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演变范文10篇

结构演变范文篇1

关键词：消费结构；城市环境；ELES模型；灰色关联度

消费已经取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数据显示，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64.6%，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时，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超标，臭氧污染问题进一步显现，部分水体水质趋于恶化，总磷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从消费水平的视角开展环境保护的研究，探讨江苏省城镇居民近10年消费结构的演变，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消费结构的演变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深入认识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为江苏省优化消费结构、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依据。

1江苏省消费结构演变的经济计量模型分析

1.1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简介

由于扩展性支出系统在实践被广泛应用，并且其具有理论依据强、参数估计方便、对数据依赖性小的特点，本文选择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简称ELES）作为分析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基本方法。其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为i类，则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为：Viii−+=VYbP0i)(q(2.1)其中，V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Pi和q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消费倾向，V0为基本需求总支出，Y为收入水平。

1.2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2005-2015年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截面资料对消费结构进行量化分析，先估计参数ai，bi，然后计算出各项基本需求支出的估计值iiPq，再求出Vi，其结果表明[1]：bi的值变化范围较大，但每一年bi的和相对稳定在0.5左右，说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把剩余可支配收入的50％用以提高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消费。其中，食品类基本需要的消费支出最大，增长了96.4%；居住的基本需求消费支出增幅最为显著，增长了509.18%。为了具体分析近年来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将所得边际消费倾向作折线图，作散点图如下： 综上，居民生存型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增趋势。表现为衣、食、行等生存型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2消费结构演变对城市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2.1邓氏关联分析思想

灰色关联分析法适用于在客观事物之间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更好地明确关联程度，为系统决策提供有效依据[2]。邓氏关联度是其中一种研究较少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本文通过计算邓氏关联度来分析2005-2015年江苏省消费结构的演变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深入了解影响环境的主要消费方面，从而提出改善和治理环境的建议。[3]

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环境关联度的测算

本文由2005-2015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环境指标的经济统计数据测算八类消费支出与四类环境指标的关联程度，如表2所示。[4]生活污水：医疗设备因其对卫生的高度要求需要进行大量清洗，而清洗不当就会造成污染。此外食物、衣物与交通设备清洗所用的洗涤水中含氮、磷、硫多，致病细菌多，是生活污水的另一大来源。生活二氧化硫：医疗垃圾、汽油与烧烤所用的煤炭都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硫，其焚烧后会释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同时由于工业上部分工厂会使用二氧化硫对食品进行加工漂染，所以也会造成污染。生活烟（粉）尘：医疗废物焚烧的烟气中含有如尘、烟尘、总悬浮微粒和颗粒物等，而交通机动车尾气中也包含固体悬浮颗粒等，会影响生活烟（粉）尘的排放。生活垃圾：医疗上使用的一次性医疗器具等，是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而食品类支出中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大量餐厨垃圾；另一方面，购买食物过程中的塑料包装等难以分解，会破坏土质。除此之外，家庭设备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对环境压力过大。从总体上来看，医疗保健和食品类支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消费而言，与环境质量关联度最大，是影响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杂项商品和服务由于其更新换代速度快等原因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一结果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2.3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环境关联度的动态演变

为研究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环境关联度的动态演变，本文选取2013-2015年各市的八类消费支出与环境指标的数据资料，计算其邓氏关联度，探究其的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消费对污水的作用程度都有所减轻，且食品污水处理设备显著完善，污染程度大幅减小。但伴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其附属设施会带来污水排放的问题，造成污染。消费结构的改善减轻了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由于江苏省加快了信息化和科技创新步伐，交通运输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显著减少。但医疗废弃物与生活二氧化硫的关联度仍在0.63这样一个较高水平，亟待解决。消费对生活烟粉尘的影响在2014年有所减弱，但于2015年又再度上升。这可能是因为2013年国家强调了加强烟粉尘的控制，但相关法案于2016年初才予以实施，所以在2015年产生了反弹的现象。（4）大部分消费对生活垃圾的影响都有所下降，但是居住消费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加剧。城镇居民生活需求的扩大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而垃圾分类又流于形式而缺乏规范管理，垃圾未能得到有序分类处理，加重了对环境的负担。

