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范文10篇

结构性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农村;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重视，就推进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这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坚持问题导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破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问题的治本药方，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再上新台阶的必然选择。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已对其开展了不少研究。在推进粮食供给则改革的必要性方面，刘妍杉(2016)认为，受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终端消费持续疲软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阶段性结构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亟需对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1］。张越杰和王军(2017)认为，供求紧平衡下“调结构”问题、粮食“去库存”问题、粮食生产“降成本”问题是当前粮食产业面临的难点，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促进粮食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调发展［2］。在改革的目标方面，成升魁和汪寿阳(2017)认为，应该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树立全球视野和双底线思维以及倡导健康与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着眼，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提供科学合理的视角和解决方案［3］。雷平和詹慧龙(2017)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在多种组合条件下粮食供给侧要素的变化过程，认为我国应建立降低储备率和维持高自给率相结合的粮食安全调控目标［4］。在改革的措施建议方面，孙正东(2017)基于对粮食加工企业的调研，认为发展专用品牌粮食是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5］。蒋辉和张康洁(2016)在分析粮食供给侧面临的八大紧迫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路径建议［6］。段观照(2017)则从互联网视角提出了对我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7］。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某个方面，本文则将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农业农村总体形势和阶段中去观察，全面梳理粮食生产流通领域需处理好的8大关系，并提出稳步推进改革的7项具体措施建议。

一当前农业农村的形势、阶段与挑战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形势处于建国以来一个最好的时期，这可以从粮食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民获得感3个方面去把握。首先，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粮食产量在1996年突破1万亿斤，到1998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10246亿斤，此后经历了5年连续滑坡，到2003年下降到了8614亿斤［8］，当时粮食的供求关系非常紧张，粮食价格飞涨，市场甚至有一种恐慌的心情，这充分说明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的问题。随着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2004年到2015年间粮食产量取得了“十二连增”，2016年略有减少，2017年又继续增加，产量达到了12358亿斤。在粮食“十四连丰”、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的背景下，我国粮食供给充裕，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其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形势要看农民的钱袋子。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这一向好的形势自2004年以来已延续了十多年，近12年来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从农民的钱袋子来看，农村形势是好的。再次，当前是农民最有获得感的时期。近年农村民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7年农村自来水集中供给到村的比例只有43%，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是57%，到2016年已达到了66%。2007年农村垃圾处理的比例是10%，5年前这个比例是不到30%，现在达到了65%，同时现在也已有20%的村实现了污水集中处理。2016年农村道路硬化比例达到96%，实现了通村通户。2008年到2012年5年间农村的危房改造1033万户，2012年到现在又改造了1278万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党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密切相关。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2004年以来建立了农业的直接补贴制度，到目前补贴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年1600多亿，实现了对农民由“取”到“予”的转折，贯彻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问题导向，直面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农业农村形势总体上持续向好、亮点很多，也要深入分析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当前我国农业存在高成本、高补贴和高价格的问题，并带来了资源配置错位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也累积了不少矛盾。有人指出目前我国农业进入了高价格、高补贴、高成本的“三高农业”阶段，并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一概括还停留在表象，我们还应看到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农业资源配置存在错位。2008年到2015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了815万公顷，一些边际土地的产能都在不断被开发利用，包括“镰刀弯”地区、第四和第五积温带都在种植玉米，同期我国豆类种植减少了380万公顷，其原因主要是受比较效益的驱动，导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失衡。二是我国的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在持续加大。例如，据中国农科院调研，由于地下水超采，华北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总的面积可能达7万平方公里。又如，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的利用率只有40%左右，农药的利用率只有35%左右，农膜残留达40%。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现在我国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稻种植区土壤受到重金属不同程度污染的面积超过1亿亩。因此，现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使资源环境的压力到了一个极限，不具备可持续性。第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如前所述，近十多年以来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快增长，但从历史比较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势头近年有所放缓，2011年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峰值，达11．1%，到了2012年降为10．7%，2013年是9．3%，2014年是9．2%，2015年7．5%，2016年是6．2%，2017年是7．3%。其中2016年的增长率6．2%，是近年来首次出现的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增长率“双高”(高于GDP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的目标只实现了“一高”。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推进改革，不能把农民增收的势头逆转了。具体分析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的成因，一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导致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下降;二是我国农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种粮收益、农业综合效益下降。第三，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从劳动力方面看，目前有纯农民，有兼业农民，还有的连兼业农民都算不上。同时随着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今后“谁来种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从土地方面看，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占了大量土地，1978年以来全国耕地减少了1200万公顷。而由于城市占用了用地指标，现在农业农村发展要寻求新动力，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用地难。从金融方面看，2016年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中县及县以下的23万亿，占比21．6%，全口径的涉农贷款余额是28．2万亿多，占比26．5%，这个数据初看比较令人振奋，但细看之下，农户贷款余额为7．1万亿，占比是8%，农林牧渔4大产业(不包括副业)贷款余额3．7万亿元，占比只有3．4%。可见农业信贷与农业在GDP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农村金融是“抽水机”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此外，目前农业保险“广覆盖，低标准”的问题依然存在，保险公司给三大主粮的保额不足生产成本的40%。面临这样一系列的挑战和复杂局面，可以说三农领域是我国实体经济中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因此，“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内外矛盾并存的胶着期，也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双目标”难度加大的一个挑战期，更是一个改革发展政策调整的转型期。

二准确把握农业主要矛盾转变，着力处理好8大关系

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的表现是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9］。第一，处理好战略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出半点闪失，粮食一时多一点少一点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从长远看，受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约束，我国粮食持续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国情、农情和粮情。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要解决占全世界总人口19%的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目前粮食安全形势依然是严峻的［9］，是战略性问题。而当前我国部分粮食品种存在阶段性过剩，只是技术性问题。第二，处理好粮食总产和品种结构的关系。2013年以来，我国粮食年总产量已连续5年高于12000亿斤，从当前的物质技术条件看，总产量要在这样一个高位上保持稳定是完全可能的，但也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回顾历史，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6000多亿斤，到现在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总产量翻了一番，但人均占有量只提高了100公斤［9］。总的来看，粮食供需之间仍是“紧平衡”状态。分品种看，玉米库存高企、供大于求，但大豆短缺，自给率仅13%［9］，而小麦和稻谷是核心口粮，必须确保供求基本平衡。第三，处理好粮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数量基本上都是够的，但往往品质方面跟不上。随着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升级，包括优质粮食在内的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2016年河南省永城县先行开展了试点，扩大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现在看来销售情况很好，订单非常稳定，而且实现了优质优价［9］。事实上，农业和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就是要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提高品质为主攻方向，这还值得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第四，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6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从280亿美元增长到了1833亿美元，年均增长13．4%，进口量更是年均增长了16%［9］。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达到510亿美元，近3年逆差有所下降，但依然有380亿美元。我国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但粮食定价话语权不足，不能发挥贸易大国优势，其制约因素有三:一是农业生产基础竞争力不足，国内粮食生产成本较高，近几年国内外价格都处于倒挂水平。二是没有形成全球定价中心，没有定价话语权。三是我国农产品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的70%集中在美国、巴西、东盟、欧盟、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70%集中在东盟、日本、香港、欧盟和美国5大市场［9］。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第五，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目前的户均经营规模大约是7．9亩，从绝对规模看，远小于欧美，也小于日本，日本现在的家庭平均规模已接近30亩。从发展速度看，1996年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一个种植业劳动者的经营规模只有4．78亩，2006年农业普查时达到了5．63亩，10年提高20%，平均每年提高1．8个百分点，同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为年均1．3个百分点，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速度快于城镇化速度，应该说不算慢，如果人为地刻意加快发展，反而可能出现不利后果。除了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外，扩大农业的服务规模也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经营体系、生产体系、产业体系3大体系的建设，核心问题就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9］。同时，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到2016年底，农村流转土地已占全部承包面积的35%，也就是说这35%的土地由别的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大户来租种。但反过来看，65%的承包面积依然还是在承包这片土地的原农户自己耕种，也就是说家庭承包、家庭经营还是我们当前农村经营制度的基本面。因此，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支持小农户，这两个方面不可偏颇。第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近年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正是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出发，把握了4个重要原则:一是底线原则，在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中，坚持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作为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原则，协同发挥市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三是实施分品种施策和渐进式的改革路径，统筹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于核心口粮品种小麦和稻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整个制度框架上进行大调整，就是考虑到各个粮食品种之间的差别，考虑到国家粮食安全这个大的前提条件。四是改革的推进着眼于整个产业链，打政策“组合拳”，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9］。第七，处理好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的关系。对于粮食生产来说，土地毫无疑问是基础。但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国耕地减少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逆转，土地流转价格也每年都在增长。因此“藏粮于技”的作用日益凸显，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的成本在大幅度的上升，事实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拐点早在1991年就发生了，乡村人口从当时的最高峰值8．5亿开始往下走。这样的形势导致了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需要发挥既替代劳动力又替代土地的双重功能。以东北的深耕技术为例，农业机械化在东北替代劳动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这一技术对提高单产作用明显，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土地替代型技术［9］。为此，亟需解决好科研生产“两张皮”和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第八，处理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关系。当前国家针对农村的财政支持政策需要改革完善，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性、指向性，而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也为我国完善补贴政策创造了契机。同时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以解决农村金融本身存在的很多难题。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发挥合力，这也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比如现在为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国家拿出了200多个亿成立了信贷担保联盟，这就是利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提高农业农村领域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9］。推进粮食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除了上述8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解决。

