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范文10篇

决定论范文篇1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社会境况决定论唯物史观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它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或“思想的社会决定”。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思想终究是由社会境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叫做“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让我们对曼海姆的这一观点作一考察，并澄清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的区别。

一、社会境况决定论的表现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些决定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也叫作“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

具体地说，曼海姆说的“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性因素制约着人的认识方式，使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思想理论必定同这些社会性因素有关。

例如，竞争就是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竞争不仅通过市场机制控制着经济活动，不仅控制着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过程，而且也提供对世界的不同解释的动力。当这些不同解释的社会背景被揭示出来时，人们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争夺权力冲突群体的观念的表现。曼海姆认为，理论上的分歧往往可以归因于世界观上的差异，而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又是由不同群体的竞争和对抗无形中引导着的。因此，要真正理解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就不能根据它所解释的对象，因为不同解释者对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解释，而应当具体地分析解释主体，看他属于哪一个社会集团，贯彻什么样的集团目的和期望，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一种理论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理论。

又如，世代更替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它和竞争一样制约和促进思想理论的发展。曼海姆认为，要考察世代更替对思想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区别地简单地谈论‘世代’，我们就会把纯粹生物学的现象同社会文化力量造成的现象混为一谈”。正如从横向看，一个人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总是有一定的社会位置一样，从纵向看，一个人也总是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有自己的年代位置，这种年代位置同样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世代更替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替，而且是社会文化的传递过程，每一代人都是这一传递过程的中转站。而每一代人在传递社会文化时，都要同它进行新的接触，就好像一个人在社会流动中要进行新的接触一样。在这种新的接触中，“个人的意识会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验内容的变化，而且是个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适应性变化”(3)。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世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世代是造成人文社会理论发展变化的一个社会存在要素。“这一要素在许多情况下影响着理论的选择原则和组织原则，影响着理论的分化，并影响着在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中流行的观点”。曼海姆说，思想理论初看起来似乎是自行发展的，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它只不过是由竞争，世代交替以及其他社会存在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有节奏的运动。

曼海姆认为，思想家的社会境况不同，他们在形成理论时的角度即“观点”也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例如不同社会派别的思想家都使用自由这一概念，可是在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却差异极大。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家把自由理解为各个等级根据自己的特权生活的权利，而浪漫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新教派运动思想家却把自由理解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权利。此外，自由派思想家则把自由理解为所有的人都掌握有同样的基本权利。曼海姆由此得出结论：“总之，即使是在规定概念时，这一规定的角度也是由观察者的既得利益引导的。也就是说，思想是由特殊的社会群体所期望的那种东西引导的。

第二，使用对立的概念。例如保守派思想家喜欢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而进步思想家则喜欢使用“时代精神”这一概念。这是由于保守势力经常以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和国情差异为理由，拒绝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而进步势力则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接纳新事物。

第三，没有使用某些概念。思想家在形成理论时，由于其社会境况的作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某些问题，这就造成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概念的不存在。“某些概念的不存在不仅表明某些观点的不存在，而且常常表明对掌握某些生活问题兴趣的不存在”。而这终究是由思想家的社会境况造成的。

第四，所用基本范畴的特点不同。曼海姆说，保守派思想家所使用的范畴常常具有整体性，它“不打破经验材料的具体完整性”，而激进派思想家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往往具有分析性，他们通过分析的途径得到更小的思想单元，以便“可以通过因果性范畴或功能性整合将其重新组合”。曼海姆认为，这种特点上的差异最终也起源于他们社会境况上的差别。

第五，采用的思维模式不同。曼海姆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家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如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喜欢应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代表没落的地主、贵族等势力的思想家则不接受这种思维模式，而是更喜欢采取诸如“人格型”的思维模式。

第六，抽象的水平不同。曼海姆说，有的思想家在其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停留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不再向前推进了，这种情况同思想家的社会立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对人们的思想至少具有以下影响：第一，它使人们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它不是由客体或对象决定的，而是深受主体的社会境况制约的。这就对思想是由对象内容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第二，曼海姆的上述观点，对于把思想发展史看成纯理性、纯逻辑过程的传统理性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人们看到了思想发展的非连续的一面，这就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第三，曼海姆上述思想沉重打击了传统的抽象真理观，为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引人认识论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二、社会境况决定论的历史考察

所谓历史考察，主要是寻找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说明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原因。

在曼海姆生活的年代，社会思想体系多如牛毛，且各自互相攻击，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各种思想都自称正确，可究竟谁是正确的?对此许多人感到十分茫然和无所适从，因此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曼海姆称这种局面为“当代思想困境”，并认为要摆脱这种思想困境，就必须弄清各种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从社会历史方面考察思想多元化的原因。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教会权威力量的动摇。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种权力上的集中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垄断，即由教会来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这种垄断性的思想有一个特征，这就是它离日常生活的公开冲突相对遥远，而以学术性的面目出现。这种思想尽管也有内部争论，但这些争论却不反映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更多的是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这种建立体系的需要总是把宗教和其他生活领域的事实作为支持已有的学说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冲突的。而随着社会力量的变化、文艺复兴的到来、宗教改革的出现，教会力量也就一步步地衰落了，与这种衰落相适应的是教会对世界解释的垄断权的丧失，这样真正的思想争论就开始了，解释世界的其他方式就日益被承认了。

二是社会动荡的加剧。曼海姆在此强调了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动荡加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各种思想方式得以传播、碰撞，会合于同一个心灵中，这对于冲击人们原有的思想信念起着很大作用，促进了思想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例如工业革命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急剧的社会流动，社会的水平流动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人们频繁接触，人们在接触中发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方式。但是，仅仅发现思想方式的多样性，还不至于导致对自身思想信念的动摇，因为人们仍有可能固守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而把其他思想方式视为异端。

但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还造成了剧烈的垂直流动，即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下层的思想方式能与上层的思想方式相抗衡。“这种民主化进程首先造成了这种可能，即它使原先没有公认的有效性的下层思想方式获得了有效性和威望”曼海姆认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体验世界的方式，即使他们信仰同一个宗教，他们也有着不同的信仰方式和解释方式。因此在稳定的社会中，下层思想方式不会造成上层思想方式的动摇。而在民主化时代情况则不同，民主化使下层思想能够在同一个有效性的层面上与上层思想相抗衡，而且民主化造成的垂直流动促使不同阶层的思想方式会合于同一心灵，使人体验到它们的不相容性。这样就动摇了人们原有信念的权威性，迫使人们这样去想：“思想过程的多样性难道不是可能的吗?如果一个人审视思想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可以发现众多的方式吗?因此曼海姆认为，只有当水平流动伴随着剧烈的垂直流动时，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方式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发生动摇。而只有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

决定论范文篇2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

[1]陶德麟．当代前沿问题专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决定论范文篇3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22-06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参考文献】

[1]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决定论范文篇4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原行政处理案就转化为执行案。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向依照法律规定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专门机构申请强制执行。专门机构受理执行案后，应当对原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合法性审查，具体而言，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提起执行申请的材料和手续是否齐备；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期限；行政强制执行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对人不按时履行的原因：（1）如果相对人并非故意抗拒，而是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强制执行有违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暂缓执行。（2）如果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是因认为处理决定不合法或不适当而造成的，专门机构应当对原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若行政处理决定确属违法或者不当，专门机构就应建议做出行政处理机关的上一级行政部门纠正或者撤销行政行为；若行政处理不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专门机构应当告诫其限期履行。（3）如果相对人有履行的能力，对行政处理决定也没有异议，确属无故拒不履行义务或故意拖延履行义务，专门机构应当向相对人做出行政强制执行履行的告诫。

二、告诫

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其公法上的义务时，行政主体通过法定形式向行政相对人发出通知，期待其自觉履行，并告知其如不自觉履行其义务，即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的先置程序就是告诫。告诫是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和前提，也是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核心部分和必经程序。确定这一程序，一方面使行政相对人明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督促其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行政机关的内在约束。《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首先必须以一定方式对强制方式予以警告，之后才允许确定和实施”。

告诫应限于一次并且应符合以下原则：（l）须以书面形式做出；（2）明确的期限。期限应当达到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所需的合理时间；（3）明确的强制执行方式。不允许同时以数种强制方法做出告诫，或告诫使行政机关保留数种强制方法的选择；（4）涉及金钱给付的，必须有明确的金额。若仅告知最高额或最低额则属违法；（5）明确的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6）告之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7）告诫属“须领受”的行为，不送达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告诫书应当当场送交当事人。

三、申辩与陈述

行政相对人收到告诫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行政相对人对告诫书的答辩类似于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环节，为了效率的考虑宜采用简易听证。行为主体不仅仅要听取相对人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还应负有调查、核实的责任。

四、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经告诫后，行政相对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做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执行机关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时间、人员、方法、费用等做出决定，并将此决定告知相对人。就执行罚而言，执行机关可以做出“给付处分”，课予义务人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义务。就代执行而言，执行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或指定工作人员实施执行。就直接执行而言，执行机关可以告知义务人执行人员将实施某种执行手段。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的做出应当具备下列要件：第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并且内容完整；第二，必须已完成先行程序；第三，决定书应在执行前送达或在执行同时当场交付相对人为原则，如其不在场，则可参照《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做法在执行后5日内送达。决定书的内容参阅《行政强制法草案》第39条，应当包括：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实和依据；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期限；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除此之外，行政强制执行需要行政相对人承担费用的，应在通知中列出预定的费用数额，并且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确定的执行方法、金额不得超过告诫书的方法、金额；行政机关做出限制人身自由、重大财产的处置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之前，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中还应当载明相对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相对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组织听证，组织听证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做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后，如果相对人履行了义务或者履行已不必要，那么做出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决定的机关可以撤回决定或者终止执行程序。如果相对人履行了义务而继续强制执行程序则属于行政违法，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强制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促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不是为相对人增设新的义务，只要行政相对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义务，则行政强制执行就没有必要。

五、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之执行

行政强制决定的执行是指在前述告诫、决定之后，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行政强制执行付诸实现的过程。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包括如下步骤：

1.在执行开始时，执行人员表明身份，出示证件，并出示执行依据，并详细说明情况，争取行政相对人的配合。这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的表现。

2.根据相对人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适当的执行手段。如代执行、执行罚、直接强制等。

3.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邀请行政相对人到场。如果行政相对人拒不到场，执行机关应邀请行政相对人的近亲属或单位、基层组织负责人到场。

4.详细制作执行笔录。执行笔录的内容要尽可能地详细，并必须于当场完成，而且要有行政相对人或见证人签字或盖章。执行笔录应包括：执行机关，执行负责人和依据；被执行的公民的姓名、职业、住所或被执行的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执行的地点和时间；执行的内容和方式；义务履行情况和执行标的物的现状；强制执行实施的基本情况；有执行证明的人，应写明其姓名、所属单位、职务；执行负责人、被执行的公民、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证明人的签字；制作执行记录的时间。

【摘要】行政程序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功能。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虽然可以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可能引起行政权的滥用，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严格的程序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控制。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告诫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参考文献：

[1]杨海坤，刘军.论行政强制执行.法学论坛，2000，（3）.

