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十篇

经贸政策论文篇1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02-09-26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经贸政策论文篇2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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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家骝.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J].中山大学学报，2000,(3):03.

经贸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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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伟丽.战略性贸易理论理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5.

经贸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保护政策国际贸易保护理论问题发展政策展望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和区域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其高速的发展对于各个国家内需以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可谓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不断深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贸易的不公平，格局单一化等矛盾也有走向不可调和的趋势。而其中，我们发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但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却新的挑战，在整个国家贸易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成为了主力军，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后的发展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对于这些国家贸易行为，本土的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不小的问题，从而使得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对于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进行探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就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政策和相关理论与实践这一侧面，结合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以及我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相关政策研究从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和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发展展望等方面展开一番剖析和论述，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或意见。

一、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

国际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多边的区域无论是在贸易形式、贸易政策以及贸易行为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因此，要想国际贸易在发展的历史中在这些方面遇到过形形的问题，也一度给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各种理论应运而生，贸易理论作为独立的形态出现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追溯到国际贸易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则又依托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行为和实践中的利益分配。而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则又作为反动推理推动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理论化，因此可以说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主要分为干预保护和自由贸易两个独立对立的方面，从而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了纯理论和干预理论两个大的体系，在本文的论述中，主要就国际贸易中典型的保护理论进行阐述。就当下世界主要的保护理论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改善国际收支理论

该理论主要的保护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支出方面。其手段是通过减少进口的数量，从而减少外汇的支出，基于贸易顺差的思想保持在国际收支中的贸易出超。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这种保护理论的实施的作用就是通过增加自身商品或者一切劳务的窗口，从而增加在商品或者劳务中的支配权，从而避免进口超过了出口量情况的发生，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国际收支中出现赤字的不利情况。

(二)改善贸易条件理论

贸易条件理论着重与如何有效的将进口商品的在同等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或者征收更高的关税，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给本国的国家贸易在更多的福利。这一理论是否能够成功的实施还需要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征以及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

(三)关税收入理论

关税的收入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起到一个类似于杠杠原理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是否能够取得经济效益上或者市场拓展方面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税，可以说是每个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成为了每个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保护政策的主要环节之一。而如何做到合理的增加关税收入而又不会给国内居民的生活消费带来太大的影响，这需要在关税政策制定上进行合理的把控。

(四)夕阳产业保护理论

这一保护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某些过去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不错市场而当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无法很好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站住位置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进入衰落阶段会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因此进行这项夕阳产业保护政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五)保护就业理论

保护就业可谓是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动机之一。

(六)绿色壁垒理论

随着环境保护越来越深入人们的关注。环境保护成为了国际贸易过程中每个贸易行为和合作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七)非经济目标理论

大部分的保护政策或者保护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的有利于本土经济发展或者就业率增加的贸易保护措施。而非经济目标理论则是通过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坚持做到自力更生发展，有效减少本土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其目的除了有能够实现经济目标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国民在民族自豪感、社会公平以及国土安全等方面更好更快的实现。

(八)保护公平贸易理论

这一理论就是在国际贸易的规则应该保障公正公平的进行贸易，许多做法有如倾销等会破坏这一规则的需有效的规整，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理论的践行力度和理解也各不一样。虽然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多种不同的保护政策和理论，但是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殊途同归——为了自己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商品进出口积极加以干预，利用各种措施限制商品进口，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使之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待和补贴，鼓励扩大出口。从表面上来看，保护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变化，这也使得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发展形成了许多问题，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之大不言而喻。其中，主要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往来之间产品期待效益的巨大差别导致保护政策存在着不对等、不公正的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产品相对价格都较高，进入国内后都会遇到市场受阻的情况；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这种方式导致自己本国的产品在本土没有了相应的竞争力，由此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这也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保护政策对于国际贸易发生的限制；第二，为了扶持本土的夕阳产业的发展，保护政策限制了外来产品的进入市场，无论是通过提高关税还是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其短期看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但在长久来看则限制了该产业的良性发展和进步；同时，产品的环保技术成为了重要问题，而各个国家在产品上绿色环保制定的相关标准却高低不统一，这也导致环保纠纷在国际贸易中时有发生，也必将成为未来贸易摩擦中的焦点；而保护就业理论的实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保护就业这一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就业使得某个行业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看似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增加就业有积极作用，通过牺牲对贸易进口物品的需求来拉动内需的方式在短期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的维持就业平衡，至少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本土企业竞争力降低，失业等现象的产生，但是从长久的发展来看这一政策无疑会对本国或者本地区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幼稚产业”产业的保护划分不够明确，虽然对于这一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初期需要进行有效的扶持，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较大的漏洞。总的来说，保护政策下的国际贸易存在这一系列客观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政策理论以及具体实践中进行合理的探索和调控。

