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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行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06:44:00

竞争行为

竞争行为范文篇1

一般而言，网络广告主要分为：(1)通过网络服供应商(ISP)广告．．这种方法主要是在网站主页广告．用户在访问页面以寻求服务时就必然要触广告内容。目前，几乎所有的网络服务供应商都在己的页面上提供广告服务．(2)通过软件广告，些免费软件本身的安装程序中就包含广告，如果不意则无法安装该应用程序。或者在安装完成后运行出现广告。该种软件在网络上被称为“流氓软件”(以电子杂志等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广告。这种广成本极其低廉．在网络上又被称为“垃圾邮件”从网络广告的实践来看．一些经营者在使用网广告进行宣传时，往往采取假冒域名、虚假宣传、侵关键字链接、抄袭网页等不正当的手段，由此产生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层出不穷网络广告一旦被用于正当的目的，就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阻碍网经济的发展鉴此，对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依予以规制，就显得尤为必要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在网络经营活中，经营者在使用网络广告作为宣传手段时，违反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经秩序的行为网络广告的不正当竞争是经营者违《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关于禁止利用络广告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各项具体规定，也包括违反了自愿、平等、公平、真实、诚实信用原则或公认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的行为传统广告由于受国界的限制，一般只能在国内，而网络广告则不同．由于其在互联网上，可以传播到上网的任何国家和个人，其超国界、无地域性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因此一旦各国存在立法差异。法律管辖与适用的国际性冲突也就很难避免。

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之所以大量出现．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广告成本较低却存在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几亿网民．网上消费、购物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此大的市场必然会催生网络广告经济的产生．网络广告多在网站上．比电视、广播广告的成本都要低得多，却有着巨大的宣传效果。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一些人不惜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采用虚假宣传，抄袭广告内容等形式，损害竞争对手的权益。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广告经营者缺乏公平竞争意识与观念。在这个新兴的领域，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使得交易主体的身份更难以识别，一旦发生网络侵权或违约，就很难迅速确定责任主体。这样的特点，使得一些经营者为了迅速起家．很容易以网络作掩护，摒弃循规蹈矩的经营理念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近年来．网络的商业价值已经迅速被人们所认可，网络广告呈现加速发展，但由此伴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越来越成为网络进步的阻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网络广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违反了经济活动中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没有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扰乱了网络环境本应正常的经济秩序。

一方面．网络广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和阻碍了网络的发展。网络环境的技术特点，决定了不正当行为人可以轻易地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追逐不法利益，还经常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严重扰乱了网络环境本应具有的公平平等的竞争秩序。对网络经济活动来说，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运行效率，不利于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网络技术来说，造成了网络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损失．不利于技术开发向着正规的方向进行

另一方面，网络广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正当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正当竞争行为会给正当经营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其与侵权者之间竞争实力的失衡，从而进一步影响其生长、发展与壮大。对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的消费者来说，权利也受到侵害。例如，利用域名、网页等媒介产生的非法广告，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导致消费者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一)规制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传统手段

传统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虚假宣传和欺诈广告；2、利用网络广告贬低对手或诋毁对方商誉行为：3、在广告形式或内容上与竞争对手相混淆行为。对于上述行为的规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同时，虚假宣传和欺诈广种行为的诈骗数额如果达到一定程度．还可依据《刑法》以诈骗罪论处采用新技术的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包括：1、不正当网页链接。这一行为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其他宣传方式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利用关键词、字技术

引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些公司利用关键词技术把他人的驰名商标、产品名称和流行词汇写入自己的页面．通过搜索引擎等放入前几名的位置以提高自身网站的点击率。这种情况实际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的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时手的情形。

(二)规制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其他手段

目前．由于网站通过广告链接的网页内容更新很快．而且不受网络服务商的直接控制，因而网络服务商无法保证链接到的网页内容是否合法、真实可靠，整个网络广告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目前在网络上，有成千上万的域名．几乎所有的网站都网络广告，几乎是任何人可以作任何内容的广告。一些经营者为了牟利，甚至了买卖违禁物品或含有淫秽、迷信等违法违规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广告虽然我国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对传统广告经营者的行为做出了一些约束性规!定，但实际上对于“网络广告”却没有一条明确规定所以要打击网络广告的不正当竞争，必须要尽快完善法律规定。但依靠法律手段的同时．还必须运用以下手段才能真正规范好网络广告。

1、建立网络广告监管机制。笔者认为，建立网络广告的监管机制应从以下两方面

着手：一方面．对网络广告实行市场准入登记管理。为了使网络广告监管工作准确、快捷、高效，建议广告监督管理部门和域名登记管理部门加强协同监管，对没有取得经营主体资格的，域名登记管理部门一般不予受理域名中请，对准予域名登记的，域名登记管理部门将有关登记信息抄告广告监管部门．以便共同监管另一方面，须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后，网络广告者才能网络广告。

2、将政府管理与互联网服务及ISP、ICP自律结合起来ISP是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提供拨号上网服务、网上浏览、下载文件、收发电子邮件等服务；ICP指互联网信息服务商，主要利用网上广告、代制作网页、出租服务器内存空间等方式获得收入这里所说的ISP、ICP的自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ISP、ICP自身遵守广告法和相关法规．抵制不正当竞争和虚假广告：二是ISP、ICP应当在经营的范围内．规制所托管的主页，一旦发现恶意广告行为．要立即予以纠正、为确保网络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各网络广告经营者应当建立起内部的广告审查员制度和广告登记制度．自觉承担起审查广告内容的责任，营造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

竞争行为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竞争者、竞争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交错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企业之间竞争的范围已经变得越来越大，竞争对手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企业却承受着越皋越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走出迷雾般的困境，企业家们必须积极地理解和学习这种动态竞争环境中的生存方式，掌握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竞争的全球化和技术改革打破并重新塑造了许多行业的竞争规则，使市场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可预测，与此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竞争与发展的机遇。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的竞争战略．并使它变得难以持久。以动态的竞争思想应对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1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

国际竞争环境的改变，企业之间竞争方式、强度的变化使企业及相关学者对企业竞争理论有了新的理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西方管理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在总结七八十年代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动态竞争理论。1994年，理查德·达韦尼在其主编的(Hyper—Competition：Man．agingtheDynamicsofStrategicManeuvering)提出了“超级竞争”的概念．1996年乔治·戴和大卫-瑞伯斯坦合编的(WhartononDynamicCompetitiveStrategy)中将这种竞争现象归纳为“动态竞争”，并对动态竞争战略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发达国家在各种产业中市场份额较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之间的强烈竞争性对抗为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丰富的市场案例．促进了动态竞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现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产业结构的变革与成熟，我国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动态竞争倾向，企业对动态竞争理论有着强烈的需求。动态竞争理论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运用与丰富。

2我国企业对动态竞争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

当前世界贸易总额大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O％。几乎是1970年的4倍。这充分表明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合的，企业的市场已经是世界性的市场．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已经是世界性的竞争．我国企业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积极地融人到这个世界性经济融合的大趋势中去2004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三个年头，我国外贸进出口和对外经济合作取得了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额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使我国企业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国企业需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国外企业会积极登陆我国，同时关税的下降也会使大量国外产品进人我国市场与我国的本土企业进行竞争。但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很多产业却存在着发展不成熟、竞争意识及能力弱等问题。如何与长期处于动态竞争环境中、实行动态竞争战略的国外企业竞争已经是我国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企业就必须学习并实行动态的竞争。

3动态竟争环境需要动态竞争战略

以静止的眼光去看待现有的企业竞争战略是不可取的，一个特定竞争战略的有效性不是由最初所采取的措施所决定的．而取决于它对竞争对手行为和反应的准确预测和对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满足程度。这使得企业竞争战略不可能是永存或永远有效的．竞争战略也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如图I示)。

企业竞争战略形成、确立之后受到多方面力的影响．这些力在企业竞争战略的生命周期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并最终决定着竞争战略生命周期的长短。一方面．领先者利用环境及其自身有利因素，竭尽全力去维持及改善现有竞争战略并形成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竞争对手以及一些环境因素。(如技术更新，法律对垄断、环境的限制等等)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战略差距，甚至使其能够赶超领先者，如跨国企业在资金以及人力资源上的雄厚实力使其可以较为轻易地战胜那些依靠规模经济而实行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维持、改善与破坏、削弱，这些力在企业竞争战略中冲突、碰撞，并最终导致了现有竞争战略的失效与消亡以及新的竞争战略的形成，使企业竞争战略的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暂，新老战略的更替变得越来越频繁。与竞争对手之间越来越快速的相互博弈性的出牌，使企业对动态竞争战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4动态竞争的定义

动态竞争是指在集中度较高的一定市场领域内，处于类似地位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了争夺一定的市场地位而产生的具有很强对抗性和针对性的竞争行为，并且竞争行为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竞争对手对这个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决定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是否是动态竞争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4．1是否是在相同的领域决定是否是处于动态竞争状态的企业对规模没有必然的限制，关键在于是否是在相同的竞争领域主要企业，这类企业不仅可以是跨国公司或者国家性的企业，甚至可以是地区性的企业。例如，某城市中两个主要的地区性牛奶场为争夺同一地区的顾客而产生的很强交互性和针对性的竞争行为。

4．2是否是针对某些或某个对手在动态竞争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战略和竞争行为通常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交互性很强且相互之间的竞争节奏很快，因为决定顾客选择的主要因素不是产品或服务本身的质量究竟如何，而是和对手比较起来该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如何。

4．3竞争行为的效果与对手反应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乔治·S·戴伊曾写道：一个战略或策略所带来的冲击不仅决定于它最初所采取的措施，也决定于竞争对手、顾客和竞争环境中其他参与者对该战略或策略的反应。一个战略就如同涟漪一舣通过对手和消费者扩散出去．然后再放射回企业自身。竞争对手或市场不会轻易地接受企业的竞争行为，竞争对手对该行为反应或反击将对竞争战略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竞争结果是竞争双方都难以预期的。

劲量电池与金霸王在美国碱性电池市场上白热化的竞争可以让我们更为容易地理解动态竞争行为。1990年．金霸王率先在其部分产品中引入的放在包装内的电量测试器。专家估计这一举措使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增加了3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为了抵消金霸王包装内电量测试器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抢占先机．劲量电池在1995年年末宣布了更为昂贵的直接附加在电池上的电量测试计划，而金霸王为了保有其优势几乎在同时也宣布了相同计划。到1996年5月份，拥有内置式电量测试器的电池涌人了市场．而随后双方首批网上测试器的推出也仅相差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不让竞争对手率先引入变革而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双方都积极推动产品的变革，但几乎同时拥有的产品革新却没有给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竞争的双方不仅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取革新及推广产品所额外支出的研究和广告费用，更就网上测试器的专利权同题在法庭上打起了官司。