三把握新形势下粮食政策方向，稳步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范文篇2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模型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

在2015年～2016年多次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自改革开放以来，唐山经济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长，主要通过需求侧改革来实现。强调规模扩张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总需求来实现目标。自唐山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转变到依靠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提供新动力。

二、唐山当前的经济形势

从唐山当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省市相比仍然领先，经济增长总量逐年递增，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连年下降。在2007年达到15．0%的峰值后连年下降，从2010年的13．1%，2011年的11．7%，2012年的10．4%，2013年的8．3%，2014年唐山GDP增长速度下降到5．1%，从2010年～2014年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当前唐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究其原因，从宏观角度来看，国际发达国家依然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对国际商品需求不旺。从微观角度来看，唐山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偏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唐山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致使经济总量过快增长掩盖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出现严重“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现象。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因素选择

从“十三五”规划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供给侧的因素，它们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经济体制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唐山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是关键。唐山政府从1956年就开始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近年来更是加大了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并提出了各种促进自主创新的支持政策。除了选择科技创新作为突破点以外，还需要同时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金融支持。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产业是通过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实现的。唐山政府很早就制定有产业政策，近年来，唐山政府更是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十三五”规划中强调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唐山政府准备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同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且利用税收、财政等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产业发展。除以上几个方面，改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对社会资源的更为优化配置，能够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10月，唐山政府决定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四、构建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模型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既有作为行为主体企业的主动参与，也有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金融机构、政府的支持督导;既有企业内生动力的推动，也有外生动力的促进。在对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的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研究供给侧改革各因素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的内生动力、需求推动力和机制体制保障力，构架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体系模型。包括三个子体系:企业主体迫于竞争的压力与对利润追逐的内在动力子系统、其他因素的供给推动力子系统和政府管理部门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力子系统。间接影响是从“质”上提高各个因素的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原有设备、技术等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增加了单位的投入产出率。图中可得，经济发展的转变，可以通过加大教育职业，并且开发企业人力资源，进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水平，从而促进企业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将某一领域大量的科技资产集聚，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更好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经济增长对各个因素的反拉动作用，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就是企业。资金量的增加，对企业发展拉动是直接性的。产业结构升级分别通过路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其他因素—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可以对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其拉动效应可以通过路径组合达到辐射所有的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目前无法观测和研究的潜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将其理解为随机误差项的一部分。企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人力资本、产业政策、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理论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可得，科技研发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能够带给企业、地区和人民的利益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因此研究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作者:王海燕 单位: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结构性范文篇3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了一种基本趋向，这种体系性变化对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国，这一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这些行业对于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从业群体及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这些群体和人员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这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的被动处境。当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够使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缓解，反之，则会使这类矛盾进一步恶化。从目前看，上述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社会流动、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其弱势地位在不断地被固化，从而进一步成为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部分。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而且，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仍在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继续膨胀。这种趋势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弱化，其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为凸显和普遍化，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另一方面，由于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为失控，从而使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变为事实。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在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在后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重心则转移到了对于风险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这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生活中神圣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趋向，也即“神圣与世俗的置换替补”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显示出自己吸引力，不断填补着失去旧神圣后出现的空缺，形成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这种价值替代和神圣重建趋势的发展，对人们的主观心理和日常行为都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我国，相对于市场化经济和国家行政这两大系统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渗透趋强，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明显滞后，导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建塑功能严重萎缩。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这种失衡，使得对神圣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社会合作过程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如果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实用、道德与功利、未来可能与当下兑现的追求面对分裂和对峙，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后者比选择前者更容易。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如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生活性状的“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等等。

这些代表性的趋势，就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它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影响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更使得现代社会和谐的“问题性”方面突了出来，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第一，这种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这种结构性巨变，也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构架。古典现代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其特定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性，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分明、线条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一刚性而固定的特性。而今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越来越流变、柔软并具有弹性，它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地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个停靠点，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被溶解掉。

第三，这种结构性巨变，还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依然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的不可抑制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巨变的社会，也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以及采取建设性态度加以积极对待的必要性。

结构性范文篇4

2002年以来,国内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外汇结构性存款即是其中之一｡外汇结构性存款是结构性产品的一个种类｡结构性产品是指将固定收益产品和某类金融衍生品进行组合而成的一种复合金融产品,其中的金融衍生品一般是期权｡[1]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核心特性是指银行在外汇定期存款这一固定收益产品的基础上,根据客户对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的预期,嵌入与利率汇率等标的相挂钩的期权,提供给投资者｡[2]投资者是期权的卖方,收取期权费;银行是期权的买方,交纳期权费,享有执行期权与否的权利｡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外汇存款利息收入和卖出期权所获得的期权费;银行收入源于外汇存款拆放利率与客户存款利率之差､将期权转售卖出价与从客户买入价之差及持有期权到期所赚取的投机利润｡

大多数投资者投资外汇结构性存款时看中的是其高收益的特点,并把它当成不存在风险损失的银行定期存款,对于外汇结构性存款的风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风险收益是永远相配比的,高收益必然高风险,本文试图对其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为外汇结构性存款运作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一､投资者在外汇结构性存款中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投资者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市场风险｡外汇结构性存款与利率､汇率等标的挂钩,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取决于所挂钩标的变动是否与其原先预期一致,如果市场发生出乎投资者意料的情况,他们将面临重大不利局面,不仅正常收益不能实现,甚至存款本金都会受到侵蚀｡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因产品种类不同而不同,以市场上常见的与美元LIBOR利率挂钩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例:固定收益型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收益是固定的,不因挂钩标的波动而波动,其主要风险是美元LIBOR利率上涨,使投资者丧失获取更高收益的机会;浮动收益型-正向浮动型的收益是浮动的,可以避免利率上升带来的损失,但在LIBOR走低时,产品与LIBOR正向挂钩可能带来损失;浮动收益型-反向浮动型可以避免利率下跌带来的损失,其风险在于LIBOR走高时,产品与LIBOR反向挂钩可能带来损失;浮动收益型-利率参考型可以有效避免利率浮动损失,其风险在于LIBOR不在参考区间内的天数越多,利息越低｡如某一与利率区间挂钩的结构性产品,名义收益率为6%,实现这一收益的要求是投资期内三个月的美元LIBOR利率在0-5%区间内,假如这一年利率实际只有一半时间落在该区间,则该外汇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只有3%,极端情况下,利率没有一天落于0-5%的区间内,投资者的收益将为零,与所说的6%差距甚大｡

