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化范文10篇

结构变化范文篇1

日本国土它是浮在第二层海水上面的小岛，小岛上土壤的厚度远远薄于大陆的板块。日本人不考虑板块的厚度，在33万平方千米的小岛上建了47个核电站，这些核电站都向地下直挖，挖得快接近第二层海洋了。第二层海洋在天地运转中形成冲力，从薄薄的日本板块中冲出来，造成了海啸。日本人应该早就提防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如：日本有两座火山，一座是富士山，它是一座活火山，里面火红的岩浆经常滚动，有的时候还会喷发火苗。从这些地理中的自然现象日本人应当想到，整个日本岛屿的地质结构是比较薄的，不断地深挖会导致海啸和火山的爆发。这就是日本海啸、地震多发的原因之一。日本是遭到核打击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深受四处飘荡的核辐射微尘之害的国家，但现在，日本又是世界上对核电站最痴迷的国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地震多发国家，地震如同家常便饭，难道日本就不怕地震震塌核电站，造成致命的核灾难吗？日本走上核电站之路是有历史原因的。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的核袭击后，日本人谈核色变，但日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痛苦的现实———本土能源资源极度匮乏。除了几个小型地热发电厂外，日本没有其他重要的能源，没有石油，只出产少得可怜的煤。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向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侵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抢夺能源。

2地球板块的漂移

地球还在不断的运动中，如大陆漂移、地面上升和沉浮以及地震都是这种运动的反映。地球运动与地球内部物质的运动紧密相连，它们可以导致地球重力和地磁场的改变。例如：马达加斯加、新西兰。马达加斯加猴面包树寿命2000年，是地球上最奇异的树种之一。看上去是倒着生长的，坚硬的树皮能够抵挡烈火的侵袭。大多数马达加斯加物种都是岛上独有的，但古老的猴面包树是个例外。澳大利亚也有猴面包树。在广阔海洋分隔的两大洲上，非洲和大洋洲为什么都生长着猴面包树呢？答案就在马达加斯加岛诞生的过程中。一亿八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非洲大陆和澳大利亚都是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第一批猴面包树就生长在这里。大约一亿四千万年前，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有火山爆发。从冈瓦纳古陆脱离后的马达加斯加岛与印度相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达加斯加逐渐脱离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在冈瓦纳古陆分离的缓慢过程中，猴面包树和其它古生物也被困在岛上。4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的距离已经稳定，但印度大陆板块仍在持续北移，直至与南亚大陆相接壤，剧烈地撞击将陆地推高，世界第一高山喜马拉雅山脉由此诞生。山脉不断增加的高度使气候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名为季风的极端气候出现了。马达加斯加岛的气候条件发生了改变。半年干旱，半年暴雨。猴面包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新西兰现代新西兰的地质特征说明，古新西兰曾经漂浮在一片非常单薄、几乎没有浮力的地壳上，在接下来的600万年里，海洋开始吞噬这片古老的大陆。古新西兰就像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一样沉入第二层海底，只剩下海面上呈星罗棋布的小岛。这片大陆在地壳的第一层海域沉睡了数百万年。直到大约2400万年前，在水下大陆的下方，地壳板块开始碰撞、扭曲，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使板块边缘凸起。古新西兰大陆的一小块陆地从海洋中慢慢升起，这就是今天的新西兰。海床的卫星图像显示，水下大陆仍然像一片海底高原一样，静静地躺在水下1500米的深海之中。现代新西兰地区的海拔要比原来的大陆低7%。大约800万年前，这片土地再次陷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之中，将岛屿推出海平面构造板块，仍在继续碰撞，但这一次，隆起地带被抬起升了近3500米，形成蔚为壮观的高山地貌；南阿尔卑斯山脉，这座山脉仍以每年3厘米的速度不断升高。

3百慕大三角洲的奥秘

实际上飞机和船只是通过百慕大三角洲这个入口，经过天然的海底隧道，进入了地球的第一层海洋。他们在第一层海洋里面生活的很好。由于暴露在阳光下的大陆去的人在水域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长，身体外形也发生了变异。变成了上半身是人，下半身的一只脚变成了鱼尾，另一只脚独立行走，他们在亚特兰蒂斯大陆上建立起新的家园，人们在第一层海域和亚特兰蒂斯生活的很美，由于地心的温度，那里四季如春，海洋里物产丰富，那里没有战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4中微子的探测

