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权范文10篇

决定权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司法机关决定：决定权；程序正义

为了维护对抗式审判程序的公平运行，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非常重视对侦控机关权力的抑制，从而形成诸如“一事不再理”、“免受双重危险”之类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传统和价值标准的不同。我国至今尚未确立类似的规则。侦控机关的权力过分膨胀，加之庭审程序的不规范，致使当事人的台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中司法机关频繁行使决定权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蹦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强制措施和其它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上行使“决定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相关的规定具体列举了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但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各机关都不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和其它机关的介人，更不需要公开的形式便可自行决定。虽然在逮捕问题上，我国立法体现了分权制约的精神，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是享有决定权(包括批准权)的机关单方决定。至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也不需要持有法院的有效令状，只顽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第二，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普遍采用决定形式予以支持或驳回。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至于审查的过程，申请人无权参加。第三，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限，适用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24条至第127条等都有规定。第四，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时，其申请是否得到支持由法院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五，是否提起再审程序，由法院或检察院决定。如刑诉法第205条等等。从以上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行使决定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主体的多样性。即参与诉讼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采用决定的形式对一定范围的问题作出结论。其二，处理问题的广泛性。其三，其效力具有终局性，决定一旦作出或送达(对回避申请的决定。如当事人要求复议的除外)，立即生效，当事人不服，充其量只能申诉或要求复议，但申诉和复议并不影响其立即执行的效力。第四，审查过程的秘密性。所有决定的作出过程，都是在具有决定权的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审查，当事人无权参与，更不对外公开。以上特点的存在直接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规范化进程。

二、刑事诉讼中广泛适用决定的消极后果

带有浓重行政管理色彩的“决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非常致命的。

(一)暗箱操作，引发司法专制和司法腐败

决定，从作出的过程看，固然提高了诉讼效率，省去了所谓的“繁文缛节”，但它是以牺牲公开性和当事人的参与权为代价的毫无疑问，法院的司法介人是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之所以如此，在于司法程序的规范性和司法裁决的权威性，其权威性来源于公正、规范的诉讼程序，而诉讼程序的设计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也正因为如此，才存在一些公认的诉讼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设定，实现两方面的价值：其一，从总体上保障结果的公正性、减少执法者的随意性；其二，程序本身也具有超越实体的独立伦理价值。而决定的广泛适用阻碍了这两方面价值的实现，使诉讼程序缺乏诉讼特征司法机关处理问题的过程可以排斥当事人的参与，更不需要中立的第三者的介入，那么，处理结果必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随意性很容易演化为司法腐败，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诉、上访等现象比较严重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反映了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甚至诉讼程序的公正性缺乏信任感，而解决申诉的方式叉常常适用决定，这必然造成恶性循环。

(二)决定的终局性效力，致使错误的决定得不到及时纠正

世界各国在确认法院裁判的权威性的同时。都规定了法律救济程序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编规定了上诉程序。当事人或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可以提出控诉(第372条)、上告(第405条)、抗告(第419条)等请求，以便通过上级法院或原审法院的第二次市理改变原错误裁判。德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诉法虽然确立了两审终审制但=审程序适用的对象只能是一审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决定被排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不管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一旦作出决定或进达决定，便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不服，也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予以救济，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和请求司法介人的权利，造成了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决定存在的台理性提出质疑。

(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大量适用决定，强制处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直接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

我国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广泛适用决定，就其具体形式看，大多属于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或强制性措施。这些规定使侦控机关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助于保证侦查起诉任务的顺利完成，但这些措施不仅仅是侦查程序的侦查手段问题，而且涉及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等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警察是无权决定搜查、扣押和逮捕的，通常只有在获得了法官签发的有效令状后方可实施。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固然有利于侦查活动的有效展开，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对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虽然刑事诉讼要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二者不可偏废，但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均有举证责任，因而，实践中，侦控机关从自身需要出发，将强制措施和强制性措施作为进～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往往无限扩大强制处分的适用范围，这就使得很多本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使他们在未被依法判决有罪之前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使排除妨碍的手段几乎演变成了惩罚措施强制处分权涉及被强制处分的一方人身、财产、住宅等权利，是否采取强制处分权，实质上具有裁判的性质，但这种具有裁判性质的决定，却可以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台法地作出，显然是对法院审判权的侵犯，审判权的完整性也不复存在，其直接结果是诉讼的公正性遭到践踏。尽管我国已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根本无法弥补当事人身心所遭受的实际损害，这一现实必然动摇公众对法律和司法机关所寄予的信任感。

三、变更决定权的法律思考

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1979年刑诉法的基本框架，但是其中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一变化尚未触及司法机关的决定权，但其所反映出的诉讼理念必然引发对决定权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为适应这一进程，应从以下几方面规范决定权。

(一)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应变更为请求权，建立起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

鉴于我国偾控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对抗能力过于悬殊的现状，为避免债控机关滥用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作法，将决定权变更为请求权，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同时，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规则，即，在特定情况下，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如日本，逮捕包括通常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通常逮捕是依令状实施的逮捕；紧急逮捕适用于’膊况紧急，来不及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情形；但逮捕后。应立即履行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程序，对于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逮捕证而予以逮捕。这样既有利于及时打击犯罪，同时也有利于人权保障。公务员之家:

(二)回避申请的决定权应变更为裁定权

在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回避专指法院职员不得执行职务，虽然属于程序问题，但它直接影响到实体问题的裁决和当事人对裁决结果的认同，因而申请回避权是当事人重要诉讼权利。当事人提出申请后，尽管各国的具悼规定不尽相同，但大多是由法院组成台议庭并进行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比如日本刑诉法第23条和25条都有明确规定。但在我国由于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拥有广泛的权力。对最终裁判结果的形成事实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我国刑诉法所规定的回避，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包括法院职员，而且也包括侦控机关的职员等，在是否准许回避上，原则上由各机关的负责人最终决定，(负责人的回避例外)缺乏公开和公正的程序保障，所以，申请回避权往往流于形式。有鉴于此，有必要废止各机关在此问题上的决定权，沿用日本的作法，代之以法院的裁定权，由法院组成台议庭进行裁决，对裁决不服，允许上诉。使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有一个公正的程序保障。

决定权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生活；重大事项；决定权；决策

现代政府的决策活动都是多系统、多层次的，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在当代中国，广义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国家的立法程序、《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定程序、国家机关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免程序等诸多方面。从法源上讲，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为行使好这一职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如何界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保证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更加科学和民主，具体分析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的充分行使，仍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关于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的界定

如何正确界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这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先决条件。对重大事项的范围不好界定，对什么是重大事项，怎样确定重大事项，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彭真同志曾提出重大事项是事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但这“三性”运用于实践仍不好操作，从这“三性”的角度进行立法，也很难通过法律规定把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完全列举出来。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职权。也就是说，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共15款；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共21款。根据宪法原则，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一般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省级行政区划事宜。重大改革措施，战争与和平，重要的授权事宜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仅仅是—个原则性的提法，实际上涉及问题很多。

如果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报告项目看作是国家重大事项的活动，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为例，具体报告从数量上看：1998年4件，1999年10件，2000年10件，2001年8件，2002年8件；从内容上看，既有常规专题_T作报告，如中央预算执行情况，也有当年的或一定时期的国家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从实践上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总结实践经验，用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重大事项”作出了界定和规范。这些规定通常把“重大事项”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二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但不作出决议、决定或必要时才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三类，是只要求“一府两院”报告或备案，人大常委会不进行讨论、更不作出决定的事项。在重大事项内容上既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又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总起来说是比较全面可行的。理论界有的同志提出，人大决定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决策机制，因此，不可能也无必要对重大事项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的界定。但更多人认为，长期以来，恰恰是对“重大事项”不作界定，影响了人大决定权及其他职权的有效行使。因此。地方人大用列举的方式把“重大事项”具体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总结各地人大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