2.流动性风险｡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以流通转让,普通定期存款一般可以提前支取,而目前各家银行的外汇结构性存款都还不能转让,部分产品规定在任何条件下客户都不得提前支取,另外有些产品虽然可提前支取,但也得交纳很高的违约金｡客户一般只有持有到期的义务,而没有提前支取的权利;银行则有权提前终止存款,这根本上也是由期权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决定的｡客户在未到期前存在应急资金需要时,不能够提前支取,面临流动性风险｡目前,有些银行也推出了能够用来进行质押融资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客户有应急之需时,可以结构性存款作质押获得融资,为客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但受制于质押融资比率,客户获得的流动性也会不同,同样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3.交易对手——银行的风险｡银行在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经营中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不同实力和信誉状况的银行对风险的承受力和处理对策是不同的,这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和本金安全｡本身人员配备较差､操作手段落后的银行在自身经营过程中会隐含更大的风险,对投资者带来可能的危害｡而且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收益率有名义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之分,银行在宣传时只给出名义收益率,最后期满时的实际收益率可能会与名义收益率有很大差异｡另外,根据《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未经银监会批准,任何金融机构将不得从事衍生品交易业务｡目前并不是所有银行都可以推出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某些银行在准备不足､尚未获批的情况下,推出个人外汇理财产品,一旦业务被叫停,必将给投资者带来潜在风险｡

4.错误认识带来的风险｡外汇结构性存款本身就是一个金融衍生品,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集合体,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对风险收益的估计,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投资资金数量和来源(自有外汇资金还是从其它渠道借入)｡如果完全把外汇结构性存款看作是类似外汇定期存款的无风险的固定收益产品,面对高额收益,投资者会倾注大量自有资金或者从正常渠道借入甚至直接从外汇黑市等非正常渠道借入资金牟取利润｡投资者的无知和盲目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目前火爆的市场,实际上潜藏着很大的风险隐患,成为未来的风险源头｡

二､商业银行在外汇结构性存款中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期权对于买卖双方都是权利义务的结合,双方分别承担不同的义务责任,享有不同的权利｡银行作为期权买方,面临持有期间市场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的风险｡面对暗含的市场风险,银行一般会采取将隐含在外汇结构性存款中的期权打包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银行售价要比买价高,从中还可以赚取利差;也可以将结构性存款整体出售给其他银行或交易商,转移风险,获取利差｡另外,如果银行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则持有期权到期以赚取投机利润;如果银行为投资者提供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太过复杂和个性化,银行在转售时就存在找不到买主,只能被动持有到期,暴露于市场波动风险之中,而为规避风险,银行可以选择其它衍生品进行保值避险,这样银行整体利润就比较低,而且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品种单一,严重缺乏银行所需要的避险工具,其中的风险就只能自担｡

2.信用风险｡银行在提供外汇结构性存款时,有两个交易对手,投资者和其它银行或交易商,因此存在两方面的信用风险｡(1)投资者信用风险｡根据有关规定,客户用于外汇结构性存款的存款资金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资金,禁止银行为非法的或来源不明的外汇资金提供此类产品,银行有责任对客户的资金来源和合法性进行审核,但实务当中存在客户用伪造证明等手段骗过银行审核的情况,银行承担了由此带来的风险｡另外,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银行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客户只需要提供部分资金,其余由银行供给,这种情况下,如果到期市场发生巨大不利于客户的变化,导致客户不能归还所借款项,损失只能由银行承担｡国内的市场运作一般是客户完全以自有外汇资金进行投资,银行不对其融资,故可避免类似风险｡(2)其它银行或交易商信用风险｡国内银行一般在与客户达成交易后,将外汇结构性存款立即转售给国外交易商,通过他们来转移风险,赚取利差｡这样国外交易商的信用状况就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内银行是否安全转移风险｡交易对手的违约,将导致国内银行完全暴露于风险之中｡国内银行在实务当中,一般会选择信用卓著的境外银行或交易商作为交易平盘对手,信用风险很小｡

3.操作风险｡外汇结构性存款作为复合金融衍生品,具有相当复杂性,对银行操作人员的素质有较高要求,操作难度比较大,而我国从2002年才推出此类产品,经营时间短暂,普遍缺乏实际业务操作经验和对风险的有效控制,未建立完备的业务操作流程和完善的制度,蕴含很大的操作风险｡在实务当中,中行､工行主要出具“资金管理协议书”,但一些分支机构未经总行授权也以自身名义对外签署此类协议书,违背了市场主体准入原则;一些分支机构甚至给客户出具存单,混淆了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性质,给客户造成资金安全无风险的错觉,使银行面临在交易出现损失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存单的司法诉讼风险｡会计处理方面,有些银行通过“存款”科目进行核算,混淆了外汇结构性存款的性质｡银行以经营一般存款的思维和方式来经营外汇结构性存款,必然导致对其中所含风险的麻痹大意,引致风险隐患｡合约签署方面,分行与客户､总行与境外交易商所签署的合同不具有法律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实际上为两个交易合约,模糊了商业银行总行“代客交易”和“自营交易”的业务性质,若不加强管理,可能会造成合约挪用､串户等问题｡[3]

三､外汇结构性存款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

1.外汇市场风险｡由于外汇结构性存款收益较高,一经推出就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投资者纷纷提取尚未到期的外汇定期存款购买,造成短期内外汇资金的大规模流动,直接影响到被提款银行的正常经营｡当市场又推出更高收益的产品时,又会导致外汇资金的大量流动,对外汇市场经营秩序造成很大冲击;而且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较高预期,迫使以后推出的类似产品不断提高收益率,致使银行恶性竞争｡另外,为追逐高收益,一些投资者不惜从黑市购买外汇,投资于结构性存款牟利;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银行分配给员工结构性存款销售任务,某些员工迫于任务压力,也进入外汇黑市购汇,进一步刺激了黑市的活跃,使本已收到很大打击的黑市交易又日渐活跃,不利于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

2.洗钱风险｡根据《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开办结构性存款必须经银监局批准获得市场准入资格｡之后,外汇业务的运营监管由银监局和外汇局共同负责,前者侧重风险性监管,后者侧重合规性监管｡商业银行获得开办外汇结构性存款市场准入资格后往往忽视在外汇局备案,而外汇大额资金交易是由外汇局监管,这就使得外汇结构性存款的准入和监管分离,必然出现审批与监管脱节,导致外汇局对外汇结构性存款市场资金流动监控的失控,为不法洗钱活动带来可乘之机｡[4]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获得市场准入资格,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为扩大市场份额,部分银行会违反规定,擅自降低对外汇资金审核标准甚至不予审核,导致大量黑钱通过结构性存款进入正常渠道,对于我国的反洗钱斗争极为不利｡

3.监管风险｡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直到2004年2月才出台了《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之前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这一《办法》的出台必然为监管机构提供一个标准,有利于监管工作的开展,但它仅仅是一个框架规定,对外汇结构性存款未作专门规定,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责任时,缺乏明确的指导,只能靠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操作,缺乏法律依据和准绳｡另外,监管机构也存在多维监管｡《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要经银监局批准获取市场准入资格,但之后的业务运营要接受银监局和外管局共同监管,两个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互不通气､消息闭塞､分散监管的问题,导致不能有效地实行监管,不能及时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源头｡