物质是由分子构成，分子是由原子构成，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中有质子和中子。当原子核爆炸时，中子会产生中微子。中微子也是组成自然界最基本的粒子之一。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重量极其微小的基本粒子（小于电子的百万分之一）。它的特性在于可以在飞行中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外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的转变就是中微子震荡。中微子的运动速度接近于光速。中微子虽然参与非常微弱的相互作用，但具有最强的穿透力，能穿越地球直径那么厚的物质。当科学技术日趋成熟，人类彻底揭开中微子之谜，掌握它的习性，可以利用中微子进行勘探测量，寻找地底的资源。如果我们利用中微子深入百慕大三角洲里面去探寻，我们就可以看到1945年12月美国第19飞行中队的失踪的14架飞机。14位飞行员在地球的第一层海域尽情的遨游，他们居住在亚特兰蒂斯的海底家园。由于第一层海域环境优美，没有污染，人的寿命普遍很长，看上去很年轻，他们还要在那里繁衍后代。你可以运用中微子通讯工具与海底人交谈吧，时隔六十年，他们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

5亚特兰蒂斯

结构变化范文篇2

本文从改变机构结构参量入手,研究一般平面弹性机构本征特性的变化规律。首先以4R机构为例,根据其结构参量的不同改变情况,分杆了此弹性机构的前三阶固有频率以及机构各杆中最大动应力值等特性指标的动态响应,然后从理论上对此变化规律进行了解释,给出了机构固有频率与结构参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从面揭示了结构参变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为高性能弹性机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动态响应

首先对一机构实例进行分析,观察弹性机构动态特性指标,如固有频率和动应力等,因机构结构参量改变而引起的动态响应。根据有限元方法可能将此机构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有8个结点弹性位移变量,整个机构共有18个广义弹性位移变量u1～u18。根据本文前述宗旨,此机构的杆件材料及截面参量都不作为设计变量,因而在下面的弹动力分析中均视为常数。机构中各杆均为铝材,其密变为2710kg/m3,弹性模量为71GN/m2,阻尼系数为0.03。各杆截面均为圆形,直径分别为:d1=1.9mm,d2=1.1mm,d3=1.0mm。机构结构参数为参变量,其初始值选为:l10=108mm,l20=279.4mm,l30=270.5mm,l40=254.0mm。表1所列为这个参量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机构曲柄(杆1)以500r/min等速运转条件下,运用弹性机构动力学分析方法[9],可以得出在一个运动循环内此机构前三阶固有频率fi(i=1,2,3)的变化曲线,和相应的各杆的最大动应力σj(j=1,2,3)及其中的最大值σmax的响应曲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给出了几种典型情况如图2～图5所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把各种情况下的重要特性评价指标,如机构各价固有频率的平均值fai(i=1,2,3)和最小值fmin。各杆及机构中的最大应力值σjmax(j=1,2,3)和其中最大值σmax等一并列于表2中。从表2中的数据及图中曲线变化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机构各阶固有频率随着机构结构参数的增加而降低,而机构中最大动应力的响应则正好相反,即随着结构参数的增加而增加。改变机构中不同杆件的结构参量所得到的机构动态响应在固有频率和动应力上的表现有所不同,而以第5种状态下的响应最强烈,图2～图5正好说明了这点。另外,机构各阶固有频率在机构弹性动力特性上所起的作用也有较大差别。所有这些现象被揭示出来,无疑对在进行弹性机构设计时优选结构参量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要解释这些现象并总结出其规律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定深入分析。

