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关系范文10篇

经贸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缓和；外交政策；经贸关系；最惠国待遇

受水门事件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1977年在任）接任美国总统一职，但国务卿基辛格仍继续主持国务院工作，所以福特政府的外交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简单延续而没有什么建树。[1]113事实上，虽然福特政府对苏继续实行缓和的外交政策，但并非尼克松政府外交的简单复制，而是有所变化。在对苏关系方面，福特政府时期继续推行缓和政策。但围绕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三方进行了较量，致使作为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苏经贸关系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碍，结果美苏经贸关系最终恶化并给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带来影响。

一、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经贸关系的背景

（一）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苏经贸关系由于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尼克松上台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早在1968年尼克松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即声称，在对苏关系方面，要从对抗走向谈判。[2]4041972年5月，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除军事方面的合作外，双方在经贸关系领域也开始了新的谈判。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最终在1972年10月签订了《美苏贸易协定》，其中包括苏联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苏联偿还债务的问题等。美苏经贸关系整体呈缓和之势。（二）福特上台初期的美苏经贸关系及苏联最惠国地位问题福特上台之初就继承了上述已成事实的协定，但这一协定缺少必要的执行法律，而这个法律必须由美国国会来制定。实际上，1972年缓和初期，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已开始产生分歧，而且此后双方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产生分歧的原因众多，如“水门事件”的影响，政府的秘密政策行为，参议员杰克逊与其他参议员共同的政治阴谋等。此外，还有福特自身的原因，任职之后，他的权力仅限于国内政策。而在外交领域，他完全依赖于基辛格，这一点在他就职当天所批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基辛格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3]210福特上台之初，就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表明对发展美苏经贸关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希望协定能够最终达成并被批准，并且指出美国政府及国会也会认真考虑苏联方面提出的建议。[4]28-29国务卿基辛格也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支持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承认苏联享有最惠国待遇，但是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强与国会以及苏联方面的协商，这样才能推动法案的通过。[5]9-11为加强两国的经贸联系，美国政府欲在经贸关系领域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并且此举也会让苏联感到美方已将其视为平等的贸易伙伴，从而有利于获得苏联在其它领域的让步与合作。[6]278-279但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必须先解决苏联35犹太人移民问题。

二、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围绕最惠国地位的较量

在上述背景下，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福特政府、国会及苏联进行了复杂的三角谈判。谈判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保证美国国会可接受贸易法案的前提下，苏联还要同意附属于贸易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提出的大量条件；二是苏联必须保证犹太人移民数量。（一）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论。在对苏关系方面，美国政府欲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将其作为贸易伙伴，并同意给苏联诸多好处，例如降低关税，但苏联最终需偿还在二战中签订的租借法案中规定的7.22亿美元。最惠国待遇除了带给苏联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满足感外，还给双方都带来了经济利益。作为缓和的赠品，美国货物大量进入苏联有助于在此培养民主思想。其实，美国早已授予铁幕后的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最惠国待遇。授予苏联同样地位是随后必然的一步。[7]139但是国会认为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必须附加一个条件。所以附属于1973年贸易改革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把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与犹太人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该修正案规定只有停止对犹太人移民出境的限制，苏联才能获得最惠国待遇。修正案的发起者参议员杰克逊和众议员瓦尼克极力反对美苏缓和。此时正值杰克逊准备争取1976年的提名权之际，他将犹太人移民问题视为阻碍美苏贸易关系发展、反对缓和政策的有力武器，从而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利益。[8]741杰克逊借犹太人移民问题为跳板寻求政治机遇，所以他极力要求由犹太人自行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归属。杰克逊要求苏联允许50000犹太人移民出境。[9]278如果苏联做出这个让步，他便准备开新闻会宣称自己的对苏强硬政策获得了阶段性胜利。许多国会议员也被犹太人移民问题所吸引，赞同杰克逊的做法，因为它不用军事干预就可以展示美国的道德力量，而军事干预正是已经对越南战争深感厌恶的美国人所极力避免的。然而苏联对人才流失非常不满，于是1972年开始对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征收“出境税”。该政策执行的前两年，效果十分显著，犹太人移民数额从34000大幅下降到20000。[10]278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出境税将弥补苏联对移民者教育方面的支出，同时还能阻止更多犹太人移民出境。（二）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谈判。苏联对美国把犹太人移民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非常生气。他们指责美国是干涉他们的内政。苏联“已意识到自己处于屈辱地位，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最惠国待遇时必须受到其他限制的国家。”在苏联看来，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一种外交和经济敲诈。当1974年11月福特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晤时，苏联领导人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的干预，因为这阻碍了总统促进自由贸易的尝试。[11]122过去尼克松常常对“杰克逊的抢先煽动行为”表示愤怒，现在福特也是，他反对杰克逊带有政治野心色彩的做事方法。福特注意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和平外交使犹太人移民数额有所增加，从1968年的400人增长到1973年的35000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197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秘密告诉福特总统，苏联政府向他作出口头保证，每年允许50000名犹太人出境。多勃雷宁说明这只是口头协议，因为他不想肯定杰克逊在书面协议中获得的政治胜利。[12]385福特向杰克逊传达了多勃雷宁的保证，但发现杰克逊很固执，他一直说“我们对待苏联太软弱了……”，他打算开展他的总统竞选活动，把政治推到风口浪尖。[13]138-139之后，杰克逊公开了一封基辛格曾写给他的信，这封信中暗示了苏联将允许每年移民犹太人50000人，而克里姆林真正想要做出的保证是秘密不公开。莫斯科方面对杰克逊和基辛格感到非常愤怒，多勃雷宁不久便放弃了他所做的口头协议。最终美苏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三、美苏经贸关系的最终恶化及对美国的影响