四､防范外汇结构性存款风险的对策和建议

结构性外汇存款在我国的火爆说明了它适应了各方的需要,一方面,它为银行找到了吸收外汇存款的妙方,克服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汇存款的流失和下降,而且成为银行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中间理财产品,有助于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增强银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市场的火爆也直接反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类似外汇结构性存款这样的理财产品必然具有诱人前景和广阔潜力;再者,结构性存款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品,它的推出和成功运作对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对于它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各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和不断创新,同时也应加强风险监控,防患于未然,保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为促进外汇结构性存款的健康发展,笔者从投资者､银行和监管者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投资者｡要充分了解所选择的产品､产品的特点､价格变动区间以及超出该区间变动的可能性,弄清挂钩产品超过变动区间后所带来的风险大小,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要合理计算收益,特别是与普通存款收益进行比较,计算出准确收益情况｡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专业素质不高,可选择低风险的结构性产品,如固定收益型外汇结构存款,它的特点是无论市场利率或LIBOR如何变化,投资者都是按照协议以事先确定的利率计算收益｡很显然,这类存款的名义收益率不会变化,只承担了实际收益率缩水的风险｡对于具备专业素质,对各国利率和汇率的走向有一定把握能力的投资者,可选择像浮动收益类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如正向浮动,即产品与LIBOR正向挂钩,投资者所获得的约定收益率随LIBOR上升而上升,适合于美元利率存在可能快速上涨的情况,对投资者比较有利,而当LIBOR逆向下跌时,投资者将丢失高收益机会｡

2.银行｡(1)信用风险方面,对于境外交易对手,应选择信誉卓著的机构;对于客户,不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只以其所拥有的实际外汇资金提供外汇结构性存款服务｡(2)操作风险方面,严格建立健全完备的业务操作制度和规程,建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业务流程控制体系,各岗位要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在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同时,将操作风险扼杀于襁褓之中;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别､各岗位员工在授权限度内操作,超过限度,必须向上级报告;交易､交收､结算分属不同的部门,相互制衡监督｡[5](3)进行产品的市场推介时,应详尽而又完整地向客户说明结构性存款的情况,既应包括收益情况,更应包含蕴含的风险内容,让投资者对风险收益情况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便于他们做出投资决策,以免造成对客户的误导｡(4)严格遵守《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管,获得银监局的批准后,还应到外汇局备案,向其报告大额资金交易情况,严格按有关规定对客户资金来源进行审核,只对符合规定的合法资金叙做外汇结构性存款业务｡(5)对于市场风险,银行要加大对交易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市场操控能力;要大力开发创新性金融避险工具,规避外汇结构性存款所蕴含的市场风险;开发适合自身特点的风险测控预测模型,提高对市场利率､汇率等变动的预测准确度｡(6)加强产品创新,推出更加满足客户和市场需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如针对一般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的现实,许多银行推出了自己的创新产品,例如:中国民生银行推出了银行和客户同时拥有提前终止权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之后又推出了银行无提前终止权而客户方面可提前终止的产品,使得客户可根据自己对市场形势的判断,做出是否提前终止的决定｡对于挂钩标的的选择也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不仅仅局限于利率或汇率｡

3.监管机构｡首先要知道外汇结构性存款是一种很好的产品创新,它的发展对于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它的监管原则不应是简单禁止,而应是引导和保障,在完善和健全风险监控的基础上促进整个市场的发展｡为此,监管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大宣传,对投资者进行有关结构性存款的知识教育,提高投资者的市场把握､风险识别能力,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意识｡(2)强化对银行的合规性监管,加大对银行合规性检查的力度｡(3)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金融衍生品及结构性存款立法工作,对金融衍生品及其结构性存款的交易细节､操作要求､流程设计､风险控制做出详细的规定,确保银行有效地控制风险｡(4)进一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工作,大力推进金融创新,鼓励和支持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出现,为银行提供多样的避险工具,而不是消极地将外汇结构性存款简单地转售给外国交易商作商,赚取固定但微小的利差｡(5)协调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作用,相互通报,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共同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刘行黎.结构性外汇存款的投资属性与银行盈利模式的改变[J].新金融,2004,(5).

[2]童晖平.个人外汇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的收益风险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0).

[3]吴水平.外币结构性存款:细节操作仍需规范[J].中国外汇管理,2005,(7).

结构性范文篇5

关键词：气象服务；供给侧；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策

气象服务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防灾减灾、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对气象信息有极为迫切的需求。长期以来气象服务部门收到体制的约束，不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气象服务部门应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不断改善自身服务质量，满足人民对气象信息越来越多样化、专业化、高端化的需求。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为了提高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质量和竞争力，确保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在2015年10月高瞻远瞩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不同于中国多年来激发需求侧潜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注重供给端和生产端管理、生产质量的提升，从而更优地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的利用，使之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有效提升我国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质量和实力[1]。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气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气象服务体制滞后。长期以来，气象部门在体制的约束下，功能和服务项目单一，对普通群众和企业提供的服务较少，使之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互联网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人们获取气象服务的渠道较之前明显增多，对气象部门提供的服务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同时人民和企业所需求的气象服务逐渐趋于高端，追求灵活、便捷的气象服务、服务项目也越发多样化。气象服务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愈发显得缺乏活力和影响力，当前气象部门所提供的单一服务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2.2未完全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当前，气象部门所提供的服务尚未完全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因此对于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划分不明确，这同时也影响了政策和投入对气象服务部门保障，对气象部门不断发展、扩大影响力和服务领域十分不利。2.3供给侧构性变化的矛盾。社会和经济发展离不开气象服务的支持，随着气象服务需求侧的结构发生变化，这需要供给侧也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需求侧的需求。但是政府对于气象服务部门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尚缺乏长远、灵活的规划，使气象服务部门束手束脚，不能在供给侧得到可观的进步和改善。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

3.1增加气象服务有效供给。当前，随着人们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的增加，貌似人们对气象部门的依赖程度降低了，实则是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气象服务，越来越重视气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当气象服务部门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必将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生产的很多方面都对气象状况极为敏感，这就需要气象服务部门从提升自身实力和服务水平出发，不断提高气象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不断扩大气象信息的覆盖范围，针对人们生产生活所关心的数据积极创新，提供更丰富的服务。3.2改革气象服务供给。气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与政府的体系建设密切相关，我国在确保气象服务满足政府和国家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机制改革，构筑多元的气象服务体系，充分利用气象服务部门的技术优势和资源配置，将其融入开放和法治的气象市场；同时在改善自身水平方面，气象服务部门应建立责任制和激励机制，激活内部的活力，气象服务部门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的同时，也使自身实力得到提升[2]。3.3建立气象服务供给渠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用户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气象服务部门应顺应信息时代的趋势，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气象服务的供给渠道，通过使用信息技术传播气象服务产品，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同时运营成本也大为降低。在大数据、云计算盛行的时代，气象服务部门还应重视与用户数据的融合，更全面、及时地了解用户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气象服务，从而使气象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3.4创新气象服务运行机制。气象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施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需要政府部门结合气象服务的特点，积极创新机制，确保在有效地行政管理、政策支持、经费投入稳定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积极与企业等单位开展合作，在不损害气象服务部门权益的前提下，建立分工明确，高效运作、权属清晰的运行机制，确保气象服务能够顺利地开展。

4结束语

在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气象服务部门也应积极改进自身不足，完善体制建设，注重多元主体参与，以满足用户日益高端、多样化的需求为重点，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使气象部门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气象信息的需求，又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赵蓓,徐东升.浅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气象服务需求及现状[J].安徽农业科学,2016,44(32):175-176.