2本征特性分析

现在从频率分析角度研究弹性机构结构参量与其特性之间的关系。根据机构弹性动力学分析可知[9],机构中某一单元或杆件的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m]{ü}+(k){u}={p}(1)式中,[m]、[k]分别为此单元的质量和刚度矩阵,{u}为弹性位移向量;{ü}是其加速度向量;{p}为单元所受外载,其中包括惯性力作用。此单元的固有频率ωe可由方程(1)的特征根求得为det(λe[I]-[k]-1[m])=0λe=1/ω2e(2)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是由其质量和刚度矩阵决定的。当杆件轴向弹性位移很小时有[9][m]=ρAl(la)[k]E•J(1/l3)[lb](3)式中,ρ和E分别为杆件材料的密度和弹性模量,A和J分别为单元的截面面积和惯性矩;(la)和(lb)是两个仅与单元长度l有关的相似矩阵,两者中各对应项l的次数完全相同。因此,由式(2)、(3)不难推出下面关系式[10]。ωe∝J/A×E/ρ×(1/l2)(4)式(4)明确表示了机构某单元固有频率与其各种参量之间的定性关系,其中,前两部分J/A和E/ρ分别表示单元的截面参数和材料参数,在本文中这两种参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式(4)可进一定简化为ωe∝1/l2(5)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变化与其结构长度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对于整个机构来说,其弹性动力学方程为(M){U}+(K){U}={P}(6)它与式(1)形式相同,只是用大写字母表示式(1)相应的整个机构系统的参量。所以,机构固有频率ω由式(6)的特征根确定为det(λ[I]-[K]-1[M])=0λ=1/ω2(7)显然,机构固有频率是由其系统质量和刚度矩阵[M]和[K]决定的。而此[M]、[K]又是由各单元矩阵[M]、[K]通过装配组成的,因此,机构的固有频率特性是由各单元固有频率所决定的。所以,可以推断,机构固有频率与其截面、材料和结构参量之间存在着与式(4)、(5)相似的内在定性关系。对于本文研究的情况,就是机构固有频率的变化与其结构参数的平方成反比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揭示了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

下面通过对数值结果的再分析进一步阐明结构参变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首先,在前三种结构参量改变状态中,虽然在总体上都表现为固有频率随结构参数反变而动应力随结构参数正变的总规律,但各种状态下的响应程度却各不相同,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杆结构参数或固有频率在整个机构系统的固有频率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在仅某一单元结构参数变化时,机构频率响应的总效应不能像单元本身那样符合式(5)的规律,而直接反应在整个机构上。尽管如此,在这几种状态下,机构动态响应总趋势还是符合理论分析规律的。其中,在与之相对应的第5种状态下,机构中各单元结构参量同时增加或减小,使得机构固有频率各组成部分同时改变,因而整个机构的频率响应最为强烈,如图2～图5所示。下面讨论一种特殊情况,即将机构中各杆按同一比例增加,使显然,由式(8)可知:l/l0=1.1,所以,(l/l0)2=1.21。这结果正好与前面的频率比值ω0/ω相同,即式(9)成立。因此,这就从数值上检验了理论分析结论式(5)的正确性。

另外,在第4种状态下,仅仅改变机构机架参数。但由机构动力方程式(6)和式(7)的组成中可知,机架参数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质量和刚度矩阵,因此,对机构固有频率也没有直接作用,它的改变仅仅是稍微改变一下机构的位形。因此,机架参量的改变不会对机构特征产生什么作用。从表2中的数值可以直接看出,这是5种状态下响应最弱的情况。这一结果说明,在弹性机构设计中,根据需要可适当改变机架参数,而不会对机构固有频率等特征有大的影响。下面再从应力指标角度进一步分析。表2中的数据及图5都表明弹性机构的动应力随着结构参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机构固有频率随结构参量的增加而降低。这时,从方程(6)可知,机构刚度下降,质量略增,其总效应是机构变软。因此弹性变形和应力必然增高。这种结果正好与前面的频率分析结论相符,也进一步说明了弹性机构结构参量与其动力特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有关频率响应结果与应力结果相比可以发现,机构第一阶固有频率(基频)的变化规律与机构应力的变化情况是基本对应的(图2与图5),而第二、第三阶频率的响应则与应力变化相差较远(图3、图4、与图5)。基频的增减变化带来了应力上的响应,这说明基频在弹性机构固有频率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构的动力性能,而高阶频率的作用是很小的。也正因为如此,机构固有频率的最低值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需要特别注意(见表2中fmin)。在此值附近,机构特性处在一种临界状态,此时有可能发生象弹性共振等现象,在机构设计中应尽量避免。