3结论与建议

综上，江苏省有必要对现有的消费结构进行升级。考虑到消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协调三者的共同发展，以下是对其能源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1）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完善分类收集体系。医疗废物管理是保护环境的当务之急。首先应加强废弃物的分类管理，对其进行无害化管理，对垃圾的处理设施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作登记注册管理。设立医疗废弃物专项支付经费，用于添置特定垃圾处理设施，加大对医疗过程中清洗用水、有机硫的处理，进一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5]（2）推广光盘行动，加大对食品包装的管理。一方面应大范围宣传节约粮食的观念，首先从根本上解决厨余垃圾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对食品包装的使用标准。限制塑料袋的使用，或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包装袋，减小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提高清洗用水排放标准，鼓励使用环保无磷洗洁精，减轻水污染。[6]（3）提倡垃圾有效分类，制定居民垃圾排放量标准。分类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生产制造能力，便于对垃圾进行有效的无害化处理。可安排专人上门收取垃圾，直接进行垃圾分类处理。除此之外还可制定排放量标准，实施减排补贴、超排惩罚，从源头实施减量。

作者:刘茜茜 郑欣 单位:江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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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璐.基于灰色关联度下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趋变主因比较分析[J].开发研究,2012,(05):63-66.

[3]贺银娟.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邓氏关联度对比分析[J].财会月刊,2017,(06):59-64.

[4]刘纯彬,桑铁柱.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0,(03):13-16.

结构演变范文篇2

本文的目的，是结合我国改革实践，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讨论企业组织效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互为关联的三个问题：1)企业产权、产权制度演变及其效率。讨论集中在市场不发育条件下，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的条件和途径；2)企业制度创新与政府。涉及到对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以及非市场条件下构造现代产权制度的意义等；最后，考虑向有关部门提供多重思路进路的需要，本文拟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框架性政策建议。

一、经济学中讲的产权，指的是一种协调人类交易行为和资源分配的社会工具。

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也不必界定产权。因为一个人不需要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去换属于别人的东西。但在多人的世界中，产权界定是人们从事交易时，知道自己如何受益或受损，以及交易双方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没有产权界定，社会资源就会普遍陷入“公共地”的悲剧。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即使界定了产权的归属，如果没有制度，社会依然无法克服产权离散的低效率状态。所以，任何产权结构都必须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等制度规则和文化规制来加以表达。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的建立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了这些定义以后，所谓企业产权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变及其动态效率，实质上就是为了利用合作生产的优势，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的激励。过去我曾曾讨论过，在产权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面临三种选择：1)用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出售商品；2)出售他的全部生产要素；3)引入契约安排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他人，以获取一定的“租”收入。而且，无论产权的最终使用权归属何方，只要通过当事人的自由协商，都可以实现最佳社会收益。但在这里，企业的产生仅与第三种产权选择存在联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首先，企业产权制度及其结构变化，不是机械主义设计的结果，而是根据市场演变，不同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为克服市场障碍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其次，企业产权制度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组织合作生产的成本必须明显小于市场交易成本。否则，企业产权制度也不会向更大规模合作生产的方向变迁。最后，作为企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市场条件，是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同风险偏好者的分布。显然，有的资本所有者之所以选择有条件地将自己的部份产权授予别人，而不采取自己经营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被授权的人比自己更关心资本收益。而在于：1)他们不愿全部承担经营活动中的风险；2)他们相信后者比自己能干。风险态度决定了人们对其资本获利方式的不同选择，由此产生了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