决定论范文篇5

一、前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各国的汇率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对此，主流的汇率决定理论难以给出有力的解释和较为准确的预测，因而备受质疑。Meese＆Rogoff(1983)的研究得出惊人结果：资本市场汇率决定模型的预测力并不明显胜过随机游走模型。

20世纪90年代，汇率理论探索和研究重心转向微观结构，并且陆续产生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的微观结构分析、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其中，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经济学领域应用混沌理论进行汇率问题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对现存汇率决定模型的修改和调整，用解析的方法证明汇率中混沌存在的可能性；

2．利用混沌的研究方法对国际主要汇率进行实证检验，来验证混沌在汇率中的存在性。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对汇率的混沌现象给出系统的理论性解释和支撑。因此，本文尝试对汇率混沌现象做一些理论性的解释研究。

二、前提假设

本文选择以下三个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

1．异质性交易者假设

DeGrauwe等人认为市场交易者是异质性的，可以分为两类：基础分析者和图表分析者。前者主要是根据经济、政治或者其他基本面因素的发展变化，确定汇率未来的一个基本走势，然后，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后者主要根据汇率历史的市场价格和波动趋势的图表变化作为重复的模式，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也称之为技术分析者或者噪声交易者。

2．分形市场假说

该假说由EdgarE．Peters(1994)提出，主要论点如下：

1)市场是稳定的，因为市场上存在着各种不同投资期限的交易者。足够的流动性可以保证稳定市场中的相关交易持续进行；

2)对基础分析者和图表分析者而言，“新闻”或者说信息集合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短期，而对长期影响不太大。随着交易者投资期限的延长或者扩展，更长期的基本面分析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价格的变化可能只反映了同一信息对相应投资期限的影响。

3)如果“新闻”的出现使得基础分析者开始怀疑原有的汇率基础值（该值源于对宏观基本因素的分析）的有效性时，长期投资者或者退出市场操作或者改用基于短期信息图表分析进行交易。当所有投资期限都缩短或者趋同于同一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巨大的波动。因为没有中长期投资者为短期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稳定市场。

4)价格是短期技术交易与基于经济基础因素分析的长期交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短期价格变化的波动性更大，或者说包含了更多的“噪声”。而市场潜在的、长期的趋势反映了因为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预期收益。

该假说认为，针对不同投资期限的交易者，信息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信息的处理、传播也不是均匀扩散的。在任一时点，价格并没有反映所有已获得的信息，而只是反映了与投资期限相对应的信息的重要性。

3．价格粘性

三、汇率混沌的解释

1．汇率运动的整体描述

所谓混沌，严格地说是决定论混沌(DeterministicChaos)，混沌是决定论系统所表现的随机行为的总称，它的根源在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混沌的重要特性表现为：内随机性、分形维、普适性。

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对内、对外平衡的重要宏观变量，汇率与其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等有着紧密的联系。M．A．Torkamani等人(2007),雷强、李争争(2009)的研究表明：至少需要9--11个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令：

S=F(Y，e，i，XX，M．……)

汇率运动轨迹完全由这个隐函数所决定，它是一个高维系统，至少具有9个自由度。实证研究表明，该隐函数是非线性的。正是非线性，导致了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即，初始值的微小差异，导致输出结果的绝大差异，难以确定。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

外汇市场是一个耗散结构。它在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同时，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从而实现自我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持续的“新闻”刺激，整个市场将停滞不前。只有当“新闻”所内含的信息不断被更多的市场交易者获取，然后，通过其自主的买卖活动，将信息转化成不同的价格信号，市场才继续活跃着。当然，因为交易者的异质性，信息的获取、技术处理和传播是非均衡的，从而导致了交易者投资期限的长度和力度的差异化。这也为汇率的非线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汇率时间序列表现出看似随机的行为。这是由汇率决定函数中的非线性所致。但是这些随机性依赖于初始条件和参数的特定取值，因而，是局部性的。汇率时间序列整体表现为一种稳定，其稳定的机理在于混沌吸引子的存在。混沌吸引子是相空间的一个子集，所有的邻近的起始点的轨迹最后都会收敛到这里，而且，轨迹进入该区域之后，又将会指数级地分离。所以，混沌吸引子是一个区间，只要时间足够长，该区间最后被所有的轨道所填满。

对于某些特定的参数值，稳定运动和随机性区域共存。对于参数的扰动，在一定范围内，系统可以自动适应（吸收扰动），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系统回复先前的运动轨迹。但是，如果参数的扰动过大，超过临界值，那么就有可能从局部性混沌过渡到全局混沌，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变得不可控制。

2．非线性的诱因：信息的非均匀性

在决定性系统中的混沌是一种看似随机的过程，而混沌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所致。DeGrauwe＆Vansanten(1990)对Dornbusch模型引入了不同期限的非线性。短期的，由具有外推式预期(ExtrapolativeExpectation)私人财产拥有者构成，因为他们需要在在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之间来回切换借以获利，长期的，则由国际收支组成，具有“J曲线效应”。如图1所示。选取特定的参数值可以发现：系统将出现相当的不稳定性现象。

但是，这些不稳定，只是一个“鞅”调整过程，而不是混沌。原因是，这个系统需要一个来自于系统外部的初始的扰动，如货币政策或者外生的冲击，才可能开始波动。然后，系统从一个稳定的状态移动到另一个稳定的状态。对整个系统而言，即没有任何的耗散，也没有任何物质的逐渐消失，也没有出现“被吸引”到先前的轨迹上，让外部冲击在一段时间之后被系统吸收或遗忘。

如前所述，现将外汇市场视作一个耗散结构。外汇市场的存在依赖于“新闻”。没有持续的信息交换，所有的贸易活动将逐渐停止。市场交易者收集信息，然后对其做出反应，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价格信号。这对系统内外的其他人将是一个有价值的“新闻”，通过他们的反应，对交易产生了新的刺激，如此反复。

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非均匀的。Allen＆Taylor(1990)的研究表明，存在不同的交易群体，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对信息源头的辨识、对信息的处理技术也有着巨大差异。典型的技术分析可以区分为：基础分析和图表分析。

对交易者而言，可能会依据自身的偏好同时、交替地使用这两种方式。这些偏好是由交易者自身特质所决定的，如交易者的灵活性、投资期限、流动性和预算约束等。例使，直接参与市场的商业银行有条件使用复杂的分析工具和贸易策略，从微小的汇率差中日复一日，甚至是以小时、分钟为周期地获利，所以他们更愿意采用技术或图表分析。另一方面，非银行交易者面临很强的流动性和预算约束，并且只有较少的工具可以用于套利或者投机。那么，他们更依赖于基础分析和常规的观察。

即使是采用相同技术分析的交易者，也会具有不同的投资期限取向，因为，他们重点关注的经济因素也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地，可以将交易者分为四类：基础一长期、基础一短期、图表一长期、图表一短期。每一类交易者关注的因素如表1所示。

当一个“新闻”来到时，不同类型交易者的反应周期显然是不一致、不同步的。根据不同的交易决策，同一信息产生了不同的价格信号。四组不同的决策通过作用于价格，如果决策相互促进和增强的，将可能导致价格波动的加剧；如果决策是相互抵消和抑制的，价格的波动显然也会受到抑制。因此，依赖于他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就可能出现混沌，从而使得汇率变得难以解释和预测。

需要强调的是，有别于“鞅”过程，在混沌出现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以特别事件或“冲击”为起点。即使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新闻”的观测和处理以及持续的小的价格信号，在未来也可能导致汇率的巨大波动。这就是内随机属性。

3．走向混沌的路径

信息是价格波动的一种诱因。决定汇率的最终因素还是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交易决策。因此，通过对信息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可对汇率混沌的本质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

汇率运动与国际贸易、资产组合投资、单纯远期交易、现货套利以及官方的外汇储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外汇市场上，有三类主要的交易者：非银行、商业银行和央行。菲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交易决策主要是基于风险／收益的考虑。通常，外贸、资产组合投资、央行外汇干预，面临着相当的流动性和预算约束。而单纯的远期交易和现货套利，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除了交易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

在外贸中或资产组合投资中，非银行交易者仅仅依赖短期或者长期的基础因素分析。这样的分析一般是免费的或者低成本的。相反，对单纯远期交易，假定交易者具有长期的观点，更愿意为额外的信息付出努力，基于长期的技术分析。套利在银行间市场上是一个高风险的工具，完全基于一种短期图表分析。最后，央行的干预被认为是波动管理或是对汇率偏离一个给定目标的反应函数。

外汇交易发生在银行间市场。每一个非银行交易者需要买卖现汇时，银行充当了非银行交易者的中介。但是，银行对非银行的响应只是他们业务的很小一部分。他们使用自己账户的大部分交易是源于套利。另外，由于掉期交易的存在，一方面，这增加了交易者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该交易的份额与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无关，因此，现货套利与单纯远期交易只能依赖于图表分析，这使技术分析权重额外增加。

银行间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并不相等。主要原因是：汇率的变化，或者央行的干预。在清洁浮动汇率中，无需干预的角色。而在完全固定汇率中，央行需要永久地充当私人银行的交易对手。在当前世界范围内有管理的浮动系统中，央行干预只是间或发生。

信息的流动或者资源配置导致了不同长度和力度的投资期限，决定了系统的自由度和长期行为。因此，投资期限的长度依赖于各自交易者的动机和时间期限：基于短期的基础分析者或图表分析者的决策不同于那些长期的技术。投资期限的力度决定于交易者的市场访问和灵活性，以及他们在全部贸易中的份额。对市场直接访问的套利和近乎无限制的灵活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能在市场条件下引起很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进出口商或者面临高成本、高预算或者流动性约束的私人资金只能说明很小的市场份额。虽然如此，如果其他人没有发现足够的激励而做出反应，仅仅保持原有状态，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总之，投资周期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促使汇率走向混沌，或者从混沌状态返回到稳定。

四、结论

决定论范文篇6

摘要：中国证券市场的诚信缺失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直接立法，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法律内容欠缺。执法难度大、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也对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征信法和失信惩罚法，完善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完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

关键词：法律欠缺；证券市场；诚信缺失。

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从琼民源、蓝田股份，到东方锅炉、银广夏、ST红光、大庆联谊的财务造假；从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到王紫军买卖中国纺机、周建明操纵15只股票、北京首放操纵38只股票和权证、武汉新兰德朱汉东和陈杰操纵5只股票、朱耀明操纵百科药业等的股票操纵案；从吉林敖东、延边公路到宝安公司、张家界、济南轻骑、北大方正、川长征、杭萧钢构的内幕交易案，无不体现出诚信的缺失。市场信用的维系要靠两种机制，即道德约束与法律规范。经验表明，许多市场行为的道德约束比法律更有效。但道德约束较软，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失信行为较为严重时，道德约束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作用范围相对较窄，缺乏强制力和广泛性。因此，法律规范必不可少。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诚信法律制度的欠缺是市场主体失信的根源。“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信用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制度与机制问题。”[1]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一）缺乏直接立法。

