”，明确了方向。

三是深入动员，抓好教育载体。为使大家逐渐认识、理解并接受“廉政风险防范”这一全新工作，该局充分借助以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廉政教育载体，依托重要岗位廉政专项教育，不断拓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组织系统干部重点学习党纪、政纪、法纪，通过举办《预防职务犯罪》讲座、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看工商系统警示案例等，增强免疫力，提高鉴别力，促进广大工商干部充分认识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这一新概念，认识到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廉政风险防范意识植入人心，形成“廉政风险大家谈”的良好氛围，使风险点查找工作落到实处。

二、紧抓“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把廉政风险点“晒之于众”

一是抓住“查”环节，突出重点，全面查找风险点。重点围绕局领导班子和具有干部人事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收费权、财物管理权的关键岗位和一线工商干部，根据廉政风险点查找程序图规定的八个步骤，以科室、工商所为单位，通过单位自查、干部自查、同事互查、领导帮助查等方式全面查找风险点。在个人自查中，全系统每位干部认真填写《干部廉政风险自查表》，依照个人目前的岗位职责、职务安排定位等情况，对照履职、执行制度的实际，细化分析存在或潜在的廉政风险点内容及表现形式，查深、查透、查清、查准个人及其岗位的廉政风险点。针对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重点查找涉及职务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具有干部人事权、财物管理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收费权的人员，重点查找涉及岗位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人员，重点查找涉及执法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全局在职___名干部共查找出廉政风险点___条。

二是抓住“评”环节，梳理归类，综合评估风险点。该局将自查出的___条廉政风险点进行认真梳理，归类汇总，确定五个环节和六个岗位为廉政风险点。五个环节分别是：干部人事考核（考评）、任免环节，财物管理、审核环节，检查、处罚环节，注册登记、许可、审批环节，行政收费、管理环节；六个重点岗位分别是：案件查办岗位，证照发放岗位，核费收费岗位，物资采购岗位，工程建设管理及大额资金使用岗位。成立以局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一般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退休老干部和企业代表等方面人员组成的综合评估委员会，对各单位和个人查找出的廉政风险点进行综合评估，分析研究，科学界定廉政风险点，签署综合评估委员会意见。并将评估后的廉政风险点征求各科室、各承办人意见，最终把确定的风险岗位、风险环节、风险部位的风险点进行登记造册备案，为风险防范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将风险点在局域网、公开栏等载体公示，接受全系统干部职工的相互监督，为廉政风险点的准确性会诊把脉。

三是抓住“定”环节，深度透析，科学界定风险等级。为了科学界定风险等级，该局出台了《关于开展廉政风险点防范管理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根据廉政风险点的成因、所在工作岗位、工作环节和可能造成后果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将其划分为三个风险等级，并实行分级监控。一级风险为违纪违法行为，由分局党委负责处置并承担重点监控责任；二级风险为违规行为，由分局监察室和相应单位负责人负责处置并承担重点监控责任；三级风险为轻微违规行为，由相应单位负责人负责处置并承担重点监控责任，并将结果上报监察室备案。岗位廉政风险等级实行三年一评定。因工作职责调整引起权力变化的，按规定程序重新评定风险等级，报监察室审核备案。监察室根据掌握的_举报、案件查处、民主评议、专项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等情况，按规定程序作出调整。通过实行岗位廉政风险等级管理，有效实现监督制约的动态控制。

三、立足“三个结合”，形成合力，使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外化于行”

一是与工商行风监察站（点）建设相结合。今年_月份，该局投入_._万多元建立了《××工商红盾外网》，并在该网页上增设了廉政效能投诉栏目，利用设立在全区的__家工商行风效能监察联系站（点）网络载体，实现点对点互动，及时反映全系统在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作风建设、办事效率、勤政廉政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把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前移，让群众第一时间能够参与监督，降低工商执法人员廉政风险。