三、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

针对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需统一规划，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就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而言，首先，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统一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的客观事实，加强多边国际贸易往来的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则需要在保护壁垒政策中适当放开对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关税，从而有效的促进两者之间在国际贸易中的良性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结合自身国家的特点，针对性的对外来商品进行扶持性的帮扶贸易政策，坚持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的国际贸易政策，从而让双方获得共赢共生；第二，在绿色环境保护政策上，我们可以对产品的绿色环保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制定统一的划分标准，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能够通用，从而减少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因为标准不一带来的贸易行为的麻烦；第三，有效的利用国际贸易给我们发展带来的契机，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重引进高端加工增值环节。同时，组织协调好国内急需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通过合理的进出口国际贸易发展，有效的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身快速发展，这才是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之道和终极目标。

四、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展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对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行为的开展。首先，贸易政策的选择需要基于我国当下现有的基本国情，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适当的进行贸易保护是有必要的，但是把握好“度”是一切展开的前提；第二，保护政策实施以及保护对象的十分的重要，不能够没有针对性而一概而论，如若是这样，我们的许多行业和企业都会失去发展以及成长的机会，我们需要敢于面对外来商品的冲击，在挑战中求生存；第三，进行开放型的贸易政策，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中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第四，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将本国的产业进行升级转型，合理有效的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业，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让我国的产品和输出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

五、结束语

保护政策已然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也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护政策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问题，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合理的把控好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和力度，才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在越来越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中，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长期共赢共生。

参考文献：

[1]贺平著.贸易政治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赵文潇.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及新趋势[J].金融经济,2013,第10期

[3]徐小丽.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2012

[4]王英凯.全球经济再平衡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的挑战[J].特区经济,2010,第8期

[5]Gomory,RalphE.,andWilliamJ.Baumol.Globaltradeandconflict⁃ingna-tionalinterests.MITPress,2000.

[6]陆燕.当前世界贸易形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与应对[J].国际贸易,2010,第4期

经贸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利润转移论 外部经济论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产生

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之前，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而且排出了产品的差别、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产生顺应了现实经济的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将实际的经济条件列入研究之中，而战略性的贸易理论也应运而生。

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

利润转移论是该理论的核心，它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中，国家从战略性的角度，积极运用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等手段，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攫取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以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里的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从国外向本国转移利润。

而外部经济理论又包括技术性外部经济和收益性外部经济。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而不必为此付费，那么对于本国来说，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就不会得到其理想的预期收益，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收益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而该厂商同样也可以不必为此付费。对于本国来说，如果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则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的贸易政策对其进行扶持，以帮助其发展，提高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也越来越成为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因为市场毕竟有国内国外之分，国际间的竞争以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对“波音”的战略性扶持，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印度对其软件产业的扶持等等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势在必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既要顺应潮流，遵守国际规则，更要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优势，调整政府的角色，使之更有效的发展本国的产业，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扶持的目标产业的选择

国家进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扶持产业的选择，因为一国一旦对某一行业进行战略性保护，必然会对其他使用该资源的其他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第一，一个较好的目标产业应具备生产成本的优势（比如廉价的原材料），或者受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第二，应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在一定时间内的很高的行业准入壁垒，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而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第三，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从而保证其在与国外相同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如果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则应保证其具有内向型的市场结构，以避免其技术外溢到国外的相关产业。总之，该目标产业应该是国内基础设施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或文化服务类的产业等等。

（二）扶持的时间选择

国家对于产业的扶持多在其处于幼稚产业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该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而一但该产业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政府对其的扶持政策就应该及时取消，从而使该产业在走向成熟后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政府扶持的成本投入。