目前，中国已制定的涉及信用的法律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以及《刑法》等，《宪法》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明确了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这是中国法律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最根本的依据。《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上述法律只对部分信用行为的保护有保障作用，但并不完善。如对于资产重组中的债务转移、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利用关联公司搞信用欺诈，都缺乏相应机制。虽然已修订了《证券法》，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息披露法》等还未制定，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法规体系。

中国至今尚无系统的专门规范信用的法律，也没有征信数据公开的法律环境。而征信数据公开是信用记录和信用调查的前提。中国关于企业信用的数据存在于工商、税务、银行、海关、法院以及技术监督等部门，征信机构要取得数据十分困难。对于个人信用行为的记录，也缺乏权威性的规范。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用惩罚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等的失信行为惩罚不严。中国急需制定类似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那样的统一规范信用管理和信用活动的法律。

（二）法律内容欠缺。

例如，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开披露的信息中隐藏着不真实信息或虚假信息，其中一些虚假信息带有明显的故意。包括一些公司在发股募资之后立即改变资金投向，而改变投向的理由又是在发股之前就一目了然的，这些现象是否属于扰乱证券市场或证券欺诈行为？在《证券法》和《刑法》中缺乏法律规定。

又如，在国有股一股独大且所有者缺位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公司法》有关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规定，只需国有股代表一人开会就可形成所有的股东大会决议，而上市公司中发生的相当一些问题与此直接相关。近年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应就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法律上的保障，如控股股东回避制度等，但《公司法》对这些制度缺乏规定。

再如，一些上市公司在资产、财务、投资及其他方面的弄虚作假中，有关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实际上起着协同甚至主角作用。按照国外的规定，这些机构应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证券法》虽对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但均列明了罚款数额（属有限责任范畴）,《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均无证券中介机构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的规定。这不仅与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的合伙人制度不符，而且不利于约束证券中介机构的相关行为。

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诱使证券市场产生虚假信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失信行为的原因。

二、执法难度大、失信成本低

（一）执法难度大。

中国证券市场每年披露的失信案件比比皆是，但真正被绳之以法的市场主体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是调查难。执法过程中，受调查手段的限制，当事人常常躲避调查、不说实情、随意变更陈述等。

二是取证难。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难以及时有效地控制涉案当事人和资金、固化证据。同时，受害者一般分散在不同地区，数量大，且受害时往往没有保留证据。特别是很多非法活动通过网络进行。由于网络是一个匿名系统，欺诈者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姓名进行欺诈行为，很难对欺诈者收集有效的证据。三是认定难。中国是成文法国家，对违法违规性质的认定必须达到法律设定的要件，有些案件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在实际中较难达到这些要求。四是重行政处罚，轻民事、刑事责任。新《证券法》对失信活动仅限于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且所受处罚与其非法所得及给国家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相比相去甚远。而《刑法》中对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的刑事处罚裁定没有具体标准，处罚相对较轻。

刑事责任追究力度弱，行政处罚执行难，对罚没款追缴的强制性措施执行不力，罚没款难以足额到位，使得失信活动的受害者获得民事赔偿非常有限，难以形成强大的惩戒威慑力。

（二）守信成本高。

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用合约签订之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而在签订之后，市场主体会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同时，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双方对信用过程所拥有的信息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异。以银行信贷关系为例，假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存在两种类型：经营状况良好、信誉较高的企业（G）和经营状况较差、信誉较低的企业（B）。又假定G企业的贷款风险βg较低，而B企业的贷款风险βb较高，βg<βb,且两企业的风险不同，βg的概率为Pg,βb的概率为Pb,每一时期影响企业风险大小的外界因素是随机的。企业完全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并不知道，只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企业的信息，依此判断企业G的风险概率为ηg,企业B的风险概率为ηb,设ηg<Pg,ηb<Pb。两者信息不对称程度分别为（Pg-ηg）和（Pb-ηb）。B型企业更希望得到银行贷款的资金，其隐瞒信息的激励高于G型企业，所以（Pb-ηb）>（Pg-ηg）,即银行与风险较高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于与风险较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Pg-ηg）和（Pb-ηb）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征集企业资信信息的投入成本，银行对信息投入成本越大，非对称信息的程度就越小。从理论上看，银行最佳的信息投入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均衡点决定。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共信用信息的供给能力，二是获取信用信息的成本大小。

如果存在完善的企业、个人资信评价机制、机构和网络，交易的一方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对方的资信信息，授信方便可做出合理的信用评估，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监管者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市场主体的真实信息。

虚假信息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市场主体面临超常的道德风险问题。当市场资源的许可证实际上由管制机构发放时，申请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蒙骗管制机构；当管制机构及其个人希望参与市场资源分配时，他们就会纵容市场主体的欺诈行为。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欺诈者违法违规所付出的成本会大大低于其所得，证券欺诈现象就不可避免。当诚信的坚持无法得到回报时，守信企业和个人往往会因缺少动力慢慢走向失信。[2]

（三）失信成本低。

正常情况下，违约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对信用关系的受害方进行经济赔偿，也会降低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不利于以后的信用活动。但在中国证券市场违约不会发生以上成本。因为作为受害方的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大股东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同时，由于没有信用登记和查询系统，股市中的违约行为很难为外界了解，当然也不会对其信用水平有任何影响。只有极少数的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查处并曝光，但概率太小。而在信用普遍缺失时，少数的守约者反而会吃亏。我们通过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成本—收益模型，对这一过程加以进一步分析。E（W）=（A+B+C）P+（M+S）（1-P）其中：E（W）表示预期行为总效用；P表示失信行为被查处的概率；A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被查处的经济处罚；B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被查处的其他处罚（如降职、开除等）;C表示上市公司被查处后由于受道德谴责而带来的心理成本；M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未被发现查处得到的收益；S表示上市公司未被查处时因使用权力带来额外收益的自我满足感。式中A、B、C取负数，表示成本。我们知道，在一个既定时间内，守信与失信两种状态是相斥的，不可能同时发生，上市公司将通过比较与各种状态相关的预期来选择其中的一种状态。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利益大于预期成本，会选择失信行为；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不会选择失信行为；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成本等于预期收益，选择失信与守信毫无区别。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信用缺失的内在诱因，即它决定于上市公司在额外经济收益下心理满足感S和查处概率P,前者S与诱因成正相关关系，后者P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因此，当S和M较大，P较小时，也就是当社会没有建立起鼓励守信、惩罚失信的规则而失信所带来的收益又远远大于所遭受的成本时，就容易诱发作为经济人的上市公司，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名义而体现出来的失信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对整个市场诚信评价的降低，而这些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三、完善证券市场诚信的思路

（一）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征信法和失信惩罚法。

1999年开始在上海建立信用体系，但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个人诚信的专门法律。为此，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明确国家信用管理机构和信用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般原则，搭建起信用法律的基本框架。同时，中国目前关于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还比较零散，迫切需要一部统一的《征信法》来规范信用信息的征集内容、征集程序、征集范围、征集对象及公开方式和公开限度。建立对失信单位、失信个人的惩罚机制是金融信用体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有了《失信惩罚法》，就增加了违法者或失信人的失信成本，一旦踩了这条红线，市场主体不仅名誉上受到极大损害，在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失信惩罚法》可使市场主体经过理性思考和法理上的权衡后做出诚信的良性选择。中国的失信惩罚办法还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应尽快建立一部《失信惩罚法》。

（二）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根据各种不同信用类型信息采集和登记的需要，应该制定、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兼并与收购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不良经营行为记录办法》、《企业金融资信调查办法》、《行政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征信法》、《担保财产公开办法》、《合同履行备案制度》、《基本信用保障法》、《个人信用评级办法》、《消费信贷法》、《信用控制法》、《信用卡发行法》、《电子资金转账法》、《信息公开法》、《信用信息查询办法》、《信用评估机构登记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保证信用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获取对象的信用信息，并通过制定《信用警示法》等，设定基本诚信指标，从而使信用法律制度成为一个具备预期和预警功能的系统，完善证券市场的征信服务，降低其征信成本。

（三）完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

①18世纪，英国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规定按照上船时犯人的数量给付私营船主费用。因此，私营船主们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尽可能多装人，却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一旦船离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钱，对这些人能否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了。有些船主甚至故意断水断食。3年间从英国运到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不仅英国政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损失，英国民众对此也极为不满。因此，英国政府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他们规定不论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澳洲上岸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结果，后期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最低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而原来最高时，可达94%。

在国外，信用状况是依靠严密的、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的。谁破坏诚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8世纪英国犯人到澳洲的例子被研究了数百年①,今天仍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制度就是力量，仅仅依靠人性的自觉、他人的监督、说服教育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制度，要让信用缺失者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3]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号称“惩罚之国”的新加坡社会秩序、文明礼貌程度在世界上是有口皆碑的。

在新加坡随便吐1口痰的惩罚金额高达普通人1个月工资，惩罚的威慑力让人们自觉地去遵守社会公德。在美国，首次制假将面临200万美元罚金和10年监禁。在中国，制假却可以1000美元的罚金而逃之夭夭，毫无威慑力度。[4]可见，惩罚力度不够是导致中国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单让失信者造成声誉损害与财富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给失信者打上不诚信的社会标记，使其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真正起到威慑的作用。“惩罚必须明确，否则那些有犯罪动机的人就会趁机行事。目前，大多数违法者都漏网了。犯罪分子将惩罚仅仅看作是碰运气时可能会遇到的一种危险。”同时，必须对惩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惩处“过重或是带着模糊的反感和敌视，犯人就会觉得这是残酷折磨违法者”[5]。

同时，对于法人实体而言，他们的失信行为，无论何种原因，其高管层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加大对法人实体中公司高管者的处罚力度，使他们的失信收益不足以弥补失信成本，以此约束他们的各种失信行为。比如，对不讲信用的企业，不仅被征信企业记录在案，并且要求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开黑榜，使这些信息能被需要者及时查询；各商业银行要停止对其授信和开设新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新办企业、不予通过工商年检；税务部门不为其办理税务登记；对逃废债企业法人代表也要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等。

参考文献：

[1]杨亮。内幕交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经济要参，2002,（25）:24-25.