结构性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五年来中国经济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五年来，中国经济依据资本论的原理指导，从生产力方面，不断淘汰落后产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生产关系方面，协调推进生产和分配、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实现了重大结构性变革：1．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实现重大变革2001年后，入世红利带动中国经济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一度挺过了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经济增长速度未有大幅度下滑，基本稳定了就业民生，物价和国际收支也基本平稳，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弊端逐渐显现，如出口低迷、产能过剩等问题。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形势，中国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依靠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发展，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年来，中国经济在增长动力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变革，有数据显示，2013年～2017年五年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6．2％和43．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年平均贡献率几乎为0。也就是说，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外需的贡献基本为0。其中，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特别是五年来我国在改革、转型、创新方面的成就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层出不穷，量子通信和卫星、深海探测等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11．7％，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迅速成长。整个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健康稳定。2．产业结构实现重大变革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煤钢铁、煤炭、石油等资源，以至于过去我们突出的产业结构是依赖一些产能过剩的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低能耗、低成本运作起来的可持续的产业占比不高，第三产业服务业还有很大差距。2015年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战略安排，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大力作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有数据显示，尽管我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但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其中，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谁58．8％。而2013年～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一般，可以说，我国经济实现了由工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重大转变。未来，农业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以及中央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必将呈现欣欣向荣局面，而工业在转型发展、创新驱动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不断纵深融合发展中，传统产业深刻重塑，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局面也将不断涌现，而我们更加重视咨询、研发、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及其对企业发展效率的提高作用，来进一步引导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持续健康发展，三大产业结构将更加优化，形成螺旋式的上升通道，带动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但在改革过程中要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放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上，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命题。3．投资结构发生重要转变继报告提出，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民间投资，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强基础、增后劲、惠民生领域。基于投资结构的重大战略安排，可以说，近五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已经不再依靠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下降，但是我国经济的投资结构却在不断优化，对社会民生、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而对污染能耗较高的制造业的投资却在不断下降，投资从生产关系的供给侧出发，对供给结构的优化作用日益明显，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是7．2％，较2013年回落12．4个百分点，但是对生态环保的投资却高达19％，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达17％，这充分显示了投资的引导作用，在“强基础、增后劲、惠民生领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关键作用。4．城乡结构不断协调优化城乡结构协调发展，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已经达到58．5％，逐步接近国际上传统农耕历史国家的城镇化率峰值，该峰值一般是65％，同日本、德国、法国等情况类似，我国人多地少，地势崎岖不平，城镇化率达到如此高度接下来就易出现“逆城镇化”情况，乡村地形地貌、乡村风土人情，乡村特色餐饮等会成为稀缺资源，党中央作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发掘乡村资源，为我国经济提高更强大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调整，有力地弥补了城镇化的不足，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战略的稳定实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有数据显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减少，2016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是2．72倍，2017年差距缩小0．01倍，特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别是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业、农民、农村的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基层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这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城乡结构会进一步重塑升级。

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取得重大结构性变革，最关键的一招是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工作方略，尽管成就很大，但是经济改革、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打持久战，而且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民生的任务也很艰巨，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产业体制、金融体制等各项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新的有效供给拉动了新的有效需求，供给需求呈螺旋上升趋势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巨大，因此，需要坚持这一改革主线，从而推动三大公关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工作。未来，供给测结构性改革从要素、主体到制度各个方面全方位发力，通过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激活要素积极性，提高市场活力；不断挖掘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人才资源；通过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和非税负担等措施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放管服改革等不断促进政府管理体制、制度的完善，制定支撑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各项制度措施，不断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作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近五年来，中国经济不仅实现了总量上的稳定增长，并实现了结构上的重大变革和不断优化，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工作总方针、总战略的有力证明。五年来我们做到了统筹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经济基本面向好态势基本形成。正如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的：“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2018－3．

结构性范文篇7

关键词:供给侧视角;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

伴随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需求端的不断刺激促使经济提升效果差强人意，导致供给抑制变为了干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子。特别是位于“三期叠加”这一繁杂的境况中，基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成为了“十三五”阶段调节经济结构、达成要素优化配置、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核心战略方针。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应对自身发展所处环境给予足够关注，与时代所提出的万众创新等要求相符，有效认知实体经济，以推动自身发展。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对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相应分析，望以此为商业银行获取更进一步的发展给予相应借鉴。

一、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的优势与劣势

(一)优势分析

1.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创新发展使得信贷资金需求骤增

长时间以来，因被人口红利、其他有利因素影响，使得我国生产仅关注数量，不重视质量，导致较多中低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流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现有效握住了实体经济的命脉，我国政府开始注重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工程的发展，并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此形势下，势必涌现出较多高新技术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发展前景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此类产业最初发展阶段均具备较大的资金需求，这就为商业银行扩张市场给予了有力支撑。并且，我国主导的央企并购重组工作当前已有了较大改进，其间与繁杂的交际结构关联，需较多并购资金支撑，这也促使商业银行具有了优质的资产业务。

2.民众消费观的改变针对银行服务提出了新需求

现阶段，我国人均GDP已在7800美元以上，依据发达国家经验而言，在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消费结构会由原先的生存型消费朝着发展型消费变换，可见我国已然具备了上述水平。而民众收入的增加会滋生较多中产阶级，民众消费水平也随之改变。故而，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从根本上提升民众消费层次，也就相应促使民众消费需求愈加多元化。在此形势下，各类型交易产品持续涌现，使得信用卡这一便捷的消费手段成为了民众消费的首选，这便出现了较大的消费信贷，且跨境支付、产品需求也会持续增加，使得商业银行开发消费者信贷具备较好前景。

3.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协调布局促使资金需求增加

虽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存在下跌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波动大，然而我国基础设施却依旧具备较好的投资空间与前景。较之发达国家来讲，我国对于交通、环境卫生等层面还具备较多缺陷，故通过提升对公共产品、服务的投入在短时间内能促使经济稳定发展，若长期进行还能推动内需、对经济结构合理调整。由此可见，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能为其业务发展给予新市场。

(二)劣势分析

1.去库存与产能促使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大

位于国际经济萎靡和我国经济迈进结构转型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大多数产业的需求和供给滋生了相应冲突，工业产能多余的情况愈加显著。某些工业产业效益出现负增长，库存累积极为严重。而商业银行这一传统借贷机构作为工业企业的资金供给方，其间通过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如果难以借助销售产品取得效益，从而对生产、资金成本填补，势必促使企业难以在指定时限偿还银行贷款。更甚者企业难以售出产品便无法持续生产，面对该企业提供原材料等企业也就难以实现销售目标，最终引发供应链断裂。就我国传统产业而言，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已有过剩情况形成，促使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具有不良贷款率增加的现象，对其资金流动性、安全性等产生了影响。

2.实体经济下跌，银行规模扩张受阻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已由以往的高速变成了中高速。在此境况中，较多经济学者表示我国会经历较长时限的转型升级阶段，且短时间并不会有显著改变。要知道，银行业的发展需借助实体经济发展，但实体经济下跌，势必对商业银行发展产生阻碍，也就相应促使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的结构性改革难以顺利实施。

3.传统业务盈利模式落后

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将经营传统银行业务当做核心，收入具体依靠存贷利差收入。但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持续前行，基于供给侧的商业银行实施结构性改革会促使其贷款利率议价水平下滑，导致其利率定价具备较强被动性，利差收入会相应缩减，使得商业银行经由存贷利差获取效益的空间变窄，最终对其发展产生阻扰。