我们从最初的经济状态开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人们采取的是以家庭内部分工为主的合作生产方式。所谓将外部不确定性的内在化激励，主要来源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协调及其产生的经济收益。以后，可能由于家庭内部分工产生的收益差别，使组织专业化生产的企业有可能克服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障碍。于是，为满足地方狭小市场的小型企业开始出现。这里，企业是不同要素所有者通过合约形成的要素集合，它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于“团队工作”。团队工作使合作生产的产出不仅仅是各生产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追加了一个组织因素，使其产出包含了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团队工作的扩展，又会导致不同生产者与不同消费者的分离，不贸易就不能生存，逐渐成了人们的生活信条。同时，随着专业化和贸易活动的深化，超越市场条件的生产由于内部或外部竞争者的不断增强而发生变化。那些简单地在家乡独执牛耳的经营者，会逐渐进入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过去稳定的需求因竞争而变得波动，市场交易成本增加，设备闲置。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摆脱困境的方法无非是：1)开展价格战，消灭对手，但这也可能会同时毁灭自己。2)“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最简单的途径是竞争各方签订合谋协议。但这这样也存在“囚徒困境”，签约各方都必须冒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因此也就有了：3)“大家合在一起，象一个人那样活下去”。显然，合在一起的行为产生于以内部组织替换市场竞争行为的激励。

诺斯在考察16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认为：“采用一项对大量生产带来规模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初那些小企业要么扩大规模，要么进行合并，要么被迫破产”。那种从过去的竞争均衡到新的规模经济，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途径来完成的。

当然，通过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即使在市场极不发育的经济落后区域，“家乡企业”也并不完全表现为受到竞争压力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一般来说，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原因还包括：为了获得新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了生产的多样化以规避单一产品市场风险；为了控制上下游产品，保障要素供给或产品市场的稳定、以及为了减少税赋等诸多因素。同时，所谓“家乡企业”在获得当地市场的稳定需求后，也会主动产生从事远程贸易的竞争要求，也有将远程贸易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或内在化的激励。企业的生始终是为了销售。从历史上看，从事远程贸易并力图将由此产生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是产生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原初动力。企业从事远程贸易需要数额较大的垫付资本，风险自然也较简单地向本地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要大得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区分了经营者与投资者(股东)的责任，使投资者承担的责任降到最低。这种新的产权制度协调了经营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使企业能大规模地聚集生产要素，由此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辟。同时，新的产权制度也导致了旧有产权制度竞争功能的相对降低。所以，现代公司制企业出现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它能将分散的资金集合起来形成规模，满足企业日益频繁的远程贸易需要，达到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将外在波动需求内在化为稳定需求的激励。

二、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是企业规模经济要求与规模资本来源不足的产物，其基本的市场条件是分散的产权和不同风险偏好者的分布。

它发展和演变的理论依据是“共同基金定理”。这个定理从最优风险的角度指出，每个所有者都应把自己的资本分散到所有企业。同时，每个企业也应尽可能地从最广泛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共同基金定理”的实践，就是形成了人们常讲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它一方面通过公司制的形式，将分散的小量资金集合为相当规模的资本；另一方面，它又以经营权的高度集中，有限责任和投资者资本的自由转移为手段，降低了企业为争取规模经济投入存在的交易费用，协调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

但是，所有者数量的增加，也是企业共同财产的增加。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中，法律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也是企业的最高经营决策机构。它任命最高管理人员、决定投资、并把经营权交由管理人员行使。在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虽然可以起诉董事会，但不能以经营失误提起诉讼，也无权过问企业的日常商业活动。实际上，由于一般投资者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关心企业经营，所以董事会的选择大多由经理操纵。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机制来保证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占据抉择岗位，并避免他们为追求自我目标而损害出资者的利益？近年我国讨论类似问题，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培育经营者市场，使在岗位上的经营者恐于被替代的威胁而努力工作。然而，虽然培育经营者市场是约束经营者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却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因为第一，监督经营者行为是有费用的，根据所有者的行为特征，由谁、在那里，以及怎样监督经营者，本身就有个怎样有效操作的问题；第二，即使换了新的经营者，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么新的经营者与旧的经营者存在同样的行为激励，这就很难排除两者会采取同样行为方式的可能。所以，约束经营者的第二个条件：是所有者同意经营者可以获得规定数额以上的产品剩余，使经营者得到与所有者目标一致的追加激励。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最终控制权与企业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如何对应，是理解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的一把重要锁钥。