[3]刘英云，宁海明。让信用缺失者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N].黑龙江日报，2008-09-01（4）。

决定论范文篇7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我所以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写出一篇，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推测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胆、新颖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同样对社会负面影响也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对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波普尔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莘采访汇集成的访谈讲演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2]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既然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从总体上看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一批判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波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实践与理论方面。

从实践方面看，斯大林掌权后公然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在政治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消灭了工、农等一切阶级差别之后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劳动者之间可以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才算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把它们公然篡改为政治上只要消灭了剥削与剥削阶级，经济上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消费领域还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都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长期推行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种“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公然背弃要使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诺，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排斥异已到社会舆论一律压制不同声音，最后直至根本无视基本人权，搞镇压，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权力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不说，在一定程度上，领袖甚至出现了封建专制独裁倾向，广大干部队伍也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不顾老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的贪污腐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下述错误思想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他甚至荒唐地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画等号，认为它们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因此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这种思想在世界上受到不少人的顶礼膜拜、不胫而走，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和不好理解的吗?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斯大林模式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人们觉悟的实际水平走计划经济之路，逐步使经济失去了竞争力，社会丧失了活力。加之后来勃力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把国民经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工业和加强国防，与西方搞冷战对抗，使社会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始终很艰苦。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当时的人民不仅对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信心，还产生了厌恶。波普尔系统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4年先后分别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和在英国正式出版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正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上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过程。而广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能地反感，就认为只要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在理论方面，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化或曲解了、庸俗化了。实践明明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过时了甚至是不正确的，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仅如此，还要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理由去辩解。他们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有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观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经济力量”。正如谭扬芳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前苏联作为大学生和干部必读教材的，在社会主义各国也作为哲学主要参考书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曲解与庸俗化的一个典型，而其源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自居，认为事实上只有他才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其实，正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观歪曲成了马克思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唯物质论”和“唯客观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灵魂，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无视人的意志、目的、实际努力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把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简单化、绝对化，完全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决定论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论”。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性自负”，在社会上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这类十分荒谬的东西。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与波普尔的批判本身有关。

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明显地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种驳难非但改变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劳动者对它们的强烈不满，这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被历史发展的洪流迅速吞没。而波普尔的批判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不仅如此，他的批判还是以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进行的，他从现代科学内部现代物理学入手，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是以审慎的理性批判“理性自负”[3]，而且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凡关注过波普尔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中唯一一个后来未成为他怀疑、批判对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竟与爱因斯坦1915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并据此作出的预见一致。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学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尔为之倾倒。当年他还有幸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学术报告会，给了波普尔极深的印象：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作为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他看到爱因斯坦在人们对相对论的一片赞扬声中竟准备随时否定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及此后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不仅使他走上了科学哲学家的道路，而且使他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波普尔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之上的，而他在知识论方面批判性的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没有人像波普尔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亲密的联系[3]。他不仅与罗素、卡尔纳普、石里克、哈耶克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这些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有过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请这些自然科学家批评并受到他们的高度赏识与赞扬。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波普尔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给予热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尔在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希望能在英联邦地区学术机构中得到工作机会，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爱因斯坦。1950年，爱因斯坦对波普尔出色的科学研究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与伯内特一起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梅达华也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正是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几乎被视为人类智慧代名词的大科学家们对波普尔的肯定与赞扬，使他的思想，包括他错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乃至盲目接受。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影响大，还与下述情况有关：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真正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的历史决定论，特别是被教条化、庸俗化、被曲解了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不仅如此，他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社会主义中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不仅未批判，还抱有深深的认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对马克思本人却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提出了大量可被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不过在波普尔看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他后来在自传中还曾写道：“甚至在否弃了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内，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话，我现在仍然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简朴而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4]

在我看来，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为很多人接受，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辩证逻辑分析人类社会本质，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结果。它无非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很少能如愿以偿，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实“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5]，它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表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社会历史又看作是在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并不否认偶然性作用的辩证决定论。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就讲过：“我虽然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的方法……但多年来我也关心社会科学，特别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又说：“我的方法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都是普遍适用的”[6]。事实上，由于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具有与自然科学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且他又认为，当代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主要是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支撑起来的，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又给社会科学中的非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他从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科学中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不知道，量子力学并非完全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只不过支配它的不是那种单义的因果决定论，而是一种以统计规律为基础的决定论。这表明，波普尔用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工具还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东西，“对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小买卖”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恩格斯语)，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就显得不够了。而辩证逻辑是远比形式逻辑要复杂高级得多的思维形式，没有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必要的基础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明明是正确的，却没有被人们一致认同；而波普尔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不少人却反而觉得有道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接近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反而让人理解起来费劲一样。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从总体上讲是不正确的，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却如此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成为每个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研究唯物史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波普尔的思想，在我国早就有人关注和介绍，他的主要著作基本上也都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在中国就出版过两种译本，发行近千万册，它在我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波普尔的思想，特别是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国内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大多数仅抓住其中一个观点进行评析，且主要集中在政治批判上，能从学理上作深入分析的还不多，而能将其放到波普尔整个思想体系中作全面、深入、细致剖析的专著更是少见。谭扬芳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自己选择了这一艰巨任务，希望能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在拨乱反正、以正视听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不仅反映出她高度的理论自觉，也充分表现了她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心与担当。

谭扬芳同志这部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历史规律、历史预测、历史意义等问题，抓住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特别是他批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据，深入到他的思想逻辑的内部，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依据及基本内容等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通过长期艰苦的思索，最后从学理上充分地对它们逐一加以实事求是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独到的正确看法，从而大大深化、推进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谭扬芳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表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非难，有许多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内容，而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主要是针对20世纪40—60年代前后把社会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并将其绝对化的倾向；另有一些是波普尔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误解，是他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由于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分析批判大多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的方法，使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他本人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不科学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颗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即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对促使我们思考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等这些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得还不够充分的方面，并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看来，本书的下述章节论述得尤为出色：如作者在反驳波普尔认为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时，对社会规律的重复性是一种本质的、必然联系的、重复性的阐述；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过程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规律性和同一性的否定的论述；在反驳波普尔以趋势不是全称命题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提出波普尔否定统计趋势也是规律，实质上也就否定了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在规律观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否认了自然界规律的一种基本类型的分析；在反驳波普尔以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关于历史规律的社会选择性特征并没有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论述；在提示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认为对如何把科学哲学理论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上的看法不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又一根本分歧以及对“后思索法”是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的论述，等等。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谭扬芳同志的专著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从以往我国哲学界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对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大多停留在对其错误内容中政治上的反驳上，很少能进一步从学理上探究其错误的根源，至于说在作批判性分析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甚至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就更少见了。谭扬芳同志在论述过程中，则多次对波普尔的合理思想作了不带偏见的实事求是的肯定。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是极其可贵的。

当然，谭扬芳同志的这部著作并不能说已经彻底驳倒了波普尔的错误思想，更不能说已经很完美了。事实上，像波普尔这样的大家，何况他是在深入研究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有着很好把握的基础上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的难度决定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本身不少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改进。如有些地方还存在未能把述和评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问题；在为论述作理论铺垫讲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与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的论述也欠充分；个别提法本身是否准确、科学，也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苛求于一位青年学者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不足在她今后继续研究的过程中是不难克服的。

在要结束这篇序言时，还有一点是我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驳，从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一错误思想又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起了一种解构的作用。因此，对它是不能不作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让情绪遮蔽了我们的理智。应当看到，波普尔在当代国际思想界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不光是因为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应当看到，他作为一位学者，是一个很有个性，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他一生潜心研究，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认真学习和吸取的。

[摘要]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参考文献]

[1]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M].南砚，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1.

[2]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M].王凌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3]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生平[EB/OL].[2006-04-13].http：∥/data/detail.

[4]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4.

决定论范文篇8

【摘要』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为: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为此，高校应采取相应措施:树立人本管理思想;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置教师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大力开展智力引进工作，创建与国际人才竞争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大力培养后备人才队伍。

一、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

1.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

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澳多•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为此，人力的取得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消耗资源、必须有资本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投资供给的政府压抑了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而政府有限的财力反过来又制约了对教育的投人。长期的教育设施落后、教育普及率低、教师待遇差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本总量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配置;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总体水平更为低下，对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人才资源总体效益偏低。

2.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

中国科技部徐冠华副部长在分析中国教育、科研整体水平时谈到，我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约281"4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达149万、在校大学生340万，这组数据说明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并不少;但另一组数据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平均出国留学约2万人，累计达40多万人，其中学成归国者10多万人、国外在校学习10多万人、回归率为3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来的人才中又有少数倒流回去，说明中国目前人才的流失情况是严重的。而据联合国统计，仅美、加、英三国在80年代就从世界人才流人中获益500亿美元，进人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的此项收人更是有增无减。

3.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

目前我国的人才资源呈现以下情况:一是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一是在人才的区域分布上，中心城市和发达省区人才比较密集，而资源丰富和国家重点开发地区却人才稀少;二是人才在产业结构中的分布不均匀，有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重点领域、重点学科和重点企业的人才，特别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第一线的人才严重短缺，而现有人才却大多集中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三是有的高校师生比失调(据统计，1997年直属高校师生比为1:11左右，发达国家为1:15-20)，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有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计划性、预见性和超前性，导致需要的专业人才短缺而不需要的专业人才积压;四是高校人才的自由流动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带来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是结构性失衡造成人才浪费，使之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人才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人才资源需求矛盾更加突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资源优势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发挥。因此，合理、科学地进行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刻不容缓。

二、实行人冲管理，合理开发与优化

蔺已王人力资妹舒尔茨曾指出:在信息社会中，“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才智的进化来决定”。事实证明，人力资源素质差、人才资源匾乏的国家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面向新世纪，我国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树立人本管理思想

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即指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确立、并应用于管理实践的一切都从人出发，以人为根本，旨在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管理应充分重视人的因素，牢固树立人本管理思想。首先，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应破除传统观念，充分体现高校人才资源高度开放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才价值观和不拘一格的选才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努力形成一套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用人机制;其次，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有效的动态管理机制，把选好人、用好人、育好人、留住人作为人才管理部门的主体工作，使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正是高校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如果只是将人事部门的牌子换成“人才开发管理部”或“人力资源部”，实际工作仍停留在传统的静态管理上，其结果是严重挫伤了人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最终使高校管理的既定目标难以实现。

2.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里教师资源

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应注重教师的综合管理、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及平衡发展;其次，应注意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优化配置，努力实现“能岗配置”。应以落实各类人才工程计划为重点，选拔和培养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能担当跨世纪重任的学科带头人，但同时绝不能忽视所有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力争每一个教师都上升到“人才”的境界;第三，根据教师的业绩和实际需要，启动用好人才建功立业的加速器，即制定多类型、多形式的奖励政策，使教师挖掘出自身的最大潜力。这种奖励应有多种形式，如表扬、得到同事的承认、提高个人威望以及提高工资、多发奖金等等;第四，可将不同能级的人才相互配置，以形成一种最佳能力结构或能力场，即把不同的“位”、“岗”、“资”、“责”、“权”、“利”分配给具有不同能力的人，从而实行培养能力与运用能力相统一，使人尽其才，避免由于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的浪费。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

总书记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际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家时强调:“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