二、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实施结构性改革的责任

(一)优化信贷结构、变革资金投放重心

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里面，制造业与批发销售这类传统产业所占比重的和已达到80%，这会给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成不良影响，故为确保商业银行稳定发展，便应对其信贷结构予以调节、优化。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便成为了其能够长远发展的必经路径，为其给予了新的发展契机，譬如国家重点关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会带来较大资金需求。在这一改革期间，商业银行必须从多方努力，针对市场中供给过剩的企业拟定信贷标准，且针对需求不足的产品通过信贷提供支撑，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将资金投放重心放置到将产品与市场当做引导方向的新兴企业上。

(二)自主为实体经济服务，确保资金供给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还未有效激发，证券市场发展尚不健全，企业直接融资具有一定困难，仍旧具备较多企业会从商业银行获取资金。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已有数十年历史，但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依旧为企业获取资金的核心渠道，属于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金融组织。故而，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期间，应在降低某些企业信贷规模时履行资金供给的责任。首先，需大力施行金融资源供给，给具备较好发展前景的实体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其次，商业银行应自主扩张投资银行服务，经由为企业结构化融资提供帮助等举措，为实体经济发展给予有力支撑。

(三)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管控

依照我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可知，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超过200万亿元，其间商业银行总资产高达160万亿元，可见其位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具备显著效用。故而，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便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管控，从而确保我国经济获取长远、稳定的发展。首先，商业银行需对不良贷款率高度关注，对内部管理机制优化整改，合理调整放贷流程，规避出现更多的不良贷款;其次，商业银行应有效展现自身位于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效用，创设多视角且全面的监督管理制度，对所有融资途径予以规范，确保我国金融秩序。

三、供给侧视角下商业银行实施结构性改革的策略

(一)合理缩减无效贷款，调整产业结构

银行业金融组织处于国家主张去产能、去杠杆的经济背景下，不得仅为防范风险就大肆抽贷，需依照企业发展实力推行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调节。通常，产能过剩与不具备较好发展潜力的企业往往过度负债、投资利润不足，且大肆占据了有效信贷需求，故应中止对其的资金帮扶;针对某些具备较好发展潜力却资金匮乏的企业，商业银行可依照企业实际情况通过汇票等手段为其给予资金帮助。概括而言，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需有效缩减无效贷款，加大资源配置效率。

(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就应对信息产业发展给予足够关注，有效展现其在国内的资源、信息优势，推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我国产业升级给予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的产业优化还处于初始时期，刚开始会具备较大资金需求，故为帮助传统企业达成升级转型的目的，并促使自身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则商业银行便应依据企业个体特性拟定对应的金融服务计划，从而为其提供专享金融服务，对相应资源优化配备。

(三)对金融产品予以创新，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应对金融产品创新、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给予足够重视。首先，在业务层面，应深入认知顾客需求，创新金融产品与新供给;变革以往的销售方式，将顾客需求当做引导方向，提供个性化服务;其次，在经营管理层面，应对自身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予以提升，有效积累潜在顾客，且积极探索与当前市场需求、银行发展相符的管理结构，达成商业银行自身的产业升级，从而确保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

四、结语

概括而言，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可视为系统性工程，并非一步到位，需较长时间的努力方可获取成效。处于经济红利持续缩减、制度红利消弭殆尽的今天，商业银行应有效应用该政策对自身进行变革，仅有如此方可促使自身和经济发展所提需求达成一致。此次研究具体针对商业银行基于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的优、劣势与责任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实施策略，望经由此为商业银行获取更好的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魏安义.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J］.浙江金融，2016(12):3－9.

［2］李世军，陈少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配置研究［J］.时代金融，2016(32):124－125.

结构性范文篇8

关键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层次分类化培养；高校自主管理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3]。高等院校作为人才供给的核心源头和重要基地，更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深思考，以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和发展的人才为己任。

一音乐艺术教育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4]。高等教育领域的需求与供给也同样存在不对位、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大量的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市场的人才难求甚至用工荒。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曾指出，“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化解当前存在的教育供需矛盾，通过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成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教育需求。（二）音乐艺术教育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当今社会既需要高精尖的精英型艺术人才，也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应用型艺术人才，而文化自信、全民文艺素养的提升更呼唤服务创新型艺术人才。这些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警醒着我们单科性专业艺术院校，必须转变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突破仅仅培养“高端”、“高等”艺术精英和艺术大家的窠臼，加大对艺术人才的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比重，为后两类人才的成长提供对应的教育资源。最终搭建起国家和社会急需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专业艺术人才与自幼就寒来暑往、苦练童子功的专业学生实现心中梦想、学以致用之间畅通的桥梁。

二音乐艺术人才培养供需结构性矛盾表现

（一）音乐艺术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专业结构性矛盾。作为独立设置专业院校，各校纷纷进行扩招、追求专业门类齐全、热衷增添学科、扩充专业致使学校失去特色，形成“千校一面”。各专业院校往往认为专业、学科门类的丰富就是综合性、复合型的体现，其实不然，由此一味的遍地开花，必然造成专而不精，部分艺术人才供给产能不足：即弘扬民族文化自信匹配的高端表演艺术家、繁荣文化市场的高级演艺经营人才、高素质的幼儿教育艺术人才严重缺失；专业设置的遍地开花也势必造成课程设置不成熟，专业建设不完善的弊端，加之考虑教学成本的受限，致使部分艺术人才供给产能过剩：即专业技能普通而综合素质不高的艺术人才、简单以成本核算批量招录的艺术人才、急于满足新建专业招生人数限制要求的艺术人才培养相对过剩。（二）音乐艺术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层次结构性矛盾。根据时展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地不断提升，要求专业艺术院校不仅仅要培养高精尖的精英型艺术人才，更需要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应用型艺术人才和服务创新型艺术人才，以满足建设文化强国的人才需求。当前，很多专业艺术院校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精英型艺术人才培养和复合型、创新型艺术人才培养的界定不清楚，仍然立足于“整齐划一”的培养理念、培养模式；甚至有些院校就是简单的扩招批量式培养，专业设置与社会脱节，层次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致使越来越多的专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冷热不均。（三）音乐艺术人才供给与需求的质量结构性矛盾。根据社会和时展的需求，要求专业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要迈上新的台阶，培养德艺双馨的优秀音乐艺术人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所培养的专业艺术人才除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巧、技能以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国际视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创新思想和文化精神。而随着艺术院校的逐年扩招，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原有的培养模式已经不能再保障原有的教学质量、不能满足社会的新需求，自然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不对位。由此，艺术人才供给与需求的质量结构性矛盾凸显。

三音乐艺术人才培养供需结构性矛盾形成原因

（一）音乐艺术传统就业岗位趋于饱和。由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音乐专业团体的传统普通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专业团体和教育机构根据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当前更加需求技艺精湛的精英型艺术人才和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艺术人才，艺术院校与此呼应的供给却不足。加之，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仍采用传统“一对一”授课方式的个性化培养，而随着全国高等教育的全面扩招，必然带来了音乐艺术院校专业教学管理与学生急剧增加的不适应性。（二）艺术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过于单一。音乐艺术院校一直秉承传统的办学模式，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专业性较强，专业设置结构单一，多学科复合性、综合性较差。特别是作为音乐专业院校，不具备学院向多学科综合型发展的软硬件条件；加之，作为专业院校更加注重对音乐艺术专业人才的专业性培养，对其他学科和专业领域师资人才的引进过于弱化。由此，专业设置单一和师资队伍的受限严重制约了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实现。（三）艺术院校的职业创新素养培养缺失。音乐专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多关注专业水准的高低和专业技巧的难度，而轻视对学生人文创新和职业素养的教育。艺术院校存在对于人文创新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认识不清、意识不强、没有长远规划、不能很好地处理人文教育、创新教育、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尤其音乐专业院校只注重专业演奏技巧、专业学术理论的培养，而忽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素质、人文艺术情怀、就业创业意识的打造与培养，致使学生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定位不清。

