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研究范文10篇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科学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

2008年9月19日，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经过对科学发展思想的深入分析，发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发展思想仍然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有其独有的理论品质。

一、科学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1.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过程，马克思将人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分析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客观分析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他设想中国社会应该分三步来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建国后，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不久便产生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2年，受委托，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要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又根据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论。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建立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

2.关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违背自然规律为代价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对生态资源的保护。恩格斯曾特别告诫人们在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尊重自然,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

则主要从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来阐释这一理论的，他在《实践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包括实践合理性的思想，认为“科学的社会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合乎规律，必须有正确思想的指导。这里的“合乎规律”，也包括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要注意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3.关于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的理论

科学发展，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寻找到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归宿。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科学。在他那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就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历史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类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科学发展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首先，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其次，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早在战争年代，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个性的解放，他曾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6]他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7]。

二、科学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具有灵活性和科学性

1.科学发展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得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成后，又根据中国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特殊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运用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发展的动力问题，即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外，人民群众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样就解决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的问题。

2.科学发展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论。利用矛盾论的观点，利用“统筹兼顾”解决了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统筹就是要纵览全局，一切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也就是要抓住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成后，中国国力薄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夯实，国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的人民共和国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统筹就是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全局出发，统筹社会经济的发展。曾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8]

其次，所谓兼顾，就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平衡各种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9]。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合理运用统筹兼顾的思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指出：“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提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10]三、科学发展思想来源于对当时中国客观现实的思考，拥有现实基础

科学理论必然来源于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从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对实践的调查研究。1937年，在《实践论》中就这样说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4]。科学发展思想就是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公务员之家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正确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结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1]。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挫折，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认识，认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是不行的。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很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书，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科书，还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限制。”[12]正是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有了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思想。

科学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在这一著作中，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意全面协调发展，要兼顾统筹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一重要思想，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的。

四、内容上科学发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思想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阐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观点。

《论十大关系》的前三条，主要是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主要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思想。针对社会主义传统国家“重工轻农”模式弊端，提出：“可以加重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的结果，一是可以更好的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13]在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又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4]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共和国长期制裁，而中国也是把重工业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国防开支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高的比例。针对这一情况，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要发展，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由此不难看出，的科学发展思想十分注重全面发展。

《论十大关系》的第4条和第5条主要体现了发展必须协调的观点。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强调既要服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就是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论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强调既要注重国家的总体统筹，同时又要给地方一定的积极性，兼顾地方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其次，在政治发展上阐述了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

当前我们谈论科学发展观，不应该仅仅从经济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也需要用科学发展的思想来指导。在政治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解释民主集中制时曾这样说道：“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4]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4]另一方面，不仅强调民主集中这一体制，更是回答了在这一体制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4]这样，政治领域的科学发展思想就有了落脚点。

最后，在文化发展上提出了“双百”方针。

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意图在社会文化领域内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持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鲜活生机与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让人的精神得以全面解放、获得自由,并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双百”方针是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充满强烈的“人本”色彩的科学发展战略与策略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不仅仅体现了党的文化政策，更重要的是它遵循了文化发展的特定规律。“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学科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科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5]只有尊重艺术，科学自身发展，才能促进其发展，“双百”方针，本质上就是指导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

2.科学发展思想初步回答了靠谁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的基本问题

科学发现是在全面继承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客观现实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放人类自己，发展的落脚点必须落到了人们群众的利益上来，这就是发展的目的。

五、科学发展思想不是一层不变的，具有发展性、开放性

改革开放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发展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忽视了“质”的提高，发展忽略了环境的承受力，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等。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要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的道路上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外，他又强调要求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缩小差距，保持协调发展。在全面发展问题上，在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础上，提出要注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此，同志在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方法、动力、目的等一系列问题。科学发展观源于实践，又吸收了大量前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必将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1-5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383.

[3]龚育之，等.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164.

[4]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0-828.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006-1031.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52.

[7]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8]雍涛.科学发展观：哲学思想的应用和发展[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9]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

[10]李涛，张德友.论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统筹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6，（3）.

[1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85.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2

建国之初，同志就写下了“开发矿业”，为地质工作指明了道路。长期以来，地质部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在全国掀起几次找矿勘探高潮，取得众多成绩，基本保证了国民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使我国的地质工作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必然对矿产资源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地质勘探长期投入不足，以致矿产资源呈现萎缩，使得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处于“等米下锅”或“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尤其严重的是，全国415座大中型金属矿山中，有230座已沦为“资源危机型矿山”，预计到2010年将有227座矿山关闭。应该说，如何使我国矿产资源走出危急困顿的状态，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方克定同志1正确地指出，“扶危解困路径：开源和节流。”“开源之道一是找矿，二是买矿，三是控源；节流之道，一是集约开发，二是节约利用，三是循环利用”。我们十分赞成建立节约型社会，全国上下都励行节约，杜绝浪费，认真依靠科学技术，努力提高效能，以最低的消耗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益。但是，更积极的，也更重要的是开源。要在励行节约的同时，大力发展地质找矿事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攻深探盲，寻找大矿富矿，为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提供多种矿产资源保证。

矿产资源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与紧迫性都已显现出来。为此，必须使地质找矿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率下，与时俱进，以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地质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的作用，探索矿产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多快好省地发现并开发各种矿产资源。既要立足国内，对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和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地质、地球物理场与地球化学场的综合研究，探索各种矿产资源的时空展布规律，以指导找矿勘探；也要逐步走向世界，至少应尽快开展古亚洲成矿域(东段有我国大兴安岭与俄蒙毗邻地区，西段为新疆与中亚诸邻国)矿产资源的比较地质学研究，以深入学习邻国矿产勘探经验，加深有关矿产资源时空分布规律的认识，开阔我们找矿勘探的思路，同时也为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依据。

2到何处去找矿？

地质学家根据地表出露的岩石露头、矿点及各种构造现象来推断矿产的赋存情况。地球物理学家在岩石物性差异的基础上根据地球物理场及其异常来预测矿体的空间位置。地球化学家则根据元素的富集与演化来研究矿产。但是，地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必须分层次地来认识其形成演化的历史，进而判断矿产资源的时空分布，而在每个层次的研究中都必须进行地质、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地下未知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