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建成一流的高校，人才资源是最为宝贵的，高校不仅要有一支宏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而且还要能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筑自己的人才资源高地。高校人才的引进、用好、留住是一项全方位、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在政策上、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人才的稳定性。在这方面可借鉴的方式很多:(1)可考虑在高校内部建立人才模拟市场，使人才在高校内部合理流动，这样既满足了一些高级人才不愿脱离高校但又想换岗位施展自己才能的需求，也使之不外流;(2)可以发展专业性人才市场如“高校毕业生市场”、“老年人才市场”等;(3)拓宽人才市场服务领域，实行人才资源开发的配套服务，例如人才人事、人事咨询、人事签证、人才引进、人才培训、人才评价、国际交流等等。

决定论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分别以上市公司个数和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人数为参数，建立了两个模型，通过分析，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印证，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影响因素。独立董事薪酬问题，既涉及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发挥，又涉及对独立董事的有效激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采用2005年度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因素。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

独立董事薪酬的高低，一直是众多学者和社会人士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之一。确定独立董事薪酬是一个两难选择，太高了，容易被人认为是收买独立董事；太低了，又难以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无功不受禄、多劳多得是获得报酬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应首先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的决定因素。

谭劲松认为，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属于事前因素，即公司的支付能力越强，独立董事的报酬越高。因此，独立董事的高报酬传递了公司业绩好的信息。按监管部门规定，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支付报酬多少由企业与独立董事双方商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公司给独立董事的报酬也悬殊，从1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罗党论采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但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报酬与前期业绩相关，而是与董事会会议次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行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等因素正相关，诉讼事项和重大关联事项的发生对独立董事的报酬制定影响不明显。杜胜利采用2003年的数据，结论与谭劲松相同，但考虑了与罗党论大致相同的因素，结论也大致相同。

前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影响我国独立董事报酬的一些因素，但前人的研究距今已有一段时间，而且那时候我国的经济情况及相关制度与现在大不相同，独立董事的个性化的特征也有所突出，所以本文基于2005年数据对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及模型分析

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定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年报中进行披露。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应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处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来分析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

（一）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

本文采用2005年的数据来分析影响独立董事报酬的因素。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统计的200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包括12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及这些公司中的8382位董事的相关资料，样本公司的数量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5%，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二）以公司个数为参数建立的假设及模型

1.公司业绩

有些学者认为公司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没有关系，并做了相关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结论。但笔者认为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因为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支付报酬多少由企业与独立董事双方商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有业绩好的公司才倾向于支付并且有能力支付较高的独立董事报酬。

谭劲松认为从成本的角度考虑，独立董事的津贴越高，上市公司的支出也越大，而业绩好的公司负担这些支出比较容易，所以其聘请的独立董事薪酬会比较高。另外，他也认为，从信号传递的角度考虑，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较高，可以向外传递公司业绩良好的信息，使得投资者和政府部门容易将业绩好的公司和业绩差的公司区分开来。虽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独立董事的功能更多地被定位于监督经营者,同时在我国目前独立董事的薪酬仍然以固定津贴为主，所以不应与企业业绩挂钩，但这并不意味上市公司在制定独立董事薪酬时不考虑公司业绩这个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1：独立董事的薪酬与业绩正相关。

2.资产规模

一般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其业务也就越复杂，需要独立董事投入的精力也就越多。同时大公司通常拥有较高的利润绝对量，并且相当高的补偿在年报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显著，所以公司规模一般与独立董事薪酬有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独立董事的薪酬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正相关。

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通常来说，大股东控制对公司高管的报酬是有影响的，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控制越严，高管层报酬越低。然而，由于独立董事的加入改变了董事会的构成，有可能挑战大股东的绝对控制，为了更好地与独立董事沟通、获得独立董事的支持，大股东倾向于向独立董事支付较高的报酬。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十分突出，控股股东拥有绝对权利，而第二大股东常处于弱势地位，为加强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第二大股东会积极支持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借机改善治理结构，因而倾向于向独立董事支付高报酬。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监督越有效，则独立董事的报酬越低。

笔者建立了如下的模型：

x=a0+a1y+a2z

其中，x：独立董事薪酬；y：上市公司规模；z：上市公司效益。

运用Eviews软件对2005年上市公司规模、效益，以及独立董事薪酬等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的运行结果见表1。

对运行结果分析如下：

（1）独立董事年度薪酬与公司的总规模有较强的正相关性（t=3.729787），这就支持了假设1，说明企业的规模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制定。

（2）独立董事年度薪酬与公司的效益有正相关性（t=3.445739），就支持了假设2，说明业绩较好的公司更注重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调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制定。

（3）表中的R2检验（拟合优度检验）为0.839153，相对较好，表明样本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实际情况。

（4）回归方程表明上述方程经统计检验有显著性意义。Durbin-Watson为1.992886，比较合适。

（三）以独立董事人员个数为参数建立的假设及模型

1.独立董事的资历

公司对于资历较高的独立董事往往倾向于高的年度薪酬，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独立董事占全部受聘独立董事的49%。但由于独立董事资历这个影响因素难以观察并取得数据，所以用替代变量进行研究。考虑到在中国这个敬老的社会里，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和老专家、老教授成为了国内上市公司竞相聘请的对象，因此用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的年龄作为独立董事资历的替代变量。当然这样会有一定的偏差。

2.工作时间

由于独立董事的工作重点主要在董事会会议上，每次董事会会议几乎都要求独立董事参加，因此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本文用董事会次数作为一个替代变量来衡量独立董事的工作时间。而且在薪酬的制定过程中，有些公司已经考虑用独立董事参加会议的次数来发放薪酬。

3.上一年度报酬水平

独立董事当期报酬受上一年度报酬水平的影响。上市公司给予独立董事报酬的基础是公司的支付能力，可以认为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支付独立董事较高水平薪酬的能力越强。公司上期支付的水平越高，在此基础上独立董事当期的报酬也会越高。

4.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和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是相对量,独立董事人数是绝对量,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独立董事在公司的独立程度和说话的分量。无论是构成比例的提高还是人数的增加都有利于加强董事会和各个专门委员会的独立性,使得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进而影响到一些决策，包括薪酬的制定。笔者认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较大和独立董事人数较多说明公司重视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公司往往倾向于通过支付较高的年度薪酬来肯定独立董事的工作。因此本文提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与独立董事年度薪酬正相关。

笔者对以上变量建立了如下的模型：

y=b0+b1x1+b2x2+b3x3+b4x4

其中，y：独立董事薪酬；x1：独立董事年龄；x2：参加会议的次数；x3：上一年度独立董事的报酬；x4：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

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整理后的运行结果见表2。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影响独立董事的薪酬的因素中，参加会议的次数、上一年度独立董事的报酬、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又以上一年度独立董事的报酬的影响最为显著（F值远大于2，Sig小于0.05又最接近0），这跟本年薪酬与上年薪酬之间的共线性有很大的关系；参加会议的次数对独立董事的薪酬有影响，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工作量的大小与薪酬成正比，多劳多得；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与独立董事薪酬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比例越高，薪酬也越高。而独立董事的年龄与独立董事的薪酬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F值小于2，Sig大于0.05）。从方程整体来看，整体的拟合优度也通过了检验，大于0.5，虽然不是太优的，但对于经济数据来说，能通过0.5就算通过了，这说明方程对现实有较好的模拟。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公司发生诉讼、仲裁和重大关联事项与否。上市公司发生诉讼、仲裁和重大关联事项会使得独立董事的风险加大，从而独立董事就必须花费相应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这些事项。这些因素在公司制定独立董事年度薪酬的时候都可能考虑。

二、结论

本文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只有两组变量，它们的样本个数不同，第一组有1290个样本，是以公司总数为一个样本总体；而第二组有8382个样本，以独立董事人员的个数为一个样本总体，因为每个公司的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同。本文对每组样本进行了分析，但对它们之间的交叉效应的分析欠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文采用2005年数据进行分析，肯定了独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和总资产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对以前认为独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不存在相关关系的一种反驳，也是对独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总资产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一种肯定。虽然为了保证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时的独立性，不能让独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但并不能避免上市公司在制定独立董事薪酬时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这是上市公司在支付成本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确定了独立董事薪酬与参加会议的次数、上一年度独立董事的报酬、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与独立董事年龄之间无显著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仲翔等.基金行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立性［N］.科学时报,2001-05-28(4).

［2］罗党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酬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C］.第九届财务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

［3］谭劲松,李敏仪.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若干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3，（9）.

［4］杜胜利，张杰.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决定论范文篇10

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我们撰文《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下简称《马尔萨斯》），对李中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进行批评，并对其他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论。我们在文中认为：李中清等学者在宏观人口史的认识上无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灾难性剧烈变动；在微观人口行为研究上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他们对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存在误读，并且缺乏体会；因此他们的新理论没有能够改变学术界自马尔萨斯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基本理解。[1]

同期王丰、李中清发表《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下简称《摘掉》）一文，对我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王和李指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微观人口行为方面我们在解读原作、引证和概念上犯有20点错误。此外他们还指出：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2]

首先需要说明，《马尔萨斯》一文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由我们合作完成。文章初稿在200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的有关编辑转给了李中清，李曾将此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复印散发。文章在8月间被《历史研究》正式接受后，我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一次修改为《历史研究》所拒绝，理由是，此前已将《马尔萨斯》初稿正式寄给了李中清，约请他们写反驳，如果采用我们最后的定稿，王和李写作中的反驳将会变得无的放矢。这一过程还是导致了王和李在一些问题上对我们了做出了没有对象的批评。

例如在《摘掉》中，王和李对我们进行最重大的批评是生育“反弹”。他们认为：曹和陈将中国农村1960年后的高生育率简单地解释为所谓的“反弹”；把中国历史和现代人口升降统统解释为“被动的”人口过程；这种关于“反弹”的思路实质上视中国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即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不可能去“主观地”调节人口。因此，他们指出：曹和陈关于生育反弹的认识所主张的是一种人口决定论。

我们的确在《马尔萨斯》初稿里使用了“反弹”的概念，但却是从李中清、王丰的书中借用的。李和王讨论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生育率时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42页注释13中写道：“惟一的明显例外是1963年不寻常的高生育率，到达了7.4，这是引起的饥荒之后的反弹”。在第171页又写道：“之后的1961年，农村人口开始激增，而且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持续了达十多年之久，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成功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3]基于李和王的“反弹”思想以及1961年以来的农村人口持续性激增，我们觉得如果要界定之后的“反弹，”那么它可以从李和王所引证的1963年高生育率开始，到1983年后农村生育率被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抑制到3.0以下为止。“反弹”首先是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对“反弹”的使用是“人口决定论”，那么，李和王何以面对自己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使用的生育“反弹”思想？也就是说，李和王到底该摘掉谁的光环？