四音乐艺术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结构性范文篇9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债券;政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青海省海西州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试验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愈显滞后，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短板明显，结合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和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绿色金融示范点建设要求，大力推广绿色债券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服务支撑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一、金融体系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状

2015年以前，间接融资在海西州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进入2015年后，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呈现总量增加、内外开花、渠道拓展、模式出新等积极变化。截至2017年6月末，全州实体经济境内外融资余额突破千亿元，其中，贷款余额895.8亿元，债券余额46.9亿元，基金余额56.1亿元，其他融资余额15.7亿元。海西州金融机构积极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贷需求，2017年6月末，第三产业贷款占比提高达到19.4%，较年初提升4.6个百分点。注重培育新兴行业增长动能，新增新能源贷款4.3亿元，增长8.3%；新增新材料贷款1.1亿元，增长7.2%；高原特色生物、旅游等行业都保持增长。

二、现阶段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一）多重压力限制差别化信贷政策全面实施。2015年以来，海西州经济增速回落，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下滑；同时，受大额贷款到期归还、平台类贷款债务置换、融资渠道拓展丰富等多重因素影响，州内金融机构贷款总量持续下滑，各家金融机构面临自身发展及上级机构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考核的多重压力。为确保信贷总量增长，州内银行将一部分信贷资源配置到煤炭、纯碱、水泥、钢铁和有色金属开采等产能过剩或环境效益低下的受限制行业，延缓了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步伐。（二）金融机构权限较低制约利率手段灵活性。海西州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主力军是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代表的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然而在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现有信贷管理模式下，一方面大额贷款审批权限在总行或省级分支机构，利率定价基本没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对于靠净融入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分支机构，受上级机构利润增长率、成本收入比等考核制约，在利率定价中难以提供有明显竞争力的价格对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信贷需求的支持。（三）监管政策总体趋紧抑制相关领域信贷投放。首先，监管政策总体趋紧，针对困难企业，金融机构一直采取续贷、展期等方式给予持续支持，监管加强后，续贷、展期等在统计上将增加不良贷款，进而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形成压力，不利于向上级行争取倾斜性政策。其次，环境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今年环保检查导致部分生态不友好型采矿类企业停产整改并成为诱发相关贷款逾期的重要因素，未来信贷支持空间可能会继续压降。第三，重点企业去杠杆任务加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重强调国有企业去杠杆，州内重点支柱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企，部分企业超过75%，不利于信贷和普通债务融资的持续获取。（四）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配置存在风险隐忧。2017年6月末，全州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接近300亿元，占比72.3%；居民和企业部门定期存款100亿元，占比不足20%。受互联网分流影响，居民部门定期储蓄意愿下降；受监管加强影响，财政资金拨付、贷款拨付的管理更加精准，对派生存款的影响较为明显，银行业机构持续支持中长期项目建设的金融供给能力受限，同时中长期贷款也制约着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与此同时，重大政策和市场因素变动潜在的期限错配风险也会同步累积，对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从绿色债券中寻求破解之道

（一）针对差别化信贷政策实施不够精准问题。绿色债券包括绿色金融债和绿色非金融企业债，两类债券分别针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就资金使用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相较于信贷和普通债券，绿色债券信息披露要求更高，发行人不但要充分披露拟投资的项目类别、筛选标准、决策程序、环境效益目标以及发债资金的使用计划和管理制度等信息，债券存续期间还要定期公开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管机构还鼓励发行人聘请第三方独立的专业机构对所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进行评估或认证；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对支持的产业项目实施持续跟踪评估。这些要求都有利于从资金供需两个方面提升金融政策有效性。（二）针对银行信贷规模有限、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企业融资能力受限等问题。1.从绿色金融债券功能看，有利于优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配置，提升对绿色产业中长期信贷投放能力。无论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新兴行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还是符合绿色发展战略的节能环保、环境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融资需求都体现出金额大、期限长、管理成本高的特点。绿色金融债可以作为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与中长期融资项目类型匹配，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需求和银行资金期限结构错配的问题，还可以为金融机构主动负债管理提供操作工具，降低金融风险。2.从绿色非金融企业债券功能看，虽然各类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在界定标准等目录性文件上不够规范和完善，但针对的重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领域，完全契合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的发展定位，有利于企业构建立体化融资体系、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持续发展能力。从发行门槛看，绿色债券对发行额的限制更为宽松，例如一般企业债要求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5%，而绿色企业债可以突破此上限，在资产负债率低于75%的前提下，核定发债规模时不考察企业其他公司信用类产品的规模。一些绿色债券品种对于发行主体的评级要求也相对优惠，例如绿色资产支持票据不以企业作为债务主体，而是剥离出部分合格资产，以其未来现金流作为偿债来源，进而分离了企业的主体评级和资产的信用评级。绿色债券的种种优惠条件对于试验区内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资产规模有限、主体评级不高但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和项目，大大增加了持续融资能力。（三）针对金融机构利率手段灵活性不足问题。绿色债券发行价格中，市场整体流动性水平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017年之前，受益于市场利率较低，一般债券发行票面价格平均水平低于同期限同级别主体贷款加权利率，2016年度企业绿色债券的价格相对于一般债券还有较大幅度优势。进入2017年后，市场流动性有所收紧，债券发行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绿色债券利率也接近甚至超过同期限同级别主体贷款加权利率。尽管市场利率波动较大，但为绿色企业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利率选择，市场利率走低时期，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倒逼间接融资下调贷款价格，增强利率手段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性。

四、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推动绿色债券发行的难点

（一）符合绿色债券标准的企业项目有限。绿色非金融企业债券方面，海西州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油气化工、煤化工、盐湖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占比超过70%，均属于“两高一剩”或环境不友好产业范畴。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新能源产业受到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追逐，能够以低于贷款基准利率10%的价格获取充裕的信贷支持以及来自于上级母公司其他融资模式的资金注入，对绿色债券融资诉求短期内不强烈。绿色金融债券方面，海西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达不到绿色金融债对发行主体的门槛要求，同时信贷规模空间充足，存贷比较低，没有通过绿色金融债主动负债的需求。综合各种情况，符合门槛的发债主体不足是制约绿色债券发行的最大障碍。（二）时间窗口不佳制约相关主体发债热情。绿色非金融企业债券方面，2017年上半年，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各类型债务融资工具加权平均利率均有所上升，其中短期票据加权平均利率增幅达99%，逼近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受成本影响，短期内如若债券融资价格没有实质性下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热情可能会下降。绿色金融债券方面，还存在价格优势不明显的问题，2016年发行绿色金融债的2A级和3A级银行发行利率集中在2.94%—4%区间，相比同等评级的发行人发行同等期限的债券，并无明显的价格优势；发行人如果开展第三方认证和专项审计，发行成本甚至超过普通金融债券。（三）区域性鼓励绿色债券发行的政策支持不足。宏观层面缺乏明晰的符合柴达木循环经济特征的绿色产业、企业和项目的界定标准，难以精准实施对拟发债企业的遴选和培育；区域层面鼓励绿色债券、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的相关政策激励尚未出台，难以有效调动各类发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

五、政策建议

结构性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供给侧；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最为庞大的群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贡献可以用“56789”五个数字来概括：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日趋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给中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国内又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在国内外因素、主客观原因等多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面临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存困境堪忧。一时之间“三座大山”成了许多民营企业不可承受之重，而中国民营企业90％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据《2017年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白皮书》：2016年，98％的中小企业主要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2018年1月31日世界银行等机构联合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报告显示，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需求达4．4万亿美元，融资缺口达1．9万亿美元，有41％的企业存在信贷困难。［2］当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一般比大型企业高30％以上。［3］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1民营企业面临着金融排斥的困境

