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范文10篇

竞争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WTO，竞争法，竞争政策，立法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制度将彻底接受市场经济制度。正如主席所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进一步向亚洲和世界开放。中国将恪守承诺，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法制，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如此，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及其他规则都将适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竞争法律制度，并且使这一制度与WTO规则相符。为此，我们应根据WTO法律原则定位我国的竞争政策与竞争立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确立我国竞争法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竞争法律制度。

（一）

从法理的角度看，入世后我国竞争法律制度的建立取决于竞争政策的定位，因为一国的竞争政策是竞争法的依据。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政策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需要，从不同角度侧重于其经济政策的导向和重点。例如，通过其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配政策、环保政策来实现其不同的经济政策。无论哪一种政策，就规范一个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竞争而确定的政策，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竞争政策、法规和规章。如198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调整竞争关系的行政法规，首次肯定竞争对于搞活经济、满足人民需要和加快四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自这一“暂行规定”后，我国的竞争法律开始受到重视，各地区、各部门都相继制定了有关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规。1984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再次强调建立竞争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决定”指出：“竞争中可能出现某种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各级有关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教育和管理，认真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80年代一系列有关改革的决议、规定、法规反映了我国经济改革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可见，提倡竞争、保护竞争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的竞争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其主要标志是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专门的竞争法律。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90年代初我国的竞争政策，即制止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规范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正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若干年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不同方式扰乱了市场经济，这使已有的法律缺乏调控，难以发挥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90年代未，我国的经济改革从面向国内改革转向接规国际市场，以入世为契机提出建立符合WTO体制的市场经济机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些表述反映出国家对今后发展的经济政策，这也为竞争政策的定位指明了方向。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竞争政策是着重于建立一个开放、竞争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正如我国竞争法专家王晓晔博士所说：“为了给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我国亟需建立反垄断的法律制度。”鉴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该既反对经济垄断，又反对行政垄断。可以这样认为，我国今后几年的竞争政策将以反垄断为主，反对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横向协议和纵向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企业合并。

（二）

如上所述，根据现行的经济政策我们在定位竞争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应定位竞争政策的目标。

目标是宏观意义上的调控，具有指引、导向作用。竞争政策的目标可概括为两方面：其一，追求资源最佳配置，维护市场经济；其二，保护经济活动中的竞争体系，达到市场交易的公正和公平。从理论上看，竞争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竞争政策是指，影响一国国内或与其他国家间的竞争条件或竞争环境的政策，其适用领域主要是国内市场。一般来说，广义的竞争政策包括：（1）禁止反竞争的商业行为；（2）排除限制竞争的政府管制；（3）重新改造政府所设定的独占领域；（4）商品、劳务、人员及资金在境内及境外的自由移动；（5）遏止滥用市场力量的垄断行为。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各国竞争法的立法及其实施情况，一般是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这两部法律所规范的范围主要是：（1）直接的价格控制；（2）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合并控制等；（3）垄断及滥用市场支配；（4）差别待遇、搭售等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我们应根据这些目标来确定竞争立法。

其次，应协调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互动关系。

确定了竞争政策目标后，在具体实施时还应考虑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互动关系，并及时进行调整。事实上，一国在确立竞争政策时总会考虑到本国的贸易政策，因为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彼此是互动的。这种互动表现为二方面：一是冲突性，一是互补性。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冲突一面是基于两者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例如，竞争法保护或鼓励“竞争”，并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为宗旨；而贸易规范除考虑竞争因素外，还纳入其他价值观念，既有经济性质的也有政治性质者，它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目的。如此，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其评判的角度有所不同。例如，对于低价销售行为，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来看，只要其行为并不具有掠夺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将其有效率生产的利益分享给社会大众，这是值得鼓励的；而从贸易保护政策的角度，为确保其他竞争者不受伤害，却会课征反倾销税予以制止。除了存在冲突以外，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常有互补性。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时有共同的目标，即都为了保证贸易自由与公平竞争，最终使消费者获利。为了达到这一共同目标，二者经常存在互补功能。例如，竞争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保护、鼓动“竞争”，最终希望消费者得以享受价格较低且品质较好的产品或服务；而贸易政策

在于通过各国降低关税及取消非关税贸易障碍，开放其国内市场，使其他国家的货品与服务得以相互流通，进而有利于各国的消费者。可见，两者的互补功能十分明显。

贸易与竞争政策的互动关系在近年来受到关注，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虽然竞争政策或竞争法已逐渐被各国认可，但竞争法的作用仍然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竞争法的适用范围首先在确保国内市场的交易秩序与公平竞争，进而保护本国的消费者利益。一国竞争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在创造“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以提升“国内”资源的使用或配置效率。如此，各国竞争法所规范的限制竞争行为或不公平竞争行为，大多以国内市场交易活动为对象，很少扩及国际市场的交易行为。第二，在WTO框架下各成员方的关税壁垒消除后，非关税壁垒问题仍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多数国家的国内市场普遍存在反竞争的规定，或私人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使货物与服务虽可以自由进出国境，但仍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这一问题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更为凸显。因此，WTO成立后除继续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加以追踪外，考虑到贸易与竞争关系的重要性，而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意见又分歧较大，于是成立了贸易与竞争互动工作小组，专门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藉此缩小差距，最终能达成国际共识，建立一个在WTO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竞争协议。

第三，应明确竞争政策在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具体内容。

竞争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指引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具体体现。入世后我国的竞争政策应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明确竞争者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无论是来自国内的竞争者还是国外的竞争者，其主体资格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以及不同地区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等，在市场竞争中他们应得到同样的机会，享受同样的待遇，适用同样的法律。目前，对于内资企业，我国仍然存在以所有制为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如，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乡镇企业法》、《私营企业法》，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应的规章，对企业进行身份区分，给予不同的待遇。国家对国有企业给予特别的待遇，使其在融资、减债、进出口等方面受到特别的优惠，其结果是使国有企业至今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缺乏市场竞争力。对于外资企业，我国现行法律仍然存在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的规定，这显然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的规定不符，这部分规定将是我们修改、完善的重点内容。

此外，根据“市场准入”原则，我们还应该明确竞争者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资格与竞争权利的前提条件和进入特定领域与范围的竞争者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这是指在明确竞争者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应该明确某些法律允许的特定保护对象，这是对主体资格的特殊要求。所谓特定的保护对象是指，某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竞争者“优胜劣汰”机制的运行，往往会给其他竞争者带来负面影响，如导致中小企业的破产与劳动者的失业等。因此，竞争政策应反映对经济实力弱的中小企业的特殊保护。与此同时，界定竞争者可占有市场的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数量及其比例，适当控制竞争者的经济实力的规模，为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竞争的可能与空间，以缓和因过度竞争而产生的社会矛盾。

2、明确竞争的领域与范围。我们应根据WTO对成员国的要求和我国对入世的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现阶段我们应根据“市场准入”原则来界定我国国内的竞争领域与范围，其中包括确定竞争商品与服务的种类及其价格构成，划分竞争的行业、部门、地区，以及相应的条件。例如，1995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外公布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商在华投资的范围。根据规定，目前禁止外商投资的具体领域是：新闻业、广播影视业、军用武器生产业、以及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轻工业及国家保护的动植物资源及稀有的优良品种、绿茶、种茶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限制、禁止外商准入的行业时我们应仔细衡量外资进入的利弊，及时进行调整、放宽。如在某些领域可以灵活掌握，只要不危及国计民生的安全，对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巨大作用，可以有禁止改为限制，甚至允许。例如，在电信服务领域我国一直禁止外商进入。入世后，我国将同意外国投资者进入电信业。我国政府承诺，允许外资入注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允许外商拥有所注资公司49%的股份，2年后可拥有50%的股份。

3、明确我国法律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反竞争行为主要是指，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一般是由一个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来界定其概念和种类。如何决定应该禁止的反竞争行为，取决于一国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竞争政策。我国在1993年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我国至今没有颁布反垄断法，这使我国入世以后难于应付诸多的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垄断问题。例如，入世后，更多的跨国公司将通过并购或建立合营企业方式进入我国市场，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经济实力和产业优势取得我国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滥用其市场势力，使我国原本薄弱的民族企业受到冲击，甚至倒闭。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呼吁应尽早颁布我国的反垄断法。“我国当前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决不是未雨绸缪，更不是超前，而是我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运作的要求”。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争夺国际市场纷纷进入发展中国家，这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制定本国的竞争法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如，1974年南斯拉夫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协议法》，1984年匈牙利颁布了《禁止非正当经济活动法》，1987年波兰制定了《反国民经济垄断法》等。可见，我国应尽早颁布反垄断法，重点规范跨国垄断行为、限制竞争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垄断行为。

4、明确竞争法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权力范围。竞争法的实施依赖于强有力的竞争执法机构，执法的宽严直接关系到竞争政策的落实与效果。现代市场竞争都是一种有规则的竞争，而有规则竞争的实现又取决于保障措施的效率与权威。竞争政策一般仅体现采用何种措施才能足以消除反竞争行为，竞争者在竞争过程中应承担哪些相应的竞争权利、竞争义务与竞争责任，有哪一个机构来专门实施竞争执法职能，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竞争目标的实现。我国在建立竞争法律制度时应设立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明确该机构的职权范围、操作程序、组织结构、以及法律地位。从发达国家竞争法的实践来看，在其他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不能解决有关反竞争案件时，一个高度权威的竞争执法机构尤为重要，它是保障一国竞争政策实现的关键所在。

（三）

在定位竞争政策后，我们应考虑如何在WTO体制下确立我国竞争立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对竞争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根据WTO法律原则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作为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第一，我国竞争法应体现公平竞争原则。

这里所说的公平竞争原

则是WTO规则中所体现的与竞争有关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这些内容应该在修改、制定我国的竞争法及相关法律中得到体现。一般认为，各国制定竞争法，不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其目的都是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制止不公平竞争行为。在现行制度中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都是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破坏。为了保证良好的竞争环境，竞争法从各个方面制止和防范可能出现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我们知道，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实践证明，“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才能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发展统一的开发市场，与国际接轨。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确立“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此基础上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应的竞争政策、法规和规章。入世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竞争法应以WTO协议中涉及的竞争规则为基础，并在各个领域体现公平竞争原则。为了更好地了解WTO中的公平竞争原则，我们将WTO框架文本中涉及的有关竞争规则作一梳理。根据WTO协议，对以下有碍公平竞争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