（三）外部环境的约束

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保证在不违背外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否则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报复行为。一方面，不能违背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与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相抵触。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国对其研究还尚未成熟，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发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佳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又一个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经贸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众议院；自由贸易协议：政治经济学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属于同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尤为重要，美国宪法规定，涉及征税的议案必须首先由众议院提出。贸易政策大都涉及到关税，所以大部分贸易议案都是由众议院提出。众议院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而是由435名态度各不相同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实际上是由这435名议员的态度决定的。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这435名议员对贸易的态度是南哪些因素决定的?本文的指导思想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是：“政治市场”决定厂政府的贸易政策。

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构成了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美国最近几年更为频繁的进行区域性或者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本文选取美国第108届国会(2003~2004年)众议院对四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进行研究，以探求众议员投票背后的动机。第108届国会通过的4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1)美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2)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议；(3)美国—澳大利亚自南贸易协议；(4)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

上述四个双边自南贸易协议在众议院都以2/3以上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是和共和党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是有差异的，更多的共和党赞成自由贸易协议，差距最为明显的足众议院对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表决的结果，投赞成票的比例只有37％，而共和党投赞成票的比例为88％，可见两党议员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

为什么众议员之间、甚至同一党派的众议员之间对自由贸易协议态度大相径庭?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议员投票决策背后的动机。议员的投票与所在的党派、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不同党派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有差别?本文利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案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认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并没有追求周家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其他的目标，比如政府连任、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捐款等等。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政治市场的参与者——选民、政治家、政府、国会、利益集团等——根据自身利益产生对于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均衡的贸易政策。

有大量文献研究政治市场上贸易政策的制定机制，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型有：Mayer(1984)研究贸易政策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情况下的关税水平。Magee，BrockandYoung(1989)研究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不同政党作为代言人情况下关税水平的决定。HillMan(1989)研究工业部门和消费者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时均衡关税的决定机制。GrossmanandHelpman(1994)研究政府同时考虑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和全体公众利益时贸易政策如何决定。

Rodrik(1994)总结了这些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不同个人、集团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2)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影响；(3)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4)贸易政策制定的机制。

具体到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其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国际贸易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国内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一部分人受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同利益的团体会结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游行示威等方式说服议员采取对本利益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议员也依赖于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议员要接受利益集团的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议员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以积累人气争取连任。所以，议员要权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贸易立场。本文的实证研究综合以上模型，研究不同行业、政党、不同要素所有者对众议员贸易立场的影响。

从上面的作用机制也可以看出，研究议员的立场，首先要从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入手。要素禀赋理论和特定要素理论是研究贸易政策分配效应的主要理论，本文的实证模型建立在这两种理论之上。

办案一：要素禀赋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StolperandSamuelson(1941)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改变的是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工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而资本所有者(资方)会受益于国际贸易。这里首先验证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

在检验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众议员在四次表决中的投票，赞成票设为1，反对票设为0。解释变量为政党(虚拟变量，设为0，共和党设为1)、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在收取资方捐款和工会捐款之外还会收取其他利益集团、个人的捐款，所以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和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之和并不等于1，所以，这样设置回归模型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之所以选择上述变量，原因如下：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资方组成的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都是很活跃的团体，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政治捐款。比如，2005至2006年，工会组织向共和党议员捐款269万美元，向捐款761万美元。议员们为了筹集更多的竞选资金，也要争取尽可能的捐款。比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2001年至2006年共收取捐款5157万美元。所以在模型中设置“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两个变量。同时利益集团往往是有政党趋向的，而不是向两个政党捐赠同样数额，所以设置“政党”这个虚拟变量捕捉这部分信息。

方案一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α0+α1P+α2C；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方案二：特定要素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根据Jones(1971)的特定要素模型，出口行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进口竞争行业从国际贸易中受损。由于美国农产品竞争力强，而很多制造业产品需要大量进口，所以，预期农产品出口额越多的地区、失业率越低的地区、制造业人口比例越小的地区，该地区议员越支持自由贸易。为了验证这一点，把议员的投票结果设为被解释变量，议员所在州的农产品出口额、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和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同归。

方案二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β0+β1A+β2M+β3U；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表1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含义。本文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Logit和Probit二元选择模型。