如何找矿？到何处去找矿？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应运用现代地球科学理论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研究。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提出了数量众多的课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给予解决。在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探中，我们必须在现代地球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大力应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各种技术方法，分层次地实现“攻深探盲，寻找大矿富矿”。根据多年勘探实践经验，“区域约束局部，深层制约浅层”是矿产资源分布的基本规律，即在矿产资源勘探中，要从基础出发，用基础研究的理论指导实践，学以致用。我们在国家科委攀登计划B第34项工作中，对中国大陆的地球物理场进行了综合研究。根据地磁异常能为断层和岩浆活动提供信息，布格重力异常给出大陆地壳厚度与断层的展布，而地震反射成像则给出地壳中的地层层序、断层的空间位置，地震层析成像则给出岩石层中速度的分布。以此为基础，我们编绘了中国大地构造格架及其演化历史。

作为宏观研究(比例尺1∶5兆)，中国大地构造格架(图1)可以概括为“三横、两竖、两个三角”2。三横是组成中国大陆诸块体(华北、扬子、华南、塔里木)之间的结合带，即天山-阴山-燕山、昆仑-秦岭-大别和南岭；两竖在重力场中表现为密集的梯度带，反映出中国大陆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它们是贺兰山-龙门山、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两个三角则是柴达木-祁连山和松藩-甘孜地区，它们在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中遭受到强烈的挤压、改造。

“三横、两竖、两个三角”不仅明确地表现出现今中国大地构造的客观格架，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有关中国大陆形成演化的信息，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大陆在地质历史演化中由多个块体拼合的结果。前寒武纪时，在特提斯洋中先后呈现出华北和扬子、南华、塔里木等陆核，并逐渐发育成较稳定的块体。到古生代末期，海水退出，形成古中国大陆，其中稳定的鄂尔多斯和四川具有45公里左右的地壳厚度。中生代期间，贺兰山—龙门山以西有羌塘自南大陆北上，使前面的特提斯关闭，与塔里木碰撞，而后面又出现新一期的特提斯，随后，冈底斯、印度又依次先后来到，形成青藏高原，其地壳厚度增加到60—70公里。侏罗纪时，太平洋板块在四条断层之间作南北向扩张，在新生代之初，太平洋板块扩张方向改变，俯冲于菲律宾海板块之下，出现马利亚纳海沟弧盆系，而菲律宾海板块在向欧亚板块聚敛过程中，形成琉球海沟琉球岛弧冲绳海槽，并使中国东部地壳减薄，从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的38公里减小到冲绳海槽的18公里。

这样，从中国大陆大地构造宏观格架及其演化历史可以看出，“三横、两竖、两个三角”的结合带也是断裂作用与岩浆活动集中的地带。固体矿产的源岩大多来自地幔，而断裂为地幔岩浆物质向上涌升提供通道。因此，结合带也应是金属矿床赋存的地带。图2是中国大陆有色金属矿产分布图。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有色金属矿产大多集中分布于“三横、两竖、两个三角”的结合带上。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宏观大地构造格架作为固体矿产勘探的

第一层次，为中观研究提供依据。我们指出，“三横、两竖、两个三角”的结合带是固体矿产分布的地带，而结合带的交汇处，应该具有更有利的矿产前景。

这种宏观矿产资源研究1∶5兆，对于摸清固体矿产家底、指导区域性中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根据“区域约束局部，深层制约浅层”的勘探经验总结，在宏观的基础上，可以选择各种技术方法，恰当地开展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勘察工作，使第二个层次中观研究1∶50万能够深入地认识区域性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为第三个层次微观研究1∶5万对固体矿床的勘探开发提供依据。

将固体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探工作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研究，其比例尺分别为1∶5M，1∶50万与1∶5万，是使基础研究与找矿应用联系起来，基础研究能够为找矿应用提供依据和方法，而找矿应用又能从基础研究出发，使基础研究与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上述宏观研究的缺点是研究范围局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地学工作应放眼全球，象大陆漂移、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那样，探讨全球范围内的地质规律，作为指导理论。上述我们是应用岩石层板块大地构造理论来认识中国大陆的构造与矿产资源，但是在更大范围内来认识中国矿产资源分布规律，可能会提供新的思路。特别是以下几种情况应给予充分的关注：(1)蒙古、俄罗斯已经发现8个超大型矿床，30多个大型矿床，而相邻的我国境内就只有一些中小型的矿床吗？难道相同矿带上的超大型矿床就是不过国界，还是我们存在着什么问题？(2)新疆周边国家已发现一系列超大型金属矿床，其中仅穆龙套金矿的储量就达4500吨，属超大型。为什么我们在新疆只找到一些小型矿床？此外，对我国西南部与印支半岛，乃至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开展固体矿产的比较地质学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区域性中观研究来说，根据宏观研究的结果，应选择“三横，两竖，两个三角”交汇的地区进行比例尺1∶50万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探索矿产资源的时空展布规律为矿产勘探提供依据。

现仅以胶东金矿为例。在胶东地区，地质、地球物理研究表明，金矿床的分布主要与三条北东向断裂带的展布有关，从而可以指导并部署此地区金矿的找矿工作。

在这样认识的指导下，再开展矿山的微观研究(比例尺1∶5万)，应用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方法探索金矿床的分布与类型，如蚀变岩型、石英脉型等，按规律性认识，集中目标钻探，不难有新矿床的发现，同时也为解决危机矿山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应该指出，长期以来，胶东金矿主要集中在500米以上的深度范围内。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研究，特别是应用地球物理方法预测并经钻探证实，在600—1200米的范围内又有新层位的矿床出现(图3)。

这样，在国民经济建设迫切的需求下，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率矿产资源工作，充分依靠科学技术，认识矿产资源形成演化的规律，大力开展普查勘探工作，积极谋求发展。而固体矿产资源的勘探，应该在地质理论指导下，充分发挥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的作用，“攻深探盲，寻找大矿、富矿”。

应该说明，这个原则要求或指导思想，也适用于当前危机矿山的救治。在地质认识指导下，在危机矿山周围，在危机矿山深部是否会有未知矿体的发现？应根据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应用钻探进行找矿勘探，努力恢复这些矿山的活力。

3几点建议

矿产资源勘探工作，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此基本前提下，现提出下列四条建议：

(1)深化改革，建立适应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体制(中央负责全国的宏观研究，省区负责区域的中观调查，矿山负责矿床的微观勘探)，理顺关系，调动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人员的积极性，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开发矿业；

(2)根据国内外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点，来认识其时空分布规律，规划并指导找矿勘探工作，努力谋求发展；