1、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倾销是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成本价格向国外抛售商品，以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出口补贴是政府出资补贴出口商品，从而达到与倾销同样效果的一种政府鼓励出口的手段。根据WTO规则，倾销与补贴行为都是非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二种行为都会对进口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损害。因此，世贸组织规定，进口成员方如果发现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和出口补贴现象，经查证落实并裁决后，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此来抵消其对本国同类商品造成的损害。

GATT1994规定，某一缔约方以倾销或补贴方式出口本国的产品而给进口国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或有实质性的威胁时，受损害的进口国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来保护本国工业。可见，在WTO体制下，反倾销和反补贴是反不正当竞争的重要手段。

2、有关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WTO协议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服务标记、地域标志和商业秘密等。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因此，假冒、仿照、剽窃及盗用他国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日益泛滥，对科技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损害了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商业利益。为促进公平竞争，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与实施程序作了规定，并就涉及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作出了相应的排除措施。

3、有关对政府采购行为的规定。如果本国政府优先和以优惠价格购买本国产品，就可能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构成不公平贸易。为扩大公平竞争的机会，乌拉圭回合决定使东京回合达成的《政府采购协议》进一步自由化，而且把范围扩展到服务，包括建筑服务、地方一级各公用事业单位的采购。

4、有关纺织品、服装与农产品贸易的“回归”。纺织品、服装与农产品贸易过去一直游离于GATT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之外，这事实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在WTO成立前后，分别签署了《农产品协议》和替代《多种纤维协议》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决定按期限使以上产品的国际贸易回归到世贸组织确立的公平竞争原则上来。

第二，我国竞争法应体现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原则，又称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WTO协议，非歧视原则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予以体现。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成员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也同样给予其他成员方。这就要求一国不应该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他们应平等地享受所在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与其他国际间签订的最惠国条款不同，WTO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具有以下特点：即适用范围广泛，除了货物贸易以外，还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时间是永久的、无条件的、且是“立即”在全体成员方内享受。

国民待遇原则也是WTO基本法律原则之一，它要求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体现公平竞争法则，即一国给予外国自然人、法人或商船以本国自然人、法人或商船在民事方面所享有的同等待遇。在GATT中，国民待遇仅适用于货物贸易，即适用于对进口商品的国内税收和政府对进口商品的法规、规章等管理措施方面。具体而言，GATT国民待遇条款适用于以下三方面：即，1、对进口商品所收的国内税收及其他费用。国内税收主要指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及各种附加税等；其他各项费用指对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进口商品应承担的仓储费、运费和保险费及有关服务费用。凡对进口商品设置更高的税率或收费标准，或更繁琐的征收程序，或更为不便的征收方法等，都将导致进口商品的成本高于国内商品，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竞争；2、对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所需要的原料供应，依国民待遇原则，各成员不得制定条例以限制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的原料或配料的供应数量和供应渠道。违反了这一规定，被视为对有关进口商品的进口形成数量限制；3、对进口商品流通的各环节，如销售渠道、销售方式、销售价格等，都应与国内同类商品一样采用相同措施，以避免对进口商品的正常流通形成各种障碍，造成不公平竞争。值得注意的是，WTO体制下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已从GATT体制下的三个方面扩大适用到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在这些新的领域，公平竞争规则已形成各种制度与措施，要求各成员国履行其义务。

很显然，国民待遇原则的本旨是要求在WTO成员间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公平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意味着各类竞争主体应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和出售商品，并公平地承担各种税费。相比之下，在这一领域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WTO规则还有距离，尤其是各地方性的法律差别更大。例如：在投资领域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吸引外资上，而对内资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的风险投资、贷款、融资、或专项财政贷款、税收等方面少有关注，其制度保证和优惠条件远远低于外资企业，这是一种虽不违反WTO规则的“超国民待遇”，但是违反了WTO规则的对内“歧视”的不公平竞争，正是这种不公平已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一种长远的伤害，使内资企业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

第三，我国竞争法应体现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每一成员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和法规以及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协定都应予以及时公布。这项原则规定于GATT文本第10条之中。依据该项原则，各成员均负有义务及时公布现行有效的下列各项规定：（1）海关对产品的分类或估价的规定；（2）关于税率和其他费用征收率的规定；（3）关于对进出口货物及其支付转帐的规定，包括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存仓、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使用等方面的规定；（4）有影响常被援用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5）政府间或政府机构间缔结的对国际贸易政策有影响的协定。值得一提的是，WTO体制还将透明度原则适用到服务贸易领

域。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规定：：（1）每一成员应立即，最迟也不得超过该协定的生效日期公布与该协定的实施有关或影响该协定实施的普遍适用的所有措施；（2）每一成员应公布其签字参加的与服务贸易有关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3）对严重影响在该协定中作出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任何新法律、条例、行政命令的采用或对现行法律、条例、行政命令所作的任何修改，每一成员应立即至少每年一次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4）对任何其他成员提出的提供有关（1）、（2）所指的措施和国际协定的具体资料的要求，每一成员应立即给予答复。根据以上要求，我国与贸易有关的信息、措施的透明度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尚不能做到“公正、合理、统一地实施”，并且是迅速、及时地加以公开。例如，许多地方性法规、规章虽已实行公开制度，但公开的范围并不广泛，时间也不及时。许多地区仍然沿用老办法，而这些法规、规章的最后条款中仅写明：“本意见自之日起施行”。这种做法显然与WTO规制下的透明度原则不符。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透明度是其重要部分。中国承诺：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必须是已经公布和易于获得的；应建立或指定咨询点，其义务是向任何个人和企业提供所有的上述信息；应创立或指定官方刊物，专门公布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信息。根据WTO透明度原则，加强法规、信息的公开制度，我国各地必须做到：（1）政府的决策要有民众参与；（2）规章的制定应实行听证制度，重要规章的制订可通过媒体事先开展讨论；（3）及时并定期在政府公报上或指定某一媒体公布法规、规章及相关信息。

第四，我国竞争法应体现法制统一原则。

竞争政策范文篇2

内容提要: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在出台系列产业政策措施的同时，坚持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地协调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我国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更多地强调了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略了竞争政策的实施，不恰当地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加强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自2007年年中开始，一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继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又一噩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盟和中国作为与美国联系紧密的两大经济体，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国纷纷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频频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措施，试图以加强政府管制的方法化解危机。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更是政府失灵的恶果。政府应对危机的管制措施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上的约束才能真正起到化解危机的效果，其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本文拟以欧盟在此次危机应对中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及其救市应对的产业政策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

传统上，欧洲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统计，欧元区10家最大银行杠杆率平均为33倍），大量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1]同时欧洲金融机构受利益机制的驱使大幅介入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在美国多次升息的背景下，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次贷市场泡沫破灭直接导致深陷其中的欧洲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下降，资本大幅减少。

（二）危机初期各自为战的欧盟各国产业政策及其效果

危机初期，面对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欧盟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维护金融稳定：一是向本国金融机构注资，比如，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联合向Dexia银行注资64亿欧元；英国对NorthernRock实施国有化，暂时缓解了上述银行危机。二是爱尔兰、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冰岛等国家纷纷宣布对本国所有个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以稳定存款人信心。2008年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例会，决定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将欧盟各国最低储蓄担保额度提高到5万欧元。三是欧洲央行（EuropeanCentralBank）和英国等国家的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联手，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这种各自为战，单独应对危机的做法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因彼此策略的不协调而陷入了混乱，甚至还因各自采取的措施影响他人而引发争议。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三个欧盟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立场基本一致，认为本国财政状况已经相当紧张，希望实力雄厚却手头相对宽裕的德国能够更多地出力化解危机。他们认为一旦德国经济上去了，势必会拉动英法产品的需求，欧盟的经济必然会重新步入上升通道。但德国认为本国经济刺激规模已经超过英法，也达到了欧盟委员会建议的水平，已经尽到了欧盟大国的责任，因此，德国并不乐于再花大力气承担更多的救市责任。

（三）寻求共同行动的努力、行动方案及其效果

2008年10月4日，在法、德、英、意四国首脑巴黎峰会上，德国和英国拒绝了法国提出为欧洲银行组建一个共同救助基金的建议（类似美国金融救助计划）。会后的联合声明称，各国共同承诺确保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最终危机应对措施将由各国自行决定。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不断加大，欧盟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加强欧盟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协调，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在2008年10月12日主持召开了欧元区历史上的首次峰会，寻求为共同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而采取联合行动。法国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欧元区成员国和欧洲中央银行拟定一份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行动计划。

随着一系列金融救市和经济刺激行动的奏效，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迅速下滑和持续负增长的困难局面后，欧盟经济出现复苏势头。11月中旬，欧洲统计局发表的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个成员国经济增长最新数字证明，欧元区经济增长0.4%，欧盟经济增长0.2%，均开始呈现走出衰退的迹象。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从各自为战到联合行动，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始终坚持贯穿竞争政策，使得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受到了合理有效的约束，避免了过度扭曲市场机制的危险，堪称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举措的最大亮点。

二、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一）金融危机应对中的欧盟竞争政策

显然，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欧盟委员会竞争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各国经济不断下滑的严峻形势，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金融危机占据各大报纸的头条，各成员国为应对危机纷纷通过国有化、增加注资、提供贷款、提供债务担保等方式挽救本国金融企业的紧急和混乱形势下，如何在坚持竞争法的基本规则，维护统一的欧盟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的同时，灵活高效地实施救市措施，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成为竞争总司当下面临的最大难题。

到目前为止，欧盟委员会成功地把握了两者之间的平衡，使竞争政策的执行贯穿了金融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从产业政策的各自为战到联合行动再到逐步退出，也涵盖了竞争执法的各个领域——从救援及重建援助控制到合并控制再到卡特尔控制。毫无疑问，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竞争政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尼莉·克罗斯所说，“竞争法，尤其是国家援助法，是金融危机应对方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8]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盟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欧盟坚持竞争政策执法，在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时坚持了竞争政策优先的原则。