（一）美苏经贸关系的恶化。苏联一直都按照租借法案的要求分期付款，即使偿还这些欠款显然与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相关。然而莫斯科的许多人却怀疑美苏建立贸易关系的企图，还有一些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也在政治上反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至此，整个苏联领导层得出一个结论：谈判不仅不能满足美国政府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且也不能满足参议院中公开反对与苏缓和的反对派的需要。10月24日，基辛格赴莫斯科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寻求召开峰会的可能。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勃列日涅夫“很生气”，他反复对参议员杰克逊的欢呼表示“愤怒”。因为杰克逊为苏联的投降而欢呼，还把基辛格报道的苏联所做的普通“保证”延伸为犹太人移民数额每年达60000或更多的“保证”。[14]180-182基辛格告诉勃列日涅夫他也没有预料到信件内容会被公开。基辛格仍在莫斯科时，葛罗米科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达的非常清楚：“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解释”，并且“我们相信这在整个事件中都很重要。我们认为关于苏联地位这一问题不应该有任何歧义”。[15]274-275最终，在杰克逊的领导下，参议院以88:0的投票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6]279对现实情况做了一番评估后福特签署了该修正案。因为他认36为自己别无选择。他回忆说：“国内政治压力太大，如果否决修正案的话，将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然后否决也会被撤销。”[17]279同月，国会也投票限制进出口银行四年内贷款给苏联3亿美元。这粉碎了莫斯科想通过获得美国贷款以提升本国经济的希望。12月18日，多勃雷宁发出信号表示将不接受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成为正式法律，那么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就此事进行外交协商后，苏联政府在1975年1月10日的谈话中以官方名义声明了自己的立场。1月14日，基辛格发表声明称在“这段时期”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不能生效。[18]442-443苏联也表示同意这一声明。至此，美苏官方贸易中缓和因素的核心已然倒塌。（二）对美国的影响。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引起了国会的独断，这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很生气，匆匆写了一封信给福特，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遭受了巨大创伤，在此情况下美苏关系在其他领域也不会有所发展。”而且事实正如福特所回忆的那样——美苏之间的关系紧张，我们已经从迷人的缓和阶段进入了考验阶段。[19]125在与莫斯科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国会和共和党中反缓和成员的制约。美苏贸易关系正常化的失败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从苏联出境的犹太人人数急剧下降：1973年35000人，1974年下降到21000人，1975年只有13000人。[20]514另一个直接影响是苏联不再支付租借法案规定的欠款。1975年7月，苏联在偿还了第三笔贷款后，就再没有偿还剩余的7.22亿美元，除非美国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21]917-918由于处理问题不恰当，加上没有兑现与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对美国的承诺，也没有产生预期的能够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效果，美国政府遭受了一次惨败。福特本人也陷于尴尬境地。《纽约时报》评论说，福特给人的印象是“软弱的、无力的和令人失望的”。国会拒绝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不仅使美苏之间的关系更加僵化，而且表明基辛格的光辉正在逐渐消失。因与越南谈判停火基辛格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国家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新闻周刊》把基辛格作为封面人物，称他为穿着超人服装飞行的“超级K”；《时代》杂志授予他“奇迹工作者”的称号；在对官员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高达85%，创造了最高纪录。直到1974年秋，国会和媒体早已厌烦了基辛格进行秘密活动和为获得名誉而迂回的手段。虽然他在全世界仍然是一位名人，但尼克松时期的胜利已经成为过去。基辛格似乎不再是超级外交家，因为的确是他的做法，尤其是他对葛罗米科信件的处理方式，使许多部门对他作为一名谈判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苏联方面也正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快。1月30日苏联取消了某些与美国计划好的小麦交易。2月17日他们宣称用英国贷款与英国达成了价值20亿的五年购买技术协议。几个月内苏联就收到了来自西方的100亿贷款。苏联与西方贸易量持续激增，相比之下，在与苏贸易的西方伙伴中，美国的地位下降。[22]515

经贸关系范文篇2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何一鸣.中韩经贸关系：成就、挑战与前景.亚太经济，2007,2.

[2]吴宇.中韩经贸合作及对策研究.延边大学说是论文，2006,6.

经贸关系范文篇3

一、中以建交前的经贸状况

中以建交前经贸关系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49—1979年是中以经贸合作的空白期。客观上来说，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对于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而言，其面临着紧迫的外部军事压力，其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当时，以色列国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加之国内资源贫乏，缺乏大力发展经济的内外条件。从中国方面来说，新中国也刚刚成立，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困境同样十分严峻，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当时中国受国际环境①影响，主要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以色列都不存在发展经济贸易的条件和基础。随后，1980—1991年是中以贸易逐步接触的试探期。中以在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经贸空白期之后，逐渐开始了一些间接性、小规模的非政府间经贸合作。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大政方针出现了一些转变，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寻求广泛合作。以色列方面，在本国国际商人带动下，开始通过香港，间接向中国出口商品，进行一些小规模、实验性的农业合作。不过在这一阶段初期，中以的经贸接触是非公开的，名义上中国仍禁止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这主要是为了不影响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日益增多的经济利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成了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地，是中国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地区。②事实上，在这一阶段，中以间接性的经贸来往也为后来两国建交后的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以建交后的经贸发展