二、结果

方案一的结果：众议员投票态度对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回归结果如表2。每次投票结果都表明，众议员的党派属性与投票选择有显著的关系，共和党议员比议员更加赞成自由贸易协定。政治捐款和投票结果也有显著关系，收取资方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而收取工会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这验证了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的分配效应的推测。Probit和Logit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方案二的结果：投票结果与议员选区情况回归结果见表3。与上次回归相比，大多变量不显著。制造业从业者比重与议员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关系，在4次投票中，3次负相关，1次正相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制造业作为一个包含行业范围广泛的概念，其中有很多行业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飞机制造业等；也有很多制造业是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品、服装行业。把制造业整体作为一个变量所以得不到显著的结果。失业率的系数表明失业率越高的地区的议员越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这与期望完全相反。一般说来，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该地区行业越容易组织起来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贸易保护。之所以出现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现象，原因可能在于选用的数据为议员所在州的数据，而在同一个州内每个选区的失业率是不同的，议员是根据所存选区的利益而不是所在州的利益投票，因而出现上述现象。但是农业出口额这个变量却比较显著，在4次投票中，有3次投票结果表明众议员所在州的农业出口额与议员态度正相关(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除外)，这表明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有显著的影响，来自农业州的议员更加赞同自由贸易协议，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

BaldwinandMagee(2000)研究了美国国会1993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1994年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1998年对快行道程序授权的投票。本文关于议员投票选择和政治捐款的研究结果和这些研究基本一致，表明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10年后，国内利益集团对国会决策的影响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投票有很强的党派性，在党派之争的背后是不同政党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依赖。

关于议员代表的选区利益，由于数据限制，本章没有得到更为详尽的结果，但是仍然证明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同贸易政策的态度与影响。

三、结论与讨论

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众议员在对贸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表现出来的立场，符合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预测，即议员并不是以整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结论有：

(一)收取劳工组织的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收取资方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自由贸易。这表明要素禀赋理论对收入分配的预测更符合美国的现实，即自由贸易使美国的稀缺要素——劳动收益下降，所以，劳工组织反对自由贸易政策，资本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二)众议员的政党属性也与其贸易政策立场密切相关，共和党议员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议员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

(三)来自于农业州的众议院更加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这表明美国农业拥有比较优势，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出口更多的农产品。

但是限于数据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

1、关于党派属性。由于贸易问题的投票具有较强的党派性，所以如果排除掉党派属性(分别对共和党议员和议员的投票决策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可能会更能反应出其他的问题，比如，国内经济形势、不同州的出口结构等等。

经贸政策论文篇7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经贸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服务贸易；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076-03

联合国贸发会议了2015年《贸易政策重要数据及趋势》报告，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不仅涵盖货物贸易，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其规则也超越了相互关税减让。自开始记录以来，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增长的比重首次超过商品。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包含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容。

（一）自由贸易政策

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定义：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也明确指出了自由贸易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那就是：“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机、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充分地发展。”[1]同时，他还指出，自由贸易可以促进消解保护关税制度，导致商品价格降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保护关税政策

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削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一种人为的过渡的手段。可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资产阶级扩大资本积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升级，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恩格斯说，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1]。可见，保护关税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发挥巩固其现有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其扩大经济利益，提升经济地位，开拓世界市场的枷锁。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意味着国家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必须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受到挑战，我国在推进贸易全球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吸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水平，鼓励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为此，我国特制定了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以便使我国服务贸易形成价格优势，力求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帮助服务贸易企业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在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二、我国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哈尔滨等5个部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点对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探索。要求试点地区不但要加大力度积极宣传、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范围，即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目前已公布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

（一）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后，我国已将部分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纳入了增值税征收范围，并实行跨境应税服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的附件《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出口应税服务范围。零税率是指对出口的应税服务除了在出口环节不征税外，还要对该应税服务在出口前已缴纳的增值进行退税，使该应税服务在出口时完全不含增值税，从而以无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体现了国家提升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助力服务贸易发展的目的。出口应税服务免税仅是指在出口环节不征收增值税，直接免除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享受政策的企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给予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并对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据实税前扣除。

三、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包括的行业类别较多，如运输、旅游、文化、技术贸易、金融等等。