5动态竞争行为的利弊分析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个企业战胜另一个企业并夺取其市场份额的竞争结构是存在的，但是更多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的短期结果更趋向于一种“零和”甚至是“负和”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就犹如种群之间生存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双方都得到了进化和发展。出现“零和”竞争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在市场规模已经相对固定，市场需求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动态竞争环境的主要特征)，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只能围绕着现有市场空间进行．一个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企业市场份额的缩小而产业总的市场空间却没有得到发展。竞争行为和结果与企业利益的密切相关导致了企业更加热衷于针对对手的市场竞争，这个状况会影响企业的文化甚至使企业员工都会树立一种针对某个竞争企业的敌对意识，进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负和”竞争结果是指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参与竞争双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失甚至整个产业利润的下降。“负和”的竞争结果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并且通常都不是企业所期望的。竞争对手对于企业行为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争的结果。激烈的市场动态竞争而导致的“负和”竞争结果屡见不鲜。

近15年来，我国彩电市场价格战频繁暴发，其“负和”的竞争结果清晰可见。虽然我国彩电业在1989年的第一次价格战有力地淘汰了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促进了彩电生产的集中，使我国彩电业的技术档次、质量水平与世界水平接近了．但是此后我国的彩电厂家似乎把价格战当成了一种习惯而乐此不疲。在随后的几次价格战中，众多商家刻意宣传降价．损害了国产彩电的形象，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使他们相信彩电的降价可以并将会更低，从而持币观望。在几次价格战中．商家的降价不仅降低了他们的利润．此外宣传的费用和消费者持币观望所减少的市场份额更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在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价格战却没有起到淘汰多余企业，促进生产集中的作用。价格战是成熟产业竞争中最为常用、最为有效，同时也是最为激烈的一种竞争手段．这种竞争方式很容易损害产业利益而导致“负和”的竞争结果．因而企业必须慎重使用。

除价格战之外．广告战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竞争手段．不同的是它经常使企业处在一种无奈的“负和”竞争之中。起初．广告的运用可以起到树立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品牌、挖掘市场潜力的作用，但是未作广告的企业也不会忍受竞争对手如此轻易地获得竞争优势而纷纷傲起广告。国内、国际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广告战场已经硝烟弥漫．就如国际软饮料产业的巨头——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他们在广告上的全方位竞争达到了自热化，其中任何一方在某个领域的任何创意都会立刻受到另一方的反击。广告战也有着其自身的缺点一方面．广告战耗费了竞争双方大量的企业资源，减少了企业的利润，例如MCI的每一个广告都会引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反之亦然．结果导致在广告战上的所有花费合计超过数十亿美元，许多产业无法承受的巨额的广告投入只好转移到了消费者的身上．进而降低了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随着广告宣传的成熟与深入．在产品及企业形象已深人人心的情况下，广告宣传的效用逐步降低。但是企业却无法单方面考虑减少其广告投入．因为这很容易导致企业的市场份额会被未减少广告投入的企业所战领。此时的广告宣传就如同一块“鸡肋”，企业无利少利却无法舍弃。从而陷入一种无奈的“零和”或“负和”竞争状态。尽管动态竞争容易造成企业之间一定时期“零和”甚至“负和”的竞争结果，但是从长期效果来看，其为企业及产业所带来的益处也是不容忽视的。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深层次挖掘市场游力一方面，当现有市场空间的争夺已达白热化时，企业就可将注意力转向开发新的市场空间。对于企业来说，占领新的市场会比从竞争对手手中抢夺市场更为轻松，且一般新的市场空间会给企业带来比现有市场空间更为丰厚的利润。例如，TCL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市场获得了比原有城市市场更多的利润；华龙集团避免了城市中高档方便面市场的激烈竞争，从农村低档商品人手，在充分开发占领农村市场后掉过头来抢占城市高档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使现有的市场空间开发得更为彻底。多轮的交互式的激烈竞争会引起顾客群的关注，企业产品的推陈出新更会吸引新的消费者尝试产品进而扩大原有市场的规模。同时，企业会更为细致地开发已有市场。将其划分为更为狭小的细分市场并充分开发。

竞争行为范文篇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保护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限制竞争主要不是来自经济力量，而是来自旧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当既反对经济垄断，又反对行政性的限制竞争。在当前，来自旧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的限制竞争十分严重，已经成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有效竞争目标模式的严重阻力。

一、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所谓滥用权力，是指它们既不属于政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正常经济管理活动，也不属于政府为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采取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的表现主要有：

1．企业的差别待遇。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开始成为面向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特别是有了定价权和产品的销售权，但是政企不分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甚至还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许多国有企业仍然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行政性隶属关系的特点是，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在利润分配、管理决策和市场经营决策方面的自主权就越小，也就是说政府的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直接控制着企业。这在很大程序上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成为妨碍在我国整体经济中建立有效竞争格局的主要症结。

2．行业垄断、地区垄断。

行业垄断也称条条垄断，是指在纵向的行业内，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行政性公司，它们是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翻牌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作为嫡系挂靠这个局、那个局享受优惠待遇企业。由于政府的授权，这些企业就有着其他企业不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就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原材料的采购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

地区垄断，也称块块垄断，是指横向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从而使本来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分割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随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企业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地方保护主义便随之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

3．行政强制企业合并。

政府出于某种需要或目的，往往强迫企业加入某个集团，或者强迫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为社会排忧解难。这种现象违背了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损害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损害竞争和限制竞争的做法。

上述种种限制竞争行为，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企严重不分和政府继续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造成的，但这种竞争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妨害经济发展，导致政府腐败。

二、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性垄断的任务。1984年12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90年11月国务院又发文《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反对地区封锁。

关于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最重要的规定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它指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从上述一系列法规来看，我国现行的反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这些现行规则零散在众多的《暂行规定》、《决定》、《通知》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甚至有些规定仅仅是表达了政府的一种意向，这不利于制止和消除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2．大部分规则是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权威性不够。其中许多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适用中没有可操作性。例如，尽管政府多次下达文件，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办公司，可是屡禁不止。尽管国务院多次，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可是地方保护主义至今仍很普遍。

3．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业制裁不力。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对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法律救济手段只是“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甚至没有提出受害者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这在法律责任上就显得很不够。因为“上级机关”往往对其下级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熟视无睹，或者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4．我国起草中的反垄断法规定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主管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这是很成问题的。反垄断法与其他的法律制度不同，而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同，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或者大企业集团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性。特别是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案件往往盘根错节，十分复杂，立案和查处的难度很大，如果主管机关没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它们审理案件的过程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从而不能秉公执法。

三、进一步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思考

1．反垄断法应当列举行政性限制竞争的主要表现。在法律中明确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这不仅可以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迅速对行政干预行为作出判断，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时间，而且还可以使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明确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从而对其行为的后果有预见性。2．明确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机关。为了改变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监督不力的状况，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我国也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和有着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法主管机构，这个主管机构可以被称为是“国家公平交易局”或者“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局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审判的权利。即是说，在业务上它们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为了避免国家的立法和经济政策与国家的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发生冲突，借鉴一些东欧国家的做法，国家立法机构就所有涉及限制竞争、保护独占权以及有关价格或销售条件的法律草案应当征求国家公平交易局的意见，公平交易局的负责人有权参加政府会议，就公平交易局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此外，公平交易局应当有权要求各经济部门、地方政府、国家资产管理局以及其他的国家管理机构通告有关涉及市场和竞争的工作情况，为了保证这个机构在司法上的高度独立性，能够公平地审理案件，该机构的成员应当由学问深、素质高和公正廉明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他们既不应在其他政府机构任职，也不得在公司或者企业中任职，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参与市场交易。

因为反垄断法调整的是对市场竞争有重大影响的市场行为或者事件，因此，它不必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立执行机构。除国家公平交易局之外，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可设立省级公平交易局。凡是跨省的案件由国家公平交易局审理，其余案件由省公平交易局审理，公平交易局有权就案件进行调查和索取证据，必要时还可扣压对调查证据有价值的物品，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审理中的片面性，提高办案的透明度，法律应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即当事人对省公平交易局的裁决不服时，可要求国家公平交易局重新审理，或者提请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决。对国家公平交易局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即是说，对反垄断案件的审理，可以实行两审终审制。

3．规定法律制裁措施。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能否得到抑制，有效的竞争能否受到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借鉴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我们应采取以下制裁方式：

(1)禁令。即由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对那些违反了反垄断法的条例或者指令禁令，禁止它们的贯彻和执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常常表现为行政性的规章或地方指令，禁止就意味着这些规章或者地方指令为无效。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我国行政法的补充。这样，由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禁令，就不存在与法理相悖的问题。

竞争行为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行业协会限制竞争法律责任

论文摘要：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具有行政垄断性等一系列特征，现阶段的反垄断法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问题表现在立法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查处机制不健全。为有效预防和查处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必须抓紧制定统一的《行业协会法》、明确法律责任主体、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明确查处机制。

一、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特征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是指行业协会以其决议、决定、章程等形式，意图排除、限制会员之间的竞争、会员与同非会员的竞争，或者实际达到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明显的行政垄断性

依照其产生途径，我国的行业协会主要分为“官办行业协会”、“民办行业协会”和“半官半民行业协会”j大类。“官办行业协会”主要通过分解和剥离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自体制内部由上而下培育产生；“民办行业协会”具有较强的自发性，主要是根据当地市场的实际需要，由同一行业企业自发组成；“半官半民行业协会”属于上述两者的混合形态。这其中，官办行业协会体现出明显的行政主导性和依附性，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以政策为建立依据、建立时间早且数量多、位于重要的行业或较大的地区中，相对于企业及其他行业协会享有明显的行政优势。这类协会既可利用行业协会成员集体的经济优势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又可利用其手中的部分行政权力，或者利用其与行政机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力来实施垄断行为[2l。综上，以官办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普遍具有行政垄断性，对新生代民办行业协会的兴起和发展、整体行业协会数量比例控制等问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二)实施主体的特殊性

从形式上看，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发起者只有行业协会这一个法律主体，但其实质是团体成员复数意思的表示，在性质和后果上相当于成员的协议[31。从合意的角度，一般经营者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多需要经过全体的共谋、合意，最终达到协商统一，自愿实施。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内部民主程序的运作，运用协会成员的集体力量，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要求成员服从行业协会决议。故行业协会形成的决议并不以全部成员完全自愿为必要，只要多数通过即可，对未参与表决或反对者亦有拘束力141。实施主体的特殊性还体现在责任的划分和承担，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如何认定等相关方面。