(3)在地质理论指导下，大力开展物化勘探工作，攻深探盲，寻找大矿、富矿，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作好资源保证；

(4)设立矿产资源的地质对比研究：①中国内蒙与蒙、俄邻区；②中国新疆与中亚邻国；③中国西南部与印支半岛及印马地区等。

主要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红色旅游科学发展观

发展红色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先进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壮大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的一项政治、文化、经济和战略性工程。目前，经过地方政府的多年探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集中强势的宣传下，红色旅游已经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总结多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红色旅游应遵循的发展规律

红色旅游承载着多元平衡的发展使命，它既是教育阵地，也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综合性经济产业；既体现一种政治行为，又体现一种经济行为。有效地发挥红色旅游的各种功能，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发展。

坚持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景点革命传统教育的属性。“红色”是红色旅游的内涵、资源、特色、品牌，是红色旅游的突出特质。红色旅游必须考虑资源特色和社会影响，保持红色资源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和严肃性，这是由红色旅游发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功能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一要力避轻视历史，红色旅游本身就是历史旅游，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二要力避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不要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真谛的媚俗文化。三要力避红色旅游景点重复建设和红色产品雷同开发。四要力避不切实际地盲目贪大求全。

坚持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红色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教育性的政治活动，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项旅游活动、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因此，和开发其他旅游产品一样，必须牢牢把握旅游经济脉搏，按照旅游经济的规律，始终以市场需求和公众兴趣为导向来开发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消费需求如何满足，直接影响着资源向效益的转化，这是检验和评价红色旅游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应当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提升产品化水平。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只有把红色旅游的主题回归到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中，才能保证其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和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同时，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吸引性。建好红色景点、红色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的过程，也就是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要培育红色旅游的持久吸引力，就应当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从创新性、丰富性和整合性加以构建，努力提高其观赏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二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内涵，延长客人居留时间，将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变成可看、可欣赏的产品，并与娱乐休闲、购物、居住等多个要素搭配起来，使客人在愉快的消费中获得享受。因此，应当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形成行、游、住、食、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实现红色旅游产品从经营资源向经营文化升级，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我国也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勿庸置疑，旅游业的存在依托于对环境、资源、生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旅游业的存在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以红色历史遗存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既是稀缺的、又是不可再生的和不可替代的，对其开发、保护和利用成为旅游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发展红色旅游必须抓住三个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实现五个效益。

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科学开发。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红色旅游不可能长久发展。红色旅游有其特殊性，如何将当年的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又不破坏生态旅游资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精品意识；必须注意适度硬开发，避免对红色旅游资源和周围环境造成无法恢复的破坏。二是永续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又是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产品，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更多地、持久地利用。三是有效保护。发展红色旅游应当牢固树立保护红色旅游资源的意识，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积极开展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例如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维护修缮、革命纪念地环境的整治工作。同时，应当出台相关的规范与制度，使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是形成循环经济的原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原则。应当尽快启动红色历史文化遗产工程，努力克服并消除开发、经营和使用的不当行为，在努力促进保护的同时，获得红色旅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如何开发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必须以有效保护、科学开发和实现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革命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保护和利用的对象，不应一味强调“保护第一”，而限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应贪大求洋、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旧建筑推倒重建；不应重开发利用而轻保护修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是有利于保护传承的。要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积累更多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使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实现双向互动，和谐统一，走上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实现五个效益。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红色旅游资源的早期开发建设，会发现如下不足：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对资源和环境的科学保护重视不够，同质性、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这些问题反映出在今后，发展红色旅游不仅要关注数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要努力寻求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的五统一。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政府主导，措施得力，红色旅游就能够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红色旅游的统筹协调发展

恶性竞争是红色旅游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整合，目前，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渐成气候。推动红色旅游协调发展，不仅是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地区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且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我国红色旅游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加强区域内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发展红色旅游，一方面，为满足旅游者自主化需要，要加强不同旅游形式之间的协调互动，增加丰富性，为旅游者提供完善的菜单式选择模式。另一方面，要借助其它旅游资源，有机整合相关资源，使其成为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旅游产品形式，实现集聚效应。所以，在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既要突出红色主题，又要跳出红色局限，把红色旅游、绿色（自然生态）旅游和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蓝色（海洋）旅游、风俗（民俗风情）旅游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形成优势互补，打造色彩斑斓的旅游产品组合，满足日益个性化、专业化的旅游市场需求。加强区域间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红色旅游应当着眼于形成红色旅游大开放战略格局，统筹兼顾区域旅游合作，按照主题明确、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差异开发、优势互补的原则，统一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使旅游各种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自由、合理流动。加强营销和宣传上的联合、部门企业间以及旅游营销人员的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通过红色旅游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保护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培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帮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发展红色旅游能激发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其次，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多数红色旅游资源位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应当说，红色旅游的亮点就是生态保护的重点、扶贫开发的难点。红色旅游的开展可以使红色旅游真正成为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再次，可有效地扩大就业。开发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第三产业发展，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就业的百姓越多，百姓的生态保护和革命文物保护的意识越强。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四，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红色旅游的兴盛可以改善当地交通、通讯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进入性。

总结各地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经验，应当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要善用优势谋发展。优势就是特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在特色中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以特色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二要精益求精谋发展。发展就要有精品意识，要把自身的特色做到最好。这需要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以及各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发展好品牌。三要科学规划谋发展。发展红色旅游不能简单地把红色景点堆积起来，应当进行科学规划。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已有总体规划，在空间上照顾均衡，突出重点和主题。在时间上囊括了党的代表性历史，有利于在各地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整体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各区域发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点，展示区域独特性，确定符合旅游规律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以形成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产品。

建立发展红色旅游的协调机制。发展红色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建立起一套高效灵活、富有成效的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政府主导机制，将红色旅游准确定位，全面调控红色旅游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行业主管机制，实行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形成发展合力。市场运作机制，整合资源，组建旅游集团，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成分进入旅游业，形成多渠道投入红色旅游的发展格局。发展保障机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谷玉芬.红色旅游成功因素分析.商业经济，2006.2

2.范思立.市场增势强劲“红色旅游”预热2005年旅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2005-2-21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会计；全面；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职业道德感、具备独立学习能力、综合素质强、具有风险与创新意识、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管理型复合会计人才。这就要求必须在会计教育体制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力量的加强应同时兼顾，并协调融洽，由此形成“市场——教育——政府”三位一体的立体式运作机制和包括大学、企业、政府在内的多元化会计教育主体。随着科学的发展，会计也在全面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二、会计全面发展变化的趋势