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坚固保障。③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迅速且增长很快。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处于经济自由化时期，中国对于以色列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广阔经济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吸引了众多以色列企业来华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2000年，中以双边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2010年更是超过100亿美元。2013年，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以双边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合作领域更为广阔。2017年，中以双边贸易额已达131亿美元，比1992年建交初期增加了250多倍。中以建交后的贸易额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双方经贸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92—1999年是两国经贸发展的磨合期。这一阶段，双方贸易量增长速度有限，但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中以建交后不久，双方签署了双边贸易及投资协定和双方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协定。1992年，双边贸易额达5147万美元；1993年再增至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倍；1994年达2.498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了63.5%；199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亿多美元，比1994年同期增长22%。这一时期，中以贸易虽然呈连年增长趋势，但是由于起点低，贸易规模也较小。以色列国内缺乏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能力有限，主要对华出口一些农业技术、医疗设备等。中国对以主要出口产品为轻工业产品、纺织品及化工产品等。中以贸易额在两国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小。因此，双方存在的贸易潜能还未完全发挥出来。①2000—2009年是中以经贸发展的成长期，双方经贸发展开始打开局面，贸易额逐年攀升。但这期间，中以经贸关系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需要以色列高端技术以及先进的军事设备，但由于美以的特殊关系，以色列难以抵抗美国的强力施压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如2000年7月，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单方面取消了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的合同。②虽然事后以政府向中国退还了预付款并给予了一定赔偿，但这对中以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2004年12月，由于以色列对20世纪90年代向中国出售的哈比无人机进行升级维护，美国强制要求以色列停止正常的售后服务，以色列最终对美妥协。③由此可见，中以在军事方面的高端技术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而且这一阻碍因素很难克服。2010年至今是中以经贸发展的巩固期。这一阶段，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0—2013年至今。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以经贸额在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但从2010年开始，中以双边贸易额迅速上升，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世界很多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和响应。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强国对此也持积极立场。中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政府对经贸合作高度重视。2013年7月11日，以色列经济部部长内夫泰利•班尼特（NaftaliBennett）访华，有近30家以色列企业来华寻找经济合作机会，并且与中国多家软件、金融服务类企业进行配对。以色列在农业、能源、医疗、安全、金融服务行业等领域以及水处理技术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以方对华输出优势技术，尤其是向中国推广包括海水淡化在内的水处理技术以及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等能源利用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国投资。2013年度，中以双边贸易额达108.3亿美元，其中中国向以色列出口76.5亿美元，从以色列进口31.8亿美元，中国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④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成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以方对中以经贸合作的良好成效表示赞赏，并强调以方重视双方在自由贸易、风险投资、基础设施等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也表示会继续深化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⑤2014年，中国成为在以色列进口贸易额中居第二位的国家（位于美国之后），在以色列的出口贸易额中，中国居第四位（位于美国、英国、土耳其之后）。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之势，进出口总额达108.8亿美元，同比增长0.5%，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⑥中以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双方从以食品、钻石、化工等传统产品贸易为主，不断向高科技、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等领域发展转变，且产品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了以色列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申请。⑦4月15日，经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国同意，以色列正式成为了第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之一，这为中以加强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尽早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设亚太自贸区。①这是以色列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中国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度以色列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57亿美元，以色列向中国出口额约为32亿美元。在2016年的中以双边贸易中，中国对以色列出口额达到80多亿美元，以色列对华出口额约32亿美元。可以说，2016年中以经贸关系和政府间合作达到了新高度，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3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宣布启动中以自贸区谈判。4月10日，由以色列议会代表团议长尤利•埃德尔斯坦（YuliEdelstein）率领包括议员艾里•阿拉罗夫（EliAlalof）、迈克尔•罗津（MichalRozin）以及亚科夫•佩里（YaakovPeri）等在内的以色列议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9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接受以色列议长埃德尔斯坦的邀请对以色列进行回访。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加深了政治互信，推动了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在中国运营的以色列企业已超过1000家。11月3日，中以企业家投资论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对外贸易管理局、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等机构官员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表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代表团等百余名中国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共同出席。此次论坛的中国与会者中包括近10个城市政府代表团及140多名各省市企业家代表。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以色列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中以创新合作是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企业是中以合作与创新的主体，此次会议即为中以企业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②中以科技与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支持，中国对以色列来说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是世界级的创新力量。以色列85%的初创企业资金来源于外国投资，50%的出口额来自科技领域，中方的资金和外贸市场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中以自贸区是促进中以深化合作强有力的框架支持。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产品前往以色列，中国已被以色列企业和民众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市场，中国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同时，远程医疗、食品安全、水处理，以及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也是以中两国未来可以加强经贸合作的潜力领域。③2017年3月21日，主席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宣布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称，访问期间中以签订了25项合作协议，涉及的总金额约达20亿美元。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合作，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中以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④6月7日，中国（广东）—以色列经贸合作交流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与广东省政府经贸代表团及双方商界人士就中以经贸合作、中以关系等话题召开了主题会议并进行讨论。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部长艾里•科恩（EliCohen）、特拉维夫副市长阿萨夫•扎米尔（AsafZamir）、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詹永新及广东省委书记一行出席交流会。据新华社报道，交流会现场签署合作项目共21项，金额共计14.65亿美元。⑤7月11—13日，中以自贸区第二轮谈判在北京举行。中以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自然人移动、贸易救济、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争端解决和其他法律问题等议题展开磋商，并且取得积极进展。①三、中以经贸关系发展前景中以经贸关系发展经历了空白期（1949—1979年）、试探期（1980—1991年）、磨合期（1992—1999年）、成长期（2000—2010年）和巩固期（2010至今）5个阶段。两国之所以能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大进展，与双方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中以经济互补性强、吸引力大。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消费需求量大且国内又有大量劳动力。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劳动力缺乏，但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农业技术（包括新品种培育、蔬菜和水果加工、喷灌和滴灌设备的技术等）、化工产品、部分医疗设备等方面都比较先进。②然而，以色列不产石油和煤炭，原料和动力资源短缺，对轻工业品、日用品、工艺品、丝绸、家用电器、一般医疗器械、医药和部分食品都有一定需求。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中国可引进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以色列则可以利用中国市场，进口其所需轻工产品，以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目的。尽管如此，也应看到中以经贸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是以色列政府将中以合作领域仅局限于商业，从中以签署的双边协定和经济合作中可见，中以间大多数核心技术上的合作都不涉及军事、航空航天等敏感领域。③二是以色列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以化工产品、集成电路等为主，相对比较单一。而中国对以色列出口的商品种类相对较多，从机电产品到纺织服装、从金属制品到化学产品、从塑料橡胶到各类生活用品，涵盖了工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④

三是随着中以在高科技创新领域

经贸关系范文篇4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何一鸣.中韩经贸关系：成就、挑战与前景.亚太经济，2007,2.