1.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作为介于国际组织和联邦国家之间的特殊政体的欧盟，其产业政策指的是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是超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对欧盟成员国产业政策的总体概括。由于共同农业政策作为欧盟的核心制度之一具有独立的制度体系，这里所讨论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政策。虽然欧洲国家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都具有较长的产业政策历史，但在超国家水平上，实施欧盟产业政策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尽管这种超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框架下对煤和钢铁业的干预，但是当时的那些产业政策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主要是为了控制德国的重工业以避免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而不是为了发展煤和钢铁业。

从与成员国产业政策的关系上看，一方面，欧盟产业政策是辅助性的，是作为对成员国产业政策的必要的补充、指导与协调性政策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欧盟产业政策又通过竞争政策对各成员国的产业政策形成了一种有力的约束。因此，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缺乏独有的制度工具的欧盟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欧盟有较强行动能力的竞争政策的实施来实现的。可见，从欧盟层面上来说，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2.各成员国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尽管欧盟最终对其成员国的各种金融危机应对行动进行了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同行动，但相比之下，各成员国自身的产业政策显然在危机应对措施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和欧盟产业政策不同，各国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性，更加强调和追求效率，同时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因而，与以维护统一的欧盟市场内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为目标的欧盟竞争政策具有更明显的冲突性。危机初期，由于缺乏欧盟层面的统一协调，个别成员国为求自保所采取的一些金融业救助措施便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从危机原因上看，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业基本为西欧金融机构所控制，而西欧金融机构为缓解自身流动性短缺问题，选择大量从中东欧撤资，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从各自为战到统一行动，欧盟的实践再一次表明了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特殊政体，欧盟在协调各国行动上的重大作用以及这种协调的重要性。其中，竞争政策的实施是欧盟行动力的重要体现。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在金融危机面前和各国政府的压力下，仍然不肯放弃原则、坚持竞争执法，使各国产业政策必须在欧盟竞争政策的框架内实施，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体现了欧盟坚持竞争政策优先的理念，维护了竞争政策的连续性与权威性。

三、欧盟应对危机举措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对竞争政策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日益加深，其中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尤为紧密，这必然导致我国无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并且在之后不断蔓延恶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全然无法独善其身。

由于我国的资本管制还比较严格，金融业相对封闭和金融体系相对独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由于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65%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这为美国人高消费高借贷模式的维持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20]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的贬值，造成我国外汇资产巨额的贬值。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再次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这为我国股市的下跌增添了一个加速度，在因“财富效应”的逆转影响而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同时，也使企业投资因融资受限而被抑制。

总体而言，和虚拟经济相比，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更为突出，这使得我国救市措施的重点从开始就是救实体经济，包括4万亿元的政府财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刺激民间消费需求（发放消费券和家电下乡补贴）等。而在这些救市措施的实施中，与欧盟在金融危机应对中坚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的做法不同，我国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基本忽略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竞争政策范文篇3

一、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

当今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厂商同时在诸多不同市场以不同方式开展激烈的竞争。

各国市场间的资源配置不仅受到各国贸易政策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各国竞争政策的作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正共同作用于各国资源的配置。那么，究竟什么是竞争政策？它又是怎样影响着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竞争态势的？

贸易政策致力于国际贸易障碍的清除，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高；而竞争政策旨在通过清除或控制一国市场内限制性商业做法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流畅顺达。所谓限制性商业做法（RestrictiveBusinessPractices），是竞争解决的实质问题和关注对象，也是扭曲贸易和竞争格局的症结所在。1980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达成的《管制限制性商业做法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将其界定为：“凡是企业具有下述行径和做法，即通过滥用或谋取滥用市场权力的支配地位，以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宜地限制竞争，从而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或通过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协议或安排，造成同样影响的，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做法”。具体来说，影响国际贸易与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有：（1）国际卡特尔与邻国既有或潜在的竞争者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如地域市场分割协定，价格或数量协定等；（2）跨国公司以独占或排他性经营权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以此建立其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市场的权力；（3）生产者与大多数的经销商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使外来进入困难；（4）厂商间的合同安排或垂直分工阻止国内外投入品新来源的发展；（5）大厂商通过兼并或收购，对运作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6）滥用反倾销、反贴补法令，以保护公平竞争为由，阻止外来商品竞争；（7）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串谋定价。这里所列举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府所为，也有企业之举。

当前对竞争政策的关注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跨国公司将产品制造过程安排在不同区位完成时，行销国外比重的增大使市场准入成为各国生产者关心的问题；而伴随贸易自由化进程，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使竞争加剧，企业便日益用限制性商业做法保护自己。于是，各国在制定旨在改进国际资源配置，保护国际公平竞争的政策时，开始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相对吸引力的当地政策，以及那些影响市场准入条件的准入政策。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不尽完善，仅涉及政府当局关于商品贸易的公共政策，并不适用于私营厂商及其行为。各国竞争立法上的差异引起经济利益分割的冲突，形成不公平竞争的另一来源；而一国竞争法在境外执行时还可能遇到侵犯别国主权之类的敏感问题。

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在以下6个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

（一）反倾销立法。关贸总协定第六条规定，当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进行贸易时，若因此而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受到谴责。但何谓正常价格？何为“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量化上的困难极易引起贸易摩擦。该条款还规定可以采取抵消措施，但并不明言禁止倾销，国内寡头企业可以利用此项规定抵制国外倾销，自身却可在国内低价销售。该条款给国内寡头以可乘之机，使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抵。

（二）管理贸易安排。就目前最盛行的三种管理贸易安排而言，“自愿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销售安排”旨在保住现有出口市场份额，而“自愿进口扩张”旨在开辟新的进口市场。但三者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在特定市场上分享份额，这些安排都是不透明的，无从知道该市场份额是否是外国厂商期望持有的最低份额，也不知道这些安排是否会变为永久性质，第三方无法准确地量化和评估这些安排的效应，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遏制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例如，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往往冻结销售数量与价格，自愿出口限制以损失进口国福利为代价，它们都不利于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而且，这些管理贸易安排很可能被某些厂商滥用，他们力图获取官方安排来压制竞争，以捞取更大的好处：可以利用官方批准的公司会晤，暗中签订附加协定而无需让政府知悉；进口竞争性厂商可以利用谋取官方安排的机会胁迫国外厂商就范，为各种形式的合谋留下余地；官方批准的安排所提供的监督机制，恰好有助于保留卡特尔的存在。这种种利益的驱动将管理贸易安排变成压制竞争的工具，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再次相冲撞。

（三）垂直一体化安排。这种安排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从积极方面来讲，在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产品制造工艺与过程日趋复杂，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独立厂商间的垂直一体化合作协定有助于促进供需方之间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的流动和互换。当收益不确定，需有长远投资时，垂直安排更是运作自如。从消极方面来讲，摒弃了开放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排斥了市场内的其他厂商，从而具有反竞争因素。在允许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里，市场准入更难，垂直一体化的各个成员企业容易抱团排外，在营造本地竞争优势的同时，将他国厂商置于劣势地位。

（四）水平一体化安排。提高生产效率或加速技术创新的水平一体化合作协定可以加强竞争体制授予的本地优势，单个厂商难以独立消化的研究开发、职工培训等成本将得以由众多伙伴分担。但问题在于，许多水平一体化安排常常规定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或者纯粹为了市场份额的分配。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反竞争的，进、出口卡特尔以及旨在瓜分市场的跨国协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五）政府干预。政府的补贴或赋税能够增强或削弱当地企业的优势，而要判断补贴是矫正市场还是扭曲市场实属不易，况且即便是为矫正市场扭曲的补贴或援助亦可能影响各国间的贸易和竞争。关贸总协定第16、6和23条均涉及政府的干预行为，然而政府在衡量正常价值，评估技术进步条件下损失的预期收益时颇具难度，采取干预措施往往缺乏准确的计量依据。而且，由于第6条许可单方采取未经关贸总协定批准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行为，争端解决过程随时可能被任何一方打断。

（六）政府立法。政府制定的法规也有可能成为贸易壁垒。例如，当一国技术标准或立法规定的具体工艺流程更易为本国厂商实施，或者其规定的投入品更易为当地厂商获得时，便将成为市场准入的屏障。人们通常很难界定什么是能够给予当地优势的法令，也很难制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歧视性的禁止市场准入的法令，这些界定及立法上的客观问题令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难以吻合。

二、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

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贸易自由化是促进竞争的。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亲竞争效应可能有所夸大。构筑这样一个模型：当进口供给缺乏弹性时，关税下降带来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只能导致进口品价格的提高，或者进口品对国内价格变动更为敏感。在浮动汇率体制条件下，如果国内厂商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国内通货将不得不贬值，从而对进口竞争性产品及其制造商提供新的保护。这样，贬值便抵消了关税下降产生的亲竞争效应［①a］。

正是这样一个悖论，促使国际经济学界探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效应。

（一）竞争政策的贸易效应不容忽视。只有贸易政策而无竞争政策，政策体系是不完整的，其存在的缺陷、漏洞和“盲点”必定会使单一贸易政策行之不远。

（二）贸易政策的竞争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不断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从而有助于改善竞争环境，增进有效竞争，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目标相吻合；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远非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管理贸易政策，当其借助关税、非关税、准入限制、许可限制、反倾销、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和自愿进口限制等手段限制进口竞争时，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通常是豁免于竞争法的，市场进入的独占权及其他授予企业的特权通常在竞争法及其执行机构的管辖之外。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又呈现一定程度的对抗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倾销、反补贴立法，其在执行过程中极有可能保护的是本国低效率的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的。当前，人们要十分警惕打着“保护公平竞争”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公平竞争是要反对的，因为政府通过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竞争，可能会对国外同类企业造成伤害，但决不能允许借口推行保护主义［②a］。

（三）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可以互补。不可否认，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与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也确实存在着边界措施失灵导致的对边界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追逐，从而出现贸易政策力所不逮，尚需竞争政策加以填补的“真空”地带。由于贸易政策或竞争政策作用于对方都可能产生迥然的两极效应，因此，旨在纠正市场扭曲的任何干预，其最优的选择应是搭配使用这两种政策，通过政策组合与协调，最大限度地抑制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和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实行贸易、竞争政策的互动互补。当前从国际层次上讲，需要有竞争政策的多边法则，以消除由于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引起的摩擦。然而，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多边竞争法则？还是有疑义的。首先，经济学家们对产业组织或市场结构的一些重要基本原则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垂直一体化安排到底是亲竞争还是反竞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福利？这些理论上的歧见妨碍着竞争政策的统一。其次，各国竞争法的内容反映其经济运行的特征。以兼并法为例，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从强调效率出发，赞成敌对兼并，而德、日模式强调长期联盟，对敌对兼并持否定态度，何以判断何者更佳？再次，按照“多样性合法”（Diversity-is-legitimate）原则，竞争法的竞争（CompetitionofCompetitionLaw）在目前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最后，只要现实世界还存在国家，便还会有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维护，一国必须能够保护自身免受来自外国公司及其反竞争行为的危害。