公司制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产生于共同财产问题，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在各当事人之间配置各个属性的权利。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所有权”既指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也指对企业的所有权。而对企业的所有权是由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规定的。由于剩余索取权是不确定和没有保证的，在固定合同索取被支付之前，剩余索取者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也即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而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行为决策权。在近年的经济文献中，人们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合二为一，用剩余控制权来界定企业的所有权。认为只有让管理共同财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当事人获得这些属性的权利，企业才能真正地高效率的运转。

当然，一般也不能认为公司制企业的产权制度可以独立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的行为方式，都部份地要取决于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价格以及相应的制度成本。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对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包括：1)政府对所有制的偏好；2)社会对新的产权安排和结构的认同；3)促进产权内在化的外部环境与技术水平；4)面对新的获利机会，原有利益相关者所作出的反应等，而这些又涉及政府作用的问题。

政府对所有制形式的偏好以及对产权制度变迁的激励，是企业产权制度形成和创新的前提。因为首先，任何社会产权制度的形成，都需要政府作出法律上的安排，通过对产权的初始界定，保障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排它性地位；其次，当初始界定的产权与长期经济增长要求、社会利益或政府利益发生矛盾时，同样也需要政府作出制度上的调整，确认产权制度创新的方向，途径和方式，说明不同产权所有者的合作与竞争规则，建立新的竞争秩序；最后，任何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体制性成本”。如为创造新的产权制度而支付的设计费用，为降低产权交易成本而支付的协调费用，为保障产权制度有效运行和实施所支付的监督费用等。这些成本因其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非政府亲力亲为不能有效施行。何况，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是借助于信用资源筹集资金以扩大资本的简化程序。而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产权交易手段的实施，本身就具有政府信用的深刻背景。诺斯认为：“国家(政府)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既然法律发展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就能随之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规模经济。”在他看来：“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是，今天发达国家早期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不仅没有以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基础，而且也不完全是单纯企业自发行为的结果。诺斯认为：17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出现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性质中找到，其建立的产权类型是国家所使用的特殊方式的结果。布罗代尔在考察欧洲早期企业组织演变时也指出：“公司制从来不是内陆城市的偶然发现，而是根据市场演变形成的一种行为手段”。他甚至认为：在1664至1682年间，法国人为建立大商业公司所作的努力屡遭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商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英国东印度洋公司，还是稍后一些的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其在初始阶段均离不开政府对特许权的制度安排。其它如意大利、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传统企业产权结构向现代公司制企业演变的初期，大多也有政府扶持甚至直接参与经营的深刻背景。当然，由政府参与运作的企业与规范的现代公司制企业相比，前者长期运行的结果是腐败丛生，过度扩张和效率明显降低。但作为早期的示范和诱导机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现代公司制企业建立的初始途径值得借鉴。而在以上所列举的国家或地区中，也是随着《公司法》的通行和现代产权关系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后，政府和公司在什么高度和根据什么方式保持联系，最终也才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才经历了一个对旧有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的过程。公务员之家

三、前面我们已经从产权效率的角度，讨论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市场基础及其功能。