（一）会计观念日益更新

1.树立增值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观念的确定，企业除了追求营业利润外，更多的要关注自身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情况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会计主体必须树立增值观念，将增值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定期编制增值表，反映企业增值的形成及其在企业内外各受益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

2.树立风险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经营风险明显加大。网络经济下的会计必须树立和强化风险意识，承认不能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是会计的最大风险，承认传统的会计方法下提供的会计数据有存在会计风险的可能。

3.树立全新资产观念。从会计的发展趋势来看，企业资源趋于多元化，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将成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效益。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是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也将由出资者独享转变为包括企业出资者、经营者、管理者、劳动者等共同分享的权益。

4.树立创新观念。创新一词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技术创新在学术界使用多年以后,“创新”一词具有了特定含义，即指对某些领域、行业的改进、拓展和革新。在当代社会，创新成为整个时代灵魂，没有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它渗透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会计目标重新定位

会计目标是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主要说明为什么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关于会计目标，当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受托责任观，认为反映经营者的受托经济责任，是会计的基本目标；二是决策有用观，认为向投资人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是会计的主要目标。而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将使会计目标发生变化：

1.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看，传统会计目标注重的是现有投资者，主要为现有的投资者提供企业相关的会计信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企业的股东结构日趋多元化，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考虑现有投资者的信息要求，更要将企业推向潜在的投资者，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注意，以此增强其发展潜力。信息传递的快速和便捷的网络时代的特点，潜在投资者从企业获得信息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只需直接登录公司网页或进行相关搜索，即可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尤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种信息的获取将更加便利，不象在传统媒介下，投资者必须找到公司财务报告和某些重要的申明等书面资料才能获取信息。这就是说潜在投资者成为网络时代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2.从提供的会计信息看，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在会计导向及信息质量特征的侧重点上是大相径庭的：在会计导向上，前者是面向过去，后者是面向未来；在信息质量特征侧重点上，前者强调可靠性，后者着重相关性。现在，由于潜在投资者的增多，会计信息使用者更需要的是能为其提供决策依据的信息，进而决定是否采取某一行动或决策，因此，会计目标更倾向于决策有用。

（三）会计对象范围拓宽

会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在特定主体范围内指向的客体。当前，我国会计学界有关会计对象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资金运动论”,认为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在这种观点下对财富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财富，对获利驱动力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资产。然而，伴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企业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具备先进知识和良好创意的人才竞争，人的因素或者说是智力的因素在企业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会计反映和监督的范围明显扩大，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而且要包括可能发生的；会计事项不仅包括企业的货币性运动而且不排斥其他重要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物。另外，对会计对象的细分，会计要素的内容也应根据形势的发展予以扩充、更改和重新界定，更好地服务于会计目标。例如，网络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整个资产总额中的份额将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将人力资源纳入资产要素范畴势在必行。相应地，其他会计要素的内容也要作出变动，否则将无法适应时展的要求。

（四）会计管理职能加强

按照我国会计学界的流行解释，会计职能是会计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功能，它是随着会计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曾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但至今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要想完整地把握会计的职能，就必须认识会计职能的基本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没有变化的，惟有其实现的深度、广度、精度会因经济活动的特点和管理要求不同而逐渐提高。会计的反映职能就是指将会计工作的结果向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这和传统经济下会计的反映职能几乎是一致的，但科学的发展会带来更高的效益，例如有了网络的帮助，企业反映的信息将会更加详细、实时、全面。管理职能是指为满足国家宏观调控、企业所有者及经营者的需要，会计工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功能。它又可分为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具体内容。随着网络经济和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将会日渐提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进而使得会计的管理职能将日益突显。

（五）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相应改变

一般来讲，会计核算程序是指会计账务处理的具体步骤，会计核算方法则是指某一会计主体在记录和反映会计业务时所采用的业务技术方法，如对长期投资收益所采用的成本法和权益法，对固定资产折旧所采用的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等。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会计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得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发生相应改变。

1.利润形成与分配的核算程序和方法随全新资产观念而发生变化。传统工业经济下，会计是建立在“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一基础上的，因此利润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资本形成的，相应地利润也要按投资者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力资源逐渐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基础必将发生变化，致使利润的形成和分配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利润的形成到底是归结于资本还是人才，在工业经济中常常难以确定。拥有同样资本的企业由不同人来经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是盈利得到良好发展，或是亏损陷入重组的境地。因而，“利润来源于资产的使用而非占有”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源在利润形成中的作用。现在，拥有丰富知识的人的劳动更是利润形成的主要来源。因此，利润分配必将在出资者和经营劳动者之间进行。二者共同承担企业的风险，共同分享利润，从而使得企业对利润形成和分配的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也随之发生改变。

2.经营成果计算重心，受增值观念决定由利润转向增值。传统会计中，利润是企业核算的中心，它着重反映投资者在生产经营中的获利情况，相应地，损益表成为核心会计报表。随着科学的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其经营目的是谋求参与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利益。所以受益者不限于政府、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社会的其他群体也将成为企业的受益者。因而企业要定期编制增值表以反映企业增值的形成及其在企业内外各个贡献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值表有望成为会计报表体系的中心。

（六）会计操作手段更加先进

随着会计的发展，信息量是以“爆炸”的方式进行增长的。会计作为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必须对经济事项的处理及时、准确。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下的手工操作及简单的电算化操作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信息的规模、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数据处理。

（七）会计教育立体发展

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从事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要特征之一的新型经济的人员越来越多，可供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高报酬的服务性工作岗位和业务种类也会越来越多。这不仅为会计作用的发挥和功效的显现提供了必要与可能，而且为会计教育赢得了纵深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氛围，并为之创造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和经济支撑。

目前，我国财会人员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缺陷直接反映了我国会计教育存在的问题：（1）从思维方式来看，我国会计人员普遍认为只要按法规、制度、管理者的要求，把一套账做好，把会计报表编制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因而在绝大多数企业中，财会人员的基本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会计的记账、算账、报账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会计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把自己从一个被动的核算工具，转变为具有创新意识的能动的企业管理者。（2）从知识结构来看，我国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会计以外的如经济、法律、企业组织与管理、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不足，从而制约了会计人员综合能力的发挥。加之知识老化、滞后，理论同实践脱节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会计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会计教育的培养目标、层次结构、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上存在缺陷。我们看到，高素质的人才是网络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人才需要具有创新意识，拥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富有变革和管理的能力与胆识。为此，会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同时要重视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使会计人才不仅具备会计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知识，而且具有融通并应用各种专业知识的能力。当然会计人才的形成也有待于会计人才市场的建立并接受市场的检验，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洗礼并显现出其才能与比较优势。