（一）服务贸易企业总体情况

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吸纳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技术贸易、研发服务外包等业务表现突出。2015年研发服务外包的合同额，占全市服务外包合同总额的68%。二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初见成效。哈尔滨市部分重点税源企业由传统生产制造业向现代生产服务业转变，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哈飞航空和哈飞空客、天狼星电站设备公司等。三是云计算服务发展迅速。2014年初借助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安全保证、能源保障、人力资源及成本等综合优势，哈尔滨市被发改委、工信部列为全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并成为国家重要的云计算产业基地和云计算示范城市核心基地。四是动漫设计等文化服务业特色鲜明。平房区的黑龙江动漫产业基地培育了品格文化、极光文化、英立科技等文化及科技类骨干企业，形成了从数字动漫、立体影像、新媒体基础网络运营、广告策划创意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玩具设计等衍生产品以及新媒体人才培训等多领域的聚合产业集群。五是对俄服务贸易有所突破。针对对俄贸易特点，以中俄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积极开拓对俄服务贸易市场，并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黑龙江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及中亚拥有较完善稳定的销售网络和渠道，开发建设了国内唯一一家大型中俄双语B2C购物交易平台，实现了在线通关、国际交易支付、结汇、物流配送等跨境贸易“一站式”商务综合服务。

同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对全市180户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进行了参与服务贸易意向性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对哈尔滨新区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等。

首先，受访企业特点。其一，总体规模不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占53%；其二，技术贸易企业比重不大，仅占13%；其三，目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比例不高，占30%；其四，受访企业实际平均税负较为适中，为3%，但41%受访企业主观认为税负较重或非常重。

其次，受访企业面临的困难。一是人工成本急剧上升、资金压力十分紧张；二是对服务贸易政策适用行业、区域范围以及申报程序比较模糊；三是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服务贸易企业经营发展的预期并不十分乐观，51%受访企业认为未来无明显影响。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部分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总结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缺乏统一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从本次调查看，国税系统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过度依赖其他政府部门信息。统计数据不完整、不精准、不全面，不能互相印证，只能得出较为粗略的分析结果，难以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企业解决涉税难题。

第二，缺乏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目前国家尚无下发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导致部分具备一定研发能力、能够进行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相对突出的企业无法进一步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支持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配套措施没有形成合力。目前哈尔滨新区规划重点发展的服务贸易行业分别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国税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业务沟通极其有限，相互之间的信息了解较少，各部门的优惠政策相对独立，没有形成有机的合力。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工作有待加强。根据调查结果，部分服务贸易企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对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了解，对税收优惠的备案及审批流程并不熟悉，对税务行政审批认知还停留在过去。

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第一，积极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协作，共建服务贸易信息共享平台。国务院提出重点发展的“6+1”服务贸易的管理部门包括财政局、商务局、工信委、旅游局、文化新闻出版局、卫计委等多个部门。建议尽快建立跨部门的管理组织，形成容纳多项数据的电子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特别需要税务部门的积极参与，开展有深度的经济数据及税收收入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税收方面的建议。

第二，积极落实创新发展服务贸易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家出台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前，参照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城市的认定标准，制定哈尔滨市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标准。积极促成服务贸易企业所得优惠政策尽快落地，并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开展宣传工作，争取企业及时尽快掌握，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特别要建立税收绿色通道，为服务贸易企业办理退免税手续。

第三，积极宣讲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打通税收优惠“最后一公里”。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媒介，重点宣传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全面认真梳理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编制操作性强的服务贸易企业税收指南手册。举办税收政策宣讲会、服务贸易企业专题税收论坛，提高纳税人对相关税收政策认知度，对重点企业上门辅导，打通纳税人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第四，尽快出台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促进企业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加入服务贸易行业，同时提升企业研发高附加值服务产品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的纳税人，在规定范围内，给予免征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

经贸政策论文篇9

【关键词】 新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选择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世界排名第二，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第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百名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容易成为一些国家推销“”的借口，出口贸易额、贸易顺差世界第一极易出现贸易摩擦。表1为我国2006―2010年贸易摩擦涉及金额。