三、竞争法规与政策的多边协调

关贸总协定对促进竞争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其诸多条款力图消除对原产地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消除国产品与关税领土内流通的进口品之间的歧视，削减对进、出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以及管理对贸易起扭曲作用的倾销及补贴。体现其促进国际间竞争一面的相关条款包括：（1）第1条：关于对来源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2）第3条：关于本国产品及进口品间的歧视；（3）第11条：关于影响进口品或出口品的数量限制；（4）第16条：关于出口补贴；（5）第6条及乌拉圭回合关于实施第6条、关于补贴及反补贴措施的协定；（6）第17条：关于国营贸易公司所施行的歧视；（7）公共采购协定：关于政府采购机构所施行的歧视；（8）对贸易技术壁垒协定、关于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关于装船前检验及关于进口许可程序的协定；（9）第23条：关于贸易自由化的预期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然而，上述条款在实践中不无缺陷：（1）第1、3条所言的贸易歧视很难量化证实其存在，至于那些非歧视性立法、许可程序、技术标准、产品证明要求，即便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实施，也难以否认其损害市场准入的性质。可见，非歧视性原则适用范围甚窄，而竞争政策涵盖面更宽。（2）第11条，由于第12条同时允许由于国际收支原因而使用配额，进、出口卡特尔亦豁免于此条，且第14条允许放弃非歧视义务（仅适用于进口品间而不是进口品与国产品间），这就使第11条极易流产。（3）就第14条施行而言，第23条允许为补偿出口预期利益的丧失而实施救济，但计量起来困难。（4）关于实施第4条，实际上直接在倾销或补贴地根除反竞争之源要比采用边界税损害消费者更为有效；若要进口国放弃采用边界防范措施，则它必须可以诉诸出口国法院或者出口国有义务阻止倾销或出口补贴，但关贸总协定并未提供上述权利。（5）第17条并不适用于没有特权或独占权的私营企业，故当存在贸易或竞争扭曲时，关贸总协定往往无能为力。（6）第23条不适用于私营企业行为，难以确定应采用的抵消措施的力度。

综上所述，关贸总协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不要求完全消除贸易障碍，意味着寡头们很容易维护其垄断地位，卡特尔有可能合法得以存在；其二，并未涵盖私营企业行为；其三，其法则可能导致次级反竞争效应（如反倾销）；其四，第23条提出的“救济”并不是处理贸易自由化后出口预期利益丧失问题的灵活而有效的工具。

应当承认，关于多边竞争法则的动议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强力冲击及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干扰下，国际社会在不断加强对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加强对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的多边管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会议上，关贸总协定23个原始缔约国便达成协议，力图通过鼓励透明度、各国协商及调解来控制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危害。1954年，有建议致关贸总协定处理私营企业的反竞争行为，随后于1960年达成了关于就此特别通知和协商程序的一个协议。到70年代末，联合国贸发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令各国政府承担义务引入针对国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立法。1986年，发展中国家建议将限制性商业做法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程。1994年10月28日结束的政府间专家小组关于限制性商业做法的会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检查成员国竞争法及政策的覆盖范围及实施情况，分析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竞争的条款，并特别研究了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的若干案例。1995年贸发会议秘书处在《竞争法和政策的范围、内容和执行以及乌拉圭回合各项协定中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乌拉圭回合协议载述的竞争政策条款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国家竞争政策须由国际一级的行为予以补充，以便保护和促进全球市场竞争的活力”。

乌拉圭回合深切地关注着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多边协调问题。从已达成的协定来看，《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规定，当一垄断供应者根据该成员承担的义务，在其垄断权范围之外提供服务时，直接或通过一附属公司进行竞争时，该成员应确保此类供应者没有滥用其垄断地位在其境内采取与此类具体承诺相违背的行动，从而使该协定与竞争政策紧密挂钩。《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货物贸易理事会在该协定生效超过5年之后应审查其活动并酌情提出修改意见，理事会在其审查中应考虑《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是否应补充有关投资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0条指出，成员国一致认为有些限制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证的发放做法或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且可能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规定该协议中任何条款不得阻止成员国在其国家立法中详细规定可能在具体情况下构成滥用知识产权，因而对有关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签发许可证的惯例或条件，或阻止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制这类做法。由此可见，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确实如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政策义务已完全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必将越来越接近。

就区域层次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已有一些关于竞争政策合作的条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目前亦已开始出现竞争政策的双、三边合作，在其杰出人士小组的报告中，建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考虑采纳“以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的现存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欧盟在《欧洲委员会关于增长、竞争及就业》的白皮书中强调应坚决适用竞争法则，指出竞争政策在消除市场刚性以及提高欧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灵活性具有重大作用。欧盟还在其控制兼并的立法中加入了以下新内容：在用于判断兼并运作是否会导致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中，委员会必须考虑来自共同体内外的既存及潜在的竞争，并规定凡在世界范围内的营业额大于5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在共同体内的销售额大于2．5亿欧洲货币单位的公司便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对其加以控制［①b］。

贸易和竞争政策的多边谈判迟早会明确地列入世贸组织的议程，而且随着贸易、投资与各国国内竞争法的摩擦日益增多，多边协调，特别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重任，世贸组织涉及到竞争的一些法律条款必将得到充实与修改。

四、中国的对策

（一）密切关注贸易、竞争政策动向。目前关于制定统一的竞争政策的论争呈三足鼎立：贸易专家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欲借此弥补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之不足；竞争当局则注重信息的绝密性，强调以合作方式进行协调；折衷的一方则主张逐步向多边协调体制迈进。但如前所述，基本的趋向仍是要将竞争政策的协调统一纳入世贸组织的议程，使之成为下一轮多边谈判的热点议题。不能不看到，由于我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不能直接参与多边协议的谈判与制定工作，也不能享受多边协议赋予的权利，这必然会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应密切注意贸易、竞争政策的发展动态，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双边接触等各种场合、渠道表达中国的有关立场和观点，对涉及我国切身利益的这一多边决策进程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以积极态度对待、参与关于竞争的国际法则、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发展中国家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伊始便主动倡导开展竞争政策的讨论，估计新一轮多边谈判纳入竞争政策议题仍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竞争政策本质上属于国内政策，国际社会统一制定竞争政策意味着各国竞争法规立法权或竞争政策决策权的部分让渡，发展中国家直面这一问题实属可贵。多边竞争法规在南北双方合力推进下有可能领先于南北“顶牛”的劳工、环境标准的制定，但其整体上仍远未达到某些多边环保标准（如ISO14000）水平。

（三）关于竞争法规、政策的境外执行问题。可以预言，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反贴补协定、第23条等将被进一步修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关于竞争法的境外执行引起的争端的调解工作。欧盟一贯坚持凡判决在其境内执行的，它便具有管辖权，则美国最高法院1993年6月判决伦敦劳埃德违犯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些都不过是单边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的一个侧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及其执法上的不同无疑将加剧相关的摩擦，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捍卫我国的立法司法主权，坚持国际礼让原则，同时亦应积极参与相关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做到有理有据，立足国情，讲求策略。我们认为，似可建立类似巴黎公约那样的国际协定，解决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以此作为整体行动的第一步。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法规或政策。竞争法规、政策的完善是中国与国际经济全方位接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的契入点。虽然我国已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中包含有反行政垄断的条款，但还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规。为统一市场交易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为合法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应加快反垄断法的出台工作。在外国大型、巨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权力的背景下，反垄断法规的设立尤为必要。限制性商业做法一向是跨国公司惯用伎俩，要谨防外商以种种不合理的条件作为来华投资的前提，进一步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立法。此外，鉴于目前对我国的反倾销之诉日趋增多，为捍卫我国的正当利益，亦应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随着跨国资本流动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商标、专利、技术转让许可方面的法规建设也迫在眉睫。

（五）用“公正、公平、竞争”精神和原则重构外贸体制和政策体系。在外贸领域引入适度竞争，削弱垄断程度，可以改善市场结构，增强有效竞争，获得亲竞争效应。竞争胜于垄断，效益出自竞争。没有竞争（包括国际竞争），就没有外贸的效益型增长。随着对外经贸权更大面积的下放和越来越多工业企业、科研院所自营出口，国家专业进出口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有助于建立外贸领域新的竞争秩序，有助于外贸企业将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多头对外，盲目竞争。

（六）积极谨慎地参与市场准入谈判。竞争政策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市场准入问题。我们应立足各行业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循序对等开放市场。我国已有对外竞争力的行业部门应鼓励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目前尚欠竞争力又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则要循序渐进，逐步开放。无论在多边区域还是双边层次上制定竞争政策，最终均要服务于中国企业、产业和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责任编辑张宝珍）

①aR·凯曼尼：《竞争和贸易政策的耦合》，《国际商务律师》1995年11月号。

竞争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农业竞争力公共政策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竞争政策范文篇5

一、OECD税收竞争有害论的提出

税收竞争作为政府的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到底在何时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很难考究了。但是，有关税收竞争的经济学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查尔斯·蒂博（CharlesTiebout）于1956年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所作的一项研究。[2]不过，税收竞争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为人们所广泛讨论，却是在1998年OECD提出的重要报告之后。

OECD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共包括30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都是其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就曾通过降低税收的手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后来的英国、爱尔兰等国也随即效仿，从而掀起了税收竞争的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也纷纷降低税率，以吸引外国资本。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投资。许多高税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减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OECD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避税港的税收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1996年5月，OECD成员国部长会议要求OECD组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制由于避税港有害的税收竞争而造成的对投资和融资决策的扭曲效应以及对侵蚀国家税基的影响。1998年，OECD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为《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该报告界定了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以抵制有害税收竞争。OECD认为，有害的税收竞争措施一般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3]（1）无实际税率或者实际税率很低；（2）实行“栅栏”（“ring-fencing”）政策。所谓“栅栏”政策，是指一国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仅允许非当地居民享受。其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明示或默示地规定居民纳税人不得利用其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是明示或默示地禁止从该税收优惠政策中受益的企业在其国内市场营业。[4]（3）缺乏透明度。（4）缺乏实际的税收情报交换。OECD还进一步界定了避税港的主要特征，即识别避税港的因素：（1）没有或仅有名义上实际税率；（2）缺乏有效的税收情报交换；（3）缺乏透明度；（4）没有真实经济活动的要求。[5]