（八）会计监督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日趋多元化；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不断拓宽，部分资金活动呈现出无序状态。加之经济领域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经济监督的弱化，从而引发一系列复杂经济现象和很不规范的经济行为，违纪企业逐年增多，经济犯罪方式多种多样，偷税漏税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与会计监督乏力直接相关。而造成会计监督乏力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一是会计人员受利益驱动，自己不愿意或受单位领导意志所左右而不能够履行监督职能；二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内部审计机构不健全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三是社会会计监督机制不科学、不完善，不能真正担负起“经济警察”的职责。

由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赋予了会计监督更为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新形势下，会计监督的内涵正在发生变革，较之原来意义上的会计监督变得更有广度和深度。因而，网络经济下，必须对会计人员重新定位，使其能以公正的态度来均衡处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控制不完善，内审机构不健全，内部监督力量弱的问题。此外，面对网络经济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还必须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运用法律手段促使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真正成为依法经营、自主管理，独立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组织，使注册会计师真正成为具有适应网络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结构、职业道德和执业能力的“经济警察”。

【参考文献】

[1]蒋晓凤.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挑战[J].南宁：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0).

[2]高洪深,杨宏志.知识经济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

[3]王守纲.“知识经济”本质探析[J].济南：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0(3).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会计；全面；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职业道德感、具备独立学习能力、综合素质强、具有风险与创新意识、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管理型复合会计人才。这就要求必须在会计教育体制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力量的加强应同时兼顾，并协调融洽，由此形成“市场——教育——政府”三位一体的立体式运作机制和包括大学、企业、政府在内的多元化会计教育主体。随着科学的发展，会计也在全面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二、会计全面发展变化的趋势

（一）会计观念日益更新

1.树立增值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观念的确定，企业除了追求营业利润外，更多的要关注自身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情况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会计主体必须树立增值观念，将增值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定期编制增值表，反映企业增值的形成及其在企业内外各受益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

2.树立风险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经营风险明显加大。网络经济下的会计必须树立和强化风险意识，承认不能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是会计的最大风险，承认传统的会计方法下提供的会计数据有存在会计风险的可能。

3.树立全新资产观念。从会计的发展趋势来看，企业资源趋于多元化，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将成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效益。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是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也将由出资者独享转变为包括企业出资者、经营者、管理者、劳动者等共同分享的权益。

4.树立创新观念。创新一词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技术创新在学术界使用多年以后,“创新”一词具有了特定含义，即指对某些领域、行业的改进、拓展和革新。在当代社会，创新成为整个时代灵魂，没有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它渗透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会计目标重新定位

会计目标是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主要说明为什么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关于会计目标，当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受托责任观，认为反映经营者的受托经济责任，是会计的基本目标；二是决策有用观，认为向投资人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是会计的主要目标。而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将使会计目标发生变化：

1.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看，传统会计目标注重的是现有投资者，主要为现有的投资者提供企业相关的会计信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企业的股东结构日趋多元化，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考虑现有投资者的信息要求，更要将企业推向潜在的投资者，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注意，以此增强其发展潜力。信息传递的快速和便捷的网络时代的特点，潜在投资者从企业获得信息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只需直接登录公司网页或进行相关搜索，即可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尤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种信息的获取将更加便利，不象在传统媒介下，投资者必须找到公司财务报告和某些重要的申明等书面资料才能获取信息。这就是说潜在投资者成为网络时代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2.从提供的会计信息看，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在会计导向及信息质量特征的侧重点上是大相径庭的：在会计导向上，前者是面向过去，后者是面向未来；在信息质量特征侧重点上，前者强调可靠性，后者着重相关性。现在，由于潜在投资者的增多，会计信息使用者更需要的是能为其提供决策依据的信息，进而决定是否采取某一行动或决策，因此，会计目标更倾向于决策有用。

（三）会计对象范围拓宽

会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在特定主体范围内指向的客体。当前，我国会计学界有关会计对象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资金运动论”,认为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在这种观点下对财富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财富，对获利驱动力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资产。然而，伴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企业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具备先进知识和良好创意的人才竞争，人的因素或者说是智力的因素在企业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会计反映和监督的范围明显扩大，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而且要包括可能发生的；会计事项不仅包括企业的货币性运动而且不排斥其他重要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物。另外，对会计对象的细分，会计要素的内容也应根据形势的发展予以扩充、更改和重新界定，更好地服务于会计目标。例如，网络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整个资产总额中的份额将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将人力资源纳入资产要素范畴势在必行。相应地，其他会计要素的内容也要作出变动，否则将无法适应时展的要求。

（四）会计管理职能加强

按照我国会计学界的流行解释，会计职能是会计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功能，它是随着会计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对会计职能的研究曾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但至今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要想完整地把握会计的职能，就必须认识会计职能的基本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没有变化的，惟有其实现的深度、广度、精度会因经济活动的特点和管理要求不同而逐渐提高。会计的反映职能就是指将会计工作的结果向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这和传统经济下会计的反映职能几乎是一致的，但科学的发展会带来更高的效益，例如有了网络的帮助，企业反映的信息将会更加详细、实时、全面。管理职能是指为满足国家宏观调控、企业所有者及经营者的需要，会计工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功能。它又可分为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具体内容。随着网络经济和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将会日渐提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进而使得会计的管理职能将日益突显。

（五）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相应改变

一般来讲，会计核算程序是指会计账务处理的具体步骤，会计核算方法则是指某一会计主体在记录和反映会计业务时所采用的业务技术方法，如对长期投资收益所采用的成本法和权益法，对固定资产折旧所采用的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等。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会计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得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发生相应改变。