我们在初稿中借用李和王的“反弹”概念旨在说明：如果之后中国农村的无控制生育持续了近20年，那么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和华北大旱灾造成了人口巨量死亡之后，农村更会有“反弹，”无控制生育将持续得更久。而在这样的“反弹”中，李和王所描绘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控制体系不可能存在。由于考虑到借用“反弹”概念对《人类的四分之一》所进行批评主要是一种基于逻辑而非史实的批评，我们在第一次修改时删去了“反弹”，发表稿中也没有关于“反弹”的论述。不幸，这一差错却让“反弹”成为《摘掉》一文对我们进行“人口决定论”批评的主要证据。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几处错误，但它们不具有根本性，出版的技术原因还使得王丰和李中清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失去了实质意义。《摘掉》批评中的第4点指出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一处把李和王以及普林斯顿学者对不完整数据所估算的婴儿死亡率系数不恰当地套用在1940-49年婴儿死亡率的完整数据上，这是人口学常识上的错误；第19点指出有一处搞错了美国学者沃尔夫的学术单位；第20点指出有一处注释弄错了作者与著作。这三点批评都正确。在最后定稿中，我们不仅改正了以上三处错误，还重写了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部分，但我们对这三处错误的修正没有能反映到发表稿中去。

至于《摘掉》中第16点批评我们在人口预期寿命与死亡率的关系上概念混乱，我们有写得不够清楚之处，并非对这一关系误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了阎瑞和陈胜利的研究指出：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或者说开始了有意义的增长”。预期寿命依据人口学的生命表计算，取决于分年龄组人口死亡率。即便总人口的年死亡率不变，分组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也会导致预期寿命的增高或减低。我们的论断旨在说明：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1950年代里经历了大幅度下降，并在后逐渐趋向于稳定，此后预期寿命增长的意义在于实际寿命的增长。我们没有说清楚所引证的“人口死亡率”指的是“年”人口死亡率，而非“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由此所引起的批评当是我们的责任。

撇开文章传送和出版的技术原因，王丰和李中清对我们的所有其他批评可以被归入二类问题。一类是他们对我们的误读。如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李和王认为：溺婴造成了中国女性的短缺、婚姻市场对男性的挤压、婚姻的高攀性、以及为实现婚姻的难以负担的经济成本和情绪成本，而为了减少这两种成本，中国父母不仅对已婚生育率进行抑制，有的还宁可杀死或出卖他们的孩子以逃避为子女操办婚姻的义务，因此，婚姻在中国是形成生育控制的一个原因。[4]我们在《马尔萨斯》中认为，用婚姻来解说中国历史上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是不合理的。理由是，第一，婚姻率与生育率没有关系。生育率取决于女性，男人是否都能结婚并不是一个家庭或妇女实行生育控制的原因。第二，中国男性单身的真正原因是贫穷，把女性的短缺解释为男性单身的原因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误读。我们所批评的是李和王所阐述的婚姻形式与生育控制的相关性，《摘掉》批评的第15点指责我们分不清人口出生率与女性生育率的根本区别。这一指责与我们毫无关系。

第二类，王和李对我们批评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可以辩论的问题。例如《摘掉》批评的第10点指出：我们使用了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证明近代中国农村的高生育率。对于费先生的研究，王和李认为，“我们不仅要引用他的概括性结论，更要看重他的实地调查。”王和李提醒我们：费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他本人观察到的节育、人工流产、溺婴现象。我们读到过费先生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广西瑶族的一些集团，一家只准有两个孩子，继续受孕的胎儿要被堕胎、溺死、或抛弃；在花篮瑶，一个不知堕胎方法的女人被称为“笨婆”；而对生育的限制是瑶族地区感到了资源的限制，他们需要保持恒定的人地比例。在江南开弦弓村，村民“通常把女孩送给镇上的大户人家做使女，或送到专门的慈善机构去以代替溺婴”。在开弦弓和其他地方，农村妇女吃螺蛳和鱼鸟蛋一类的东西堕胎，这是极普通的。[5]这些现象可以被解读为：广西的瑶族感到了人口的压力；开弦弓的村民有着对女婴生命的尊重；在花篮瑶之外，乡间的堕胎方法不管用。这些现象的意义与《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基本观点相悖。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没有引用这些现象是因为篇幅的限制。问题在于，费先生依据其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得出了中国农村高生育率的结论，在引用他关于农村生育制度的研究时，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他的概括性结论还是他实地调查的一些现象？

我们不准备就《摘掉》对我们做出的所有批评逐条回应，因为我们不希望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在细节上锱铢必较，成为语言的反诘和逻辑的纠缠。就我们而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我们只想在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上做一澄清，更主要是从学术上就《摘掉》所涉及到的中国人口史的重要问题做出回应。

二、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摘掉》指责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其核心是认为我们在批评李和王的微观研究时并没有自己的微观研究或依据他人的微观研究。至于“常识性”原则，王丰、李中清在《摘掉》中认为：要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判断，“所依靠的应是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所谓实证科学研究的方法，便是通过微观研究结果的积累来推翻或肯定已有的结论，或提出新的结论。”

这一原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微观研究的积累有时可以用来推翻已有的结论，有时不可以用来推翻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一项微观研究的判断可以与另一项不同，但并不表明此项一定比彼项正确。当争论的双方各自举证相反的微观事例时，这一原则就可能陷于困境。中国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社群多样，十项微观研究的积累，如果没有更多地覆盖中国的各种特点，也未必比一项微观研究的判断更为正确。为了通过个案研究提出具有某些普遍意义的判断，人们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的抽样与推理，将研究的意义从部分推及全体，从微观推及宏观。此外，一项微观研究本身也可能存在各种错误，也需要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对于一项微观研究进行批评，既可以是针对其微观研究本身，也可以是针对其推理过程，还可以是针对其判断的意义，或者举证更多的相反的事例以证伪。

我们的批评并没有违反这一原则，而李中清和王丰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也远非尽善尽美。李和王的微观研究主要是19世纪的辽宁村庄道义屯的人口和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清皇室人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道义屯和清皇室人口的不具备代表性，不能用以推及全国。李和王在《摘掉》中批评我们使用的数据不具全国代表性，但又同时认为他们“所使用的历史登记资料也不具有全国代表性”。那么，道义屯和清皇室历史人口行为是否能代表全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李和王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做出的批评也并非是基于“通过微观研究结果的积累”。王和李也还指出，他们所依据的“回顾性现代调查资料”不仅具有全国代表性，并且质量也获得肯定。这些资料指的是1982年和1988年的生育节育调查。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证的赵中维[6]和周夷谷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正是依赖这些资料，赵与周的结论却与《人类的四分之一》不相同。我们依据赵和周的微观研究对李和王的进行批评正是基于“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来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判断。

对于从微观研究向整体的推论，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20页解释说：“因此，当所有的中国人口——不管其地区、时间和社会经济背景——都证明了低已婚生育率和普遍的女性结婚率时，就有理由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口体系的典型行为。同样地，当不同的人口展示了与某种特征相连的共同行为时，也有理由得出结论，具有此种特征的其他人口也可以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按照同一书第217页的总结，所谓“不同的人口”包括了九项不同的微观人口研究，累积共52.3万人口，其中台湾学者刘翠溶的研究人口的26.1万，[7]恰为全部案例人口的一半。李和王显然认为刘翠溶的人口与他们所研究的人口展示了特征相连的类似人口行为。然而，在仔细查证后我们发现，刘的研究并不完全构成对李和王丰研究的支持。

例如，关于婚姻，李中清、王丰和刘翠溶都证明了中国女性人口的普遍婚姻率。但是，李和王认为道义屯的男性在40-45岁时，大约有20%是单身汉，并据此推论“中国男性的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缺乏”，“男性婚姻模式明显不符合马尔萨斯提出的中国婚姻模式”。[8]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若以年满40岁以上为准，中国男子只有2.2%未婚，[9]男性独身率极低，两套数据大相径庭。又如，李和王指出：“随着19世纪后溺杀女性现象的减少，男性结婚率大大提高。”[10]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18世纪末叶，即清朝由盛转衰之际，“开始有更多的男子在四五十岁时尚未结婚”。[11]两项研究所描述的事实相反。李中清、王丰的研究和刘翠溶的研究都认为中国有着低已婚生育率，但是，关于生育率的变化及原因却大不相同。刘翠溶强调18世纪中叶以后至19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生育率降低，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所致[12]，而道义屯人口和清皇族人口则未经历这场战争。关于人口预期寿命，各自的结论也不相同。李和王认为中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3]，刘翠溶的数据则显示18世纪末叶或19世纪初以后人口的死亡年龄降低，死亡率有增高的趋势。[14]

以上一系列对比证明，在不同的微观研究中，既存在相同的事实，也存在完全相反的事实。即使人们不考虑孰是孰非，也绝不可以将相反的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支撑。李中清、王丰基于刘翠溶数据中的某些相近指标，而不顾其他不同指标所做出的推论，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即便从李和王所认可的微观研究的角度看，道义屯和清皇室这两个相当特殊的人口群体特征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所作中国人口行为特征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宏观人口变动与微观人口行为

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对清以来中国人口的认识的根本差异之一是：在考虑到19世纪以来宏观人口史上的灾难性剧烈变动时，一个如他们所描述的微观低生育率人口行为特征是否可能存在？在《马尔萨斯》中，我们批评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的描述有意忽视了19世纪中期以来战争和灾难对人口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他们对人口史的描述不足以成为他们对微观人口行为讨论的基础，而在宏观灾难性人口变动之下，他们的低生育率人口行为特征无法存在。《摘掉》在这一问题对我们做出的有学术意义的反批评共有三点。第一，证据的可靠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我们所计算出的太平天国等灾难性事件在1850-77年间导致了中国人口减少1.18亿不仅“骇人听闻”，并且是个“迷”，而灾难后人口如何反弹的机制是一个“黑箱”。第二，宏观人口史与微观人口行为的相关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清代人口宏观变化与他们所研究微观人口行为特征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两种可能性可以并存，即便人口大量减少也不能否定中国家庭与个人曾对人口积极干预。第三，学术讨论的范围问题。王和李指出，《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核心是对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及其社会背景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的估算，而我们以1850-1900年间细微的人口变动趋势强行作为判断他们研究的基准，是改变了他们学术讨论的范围。

我们认为，我们所提供的灾难性人口变动证据是可靠的。我们除了指出何炳棣和珀金斯等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外，主要依赖的是曹树基近年对清代人口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已经指出，曹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读，以一个一个“府”为单位建立起来的，这比过去学者主要依据清中央政府的资料所得出人口数据要准确。进一步而言，曹对清代中后期的人口研究是在清中央政府的资料和大量地方志基础上，再以其他资料进行对勘与修订，建立了5个比较可靠的人口标准时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元年（1851年）、光绪六年（1880年）、以及宣统二年（1910年）。在这些时点之上，曹采用户均口数分析法、性别比分析法、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样本分析法和不同时代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重建了分“府”的人口数据。而在“府”这一单位基础上，这些数据不仅与曹对明代和清前期人口研究结论有着连续性，并与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也有着一致性。[15]至于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与光绪大灾中人口死亡数据，曹的结论是根据逐县、逐府的资料进行计算得出的。在此类计算中，曹审视了数据的可靠性问题、外逃移民的回迁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影响计算的统计或制度问题，并参考了大量当时人笔记著作中对死亡的经验性描述。[16]