并试图证明，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主要涉及到两个十分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即企业与政府。前者决定了企业克服市场障碍的意愿、要求和特定的资产类型。后者则包括了政府对创新的激励和产权变迁的制度性供给。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是其对市场的“替代”的过程。而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则主要表现为企业对主要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虽然从表面上看，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与企业对主要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有很大不同，但从实现“替代”需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企业组织结构，以便使其组织成本能明显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或政府干预成本来看，二者并无根本的差异。所以，转型期内的企业产权结构变动，实质上是企业动员资源能力与政府动员资源能力互为消涨的过程，此消彼涨，构成了企业与政府的动态边界。显然，在政府仍然对推动经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条件下，构筑企业与政府动态边界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经济增长共享的原则”来构造政府与企业行为的现实合理空间。我国社会经济仍处于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今后资本的使用效率及其收益分配，是决定政府与企业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共享”的关键。现在我国企业所使用的资本除外资外，主要包括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两大部份。在民有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也是长期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有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并不意味着国营经济也必须占有相应的比重。同样，国有资本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也不一定要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来体现。现在，除了已被正式确认的国有资本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来经营外，国有资本的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民有资本的民有民营或民有国营，都是不同资本所有者对其资本实现形式的选择。问题在于，企业财产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为不同资本的所有者选择不同的资本经营方式提供了可能。由此也为重塑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增长共享关系留足了空间。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今后对于国有资本的运行，能否建立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相机租金激励措施是解决实际操作问题的关键。相机租金与“政治租金”不同的是，前者的受租人不是政府官员或受行政权利宠惠的个人，而是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投资机构。更重要的是，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相机租金，不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来自由裁量，而是以受租人的经济绩效为标准在事先就作出了的制度安排，这样就有可能使租金奖励变为对经营国有资本取得实际经济绩效的动力。在具体操作上，我们设想，今后国有资本对其它各类企业的投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控制取向型的投资。较为典型的就是国有资本投资机构通过投资持有其它企业的股权，并通过其在企业董事会中的代表，直接控制或参予持股企业的经营决策，在利润分配中享有股东的收益。这里，控制取向型的投资又可分为直接投资和相互持股两种。前者主要以土地、厂房、设备、资金等生产要素作为投入，使国有资本的经营机构成为持股企业；后者则主要是以资本金为纽带，建立企业间的产权联结关系。如甲企业投资100万元获得乙企业的100万股的股权；而乙企业在不能直接购买甲企业股权的情况下，可用甲企业支付的100万购买丙企业100万股的股权，丙企业再拿这笔钱购买甲企业的股权。结果，虽然100万最终又回到了甲企业，但通过上述操作，甲、乙、丙三家企业已形成了相互持股的格局。这种方式在日本/德国的银行主导模式中应用相当普遍。实践中近年也有少数企业通过上述操作，达到了买壳上市的目的。但由于这类操作较为复杂，整个资本运作又具有暗箱交易的特点，不仅风险较大，也极易滋生腐败。因此，在实施相互持股时应谨思慎行。二是保持距离型的投资。保持距离型投资的要件是：1)企业定期向投资主体支付一定数额确定的报酬；2)当企业不能履行支付义务时，投资主体对企业的特定资产或现金流量拥有所有权；3)投资主体有权处置其对企业的权益。包括转让、出售、抵押等。这时投资主体的职能更接近于银行的职能，其拥有的资本将主要以债权形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保持距离的投资方式，除了要求作为投资主体的经营者要有充分的权力，并真正成为追求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利益主体外。作为债务人的企业是否真正拥有足够的资产处置权，并以其资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也是决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借债立约是否有效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国有资本在与其它企业发生债务关系时存在软预算约束，那么债权人的还债要求就有可能成为不可置信的威胁。此时，保持距离的投资是否就真正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就颇令人怀疑。因此，在目前国有企业行为不规范，国有资本“人质”问题严重的条件下，简单地对国有企业采取保持距离的投资方式，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难度。相反，如果将此类方式应用于拥有较大资产处置权的民有企业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则相对较为安全。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体制约束下，国有资本运作必须遵循的效率原则，应以其投资企业经营者所实际拥有的资产处置权作为低限。现阶段对国有企业宜采取以股权控制为主的控制型投资方式，而对非国有企业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则选择控制取向型和以债权控制为主的保持距离的投资组合较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今后为解决企业投资渠道单一，国有资本投资风险较大的困难，也需充分发挥民有资本的市场比较优势，培育民有资本投资主体，为民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或债权投资开通渠道，从而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抉择提供更为灵活的选择。借此，也可进一步构建国有企业的多元投资主体，为其提高市场融资信用，增强法人代表资产处置权的地位，提供较为可靠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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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演变范文篇3