为了确保1998年报告得到真正实施，OECD理事会对成员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对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认为OECD成员国中实施的47种税收竞争措施都具有潜在有害性，并且具体列出与此有关的一些机构的名字，如比利时协调中心、匈牙利海外运作公司、卢森堡财政部，等等。[6]OECD规定，这些机构的有害税收竞争措施必须在2003年4月以前消除。[7]

二、欧盟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及其发展沿革

由于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都是OECD成员国，因此，他们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跟OECD相似，而且他们在1997年就通过了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准则。[8]2001年7月11日，欧盟发起了一场对国家援助（stateaid）进行调查的运动，矛头直指8个欧盟成员国的11项企业税收制度。因此，可以说这场运动加剧了欧盟内部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势头。他们首先调查那些和欧共体条约不一致的税收制度是否构成国家援助。如果构成，那么，该国家援助就必须停止执行；如果国家援助已经“支付”，那么必须立即从受益人那里收回。卢森堡金融公司的税收待遇和荷兰为国际融资活动实行的特殊财政制度都属于这次被调查之列。欧盟还建议另外四个成员国立即修正其税收制度，以便与欧盟原则保持一致，否则，欧盟就可以按正规的公开程序对它们进行调查。

实际上，受欧洲竞争法观念的影响，对于实施竞争性税收政策，欧盟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就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欧盟的前身，即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3年。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欧共体条约”，也称为“罗马条约”）[9]中就有两个条款跟欧盟成员国制定税收政策密切相关。条约第100条规定，如果一成员国的税收立法将影响到其他成员国的国内税收政策，那么，该项税收立法就必须取得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即所谓的一致同意要求（unanimityrequirement）。而条约第87条则禁止成员国制定具有反竞争性以及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国内税收政策，禁止以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方式强制执行中立的税收政策。根据第100条，理事会在取得欧盟委员会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并在征求欧洲议会以及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意见后，应当指令，以便其他成员国使其制定的直接影响到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行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跟其保持一致。由于成员国的国内税收政策也属于第100条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任何影响国内税收政策的立法措施（包括公司税率）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而根据该条约第87条和90条，成员国不得制定或者强制执行最终导致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国内税收政策。根据第90条规定，一成员国可以对其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公民、公司及其他单位征税。而第87条则通过禁止反竞争性或歧视性国家援助的方式，对成员国的征税能力加以限制。只要存在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税收政策，受害方就可以在实施国的国内法院或者在欧洲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或者衡平诉讼。[10]1990年，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OnnoRudding）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以设计一套旨在消除共同市场内扭曲行为的具体措施。[11]该委员会发现，外国投资商在各成员国所承担的税负存在很大差异，而且税收因素是投资商作出商业决策时唯一考虑的因素。于是，该委员会在1992年的报告中呼吁制定一个《直接商业税收行为准则》，并在报告中罗列了各成员国构成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7条规定的反竞争性或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各种行为类型。这个准则在1997年终于获得欧洲委员会通过，从而成为欧盟关于公司税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协议。该行为准则列举了认定某一税收措施是否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7条的5项标准：

根据《行为准则》应当避免或逐步消除的公司税收激励措施指的是这样一些制定法规则：（1）只适用于非居民；（2）与国内市场相分离（ring-fencedt

hedomesticmarket），以使其国内税基不受其影响；（3）其赋予不要求在成员国内有任何真实的经济活动或者实质性的经济存在；（4）背离国际公认的税收原则；（5）在行政层面上以某种不透明方式放宽松了。[12]

根据该行为准则，跟第87条规定相左的所有国内税收措施必须在2002年之前逐步取消。但要在此之后确定是否存在歧视性措施或行为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各成员国只要将其税收优惠措施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在其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就能够在不违背第87条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实质性的税收优惠。[13]例如，将某个低税率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司，而不考虑他们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何区别，也不考虑他们在国内的主要经营场所，那么这一税收措施就不大可能被认为具有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同样，表面上中立的税收措施如果不是以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的方式执行的，那么也不会得到反对。因此，一个通常可以适用的低税率就有可能避免受到违反第87条的指控。[14]

因此，欧盟各国一直将公司税率的协调作为欧洲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之一，[15]目的是通过建立完全一样的税基、税率和税制，以实现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欧盟认为，确立最低公司税将有助于消除税收对企业做出经营决策时的影响，从而建立一个平等争夺外国投资的竞技场所（alevelplayingfield）。如果没有一个最低公司税率，那么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就会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其税率，从而牺牲其用于社会项目的投资，以获得外国投资。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关税收竞争的危害性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税收协调，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一个最低的公司税率。[16]

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表示，他相信对公司税收进行协调就如同适用同一种货币，在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17]他觉得，为了避免在同一市场内扭曲竞争，避免在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税收协调是有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欧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即将实现，但是在是否要建立最低公司税率方面却存在很大争议。德国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觉得有的国家（如爱尔兰）只从欧盟接受资助，从而可能进行税收倾销（taxdumping），因而是不能接受的。[18]这一点很有说服力，因为爱尔兰每年从欧盟接受的资助高达67亿爱尔兰镑，占其GDP的4％—7％。[19]不过，尽管德国的理由非常充分，但是爱尔兰还是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00条规定的一致同意规定多次挫败了建立欧盟最低公司税率的努力。[20]

「注释」

[1]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1998.

[2]CharlesTiebout，“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56，pp.416–24.

[3]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pp.26–30.

[4]Ibid，pp.26–28.

[5]Ibid，pp.22–24.

[6]See：“OECDReportsonHarmfulTaxJurisdictions”，publishedintheWorldwideTaxDailyas2000WTD124-11orDoc2000-17602（原文为31页），June26，2000.

[7]OECD，TowardsGlobalTaxCo-operation：ProgressinIdentifyingandEliminatingHarmfulTaxPractices，2000.

[8]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97）564final（AdoptedDec.1，1997）。

[9]《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为《罗马条约》，于1957年3月25日通过，1958年1月1日正是生效。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罗马条约》进行了修订，并成立了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共体最初只有六个成员国；欧盟成立时，成员国扩大到12个，现在已经在扩大到25个，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0]SeeFrancovichv.Italy，CaseC-6and9/90[1991]ECR1–5357；[1992]IRLR84.SeealsoECTreaty，Art.87.

[11]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2]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3]同前注。

[14]同前注。

[15]PhillipO.Figura，“EuropeanUnionTaxRateHarmony：AnUnattainableandDetrimentalGoal”，NewEng.JournalofInt‘lComp.Law，Vol.8：1.p.134.

[16]See：Spencer，OECDReportCracksDownonHarmfulTaxCompetition，9JOIT26（July1998），discussingtheOECD‘sreportonHarmfulTaxCompetiti

on：AnEmergingGlobalIssue，whichtheOECDCouncilapprovedonApril9，1998.

[17]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也是公司税收独立专家委员会（CommitteeofIndependentExpertsonCompanyTaxation）主任；他是第一个提出税收协调主张的人。1992年，他向欧共体建议在2000年前分三步走：消除对跨边界收入的双重征税，对公司税加以协调，以及成员国之间在其他税收问题上具有更多的透明度。参见：EuropeanReport，CompanyTaxation：RudingReportRecommendsMinimumDegreeofHarmonization，E.R.No.1754（Mar.21，1992）。

[18]Editorial，StrawintheGermanWind，TheIrishTimes，Nov.30，1998，at17.爱尔兰从欧盟体制与团结基金会（EuropeanUnion‘sStructuralandCohesionFunds）以及国际爱尔兰基金会（InternationalFundforIreland）接受财政资助。

竞争政策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个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Marketisgoodbutnotenough;Governmentisnoteverythingbutakeysomething"(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新政府—市场观”是相对于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的。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对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小，一国的经济政策给其他国家经济福利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可能被忽略。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别国的政策和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改进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带来不可忽略的外部性影响。一国政府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别国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与世界性市场的关系，必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提高本国(主要是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因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主权国家的政府职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如WTO原则)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行提出了种种限制;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策略从以往的产业政策转变为开放竞争的策略;由于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熏摹声面)，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政府政策的针对范围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场范围由一国市场扩展到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政策范围也相应扩大。三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政府从以往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行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相关的别国政府政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是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职能复杂的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其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对一国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其执行构成制约。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也为各国政府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为解决老问题、迎接新挑战，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不少行政改革方案，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其着力点都是力图通过政府改革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立足于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公共管理(特别是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公共管理)应能体现以下变化(毛寿龙等，1998;唐琦玉，2003):(1)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政府应改变过去只关心投入而不关心产出的做法，强调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2)强调顾客导向。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有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应以公民的需求为考虑，强调对顾客负责，并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3)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主张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提供公共服务;使民间机构与政府共同生产，提供多种选择机会。(4)授予权能。政府应给予公共管理者以一定的权限来完成任务，必须使公共管理者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同时也包含着对错误的容忍。(5)创新与改革。创新乃是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政府应打破传统结构惯性，活化官员思维，允许公共管理者运用各种创新策略达到管理目标。

三、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竞争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提供的报告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容乐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IMD评价体系中，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指标有68项。我国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价格质量比、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究开发支出、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管理人员对国际商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均处于排名较后甚至最后的位置，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竟争力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与此同时，我国己经加入了WTO，我国的企业须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参与竞争。加入WTO对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机遇的把握有赖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挑战则是直接而现实的。就挑战而言(勾学辉，2001)，一是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的放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坎的降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势就更大，并且大多具有丰富的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验。二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方面差距更大。三是某些支柱产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技术装备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进口替代，但基础元器件及工作母机、电子通讯、重化工业等尚未完成进口替代，最易受到进口的冲击。四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机制转换不彻底，企业的组织结构远远不适应新的挑战。