结构变化范文篇3

总量特征：工业投资比重显著下降。

“八五”以前，我国工业投资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国有单位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占据“半壁江山”，1990年达到58.5%。“八五”期末这一比重迅速降至41.5%，1997年继续下降到37.1%。随着1998年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工业投资比重还会进一步降低，突破三分之一防线亦在所难免。这期间，农业投资比重成功止住了“八五”时期的下滑势头，重返1%以上，并超过1990年的水平，这是在国家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积极推行各项稳定农业政策措施的努力下取得的成果。随着各种生产服务和消费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及发展，我国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急剧上升，继“八五”期末超过工业以后，1997年进一步达到47.4%，比1990年上升近20个百分点，占据国有投资“半壁江山”指日可待。其中尤以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投资比重上升最为迅速，由1990年的11.4%上升到1997年的24%。

内部结构：基础工业仍唱主角

90年代以来，国有工业投资中基础工业比重基本保持上升态势。如果不包括机械工业，仅计算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我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在1990年已达70%，“八五”期末上升为75%，1997年突破了80%，国家强调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产生了显著效果。其中，能源工业投资增长最为强劲，比重由1990年的48%激增到1997年的63%，尤以电力工业投资的领涨作用最为显著，其同期投资比重上升11个百分点，现已接近全部国有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

进入“九五”时期，国有工业投资增势趋缓。在39个工业行业中，除煤炭、石油、饮料、服装、家具、造纸、文体用品、炼油、橡胶、塑料和电子等11个行业外，其他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行业投资出现负增长，制造业投资总体上年均下降4%。原材料工业投资年均下降幅度高达近7%，与其在“八五”时期平均27%的超常规增长形成巨大反差。连同其他行业投资普遍下降的事实来判断，我国工业发展由总量高速增长转入结构调整阶段已是不争的事实。

资金筹措：市场调节作用增强

随着市场取向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工业投资的运行机制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而处在积极的变革和转轨过程中，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及其融通机制呈现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依赖大幅度减弱。在国有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中，1997年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2.8%，比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低约2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下降约0.8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对国家预算内资金依赖最小，1997年预算内资金的比重仅为1.3%，比“八五”时期下降1个百分点。

第二，债务性资金和自筹资金居主导地位。1997年负债融资（国内借款，发行债券，利用国外借款）与自筹资金合计比重接近90%，比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高出约10个百分点。

第三，负债融资的比重趋于下降。根据我国工业企业负债率过高，建设项目缺少资本金甚至无本经营的矛盾，1996年国家决定对投资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1997年，工业投资中国内外借款比重分别比“八五”时期下降4和2个百分点，同期自筹资金比重则上升近6个百分点。

资金配置：政策倾向明显

结构变化范文篇4

一是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我国居民原先对产品数量的需求正逐渐向对质量的需求过度。质量追求是未来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特征。在产品个性化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如住宅越来越注重舒适和美观，食品越来越注重绿色和安全，产品越来越注重多功能和高档化。二是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变。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变是必然趋势。在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保障之后，居民消费对于精神文化需求的比例必然会扩大，另外，娱乐休闲与旅游等相关文化娱乐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我国居民丰富精神文化的必然需要，精神生活消费的多种性和多层次性以及文化消费的增加，也是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的重要表现方式。三是生存消费向发展消费的转变。在生存资源得到质和量的满足之后，我国居民在消费过程中必然会更多地关注跟自身发展相关的消费需求，会进一步加大对健身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同时追求快捷交通和对称信息，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居民发展需求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正逐渐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内容。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趋势变化对市场消费的影响

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居民消费结构趋势的变化以及对市场的影响。围绕市场识别和市场评估两个方面进行市场营销机会的分析，结合市场需求领域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科学制定市场营销策略，确保市场营销策略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能否有效识别和寻求市场营销机会，对于增强企业市场发展能力具有关键作用。顾客作为微观市场营销环境的主导者，其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市场营销环境。企业市场营销部门应当牢牢把握结构变化趋势，进一步制定营销方案，切实迎合居民消费需求，依靠市场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持续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企业市场营销机会分析的最根本出发点。围绕居民消费结构趋势变化进行市场分析，主要是从现存市场营销机会进行分析和从未来市场营销机会进行分析两个方面。本文将居民消费结构趋势的变化与市场影响相关率变量记为F，市场消费发展比率变量为C。根据增长效应理论，居民消费结构趋势变化对于市场消费发展的影响存在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在构建模型时不仅包含市场消费发展比率的一次项，还纳入二次项，如模型（1）所示：C=α+F*β1+F*β2+εt（1）模型（1）中，α、β1、β2为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一方面为了有效防止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线性关系，提升回归结果，需要对样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能够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有的居民消费结构趋势的变化与市场影响之间的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趋势的变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市场消费的发展速度，增强市场活力。