1.利润形成与分配的核算程序和方法随全新资产观念而发生变化。传统工业经济下，会计是建立在“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一基础上的，因此利润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资本形成的，相应地利润也要按投资者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力资源逐渐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基础必将发生变化，致使利润的形成和分配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利润的形成到底是归结于资本还是人才，在工业经济中常常难以确定。拥有同样资本的企业由不同人来经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是盈利得到良好发展，或是亏损陷入重组的境地。因而，“利润来源于资产的使用而非占有”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源在利润形成中的作用。现在，拥有丰富知识的人的劳动更是利润形成的主要来源。因此，利润分配必将在出资者和经营劳动者之间进行。二者共同承担企业的风险，共同分享利润，从而使得企业对利润形成和分配的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也随之发生改变。2.经营成果计算重心，受增值观念决定由利润转向增值。传统会计中，利润是企业核算的中心，它着重反映投资者在生产经营中的获利情况，相应地，损益表成为核心会计报表。随着科学的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其经营目的是谋求参与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利益。所以受益者不限于政府、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社会的其他群体也将成为企业的受益者。因而企业要定期编制增值表以反映企业增值的形成及其在企业内外各个贡献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值表有望成为会计报表体系的中心。

（六）会计操作手段更加先进

随着会计的发展，信息量是以“爆炸”的方式进行增长的。会计作为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必须对经济事项的处理及时、准确。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下的手工操作及简单的电算化操作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信息的规模、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数据处理。

（七）会计教育立体发展

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从事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要特征之一的新型经济的人员越来越多，可供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高报酬的服务性工作岗位和业务种类也会越来越多。这不仅为会计作用的发挥和功效的显现提供了必要与可能，而且为会计教育赢得了纵深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氛围，并为之创造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和经济支撑。

目前，我国财会人员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缺陷直接反映了我国会计教育存在的问题：（1）从思维方式来看，我国会计人员普遍认为只要按法规、制度、管理者的要求，把一套账做好，把会计报表编制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因而在绝大多数企业中，财会人员的基本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会计的记账、算账、报账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会计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把自己从一个被动的核算工具，转变为具有创新意识的能动的企业管理者。（2）从知识结构来看，我国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会计以外的如经济、法律、企业组织与管理、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不足，从而制约了会计人员综合能力的发挥。加之知识老化、滞后，理论同实践脱节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会计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会计教育的培养目标、层次结构、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上存在缺陷。我们看到，高素质的人才是网络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人才需要具有创新意识，拥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富有变革和管理的能力与胆识。为此，会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同时要重视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使会计人才不仅具备会计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知识，而且具有融通并应用各种专业知识的能力。当然会计人才的形成也有待于会计人才市场的建立并接受市场的检验，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洗礼并显现出其才能与比较优势。

（八）会计监督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日趋多元化；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不断拓宽，部分资金活动呈现出无序状态。加之经济领域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经济监督的弱化，从而引发一系列复杂经济现象和很不规范的经济行为，违纪企业逐年增多，经济犯罪方式多种多样，偷税漏税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与会计监督乏力直接相关。而造成会计监督乏力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一是会计人员受利益驱动，自己不愿意或受单位领导意志所左右而不能够履行监督职能；二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内部审计机构不健全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三是社会会计监督机制不科学、不完善，不能真正担负起“经济警察”的职责。

由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赋予了会计监督更为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新形势下，会计监督的内涵正在发生变革，较之原来意义上的会计监督变得更有广度和深度。因而，网络经济下，必须对会计人员重新定位，使其能以公正的态度来均衡处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控制不完善，内审机构不健全，内部监督力量弱的问题。此外，面对网络经济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还必须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运用法律手段促使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真正成为依法经营、自主管理，独立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组织，使注册会计师真正成为具有适应网络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结构、职业道德和执业能力的“经济警察”。

【参考文献】

[1]蒋晓凤.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挑战[J].南宁：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0).

[2]高洪深,杨宏志.知识经济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

[3]王守纲.“知识经济”本质探析[J].济南：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0(3).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性行为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二、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三、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党的价值观；思想

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1]。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提升。

一、价值观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说，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一个组织对客观事物和社会活动进行评价和选择的基本态度。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价值观是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价值观，政党就不能存在，就不能区分政党之间的差别。尽管有些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在世界范围内，政党之间的价值观纷繁复杂、异彩纷呈，有不少具有某些相通和共通之处，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和个性。共性是类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而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且通过个性表现出来。但是，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价值观，是政党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政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政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存基础，决定着政党的价值观念，其价值观进一步决定了该政党的社会行为模式，即它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政党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逐步确立起来的，因此，它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影响，同时也受人员更替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人们正是基于相同的追求、需要和利益，在价值观上取得了认同，形成了一致才走到一起，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政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党价值观是凝聚全体党员和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核心要素。政党的价值观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要素。政党的价值观是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政治目标、历史任务以及时代特征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通过政党的价值观来体现政党是什么，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人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抽象，它决定着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政党制度以及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其次，政党的价值观是历史的具体的。由于政党的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加强政党自身的价值观建设，必须通过实践效果的反馈，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价值观，以期保持政党价值观的始终先进，使政党永葆青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自己。

二、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任何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政党，都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价值观建设。对于承担着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更应当如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一开始就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并且非常明确的表明，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长达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这一价值观，即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根本途径，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民族复兴为目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像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那样，能够集中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意志和要求，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2]。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际范围看，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在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增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交融与冲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激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传播媒介优势竭力推销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我国同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还会扩大，这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要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

从国内情况看，改革开放已经并且将继续给我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转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的变革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这种变化导致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从而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去评判和选择价值观。对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小康社会无疑是有着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由于人们思想的主动追求，可以向积极方面转化，促进社会良好价值观的树立，在全社会引导出积极、健康、进步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社会各种矛盾汇集并凸显，各种文化思想相互交织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受到冲击，使社会公众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感到迷茫和困惑甚至是无所适从[3]。这就更加需要党的价值观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对改革政策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引导广大公众培养和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

从党的自身建设看。我们党执政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如在党的价值观建设方面，如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又如，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乃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如何真正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在指导经济建设上，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摆脱群众性的搞运动的方式，不讲科学、不讲规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要求我们党要不断增强党的价值观建设，提高和增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本领。三、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党的价值观的新提升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精妙的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党的价值理念，就其本质上讲，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价值观的新提升。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而确立了科学的执政观。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权力的源泉，理顺党政关系，确立执政的合法性。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用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来执政，在执政过程中能够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自觉的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能够自觉的把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科学执政的核心，也是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权力源泉以及合法性的所在。

第二，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科学的政绩观。科学的政绩观就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的政绩观。同志指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不能落实正确的政绩观。反过来讲，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也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也不可能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这个发展应该是科学的发展。要在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问题上价值观的新提升。