2009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案件金额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共有2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的贸易救济调查116起，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一般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殊保障措施案件7起，另有美国的337调查6起，共涉及金额约127亿美元。面对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政策的四面出击，中国应冷静对待，从贸易政策的角度出发，我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从世界范围考虑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贸易自由化亦为大势所趋，顺应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选择贸易政策是前提。在经济全球化中从世界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至少有两个：一是用尽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二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1、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开放市场，是非歧视和公平竞争，但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自由贸易的“乌托邦”，不是自由贸易的“完美”组织，也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不能自动实现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只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磋商、协商、谈判才能实现自由贸易，这为各成员之间贸易政策的差异性、贸易利益分配的悬殊性提供了空间，也为一些成员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留下了空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干预的自由贸易只是理想状态的自由贸易，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并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也无法实现这种“纯洁”的自由贸易。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坚持自由贸易、倡导自由贸易、发展自由贸易的大前提下，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条生路，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些缝隙，即允许各成员方实施“暂时性的”、“例外”的保障措施。如2008年秋季以来，就有22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了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另外，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大前提下是禁止取量限制的，但它同时又留了一手，即允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动用“免除”条款。如条款第12条规定，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时，即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条款第19条规定，当某种产品的大量进口威胁到国内产业或国内生产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某些协议的模糊性、歧义性进行贸易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就很难界定“倾销”，很难确定“损害”，极易引起摩擦双方对倾销的幅度、损害的程度产生理解的反差、计算的反差，这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反倾销协议》进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提供了保护贸易的工具。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成员，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员，都是用“两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手积极地推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主张，另一手又不失时机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两保”措施。即使在推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时，也选择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环保性的贸易政策措施。仅就贸易政策、措施运用而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只会一味地走贸易自由化之路，而不善利用“两反两保”及其他保护贸易的措施，那么，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者说不是一个“成熟”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我国要学会恰如其分地、巧妙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安排的贸易政策。

2、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选择国际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措施；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政策措施“内外有别”；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双重”标准的贸易政策措施存在；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实施内外差别待遇的贸易政策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在一地理区域内或者区域之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通过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政策措施，实现彼此之间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技术等的自由流动。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外的非成员，或实行各自的贸易政策措施，或实行统一的贸易政策措施，甚至是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政策既是保护成员本国（地区）市场的贸易政策，又是使成员（地区）产业在更大市场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内）受到保护的贸易政策，使货物、服务、投资等受保护的空间扩大、放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外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同时可以获得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带来的双重利益。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越大、成员越多，获得的贸易政策利益就越大。我国一方面要建立国与国的双边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要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由自由贸易区向关税同盟，甚至向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

二、从国内范围考虑问题，在对外开放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我国仅从GDP总量看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以世界银行对财富的计算标准看，我国则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若从人均GDP看，我国则是世界排名一百多位的“穷国”，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发展水平尚处在初期阶段的国家，是一个整体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知识生产力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应选择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本国经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选择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这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顺应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顺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与此同时，对我国的行业和企业要有选择地进行战略性保护。我国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开放型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方向，开放是潮流，开放之势不可逆转，但放任自流的开放、不加任何干预的开放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恰当、适度、有法、有理、有据的贸易保护。

1、行业、企业要善于运用贸易政策保护自己。行业、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不要总处于被动地位，不要总是疲于应诉，而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也应随时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协议、条款，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运用国家颁布的贸易政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贸易不再只是货物、服务的交流，它涉及国际贸易关系的处理，它是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政策手段的运用。同样的货物、同样的服务，由于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手段运用不当，它带来的损失不再仅仅是商业利益大小的损失，它很可能会给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2、提高贸易保护的质量与水平，同时运用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保护贸易。从整体上讲，关税措施的作用在下降，全球关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减让已经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就某些行业、某些产品而言，仍然有一座耸立的关税壁垒，即使在发达国家、在美欧等国家也普遍存在极高的关税，包括关税高峰（tariff peaks），即关税税率超过15%，包括关税累加（tariff escalation），即随加工程度的推进而逐步提高关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为5%，但仍有近300种产品实行关税高峰。发达国家对糖、烟草、棉花等进口征收高达100%以上的关税，欧盟对超过配额部分的香蕉征收132%以上的关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对国内的“敏感产业”实行战略保护，对国内幼稚产业实施保护，关税措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非关税措施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在于：一是使非关税措施法律化，即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范非关税措施，使文件形式的、口头讲话形式的、政策形式的非关税措施全部回归到法律轨道上，使贸易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可执。二是提高法律保护的“门槛”。我国有关产业、产品等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等远远低于国外、国际的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已不能起到保护贸易的作用，更起不到保护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出口。低标准的产品出口要么不符合人家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检验检疫标准或被拒之门外，或被就地销毁；要么是低价进入市场遭到反倾销。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摩擦案件增加多与低水平的“国标”有关。提高“国标”并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既是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又是减少或避免企业出口摩擦的贸易政策措施，更是保护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保护环境的贸易政策措施。