[2]吴宇.中韩经贸合作及对策研究.延边大学说是论文，2006,6.

[3]徐长文.中韩经贸合作发展新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8,4.

[4]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10:434-436.

经贸关系范文篇5

1992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对华投资和经济合作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及其他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

比较优势的商品共55种，其中占有绝对比重而且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或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重化工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所占比重微小，而且这些重化工制成品的深加工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的产品大量出口定会遭遇贸易摩擦。此外，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依然不够。这点在反倾销案的调查中表现明显，常常是无人应诉，使对方不战而胜，从而更激发起了对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的积极性。3．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双层结构对中欧经贸交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欧盟一直致力于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其一体化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组织结构。这一事实为中欧经贸交往既带来了便利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随着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共同进口制度等的实施，特别是欧元启动后，其国际地位、可信度还是稳定性将有很大提高。现在我国的商品只要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分销到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出口手续简化，方便了贸易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以前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一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现在若欧盟裁定中国某项产品倾销从而处以高关税惩罚，则该产品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此项产品对某些成员国根本就不构成倾销。这种趋势的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将会是长期的。又如欧元的启动，减少了欧盟企业的兑换费用，消除了其内部贸易的货币风险，使其内部产品价格部分的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外部产品包括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内部统一用欧元结算，也使我国产品利用原先其各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货币不同而制定差别价格的策略难以实施。此外，欧元的推出也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欧盟内部双层的组织结构使中欧经贸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在双层结构下，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时常强调和利用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自己市场准入方面则抬出欧盟来和中国对抗，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样就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以限制这些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准入问题。4．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三、结语

近年来，虽然中欧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但是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政治与经济。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平衡主义者”，强调各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均势，因而欧盟在许多政治立场上与美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世界多元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不谋而合，因此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任何政治关系归根到底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方面的合作最终目标是促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全面携手。

当然，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分歧。中国与欧盟在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摩擦与障碍。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盟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设置技术和绿色壁垒的作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李金珊:《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2．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3．祝宝良、张峰：《欧盟地区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裘元伦、王鹤等:《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胡谨、王学玉:《发展中的欧洲联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祖强、淡远鹏：《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受制因素》，江海学刊，2002.5。

7．王丽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2.3。

经贸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TPP;中美经贸关系

2017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他8年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政绩与争议并存。作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国自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之一。关于该政策，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的演讲中曾提到，美国确实需要返回亚洲，并将继续留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根本重点”。他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美国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尽管随着特朗普的就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宣告正式结束，“亚太再平衡”与“重返亚太”已成为一种过去时表述，但是该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长期放在欧洲。冷战结束后，欧洲威胁解除，美国安全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重新认识到了亚太地区对美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从而作出了战略调整。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1］奥巴马甚至说美国的削减防务预算并不会以该地区为代价。奥巴马认为:“亚太地区对于实现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必须把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使命和任务放在首位，我们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白宫首席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说:“总统的判断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过大，包括我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在亚太等其他地区的权重过低。”［2］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亚洲经济的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3］根据多尼隆的解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的经济环境，建立一个可以使争端和平地解决以及基本人权得以被尊重的地区秩序［1］。“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使美国更深入地融入亚太这个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二是防止发展迅速的中国在该区域占据更多的优势。［4］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实施了一个全方面、多方位的战略，包括:强化旧有联盟;与新兴国家深化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高效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在该区域建立可实现共同繁荣的经济框架等。该政策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国和新伙伴的军事合作关系;三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尽管奥巴马及其官员再三否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但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破坏了中美互信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经济贸易是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径之一。奥巴马称，“亚太地区极具活力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经济的机会。而亚太市场所带来的经济福利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自2000年以来，亚洲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和继北美地区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5］此外，亚太地区在奥巴马的国家出口计划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亚太地区就有4个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出口战略的新兴出口市场，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况下，美国经济软实力、影响力却在亚太地区急剧下降，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经济发展并不顺利。此前，美国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倡导更开放、透明的市场和更少的关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亚太地区，美韩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自出台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进出口银行则受制于共和党国会党团会议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前景堪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干脆已经被美国众议院忽略［4］。与此同时，美国担心自己已经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所排斥。这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反应迟缓、作用甚微的弊病，从而导致了亚洲国家对美国经济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后又发展成对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体开始启动区域“自救”机制，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合作机制。据研究，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东盟+6”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计算的东亚贸易集团的GDP总量在2006年就达到了美国的82%。而亚太经济一体化还将导致美国福利严重受损，大约会使美国每年减少约250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丧失2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6］。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主导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边框架下推行新的贸易规则的阻力越来越大。除了面临愈加强大的亚太合作的冲击，美国也面临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新挑战。自2010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它还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中国、印度和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总量，从2004年的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8%飙升至50%(2008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由自己主导建设、帮助欧亚大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亚投行目前已有86个成员国，这其中也包含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还在该区域进行大量贸易，利用现金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

二、美国推进下的TPP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贸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意义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顺应时代呼声和世界潮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发展态势，西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合时宜，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政治上的二元对立已经严重阻碍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变化需要新的理念，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势必要成为主流，合作共赢也势必会给全球各国带来共同发展。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2019年底爆发并蔓延至今的疫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人员交流使得疫情迅速蔓延，确诊病例上亿甚至更多。面对当下严峻的疫情态势，唯有秉持全球合作理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疫情的蔓延，最终战胜肺炎这个全人类的公敌。因此，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也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双赢的范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构建及贸易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在的东盟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发展。1950年中国和越南建交，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不结盟运动为中国与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交往提供了机会，中国在此期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长久以来指导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中苏交恶使中国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在此期间，相比于地理概念的东南亚更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概念［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趋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关系总体向好，但中国和东盟个别国家因为南海主权争议有时也会使得潜藏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双方的经贸交流;而在合作共赢思维指导下，双方的关系则会趋于缓和，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对抗导致俱伤