(三)实施过程的隐蔽性和稳固性

比起普通经营者，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协议更为隐蔽且难以查处，因为其多寄生于行业协会章程、决议之中，伴随合法职能一起履行。例如，行业协会可以利用信息交流这一平台，晴中形成价格同盟，或者以标准认证为由，不合理的设置市场准入标准，实则保护会员企业的利益等。其次，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具有稳固性。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同行业利益代表者，其成员基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也会对行业协会所作的决议产生内在的、自觉的履行动力；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因自治权而享有对违规成员进行直接惩罚的权力，有时还可以通过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或施加影响等方法，间接的使违规会员承担行政方面的责任甚至法律方面的责任，以此保证决议的实施。

(四)实施后果的严重危害性

行业协会的规模效应决定了其限制竞争的行为后果比一般企业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更为严重——不论是会员数量，还是市场划分、地域区域等规模因素，都是普通单个或者数个经营者所不可比拟的。影响力越大的行业协会如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其限制竞争行为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导致相关行业长期竞争力的下降，后果极为恶劣。另一方面，整体行业协会一直谋求建立的公正、中立的形象也会受到不良影响，同时降低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其的信任感，整体上亦不利于行业协会可持续发展。

二、反垄断法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责任规定的不足

(一)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较零乱、分散，主要存在行政法规与规章中，如《社会团体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主管的行业协会管理意见》等，这些行政法规规章中鲜少涉及法律责任方面。细化至竞争法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既没有关于限制竞争行为的界定和规定，也没有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明确责任设定。《价格法》只针对价格卡特尔做了相关规定且责任主体限定为“营业者”，并不适用于行业协会。只有《反垄断法》第46条针对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5O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上述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相关规定太少，除了《反垄断法》夕h，其余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涉及；第二，以《反垄断法》的规定为例，法律条文过于笼统、简单，相关法律责任的设置尚属于起步阶段，漏洞较多；第三，处罚的手段单一，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处罚，处罚的力度也有所欠缺。

(二)责任主体不明确

按照《反垄断法》第46条规定，承担责任的主体仅指行业协会。而根据上文的分析，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存在有别于普通经营者的特殊性：其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并不限于协会，还包括参与共同行为的经营者；其协i义的实施也并不限于共谋，合意，还可能存在强迫实施。因此，应当根据限制竞争的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性及行业协会成员对于该议有无实质选择的自由，划分出限制竞争行为的责任主体范嗣：单独处罚行业协会还是行业协会连同成员企业一起；在此基础之上，从相关限制竞争行为实施的后果、获利程度、发展角度等方面，区分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程度：牵头组织者、积极参与者还是被迫参与者。

此外，作为行业协会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的协会负责人，也应当承担相适应的责任。此举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的遏制行、会负责人实施、参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另一方面可以细化并完善个人责任追究机制，以维护行业协会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同理，个人责任追究机制应适用于成员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这也和国际通行做法一致。

(-)责任体系不完善

通过对比《反垄断法》第49条第46条等相关条文，不难发现行、会行政责任的设置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其一，处罚标准过于单一，缺乏选择性。其二，5O万元这一上限过低，易造成违法利益期待可能性。其三，对于一些较大的行业协会不具备较强的震慑力。其四，撤销登记这种惩罚措施如何适用于“一业一会”地区值得商榷，且如何适用撤销登记制度本身就缺乏具体操作标准。其五，针对行政性垄断现象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行政处罚的贯彻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很难保证最基本的制裁和威慑作用。

我国《反垄断法》对民事责任的规定仅见第5O条的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其中，如何界定行业协会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行业协会承担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之一。另外，国际上鼓励采用的私人诉讼制度未见到规定，单倍赔偿标准也有待商榷。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空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查处机制不健全

《反垄断法》第46条仅指出了处罚行使权及撤销登记权的归属，并未对查处机制进行职责划分。《反垄断法》第六章中指出，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查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进行。根据《反垄断法》相关条款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解释，现阶段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主要是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其中，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非价格垄断的协议及行为，发改委主要负责价格垄断行为，商务部主管经营者集中行为。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查处，以上三者的主要职责范嗣均未涉及，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又不属于法定的执法机构，无权进行查处。因此，不论由哪方进行查处，都需要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解决这个法律漏洞。

三、完善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行业协会法》

从我国目前相关行业协会的法律法规分析，现有立法主要停留在地方性法规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包括行业协会的性质在内的，关于行业协会之地位、职能、运作方式、组织机制、结构和违法规制等的行业协会法律体系[51。全国性统一立法的缺位，必然导致行业协会法律适用的混乱、法律规范的粗糙笼统、法律体系的混乱和多头管理等现象，还容易导致行业协会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不独立及法律责任追究的困难等问题。

笔者认为，制定统一的《行业协会法》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十分关键：我国行业协会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角色定位，对权利义务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起到预防管理的作用，不给其提供成长的土壤。其次，只有在明确角色定位的基础上，通过专门的行协会立法，确立公开的准入及退出制度、成立及解散制度等相关独立人格制度，才有可能脱离长期以来因为制度问题而造成行政隶属性，彻底根治行业协会行政性垄断这个问题。再次，专门的行业协会立法中设立专门的法律责任章节，无疑比放在《反垄断法》中更能够准确和有效的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

(二)明确法律责任主体

显而易见，现行法律中比照普通经营者进行简单规定处理的方法并不能适应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责任设置的需求，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这一特点，构建一个有针对性的结构框架：

I．由行业协会牵头并组织的，以行业协会决议、章程等形式为主导的限制竞争行为。首先追究行业协会的责任，如果赔偿和处罚超出了行业协会的责任认定承担范围，可由参与决议的会员企业共同分担，被胁迫的成员企业可免除处罚。对于行业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采用双罚制，即同时承担一定的民事、行政责任，如若违法情节严重，造成后果严重的，必要时可采用刑事责任加以制裁。

2．在协会内的大企业、强势会员企业的实际支配控制下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此时的行业协会沦为被利用的工具。对于此类行为，只要证明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是由大企业支配形成的，就可以把这些企业作为真正的责任追究对象加以规制，由其以经营者身份适用《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定，行业协会承担的一定的行政责任，例如警告等。对具体实施者进行责任认定的方法可以参考“揭开法人面纱”制度。

3．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是相关政府部门的意志所致，旨在维护地方、部门间经济利益和竞争相对优势等。由于此类限制竞争行为具有行政性垄断的特点，因而可以参照我国现有立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处理方式——责令相关行政部门改正并给予直接责任人员以行政处分。

4．个人利用行业协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打压会员或者徇私枉法谋求私利等。在要求实施者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可以参考《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95条之三款②的规定，同时要求直接监督者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完善法律责任体系

行政责任方面，增加行业协会罚款的种类和标准，如以非法获利或者销售额为基准；同时增加罚款的上限额度，以确实起到罚款的威慑力。针对原则性较强的规定，出台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以确保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执行方面，反垄断法规定由社会团体登记机关对行业协会实施处罚，社团登记机关并不是反垄断主管部门，由其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给予处罚，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还将造成职能重叠，给反垄断的实际执法将带来诸多不便[61，笔者建议将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亦纳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行使执法权。另还可以增设其它行政处罚方式，如名誉处罚等，通过降低公众影响力以达到警告的目的。当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是由上级行政部门操控实施时，亦应当对有关行政部门和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民事责任方面，首先应当将行业协会明确纳入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例如在《反垄断法》第5O条增加一款，即行业协会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应当增强私人诉讼的运用，改变既往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导反垄断案件的传统观念，逐步增强受害者的应诉积极性，可以比照现有诉讼举证制度，适当放宽受害人举证的标准。最后，关于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行业协会主导，策划，积极推动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从严发落，适用两倍之上3倍之下的赔偿标准；对于行业协会充当工具，默认、放纵态度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则从轻发落，适用两倍的赔偿标准。

关于刑事责任，最重要的一条是“零的突破”，即在《反垄断法》中明确设立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弥补我国现有责任体系的缺陷。其二，实行地“双罚制”。严厉惩罚积极参与的个人和直接收益者，以更好地发挥刑事责任强有力的制裁作用。其三，充分发挥豁免制度的效力。通过给与那些首先对反垄断执法机关自首并与反垄断执法机关合作的个人或者会员企业免于起诉或处罚等的待遇，提高行业协会违法行为被举报、发觉的可能性。条文设置方面结合我国刑法的自首与立功制度，细化《反垄断法》第46条的相关规定，法律条文的透明度越高，操作性和预测性就越强。

竞争行为范文篇5

关键词：限购排挤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

竞争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其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立式、合立式和综合式。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性质上的差异，我国的竞争法采用了分立式的立法体例。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严格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行为和虚假广告行为等；也包括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如限购排挤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等。本研究对这两种限制竞争行为作简要分析。

一、限购排挤行为

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该行为限制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行使，使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经营者被排斥在特定的市场之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明文禁止了这一滥用优势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限购排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客体与客观方面

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而被限购排挤行为所损害和扰乱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及公平竞争秩序。该行为强制安排他人与被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限制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妨碍了其他经营者的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由流通，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

客观方面表现为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对限购排挤行为作了列举：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附带提供的相关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者经销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阻碍用户、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商品；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用户、消费者拒绝、中断或者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滥收费用；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

(二)主体与主观方面

主体是特定主体，包括两类：①公用企业，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②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是指在市场上不受制约，即不必考虑竞争者或交易对手的利益而行为的经营者。而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独占地位，应以市场份额为主要标准，综合考虑其购销能力、金融能力、技术水平、与其他企业的固定关系、其他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障碍等因素加以确定。我国实施限购排挤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公用企业。

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从实践中看，公用企业实施限购排挤行为，一般都是为了从被指定的经营者处获取非法的利益。“公用事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化的产物。其基本特征在于公共利益性和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性”。因为公用事业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基本生活，而且不宜自由竞争，一般都由国家垄断经营。公用企业的垄断或限制竞争，是由其公共性所决定的，也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然而，公用企业在长期的垄断经营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它们往往不是凭借其优势地位为社会谋公益，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为自身谋私益，官商作风严重，在垄断经营中实施排挤其他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限购排挤行为已屡见不鲜。《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我国查处的十大典型案件中，有三例都涉及公用企业的限购排挤行为。要彰显公用事业的公益性，使其真正成为为了公共利益向大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或行业，笔者认为必须双管齐下，治标治本：一要依法严厉查处公用企业的限购排挤行为及其他不法行为；二要强调社会本位，端正公用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并在公用事业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经营者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易，干扰、阻碍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行为。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将第7条所规定的行为视作行政垄断。关于行政垄断，学者们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来排除或限制竞争”，行政垄断包括合法的行政垄断和非法的行政垄断同；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为，“是指凭籍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还有学者认为，人为区分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国家垄断不科学，“从逻辑和实践两方面看，区分行政性和经济性的垄断都是没有根据的”嘲。尽管对行政垄断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行政垄断行为，并且应将其界定为非法行为，这是确信无疑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明确指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违法行为，这“对于规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竞争立法的先进性。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客体与客观方面