关键词：企业治理结构家族制中间组织

企业的治理结构较多被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聪明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李南开大学维安教授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规范公司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这又包含二层意思，其一，公司治理整顿是在既定资产所有权前提下安排的。所有权形式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另一层是，所有权中的各种权力就是通过公司治理整顿结构进行配置的。这两方面的含义体现了控制权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密切关系：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整顿是控制权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套以合约关系配置处理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控制权的问题，而控制权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制度。

温州企业的家族制治理特点及弊端

在温州古典模式中，大多数温州企业实行家族制，从而企业的治理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企业所有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家族中辈份、资历最高的成员便成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独裁式地指挥家族企业的事业，保证了决策过程的迅速性；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可以有效克服委托制的弊端；企业创始人的独创精神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无形中减少了企业内部为争夺权力的斗争，降低了企业内的交易成本。家族制的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顺应了早期温州古典经济特点，企业规模不大，管理简单，所以，采用家族制交易成本较低。

随着规模经济发展，温州企业的家族治理机制弊端渐露，近年来，企业超越家族制的呼声渐高。美国学者麦迪思借助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企业是个有机体，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其生产经营管理是有不同要求的，其中从诞生期到学步期离不开创始人的精心呵护，企业创始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使其对企业比其他任何人具有更强的爱心及控制欲。与此同时企业家为了企业，全家自下而上可以不顾回报地全身心地付出，这也是其他人所难以做到，此时的企业完全离不开创建它的企业家，这如同一个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也正因为有了企业创始人的这种创业热情，才使得企业能顺利诞生与成长。然而，家族式经营妨碍现代营销营运，管理基本上沿袭传统方法，家族文化传统对外人的排斥，使得启用专门的经理管理步履维艰，“五缘”关系（即血缘、亲缘、地缘、学缘、业缘关系）成了困扰“温州模式”最大的问题。

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界限、以社会资本融合家族资本、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时，或者，当家族成员缺乏经营管理能力而需要外聘职业经理人时，家族企业的封闭性与权利的高度集中性势必阻滞这一过程。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就是不合理的，其管理也必然是低效的。

温州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的两条路径

李维安教授等认为,东南亚各国家族企业所表现出的企业与家合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的特征,决定了对这些国家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应从三个纬度展开。这三个纬度分别是企业纬度、家族纬度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纬度。企业纬度主要是依据企业的生命周期原理把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的成长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家族纬度主要考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业者家族成员是如何进入并控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纬度主要考察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如何在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

王宣喻、储小平的分析指出了家族企业这样一条演变路线：从业主制(业主一人拥有和管理控制)或合伙制企业,到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即创业者家庭成员管理经营的企业,再到由企业主家族成员垄断经营控制权和企业所有权的纯家族式企业,再到有朋友、乡亲等熟人担任部门经理的准家族式企业,再到引入陌生的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混合家族式企业,经过一个家族企业临界点,最后变成股权分散化的公众公司。

温州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正是体现在企业的控制权由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垄断逐步向管理者阶层转移的过程。温州一些大企业在发展中发现，管理协调比市场协调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更低的成本，便开始产生对外来管理人才的需求，并且愿意将企业实际控制权向这些专业人才手中转移,从而引起企业形态的变化。引入外来的中阶经理是私营企业治理结构演变中的重要一环。而从家族制走向股权分散化的公众公司，社会资本冲淡家族资本，势必从整体上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从而造成企业权、责、利的重新配置。分述如下：