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全国人大很有必要对“重大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只有从质和量两方面细化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才能够使此项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都是根本的、长远的、重大的事项，所以应由全国人大划分国家重大事项的界限。同时在划分时应注意到有些事项需要量化，比如财政性投资重大工程项目，多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须经全国人大的讨论和认可?有些则不能量化，比如地方人大在立法实践中，在甲省被列为重大事项，而在乙省就未被列入重大事项。重大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立法属于动态性立法，范围划分宜粗，具体规定宜细。同时，出台该法规也为正确处理好全国人大决定权与中央决策权、国务院行政权和两院司法权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和标准，从而增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可操作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及决定权分析

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酝酿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以“三峡工程”这一国家重大事项的论证、决策为例，三峡工程经历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策动议过程(1950－1986年)；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过程(1986－1989年)；国务院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过程(1990－1992年)；提交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过程(1992年4月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由此可见，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经历了很多的环节，并且，在不同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国家政治中枢的各个组成部分所起的具体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后审议和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决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履行了绝对必要的法律手续。

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中枢对重大事项决策酝酿工作的一般特点是：其一，这个过程是由中共中央领导。与党在一个时期的基本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相一致，并以中共中央对各方面意见的综合为基础。其二，决策酝酿工作大多是由国务院具体组织实施的，但吸收各方面专家、官员参加；国务院提供决策工作所需的费用，并对全国人大负责。其三，全国政协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等也配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必要的决策咨询、参谋和协调服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决策权”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及国家政治中枢中其他与某一个特定问题相关的组成部分，要协同进行大量决策前的准备工作或系统内的初步决策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作出正式的全局性决策之后，负责组织实施重大决策的国家机关也依然有组织、指挥工作要做，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局部的、具体的决策工作。因此，当代中国对重大事项问题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由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所构成。

重大事项决定权涉及到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因此，全国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注意处理好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关系。依笔者之见，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关键需要提高三种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主要途径，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根本原则。因为，“既然政治机构保证公共空间，即保证在某个既定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利关系，因而，它协调与指挥集体事务的角色，就只有在获得了全体人民赞同的条件下，才能够具有法律的特性，这是符合逻辑的。”

二是要认识到通过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分担党和政府的决策风险与责任，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是要认识到决定权是全国人大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它较之监督权、任免权更富有刚性，如果能充分行使，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也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行使监督权的关系。我们通常说的人大四权，即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等的。从国家宪政的角度讲，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可概括成两方面的权力：一是代表人民行使议决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等，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二是监督权，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这体现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制约。

人大四权之间的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配合行使的关系。应当说。前三权属于同—性质，我们称之为议决权。所有议案，不论是法案、重大事项案、人事任免案，都需要以会议的形式集体进行审议，经过表决方能通过，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议决权的行使又同监督权的行使互为表里。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部分变更、调整国家计划或预算，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这些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既是行使决定权，也是进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人大决定权和监督权两权的配合行使。我们在研究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性质时，不应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更不宜把四权截然分开。应当说，人大制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和规范决定权的行使，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监督工作，有利于两权的配合行使。

其次，要处理好全国人大行使决议权与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决定权的关系。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全国人大具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务院具有执行权和行政管理决定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国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国务院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关系。对重大事项，人大可以讨论、决定。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讨论、决定。但人大行使决定权同政府行使决定权在性质、地位、作用、法律效力上都不相同。从执行程序的角度上看，全国人大对重大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约束力。国务院对自己的行政决策所组织的实施，则没有这种普遍约束力。

最后，要处理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常务委员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关系。哪些重大事项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哪些应由人大常委会来决定，这给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操作难题。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对其负责。这种政权组织体制的设计模式和我国现阶段的国力水平都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会议，造成了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事实上的有限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划分二者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但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认为二者还是应当有所区别的。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对国家生活中特别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而其他国家生活中大量的重大事项应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三、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几点建议

一是选准议题，公开决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确定议题，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议题，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方案或重大措施”确定议题。如财政性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磁悬浮列车、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应列入重大项目。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议题，这些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不是教育部或者卫生部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都应列入国家重大事项中。同时要像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那样，反复酝酿、讨论、修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过程公开有利于决策的科学与民主。由于我们的舆论工作习惯于宣传和通告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导致整个决策过程一般不为人们所了解。如何把正常的决策过程及时公开化，使人们有知情权、参与权、意见表达权，以增强人们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有关决策的意义的理解，这是党和政府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是规范程序，依法决策。全国人大在审议、决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问题时应当特别重视具体程序方面的问题，比如，议案的提出、议案的审议、议案的表决、决议或决定的公布、对决议作出后如何贯彻实施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同时，程序的规范性需要由法律提供保障，要对其法律效力作出刚性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人大作出的决议或决定，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就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实际上有些重大问题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才更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的单项法规。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方面，作了许多制度性的创新。《监督法》从保证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出发，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了解重大问题，并对“一府两院”在重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监督，《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这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决定权范文篇3

关键词：利益冲突利益平衡信义义务股东大会决定权

一、我国反收购立法现状

自1993年九月“宝延风波”拉开了上市公司收购、反收购之争的帷幕后，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爱使股份vs大港油田、济南百货vs华建电子、通百惠vs胜利股份等多起反收购案例。而在法律环境方面，除《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反收购行为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外，《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司法》等都没有涉及上市公司的反收购的规制问题。由于缺少全面而明确的约束和规范反收购的法律制度，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反收购的实践中出现了众多的法律问题。

二、反收购中寻求目标公司利益平衡的理论基础

公司的反收购涉及到收购者、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管理层以及其它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相互交叉，错综复杂。在这些利益冲突面前，法律的立场是什么，将直接决定利益冲突中力量对比和冲突结果。那么我国公司反收购立法在这些利益冲突面前应采取何种立场呢?

传统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种商事组织，就是资本的联合，因而奉行股东至上主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受公司契约等股东以外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也应得以保护的社会责任理论的挑战。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而非仅仅是资本的联合，股东仅是资本的投入者，公司作为合同的连接点，不但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虽然有损害其它利益主体的弊端，但其具有鼓励投资、促进商业事业发展与繁荣的优点，因而此种理论应为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我国所坚持；而股东以外的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得以保护的社会责任理论会严重影响公司效率的发挥，阻却公司管理者的积极性并最终使社会经济陷入停顿，因而不应为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我国所采用，主张我国应坚持传统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选择何种理论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及法的价值取向问题，涉及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何者为先的问题。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出发，我们力求兼顾二者但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当然是公平优于效率，否则在资本主义的英美等国在它们的判例中已经开始适用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努力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社会主义的我国却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帜弃公平于不顾而一味追求效率，将是一件很有讽刺意义的事。事实上，公司在现代社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法学家所认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除明确反收购不得违反股东利益外，也明确不得损害公司本身利益，这说明我国立法者已经考虑到公司本身利益，隐含着保护公司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我国修正后的公司法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它重点加强了对大股东的权利限制以及对中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的保护，而不是视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从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出发，立法者在反收购中的目标公司的各种利益冲突面前应采取中立态度，公司反收购立法的首要目的就在于在目标公司的众多的冲突利益中寻求平衡的支撑点，而不仅是保护某些股东的利益。

三、目标公司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在目标公司的反收购中涉及目标公司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公司债权人、社会公众等众多的利益冲突，笔者下文将仅对其中的几种基本的利益冲突加以分析：