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使贸易政策中的人文关怀元素显得越来越重要，使贸易政策中的社会政策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贸易政策应对“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有威慑力、敬畏感。所谓“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是指那些靠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高物质消耗出口换取外汇的企业。“三低一高”企业出口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既利于外需，又易引起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更是一种失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的贸易政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正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的体现，这种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对国内出口企业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国外出口来华企业的要求。这一贸易政策是对企业员工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过程、工作待遇等的规定，体现贸易政策对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应体现健康、突出健康，并将健康摆在首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绿色贸易制度、蓝色贸易制度、动植物检验检疫与卫生措施等，其实质是保障人类健康，保障动、植物健康，保障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健康。人类失去了健康，人类社会失去了健康，所谓的经济增长，所谓的GDP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健康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又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突出的话题，贸易政策中不可没有健康政策，不可降低健康的水平与标准。贸易政策中的健康措施只要不滥用，它就可以说是国际贸易中各方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贸易措施，是一种普遍通行的贸易政策。

3、体现贸易政策与措施的标准、规则应与国际标准、规则对接。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虽是一个倡导自由贸易的组织，虽是一个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改变各成员保护贸易的事实，无法保证中国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各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更具系统性、法制性、强制性，谁能最好地、更好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保护自己，谁就是大赢家，谁就是国际贸易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我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措施如何尽快、科学地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文本对接是当务之急，如何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免除条款、保障条款等为我所用至关重要，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等应成必修课。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会利用、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缺陷”保护贸易，往往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弱者，往往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处于挨打的地位。从法理上讲，法律没有空子可钻，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意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也没有空子可钻，只要是世界组织的规则、协议、条款，只存在遵守与运用问题，不存在缺陷问题，只遵守不运用，甚至不会运用、不善于运用不是一个出色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是一个强势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因此，我国应有一支既熟悉世界贸易组织文本，又善于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协议、条款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还应该有一批能影响甚至左右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多边谈判的谈判高手、外交高手。

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如影随形，如同一对“双胞胎”。就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本身而言，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惟我所用才是最好的。虽然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之间的争论、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并不影响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并不影响是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亦或是在选择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也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反过来也一样，在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同时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政策才是最好的、最恰当的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1] 马祯：也谈贸易保护主义[J].中国经贸，2010（22）.

[2] 王自力、田明华、李俊：国际贸易的保护性研究[J].北方经贸，2003（4）.