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所损害和扰乱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及公平竞争秩序。该行为通过行政权力的滥用，干扰了正常的交易活动，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限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客观方面该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指定购买行为，二是地区封锁行为。国务院于2001年4月21日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该规定第4条列举了地区封锁行为的种类。

(二)主体和主观方面

主体是特殊主体，不是一般的经营者，而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被授权或者委托行使行政权的组织，但不包括中央政府。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而根本目的是追求狭隘的非法利益，如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通过行政权力的强制，使交易扭曲，市场割裂，阻碍了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该行为在保护落后企业的同时又可能引发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这一违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予以禁止，但规制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立法上存在问题。如相关法规大多权威性不强、可操作性差；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既缺乏概括性的一般条款，列举又过于简单仅有指定购买行为和地区封锁行为；对该行为监督检查机关的设定不尽合理，也不够明确(“上级机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有所欠缺，只规定了内部行政责任，欠缺最为有效的赔偿责任；等等。第二，执法上缺乏力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而上级机关不是专门的执法机关，难以确保执法水平；又由于上下级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又难以保证执法公正。故而我们“很少听到哪一个‘上级机关’对其‘下级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监督和检查，更少听到对直接责任人员作过处分决定”。要有效地查处和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执法力度。通过科学立法来帮助提高执法效果，借助严格执法以加快实现立法目的。

三、限购排挤行为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比较

这两种限制竞争行为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予以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是排挤其他经营者的一种限制竞争行为，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在主观上都是出于故意并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所侵犯的客体都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竞争秩序，都具有强制性。

竞争行为范文篇6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2001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2002，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Das,198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投资增长很快，相关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大量吸引FDI，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有不少基于多国情况和大样本案例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一致。有一些研究表明，大型跨国投资特别是采用购并方式的投资，往往被用来消灭竞争(UNCTAD,1997)；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跨国投资引起竞争结构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一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扰乱了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均衡，其竞争对手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以确保其市场地位。他们或者扩大投资，或者结盟，或者寻求购并，总之要努力使市场不被其竞争对手所控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联合利华获得了印度香皂市场75%的份额和洗涤剂市场30%的份额(Mehta,1999)；一项对捷克87个制造业集中率变化的研究却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捷克制造业的集中度加强和FDI大量进入同时发生，但数据分析却表明，跨国投资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ZemplinerovaandJarolim,2000)。

本文分析FDI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行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和定价行为，是衡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

二、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注：如没有另外注明，本文中各个行业的情况，来自作者在1997、2001年的两次调研，其中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一次调研是1996年。两次调研都包括对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访谈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1997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国投资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究辑刊》第一辑中，2001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中。凡引自这两次调研的内容，文中不再加注。李蕊女士参加了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二次调研，并计算整理了部分数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某些重要的产品市场上地位突出，一、两家企业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确有垄断动机和垄断行为，典型的表现是不开发不引进先进技术、产品更新换代慢和产品价格居高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被认定为技术先进企业的仅为2%左右，技术先进企业的投资额也仅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左右。不过，此时外商投资企业以海外华人资本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不转移先进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技术水平不高（江小涓199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很快，这些跨国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来华投资的较早时期，向中国转移最先进技术的企业较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引进母公司最先进技术企业的比例仅为13%。（注：关于数据来源、技术先进性定义等，参见本文第四部分中对表5的说明。）

下面是三个典型行业的案例。

1.轿车制造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轿车生产的集中度很高，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总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市场地位突出。1983年4月，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后，上海大众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轿车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期，桑塔纳轿车几乎占有国内同档轿车100%的市场份额，90年代初期占有90%左右的市场份额，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到1998年3月，上海大众在中国已累计生产了100万辆桑塔纳系列轿车。其间，1995年上海第二代桑塔纳轿车（桑塔纳2000）下线和投入市场。

从1983年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这个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并没有引进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推出的换代车型。桑塔纳的市场价格也始终处于高位，在1998年年底之前，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水平，高出其先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上海大众这种基于市场垄断地位而产生的行为，长期受到国内各方面舆论批评，包括中方合作者上海汽车总公司，也对其不愿转移先进车型的行为不满意。1998年，上汽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用愿意将较新的车型放在中国生产。

2.无线通讯设备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通讯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通讯线路由1990年的1200万条，增加到2000年的1.7亿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以手机制造业为例，到2001年8月，中国的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速成长的无线寻呼市场和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我国消费者以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使用其生产的落后于国际市场的产品，这个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回报。

3.洗涤用品行业

英荷联合利华公司和美国P&G公司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1992-1995年，除P&G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继续大规模增加在华投资外，全球洗涤用品行业三巨头之一的德国汉高公司，也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P&G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和汉高公司，都是名列“财富500强”的跨国巨头，1999年，联合利华总资产280亿美元，总销售额440亿美元；P&G公司总资产321亿美元，总销售额381亿美元。而中国洗涤用品行业1999年的总销售额仅为192.82亿元人民币，约折合23亿美元，（注：这里的洗涤用品行业是指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的“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业”，统计口径为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分地区轻工业系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1/19，P&G公司的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洗涤用品制造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洗涤用品市场将由跨国公司垄断，甚至导致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全军覆灭”。

到1995年底，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较大规模的合资企业有15家，全部是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这15家企业洗衣粉和香皂的产量，约占全行业产量的35%-40%。在这15家合资企业中，P&G公司投资的有5家，联合利华公司投资的有5家，德国汉高公司投资的有3家。在15家合资企业中，只有两家为中方控股，其余均为外方控股。在外方控股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外方股份比较高。外方股份在80%-98%之间的有3家，在60%-79%之间的有7家，在50%-59%之间的有3家。总体上看，当时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的主力企业已经由国外大跨国公司控股（15家企业的情况见表1）。

表1洗涤用品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合资情况（1995年底）

企业名称合资企业的中方与外方

上海利华公司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联合利华公司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上海日化公司、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上海合成洗涤剂厂，香港新鸿基公司

北京熊猫宝洁洗剂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日化二厂、美国P&G公司

成都宝洁公司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美国P&G公司

广州浪奇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广州浪奇公司、美国P&C公司

天津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天津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广州宝洁公司广州肥皂厂、美国P&G公司

张家口联合利华公司张家口合成洗涤剂厂、荷兰联合利华公司

桂林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桂林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天津宝洁有限公司天津香皂厂、美国P&G公司

四平汉高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四平市油脂化工总厂、德国汉高公司

合肥利华公司合肥日用化工厂英国利华公司

沙市活力奔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沙市活力28集团公司、德国奔腾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这些合资企业当时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令政府管理部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及更多的方面都不满意。合资企业生产的外方品牌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同类产品的价格，20世纪90年代中期，质量相差不多的外方品牌产品的价格要比中方品牌的产品高出50%左右。合资企业在广告宣传上，都将外方品牌放在主导地位，对中方品牌的宣传很少。1997-1999年，在35个大中城市中，宝洁和联合利华对其麾下品牌的广告费用一直排在所有产品广告的前列，这些企业当时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中方企业合资前的品牌，因此实际上是用中方产品的销售收入为其产品促销。1995年，某合资企业销售收入的95%来自中方原有品牌的产品，但企业每年投入5000万巨额资金为外方品牌作广告，中方原有品牌的广告费却仅占其1/20。

当时，有关管理部门按照这些企业的扩建规模和发展设想推算，到2000年，合资企业生产的洗涤用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很高份额，例如合资企业的洗衣粉将占我国洗衣粉市场的60%以上，其中外方品牌产品的占有率会大幅度上升。管理部门还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会通过再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方式，收编有实力的国内其它洗涤用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因此，中国洗涤用品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由世界三大洗涤剂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产品价格将处于高位，这些公司将从中国获取高额利润。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进口、多家跨国公司进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往少数跨国公司居垄断地位的若

干行业，市场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1.入世后进口商品竞争预期

多年来，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过多的非关税措施，对我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中，贸易壁垒主要保护了外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即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已成定局，对国内产业降低保护前景明确。

进口商品竞争预期是市场竞争性的重要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使用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或者向中国消费者索取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消费者就会转向购买进口商品。中国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1999年后多次下调产品价格，应对入世后进口汽车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

2.跨国巨头之间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在一些行业中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的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当一两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较高收益时，其它跨国公司不会长期对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视而不见，而是跟随先行的投资者，也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使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相互竞争。

在手机制造业中，中国市场的高成长性和投资于这个市场的高回报率，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摩托罗拉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三家企业一直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此起彼伏，交错变化。其它几家制造手机的跨国公司也相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松下、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面。

轿车制造业中，以往坚持多年的轿车布点“三大三小”的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明显松动。按近几年全球汽车业收购兼并后形成的九大汽车集团考察，到2001年底，这九大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建立了合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等。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

3.国内竞争者的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有一批内资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轿车行业中，已经有天津夏利、一汽红旗、安徽奇瑞、沈阳中华、浙江吉利等多款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国内品牌车出现在市场上，而且不断扩大着市场份额。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也出现了同样趋势，国内企业的贡献突出。一批内资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程控交换机市场由原来外资品牌产品之间竞争的局面，转变为外资品牌与内资品牌产品之间交错竞争的局面。

洗涤用品行业的情况更典型。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外商原先的市场战略，是以国外流行的大比重高活性物的浓缩洗衣粉取代普通洗衣粉，并为此进行了密集的广告投资，但由于国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洗涤用品市场仍以中方品牌产品为主。

这个时期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缓慢；而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销售力度很小，使这些原先市场份额很高的产品的影响力下降。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表2是1992年和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集团）名录，入围企业有较大变化。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排序并没有明显上升，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仅有汉高一家跨国公司排名第二，在前10位大企业中，利华公司和宝洁公司分别列在第6位和第8位（见表2）。