利益冲突之一：股东和管理层

在研究反收购问题时，‘银多学者只看到第一层的收购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没有注意到反收购法律关系的实质是目标公司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的衡平”圈。实际上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是反收购过程中的最基本矛盾，因为目标公司管理层在回击敌意要约收购时处于维持自身控制地位和使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冲突之中，他们可能为维护一己私利而抵制有利于股东的收购要约，或者说利用控制权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而不是为股东争取更高的收购溢价，因而难以客观地作出经营决策。收购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使资产从无能低效的经营者转移到高效率的经营者手中，而我国由于法律上尚未明确反收购决定权的归属因此目前我国股东权保护机制薄弱，实践中由于管理层对收购的不合作往往将收购消密于无形从而使得投资者难以获得溢价转让股票的好处尤其是多年管理不善的上市公司。

因此我国学者的主要态度是认为中国当前的反收购规制模式应采用英国模式，即将反收购决定权归属于股东大会。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在没有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同意之前，不能决定或采取任何抵抗行动。但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从董事会相对于股东会在做出经营决策方面所具备的特殊优势出发应由董事会行使反收购的决定权，认为董事受过特殊职业训练而具备专业的管理才能，比股东更清楚一项收购要约是否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更能对收购要约做出恰当的评价。相反，绝大多数股东并不具备经营管理能力，无法对浩繁的商业信息做出整理判断，不能做出最有利于公司远期利益的经营决策。

笔者也认为原则上应将反收购决定权归于目标公司的股东大会。因为目标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从根本上说公司是股东的公司而非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公司，公司是由股东—手创建起来的，股东是公司存在的基础，是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和利益的享有者，股东在反收购决策中自然会比董事更多地采取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措施，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而董事的任务在于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无权决定由谁来控制公司。而且，将最终决定权交给股东大会并不妨碍管理层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事实上股东大会决定不是空中楼阁，它必然要建立在管理层的提议和建议之上。即管理层虽不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却有充分的建议和提议权，这既是目标公司董事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利益冲突之二：大股东和中小股东

目标公司的少数股东缺乏与收购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反收购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不能以自身手段有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需要法律加以特殊关注和保护。而且实践中收购者为了能顺利完成收购，往往给予持有股份数量较多的股东以一定的优惠条件，这也构成了对中小股东的歧视、不公正。因此各国学者都主张股东大会在决定反收购时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利益，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立法上应当将反收购行为是否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作为判断其是否有合法性的唯一原则。”公务员之家:

自英国1843年Fossv·Harbotfle一案原则确立之日起的一百多年间，英美在公司小股东法律保护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努力开拓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新途径增加小股东法律救济的新方式，摒除和扬弃不利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制度和原则，推动公司民主进程和平等保护原则的纵深发展，为现代公司法关于小股东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四而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中也着重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增加了一定条件下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及股东代位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制度，股东的知情权等新规定。从利益相关者利益应得以保护的社会责任理论出发，目标公司大股东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努力为全体利益相关者争取到最有利的收购条件，而不能仅仅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想要使股东大会在大股东规则的掌控下充分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使公司在二者的利益平衡基础上得到发展，就必须要在目标公司内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制衡的内控机制以及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等，使得目标公司大股东在做出决议或决定或进行其它行为时，必须从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整个公司的利益出发，不得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牺牲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将新增加的股东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保护中小股东的规定扩展至反收购领域，规定公司大股东在行使反收购决定权时应遵循的原则，如为公司利益行使权力及善意行使权力原则，并赋予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信义义务。如果大股东行使决定权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以牺牲小股东利益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司整体利益，则对该种权力的行使予以禁止，并对小股东予以法律上的救济。

利益冲突之三：股东和公司债权人

依照公司财务理论，公司资本包括公司自有资本和债务资本，公司在有股东的同时，也必须有债权人，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是相互关联的相关利益者：公司股东的投资构成公司最初的财产来源，而公司财产又构成公司债权人的债权的总担保，公司财产同时是股东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础。

在反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的股东关心更多的是股票短期的价格上涨和盈利，而不是公司长期、综合的发展，这样就很可能产生股东为了获得较高的溢价收入而对收购者的收购意图、能力等漠不关心、不作考虑，甚至在明知收购方获得控股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而是作为圈钱渠道的不良意图的情况下，将公司股权拱手相让。结果，收购公司收购成功后迅速掏空目标公司的资产退出，严重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1994年4月恒通集团受让棱光实业35．5％的股份，但恒通入主后，通过溢价转让资产、股权质押、经济担保等多种手段前后从棱光实业掏走了8亿多元资产或信用。

因此，笔者认为在将反收购的决定权交于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行使时，必须对其权力加以限制，以期在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中寻求平衡。首先，公司反收购法中应确立股东对公司及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并明确股东违反信义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对股东大会的反收购决定权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限于目标公司有偿债能力时。当目标公司资不抵债时，则在赋予目标公司董事对公司及公司债权人信义义务的前提下，由目标公司董事会代表公司债权人等的利益行使反收购的决定权，因为从现实意义上讲，在公司资不抵债时，公司财产已不再是公司股东的财产，此时董事会与股东会相比能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债权人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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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方人大在这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试结合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和实施《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三年多来的工作和实践，对市级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

正确界定和把握重大事项的范围和内容，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正确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必要前提。2000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以下简称《省规定》），《省规定》对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范围作了比较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将重大事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需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共11项；另一部分是要求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共17项。从《省规定》界定的重大事项范围来看，是比较明确的，为广东省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法律依据。但对于市、县一级来说，还是不够具体。为保证市一级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得到充分发挥，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以及《省规定》，结合本地实际，于2001年2月通过了《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以下简称《市规定》），对《省规定》所界定的重大事项的范围和内容，以及关于重大事项的处理方式，作了一些补充和细化，进一步增强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可操作性。关于需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除了《规定》的11项外，我们认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1、根据市委的建议，需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决定的重大决策和部署；2、市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议案的办理方案；3、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修改方案；4、市本级财政年度决算和市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变更幅度超过10%以上的方案；5、确定全市性节日和纪念日、市徽、市树、市花等城市标志物。关于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除《规定》的17项外，我们认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1、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方案以及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上的重大变更；2、市本级财政超收部分的使用安排；3、有财政性资金投入、投入总额占所批准年度支出预算10%以上的，或对经济发展、环境和自然保护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项。

实施《市规定》以来，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逐渐迈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在管理地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针对性。因为对重大事项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我市人大常委会抓住市委工作的重点、“一府两院”工作的难点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提高了对重大事项监督的针对性。一是围绕经济建设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市人大常委会规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市本级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应当每半年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一次，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意见、建议，必要时可以作出决议、决定，强化了对发展计划、预算执行和预算外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力度。二是围绕对全市发展带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规划行使决定权。三年来审议批准了惠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惠州市海域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惠州市区域卫生规划(2001—2005年)、惠州市西湖综合整治规划、惠州市教育发展十年（2001—2010年）规划等，确保了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三是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行使监督权。如为了防止污染、火灾和伤害的发生，给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电价过高问题，市人大常委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作出了关于惠州市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的决定，使全市人民得到了实惠，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另一方面推进了重大事项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使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自觉行动，更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近年来，我市重大事项的决定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民意的情况下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如审议市政府提请的《惠州—大亚湾地区发展规划》，市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听取干部群众、人大代表和有关专家等各方面意见后，认为该规划方案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予以通过，建议市政府对规划方案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后，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促进了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减少和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促进了“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年多的实践，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制约了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的行使。一是“党委领导、人大决定，‘一府两院’执行”的关系处理。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前提下，政府在把一些比较重大的事项提交给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前，往往已与党委进行了沟通，达成了一致意见。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决定权时既担心与党委有争权之嫌，又怕有失职之责，在行使决定权时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二是法律、法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办法对重大事项范围、内容、标准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具体，制约了决定权的行使。如有些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所涉及的领域，与“一府两院”部分职权所涉及的领域是交叉的，造成大家对重大事项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偏差，出现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的监督不到位。三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缺乏相关专业人员，使得对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缺乏深度。某些重大事项涉及的专业性很强，如果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常委会机关干部不能提供高效优质的参谋服务，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讨论权时就会力不从心，只好走过场。