现存市场营销机会分析

进行市场营销机会分析和识别时，一般会按照营销手段和营销对象来进行，并将其转化为对于市场和产品结构的分析，实现市场产品结构的识别和分析，确保产品市场机会这一市场营销机构的核心地位。应当从供需现状来对营销机会进行分析。市场出清是市场营销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管理实践中，市场出清这一理想状态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围绕居民消费这一消费市场，应当重点从结构、数量以及层次这三个方面来对市场供需缺口进行分析，并通过缺口分析进一步寻求市场营销的机会。当前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渐从大众化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对于同一产品个性化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供需总量平衡，但是结构不平衡仍然会留下比较大的市场营销空间，对供需结构差异进行分析也能够从中发现市场营销的机会。围绕高中低三个市场需求层次，分层次分析需求状况，并有效查找需求空档，生产产品进行填补。重点关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一般来讲，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速度快，同时产品具有层次，差异也比较明显，城镇居民在消费上更注重个人偏好和高档层次消费。除此之外，还应当围绕市场细分进一步寻求营销空间，按照消费者需求层次和内容的不同，对市场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并根据不同产品需求的消费者所构成的目标市场，进行个性化的市场营销策略制定。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个性特点、购买行为、时效选择、购买方式，重点做好目标市场的规划，通过细分消费市场，进一步挖掘被忽视的市场机会。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吃穿用”的消费比例逐步下降，交通、娱乐、通信、体育等消费需求比例不断上升，正是基于这一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细分出许多新的目标市场。细分虚拟产品和实体产品，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享受产品和食用产品，投资产品和消费产品这些不同的消费，有助于为产品营销提供更好的机会。对于同一类产品，也可以结合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进行差异化的分析和营销。通过差异化的市场细分，进一步增强营销的针对性，挖掘市场营销机会，对于增强企业市场营销能力和水平，提高市场产品占有比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未来市场营销机会分析

结构变化范文篇5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结构变化范文篇6

（一）中韩国际物流发展现状

中韩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不断开辟出了国际物流新航线，海陆空三方运输通道逐渐增多，可供选择的运输通道对象越来越多，极大地提高了物流运输的灵活性。从海运物流通道来看，环渤海经济带是建立的第一个中韩物流通道，并且其发展一直呈现出蓬勃之势。从1995年截至目前，已有多个韩国物流公司入驻山东，如韩进海运、LG乐金以及泛亚物流等，分别与青岛交运、山东交运物流以及山东邮政速递确立了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其他的韩国物流公司也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我国海尔集团、裕龙物流等颇有规模的大型企业也纷纷建立了物流公司。中韩物流双向运输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与成熟，各物流公司之间各具竞争力。随着中韩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深入开展，中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攀升，增长速度也不断提升。从2002年至2011年，中韩贸易总周转量的增长率差点突破230%，增长速度十分显著。

（二）中韩国际物流发展主要问题

2007年，因受到经融危机的波及，中韩国际物流出现萎靡的局面，所幸的是，经过三年多方作用，中韩贸易周转量又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度，并且在未来其增长势头依然不减，但中韩国际物流发展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1、物流标准自成一体，不达统一。相较日韩两国早在几十年前就达成了统一的物流标准，中韩至今仍物流标准自成一体，不达统一。就包装来说，由于中方迟迟没有将包装标准化的工作落实到位，从而致使中韩两国在对货物堆放进行规划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与困扰，同时也加大了规划物流配套设备设施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