第三，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党的科学服务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科学的服务观，它从更高的视野、更深的层面、更系统的内容，要求我们党树立“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的价值观。正如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说：“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实，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一切公职人员都是“社会公仆”、“勤务员”的思想。我们党一直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和一切剥削阶级官吏的最本质的区别。196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同志过去多次讲过。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4]现在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从更高、更深、更系统地价值理念上树立科学的服务观。

第四，党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为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更加深刻、更加完整、更加明确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它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地影响，是党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总之，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加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提升。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袁仁贵，韩震.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8

第一、我非常赞同“不发展最不科学”的说法。我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要符合经济规律，发展能够反映客观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各种变化。不符合经济规律，最后都会导致不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发展意味着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所以要以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标杆。他们人均GDP达4万美元，将来会达到5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的速度，要发展得快一点。他们不断有新技术出现，还在不断创新，我们速度慢一点就永远赶不上。

第二、科学发展怎样以人为本？这不仅仅是创造GDP的问题、产权的问题、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问题。工业化的真正的、最后的、以人为本的衡量标志，是就业有多少。怎么能够缩小工农的差距，怎么使农民更多地转移出来，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不是区域性的问题。很多工业发展的问题、新型工业化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问题、要发展什么不要发展什么的问题，最终都是解决就业的问题。我们可以搞高新产业，但同时也想到，我们有几亿人还要就业。

第三、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发挥后发优势，怎么能够减少学习的成本、怎么能够走捷径，在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缩短我们发展的差距。我们要大力学习、集成现代先进技术和先进做法，包括管理、包括政策，通过学习尽快走到前沿，走到前沿才能够创新；如果一直跟在后面，我们仍然是在啃人家已经啃过的馒头。后发优势在我们这里体现得比较清楚，我们一开始就要利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当然在合理的成本范围之内），我们不再回过头来搞那些傻、大、黑、粗的东西，我们尽可能一上来就朝绿色的方向上靠。现展经济学，这些年的主要成就，就是强调后发优势，如：资本的外溢效应、知识的扩散效应，这些方面应该给予高度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放，一定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第四、关于后发优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不仅仅是要搞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各行各业都应该创新。我们讲创新，不是说这个产业不创新，那个产业创新。如果我们需要搞各种产业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搞，但是都要在努力创新的基础上。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是创新的发展的道路，不要把它局限为：发展哪个产业就叫新型工业化了，不发展哪个产业不叫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意味着我们学习先进经验，意味着我们要创新。背后的涵义是环保、提高效率等等。

第五、科学发展意味着提高资源效率。但是提高资源效率并不等于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人民的消费，还需要盖房子，我们就不可避免还需要钢、水泥，还需要用资源密集型产品。在资源问题上，能源问题上，最核心的是怎么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不是就不用这个资源。能不能提高效率，能不能环保，这是科学发展的要求。

第六、资源约束问题。经济学的根基就是资源的稀缺性，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只根据我们自己有什么资源，才发展什么产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就可以发展起来，我们更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源。老听见有人说，我们怎么能搞这个，搞那个呢，我们没这个没那个。我们建大港的意义就在于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我们中国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我们要发展就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源问题。资源的约束，资源的稀缺性更要求我们提高资源的效率。科学发展、转变生产方式，含义是提高效率，符合经济规律，而不是说这个经济结构就是科学发展观，那个经济结构就不是科学发展观，没有效率，怎样的经济结构都不是科学发展，都不是新型增长方式，哪怕你搞的全是高新科技，你仍然可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公务员之家:

第七、科学发展意味着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我非常赞同用幸福指标来衡量我们的发展，科学发展需要关注社会和谐，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成本，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特别重要。人均GDP到了两三千美元以上的阶段，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转移出来，需要我们政府更多地关注社会平等、和谐的问题，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

第八、科学发展意味着环保。除了环保还有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地方的环保，也是全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个绿色的含义，还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生态和谐的问题；这不是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一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必须纳入现在发展战略的政策思考。环保本身也可以提高效率，循环经济本身是提高效率。反过头来说，循环经济如果在经济上无效率的话也很难持久。

第九、我们怎么用制度来保证科学发展。发展经济学本身也包含着一些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是体制转轨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一种双重身份，改革的问题就特别重要。一个大的发展时期，特别需要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政府体制方方面面加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来促发展。以下几点特别重要：

一是如何使多种经济主体发挥创造力。现在我们大的国有企业在起主导作用，还要考虑怎么能够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鼓励各种经济形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9

一、落实5%民力用于治安防范工作情况

（一）现状

我县按照地委政法委的安排部署，将落实5%民力用于治安防范的要求作为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县共抽调175个单位（包括各乡镇场区治安联防队、基于民兵）的1199人专门用于单位内保和社会面治安防范。特别是在安保工作中，结合我县网格化治安巡控措施，5%的民力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各乡镇场区基干民兵、治安联防队、治保会等群防群治队伍在公安派出所的统一指挥下，开展24小时治安巡逻；县城镇共抽调80多个单位的干部职工，各社区居委会组织70多名居民、30名退休干部统一配带执勤袖标，由警务室民警带领，在辖区开展治安巡逻，有效地预防了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实现了专群结合、全民管理社会治安的良好局面，为实现“大事不出、小事也不出”平安目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存在的问题

1、认为抽调5%用于治安防范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建立起来的全民参与治安防范的局面，开始有所松懈。主要表现在县城各部门单位以工作任务重、人手少、不能解决夜间伙食补助等原因，致使抽调各单位的干部不能到岗，城镇派出所也就晚间治安巡逻人手少等问题多次向县委政法委汇报，县委政法委经多次协调未果。

2、由于我县、乡、村财政困难，难以解决村组治安联防队等群防群治队伍的基本的报酬（每天3元），影响了群众参与综合治理的积极性，也使乡村治安防范存在漏洞。

（三）建议

通过近年的平安建设，我县着力狠抓了民防网络建设。以社区、村组为基层单位，整合组建治保会、调委会、治安联防队和义务治安信息员队伍，基本形成了纵向到边、横向到底的治安防控网络。建议由地区综治委专题就群防群治队伍经费向地委、行署汇报，将群防群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采取上面给一点、县上出一点、乡镇补一点的措施，加大群防群治队伍人员培训力度、解决巡逻人员无报酬、无装备的现状，使其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二、“楼栋长”和“十户长”工作情况，我县结合各乡镇村组农牧民居住分散、点多线长、治安管理困难的实际，县综治办下发了《推行“十户联防”的实施意见》，在各农牧区认真总结推广“石人子平安互助组”、“黄土场十户联监组”和“十户联防”制度，为不断提高农牧区治安防范水平，全县共推选“十户长”1667人。今年，我县为进一步提高县城各住宅小区的人防、物防水平，以推广单元防盗门安装的入手，全面实施“楼栋长”制度。目前，已完成住宅楼87%的防盗门的安装，各“楼栋长”的推选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队伍建设情况