三、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几点体会

（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正确行使重大事项讨决定权的认识

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体现本行政区域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直接、有效形式。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其本质是代表本行政区域的人民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落实。人大常委会必须充分认识到，要更好地发挥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作用，就必须首先做好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工作，增强开展此项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二）要正确处理好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与党委领导权的关系

地方人大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善于把党委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通过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变成国家意志，从而使党委的主张得到实现。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时，人大常委会党组要事先将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并将讨论决定以及执行的情况及时向党委报告，确保党的主张和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同时，人大常委会要分委决策权与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区别，明确党委决策权与人大常委会决定权在性质上和层次上的不同，在保证党对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前提下，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要正确处理好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与政府行政权的关系

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职责分工不同。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时必须分清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和政府行政权的关系。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人大是“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文化等事项，而政府是“管理”经济、教育、文化等事项。可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与政府的行政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是决定与执行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应当严格按《规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权，尊重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不能越俎代庖，干预政府的工作。

（四）要健全机制，为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提供有效保障

要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进一步规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操作。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一般要经过五个程序：一是议案的确定；二是调研论证；三是讨论审议；四是决定的表决；五是决议、决定的公布。我们认为，针对这五个阶段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制订相关规定是必要的。如在调研论证阶段，确定某些重大事项需要公示，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召开听证会、咨询会，引入辩论机制等。在讨论审议阶段，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重大事项如何处理。在决定的表决阶段，为保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表决方式上进行规定等等，以提高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的质量，提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五）要加强监督，保证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工作的有效实施

行使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工作的质量高不高，关键看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的执行和办理好不好。人大常委会要把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手段，改进监督方法，加大监督力度，强化监督实效，切实保障人大作出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的落实。一是要及时做好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的交办落实工作，建立落实情况汇报制度，督促“一府两院”按规定的时限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执行或办理情况。二是要组织检查和视察，督促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的落实。三是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一府两院”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决定，应依法予以撤销；不按规定向人大常委会报告重大事项，对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落实不力的，人大常委会可按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督促，保证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

决定权范文篇5

一、决定权的性质和特点

从本质上说，决定权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我国民主政治国家性质的现实反映，是人民当家作主，对地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重要体现。它作为公共权力系统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形式，与行政权相比，具有人民性、权威性、自主性、集体性、全局性的特点。

1.人民性。决定权的人民性是我国国家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权实质上是人民的决定权，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达。因此，决定权的人民性规定了决定权行使的范围是关于本行政区域内民众普遍要求和关注的事项，而行政机关的决定权的范围只能限于执行权力机关的决议、决定的有关具体事项。

2.权威性。决定权的权威性内源于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性。宪法第三条规定，人民通过选派代表组成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本行政区域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法律地位决定了它比同级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更高，其依职权做出的决议、决定的效力更大，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作为它的执行机关必须执行它的决议、决定。

3.自主性。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因此，上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是工作联系关系。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某一个时期内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自主地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重要事务。这说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重大事项所作的决议、决定是创制性的、自主性的，而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事务所做出的决定是从属性的、执行性的。

4.集体性。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权由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委员集体依法行使，而不是由单独的个人独立行使。这是由权力机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的。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整体上代表人民，因而实行合议制，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同时，权力机关管理的事务都是一些重大事项，需要集思广益，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而也需要实行集体负责制。因此，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都是以全体会议的形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它与行政机关实行首长个人负责制有根本的区别。

5.全局性：决定权的全局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从决定权的内容范围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决定的事项是对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或是本行政区域内民众普遍关注的事项；第二，从决定的效力范围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任何地方都有拘束力。同时，在该行政区域内，无论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还是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都要遵守它所做出的决议、决定。

二、决定权的构成要素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公共决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决议、决定的做出要经过三个阶段：收集信息确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或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阶段；对事实信息进行筛选，去粗取精，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阶段；选择最优方案的阶段。因此，决定权包含三个构成要素或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知信权、调查权、处理权。

1.知信权。知信就是收集、掌握事实信息。掌握事实信息的目的在于确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或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某一重大事项做出决议、决定，实质上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如公平、最佳社会效益等，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案进行优选。方案的形成，离不开对事实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分类。而且，一个决议、决定能否达到决策者的目的，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所要解决问题的信息的量和度。可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重大事项做出决议、决定，离不开对事实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这一程序阶段，这是科学决策的保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获取信息资料：（1）人大代表的提案或意见；（2）某一个时期内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3）传媒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4）地方政府、法院、检察院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的有关重大事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部分决议、决定往往是根据领导动议或被动贯彻执行上级法律、法规做出的，结果实施效果不好。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足够重视。

2.调查权。如果说在知信权阶段，收集事实信息时，只注意了信息的有用性，那么在这一阶段，收集事实信息必须注意事实信息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一旦所要解决的问题或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确定之后，就必须深入收集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在这一阶段，决策者不仅要听取反映意愿者的意见。而且要听取相对方的意见和普通民众的意见；不仅要收集事实信息，也要收集法律信息，如宪法和法律对此问题的原则规定或国外和国内其他地方对相似问题的法律或法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

3.处理权。它包括决策权和撤销权。决策权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正当程序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多种方案根据一定价值取向做出评估、判断，挑选最优方案的权力。撤销权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予以废除的权力。处理权是决定权的集中表现。

三、行使决定权的原则

1.民主原则。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做出的决议、决定的内容必须充分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决议、决定议题的确立，应更多地涉及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在决策时，应充分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保护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热情，以提高决议、决定做出后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2.公开原则。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活动要公开。其公开不仅包括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和内容公开，而且包括讨论过程、决策程序、决策效果公开。

3.程序原则。决定权的行使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决定权行使的程序可包括以下继起和相承接的几个方面：（1）提议。这是启动程序。提议的主体主要是地方国家机关、人民代表、部分民众或有关团体。（2）受理。提议经过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在初步审查后，分别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已受理的提议可进入下一程序。（3）调查和审议。地方各级人大的工作机构通过听取汇报、组织听证、调研等方式，收集有关问题的事实和法律信息，形成可供选择的方案，交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体讨论。（4）决定和处理。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集体审议的基础上以集体名义做出最终决定。在实践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都基本经历这四个阶段和步骤，但在如何从程序意义上充分发挥民主，保证决策科学这两方面考虑得还不够。

4.效益原则。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决定权必须讲求效益，即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或是以公正为价值取向或是兼顾两者。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要决定的重大事项大部分具有时效强的特点，否则，事过境迁，再对此问题做出决议、决定显得没有必要。笔者认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调研和审议阶段，要坚持效率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所要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及时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决不能久议不决。同时，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的决议、决定的内容要坚持公正原则，即分配权力和义务要对等，权利救济要平等。总之，决议、决定做出后，能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民众满意。

四、实现决定权的制度保障

从决定权的性质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范围很广。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决定权可分为三类：一是组织法明确规定和列举的；二是其他单行法律明确规定的，如预算法、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三是地方组织法以概括方式规定的即"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前两者由于法律规定明确，普遍行使得较充分。后者由于法律规定较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因而各地执行情况不一。决定权的行使尚欠充分和民主。个中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问题，有人大的职位和宗旨意识问题，也有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又有决策程序规范性、民主性不强的问题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权的行使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组织建设、人员素质等深层次的因素，笔者认为，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健全制度，以此为切入点保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权的行使，是目前可行的途径。