表2排名前10位的洗衣粉生产企业（1992年，2000年）

序号1992年产量最大的10家2000年产量最大的10家

企业（集团）企业（集团）

1广州浪奇实业公司南风公司

2天津汉高公司汉高公司

3上海合洗厂全力（集团）公司

4徐州合洗总厂纳爱斯公司

5南京莞基苯厂白猫公司

6北京日化二厂利华公司

7成都合洗厂活力美洁时公司

8潍坊合洗厂宝洁公司

9济宁合洗厂杭州万里公司

10武汉油化厂开封矛盾（集团）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1996年、2001年两次调研。

如果以单个企业为统计口径，合资企业在全行业排头兵企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按工厂法统计，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企业中的合资企业，1997年为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8.6%；1998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3.4%；1999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1.4%；2000年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5.2%。产量排名入前10强的合资企业，产量比重2000年较1997年降低了3.4个百分点。

表3洗衣粉行业外资产量比重

年份外资企业产量占外方控股企业产量

全国产量的比重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199635%25%

199735%26%

199828%19%

199922%17%

200022%19%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3是1996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方品牌产品在我国洗衣粉产量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量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较快增长后，90年代下半期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下降。总之，由于国内竞争者的出现，洗涤用品市场竞争激烈，大型跨国

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国制造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变化：技术转移和定价

1.产品价格下调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位战略发生了变化。

合资品牌轿车价格开始持续下降。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第一代桑塔纳为例，1998年底到2001年底三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通讯设备行业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资企业提供低价位产品的能力，使交换机的价格成倍地下降，例如局用程控交换机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美元左右降到90年代末期的每线35美元左右。同时，各个公司提供的服务增多，包括融资、安装、售后服务等。各主要的手机制造商，都开始在中国采用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机制：新款手机在市场上露面两、三个月之后，价格就开始大幅度下滑。以往那种产品更新缓慢、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的现象已经消失。

面对激烈竞争，外方品牌洗涤用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调。以宝洁麾下的碧浪为例，1998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2001年底，宝洁公司在市场上出售的主流产品是声称为第三代产品的碧浪漂渍（400克），价格已降至4.98元，与国内品牌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持平。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价格持续下降，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开始有所上升，占合资企业产量的比重有明显上升（见表4）。

2.加快转移先进技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四个城市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1997年，笔者曾主持了一项类似的调研，将这两次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行为的明显变化。

两次调研，我们都以其母公司为参照系，考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注：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国内同行业的技术水平，按这个参照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提供了等同于我国国内的先进技术。详细情况参见江小涓(2002)，第三章。）对比两次调研结果可以发现，2001年与1997年相比，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比率大大上升（见表5）。

表4洗衣粉行业外资品牌产量比重

年份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外方品牌产量占合

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资企业产量的比重

19968%22.86%

19977%20.00%

19984%14.29%

19997.73%34.60%

20009.50%42.81%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5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1997年(%)2001年(%)

与母公司相比

使用最先进技术1442

使用比较先进技术5345

使用一般技术3313

注：1997年样本为96户企业，2001年样本为127户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来自美、日、欧盟和韩国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了避免技术水平认定时产生歧义，我们简单地以时间作为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母公司最先进技术，指在母国企业使用不足三年的技术或投放市场不足三年的产品；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指虽然在母国企业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以上，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或生产的产品；母公司的一般技术，指母国公司已经不使用的技术或不生产的产品。

1997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比重很低。向其在华企业转移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跨国公司，仅占被调研企业的14%；转移比较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高，达53%；还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和不再生产的产品。

到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到了41%，有45%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仅占13%。

几个行业的案例也很典型。从1998年开始，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市场份额开始被一汽捷达、二汽富康和天津夏利等产品分割，同时还有更多的新车型上马，特别是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的上马，才迫使德国大众改变态度，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迅速改变，2001年和2002年，跨国汽车巨头至少将11款全球流行新车型提供给了中国的消费者。手机制造业中，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家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地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和降低产品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完全能够享受到与国际市场同档次、同价格的手机消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手机市场的产品换代档次和价格水平已经与国际市场同步变化，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有新款手机问世。

五、简短的结论

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全球性企业，在垄断性的市场中，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速度较慢，而且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以获得垄断利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引导企业的行为合理，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以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中国的经验还表明，在一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时候，东道国政府对国内产业实施较高的保护措施和限制国外投资者的数量，实际上是保护了现有的国外投资者的利益，使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垄断能力，比在其母国市场上更强。

从中国的实践看，虽然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上有垄断愿望和垄断行为，但是，与许多国家较早时期的封闭状况相比，进口商品的竞争、多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会大大减少少数巨型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只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政策，被少数跨国公司长期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可以说，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行为在中国市场上不普遍和不能持久。

国内企业与跨国巨

头的规模差距，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具有优势地位的因素。引进外资的同时，技术、管理、观念等诸多因素必然产生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这三个技术特性和经济规模有较大差异行业的开放实践，都展示了中外企业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

最后要着重指出一个长期误传的概念。许多提出“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的观点，是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利益整体，计算其市场份额。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自不同的跨国公司，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串谋关系，因此，即使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上占有较高份额，但若这个份额由多家跨国公司分割，就应该视其为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

【参考文献】

1江小涓，1993：《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贸关系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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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emplinerovaAlenaandMartinJarolim,2000,FDIthroughM&Avs.Greenfield

竞争行为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动态竞争竞争战略竞争优势

1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

2我国企业对动态竞争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

3动态竟争环境需要动态竞争战略

以静止的眼光去看待现有的企业竞争战略是不可取的，一个特定竞争战略的有效性不是由最初所采取的措施所决定的．而取决于它对竞争对手行为和反应的准确预测和对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满足程度。这使得企业竞争战略不可能是永存或永远有效的．

4动态竞争的定义

5动态竞争行为的利弊分析

竞争行为范文篇8

电信论战的症结

开门见山地说，1998年电信开放的论战中，我高举的旗帜是“数网竞争”。那么，何谓数网竞争？“数网”是对电信产业现状的一种事实陈述——同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并存着几个基础电信网络。中国早就存在着数网。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邮电部门通讯网络(称“公网”)，还有铁道、军队、电力等几十个部门专网；广电部门的有线电视更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全国性网络。

1994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联通，从此结束了“数网并存、但彼此不竞争”的局面。经政府授权，联通作为全国性第二大公众电信网络，可以与原先独占电信市场的中国公司展开竞争。这就是说，早在我发表文章之前，“数网竞争”就在电信市场初露端倪。

那么，为什么到了1998年，还要把“数网竞争”作为一种电信改革的主张提出来呢？回顾起来，主要是三个背景情况：第一，联通的发展颇不顺利，从国务院批准设立到4年以后的1998年底，联通公司仅占全国电信市场份额的1%；第二，联通主要靠发展新兴的移动通讯，因此，原先的构想——把铁道和军队等专网资源动员到电信市场参与竞争——并没有得到实施；第三，其他部门的专网资源，特别是广电的有线电视网，究竟在何种体制下参与拥有巨大市场需求的电信服务，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三件事情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要不要在基础电信网络的层次，开放市场竞争？

当时一种主导性的思路，是维持基础电信网的政府独家垄断，然后开放电信服务竞争。略有区别的是，当时政府主管部门首长主张“由国家主体电信企业”掌控基础网络，而一些研究者则主张，“把我国已经形成规模的电信基础网和有线电视基础网从经营性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基础信息网”。

针对“基础电信网政府垄断”论，我提出如下疑问：在政府独家垄断基础电信网络的条件下，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面向竞争性的电信服务公平开放、公平接入、合理收费”？根据分析，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要的问题，是政府垄断的电信基础网络，要不要向利用者收取费用？如果无须收费，那么建设和维持电信网络的巨大花费，就由国家财政来支付。免费当然妙不可言，但有几个问题要面对：一，电信网络具有“谁接入、谁受益”的性质，政府仅仅向电信接入者提供免费服务，且接入越多者，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这对于那些没有接入和少接入的公民，是否公平？二，政府究竟能有多大的财力，可以满足建设和维持国家基础电信网络的巨大资金需要？三，免费服务通常会刺激较大的电信需求，如果政府垄断的基础网络供不应求，如何解决网络的“拥挤”问题？四，独家垄断的服务质量如何保证，是靠民主政治、行政纪律、还是靠工作人员的自律和自觉？

不免费吗？那么在基础电信网络由政府垄断的条件下，电信服务的接入费用究竟是怎么决定的？要是听任“自由定价”，那么多家电信服务商之间的彼此竞争，势必抬高独家网络的接入费用水平——其后果，就是行政垄断高价对电信需求量的抑制。此外就要由政府来管制电信网络的价格决定。问题是，政府根据什么准则实施价格管制？

传统之见，就是“成本加价”，即政府机构考核电信网络公司的成本，然后参照诸如社会平均利润之类加上“合理利润”，就是政府划定的电信网络价格了。问题是由政府对自己拥有的垄断网络实施价格管制，其中的利益冲突怎么解决？政府又怎样知道垄断电信网络的真实成本，而垄断电信网络公司又何以具备主动节约成本、主动申报真实成本的动机？

1999年，我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了“离开竞争体制，不知成本为何物”的文章。该文集中分析一个现象：为什么那些行政垄断部门的服务价格一直由政府管制，但无一例外都是办公楼豪华、花钱“大方”、奖金福利令人羡慕？我认为那正是“没有卖方竞争”的结果。因为大到盖什么样的办公楼和配置什么样的设备，小到用什么样的信笺笔墨，离开了市场竞争结构，根本无从知道究竟怎样才算“合理的成本”。当人们争先恐后地拿5000元作为初装费来安装一部电话的时候，独家供应商就是个个以奔驰代步上班——成本是也——又有什么不合理？结论是：价格管制需要的成本信息之巨大，被理论家忽略了，所以无论怎样设计出来的价管模式，都不如开放竞争那样具有推动公司不断节约成本的强大能力。

有的报告把电信基础网络比喻为“高速公路”，各类电信增值服务则是彼此竞争的“运输公司”，因此论证“网络垄断、服务竞争”的模式就是可行的。这在我看来，不过是以机智的比喻代替具体的经济行为分析。我们要追问：高速公路收费不收费？不收费，投资从哪里来？又怎样解决“拥挤”问题？收费，怎样决定费率水平？事实上，真实的高速公路，总受铁路、航空和不收费公路的竞争压力，而相对于电信基础传输网路，既没有“铁路”和“航空”的竞争，也没有“不收费公路”的竞争。

这样追问下去，我认识到“政府垄断基础网络、开放电信服务竞争”的构想，根本不可能带来电信市场的实质性开放。不是逻辑上不可能，而是研究者不能凭纯粹的逻辑推理，只顾描述理想模式的巨大收益，而忽略了实施此模式的巨大费用。