2、中方物流信息化实现相对滞后。韩方物流较为先进，以信息化取代了传统的作业方式，基本都采用物流信息化系统对订单进行处理、跟踪等操作。相比之下，中方的物流信息化实现相对滞后，在对物流订单信息处理时，物流企业主要还是通过人工记录进行，一方面工作效率低，且物流信息可靠性低，另一方增加了物流成本，严重制约了中方的国际物流发展进程。

3、物流人才十分紧缺。中韩国际物流发展也深受物流人才紧缺的影响。就以目前中方物流企业来看，绝大多数国际物流公司所雇佣的员工都存在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综合能力与素质差的问题，而大多数具备专业综合能力与素养的物流人才又不愿工作在第一线，所以造成了国际物流服务水平整体偏低，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际物流服务水平相提并论。上述这些因素对中韩贸易构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随着中韩关系日益密切，中韩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物流的发展空间将逐渐扩展，对其展开的研究也将受到广泛关注。

二、中韩贸易结构以及国际物流变化态势

（一）中韩贸易结构变化

中韩国际贸易在韩方国际贸易中占到了21.29%，较之2012年，2013年中韩国际贸易总额增长了1.14%。2013年，韩方对中方外贸突破了1458亿美元，增长率超过8.5%；中方对韩方外贸突破了830亿美元，增长率接近3%；在此双边贸易中，中方对韩方相差628亿美元较之2012年有所增高。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中方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韩国际贸易额将继续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韩方对中方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出逐年提高的态势，且增长百分比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陷入窘境，然而韩方的出口总额在GDP中的占重比仍然突破了40%。如此观来，中方已成韩方国际贸易中不可取代的贸易伙伴。进出口结构对两方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且对韩方来说，影响更巨。最近二十多年，中韩之间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些年，中方出口到韩方的商品主要为钢铁板材、矿物初级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服装附件等，韩方出口到中方的商品主要为原材料、服装纺织、农矿产品等初级产品。而今，中方已成韩方最大的贸易国，韩方是中方第三大贸易国。中韩之间进行的商品贸易已从初级产品转变为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运输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

（二）中韩国际物流对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年，中方实现了经济转型，同时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升级，对韩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韩贸易结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经济、国际物流通道以及货物运输量等。自2002年截至目前，中韩之间通过海运物流通道以及航运物流通道运输的货物量都在逐年增加。中韩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物流通道以及货物运输量的影响。考虑地理环境，中方与韩方因受地域限制，不能直接通过陆地进行物流运输，必须依靠海运或航运来进行，同时通过航运来运输重型设施设备受到很大局限，因而海运无疑就成了最佳选择，并且海运也极具节约成本的优势。一般来说，货物运输量越多，海运成本就越低。当前，海运与航运对货物的承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大大减小了中韩国际贸易的单位物流成本，进而对中间品与成品在两国之间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韩方出口到中方的成品逐年增加，而其它产品都呈下降趋势；韩方从中方进口的中间品以及零部件逐年增加，而其它产品都呈下降趋势。中韩贸易结构产生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因为中韩国际物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根据相关协定，韩方生产的成品如大型设施设备，不必经过多次装卸就可以直接抵达中方境内如企业等目的地，同时还逐渐降低了各项税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物流成本，由此愈来愈多的成品从韩方流入了中方市场，反过来，源自中方的中间品和零部件也在韩方拥有了较大的市场。综合来看，在中方环渤海经济带港口的推动下，中韩国际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国际物流能力显著提高，物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开拓。

三、结论

在上文阐述中，不难发现中韩贸易结构与国际物流之间仍需作以下几方面的改善，以促进两者协同发展。

（一）中方应加紧落实国际物流标准化工作。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韩均实现了国际物流标准化，而中方在这一方面进程缓慢，这严重制约了中方国际贸易的发展。加紧落实国际物流标准化工作，才能进一步实现中方物流与国际物流接轨。实现物流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才有助于促进中方物流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化，进而提高到国际物流的技术水平，从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物流成本以及缩短物流时间等方面提高物流效益。此外，中方已将经济转型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方针，出口商品结构的重心将逐渐偏向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成品，只有实统一了物流标准，才能使得中方国际贸易结构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二）中方应加强协调发展国际物流通道的建设工作。目前，中韩进出口港口相当发达，已由山东省逐渐扩展成整片东部地区对韩进出口。然而通过对相关港口物流以及公路物流的研究表明，中方港口建设实属过度，造成港口吞吐量极不合理，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所以这应该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将物流建设以及国际物流通道的建设纳入协调工作之内，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促进国际物流良好发展。