1.以立法的方式对"重大事项"做出明确界定。决定权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项，均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权的范围。但这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发展国家，需要以行政权利为中心以保证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因而较易行的办法是将权力机关行使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的范围与行政机关行使的重要事项的决定权的范围进行区别和界定，但要在中央立法中对"重大事项"作统一明确的限定确有一定困难。因为各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层次不一。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有不同。笔者认为，除组织法、预算法和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由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重大事项外，可对一部分形成共识的重大事项采取列举的方式，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这些重大事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2）民主与法制建设；（3）财政性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4）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5）同外国缔结友好城市；（6）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等。对上述重大事项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制定有关单行法律时像预算法、城市规划法那样，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权的内容；另一种是修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中明确列举其决定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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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重大事项界定缺乏统一标准，制约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提高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律地位的认识，妥善处理重大事项的权力关系，科学界定重大事项的范围，使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国家生活；重大事项；决定权；决策

现代政府的决策活动都是多系统、多层次的，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在当代中国，广义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国家的立法程序、《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定程序、国家机关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免程序等诸多方面。从法源上讲，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为行使好这一职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如何界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保证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更加科学和民主，具体分析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的充分行使，仍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关于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的界定

如何正确界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这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先决条件。对重大事项的范围不好界定，对什么是重大事项，怎样确定重大事项，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彭真同志曾提出重大事项是事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但这“三性”运用于实践仍不好操作，从这“三性”的角度进行立法，也很难通过法律规定把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完全列举出来。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职权。也就是说，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共15款；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共21款。根据宪法原则，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一般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省级行政区划事宜。重大改革措施，战争与和平，重要的授权事宜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仅仅是—个原则性的提法，实际上涉及问题很多。

如果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报告项目看作是国家重大事项的活动，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为例，具体报告从数量上看：1998年4件，1999年10件，2000年10件，2001年8件，2002年8件；从内容上看，既有常规专题_T作报告，如中央预算执行情况，也有当年的或一定时期的国家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从实践上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总结实践经验，用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重大事项”作出了界定和规范。这些规定通常把“重大事项”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二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但不作出决议、决定或必要时才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三类，是只要求“一府两院”报告或备案，人大常委会不进行讨论、更不作出决定的事项。在重大事项内容上既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又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总起来说是比较全面可行的。理论界有的同志提出，人大决定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决策机制，因此，不可能也无必要对重大事项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的界定。但更多人认为，长期以来，恰恰是对“重大事项”不作界定，影响了人大决定权及其他职权的有效行使。因此。地方人大用列举的方式把“重大事项”具体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总结各地人大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

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全国人大很有必要对“重大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只有从质和量两方面细化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才能够使此项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都是根本的、长远的、重大的事项，所以应由全国人大划分国家重大事项的界限。同时在划分时应注意到有些事项需要量化，比如财政性投资重大工程项目，多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须经全国人大的讨论和认可?有些则不能量化，比如地方人大在立法实践中，在甲省被列为重大事项，而在乙省就未被列入重大事项。重大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立法属于动态性立法，范围划分宜粗，具体规定宜细。同时，出台该法规也为正确处理好全国人大决定权与中央决策权、国务院行政权和两院司法权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和标准，从而增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可操作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及决定权分析

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酝酿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以“三峡工程”这一国家重大事项的论证、决策为例，三峡工程经历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策动议过程(1950－1986年)；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过程(1986－1989年)；国务院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过程(1990－1992年)；提交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过程(1992年4月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由此可见，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经历了很多的环节，并且，在不同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国家政治中枢的各个组成部分所起的具体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后审议和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决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履行了绝对必要的法律手续。

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中枢对重大事项决策酝酿工作的一般特点是：其一，这个过程是由中共中央领导。与党在一个时期的基本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相一致，并以中共中央对各方面意见的综合为基础。其二，决策酝酿工作大多是由国务院具体组织实施的，但吸收各方面专家、官员参加；国务院提供决策工作所需的费用，并对全国人大负责。其三，全国政协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等也配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必要的决策咨询、参谋和协调服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决策权”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及国家政治中枢中其他与某一个特定问题相关的组成部分，要协同进行大量决策前的准备工作或系统内的初步决策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作出正式的全局性决策之后，负责组织实施重大决策的国家机关也依然有组织、指挥工作要做，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局部的、具体的决策工作。因此，当代中国对重大事项问题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由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所构成。

重大事项决定权涉及到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因此，全国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注意处理好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关系。依笔者之见，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关键需要提高三种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主要途径，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根本原则。因为，“既然政治机构保证公共空间，即保证在某个既定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利关系，因而，它协调与指挥集体事务的角色，就只有在获得了全体人民赞同的条件下，才能够具有法律的特性，这是符合逻辑的。”

二是要认识到通过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分担党和政府的决策风险与责任，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是要认识到决定权是全国人大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它较之监督权、任免权更富有刚性，如果能充分行使，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也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行使监督权的关系。我们通常说的人大四权，即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等的。从国家宪政的角度讲，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可概括成两方面的权力：一是代表人民行使议决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等，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二是监督权，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这体现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制约。

人大四权之间的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配合行使的关系。应当说。前三权属于同—性质，我们称之为议决权。所有议案，不论是法案、重大事项案、人事任免案，都需要以会议的形式集体进行审议，经过表决方能通过，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议决权的行使又同监督权的行使互为表里。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部分变更、调整国家计划或预算，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这些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既是行使决定权，也是进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人大决定权和监督权两权的配合行使。我们在研究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性质时，不应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更不宜把四权截然分开。应当说，人大制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和规范决定权的行使，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监督工作，有利于两权的配合行使。

其次，要处理好全国人大行使决议权与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决定权的关系。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全国人大具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务院具有执行权和行政管理决定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国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国务院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关系。对重大事项，人大可以讨论、决定。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讨论、决定。但人大行使决定权同政府行使决定权在性质、地位、作用、法律效力上都不相同。从执行程序的角度上看，全国人大对重大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约束力。国务院对自己的行政决策所组织的实施，则没有这种普遍约束力。

最后，要处理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常务委员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关系。哪些重大事项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哪些应由人大常委会来决定，这给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操作难题。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对其负责。这种政权组织体制的设计模式和我国现阶段的国力水平都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会议，造成了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事实上的有限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划分二者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但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认为二者还是应当有所区别的。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对国家生活中特别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而其他国家生活中大量的重大事项应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三、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几点建议

一是选准议题，公开决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确定议题，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议题，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方案或重大措施”确定议题。如财政性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磁悬浮列车、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应列入重大项目。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议题，这些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不是教育部或者卫生部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都应列入国家重大事项中。同时要像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那样，反复酝酿、讨论、修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过程公开有利于决策的科学与民主。由于我们的舆论工作习惯于宣传和通告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导致整个决策过程一般不为人们所了解。如何把正常的决策过程及时公开化，使人们有知情权、参与权、意见表达权，以增强人们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有关决策的意义的理解，这是党和政府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是规范程序，依法决策。全国人大在审议、决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问题时应当特别重视具体程序方面的问题，比如，议案的提出、议案的审议、议案的表决、决议或决定的公布、对决议作出后如何贯彻实施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同时，程序的规范性需要由法律提供保障，要对其法律效力作出刚性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人大作出的决议或决定，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就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实际上有些重大问题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才更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的单项法规。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方面，作了许多制度性的创新。《监督法》从保证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出发，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了解重大问题，并对“一府两院”在重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监督，《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这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决定权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生活；重大事项；决定权；决策