1．1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长期以来，银行信贷都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2018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1％，同比高两个百分点。［4］2015年以来的“去杠杆”，银行信贷开始收紧。据中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33万亿元，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06．5万亿元，小微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比重是31％，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存在一定差距。民营经济产出在全国GDP中占60％，而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只占30％。［5］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但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渠道和规模却并没有获得对等的扩张，其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贡献极不相匹配。从贷款的成本看，资金成本居高不下，大型银行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在5％～6％之间；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机构普遍在15％以上，而民间借贷一般在20％以上，中小银行介于大银行和他们之间。［6］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除了支付贷款利息外，还要应对繁琐的贷款办理手续、贷款担保等问题，承担各种额外的费用，这些都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实际融资成本高达17％～20％。［7］因此，造成了小微企业贷款总成本要高于正常贷款成本40％～50％。［8］1．2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美国的中小型企业在股票、证券、企业债券等途径的直接融资高达50％以上，而中国只有3％左右。［9］我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单一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融资的条件较为严苛。一是主板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且流程相对复杂。根据中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司上市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营业额以及利润水平等，还需要在过去的3年内具有持续增长。在这些众多条件中最难到达的便是财务指标要求，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被排除在外。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虽然超过了50％［10］，但多数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单次融资量较小。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现象。统计资料显示，目前A股股票质押市值约4．55万亿元左右，其中，2177家民企股票质押市值约在3．4万亿元左右，民企股票质押占比为74％。［11］然而，中国股市连绵不断的“阴雨”导致部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已触及平仓线，从而引发了市场担忧。二是债券市场融资相对困难。民企在债券市场融资比例低，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严重不符。根据Wind统计数据，2016年民企发行的债券数量占比为23．16％，金额占比为18．96％；而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3日这段时间，民企融资已有所回暖，但民企发行的债券数量占比降至14．6％，金额占比降至11．53％。［12］2018年以来，受融资环境整体偏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市场风险偏好降低以及“去杠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率出现明显上升，且违约主体多为民营企业。根据光大证券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债券市场共有101个主体发行的236只债券发生了违约，涉及违约的债券本金规模达1919．98亿元，其中民企违约占主导。数据显示，2018年民企违约的情况尤为突出，违约的101个主体中民企占比83．17％（此处为广义民企概念，非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均纳入民企口径统计），单年发生过违约的民营企业数量高达37家，相比较2017年的9家有大幅增长。［13］民营企业频发违约，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恐慌情绪，对民企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甚至在金融市场上出现非理性的“羊群效应”，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和资金流动性问题，导致一些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也遭遇了融资困境。

2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

2．1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实体经济效益下滑和虚拟经济的快速繁荣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大量货币存于金融市场而非注入实体经济，资金“脱实向虚”趋势明显，造成流动性宽松和资产荒现象同时存在的困境。进入2018年以来，前期金融“去杠杆”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由信用紧缩带来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境进一步突出。随着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政策出台，社会融资增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到201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8．1％，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比上年同期低10．3个百分点。受表外融资委缩的影响，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9．8％，不足10％。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9．26万亿元，比上年少3．14万亿元，增速比上年低3．6％。［14］社会融资增速回落从金融方面看，主要体现为银行表外资金减少，这是结构性去杠杆的结果，也与金融体系风险偏好下降有关。金融机构的低风险偏好造成央行投放的流动性淤积在银行间市场，难以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加剧了宽货币、紧信用的局面。同时2018年以来影子银行监管趋严，银信合作新规、委托贷款新规、资管新规等陆续实施。在此背景下，非标融资规模大幅下降，2018年委托贷款余额占比6．2％，同比低1．4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3．9％，同比低0．8个百分点。［4］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大大压缩了银行的表外融资规模，客观上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但表外融资是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银行表外融资合计减少2．3万亿元，而上年同期表外融资增加2．94万亿元，同比少增超过5万亿元［15］，这使得民企融资能力进一步受到抑制。在金融严监管的大环境下，银行收紧表外非标融资，使得民营企业从银行表外获得融资的规模大幅压缩，而这正是民企融资难和债券违约率高的直接原因。从长期来看，金融去杠杆有利于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维护金融市场长期稳定。但监管强化叠加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引发了市场情绪的波动，也导致部分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因外部融资渠道收紧而被“错杀”。2．2金融供给结构性错配。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是中国金融供给中的一大问题，信贷资金的投向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和需求未能有效匹配，金融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信贷资金不断流向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资金需求难以满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金融资本要素供给价格的“隐形双轨制”，缺乏政府背书和隐形担保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制度性约束问题，最终形成了扭曲的金融资本供给格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供给与民营企业实际金融需求有效匹配不足。从资金供给端看，央行释放流动性难以有效流入民营企业主要是资金供给结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仍是国有银行一家独大的格局，缺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和加剧了金融资源的错配：大量低廉的金融资源注入低效的国有企业，而需要资金支持的大量运营高效、更具创新能力和欲望的民营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银行偏好国有企业源于其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而民营中小企业在与银行谈判议价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即使能获得贷款，也要比国有企业高两至三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16］由于金融二元融资结构和所有制歧视的存在，民企只能退而求其次，转向利率高昂的非正规融资，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和企业主跑路事件便时常出现。2．3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民营企业资金需求的特点是“急、快、频、小”，而银行出于风险管控原则，贷款手续繁琐复杂，批复周期较长，单笔交易的平均成本高。民营企业的“软信息”对于体系庞大复杂的大银行而言，信息搜集耗时费力，因而银行搜寻、获取和验证相关信息的管理成本较高。同时商业银行注重考核贷款规模、不良贷款率等指标，对信贷人员的惩罚和责任追究制度过于严苛，不合理的激励惩罚机制给基层客户经理造成心理负担，产生了“慎贷”的现象。2．4民营企业自身实力不强，融资风险大。民营企业自身缺陷是金融排斥现象产生的内部原因。一是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管理机制不完善。根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88％的小微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方式。［17］公司治理状况差，内部监督形同虚设。二是在财务管理方面，企业资产与个人财产混同，财务制度和管理存在很大的漏洞，企业无法提供真实有效的财务信息，使融资决策面临着较大风险。有些中小民营企业信誉低，逾期还款次数多，甚至财务造假，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中介服务机构又不愿意为民企提供信贷担保，故而现有的金融市场机制对其融资定价就比较高。三是民企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盲目追求多元化。四是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诚信意识，想方设法逃避银行债务，钻法律漏洞，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民营企业还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等问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加上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比较短，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生存时间仅为4～5年。［18］另据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与美国的8年、日本和欧洲的12年有明显的差距［19］，因而金融机构在其寻求融资时不得不思虑再三。以上因素导致银行对民营企业投放贷款的不良率明显高于国有大型企业。为了规避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设置较高的融资约束，宁愿“锦上添花”却不肯“雪中送炭”。2．5社会担保体系不够完善。统计显示，中国近56％的中小微企业是通过抵（质）押获得贷款，信用贷款仅占15％左右。［20］目前，社会征信系统不健全，社会担保机构存在担保能力不足、信用担保资金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差等突出问题。虽然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建立起民营企业发展基金、民营企业担保机构等组织，但是担保机构所承担的义务与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2017年中国某担保公司为近三万的民营企业承担了贷款服务，融资金额约为600余亿元。但是，在保企业的具体数量仅有两万余户，总金额不足300亿元。［21］由于社会担保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增加了民企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3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