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南海主权问题。南海问题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对南海进行勘测出具报告，分析认为南海大陆架上石油储量多达11亿吨。20世纪70年代初，时逢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更加凸显出南海地区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内水、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东南亚部分国家对此公约做出了利于自己的解释。东南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以及二战后的《日内瓦协议》和《旧金山和约》也成为东南亚个别国家对南海进行主权申诉的重要依据。2012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让南海问题的对抗程度达到顶峰。2012年4月，12艘在黄岩岛海域内例行作业的中国渔船被菲律宾军舰武装扣留，由此引起了中国的渔政、海监船只与菲律宾军舰多轮长时间对峙。此次激烈对峙后，菲律宾单方面开始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仲裁申请，将南海问题国际化。2016年仲裁案走到了最终宣判阶段，南海局势急剧恶化，美国舰队的介入让南海局势显得更加危险，走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的边缘。菲律宾作为主动采取对抗性态度挑起事端的一方，在这一事态中逐渐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发展。中国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11年双方的贸易额就已经打破了300亿美元大关，正在朝着2016年600亿美元的目标前进”［4］，却因为双方关系的猝然紧张，让这一良好发展的态势迅速冷却，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南海争端不仅影响到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也给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图1所示，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在2012—2016四年间均呈低位增长的状态，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到2012年进出口增长率为10．08%下降到2015年的最低位－0．88%。图12012—2019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门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量在2010到2011年度保持高位增长率，到2011年南海问题激化后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跌，一度跌入－1．02%的负增长(见图2)。这10年间的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大体保持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没有南海争议发生的年份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南海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无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均会因此导致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就业岗位锐减。

(二)合作中实现共赢

南海主权争议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利益。东盟个别国家意识到问题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拾对华友好。例如，2016年下半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派出八十多岁高龄的前总统拉莫斯与中国政府就中菲关系在香港进行了会谈，商讨恢复双边关系等问题［5］。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尔特应邀访华，中方向菲律宾人民张开友谊之臂。在此次访问中，中菲两国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两国还将进一步加强渔业和旅游合作。中方将取消几年前发出的对菲律宾的旅游警示提醒，还将恢复菲企对华热带水果的出口。2016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该政策在“关于在南海管控分歧和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关于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关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三个部分多次提到“合作”字眼，并非常务实地提出“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导航助航、搜寻救助、海况和气象预报等方面的服务，以保障和促进南海海上航行通道的安全。同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各方行动准则》向更高一层次的“准则”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2021年“南海行为准则”有望实现新突破，届时南海问题将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机制上的合作不仅会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且为双方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提供对话与交流平台。合作态度指导下的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为双方的经济交流注入了巨大活力，双边经贸合作快速朝着更加繁荣以及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全面生效，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6］。在合作思维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还将促成各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信，民生与社会领域的合作，为双方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长效的对话机制，促成双方贸易合作进一步腾飞。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考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

传统的国际关系往往以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性、零和博弈等为标志，在这种对抗性思维指导下，国际关系必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近代以来，因为各国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频繁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美苏核战争争霸的背景下，虽未爆发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不断，世界局势不时陷入紧张状态，迟滞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两极格局崩塌至今，世界处于快速变化时期。政治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趋于调整;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文化上，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和文明上冲突愈演愈烈。自2020年初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其着力点并非寻求结束疫情恢复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疫情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其防疫政策必然漏洞百出，导致疫情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大幅缩水。面对这些传统或是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增进相互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关于国际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迫在眉睫，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时代召唤，也是大势所趋。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双方共同的认知

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非一方的努力即可达成。从上述中国与东盟关系案例来看，中方一直秉持的是合作与包容的态度，而东盟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则间断性地采取对抗性态度与中国交往，给双方关系造成伤害。2016年以后，东盟中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态度的转变为中国与该国及整个东盟之间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只有单方的努力是难以达成的，需要双方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努力。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达成共同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的对接来实现，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实现对接。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现代化4．0”战略、缅甸经济特区发展计划、文莱的“2035宏愿”等进行对接。这些共赢项目工程的有效落实，将会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信，也会促进双方对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认知的达成。

(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经贸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俄欧经贸关系美国

俄欧经贸关系发展受美国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形式及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美国对俄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一、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人为地割断了俄欧之间的经贸联系

二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凭借它们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极力扩大对世界的干预能力，都把对手视为敌手，双方在各个领域的摩擦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美国为了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通过马歇儿计划对西欧的进行经济援助，在欧洲为苏联培植了最强硬的竞争对手。而苏联对此反应迅速，利用在二战期间所形成的巨大政治优势，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积聚在自己周围，共同与西欧展开对抗。

由于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对抗是主流，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都服从于东西方对抗中，因此俄欧经贸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这从俄罗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贸易国别方向上可以得到验证。见下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朱冰:苏联外贸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37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冷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与经互成员国的贸易占到了一半，而与欧共体国家的比例比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双方经济互补性的作用，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二、转轨期间美欧分歧促进了俄欧合作，使俄欧经贸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

1.美欧分歧。随着欧共体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美国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究其原因：

第一,冷战结束，欧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出现了松动。冷战期间，由于共同对付苏联的需要以及西欧在经济上需要美国的援助，在安全上需要美国的保护，因此西欧国家没有独立的地缘政治利益，其对外战略完全从属于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战略。苏联解体后，美欧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消失了，欧洲有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综合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欧盟希望自己能主导欧洲事务，有独立解决欧洲事务的权利，因此欧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出现了动摇。