现代政府的决策活动都是多系统、多层次的，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在当代中国，广义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国家的立法程序、《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定程序、国家机关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免程序等诸多方面。从法源上讲，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为行使好这一职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如何界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保证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更加科学和民主，具体分析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的充分行使，仍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关于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的界定

如何正确界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这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先决条件。对重大事项的范围不好界定，对什么是重大事项，怎样确定重大事项，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彭真同志曾提出重大事项是事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但这“三性”运用于实践仍不好操作，从这“三性”的角度进行立法，也很难通过法律规定把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完全列举出来。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职权。也就是说，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共15款；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共21款。根据宪法原则，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一般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省级行政区划事宜。重大改革措施，战争与和平，重要的授权事宜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至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仅仅是—个原则性的提法，实际上涉及问题很多。

如果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报告项目看作是国家重大事项的活动，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为例，具体报告从数量上看：1998年4件，1999年10件，2000年10件，2001年8件，2002年8件；从内容上看，既有常规专题_T作报告，如中央预算执行情况，也有当年的或一定时期的国家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从实践上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总结实践经验，用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重大事项”作出了界定和规范。这些规定通常把“重大事项”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二类，是由人大常委会讨论，但不作出决议、决定或必要时才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第三类，是只要求“一府两院”报告或备案，人大常委会不进行讨论、更不作出决定的事项。在重大事项内容上既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又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总起来说是比较全面可行的。理论界有的同志提出，人大决定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决策机制，因此，不可能也无必要对重大事项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的界定。但更多人认为，长期以来，恰恰是对“重大事项”不作界定，影响了人大决定权及其他职权的有效行使。因此。地方人大用列举的方式把“重大事项”具体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总结各地人大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对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出台关于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规。

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全国人大很有必要对“重大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只有从质和量两方面细化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才能够使此项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都是根本的、长远的、重大的事项，所以应由全国人大划分国家重大事项的界限。同时在划分时应注意到有些事项需要量化，比如财政性投资重大工程项目，多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须经全国人大的讨论和认可?有些则不能量化，比如地方人大在立法实践中，在甲省被列为重大事项，而在乙省就未被列入重大事项。重大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立法属于动态性立法，范围划分宜粗，具体规定宜细。同时，出台该法规也为正确处理好全国人大决定权与中央决策权、国务院行政权和两院司法权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和标准，从而增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可操作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及决定权分析

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的酝酿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以“三峡工程”这一国家重大事项的论证、决策为例，三峡工程经历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策动议过程(1950－1986年)；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过程(1986－1989年)；国务院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过程(1990－1992年)；提交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过程(1992年4月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由此可见，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经历了很多的环节，并且，在不同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国家政治中枢的各个组成部分所起的具体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后审议和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决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履行了绝对必要的法律手续。

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中枢对重大事项决策酝酿工作的一般特点是：其一，这个过程是由中共中央领导。与党在一个时期的基本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相一致，并以中共中央对各方面意见的综合为基础。其二，决策酝酿工作大多是由国务院具体组织实施的，但吸收各方面专家、官员参加；国务院提供决策工作所需的费用，并对全国人大负责。其三，全国政协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等也配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必要的决策咨询、参谋和协调服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决策权”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及国家政治中枢中其他与某一个特定问题相关的组成部分，要协同进行大量决策前的准备工作或系统内的初步决策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作出正式的全局性决策之后，负责组织实施重大决策的国家机关也依然有组织、指挥工作要做，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局部的、具体的决策工作。因此，当代中国对重大事项问题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由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所构成。

重大事项决定权涉及到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因此，全国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注意处理好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关系。依笔者之见，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关键需要提高三种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主要途径，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根本原则。因为，“既然政治机构保证公共空间，即保证在某个既定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利关系，因而，它协调与指挥集体事务的角色，就只有在获得了全体人民赞同的条件下，才能够具有法律的特性，这是符合逻辑的。”

二是要认识到通过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分担党和政府的决策风险与责任，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是要认识到决定权是全国人大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它较之监督权、任免权更富有刚性，如果能充分行使，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也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行使监督权的关系。我们通常说的人大四权，即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等的。从国家宪政的角度讲，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可概括成两方面的权力：一是代表人民行使议决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等，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二是监督权，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这体现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制约。

人大四权之间的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配合行使的关系。应当说。前三权属于同—性质，我们称之为议决权。所有议案，不论是法案、重大事项案、人事任免案，都需要以会议的形式集体进行审议，经过表决方能通过，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议决权的行使又同监督权的行使互为表里。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部分变更、调整国家计划或预算，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这些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既是行使决定权，也是进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人大决定权和监督权两权的配合行使。我们在研究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性质时，不应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更不宜把四权截然分开。应当说，人大制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和规范决定权的行使，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监督工作，有利于两权的配合行使。

其次，要处理好全国人大行使决议权与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决定权的关系。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全国人大具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务院具有执行权和行政管理决定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国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国务院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关系。对重大事项，人大可以讨论、决定。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讨论、决定。但人大行使决定权同政府行使决定权在性质、地位、作用、法律效力上都不相同。从执行程序的角度上看，全国人大对重大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约束力。国务院对自己的行政决策所组织的实施，则没有这种普遍约束力。

最后，要处理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常务委员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关系。哪些重大事项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哪些应由人大常委会来决定，这给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操作难题。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对其负责。这种政权组织体制的设计模式和我国现阶段的国力水平都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会议，造成了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事实上的有限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划分二者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但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认为二者还是应当有所区别的。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对国家生活中特别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而其他国家生活中大量的重大事项应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三、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几点建议

一是选准议题，公开决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确定议题，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议题，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方案或重大措施”确定议题。如财政性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磁悬浮列车、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应列入重大项目。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议题，这些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不是教育部或者卫生部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都应列入国家重大事项中。同时要像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那样，反复酝酿、讨论、修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过程公开有利于决策的科学与民主。由于我们的舆论工作习惯于宣传和通告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导致整个决策过程一般不为人们所了解。如何把正常的决策过程及时公开化，使人们有知情权、参与权、意见表达权，以增强人们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有关决策的意义的理解，这是党和政府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是规范程序，依法决策。全国人大在审议、决定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问题时应当特别重视具体程序方面的问题，比如，议案的提出、议案的审议、议案的表决、决议或决定的公布、对决议作出后如何贯彻实施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同时，程序的规范性需要由法律提供保障，要对其法律效力作出刚性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人大作出的决议或决定，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就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实际上有些重大问题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才更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的单项法规。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方面，作了许多制度性的创新。《监督法》从保证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出发，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了解重大问题，并对“一府两院”在重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监督，《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这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国家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决定权范文篇8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再思考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是宪法、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当前这一职权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行使，直接影响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形象和威信。分析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改进措施，促使决定权的行使尽可能的到位，是当前人大工作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效，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但从整体上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还很不到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难为问题。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明确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但这一规定太原则，太抽象，哪些事项属重大事项应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怎样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具体程序是什么等都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过程中与同级人民政府发生分歧时无所遵循，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处于难为境地。

（二）不为问题。由于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时间不长，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96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地方组织法第40条）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宪法》第1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宪法》第105条）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一方面，一些在党委、政府工作的领导同志习惯于传统的权力运行方式，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在认识和实践上仍处于可又不习惯的状态，每遇重大事项，往往采取党委决策，政府执行或党委、政府联合决策、联合发文贯彻落实的方式，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抛到一边，使之处于十分的境地，无法作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错误地认为，重大事项由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就行了，或者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被说是与党委争权，与政府分权，影响关系，自身就缺乏依法行使决定权的胆略和主动性，放弃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三）虚为问题。当前每年一次的地方各级人代会，往往就是听取审议一下“一府两院”的几个报告，作出几个年年类同，内容表述大同小异的程序性的“决议”外，极少或者根本没有讨论、决定过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的海南设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那样的，本行政区域内的某一具体重大事项。每两个月一次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安排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的一些专题工作报告，作出了一些决议或决定，但这些决议、决定多数比较原则，可操作性较差，执行机关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同时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也不够，缺乏必要的制约反馈机制。这样，虽然看起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而实际上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处于一种例行公事的虚为状态，并没有产生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应有效果的作用。