经贸政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传统贸易理论推崇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其推进了各国福利的提高。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国家却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关于贸易保护政策相关的理论很多，在此，本文对贸易保护理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加入WTO后遭受反倾销为例，提出中国应对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 贸易保护 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兴起，对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加快的国际背景下，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国际与国内的关联对贸易政策的演化趋势做出新的理论解释。这里先回顾一下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 一、关于贸易保护的相关理论评析 关于贸易保护，涉及国际贸易的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产生于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时期。该学说认为，在对外贸易中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强调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国家可以干预经济生活，不惜引起国家间的贸易冲突。二是保护幼稚工业论，产生于18世纪末期。该学说提倡在自由贸易时期，政府对其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在其强大后再与他国竞争。在实践中，这个理论成为工业发展落后国家保护其工业的主要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在中国广泛应用，有时称为“保护民族工业”。三是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其作为指导和论证政府行为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孕育而生。该理论发展了重商主义保护理论，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即一国的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规律。二战爆发前，西方各国以该学说为依据，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缓解经济危机。至今，该学说对有关国家制定其对外经济政策，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还有深远的影响。四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该学说认为，经济上只有相对优势的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领先地位和既得政治利益可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政府采取增加该国企业竞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取得他国的“租”，使整个国家受益。在该学说指导下，西方国家频频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对他国施压，这常会引起贸易摩擦，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而影响各国福利。 公共选择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和过程。其理论基本前提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特别是短视的、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一项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是这样的: 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惟一目标是寻“租”，在政治市场中与政治领导人、政府进行交易和角逐，使政府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社会各力量达成妥协。 关于贸易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巴格瓦蒂经济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proquoinvestment)。 霸权稳定论(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该学说认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当存在一个居霸主地位的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得到维持，前提是霸主国为其他国家免费提供进入本国市场、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搭便车”(Free-Taking)行为，使霸主国维持这个自由贸易体制人不敷出，不得不放弃自由。 1.贸易主义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护自身利益。国家利益论。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一般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兴趣。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当一国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求诉，从他国进口的产品对其造成了侵害，该国的统治阶级在权衡其内部集团的利益后，往往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内嵌式的自由主义” (embededliberalism)。这个概念最早由鲁杰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把效率与更广大的价值结合起来考虑。在全球化面前，国内的弱势群体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最容易受到打击。国家要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在设计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兼顾国内劳工利益。 上述理论为我们分析贸易保护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角度，但是它们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在分析贸易保护的时候从一般的层面上分析了各方面的作用，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突破分析国际问题以国家为 中心的范式，构建一种综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融合了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方法，又注重结合国际和国内视角来进行分析，并尝试以一种跨地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2.基本特征: (1)这一分析框架继承了国际贸易活动同政治之间关系这一传统，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混淆不清，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 (2)这一分析框架强调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对贸易保护进行解释。从宏观上看，把贸易保护置于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之中，这里假定国家行为是不变的，注重考察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对贸易保护的作用。从微观上看，是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贸易决策和行为，进而塑造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3)这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地理的视角，即从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跨空间的考察，找小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上滥用倾销和反倾销已经构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成为21世纪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出现了针对中国滥用反倾销的趋势。据统计加入WTO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和欧盟分别以年均7.2和2.4件的速度对华实施反倾销，导致对华反倾销的数量激增。对此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遭受反倾销并非纯粹为一种经济现象。 1.近年来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出口逐年增加。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三年前陷入同步衰退后，经济增长普遍乏力。这时，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愈演愈烈，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格局，为各国限制中国的出口提供了舆论的基础。一些西方国家国内保守势力声称，中国外贸的增长对其经济安全形成了威胁，强烈要求政府对华采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中国视为贸易和投资的竞争者，采取类似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见，近两年一些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增多，既有复杂的经济背景，又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2.从宏观上看，WTO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机制，较好地均衡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关系。中国在加人WTO时签订的议定书中有“非市场经济条款”，适用期15年。所以它在倾销价格的确认上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运用替代国的价格。这样，西方贸易大国就在这个国际机制允许的范围内，往往轻易地把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判定为倾销。从微观上看，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歧视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强硬的贸易政策，以迎合国内利益集团和厂商的需要，在政治大选中换取选票。 3.从区域主义的角度看，以欧盟东扩为例。欧盟东扩为进一步发展中欧贸易提供了机遇，但是，欧盟东扩会助长其内部的贸易保护势力。从另一个方面，欧盟东扩很可能使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兴盛，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支持下，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更会高涨，将阻碍中欧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三、中国应对反倾销的策略 目前，中国正处于遭受他国反倾销的高发期，反倾销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稳妥地应对，才能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1.重视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清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仅2003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 2.加强对中国人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研究。根据这个不利条款，WTO其他成员同可以在2016年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已成为十国企业在应诉同外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灵活的谈判措施，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已经先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正积极与美欧国家谈判，争取得到市场国家的地位，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 3.积极展开反倾销调查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国内企业应积极应诉。从1997年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出台以来，截止到2003年，中国反倾销共立案25起(其中复审案件1起)，保障措施1起。从日前的趋势看，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外遇到反倾销调查还是在国内遇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倾销，都开始运用WTO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 4.应该注重完善中国的 出口贸易秩序，协调好国内企业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品牌营销与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和意识。尝试建立反倾销快速预警机制，使中国企业面对贸易限制时不再处于被动境地、总之，中国应当加强反倾销能力的建设，才能更好创造良好外部贸易环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