曹树基对清人口的研究不仅仔细考虑过王丰和李中清在《摘掉》中提到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虚假增长的分析，或者说中国人口资料的可靠性问题，[17]并且正如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的，曹以“府”为单位对清人口自下而上研究的整个构想就是受到了施坚雅关于四川人口研究的启发。鉴于曹的研究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再采用多种方法反复研讨和修订，我们认为曹对清代人口增长变动的整体描述和对太平天国等战争和灾难的损失人口估计是大体准确的。我们在《马尔萨斯》中也引证了近年来葛剑雄、路遇等对太平天国所导致人口损失的估算数据来强调：中国学者对清中后期灾难性人口变动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既没有如《摘掉》所批评的那样强求李和王引用曹对清中后期人口规模变动的估算，也没有如《摘掉》所指责那样借此宣扬曹对人口研究的新发现。我们在《马尔萨斯》中的批评非常清楚：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里引用了何炳棣、赵文林和谢淑君等学者的人口史著作把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以来的增长描述为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却没有同时引证这些学者关于19世纪中期以来人口过程中灾难性下降，因此他们对清中期以来的人口增长描述不能成为讨论微观人口行为的依据。我们引证曹的研究只是更准确地说明灾难性的人口变动不仅存在，并且不容忽视。

关键在于这些灾难性的人口变动是否影响我们对人口行为特征的认识。如果人口行为特征只局限于李中清等研究的辽宁道义屯与清皇室，那么影响将微乎其微，但如果是关于整个中国，那么宏观人口的变动与微观人口的行为当然存在着对称性关系。仅以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采用的人口数据为例：中国人口大约从1750年的22500万增长到了1850年的42500万，然后再增长到了1950年的58000万（1850年的数据为我们基于《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0页人口曲线表所取的近似值），[18]前1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38‰，后100年为3.11‰。在李和王看来，这后100年中的慢了一倍的增长率是中国对已婚生育抑制和溺婴的结果，而在我们看来，这一较慢增长率是灾难对人口影响的结果。按有记载的数据简短地计算，我们认为1850-1950年间的战祸、饥荒、灾难至少导致了大约152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估算的11800万和其他学者对其他事件所估算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假如1850-1950年间的人口依然像之前100年一样按6.38‰的速率增长，那么在1950年中国的人口将应该是80280万，但实际上只有58000万。在这一宏观的人口灾难变动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已婚生育控制体系对中国人口起着作用，尽管我们不排除道义屯的农民或清皇室贵族可能有生育控制。此外，这些灾难性的人口死亡的确发生过，既不是“谜”，也不是“黑箱”，虽然死亡人口的准确数量还可以做深入研究。

我们以上对灾难性人口的举证表明我们在宏观人口史方面的批评没有改变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讨论范围，这些举证也显示“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与近三百年来的宏观人口变动不可能没有关系。事实上，李和王也论证了宏观人口变动和微观人口行为的关系，只不过与我们的思路相反。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里，李和王不仅对何炳棣以来的宏观人口史研究做出了批评，并且在第七章里确切地描述了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两个阶段：第一段是持续了2个多世纪的人口缓慢增长，第二段是从1950年开始的人口激增。李和王认为第一段的缓慢人口增长主要是受到了低已婚生育率的抑制，而在第二段里，由于1950年代初期的打碎了传统的家庭集体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激增，直到国家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20]李和王的确没有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的进行估算，但他们的这些论述却是以对微观人口行为的描述来取代以往对宏观人口增长的解释。显然，要摧毁“马尔萨斯的神话”，仅指出中国有过一些生育控制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中国人口宏观变动也是在生育控制体系调节之下。我们对《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批评则在于指出：宏观人口史上的巨大灾难性人口变动足以否定低生育率控制体系的存在。

四、微观人口行为与中国人口史

在微观人口行为领域里，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核心是关于中国生育率及其解释。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人类的四分之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错误地将复合家庭界定为中国的主要家庭模式并在其之上虚构了一个家庭集体性的生育控制体系，不恰当地以有限的资料论证了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在《摘掉》中，王丰和李中清认为我们的批评在人口学的常识性方面犯下了许多错误。

我们想从“溺婴”开始说起。我们双方都认为溺婴是一个家庭对人口和性别的主动控制，区别在于我们反对把溺婴视为“产后流产”。李中清等认为，道义屯之所以有较高的溺婴率是因为中国农民们可能把溺婴理解为“产后流产”而非对生命的杀害，因为在中国传统里生命从虚岁2岁或实足6个月开始，在此之前婴儿只是“幼小动物”或“不完全的人”。李中清等依据唐代均田令所说“民始生为黄”，把“黄”译为“幼小动物”（younganimal）；依据《周礼》所说“登民数，自生齿以上”，认为在婴儿“生齿”前不能被登记入人口时是“不完全的人”。[21]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婴儿被视为有生命的。在明代小说中，五代钱公要溺去刚生下的儿子钱镏（吴越王）时，邻居王婆劝言：“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那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这类例证在中国古典文献里还有很多。[22]均田令中的“黄”，元代马端临解释过，指“幼儿”。[23]“生齿”的意义也很清楚：婴儿是人在发育成熟过程中的最初阶段，或许是“不完全的人”，但绝非“完全不是人”而被毫无道德思考地溺杀。

“产后流产”概念的关键之处是它使溺婴有了生育率控制的含义。李和王指出，溺婴是较高生育率的当然后果：一个家庭在想要更多儿子时，可能导致溺杀更多的女孩。[24]雷夫里和王国斌在诠释这一概念时更指出，溺婴的功能是一种“出生控制”(birthcontrol)。[25]我们认为中国溺婴主要是依据婴儿“性别”的决策，而非高生育率“数目”的后果。实际上，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即便不具有高生育率水平之也会溺女儿。我们还认为，“产后流产”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指对脱离母体后婴儿的窒杀，但李中清等没有说明是脱离多久。假如婴儿脱离母体后的第1秒或6个月内被窒杀是“产后流产”，那么在第7个月的第1天被窒杀还算不算？正是基于以上对溺婴的认识，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了李和王“产后流产”的概念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传统里对生命的看法，改变了现代医学上“活产”的定义。

至于死亡率，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李和王的《人类的四分之一》提出了三点批评。第一，我们批评李和王高估了道义屯的溺婴率。我们没有对李和王所估算的道义屯婴儿死亡率水平挑战，只是指出以户籍来推算溺婴会扭曲历史的真实。李和王通过19世纪道义屯的户口登记中的数据，推算非正常的婴儿死亡来自于少量的溺杀男婴和大量的溺杀女婴。[26]我们引证了赖惠敏的研究指出：当时辽宁和道义屯的婴儿死亡的主要杀手是天花。第二，我们批评李和王低估了封建社会晚期以来的中国婴儿死亡率。李和王认为中国自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溺婴特别是溺女婴的持续下降，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清皇室和北京的医疗条件取得了进步，导致儿童死亡率出现长期稳定的下降。[27]我们举证了民国期间农村婴儿的高死亡率，指出这些“降低”没有在农村中国发生。第三，我们指出李和王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整个讨论无视危机死亡。李和王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在最近300年里中国人口死亡率在上升或死亡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在上升；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下降。[28]我们除了引证曹树基的灾难人口研究说明这一“稳定”的趋势在1850-1950年不存在之外，还批评了李和王无视了何炳棣等人著作中对危机死亡的讨论。我们现在依然认为上述三点批评是合理的。我们所举证过的危机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表明，直到1950年之前中国人口基本是一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由死亡率所驱动，即便基于李和王所认同的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的研究也无法让人得出相反的结论。[29]

我们认为李中清和王丰对中国三百年来的生育率估算过低。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双方引用的中国生育率数据列成下表。

中国妇女已婚总和生育率（TMFR）

1700-1890年清室贵族5.3

1774-1873年辽宁道义屯6.3

1929-1931年22省农村6.2

中国历史上6-7.5

1914-1930年出生中国妇女6.7

1940-1949年结婚的中国农村妇女6.17

1950-1957年中国农村妇女6.25

1962-1971年中国农村妇女6.57

资料来源：第一项是李中清等对清室人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二项是李中清等对道义屯户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三项是李中清等对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研究做的调整；第四项是赵中维通过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及一些族谱研究后对中国历史人口生育率的认识；第五项是赵中维对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中30000名出生于1914-1930年的妇女所做的分析；第六项是周夷谷对1988年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1940年代结婚妇女的分析；第七项和第八项是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数据，数据为总和生育率，由于并非所有年龄上的妇女都已结婚，已婚总和生育率应该稍许高一些。以上第一、二、三项参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4页。第四项转引自Wilson,Christopher,andPaulineAirey.1999.“Howcanahomeostaticperspectiveenhancedemographictransitiontheory?”inPopulationStudies,53:2:117-128。第五项参见：Zhao,Zhongwei,1997.“Deliberatebirthcontrolunderahigh-fertilityregime:reproductivebehaviorinChinabefore1970,”in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3:4:729-767。第六项参见周夷谷：《近代中国妇女婚后生育研究》，载于常崇煊主编：《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46-171页。第七、八项参见沙吉才主编：《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李中清等对历史上的生育率的讨论主要是依据上表中的第一、二、三项数据，其中第一、二项是李中清等人的推算，第三项是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美国学者卜凯的1929-31年中国农业调查资料的推算。清贵族的生育率比较低；在对道义屯的户口推算中，由于李中清和康文林以一个较高的死亡率和漏登率对生育率进行了调整，因此实际的已婚生育率也有可能要低一些；而普林斯顿学者则指出，22省农村的总和生育率（TFR）为5.5。[30]基于以上的数据和理由，李和王认为，历史上中国已婚妇女很少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与她们同样条件的欧洲妇女平均有7.5-9个孩子，这种低已婚生育率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明显的特征之一。[31]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了赵中维的两项研究以及周夷谷的研究，说明从历史上直到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的已婚生育率一直在6以上，中国并没有李和王所认为的低生育率特征。考虑到周夷谷研究的人口队列在育龄晚期时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现在再加上沙吉才人口小组所提供的数据，我们认为传统农村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6.5左右。

李中清等对中国1950年前的生育率看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人口如何增长。在1774-1804年间，道义屯的农民没有溺婴，它的男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但从1804年左右起对女性实行性别选择溺婴后，它的人口停滞了。在1804-73年间，道义屯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其中1828-73年间它的总人口从3270人增长到了3271人，45年里只增长了1人。[32]同样，在普林斯顿的人口学家所估算的生育率水平里，1929-1931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年出生率和年死亡率分别为41.2‰和41.5‰，即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3‰。他们理解：“中国农民的死亡率似乎正好处在可以被生育率体系所造成的出生所替代的水平”，并且认为这种水平“显然也为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民所经历”。[33]换言之，如果妇女不增加生孩子的数目，人口只能下降。如果李中清等和普林斯顿学者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口在1800-1950年间增长过没有？怎样增长？