（四）滥为问题。有些应该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不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而有些工作不属于重大事项但在推行中困难较多，或者社会各方面有不同意见，如筹措资金、集资收费、拆迁开发等，为了借助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却主动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请求作出相关的决议、决定。少数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错误地认为这是政府重视人大，尊重人大，应该同政府“同唱一台戏”，“支持政府工作”而轻易作出决议、决定。结果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了借助力量，管了不该管的事情，影响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执尊严和权威。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措施

针对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要保障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不仅是宪法、法律的规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避免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和重大失误。所以，必须从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认识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充分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主动地认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二）正确处理关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既不是与党委“争权”，也不是与政府“分权”，而是依法行使职权。虽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或行政决策为主的模式仍然有某些存在的“合理性”和实用价值，而且凭着原有思维定势的强大惯性，而今后一个时期会继续产生作用，但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必将逐步行使到位，将目前“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国家权力运行模式转变为“党委建议----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法定运行模式。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保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应重视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与党委领导关系。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这种关系正在进一步理顺，发展轨道也日益清晰。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实现这种领导方式的途径就是同志指出的：“对法律规定须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经党委审查原则同意后，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自觉行动。”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委要自觉主动地将法律规定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前，应向党委汇报，取得党委的原则同意。二是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关系。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同级人民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在当前的实践中却存在很大反差，由于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不习惯把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如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重大建设项目的上马、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多数公民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的实施等，都是自行决定、或与党委共同决定。因此，正确处理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该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主动提交审议，做到不越位。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增强依法行使决定权的主动性，对属于自己决定范围的重大事项要要求、督促政府提请审议，做到不失职。三是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执关系。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适用法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督，并可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重工作作出决定，但是不得撤销人民法院、人检察院的法律文件。人大及其会有权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法情况进行检查评议，有权受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人员的审诉，对发现显失公正或适用法律不当的案件，可要求重新审理，依法进行纠正，坚持不予纠正的可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同时，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委员会在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时，如果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

（三）科学界定范围。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必须首行着清什么是重大事项？如何界定重大事项？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依据法律规定，又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应把握好几个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对于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敢于讨论、决定，认真行使职权。对于法律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的，要按照法律确立的职责范围来加以选择和确定。二是全局性原则。确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要着眼于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预算外资金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预算外资金管理、依法治市实施方案等。三是人民性原则。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措施的出台等。四是区域性原则。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甲地地重大事项而在乙地就可能不是重大事项；在县一级属于重大事项，而在市或省一级就可能不是重大事项。因此，要从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重大事项。五是动态性原则。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重大事项的标准、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此时是重大事项，彼时就可能不再是重大事项，而此时不是重大事项，彼时则可能转变为重大事项，因此，应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确定重大事项。

决定权范文篇9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电网企业;社会资本;股权结构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是增量配电改革的基本实现形式。通过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推行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对优化配电网资源配置、提高配电网运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相继批准了320个项目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并明确指出试点项目应当向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方式公开、公平、公正优选确定项目业主，同时鼓励电网企业与社会资本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成立产权多元化公司参与竞争[1～4]。电网企业作为增量配电项目的唯一业主，独资控股增量配电业务的格局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依据规划向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申请投资增量配电业务，电网企业只能联合社会资本竞选增量配电项目业主，合资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股权结构设计是公司治理最为核心的内容，直接决定了股东的权利分配和公司的治理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公司的行为和绩效。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其典型特征是产权多元化，必然面临多方资本股权结构设计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股权结构设计，主要解决电网企业和社会资本的股权分配问题①。因此，如何设计股权结构，已成为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面临的重要课题。

1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不同股权结构方案分析

股权包括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表决权、收益权等，其中，表决权，即召开股东会时股东对公司议案的表决权力，既直接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又最终决定了股东从公司获取的收益权。根据《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资比例又与股权比例直接相关[5]，因此股东的表决权取决于股权。股东的表决权包括决定权和否决权两种方式，一方股东行使决定权时，直接决定公司的表决事项，而不受其他股东的影响；一方股东行使否决权时，其他股东提议的表决事项将不能被通过。根据《公司法》第42条、第43条、第103条规定，可以将股东会的决议内容分为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普通决议是指对于股东会的一般表决事项，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通过；特殊决议是指对于股东会的特殊表决事项，如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5]。因此，基于表决权的不同方式和决议的不同内容组合，可以将公司股东会的议事规则分为四种情境：普通决议的的决定权、特殊决议的决定权、普通决议的否决权、特殊决议的否决权。表决权的不同方式和决议的不同内容组合形成的四种情境，对股东的股权结构设计要求也有所不同。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时，同样面临基于表决权的不同方式和决议的不同内容组合的四种情境，不同情境对应不同的电网企业、社会资本两方股东的持股方案。如图1所示，根据《公司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可以构建不同决议方式和不同决议内容组合下的股东持股方案。行使普通决议的决定权，须持股1/2以上；行使特殊决议的决定权，须持股2/3以上；行使普通决议的否决权，须持股不低于1/2；行使特殊决议的否决权，须持股不低于1/3。根据图1不同决议方式和不同决议内容组合下的股东持股方案，可以将电网企业和社会资本持股方案细分为五种：持股2/3以上、持股1/2至2/3、持股1/2、持股1/3至1/2、持股1/3以下。如表1所示，不同持股方案下电网企业对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的的决定权和否决权也不同。一是电网企业持股2/3以上、社会资本持股1/3以下时，电网企业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都可以行使决定权或否决权，电网企业完全控制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社会资本没有决定权，电网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处于完全从属地位。二是电网企业持股1/2至2/3、社会资本持股1/3至1/2时，电网企业只能对普通决议行使决定权，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电网企业主要控制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社会资本可以对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社会资本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处于部分从属地位。三是电网企业持股1/2、社会资本持股1/2时，电网企业或社会资本只能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不能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行使决定权，电网企业和社会资本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控制处于均衡状态。四是电网企业持股1/3至1/2、社会资本持股1/2至2/3时，电网企业只能对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电网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处于部分从属地位；社会资本只能对普通决议行使决定权，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社会资本主要控制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五是电网企业持股1/3以下、社会资本持股2/3以上时，电网企业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都不能行使决定权或否决权，电网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处于完全从属地位；社会资本对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都可以行使决定权或否决权，社会资本完全控制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总之，电网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持股方案有三个分界线：2/3、1/2、1/3，根据三个分界线可划分为持股2/3以上、持股1/2至2/3、持股1/2、持股1/3至1/2、持股1/3以下五种持股方案。不同的持股方案直接决定了电网企业、社会资本在召开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股东会时的表决权大小，进而决定了电网企业、社会资本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控制力强弱。总体上，电网企业或社会资本持股比例越高，对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就越大，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强；反之，电网企业或社会资本持股比例越低，对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就越小，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弱。