辨证“重复建设”

“数网竞争”就是针对“政府垄断基础电信网络”提出来的。我认为电信市场竞争绝不可能停留在增值服务的层面，必须在基础电信网络的层面开放市场竞争，即允许数个拥有基础网络的公司彼此竞争。“数网竞争”当然也要付出自己的成本，首当其冲的，就是“重复建设”。

说来有趣，在我国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中，“重复建设”向来是一顶无须说明就成立的大帽子。经济不景气，“供过于求”或“产能过剩”，大家骂重复建设；卖者竞相杀价，许多公司亏本、退出和转产，更要骂重复建设。到了电信产业，联通自建网路，当然是对原电信网络的重复建设；广电放着现成的电信网(且有剩余能力)不租用，非要自建自投，是重复建设；电信扩展自己的宽带网络，而不是租用广电现成宽带网络，还是重复建设。

究竟什么是“重复建设”？我的看法，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同义词。甲建了一座鞋厂出产鞋子，乙又建一座也出产鞋子，说“重复建设”与说“市场竞争”是没有区别的。完全不准重复建设，市场竞争从何谈起？

“市场”当然不能免费组织经济活动。其实，“重复建设”就是市场竞争得以开展的一个代价。流行的看法，集中于资源耗费的绝对量看问题：对小量的重复建设——例如重复开小餐馆和小工厂——人们不以为意；如果一次性投资巨大，那样的重复建设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浪费。

我换了一个角度提问题：重复建设固然要付代价(无论这代价的绝对量多大)，但是不准重复建设——维持行政垄断——就没有代价了吗？如果行政垄断也有代价，那么是不是需要仔细权衡两种代价的大小，才能得出合适的判断呢？这当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思维。中国人的老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不过坚持，即使在电信网络这样的“大”问题上，常识仍然管用。

问题是，一旦开放电信市场竞争之后，竞争降价还将刺激电信需求量的增加，改革的收益成本要动态来算。更重要的是，一旦开放电信网络的市场进入，重复建设的收益和成本由各个投资和经营的主体分别做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证加总的重复建设预期收益，一定就抵得过加总的重复建设成本？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害在于投资和建设主体的产权约束。如果投资主体的产权边界清楚，投资主体就必须承担投资行为的后果。本来，有效的产权就是用来约束分权投资必定要带来的风险的。竞争性投资体制虽然不能完全消灭“错误的重复建设”，但它可以通过产权约束投资冲动，加上信息交流机制和学习机制，竞争性投资的“失误”就可以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问题不在于重复还是不重复，而在于投资责任的约束。缺乏有效的投资约束，就是“单一建设”也可能错误百出。比如，耗资百亿建成的上海磁悬浮铁路，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第二条，绝不可能是“重复建设”，但一定就是成功的投资吗？

总之，我从来不否认数网竞争要支付重复建设的代价。我的意见不过是，我们不能仅从重复建设的绝对量就定案。合理的经济思维是，坚持在重复建设的代价与坚持独家垄断的代价这两个量之间反复权衡。为防止重复建设超越合理的限度，我认为电信改革不但要打破电信主体公司的独家垄断，而且要打破国有制的垄断。允许非电信的、非国有的以及境内外多种投资主体一起来参与，才能有效约束电信的投资和建设行为。

政府开球与市场继续

在论证了数网竞争后，我们要进一步回答：怎样从电信的行政独占走向基础网络的竞争开放？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起步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所谓“英国模式”，即允许原垄断电信营运商继续拥有完整的电信网络和全套业务，同时设立新的全能电信公司与之展开竞争。与这条“分立”路线并行的，是美国的“分拆模式”，即以法律手段分拆原先的独家电信商，其中，按业务分拆叫“竖切”，按地区分拆叫“横切”。

我的看法是，无论“分立”还是“分拆”，也无论“横切”还是“竖切”，统统不过是实现基础网络竞争的手段。只要认定了基础网络层面的可竞争准则，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历史经验看，当年中国设立联通与原中国电信竞争，选的就是“分立”策略。因为进展不顺利，才又转过头来借重“分拆”对在位超大垄断商竖切又加横切。这无非说明，行政垄断的产业，非政府有所作为就不可能开放竞争。要是政府不“开球”，谁动作得了？

问题是当政府开启了电信市场的开放后，要知所适从。既然各国电信开放最后是殊途同归——都形成数个综合性电信公司支撑起竞争性市场的基本构架，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放手让经由分立和分拆而来的每一家电信公司，都成为有权经营多业务的综合电信营运商？为此，只需给每家电信公司颁发所有国际、国内、长途、市话、移动、IP通讯的经营许可就可以了。余下的问题——主要是电信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完全可以交给完成股份化改造的电信公司通过市场重组去继续推进。

恰恰在增发电信经营许可、形成综合电信营运商的问题面前，中国止步不前。其结果，就是迄今拥有数亿用户的中国电信市场，居然没有一家公司可提供全方位的电信服务。那么，为什么拒绝增发基础电信经营许可？我的看法，撇开既得利益，思想上的原因是人们共享一种从来没有清楚讲出来的假设——似乎政府发出的每一个电信经营许可，都可以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增发许可就等于增加重复建设，就可能带来“过度竞争”的危险。

问题是政府发出的许可和牌照，并不一定在市场上成功。仅以联通为例，那是目前我国惟一拥有经营各项电信业务许可的电信公司。但是，联通事实上还不就是一家移F动通讯公司吗？为什么政府不可以只管发牌，而把能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以及怎样成功的问题，交由市场竞争过程去决定呢？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其实，早在1998年我就指明数网之“数”，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或专家事先划定的电信经营商的具体数目，而是一种“可以存在数个基础电信网络并彼此竞争的权利”。原话是这样讲的：

要注意，我的论点不是每种电信服务都必须自建自己的网络，而是必须有可竞争进入(和退出)的数网并争的架构可供各类电信服务商选择。从技术上讲，电信服务可以租借别人的网络。从经济上看，在现有网络供给能力过剩的条件下，只要租价合理，“以租代建”就是合算的。但是，必须知道，在只有一个出租者(或者只准一个出租者合法存在)的条件下，由于不存在(或不准存在)出租者之间的竞争，就没有产生租金合理化的机制。于是，“租不如建”。如果法律允许别人另起炉灶修建网络，那么甚至在新的网络建成之前，网络的租金价格就可能下降，因为原来那个惟一的出租者，面临自己的网络能力过剩，客户被潜在的网络商“抢”走的威胁。市场的力量会迫使它坐到网络租借的谈判桌旁来，并进行竞争性的讨价还价。

于今回顾，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更一般的论点，即市场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准入的权利。这就是说，我们要从市场之门是不是开放、是不是准许进入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从市场上究竟有一个、还是有几个供应商来判定垄断和竞争。只要市场的进入之门开放着，即便只有一个在位供应商，他还是会受到无数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反过来，市场的进入之门紧闭，那么里面的“玩家”——不论一个还是几个——对潜在竞争的惧怕就成为多余。公务员之家

从行为逻辑看，我认为只有以“进入权利”才能清楚地界定垄断和竞争。在法律充分保障进入权利的场合，无论实际进入的技术、资本和经验的门槛多高，当进入的诱因足够，总可以刺激潜在的竞争转为现实的竞争。但是，当政治、法律或政策禁止或限制市场进入的时候，即使拥有技术、资本和经营优势的后来者，也不能得市场之门而入。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政府的职能就是维持市场竞争的权利结构，特别是致力于消除市场进入的法律和政治障碍，而不应该勉强以行政之手，煞有其事地为决定每个产业里的最优公司数目而操劳。

“数网竞争”论从来无意对“应该”有几家电信公司的问题贡献意见。那是作者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数网竞争”主张的不过是政府开放电信市场、尤其是开放基础电信网络的准入经营权利。我相信，只要数网竞争的权利是合法的，市场力量不但会确定合适的经营商数目，也会推进拥有网络资源者与不拥有网络资源者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合作。我的结论是，越是维持数网竞争的权利结构，“过度重复建设”的危险就越小；反过来，坚持基础网的行政垄断，反而越刺激部门分割、“分立而不竞争”，从而就无法有效利用我国众多的网络资源。

基于以上认识，2001年7月我在提交给当时国务院体改办的一份背景研究报告中，明确把“行政性垄断”与市场里的其他垄断区别了开来：

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现行体制，主要特征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以政府名义实施的市场禁入，不同于市场经济里其他的垄断形态……由于行政性垄断能够排除在位垄断经营者的所有当期和潜在的合法竞争对手，因此，它常常违背政府垄断基础设施行业的初衷，导致经济行为的扭曲，经济效率的低下，抑制基础产业的供给和需求。更严重的是，长期的行政性垄断所形成的特殊既得利益和行为惯性，将妨碍国民经济的这一重要部门对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灵敏和有效的反应。

这个意见认为，真正妨碍产业发展的是行政性市场禁入，应该开放市场准入，奠定普及到我国各个产业领域里的市场竞争权利的框架。

验证的机会

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研究，当然要把理论命题、推论和政策建议，置于受可观察事实检验的地位，并通过不断的验证来推进对规律的认知。从这一点看，经济研究要把真实世界里的产业和市场作为实验室，以便观察现象、面对问题、验证假说。但是很不幸，社会的经济实验室里一般没有“受控实验”这回事。因此，验证关于经济行为的推断，要看实际的机会。

比如“数网竞争”论的推断，只有当政府在基础电信网络层面，承认并保障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的权利时，重复建设数网的成本才不至于大过其收益。很清楚，验证这个推断，要具备这个推断所指明的限制条件，然后才可观察是不是出现了推断所指明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几年来我国电信市场的变革，远没有形成数网竞争论所指明的限制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广电部门的宽带有线电视传输网与电信部门的通讯网络，依然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体制格局，依然还是“分立但不竞争”；第二，从承认和保障竞争权利的角度看，虽然存在着多家电信公司，但各家从事电信业务的权利被行政力量分割，限制在特定的业务范围，电信竞争实际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我们不能粗粗看到市场上有“数个电信公司”，就以为验证“数网竞争”的条件就成熟了，更不可图所谓“学者影响力”的虚名，勉强宣布数网竞争含有的推断已经得到了验证。其实，我呼吁了多少年的“广电、电信交互进入”，以及“给每个电信公司发全业务许可”，根本没有人听。这就是说，我的“学者影响力”等于零。