结构变化范文篇7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结构变化范文篇8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结构变化范文篇9

一、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与城市化增速的时间相仿，1995年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转为下降态势。到2005年年底，乡村人口的数量已下降到7.45亿。1995年－2005年，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14亿。

三、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

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间。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却迅速攀升。例如，1995年，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2.66。

19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现象，年龄段越低，性别比值越高；年龄段越高，性别比越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为女性的短缺，会造成婚姻上男性的堆积，并因此带来求偶挤压。这会给弱势男性带来终身不婚的风险。四、人口倒金字塔结构显现，人口流出大省老年抚养比升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分年龄段人口结构上来看，0岁－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4%，5岁－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4%，10岁－1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7%，15岁－1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50%。年龄段越小的出生队列，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小。

另外，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增加了老年抚养比。对于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例如，人口流出大省（直辖市）四川和重庆的老年抚养比最高，分别达到了16.24%和16.04%。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其老年抚养比也达到了15.1%。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老年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文化程度提高较快，西部地区文盲率偏高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人口减少4485万人。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提高。

但在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中，还存在着数量不菲的文盲人口，全国文盲人口所占比重为11.04%。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女性人口的文盲率高达16.15%，而男性的文盲率则是5.86%。文盲人口的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导源于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还发现，全国1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文盲率超过20%的省和自治区有5个，它们依次是西藏（44.84%）、青海（24.07%）、贵州（21.41%）、甘肃（20.83%）和云南（20.07）。安徽虽然低于20%，但却接近20%，为19.24%。可见，文盲率最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六、独生子女占人口比重上升，“男独”多于“女独”

就全国来说，30岁及以下年龄独生子女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已达29.30%。独生子女所占比重的增加，会增加同年龄段人口独生子女互相结婚的比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的代际抚养结构，形成一定比例的4︰2︰1或4︰2︰2结构。尤其是在城市和镇30岁以下人口当中，这种几率会上升得很快。

由于某些省份实行的是“生男即止”政策，所以在独生子女中，男性多于女性。就全国层面来说，30岁以下人口中男性独生子女所占比重为32.02%，女性所占比重26.38%。

七、汉族人口增速大大减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仍然很高

结构变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1文献综述

郭媛媛(2013)，仇焕广,严健标(2015)等都认为研究消费结构，对于了解居民的社会消费趋势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郭新华和夏瑞洁(2010)，王杜方玫(2016)采用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进行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时序变化性和地区差距性。张旺月(2013），余岫澂,白辉（2014），孙欣（2015）等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虽然学者们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数据来源大多依靠《年鉴》数据。今后的研究，将会采用多元化的数据来源，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多方位研究。

2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研究泸州市及县区农民消费情况已经关系到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进一步扩大泸州市及县区内需，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必要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

3泸州市及县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特征

3.1物价水平上涨，农村可支配收入增加

2017年政府公报显示，2016年泸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3%。

3.2各地区支出差异化严重，居住消费成为第二大支出项目

2015年以来，从表1可以看出，各地区支出差异化严重，在衣着支出中，合江县、叙永县、古蔺县低于泸州市平均水平；在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占第一位，居住居于第二位；整体上来说，叙永县和古蔺县消费水平和质量低于其它地区。

4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

4.1恩格尔系数仍偏高泸州市及县区于农村居民依旧是将收人主要用于食品支出,限制了其他消费和服务的支出,也限制了对生产的投人。4.2消费质量低，盲目、畸形消费问题凸显在社会生活和网络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的今天，泸州市及县区农村居民抢购、癖好消费、排斥消费等盲目、畸形消费行为时有发生。

5对策建议

5.1提高农民收入

要提高农民收人一方面要运用新技术降成本,提高质量。另一方面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调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5.2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保障农民的消费权益

对于农村市场要加大管理力度，建立健全市场管理体系，保障农民的合法消费权益。

5.3引导农民建立科学的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