2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股权结构设计建议

通过对不同持股方案下电网企业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分析，结合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相关政策和实施现状，建议电网企业投资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持股1/2至2/3，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普通决议行使决定权，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行使否决权，社会资本投资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持股1/3至1/2，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特别决议行使否决权。2.1有利于推动增量配电改革。我国增量配电改革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各项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各项改革举措正在逐步推进，实现电网企业独家投资增量配电业务向多元市场主体共同投资增量配电业务的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很难一步到位，速度太快、力度太大可能适得其反。在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时，由电网企业持股1/2至2/3，社会资本持股1/3至1/2，既符合增量配电业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也保障了增量配电业务新老政策的有序衔接及改革举措的平稳过度。2.2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量配电业务投资，是保障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电网企业持股1/2至2/3，只是对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普通决议行使决定权，目的是实现增量配电业务由电网企业委托运营，但是仍然不能够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涉及股东重大利益的特殊决议行使决定权。社会资本投资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后，自身的重大利益不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还能够通过将增量配电网运营权委托给电网企业，享受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带来的资本收益。2.3有利于保障电力正常供应。电力是必需品，在输配环节具有明显的公共事业属性，配电公司必须承相应的电力供应保障服务。社会资本投资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首要目的是盈利，在收益率较低或为负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退出可能会对现有的电力普遍服务体系造成冲击。由电网企业持股1/2至2/3，控制配电网的运营，发挥电网企业在配电业务上的主导作用，将对保障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保底配电业务起到积极作用。

3结语

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的治理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电网企业的盈利水平，但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方向下，在增量配电业务领域内，电网企业联合发电企业、能源投资企业、用电企业、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国有企业等社会资本，共同组建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是顺应国家政策形势、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积极做法，必须坚持和发展。建议电网企业持有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1/2至2/3股权、社会资本持有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1/3至1/2股权，由电网企业主要控制混合所有制增量配电公司，争取获得增量配电网的运营权，并努力发挥社会资本在资金、人才、原材料、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电网企业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方共赢，进而为社会释放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的红利。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开展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经体〔2016〕2480号)[Z].2016.

[2]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开展第二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经体〔2017〕2010号)[Z].2017.

[3]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开展第三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经体〔2018〕604号)[Z].2018.

[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开展第三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补充通知(发改经体〔2018〕956号)[Z].2018.

决定权范文篇10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蹦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强制措施和其它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上行使“决定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相关的规定具体列举了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但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各机关都不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和其它机关的介人，更不需要公开的形式便可自行决定。虽然在逮捕问题上，我国立法体现了分权制约的精神，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是享有决定权(包括批准权)的机关单方决定。至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也不需要持有法院的有效令状，只顽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第二，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普遍采用决定形式予以支持或驳回。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至于审查的过程，申请人无权参加。第三，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限，适用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24条至第127条等都有规定。第四，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时，其申请是否得到支持由法院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五，是否提起再审程序，由法院或检察院决定．如刑诉法第205条等等。从以上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行使决定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主体的多样性。即参与诉讼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采用决定的形式对一定范围的问题作出结论。其二，处理问题的广泛性。其三，其效力具有终局性，决定一旦作出或送达(对回避申请的决定．如当事人要求复议的除外)，立即生效，当事人不服，充其量只能申诉或要求复议，但申诉和复议并不影响其立即执行的效力。第四，审查过程的秘密性。所有决定的作出过程，都是在具有决定权的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审查，当事人无权参与，更不对外公开。以上特点的存在直接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规范化进程。

二、刑事诉讼中广泛适用决定的消极后果

带有浓重行政管理色彩的“决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非常致命的。

(一)暗箱操作，引发司法专制和司法腐败

决定，从作出的过程看，固然提高了诉讼效率，省去了所谓的“繁文缛节”，但它是以牺牲公开性和当事人的参与权为代价的毫无疑问，法院的司法介人是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之所以如此，在于司法程序的规范性和司法裁决的权威性，其权威性来源于公正、规范的诉讼程序，而诉讼程序的设计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也正因为如此，才存在一些公认的诉讼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设定，实现两方面的价值：其一，从总体上保障结果的公正性、减少执法者的随意性；其二，程序本身也具有超越实体的独立伦理价值。而决定的广泛适用阻碍了这两方面价值的实现，使诉讼程序缺乏诉讼特征司法机关处理问题的过程可以排斥当事人的参与，更不需要中立的第三者的介入，那么，处理结果必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随意性很容易演化为司法腐败，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诉、上访等现象比较严重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反映了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甚至诉讼程序的公正性缺乏信任感，而解决申诉的方式叉常常适用决定，这必然造成恶性循环。

(二)决定的终局性效力，致使错误的决定得不到及时纠正

世界各国在确认法院裁判的权威性的同时．都规定了法律救济程序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编规定了上诉程序．当事人或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可以提出控诉(第372条)、上告(第405条)、抗告(第419条)等请求，以便通过上级法院或原审法院的第二次市理改变原错误裁判。德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诉法虽然确立了两审终审制但=审程序适用的对象只能是一审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决定被排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不管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一旦作出决定或进达决定，便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不服，也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予以救济，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和请求司法介人的权利，造成了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决定存在的台理性提出质疑。(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大量适用决定，强制处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直接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

我国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广泛适用决定，就其具体形式看，大多属于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或强制性措施。这些规定使侦控机关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助于保证侦查起诉任务的顺利完成，但这些措施不仅仅是侦查程序的侦查手段问题，而且涉及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等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警察是无权决定搜查、扣押和逮捕的，通常只有在获得了法官签发的有效令状后方可实施。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固然有利于侦查活动的有效展开，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对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虽然刑事诉讼要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二者不可偏废，但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均有举证责任，因而，实践中，侦控机关从自身需要出发，将强制措施和强制性措施作为进～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往往无限扩大强制处分的适用范围，这就使得很多本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使他们在未被依法判决有罪之前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使排除妨碍的手段几乎演变成了惩罚措施强制处分权涉及被强制处分的一方人身、财产、住宅等权利，是否采取强制处分权，实质上具有裁判的性质，但这种具有裁判性质的决定，却可以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台法地作出，显然是对法院审判权的侵犯，审判权的完整性也不复存在，其直接结果是诉讼的公正性遭到践踏。尽管我国已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根本无法弥补当事人身心所遭受的实际损害，这一现实必然动摇公众对法律和司法机关所寄予的信任感。

三、变更决定权的法律思考

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1979年刑诉法的基本框架，但是其中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一变化尚未触及司法机关的决定权，但其所反映出的诉讼理念必然引发对决定权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为适应这一进程，应从以下几方面规范决定权。

(一)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应变更为请求权，建立起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

鉴于我国偾控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对抗能力过于悬殊的现状，为避免债控机关滥用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作法，将决定权变更为请求权，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同时，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规则，即，在特定情况下，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如日本，逮捕包括通常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通常逮捕是依令状实施的逮捕；紧急逮捕适用于’膊况紧急，来不及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情形；但逮捕后．应立即履行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程序，对于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逮捕证而予以逮捕。这样既有利于及时打击犯罪，同时也有利于人权保障。

(二)回避申请的决定权应变更为裁定权

在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回避专指法院职员不得执行职务，虽然属于程序问题，但它直接影响到实体问题的裁决和当事人对裁决结果的认同，因而申请回避权是当事人重要诉讼权利。当事人提出申请后，尽管各国的具悼规定不尽相同，但大多是由法院组成台议庭并进行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比如日本刑诉法第23条和25条都有明确规定。但在我国由于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拥有广泛的权力．对最终裁判结果的形成事实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我国刑诉法所规定的回避，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包括法院职员，而且也包括侦控机关的职员等，在是否准许回避上，原则上由各机关的负责人最终决定，(负责人的回避例外)缺乏公开和公正的程序保障，所以，申请回避权往往流于形式．有鉴于此，有必要废止各机关在此问题上的决定权，沿用日本的作法，代之以法院的裁定权，由法院组成台议庭进行裁决，对裁决不服，允许上诉。使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有一个公正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