不过，受各种合力推动的我国电信产业的实际变化，也提供了某些命题的局部验证条件。于今回顾，以下四条可圈可点：第一，对电信经营主体用公司化改组并上市，为电信基础网络的建设筹措了以千亿计的资本，这是政府垄断“国家基础信息网络”构想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第二，在“建设并利用自己网络”的权利得到承认之后，移动通讯、IP电话、小灵通等等才在竞争中得到发展机会；第三，在基础电信网络的独家垄断被打破后，天价的初装费才被取消，电信资费才得以大幅度下调，电信服务质量才有显著提高；第四，电信增值业务如互联网接入和内容提供服务，才在接入费竞相降低的环境下得到发展。

令人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有两件：一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四大电信上市公司的市值，极不相称地低于其经营状况和利润表现。究其原因，是投资者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的政策风险偏高——谁也不知道政府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又来一场“重组电信”，各种传言和猜测不断扰动各方的预期。这在我看来，政府光开球还不过瘾，非要用“看得见的手”继续“优化电信市场结构”，而完全不顾为此付出的巨大财务代价；另外一件，虽然我国的电信资费有了革命性的降低，从而大大刺激了电信的消费需求量，为发展我国电信产业提供了市场条件，但是环顾世界，在各国电信资费下降的竞赛中，中国的成绩并不是最显眼的。别的不论，今天从中国打到美国的电话比美国打回来的贵很多，从内地打到香港的电话比香港打回来的也贵很多，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看法，惟有一个道理，就是电信网络层次的竞争开放还远远不足。

竞争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商业贿赂电信竞争评述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为此，世界许多国家的竞争法都将商业贿赂作为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禁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与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回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以上两款仅就商业贿赂的形式和行为作了概括性的描述，遗憾的是没有对商业贿赂的概念作出定义。直到1996年11月，国家工商管理局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商业贿赂”才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加以使用。《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按照《暂行规定》的解释：“财物”主要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鉴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暂行规定》分别是于1993年和1996年颁布的，所以对商业贿赂形式的认定比较简单。事实上，商业贿赂的表现形态远比《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暂行规定》描述复杂的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经营者的商业贿赂形式更是纷繁多样。

商业贿赂产生于经营者的逐利动机与不良的商业道德，也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及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很大关系。10在我国电信市场竞争中，由于我国竞争法和电信法的不健全，加之部分电信运营商的不良的商业道德行为，商业贿赂的手段和形式也是变化多端的。令人担忧的是，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行为，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致使电信市场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有蔓延之势。下面就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的特征、表现形态、危害性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作简要评述，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1、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商业贿赂行为分为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两大类。本文所指的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主要指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业行贿行为，即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向交易相对人或有关人员，提供获得电信服务交易机会或有力交易条件，以引诱其作出有利于行贿者的行为，其目的是促成交易活动或取得经营上的便利，以挤掉同业竞争者或实现更高的市场占有率。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1）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主体，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这里应明确的是，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职工为了公司利益在履行职务中实施的贿赂行为属于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业贿赂行为；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为了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利益实施的贿赂行为也属于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业贿赂行为。

（2）电信经营者的商业贿赂行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是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和获取经济利。这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市场，排挤竞争对手。应该指出的是，只要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利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了对方单位或电信消费者，即使没有达到其目的，也同样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3）电信经营者的商业贿赂行为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财物或其他手段收买交易对象或电信消费者的行为。现实中，“财物”应该是一般性生产生活用品及财产性利益，包括物品、货币、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财产性利益，诸如免除债务、装修住房、免电话费、利用本单位资源为对方提供商务交易机会等；“其他手段”，主要指不能或难以用货币计算，但能满足交易对方需求或欲望的非货币表现的利益，诸如为交易对方提供出国机会、介绍职业、解决学历文凭、解决子女上学或就业、提供色情服务等。

（4）电信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违法的多样性，其不仅违反了国家有关电信和竞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也违反了国家有关财务、税收、价格、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2、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行为的表现形态

对于电信经营而言，竞争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对于电信市场而言，竞争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使电信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得以迅速实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向社会提供通信产品时，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通过公平竞争去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然而，由于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电信资源不合理地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严重地阻碍了电信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电信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先进技术与有效需求的紧密结合。目前，电信市场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表现形态种类繁多，但从交易手段的角度上讲主要有两大类，即“帐外暗中”与“附赠行为”。

（1）关于电信商业贿赂中的“帐外暗中”行为

在电信市场的竞争中，尤其是电信建设市场竞争中，一方为了排挤竞争的对方以贿赂的手段收买交易对象，大都是以“帐外暗中”的手段实现的。“帐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记入财务帐、转入其他财务帐或者做假帐等。这里的“帐”是指电信企业依法设定的财务帐，“帐外暗中”就是没有在企业依法设定的财务帐上如实记载。有的电信经营者认为，只要“入账”就不存在“帐外暗中”的问题，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应该明确，“入账”必须如实反映事实真相，如果是弄虚作假，同样属于“帐外暗中”。事实上，实施商业贿赂的电信企业大都有“账”，只是在入账时采用了掩盖商业贿赂这一真实事实的入账方式。因此，电信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和获取经济利益，采用“帐外暗中”的手段贿赂了交易对象，就构成商业贿赂。如果企业是采用帐内公开给予，应该说，与“帐外暗中”给予相比，更为嚣张恶劣，更是构成商业贿赂。1

应该指出，电信商业贿赂中的“帐外暗中”在电信网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是尤其突出的。以固定话为例，电信固话网络分为长途网、本地网和用户驻地网三个层面。用户驻地网是指从用户驻地业务集中点到用户终端之间的传输及线路等相关设施，它前连电信运营商，后接电信消费者，是电信网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将用户驻地网接通了，电信运营商才可能提供固话和其它增值服务，否则就算电话缆线铺到门口，用户都没办法用上电话。为此，一些电信运营商为了争取“最后一公里”这一“权利”，以“帐外暗中”的商业贿赂手段买通开发商或电信业务的使用单位，并与其签订排他性的协议，以达到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目的。例如，中国网通集团重庆某分公司在进驻某小区时付给开发商4万元，并签订了排挤竞争对手、与开发商分享业务收入的合作协议，以达到独立入驻的目的。重庆北碚区工商分局调查认定其属于商业贿赂，作出了罚款10万元的处罚决定。工商部门调查发现，该网通公司以所谓配套费名义支付给小区的开发商重庆广田房地产开发公司4万元，已首付2万元；同时签署协议，其他运营商若要进入小区，须先经过网通公司同意。网通公司还与开发商签署了分享业务收入的协议，以达到排挤对手、独立入驻的目的。2

事实上，中国的电信、宽带和有线电视网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都存在着事实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笔者建议，电信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最后一公里”的监管，因为电信建设中的“最后一公里”垄断问题，不但剥夺了广大电信用户的选择权，重要的是其从根本上制约了公平竞争的电信市场秩序的形成。

（2）关于电信商业贿赂中的“附赠行为”

在激烈的电信市场竞争中，“附赠”已成为各电信运营商市场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电信竞争中的“附赠”行为，是指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在电信市场竞争中，为引诱电信业务的消费者与之发生交易，附带地向电信业务的消费者无偿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物品以及消费性服务的行为。电信竞争中的附赠行为的主要特点有：第一，附赠是一种附条件电信服务交易行为。在这种交易中，电信业务交易关系是主关系，赠与是从关系。如果电信业务交易关系的条件不成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就不会发生赠与；第二，附赠的主体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与其交易的对方。这里的“对方”既包括单个的电信业务消费者，又包括使用电信业务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这些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第三，附赠的赠品既包括现金、物品、有价证券等，还包括消费性服务。例如，电信运营商的“入网送手机”活动，就是典型的附赠行为。第四，电信市场竞争中的附赠行为大都是公开进行的，这一点与“帐外暗中”是明显不同的。这类公开的附赠行为，一般以交易的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额，为赠与的条件。例如，我们可以随时在市场上看到类似的宣传广告：“在xx银行预存话费xx元，送xx手机。”等等。

根据国家工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禁止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向对方单位或者其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违反此规定的，视为商业贿赂行为。应该指出，附赠包括经营者之间的附赠和经营者对消费者的附赠。然而，《暂行规定》仅对经营者之间的附赠进行了规定，而对经营者对普通消费者的附赠，则没有做出规定，这是《暂行规定》的一大缺陷；实践中，大量的附赠是经营者对普通消费者作出的。因此，附赠行为的对象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可能构成商业贿赂，关键要看附赠的数额。根据《暂行规定》的解释：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3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电信竞争中，电信业务的经营者通过附赠给对方财物或利用其他手段收买交易对象或电信消费者，而非通过附赠对方商业惯例小广告礼品的方式，从而获取交易机会或交易条件的行为，就构成商业贿赂。

3、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

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社会有以下严重的危害：

（2）电信商业贿赂行为破坏了电信资源的合理配置。电信资源要想真正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必须通过电信市场公平、有序、有效的竞争。商业贿赂使资源不合理的、非公平的向行贿者一方流动，这势必影响和阻碍电信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首先，商业贿赂阻碍了电信技术进步。众所周知，电信业引入竞争的根本动因是技术进步。4如果允许某些电信运营商通过商业贿赂去轻而易举地配置资源话，那么，就势必会挫伤那些在竞争中主动地投入大量人财物，研究、开发新技术、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去满足市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积极性。其次，商业贿赂阻碍了电信服务质量的提高。我国电信引入竞争后，新的运营上的出现，对传统的运营上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为此，各运营商纷纷采取措施采用新设备和技术，改善服务水平与质量，使网络的运行质量明显提高。然而，由于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的出现，从根本上影响了电信服务水平与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因为商业贿赂比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更能获得资源，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3）电信商业贿赂行为使国家税收严重受损。就企业而言，“企业搞回扣一般不入帐，不少巧立名目摊入成本，反过来转嫁给消费者。而代为或集体收受的回扣，一般都作为奖金或福利发给个人，有的甚至私分。个人收受回扣除少数人上缴外，其他部分则不见痕迹，造成了国家税利的严重流失。”5例如，目前电信市场营销中的“预存话费或入网送手机”活动，以及有奖销售或各种有奖活动个人取得的手机、现金或其他物品等，如达到一定的数额，依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均应按偶然所得项目计税，目前规定所得金额的20%为应纳税额。然而，有多少个人在类似的活动中取得了电信经营者提供的超值奖品或赠品？又有多少个人依法缴纳了“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监管机关对此是否胸中有数？笔者认为，类似行为已使得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除上述危害外，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还给少数道德败坏的经营者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提供了机会。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责任人收受某些电信经营者的贿赂，为其谋取不正当的电信业务交易机会或条件等。总之，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扭曲了公平的竞争秩序、阻碍了技术进步、破坏了电信资源的合理配置、损害了社会利益、腐蚀了人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应当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4、电信竞争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责任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常见且危害较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各国的竞争法都明令禁止，并给予严厉制裁。例如，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12条规定：“（1）在营业中竞争目的对某企业的职员或其受托人提出，允诺或给予好处，而要求自己或第三者以不公正的方式在货物或劳务方面中选，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2）企业的职员，受托人在营业中为保证以不公正的方式在竞争中挑选某人的货物或劳务而要求，接受允诺或接受好处的，处同样惩罚。”6该条应该是世界上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最早规定。