新的形势不仅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我国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提出种种要求(课题组，2001)。一是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三是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四是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四、深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正在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主流。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新政府—市场观指导下，不仅完成了市场型企业的改革，而且正在进行政府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在深刻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政府—市场观在我国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竞争政策范文篇7

一、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

当今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厂商同时在诸多不同市场以不同方式开展激烈的竞争。

各国市场间的资源配置不仅受到各国贸易政策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各国竞争政策的作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正共同作用于各国资源的配置。那么，究竟什么是竞争政策？它又是怎样影响着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竞争态势的？

贸易政策致力于国际贸易障碍的清除，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高；而竞争政策旨在通过清除或控制一国市场内限制性商业做法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流畅顺达。所谓限制性商业做法（RestrictiveBusinessPractices），是竞争解决的实质问题和关注对象，也是扭曲贸易和竞争格局的症结所在。1980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达成的《管制限制性商业做法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将其界定为：“凡是企业具有下述行径和做法，即通过滥用或谋取滥用市场权力的支配地位，以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宜地限制竞争，从而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或通过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协议或安排，造成同样影响的，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做法”。具体来说，影响国际贸易与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有：（1）国际卡特尔与邻国既有或潜在的竞争者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如地域市场分割协定，价格或数量协定等；（2）跨国公司以独占或排他性经营权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以此建立其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市场的权力；（3）生产者与大多数的经销商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使外来进入困难；（4）厂商间的合同安排或垂直分工阻止国内外投入品新来源的发展；（5）大厂商通过兼并或收购，对运作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6）滥用反倾销、反贴补法令，以保护公平竞争为由，阻止外来商品竞争；（7）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串谋定价。这里所列举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府所为，也有企业之举。

当前对竞争政策的关注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跨国公司将产品制造过程安排在不同区位完成时，行销国外比重的增大使市场准入成为各国生产者关心的问题；而伴随贸易自由化进程，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使竞争加剧，企业便日益用限制性商业做法保护自己。于是，各国在制定旨在改进国际资源配置，保护国际公平竞争的政策时，开始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相对吸引力的当地政策，以及那些影响市场准入条件的准入政策。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不尽完善，仅涉及政府当局关于商品贸易的公共政策，并不适用于私营厂商及其行为。各国竞争立法上的差异引起经济利益分割的冲突，形成不公平竞争的另一来源；而一国竞争法在境外执行时还可能遇到侵犯别国主权之类的敏感问题。

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在以下6个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

（一）反倾销立法。关贸总协定第六条规定，当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进行贸易时，若因此而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受到谴责。但何谓正常价格？何为“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量化上的困难极易引起贸易摩擦。该条款还规定可以采取抵消措施，但并不明言禁止倾销，国内寡头企业可以利用此项规定抵制国外倾销，自身却可在国内低价销售。该条款给国内寡头以可乘之机，使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抵。

（二）管理贸易安排。就目前最盛行的三种管理贸易安排而言，“自愿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销售安排”旨在保住现有出口市场份额，而“自愿进口扩张”旨在开辟新的进口市场。但三者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在特定市场上分享份额，这些安排都是不透明的，无从知道该市场份额是否是外国厂商期望持有的最低份额，也不知道这些安排是否会变为永久性质，第三方无法准确地量化和评估这些安排的效应，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遏制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例如，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往往冻结销售数量与价格，自愿出口限制以损失进口国福利为代价，它们都不利于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而且，这些管理贸易安排很可能被某些厂商滥用，他们力图获取官方安排来压制竞争，以捞取更大的好处：可以利用官方批准的公司会晤，暗中签订附加协定而无需让政府知悉；进口竞争性厂商可以利用谋取官方安排的机会胁迫国外厂商就范，为各种形式的合谋留下余地；官方批准的安排所提供的监督机制，恰好有助于保留卡特尔的存在。这种种利益的驱动将管理贸易安排变成压制竞争的工具，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再次相冲撞。

（三）垂直一体化安排。这种安排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从积极方面来讲，在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产品制造工艺与过程日趋复杂，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独立厂商间的垂直一体化合作协定有助于促进供需方之间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的流动和互换。当收益不确定，需有长远投资时，垂直安排更是运作自如。从消极方面来讲，摒弃了开放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排斥了市场内的其他厂商，从而具有反竞争因素。在允许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里，市场准入更难，垂直一体化的各个成员企业容易抱团排外，在营造本地竞争优势的同时，将他国厂商置于劣势地位。

（四）水平一体化安排。提高生产效率或加速技术创新的水平一体化合作协定可以加强竞争体制授予的本地优势，单个厂商难以独立消化的研究开发、职工培训等成本将得以由众多伙伴分担。但问题在于，许多水平一体化安排常常规定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或者纯粹为了市场份额的分配。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反竞争的，进、出口卡特尔以及旨在瓜分市场的跨国协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五）政府干预。政府的补贴或赋税能够增强或削弱当地企业的优势，而要判断补贴是矫正市场还是扭曲市场实属不易，况且即便是为矫正市场扭曲的补贴或援助亦可能影响各国间的贸易和竞争。关贸总协定第16、6和23条均涉及政府的干预行为，然而政府在衡量正常价值，评估技术进步条件下损失的预期收益时颇具难度，采取干预措施往往缺乏准确的计量依据。而且，由于第6条许可单方采取未经关贸总协定批准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行为，争端解决过程随时可能被任何一方打断。

（六）政府立法。政府制定的法规也有可能成为贸易壁垒。例如，当一国技术标准或立法规定的具体工艺流程更易为本国厂商实施，或者其规定的投入品更易为当地厂商获得时，便将成为市场准入的屏障。人们通常很难界定什么是能够给予当地优势的法令，也很难制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歧视性的禁止市场准入的法令，这些界定及立法上的客观问题令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难以吻合。

二、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

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贸易自由化是促进竞争的。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亲竞争效应可能有所夸大。构筑这样一个模型：当进口供给缺乏弹性时，关税下降带来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只能导致进口品价格的提高，或者进口品对国内价格变动更为敏感。在浮动汇率体制条件下，如果国内厂商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国内通货将不得不贬值，从而对进口竞争性产品及其制造商提供新的保护。这样，贬值便抵消了关税下降产生的亲竞争效应［①a］。

正是这样一个悖论，促使国际经济学界探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效应。

（一）竞争政策的贸易效应不容忽视。只有贸易政策而无竞争政策，政策体系是不完整的，其存在的缺陷、漏洞和“盲点”必定会使单一贸易政策行之不远。

（二）贸易政策的竞争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不断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从而有助于改善竞争环境，增进有效竞争，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目标相吻合；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远非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管理贸易政策，当其借助关税、非关税、准入限制、许可限制、反倾销、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和自愿进口限制等手段限制进口竞争时，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通常是豁免于竞争法的，市场进入的独占权及其他授予企业的特权通常在竞争法及其执行机构的管辖之外。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又呈现一定程度的对抗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倾销、反补贴立法，其在执行过程中极有可能保护的是本国低效率的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的。当前，人们要十分警惕打着“保护公平竞争”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公平竞争是要反对的，因为政府通过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竞争，可能会对国外同类企业造成伤害，但决不能允许借口推行保护主义［②a］。

（三）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可以互补。不可否认，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与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也确实存在着边界措施失灵导致的对边界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追逐，从而出现贸易政策力所不逮，尚需竞争政策加以填补的“真空”地带。由于贸易政策或竞争政策作用于对方都可能产生迥然的两极效应，因此，旨在纠正市场扭曲的任何干预，其最优的选择应是搭配使用这两种政策，通过政策组合与协调，最大限度地抑制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和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实行贸易、竞争政策的互动互补。当前从国际层次上讲，需要有竞争政策的多边法则，以消除由于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引起的摩擦。然而，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多边竞争法则？还是有疑义的。首先，经济学家们对产业组织或市场结构的一些重要基本原则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垂直一体化安排到底是亲竞争还是反竞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福利？这些理论上的歧见妨碍着竞争政策的统一。其次，各国竞争法的内容反映其经济运行的特征。以兼并法为例，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从强调效率出发，赞成敌对兼并，而德、日模式强调长期联盟，对敌对兼并持否定态度，何以判断何者更佳？再次，按照“多样性合法”（Diversity-is-legitimate）原则，竞争法的竞争（CompetitionofCompetitionLaw）在目前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最后，只要现实世界还存在国家，便还会有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维护，一国必须能够保护自身免受来自外国公司及其反竞争行为的危害。

三、竞争法规与政策的多边协调

关贸总协定对促进竞争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其诸多条款力图消除对原产地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消除国产品与关税领土内流通的进口品之间的歧视，削减对进、出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以及管理对贸易起扭曲作用的倾销及补贴。体现其促进国际间竞争一面的相关条款包括：（1）第1条：关于对来源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2）第3条：关于本国产品及进口品间的歧视；（3）第11条：关于影响进口品或出口品的数量限制；（4）第16条：关于出口补贴；（5）第6条及乌拉圭回合关于实施第6条、关于补贴及反补贴措施的协定；（6）第17条：关于国营贸易公司所施行的歧视；（7）公共采购协定：关于政府采购机构所施行的歧视；（8）对贸易技术壁垒协定、关于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关于装船前检验及关于进口许可程序的协定；（9）第23条：关于贸易自由化的预期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然而，上述条款在实践中不无缺陷：（1）第1、3条所言的贸易歧视很难量化证实其存在，至于那些非歧视性立法、许可程序、技术标准、产品证明要求，即便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实施，也难以否认其损害市场准入的性质。可见，非歧视性原则适用范围甚窄，而竞争政策涵盖面更宽。（2）第11条，由于第12条同时允许由于国际收支原因而使用配额，进、出口卡特尔亦豁免于此条，且第14条允许放弃非歧视义务（仅适用于进口品间而不是进口品与国产品间），这就使第11条极易流产。（3）就第14条施行而言，第23条允许为补偿出口预期利益的丧失而实施救济，但计量起来困难。（4）关于实施第4条，实际上直接在倾销或补贴地根除反竞争之源要比采用边界税损害消费者更为有效；若要进口国放弃采用边界防范措施，则它必须可以诉诸出口国法院或者出口国有义务阻止倾销或出口补贴，但关贸总协定并未提供上述权利。（5）第17条并不适用于没有特权或独占权的私营企业，故当存在贸易或竞争扭曲时，关贸总协定往往无能为力。（6）第23条不适用于私营企业行为，难以确定应采用的抵消措施的力度。