第二，转轨期间，欧美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欧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塔西斯计划对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通过经济援助对俄罗斯的转轨施加影响，突显欧盟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利益诉求就是要俄罗斯彻底转轨，把俄罗斯完全纳入到西方国家的发展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更需要一个虚弱的、没有任何竞争能力的俄罗斯。这从侧面反映出了美欧对俄罗斯的不同态度，也折射出了双方在对俄罗斯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第三，冷战结束，美欧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领导权的意图更加明显。美欧竞争由来已久，即使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在经济上需要美国援助，在军事上需要美国保护时期，双方的竞争都没有停止。一直以来，西欧各国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增强势力，形成整个世界强有力的一极，能主导整个欧洲事务，而不是充当美国的“小伙伴”。但美国似乎并不愿就此放手，而是乘苏联解体之时，利用超级大国的实力一意孤行地推行霸权政策，利用北约干预欧洲安全事务，希望把欧洲的安全事务牢牢地把持在自己手中，双方在战略利益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第四,一直以来双方在贸易领域里摩擦不断。欧盟和美国都是WTO的主导者，都希望通过WTO为自己争夺更多利益，它们表面上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推动者，而事实上都是贸易保护政策的操纵者，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农业、香蕉、牛肉、音像制品方面都存在着摩擦，同时欧元的流通与美元也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使贸易摩擦已延伸到了金融领域。

2.俄欧共同利益。随着俄罗斯的转轨，俄欧双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分歧已不存在，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双方存也在着许多共同的利益。

第一,在对待美国单边主义方面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美俄之间的对抗多年来始终围绕着对欧洲领导权的争夺，苏联解体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其军事力量仍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而欧盟虽然经济势力雄厚，但军事力量却不足于与美国抗衡，而俄罗斯是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同时俄欧双方都对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对美国插手欧洲事务更是耿耿于怀，共同的利益拉近了俄欧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

第二,俄欧双方希望从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俄欧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在冷战期间，意识领域的对抗，双方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俄罗斯的转轨，使双方更加关注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是双方经济利益的根本之所在。

3.俄罗斯转轨以来，其对外贸易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以前主要对经互会逐渐转向了欧盟，俄欧经贸关系得以恢复与发展。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俄罗斯与经互成员的贸易比重不足10%，而与欧盟的贸易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一左右。这表明俄欧经贸关系出现了恢复性发展。

三、2000年以来美欧俄关系互动促进了俄欧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2000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但对俄罗斯而言，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似乎变得更有利，特别是能源价格的上扬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也成为俄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

1.美欧合作。普京执政后面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对内不断加强中央权利，对外强调外交要为国家经济振兴服务，而美欧认为普京的做法有走向集权和独裁的倾向，是民主化改革的一种倒退，在这点上美欧的立场是一致的，同时进入2000年以来美欧双方虽有矛盾，但在许多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利益。

第一，在车臣问题上美欧立场相同，美欧对俄罗斯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的做法横加指责，并认为“人权高于主权”。

第二，美欧联手共同实施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间和经济空间进行挤压，把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尽收囊中。

第三，在俄罗斯入世道路上美欧双方利用自身在WTO中的绝对优势，不断向俄罗斯要价，共同为俄罗斯入世设置障碍。

美欧在对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共同立场，使俄罗斯外交陷入了困境，但普京努力在寻找突破口，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不断调整俄罗斯对外战略。

2.俄美合作。俄美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要与美国合作，同时俄罗斯自普京执政以来，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使得俄罗斯一切的外交活动都应当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基于外交战略的调整，俄罗斯一方面要考虑其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互补性比较强，相互有需求，特别是能源领域是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

3.俄、美、欧关系互动。普京执政后，在处理与欧美关系方面，采取灵活多变的政策，周旋于欧美之间，努力寻找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

第一，普京执政开始，大力提升俄欧关系，将其定位在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并把双方战略合作锁定在经贸方面，但同时又不放松与美国的经济合作。

第二，在共同对付美国的单边主义方面，俄欧寻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共同的点。

第三，美欧在防范俄罗斯、遏止俄罗斯方面虽然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对俄罗斯的能源资源方面双方又存在着矛盾和竞争，三方间的利益博弈是复杂和长期的。

4.俄欧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进入2000年后，随着俄欧美三方关系的互动发展，特别是欧盟东扩，使俄罗斯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见下表：

数据来源：俄联邦国家海关网站

上表的数据表明，俄欧贸易总额占到了俄罗斯贸易总额的一半，双方经贸关系紧密。

美国在俄欧经贸关系发展中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俄罗斯已不是原苏联，欧盟也不同于过去的欧共体。从经济体制上来看俄罗斯与欧盟都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已经不存在，而且经济的互补性能使双方在相互的经贸关系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因此在未来俄欧双方会用一种更加理智的态度处理二者的关系，会更加注重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在政治领域寻找更多的共同点。可以预计在将来，美国对俄欧经贸关系的影响会随着俄欧双方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而逐渐弱化，但它所形成的影响是久远的。

总之，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三方间的政治与经济博弈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两方关系的发展都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也会影响第三方，特别是美国，其对俄欧关系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ВладимиШенаев，НиколаяШмеелев.Россияиевросоюз---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партнерства[EB/01]

[2]В.Кудров.Экономикароссииитрехевроп[J]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уотношния，2005（11）

[3]《РОССИЯВЦИФРАХ》，Информац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центрстатистикароссии，2005

[4]必娴：美欧与俄的利益博弈路径[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7月19）

[5]陈俊锋张金梅：俄欧关系由冷转热[J].瞭望新闻周刊，2000（24）

[6]范军刘军：90年代以来的俄欧关系[J].俄罗斯研究，2003（4）

[7]冯绍雷：欧盟东扩与大国博弈[J].俄罗斯研究，2004（2）

经贸关系范文篇9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大幅调整政策，中欧政治关系迅速发展，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受政治影响，双边贸易迅猛增加，中欧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出快速增长、稳步发展和日益加深和扩展等重要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目前同时处于上升趋势，相互间如何处理双边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研究课题。