第二，中国生育率与欧洲的差别。我们在未发表的初稿中写过“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与欧洲妇女没有差别”，《摘掉》对此进行了批评。其实我们是在对婴儿高死亡率和妇女生育率的关系进行逻辑推论时如此写的，主要指生育是否有控制而言。我们在《马尔萨斯》的发表稿中已删去了这一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洲的低些，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较低的生育率是否可以让人推断出对生育的抑制？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已对这一比较的含义进行了批评。进一步说，按照李中清和王丰的引证，欧洲妇女的自然生育率以英国的平均7.5和法国的平均9.0为范围，中国妇女只有6个或更少的孩子，这显示了中国妇女或家庭对生育采取了抑制。但这一比较也同样意味着：中国妇女必须生满至少7.5个孩子才算是没有对生育采取抑制。假如中国妇女比英国妇女差1.5个孩子是因为生育抑制，那么我们觉得李和王首先应该解释英国妇女比法国妇女少生1.5个孩子是否也是因为生育抑制。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对生育没有抑制。《人类的四分之一》在说到中国的生育抑制时认为：“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家快生孩子的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中国夫妇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的生育率要低得多”。[34]这一论述使传统中国夫妇的人口行为有了一种想生就能生，想不生就能不生的理想境地。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集体家庭”进行了批评，认为复合大家庭不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模式。《摘掉》将此归结为“观点之不同”的一类问题而未加讨论，那么我们也留待读者们去判断，看一看历史上的中国是否有一个集体家庭的生育控制体系。我们在《马尔萨斯》中还指出了中国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方法没有效用，王和李在《摘掉》中说：“我们也同意历史上的避孕和流产方法的效果无法与现代的相比”。在这一说法之下，李和王关于中国夫妇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而导致低已婚生育率的论断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一点可以推测生育抑制可能性的证据是中国的生育间隔要比欧洲长得多。《人类的四分之一》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的生育间隔比人口体系转变前欧洲人口的生育间隔要长20-40%。[35]这主要是由于长哺乳期所造成，李和王也看到了这一现象。问题在于，长哺乳期是否是出于生育控制的目的？李和王认为这是中国家庭或妇女对生育的一种婚姻抑制，我们认为不是。沙吉才的人口学小组的研究表明，在1950-6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间隔比城市妇女要长，原因是农村哺乳期比城市长，但农村的多胎生育比城市要严重得多。[36]换言之，长哺乳期并不说明中国农村家庭在实施生育控制。

五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

我们认为，理解过去300年来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落入过去已有的认识框架还是创造一个新的认识框架，首先需要尊重中国人口历史的真实。这不仅包括中国宏观人口史的真实，还包括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微观人口史的真实。李中清和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新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以过少的资料过度推论了一个微观中国人口行为史，结果他们的理论里充斥着根据不足的假设和错误的诠释。推论中国历史人口的行为对理解中国当然重要，但中国巨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一推论需要有大致充足或典型的证据，特别是要有关于中国内陆的证据，并考虑各地区差异。一个边远省份辽宁的汉八旗小村庄和一批清皇室贵族人口，对于中国而言，过于偶然和特殊，他们不应该被作为基本证据来诠释中国人口行为的历史模式，更不应从中演绎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微观人口行为的变化可以解释历史，历史的变化也可以解释微观人口行为。对中国人口行为的论证需要有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正确理解，否则所作论证将背离历史。从这一点来看，李和王、甚至普林斯顿人口学家都过度诠释了他们的证据。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想一想他们为中国封建晚期以来所界定的低已婚生育率和溺婴率是否还能让中国人口增长，是否能契合19至20世纪的宏观中国人口变动，其中充满了巨大的灾害和饥荒、剧烈的造反与革命。

在道义屯的人口和清皇室的人口方面，李中清等学者的数据也许离真实并不太远，尽管他们主要是对不完整的资料进行推算。然而，当这些数据被作为中国的典型与欧洲相比时，他们过度信任了自己的数据和人口学中依经验所确定出的一些标准数据。他们把中国相对低的生育率视为一种无法与自然生育状态相匹配的过低生育率，然后从数据中读出中国对生育率抑制的制度化机制，丝毫没有体会到贫穷、艰难和超支的体力都更可能导致中国妇女的生育能力下降。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比较以改变马尔萨斯论或欧洲中心论的人口史，而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试图中，将传统中国农民和传统印度农民或者埃及农民作比较，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行为以及破解欧洲中心论。

经济理性是分析人口行为的关键性工具，但它更适合于市场经济社会。传统中国的农民的确是理性的农民，但理性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多生儿子对贫穷农民可以是增加劳动力的经济理性，但对富有乡绅可以是增加家庭势力与荣耀的文化理性。在1990年代，中国农村已向市场经济转型了一个阶段以后，人口学家们在几个不同区域的调查发现：农民们的生育是基于“风险最小化”的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农民们生孩子的动力是因为集体医疗保障水平太低、宗族冲突增加、治安状况不良、官员与群众关系太差，担心自己会容易失去一个、或唯一的一个儿子；或者简单地是因为别人有了儿子。[37]中国农民所体现的生育社会理性至少可以让我们认为：李中清等在研究道义屯和清皇室时分别把粮价变动和婚姻支出与溺婴和生育率水平作为对应关系、是过度应用了经济理性。

正确修正马尔萨斯理论，重要的是检验他的理论思考。在马尔萨斯之前，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超越了农业生产的容量。马尔萨斯与他同时代中国人的不同在于：他思考到如果人口继续增长，中国将面临贫困和苦难。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里现代技术的持续进步已逐渐使中国摆脱了粮食短缺，但随着另外一些生存和环境危机的出现或迫近，使得马尔萨斯对中国的思考并没有过时。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种超越却是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利用为代价的。当代中国有400个城市（超过一半以上）永久性缺水，华北的农民为取得饮用水而必须打井打到100到600米的深度，使华北平原出现了巨大的地下漏斗。人口的过度活动所造成的沙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长江洪水泛滥等构成了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这些都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从现代学者角度来修正马尔萨斯理论需要有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更广阔眼界，而不应是对马尔萨斯200年前的字句进行批判。李中清和王丰更多地是以19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行为和社会经济条件为重要证据之一来批评马尔萨斯，以证明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灾难的预见不合时宜。然而，这是以有意识的转型社会来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传统社会的描述，是不公正的。

正是基于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我们论述了中国从19世纪以来的人口压力，批评了李中清、王丰关于300年来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的观点。我们从来未将超常规模的人口死亡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太多或增长太快，也未将人口视为万恶之源。其实，我们在《马尔萨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人口压力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一连串社会动荡的长时段根本性动力之一，而另一根本性动力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我们既没有显示出是自己是人口决定论者，也没有把超常人口的死亡或工人下岗、农民失业等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过剩。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人口压力，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需要解决而非争辩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努力。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和我们所引证到的其他中国人口史学家对认识这一问题的贡献在于：我们指出了当代人口过剩在中国是人口历史的积累，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因此而对解决这一问题负有责任，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950年代中国领袖对人口的错误理念极大地增长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它既不因马尔萨斯学说的描绘而存在，也不因马尔萨斯“神话”被摧毁而不存在。严肃的、负责任的学者绝不应该否认中国存在的过剩人口和严重的人口压力，或者，至少应该解释，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为什么不是过剩人口。在这一点上，王丰和李中清对我们的讥讽并没有意义。如果将中国的人口问题视为马尔萨斯式人口过剩的神话，而以道义屯和清皇室的人口行为经验去破除西方中心论，那么，这一学术无论如何勤奋也只是一种“洋中国”：它的“中国”是为了与西方的对话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中国的真实而存在。

注释

[1]参见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

[2]参见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页。

[3]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2，171页。

[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96-102，113-116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248-249页；Fei,Hsiao-tung,1939.PeasntLifeinChina:AFieldStudyofCountryLifeintheYangtzeVilla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p.53.

[6]我们在《马尔萨斯》一文中根据拼音误写为“赵忠伟”。

[7]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00-102页。

[9]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45页。

[1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03页。

[11]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51页。

[12]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100页。

[13]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77-78页。

[14]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306页。

[15]有关曹树基对清人口史研究方法的具体说明以及清中后期人口标准时点选择的理由等，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9-71，690-722页。

[16]有关曹树基对这三场大灾难中损失人口的具体估算和讨论，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455-689页。

[17]有关曹树基对施坚雅的学术讨论，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266-274页。

[1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0，50，165-166页。

[19]曹树基的研究显示在1850-77年间有11800万人死亡。另按葛剑雄和他同事们的估算：1932-34年四川军阀战争造成了110万人死亡，1920-21年华北五省大旱造成80万人死亡，1928-30年西北大旱造成了1000万人死亡，1930年代国共战争造成了100万人死亡，1938年爆破花园口的黄泛造成了90万人死亡，1942-43年中原大旱造成了300万人死亡，总计1680万。参见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120页。按路遇和滕泽之估算：1931年黄河和长江水灾造成了370万人死亡，参见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7页。侯杨方认为为战争索赔进行的死亡人口调查具有权威性，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多达950万。见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第582页。所有以上数据加起来总共是14800万。但我们还需要加上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1899-1900年义和团造反、1904-05年日俄战争、1916-27年军阀战争、1926-30年国民党统一战争、1946-49年国共战争等中的死亡人数。假如这些战争总共造成了另外400万人死亡，那么1850-1949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5200万。

[2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5-27，127，153-175页。

[21]Lee,JamesandCameronCampbell.1997.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7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85，92页。

[22]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98页。中国历史上视婴儿为生命的看法，还有唐代“三日为洗”风俗，魏晋既有的“指腹为婚”风俗，以及“满月”风俗等。参见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冷国栋、黄正建：《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5-397页；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Fei,Hsiao-tung,1939.PeasntLifeinChina:AFieldStudyofCountryLifeintheYangtzeVilla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p.35。

[23]马端临（元）：《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户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页。

[2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86页。

[25]Lavely,WilliamandR.BinWong.1998.“RevisingtheMalthusiannarrative:thecomparativestudyofpopulationdynamicsinlateimperial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57:3:714-748.

[26]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74页。

[27]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68-69，74-75页。

[2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0页。

[29]普林斯顿人口学者为1929-1931年中国人口的结论数据为：死亡率41.5‰；出生率41.2‰；预期寿命24.2岁；总和生育率5.5。这显然是一种由死亡率所驱动的马尔萨斯式人口，而非由生育率所控制的转型人口体系。参见Barclay,W.G,A.J.Coale,M.A.Stoto,andT.J.Trussell.1976.“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PopulationIndex,42:4:606-635.

[30]Barclay,Coale,Stoto,andTrussell,“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

[31]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25页。

[32]LeeandCampbell,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pp.18,37.

[33]Barclay,Coale,Stoto,andTrussell,“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

[3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56页。

[35]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