综上所述，关贸总协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不要求完全消除贸易障碍，意味着寡头们很容易维护其垄断地位，卡特尔有可能合法得以存在；其二，并未涵盖私营企业行为；其三，其法则可能导致次级反竞争效应（如反倾销）；其四，第23条提出的“救济”并不是处理贸易自由化后出口预期利益丧失问题的灵活而有效的工具。

应当承认，关于多边竞争法则的动议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强力冲击及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干扰下，国际社会在不断加强对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加强对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的多边管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会议上，关贸总协定23个原始缔约国便达成协议，力图通过鼓励透明度、各国协商及调解来控制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危害。1954年，有建议致关贸总协定处理私营企业的反竞争行为，随后于1960年达成了关于就此特别通知和协商程序的一个协议。到70年代末，联合国贸发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令各国政府承担义务引入针对国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立法。1986年，发展中国家建议将限制性商业做法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程。1994年10月28日结束的政府间专家小组关于限制性商业做法的会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检查成员国竞争法及政策的覆盖范围及实施情况，分析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竞争的条款，并特别研究了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的若干案例。1995年贸发会议秘书处在《竞争法和政策的范围、内容和执行以及乌拉圭回合各项协定中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乌拉圭回合协议载述的竞争政策条款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国家竞争政策须由国际一级的行为予以补充，以便保护和促进全球市场竞争的活力”。

乌拉圭回合深切地关注着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多边协调问题。从已达成的协定来看，《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规定，当一垄断供应者根据该成员承担的义务，在其垄断权范围之外提供服务时，直接或通过一附属公司进行竞争时，该成员应确保此类供应者没有滥用其垄断地位在其境内采取与此类具体承诺相违背的行动，从而使该协定与竞争政策紧密挂钩。《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货物贸易理事会在该协定生效超过5年之后应审查其活动并酌情提出修改意见，理事会在其审查中应考虑《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是否应补充有关投资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0条指出，成员国一致认为有些限制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证的发放做法或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且可能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规定该协议中任何条款不得阻止成员国在其国家立法中详细规定可能在具体情况下构成滥用知识产权，因而对有关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签发许可证的惯例或条件，或阻止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制这类做法。由此可见，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确实如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政策义务已完全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必将越来越接近。

就区域层次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已有一些关于竞争政策合作的条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目前亦已开始出现竞争政策的双、三边合作，在其杰出人士小组的报告中，建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考虑采纳“以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的现存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欧盟在《欧洲委员会关于增长、竞争及就业》的白皮书中强调应坚决适用竞争法则，指出竞争政策在消除市场刚性以及提高欧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灵活性具有重大作用。欧盟还在其控制兼并的立法中加入了以下新内容：在用于判断兼并运作是否会导致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中，委员会必须考虑来自共同体内外的既存及潜在的竞争，并规定凡在世界范围内的营业额大于5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在共同体内的销售额大于2．5亿欧洲货币单位的公司便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对其加以控制［①b］。

贸易和竞争政策的多边谈判迟早会明确地列入世贸组织的议程，而且随着贸易、投资与各国国内竞争法的摩擦日益增多，多边协调，特别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重任，世贸组织涉及到竞争的一些法律条款必将得到充实与修改。

四、中国的对策

（一）密切关注贸易、竞争政策动向。目前关于制定统一的竞争政策的论争呈三足鼎立：贸易专家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欲借此弥补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之不足；竞争当局则注重信息的绝密性，强调以合作方式进行协调；折衷的一方则主张逐步向多边协调体制迈进。但如前所述，基本的趋向仍是要将竞争政策的协调统一纳入世贸组织的议程，使之成为下一轮多边谈判的热点议题。不能不看到，由于我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不能直接参与多边协议的谈判与制定工作，也不能享受多边协议赋予的权利，这必然会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应密切注意贸易、竞争政策的发展动态，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双边接触等各种场合、渠道表达中国的有关立场和观点，对涉及我国切身利益的这一多边决策进程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以积极态度对待、参与关于竞争的国际法则、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发展中国家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伊始便主动倡导开展竞争政策的讨论，估计新一轮多边谈判纳入竞争政策议题仍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竞争政策本质上属于国内政策，国际社会统一制定竞争政策意味着各国竞争法规立法权或竞争政策决策权的部分让渡，发展中国家直面这一问题实属可贵。多边竞争法规在南北双方合力推进下有可能领先于南北“顶牛”的劳工、环境标准的制定，但其整体上仍远未达到某些多边环保标准（如ISO14000）水平。

（三）关于竞争法规、政策的境外执行问题。可以预言，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反贴补协定、第23条等将被进一步修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关于竞争法的境外执行引起的争端的调解工作。欧盟一贯坚持凡判决在其境内执行的，它便具有管辖权，则美国最高法院1993年6月判决伦敦劳埃德违犯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些都不过是单边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的一个侧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及其执法上的不同无疑将加剧相关的摩擦，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捍卫我国的立法司法主权，坚持国际礼让原则，同时亦应积极参与相关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做到有理有据，立足国情，讲求策略。我们认为，似可建立类似巴黎公约那样的国际协定，解决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以此作为整体行动的第一步。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法规或政策。竞争法规、政策的完善是中国与国际经济全方位接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的契入点。虽然我国已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中包含有反行政垄断的条款，但还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规。为统一市场交易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为合法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应加快反垄断法的出台工作。在外国大型、巨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权力的背景下，反垄断法规的设立尤为必要。限制性商业做法一向是跨国公司惯用伎俩，要谨防外商以种种不合理的条件作为来华投资的前提，进一步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立法。此外，鉴于目前对我国的反倾销之诉日趋增多，为捍卫我国的正当利益，亦应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随着跨国资本流动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商标、专利、技术转让许可方面的法规建设也迫在眉睫。

竞争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竞争力公共政策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竞争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WTO；反倾销制度；贸易保护主义：竞争政策

一、WT0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关联

(一)WTO的反倾销制度WTO现行反倾销制度由GATrl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定》以及部长决定与宣言对其所作的解释与补充规定所组成。WTO《反倾销协定》是WTO现行反倾销法中最主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守则只对签约方产生效力有所不同，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方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守则大得多。WTO《反倾销协定》还明确规定WTO各成员方应确保其国内的反倾销法与其相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各国反倾销措施的约束和各国反倾销法的规范和统一。WTO《反倾销协定》基本上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以及1979年《反倾销守则》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但同时在一些方面也作了较大的变动。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倾销有害论”，其逻辑是：倾销是有害的，因此，反倾销就是合理、必要的。WTO规则认为反倾销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定的制裁措施，抵消因出口国的国际差价销售行为而对进口国国内同行业造成的严重损害，为此，要采取反倾销措施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即产品存在倾销；倾销造成对进口国同类产业的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威胁，或严重阻碍进口国某新兴产业的建立；倾销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对这种倾销，进口国可以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保护措施。

(二)WI-O的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是WTO的新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WTO的许多最新议题，包括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与环境问题、贸易与劳工标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贸易便利措施、贸易与发展等等，它们均与竞争政策存在密切关系。事实上，竞争政策比现有WTO规则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本质，并且更具有广泛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现有WTO规则是竞争的具体表现。通常认为，竞争政策是促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因此，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关于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系，按照WTO贸易与竞争工作组的观点，竞争“政策”的概念包括竞争法律，也包括旨在促进国内经济竞争的其他各项措施，例如部门规章和私有化政策。因此，这种广义上的竞争政策比竞争法在范围上要广泛，它包括放松经济管制、促进竞争自由和市场开放的各项政策，其可以体现为综合竞争法、含有竞争规则的部门法规或其他由政府所采取的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但是，竞争政策无疑是以竞争法为核心的，因为竞争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法律化的经济政策或者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竞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有关具体的法律为基础的，或者说这些法律本身就属于竞争政策的内容。”“竞争政策”这一术语，最初也是作为欧洲经济学家们对有关竞争法规提供给政府某些干预与规范竞争性市场活动重要工具的总称，而后为各国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的。在国际经济学界，经典的竞争政策也常常被定义为一组针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法规。在狭义上，人们还往往将竞争政策就等同于竞争法，本文对两者一般也不作严格的区分，视情况分别使用或者并用。

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目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决定了WTO的政策目标和法律体系必须包括竞争政策，否则就是不完整的。由于WTO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它所制定的竞争规则可以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的接受，因此，国际上一些组织和学者很自然地期望能在WTO框架下建立国际竞争的规则，而WTO也确实在尝试着为此作出某种努力。长期以来，在贸易与竞争政策问题上，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存在重大分歧。发展中成员坚持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而OECD多年来一直按照它的“竞争法和政策委员会”的框架来处理该问题。但是，上述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性。而WTO中关于竞争政策问题的工作多年以来主要是针对具体贸易政策问题作出具体反应，而对这一问题并不在总体上加以考虑，迄今为止，WTO协定框架之下尚不存在一项全面的、有关竞争原则的协定，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的各项协定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与竞争政策相关联。有鉴于此，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WTO部长级会议上，设立了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关系的工作组，以研究贸易和竞争政策。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宣言》决定：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就谈判模式达成明确一致的基础上，在该届部长级会议后就关于竞争政策的多边框架进行谈判。但是，坎昆会议并未就竞争政策达成任何成果，而且谈判最终也因各成员对竞争政策等“新加坡议题”的分歧太大而破裂。然而，正如《多哈宣言》所指出那样，“我们必须在某些关键领域进行更多的工作”，采取必要行动进一步推动WTO竞争政策的发展。虽然迄今在WTO的框架下有关竞争政策的谈判还未真正开始，但是由于国际上存在着协调竞争政策的要求，而WTO又是协调各国竞争政策的最合适的场合。可以预测，在WTO框架下建立国际竞争政策是必然的趋势，相关的谈判只是迟早的事。