一、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2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对华投资和经济合作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及其他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商品共55种，其中占有绝对比重而且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或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重化工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所占比重微小，而且这些重化工制成品的深加工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的产品大量出口定会遭遇贸易摩擦。此外，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依然不够。这点在反倾销案的调查中表现明显，常常是无人应诉，使对方不战而胜，从而更激发起了对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的积极性。3．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双层结构对中欧经贸交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欧盟一直致力于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其一体化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组织结构。这一事实为中欧经贸交往既带来了便利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随着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共同进口制度等的实施，特别是欧元启动后，其国际地位、可信度还是稳定性将有很大提高。现在我国的商品只要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分销到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出口手续简化，方便了贸易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以前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一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现在若欧盟裁定中国某项产品倾销从而处以高关税惩罚，则该产品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此项产品对某些成员国根本就不构成倾销。这种趋势的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将会是长期的。又如欧元的启动，减少了欧盟企业的兑换费用，消除了其内部贸易的货币风险，使其内部产品价格部分的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外部产品包括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内部统一用欧元结算，也使我国产品利用原先其各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货币不同而制定差别价格的策略难以实施。此外，欧元的推出也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欧盟内部双层的组织结构使中欧经贸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在双层结构下，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时常强调和利用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自己市场准入方面则抬出欧盟来和中国对抗，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样就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以限制这些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准入问题。4．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三、结语

近年来，虽然中欧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但是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政治与经济。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平衡主义者”，强调各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均势，因而欧盟在许多政治立场上与美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世界多元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不谋而合，因此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任何政治关系归根到底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方面的合作最终目标是促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全面携手。

当然，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分歧。中国与欧盟在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摩擦与障碍。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盟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设置技术和绿色壁垒的作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李金珊:《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2．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3．祝宝良、张峰：《欧盟地区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裘元伦、王鹤等:《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胡谨、王学玉:《发展中的欧洲联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祖强、淡远鹏：《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受制因素》，江海学刊，2002.5。

7．王丽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2.3。

经贸关系范文篇10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每一次中美经贸关系的突破，都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每一次中美关系的回转，都离不开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可以说，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事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回顾中美经贸七十年的历史，有助于两国摒弃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冲突，回归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六个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冰冻隔绝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利用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根据国内外形势，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1949年美国制定二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军事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禁止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下令禁止进出口中国，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二十一年的贸易隔绝期。1951年2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国经济遏制的总体战略，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国通过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作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迫使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禁止与中国贸易。1952年美国成立禁运执行机构“巴统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单项目比苏联多500余种。从1949年到1970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隔绝期。（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冻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声音此起彼伏，美苏争霸处于僵持胶着状态。美国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希望借助中国对抗苏联。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也希望联合美国施压苏联。因此，从1969年起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决定：放宽美国人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允许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的船舶加油，诸如此类突破中美经济往来的内容[1]7-8。1971年4月，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尼克松发表声明，美国将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对在中国使用美元将逐步放宽限制；对美国石油公司供应往来中国的船舶或飞机的燃料将不再限制；取消对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的美国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清单[2]。1971年6月，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长达二十一年的贸易禁令从此成为过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当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近500万美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当年中美贸易额立刻接近1亿美元，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破冰，中美经贸往来不断增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飞跃至1978年的11.477亿美元，增长234倍；其中出口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亿美元，增长66倍；进口额从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进口国和第三出口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整个七十年代，中国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处于顺差地位，但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刚刚重建，在需求结构和市场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较稳定的贸易格局。（三）中美经贸关系的成长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上升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并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贸合作框架逐步开始建立。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中美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和水利发电合作议定书，商定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0年中美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这刺激美国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贸联合委员会，它被称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文化协定、教育合作交流协定和渔业协定，促进了中美经贸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投资贸易法律讨论会，被称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心转向发展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双边主要议题，中美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蜜月期。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4倍，年均增长率达16.9%，1982—1983年因台湾问题中美政治关系变得紧张导致贸易额有所回落，其中进口额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66.31亿美元，增长3.5倍，年均增长率15.2%；出口额从1979年的5.95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33.8亿美元，增长5.7倍，年均增长率21.3%。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九大进口贸易伙伴。（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制衡苏联的价值，加上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用人权指责中国，取消一系列拟签协议，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从巅峰上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双方经历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巴导弹”风波、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同时中美就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和妥协。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根据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要在年中对关于是否延长这一待遇做出决定，然后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中美从1989年到1993年进行了激烈地较量，最终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93年克林顿首次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94年克林顿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不再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附加政治条件。1996年中美就中国的“入世”问题进行多轮双边磋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998年7月，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经过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至此贯穿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终于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最显著的特点是中美矛盾争端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美政治关系热度下降，经贸往来持续加温，这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中美贸易额从1989年的122.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7.8%；其中中国进口额迅速增长，从1989年的78.60亿美元到2000年的223.6亿美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达10%；对美出口额从1989年的43.9亿美元到2000年的521.0亿美元，增长11.9倍，年均增长率23.3%。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起开始转为顺差，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段时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五）中美经贸关系的入世黄金期（2001—2016年）。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全面挑起贸易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对话并存局面。从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期。从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进入战略对话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进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进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2016年6月中间进行了八轮谈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入了黄金期，贸易规模大幅度提升。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6.4倍，年均增长率13.2%；出口额从2001年的52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亿美元，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14%；进口额从2001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亿美元，增长5.1倍，年均增长率11.5%。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亿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长率15.7%，由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采取各种法律措施来规制中美贸易，扭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总额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每隔几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六）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对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国入世十五年缓冲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世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并否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开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措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启用第六次“301调查”，并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和“201调查”“232调查”“337调查”等各种调查，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正面对抗期。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和极限施压，中国被迫应对反击，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共进行了十三轮经贸磋商谈判，几经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发起贸易战声称是为了改变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但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国通过关税战，导致美国企业在关税执行期间加大订单，从而激增了中美贸易总额和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222亿美元；美国又通过投资战、技术战、汇率战、金融战等综合打压，阻滞了对华订单从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贸易额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跌至2583.3亿美元，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贸易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到1404.8亿美元。尽管如此，就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就关区而言，仅次于欧盟和东盟。美国重新将贸易政治化，已经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对，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国名人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应该着眼于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要真正以经贸作为“压舱石”，回归到理性的经济逻辑轨道。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第二年，虽然经济十三轮谈判达成了阶段性共识。但是因为没有联合公报或正式文本面世，导致市场预期和信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希望中方减少贸易顺差，在知识产权、金融、高科技、取消国企补贴等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且出台履行承诺的可监管机制。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处理我们不断高企的地方债务、过剩产能、金融杠杆等威胁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快补齐高科技发展短板，同世界各国一同寻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动能，全面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中美贸易关系长期政治化。中美贸易波动都因为政治事件而中断或剧烈震荡。1950—1970年中美两国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在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割据台湾，阻挡中国统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威胁我国安全，中国组织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外交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华实施封锁和禁运。中美产生贸易也是因为政治问题。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美苏争霸处于僵持阶段，美国和我国亟需共同对付苏联，两国开始突破冷战重围，逐步缓和政治矛盾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合作。美国制裁中国也是因为政治问题，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导致中美经贸环境极不稳定。美国支持中国入世也带有共同反恐需要，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争端，背后也常有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伊核问题等政治因素[4]。此次中美贸易战，正是因为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考量和维持一超独大的战略需要。（二）中美贸易一直存在非对称性。中国是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美国是巨额服务贸易顺差+货币贸易顺差，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对华投资远大于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投资带动了巨额贸易，中国对美投资效果还没有显现，即美国存在投资收益顺差，中国存在投资收益逆差。美国存在品牌、质量、技术、服务、标准等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存在成本优势。中国产品、服务和技术处于价值链低端，美国控制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飞机、集成电路、大豆和棉花，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和资源型农产品，中国出口到美国主要是电机电器、机械器具、家具、玩具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三）中美贸易一直存在互补性竞争。中国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优势，拥有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美国有中国无法比拟的科技、农业和制度优势，由此中美形成了货物贸易上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无法脱钩模式，服务贸易上的“中国接受—美国提供”的双方联动模式，货币贸易上的“中国储蓄—美国透支”的恶性循环模式。另外，中美贸易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支撑，美国的农产品和高科技需要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品需要美国市场。从具体数据看，中美贸易从1979年不到25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000多亿美元，增长250多倍。美国科技实力全球领先，《福布斯》的2019年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有八家是美国公司，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在热点和新兴研究前沿领域都位列全球第一。美国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一直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和出口领域等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中美双方贸易既存在互补性和共赢性，又存在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说明了中美贸易的高度互补和高度依赖，经贸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四）中美贸易长期存在摩擦争端。中美两国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和治理体系上的差异，必然因为政党竞选和背后经济财团的利益，对中国产生各种解读和矛盾，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争端不断。1980年7月2日，美国第一次对中国的薄荷醇实施反倾销调查，整个八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达十七次。九十年代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发起四次调查。中国加入WTO前，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从纺织、服装等初级加工品蔓延至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争端范围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开始延伸到复杂的知识产权、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频繁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等多种手段，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不断向服务贸易和投资扩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向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扩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经贸摩擦加剧的时期。中美贸易结构虽然互补性强，但是美国存在“2/3心理”，即对GDP达到美国2/3的国家会产生恐惧，从而会本能地实施打压遏制，因而2018年美国先后发起“301”“337”等各种调查，摩擦争端纠纷不断升级，出现了大规模的关税战，最终演变成科技创新和汇率金融等综合较量。随着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提升，不可避免地出现双方企业的竞争，例如华为对美国芯片产业产生冲击；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不断推进，中美汇率竞争也不可避免，美国作为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也必然将中国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从而产生激烈的对抗。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平衡之道