科学界定范文篇9

自然资源系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

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审什么？怎么审”是摆在审计人员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自然资源业务专业性强，审计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财务审计知识，而且要熟悉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专业知识相对欠缺是目前内部审计人员的短板，机构改革后因职能增加导致相应的业务增多，内部审计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吃透新的业务知识和相关政策难度较大，难以查深查透，审计的深度、高度难以保证。目标多、范围广、重点不聚焦，审计难度大。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管理和使用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原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的征地、供地、地籍管理、耕地保护、矿产资源、土地储备、土地执法监察等业务外，还增加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管理、水资源、草原、森林和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海洋管理等多项职责，因而，在对领导干部“履职用权”情况审计时，存在审计范围大、内容多等情况，如果审计目标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那么审计工作量将很大，难以有效发挥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督作用。责任界定困难。如何将领导干部的履职行为与自然资源资产的变化关联起来，并按经济责任审计要求获取证据，准确界定经济责任，存在一定难度。比如：审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有关重大经济决策情况：是否有因个人决策失误给国家资产、资金造成损失的行为；耕地保护政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等是否落实到位；海域使用权审批是否严格用途管制以及是否越权审批；核发林权证的手续是否完备等。这些经济决策可能和前任存在交叉时间点问题，责任界定较难区分。自然资源履职情况缺乏权威的评价指标。一是审计衡量标准的不确定影响了科学评价，如：审计得出的指标数据，应该处在什么区间是好、什么区间是差，怎样是高效、怎样是低能，哪些是科学发展、哪些是不可持续等。因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审计人员无法给予准确评价。二是自然资源系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数据涉及资源资产分布、数量、质量等多方面，审计数据的复杂性使利用上存在困难。三是业务数据的取证难。由于各级层面对自然资源资产的考核指标未能细化，在实际审计过程中，有些考核指标难以取证，给审计定性带来困难。

自然资源系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策和建议

科学界定范文篇10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界定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范围；探索处理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调整方式；加强处理后干部的跟踪管理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综合多次干部调整的原则、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经过反复酝酿，并报县委常委会研究讨论，确定了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调整岗位的9种情形、县委针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组织措施，在分管县级领导进行谈话提醒警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调整后的安排方式、县委高度重视和关注组织处理后干部的现实表现和思想动态，严格实行跟踪管理，强化对他们的监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近年来，*县不断探索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式方法，加大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乡科级领导班子成员的组织处理力度，真正把干部调整到合适的岗位上来，做到各尽其能、人尽其用，较好地促进了领导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促进了干部队伍的科学发展。

一、科学界定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范围。在综合多次干部调整的原则、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经过反复酝酿，并报县委常委会研究讨论，确定了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调整岗位的9种情形：在担任现职3年内，碌碌无为，表现平庸，分管工作成绩不明显，绩效考评不合格的；在现有岗位上不思进取，混天度日，上下班纪律松弛，工作懒散，责任心不强的；在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工作而业务能力不适应的；在班子中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你争我斗，与一把手配合不协调，影响班子整体团结的；连续三年民主测评在班子中排名末位且分差较大的；在班子考察中发现存在较为严重问题，干部职工反映较大的；工作出现失误、过错，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的；违反县委、县政府出台的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经济环境《双十禁令》，且情节、性质较恶劣的；受到纪律处分需进行降免职处理的。

二、探索处理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调整方式。县委针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组织措施，在分管县级领导进行谈话提醒警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调整后的安排方式，并适时作出调整，树立了庸者下、“病”者退的用人导向。一是敢于降免，让懒庸者下。根据班子考察考核和民主评议情况，对能力素质平庸、工作懒散、上进心不强的干部，严重的大胆予以降免职，近三年来共对6名懒庸干部实行降免职。不宜降免职的调整到相对不够重要的岗位，如副乡镇长改任人大副主席、副局长改任工会主席等。二是问过改“非”，让“患病”者退。对存在严重问题或过错的干部，严格依法问责，在给予纪律处分的同时，让其退出班子，以示惩戒。20*年对2名挪用公款打牌的县直单位一把手进行了处理，直接从一把手岗位上退下来改任本单位非领导职务，在全县引起了强烈反响。三是强行交流，让“害群”者换。县委在多次干部调整的原则和纪律中明确，凡在班子中闹矛盾、相互拆台、关系不协调的一律无条件进行交流，情节严重的予以就地免职。四是明调暗降，让无为者让。对思想保守、不谋发展、守摊过日子的干部，既不能让其占着位子不干事，也不能让其成为障碍坏事，在重要部门的调整到相对清闲的部门，在重要岗位的调整到普通岗位。

三、加强处理后干部的跟踪管理。县委高度重视和关注组织处理后干部的现实表现和思想动态，严格实行跟踪管理，强化对他们的监督。在班子年度考察考核中，将处理后仍留在班子中的干部列为重点考察对象，高度关注他们的动向，并进行前后对比分析，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对退出班子的，采取定期回访的措施，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鼓励他们支持新班子开展工作，继续发挥好余热。对于处理后干部，只要已经改正错误、工作热情仍然很高、能够继续做出贡献的，县委考虑工作需要，适时予以重新启用。近几年，重新启用了7名“下”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