近年来，我县按照根据中央、自治区和地委政法委的决策部署，为全面提升政法机关的执法水平，我县结合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实际，扎实深入地在全县政法系统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学习、大讨论”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等活动。，县委政法委针对涉法信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警风警纪集中教育整顿活动，重点解决个别干警特权思想严重，重管理轻服务，耍特权、开特权车等问题。特别是抓住人民群众不满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岗位和环节，着力加强了执法责任体系、执法质量考评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并将警风警纪集中教育整顿活动与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再教育活动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政法干警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整改活动，县政法干警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的满意率达85%以上。

当前政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县检察院、法院干警严重短缺。二是个别政法干警宗旨观念淡薄、作风不实、执法不公、不严格、不文明现象依然存在，对群众冷、硬、横、推，伤害群众感情的人和事时有发生。

在今年的“大走访”活动中，县政法系统以维护稳定为重点，坚持严打、严防、严治的工作方针，加大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调查掌握和各类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共走访企事业单位60家，走访乡村45个、街道社区4个，走访国保重点人员15人，走访宗教人士27人；召开警民座谈会、恳谈会26次；梳理排查问题12个，已解决5个。

四、建立和防范打击非法宗教活动的长效机制

只有始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压缩其活动空间，才能使非法宗教活动无处藏身。在多年的宗教事务管理中，我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一是层层签订《打击非法宗教活动责任书》，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宗教网络，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不断强化宗教事务管理，在重点民族乡场建立统战、宗教工作档案，做到了有案可查；三是通过《新编卧尔滋讲演集》的推广，对讲经内容进行了规范，坚决制止地下教经活动，杜绝了私带塔里甫行为；四是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了事事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的局面；五是依法加强对朝觐工作的管理，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民族宗教工作信息网络，为做好治理零散朝觐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1982年至今，我县有组织参加朝觐人员35人，无一人参加零散朝觐，近年来无人报名参加朝觐；六是切实加强了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了讲经内容，并选择培养年轻的爱国宗教人士，采取集中脱产学习的方法进行培训，基本解决了我县宗教教职人员年龄偏大、素质偏低、后继乏人的问题。七是发挥宗教人士在勤劳致富、婚丧事简办中的特殊作用，引导广大牧民移风易俗、婚丧事简办新办和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生产环境和质量。八是将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做为平安建设和重要内容抓紧抓好，以来，我县的12个清真寺，1个喇嘛庙，已全部达到平安创建目标。

五、维稳工作措施

1、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对敌斗争方针，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毫不放松地抓好社会政治稳定工作。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和“”等,,,组织的渗透破坏活动。

2、以平安创建为载体，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为重点，紧紧围绕“两个摸排”工作五项主要任务和摸排目标，突出抓好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切实做到100%登记掌握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有效遏制流动人口犯罪高发的势头。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3、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继续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和帮教；加强和改进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禁物品的监管；加大对重点要害部位、要害部门的防范，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制，确保重点部门、要害部位的绝对安全；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4、深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提高新形势下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正面教育，及时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身免疫力；要重点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三股势力”向学校渗透；要消除宣传教育的死角和空白点，尤其是加强偏远乡村、城乡结合部、个体自由职业及流动人员的教育；要打好反渗透战，认真分析“三股势力”进行反动思想渗透的途径、对象、内容及特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工作责任制。要依法规范朝觐组织管理工作，坚决制止零散朝觐活动。

5、县政法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积极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社会环境。

6`坚持源头治理，要把矛盾纠纷的预防工作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化解社会矛盾这条主线，健全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要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非对抗性群体性事件，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以防被敌人插手利用，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科学发展研究范文篇10

在党建过程中，党员作为党建工作的主体，其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煤矿企业中，由于企业管理者对党建工作的不重视，在党建工作中没有充分发挥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的重要作用，党员的主体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同时，由于部分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不高，在党建工作中不重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工作中不断退化，影响了企业党建工作的发展。第三，党建工作与实际工作脱节。在煤矿企业的党建工作中，存在着为党建而党建的现象，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分离开来，融合性较差，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限制。

（一）建立健全企业的党建工作机制煤矿企业在党建工作中，首先应重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党建工作提高到企业发展的关键上来。在党建工作中，应不断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机制，通过教育制度的创新，不断建立起感召力强和人性化教育的长效教育机制。其次，应健全企业的工作流程和议事规程，在涉及员工切身利益和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时，发挥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程，创造民主管理的政治氛围。再次，应不断建立健全企业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积极作用。在党建工作中，对表现优异的员工及时进行表扬，对工作表现较差或拒绝配合的员工予以严肃处理，在绩效考核中，将党建工作与员工的薪酬水平挂钩，明确考核指标，坚持公平公正的考核方式，增强员工对党建工作的积极性。最后，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监督机制。党建工作的监督应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职工监督和部门监督等结合起来，加大对党建工作的监督力度，保证党建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通过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实现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促进党建工作的有序进行。（二）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如前所述，党员作为党建工作的主体力量，在党建工作中应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带动员工的党建工作，增强党建工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因此，在党建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党员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不断完善党员的教育机制，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社会不良风气的腐蚀，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企业的党建工作应以党员为骨干力量，突出党员的模范作用，提高党员的重要性作用。同时，企业应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完善企业的人才选任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选拔大量的人才，及时肯定党员干部的工作成绩，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三）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煤矿企业的党建工作，是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全过程管理的重要环节。煤矿企业的党建工作应从企业经营的实际出发，以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来开展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在党建工作中，应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围绕企业发展的目标，促进企业党建工作的升级，将党建工作作为提升企业管理的重要方法。同时，要抓住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党建工作应从煤矿企业的一线生产出发，以生产实际指导理论的发展。

党建工作作为煤矿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煤矿企业在党建过程中，由于党建机制的不健全、党员的主体作用受到限制和党建工作与实际情况脱节等问题，党建工作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煤矿企业应不断建立健全党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际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的科学发展。

本文作者：谷世权工作单位：开滦（集团）蔚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