我国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也给予严厉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显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贿赂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首选责任是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如果这些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将依照受贿罪处罚；如果是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受贿行为的，依受贿罪定罪处罚。关于行贿方的刑事责任，《刑法》第164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单位犯行贿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行贿罪处罚。为了促使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关于对公司、企业人员商业行贿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上，主要应看行贿数额的大小。如果行贿行为数额达不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较大”，就不构成行贿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7

竞争行为范文篇10

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其中有人担心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巨大优势的外资企业会不会在其进人的行业内形成垄断，从而控制中国的产业，向消费者提供垄断高价。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调查发现，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极易垄断行业市场，从而损害国内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利益。

笔者主要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进入，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结构变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变化。

一、我国市场结构的变迁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推动了我国的市场结构的改变。在外资进人之前，中国市场是高度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而在跨国公司进人的初期，由于其具有竞争优势，在其进人的行业一度垄断市场，甚至独占了市场。但随着竞争对手的大量出现，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市场成为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从高度分散竞争性市场到寡头市场

(1)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一1991年为第一阶段，其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跨国公司投资以新建投资方式为主。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因此跨国公司进人初期一般都会降低集中度。在第一阶段进人的FDI主要投向了纺织、成衣、玩具、加工工业、消费类电子工业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我国实际上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在跨国公司进人之后，短期内降低了市场集中度，促进了竞争。如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家电企业依靠提供技术、转让生产线与中国刚刚起步的家电企业合作，最早进入中国家电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家电企业凭借产品的耐用、优质、精美等特性在中国市场形成良好口碑的机遇，纷纷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家电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市场集中度已经较低的家电行业进万步降低了市场集中度再如，世界轮胎巨头美国固特异公司和韩国锦湖集团进人我国轮胎市场时的生产规模平均只有500万条左右，而当时国内轮胎行业已经有了5000多万条的生产规模。他们的进人只会降低我国轮胎市场的集中度，促进竟争。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在资金、规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占有率也节节攀升，其中不少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大量中国本土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转行或破产或被兼并，市场集中度又发生了变化。在跨国公司进人的一些行业，市场已经趋向独占或寡头市场。再以轮胎行业为例，2001年3月，国内轮胎行业的龙头老大、世界排名第18的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投靠法国米其林。从此轮胎这个长期被视为战略物资的行业主导权将转移到外方手中。有专家预计，在2008年以前，米其林、固特异、普利斯通三大轮胎行业跨国巨头将占中国轮胎市场80%的份额。我国的半导体工业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控制。1998年上半年，8个“三资”企业的销售额占了88%，其中日本的NEC就控制了中国50%以上的半导体市场。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行业，跨国公司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几乎都有跨国汽车巨头的背景。大众、通用、本田、雪佛莱等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汽车业的命脉。2000年前，仅大众就占据了中国轿车行业60%的份额。而通用汽车在进人的五年内，其市场份额就上升到了15%。在信息通信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摩托罗拉、微软、英特尔、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跨国巨头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兴建研发中心，既夺市场又抢人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柯达、富士等跨国巨头在感光材料行业的垄断地位更是牢不可破。此外，零售、快餐、制药、日化、石化等领域，欧美日跨国集团近年来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扩张步伐，进一步蚕食中国同行的领地。

(2)进人壁垒的突破。进人壁垒是反映市场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反映市场中现有厂商对潜在进人者的阻挡能力。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规模经济和专用性资产构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进人壁垒对跨国公司的阻挡并不具有实质性作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凭借竞争优势，并通过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安排，可以实现对东道国进人壁垒的突破。在我国市场上这种情况比较明显。虽然我国在一些产业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如纺织、家电等。但大多数产业生产能力还比较弱，而且单个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差别化优势不突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上经济性进入壁垒的突破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

跨国公司凭借规模优势。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地位。我国钢材生产总产量世界第一，超过日本和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人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是最大的国内动力集团，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通用动力1994年的营业额为647亿美元。有数据显示，2002年，三资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是国内同行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资产规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三资企业的产值和资产规模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规模上的明显优势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行业的规模壁垒，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跨国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投入和促销活动，逐步克服中国市场上的差异化壁垒。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我国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虽然已经拥有了一些名牌产品。但大多数企业的商标保护和品牌竞争意识并不强，品牌运作手段陈旧，不少企业甚至在合资时将原有品牌和商标低价甚至无偿出让给外方。湖北的“活力28"洗衣粉)、北京的“熊猫”(洗衣粉)、上海的“美加净”(牙膏)、广州的“浪奇”(洗衣粉)等日化品牌原本有着很高的市场认知度，但与跨国公司合资后，在外方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外方按照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部署在华品牌战略，将产品定位在高档，即使保留本土品牌，也将其价格提高，导致本土品牌原有的消费人群流失。这种“品牌谋杀”色彩的战略令本土品牌迅速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相反，跨国公司则极其重视品牌效应，不仅在合资企业安排自己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宣传，而且还积极尝试品牌当地化。宝洁公司仅在洗发水方面就有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品牌。2004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上，宝洁公司竞标黄金段位，一出手就是176亿元，成为日化行业中的央视广告“标王”!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明显，我国国内行业的技术壁垒在其技术优势面前没有丝毫阻挡作用。有关调查显示，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与母公司相比，使用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42%，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5%。与国内企业相比，使用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65%，使用先进技术的占35%。

在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竞争优势，实现了对经济性进人壁垒突破的同时，我国对外资市场准人等政策性壁垒也出现了逐步弱化的趋势。加人WTO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人了新的阶段，除了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之外，其他市场逐步向外资开放。而且，国家在外商投资方式、股权比例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少。加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进人中国市场的非经济壁垒也很容易就被突破了。

(3)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跨国公司来华技资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而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因此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巨大，一般来说都达到了最小有效规模。中国的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经营的产业范围上，很难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国公司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各种优势。目前我国在钢铁、煤炭准工、建材、彩电、纺织品及很多日用品等主要产业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单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太小，综合优势不强，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必然会因为力量薄弱而居于下风。我国最大的软件集团沈阳东软公司2002年的销售总额为20.7亿元，仅相当于Microsoft公司2002会计年度销售额280.053亿美元的1.02%。在跨国公司不断冲击下，国内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探刻地认识到了面对世界巨无霸所带来的残酷市场竞争，只有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才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地区、跨行业的收购兼并以及由政府行为主导的国有企业重组都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如三大石油公司和三大航空公司的组建迅速地提高了企业规模，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2.从寡头市场到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竞争主体的变化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于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良好赢利前景的预期以及市场准人的逐步放松，大量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市场重要的参与者。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人和国内本土企业的发展，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并引起了市场结构的又一次大转变。先以轿车行业为例。随着通用、丰田、本田、马自达等汽车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扩大和国内一汽、二汽的加大对国有品牌汽车的支持以及华晨、吉利等民营汽车企业的兴起，中国轿车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大众一支独秀的格局被打破了。2002年轿车市场CR1为25.6%，比2001年下降了7.1个百分点，CR3为53.4%，下降了6.6个百分点，CR4为61.8%，下降了5.9个百分点。手机市场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摩托罗拉公司首先在天津投资2.8亿美元，建立独资的移动通信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手机市场，随后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索尼、阿尔卡特、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进人开始挤占摩托罗拉的市场。就在国内手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垄断的时候，国内手机制造商开始发力，波导、TCL,厦新等手机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竞争加剧使得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品牌集中度开始下降。从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上看，2003上半年，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为45.1%，比2002年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下降6.9%}厦新、康佳、东信和科健等国内厂商也进人销量前十名，再加上进入销量前五名的波导和TCL，国产手机品牌已经在中国手机市场上拥有了较大份额。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的大规模进人和中国国内本土竞争对手力量的壮大，不仅单一或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就使整体跨国公司想垄断中国市场也难以实现。在中国加人WTO后，电信、金融、能源、旅游、煤气和公用事业等行业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外资进人的门槛越来越低。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跨国公司进人后势必削弱了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这些领域的竞争程度。

(2)重构进人壁垒。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金额较大，一般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收回的。因此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市场会有较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阻止其他竞争对手(不管是来自东道国还是第三国)的进人和确保自己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需要对其进入的市场重筑进人壁垒。首先，跨国公司重构规模壁垒。由于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力日剧，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华投资，通过收购、兼并、合资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内资企业很难达到的规模水平。其次，构筑技术壁垒。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积极开展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跨国公司掀起了在我国进行R&D投资的高潮。微软、摩托罗拉、宝洁、联合利华、杜邦、英特尔、诺基亚、松下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在华成立了研发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R&D投资计划。再次，构建差别化壁垒。日化用品、家电、移动通讯、食品、快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在广告促销方面投人了巨额费用。如前所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太大压力，而对其中国同行来说实际是构筑了相当大的壁垒。

二、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变化

1.从价格垄断到价格下调

在独占或寡占市场下.市场上鲜有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往往将价格定位于高端，价格垄断是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惯用手法。如背投彩电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前长虹还没有开发出第三代背投彩电的时候，东芝、索尼等外资品牌占据了背投市场儿乎百分百的份额，价格也是高高在上，2001年背投的价格在1.8万元以上。

随着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竞争加剧，多数跨国公司在华长期坚持的高价位产品价格战略也随之变化。先以汽车为例，大众汽车的“普桑”在富康、夏利等车型的“威胁”下价格持续下降。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时间价格下降了近40%。手机市场也是如此。1999年以前，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少数手机品牌垄断了中国市场，手机价格奇高.是少数人才能消费的高端产品。而1999年放开手机牌照以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手机生产商不仅有来自国外的更多的跨国产商，还有波导、TCL,厦新、康佳、科健等为数众多的国内新进人者，手机价格也持续降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消费品:日化品市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1998年宝洁碧浪超效洗衣粉(第2代)400克装市场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2代)400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2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

2.从技米锁定到加快技末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