(三)二者的关联性竞争法或竞争政策之目的在规范竞争，但在传统上是被用来规范一个市场内的竞争关系；反倾销制度亦可称是规范竞争，但基本上是在规范不同市场间之竞争。二者在最初制度产生之时，是为处理不同之事实，然而，当世界贸易大量成长，跨国性企业亦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法传统上互不跨越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法或竞争政策在许多领域内，常有重叠规范之关系。WTO反倾销制度通过抑制和消除国际贸易中产品低价倾销给进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和损害威胁，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一国竞争政策或竞争法通过抑制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生产。从根本上而言，二者皆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这就决定了无论作为国内单边规则的反倾销制度还是多边贸易规则的WTO反倾销制度都应与竞争政策或竞争法兼容互补，并行不悖。一方面，反倾销制度的实施消除不公平竞争行为，促进竞争；另一方面，竞争政策或竞争法的执行可以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减少倾销的发生。

二、WTO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冲突

(一)倾销判定标准的冲突作为WTO反倾销制度的“纲”，1994年关贸总协定(GATrl994)第6条规定，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经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实质性阻碍，则构成倾销。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也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可见，倾销的认定标准是出口价低于正常价值。而用以计算正常价值的可比价格根据不同情形包括三种情况，即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出口到第三国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推算(结构)价格。而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中，其对低价销售的竞争行为的规制仅限于所谓掠夺性定价行为，即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掠夺性定价行为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其主体还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事实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也是难以达到掠夺性定价目的的，即使实施也往往不会产生反竞争的效果。因此，在竞争法中认定掠夺性定价行为违法的标准是：客观上有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的行为，主观上有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主体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否则，即使低于成本价格，竞争法也不予禁止，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第2款规定了四种虽属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但不违法的情形。

在国际贸易中，国内外的价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稳定而相互分割的市场上，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根据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市场的需求弹性，分别制定不同的价格。出口市场的需求弹性高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弹性必然导致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同样，出口市场的需求弹性高于第三国市场的需求弹性必然导致出口价格低于第三国市场的价格。而且，依据会计学的观点，企业按照平均总成本而非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只要价格高于平均总成本，企业就有利可图。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由于固定成本已经支出，通过继续经营而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倾销是不公平和不正当的观点主要是从进口国的角度提出来的，其论点逐渐受到质疑。现代经济分析中许多学者已经倾向于兼顾从出口国的角度把倾销作为公司战略的一个方面而加以分析。W.J.Ethier把倾销纳入到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关于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的战略分析中，认为倾销是需求不确定和要素市场失衡情况下对失业要素在两国相关产业间进行调整的一种替代方法。他同时分析了低于成本的倾销问题。既然是作为公司的销售策略，因此，倾销就不一定意味着不公平。[s]R.M.Bierwagen认为，差价销售作为公司销售策略，属于市场竞争中比较优势的范畴，谈不上不公平；低价倾销会造成进口国相同行业的销量下降、经营战略受挫和劳动就业率差等损害，但它对消费者和中间生产人有益，这种冲击或影响与外国非倾销式低价产品的冲击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对差价销售的认识已日益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所接受。L.Deleon认为，以低于母国市场价格销售的出口产品，不一定就是不公平，反而是一种竞争的健康战略。M.Kostecki还按动机把倾销分为8种类型，指出除了掠夺性倾销外，其余倾销均能找到正当理由。因此，笼统地把倾销说成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不对的。显然，这里的违法(构成倾销)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以市场机制下的竞争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符合市场机制的竞争(价格竞争)行为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行为。因此，除了掠夺性定价的情形外，反倾销制度将“非掠夺性”的低价销售行为也认定为违法，这是一种反竞争的行为，从而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产生冲突。

(二)保护对象的冲突竞争法的保护对象是保护竞争，维护以消费者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而反倾销法的保护对象是保护竞争者，维护国内生产者或劳工的利益。依据WTO反倾销制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要件之一便是对进口国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显然，反倾销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或企业，也就是保护国内特定的竞争者，正如波斯纳曾指出的：“实际引发反倾销、反补贴税和其他针对外国生产者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措施的考虑，远远不仅是对掠夺性定价的关注，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免受真正低成本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不论外国生产者的成本是否是由低薪金、低污染控制和其他管制成本、良好的经营管理、良好的工作条件，更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引起的。”《反倾销协定》抵制出口国优势产品的竞争，为进口国企业提供保护，短期内可以促进进口国该产业的发展。但长期来看，对进口国该产业发展甚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完善都是不利的。进口国企业如果以原有的技术条件仍然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稳获高利，难免会丧失革新的动力。一个行业如此，整个行业则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陷于停滞。所以，《反倾销协定》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技术进步，是无效率的。同时，消费者也需为此付出巨大或惨痛代价：首先，倾销产品具有竞争性，正是因为其具有竞争性，进口产品才被调查当局视为是倾销产品，消费者本来可以获得进口产品降价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而被迫支付相对较高的价格，享受不到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其次，征收反倾销税能够刺激国内生产商继续进行低效率的生产，迫使消费者承受进一步的损失，并且在支付一个固定价格的前提下，只能获得竞争力较差的产品。

而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和理念便是首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发展出的原理——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竞争法通过促进竞争，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这意味着竞争法通过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协调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对竞争各方的合法权益都给予平等的保护，而不是偏向于某一方。当然，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通过对竞争的维持和促进，最终也使得消费者从中受益。基于这种原理，如果低价销售行为使得个别企业丧失其市场占有率，甚至被排挤出该市场，那是由市场竞争导致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带来的结果，也是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因此，除了在掠夺性定价的交叉领域外，反倾销制度保护国内竞争者与竞争法保护竞争过程本身的目标是冲突的。换言之，反倾销制度所要追求的是个体正义，仅仅是对生产商的正义，而竞争法所要达到是社会正义，不仅包括对国内生产者的正义，也包括对外国生产者、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正义。

(三)救济措施的冲突根据WTO反倾销制度，如果低价销售行为被认定为倾销且给该国同类产品的工业生产造成损害或存在损害威胁，该国反倾销行政当局将对之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一般以两种方式结案：一是对出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二是由出口商作出提高并维持价格的承诺。在实践中，反倾销调查往往由出口商作出提高并维持价格的承诺而结案，而过多的使用价格承诺将削弱国际贸易的价格竞争，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缺乏弹性。总之，无论是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价格承诺都会削弱国际贸易的价格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在竞争法范畴，由于正当的价格竞争有利于合理市场价格的确定和均衡利润的形成，除了掠夺性定价的特定情形外，低价竞争是受到鼓励的，因而成为竞争法所保护的对象；相反，垄断高价行为阻碍、削弱、破坏竞争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为反垄断法所严格禁止。而且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反倾销制度对低价行为的抑制及竞争法对竞争过程的保护都应该立足于消费者福利提高这个目标。竞争法的基本作用之一是着眼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其免于高价的负担。但是，反倾销的两种结案方式都将导致消费价格的上升，在救济方式上反倾销制度与消费者福利提高的目标相背离了。

另外，为了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出口商往往结成卡特尔协议，共同限制销量或提高价格。更有甚者，出口商直接与相应进口国生产商达成此类协议。例如，PartickAMesserlin结合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证明反倾销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事卡特尔活动的企业用作保护其卡特尔利益的工具。在目前竞争法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国竞争法仅在本国领域内有效，对领域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鞭长莫及。并且出口国出于对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对出口卡特尔协议往往听之任之了。这样，域外生产商就可以公然地滥用市场优势，扭曲国际竞争秩序，严重侵蚀多边贸易体制。

(四)反倾销程序的冲突WTO反倾销制度在程序规则中表现出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滥用反倾销中的自由裁量权引起的。例如，WTO反倾销制度中规定的“相同产品”、“国内行业”、“正常价值”、“实质损害”等概念充满弹性，很多国家往往利用WTO反倾销制度的不严密性，滥用自由裁量权，以有利于实现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认定来说，一是表现为倾销计算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偏向。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用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口价格的方法从而增加反倾销幅度。对被认定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更是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倾销的裁决经常是根据由不太恰当的替代国所提供的最为充分的价格资料作出。二是表现为本国企业可以操作损害标准。损害指标包括市场份额、就业、利润、生产能力、开工率等几个方面及其发展趋势，有些指标并不与进口产品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可以为本国企业操作，一旦其为政府管理机关认定为损害标准，则倾销随之确立。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公然滥用国内反倾销法，不惜违背国际反倾销法所规定的义务发动反倾销调查，如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事先未通知我出口相关单位就进行税率最高达1105％的反倾销。这种反倾销既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也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要求明显相悖。此外，当出现国际争端时，WTO《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6款极大地限制了专家小组裁定事实或者是非曲直的能力，因为该条要求专家小组必须接受对协定任何合理的解释，在协定能以一种以上方式进行准许的解释的情况下，专家小组必须接受反倾销机构依据任何一种准许的解释所作出的决定。专家小组且不能使用调查机构未掌握的或未使用的新信息来推翻反倾销裁决。

将反倾销制度作为保护主义的工具是相当有效，因为典型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使得被调查的外国竞争企业，无论终局是胜或败，实质上均会遭受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已注意到，获取直接非生产性利润是诱使国内进口竞争企业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一个主要原因，换言之，企业并不专注于从事生产或服务来获取利润，而是致力于运用他人的成本来获得利润。有很多理由足以说明反倾销法鼓励企业从事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例如，对于轻率及恶意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行为并无相应的制裁措施。此外，反倾销案件的调查程序具有高度技术性，诉讼费用也相当高昂，诉讼程序也可能须缠讼多年方可审结。即使最终得到无罪的裁定，商业机会的损失已无法弥补，诉讼成本的支出及所受的损失也无门求偿。在美国诉香港人造毛衣的案件中，香港商人花费了5年时间应诉，才赢得胜诉的裁定，在这5年中，香港输美的人造纤维毛衣的出口量，每年递减20％。所以，即使香港厂商最终获得无罪裁定，但美国的起诉人已利用反倾销程序成功地消除了来自香港厂商的竞争，因此，只要反倾销调查程序一经发动就足以遏制来自外国竞争企业的竞争。由于反倾销调查的遏制效果，提起诉讼案件的事实以及提出反倾销调查压力的存在，已足以说服外国竞争企业自我设限，我们看到，从1980至1988年间，在美国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中有一半以上(774件个案中的348件)最终达成自动限制出口协议，而不是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程序与自动限制出口安排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偶然的。这足以说明反倾销调查的程序不仅可以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也可以作为非常有利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

三、小结：WTO反倾销制度已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竞争政策范文篇10

[关键词]农业竞争力公共政策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