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从起初经贸关系服从政治关系需要，接着逐渐摆脱政治关系快速发展，到最后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互相影响。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两国贸易关系的最佳状态就是独立自主但又竞争合作，也就是互补性竞争和共赢性博弈背景下的市场化合作。中美大国博弈帷幕初升，硝烟刚起，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化压力为动力，转挑战为机遇，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跨越中国面临的四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以坚持对话协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中美关系新模式。2012年美国学者艾利森首次以“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访问美国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尽快回归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纠纷，同时探索新领域的新规则，让世贸框架更加公正合理，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美可以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求共谋经贸发展之同、存意识形态之异，增强战略互信，施展战略想象力，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探索构建新的中美大国关系，加快解决中美贸易的政治化问题。（二）以深化改革开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新型现代化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和自信就来自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应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这样中国经济将不会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实现平稳有序地迈入高收入国家序列，从而提升中美经贸互补性。（三）以展示大国担当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的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指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因此，西方有些人担心中国崛起后不愿承担根据能力本应担当的责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够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应站在道义的制高点，身体力行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大力打造国家间的广泛合作机制；量力而行实施对外援助，既进行江湖救急的现金、物资、工程等捐助，也进行长远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冲突地区推进谈判进程，进而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积极同其他国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到以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利益共同体，以共商互信合作打造价值共同体，以共建国际秩序打造责任共同体[5]，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威胁论”的传播，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氛围，彰显中国的世界胸襟和大国担当，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性。（四）以科技教育合作跨越“马尔萨斯陷阱”，破解兴衰历史周期率。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陷入持续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这些都是“马尔萨斯陷阱”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挣扎在贫困陷阱中，而中美贸易战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国际问题最突出的表现。人类历史表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是国际自由贸易和科技的发展与合作，而不是无序的“零和博弈”和存量争夺。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有责任不应因为产生隔阂而导致双方科技教育脱钩，而应互相提升科技创新和教育普及水平，根据各自国家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科学范式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智能化，甚至合作向外太空拓展生存空间，合作帮助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目标，真正使人类获得免于贫困的权利，真正使人类历史摆脱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妥善化解中美摩擦争端，共同支撑人类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200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J].新能源经贸观察，2018，（7）：54-57.

[4]杨枝煌.中美贸易摩擦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J].兵团党校学报，2018，（4）：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