温州传统治理结构超越之一：不是通过企业主的“五缘”圈子而来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进入企业。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进入企业是企业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钱德勒在其巨著《看得见的手》中,考察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美国的工业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所经历的革命性变革,指出促使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力量源泉是一群支薪经理们所进行的开拓性的职业管理协调工作。钱德勒在该书中为“现代企业”下的定义也同样成为经典:“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不是通过企业主的“五缘”圈子而来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进入企业是温州民营企业由古典企业走向现代企业的一大标志。

温州的天正集团较早引入职业经理，在进行产权制度调整的同时将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引入企业。1997年，在内部发展了一百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优秀员工入股；同时在外兼并了19家企业。这种情况目前在温州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如德力西集团、庄吉集团、报喜鸟集团以及红蜻蜓集团等比较普遍。

温州传统治理结构超越之二：边界模糊的企业联合体组织发展，导致企业产权变革，从而再造企业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和产权界定与安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强调的是围绕公司产权关系所作出的权利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在这种权利安排所规定的责任和利益边界下,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作用,以及他们在运动中达到一种制衡状态。

近年来，温州的企业联合体组织获得广泛发展，企业联合体组织包括企业群、联盟组织、虚拟企业组织和企业集团。这种企业联合体组织按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论点，属于企业与市场间存在的“中间组织”。“中间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市场不是纯粹的市场，企业中存在着市场，市场中存在着企业。企业群、联盟组织、虚拟企业组织、企业集团是“中间组织”的现实的实现形式，介于纯市场和企业之间，比市场稳定，比层级企业组织灵活，因而，具有某种特质上的相似性。近年来，温州虚拟组织的发展与企业集团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家族制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虚拟组织的发展推动了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虚拟经营的移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家族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中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合点。虚拟经营是一种体制外的革命，但是所形成的一体化带来了新的资本运作方式。温州目前服装业与鞋业广泛开展虚拟经营，这些企业的企业不断增加从而在声势和规模上不断壮大，但极少有实质意义上的控制权，很多仅停留于品牌的虚拟组织形式，未能完成产权的实质性改造，企业管理权上虽有改变但是作用没有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发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大。

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发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产权功能发挥的基础是产权关系明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应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产权利益主体多元化。产权利益主体多元化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温州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各种所有制相互渗透，企业各种融资渠道更加便利,企业之间的兼并、合并常有发生，因此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便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方面看，温州的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的发展堪称典范。

1999年始，德力西参与国企改革，整体并购拥有1200多名在职职工、近千名退休职工的杭州西子集团，半年就扭亏为盈，实现了民营与国有混合经济的协调发展。德力西从产权制度的变革、管理制度的创新、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行不断的创新。

正泰公司在发展初期，借助正泰的品牌，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按控股的比例完成对多家企业的吸收。接着，为了解决分散独立法人的管理不便，正泰公司对原有家分公司和数百家成员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打造出一个拥有多层结构的集团公司。1994年2月正泰集团公司成立时，总资产已达5000万元。同时集团所属的50多个企业重新组建为两个股份有限公司和三个有限责任公司，取消成员企业的法人资格，企业老板变成了小股东。到1998年，正泰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低压电器、输变电设备、仪器仪表、通信电器、汽车电器等多元化产业格局，总资产达8亿元。这时的正泰再也不是一个家族企业，而是一个企业大家族。

对南氏家族股权的瓦解只是南存辉对家族革命的前奏。接下来，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能力的股东掌权，没有能力按制度考核不行的股东必须“下课”。从而建立健全了“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形成了三会制衡、三权并立机制，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总部为投资中心，以专业总公司为利润中心，以基层生产公司为成本中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系”。按照正泰的发展目标，其最终要建立“股份社会化”的产权制度，从家族企业走向企业家族。采取公司控股、员工持股、社会参股的股份政策，不断使股份公司社会化、知识资本化和资本知识化。这一发展路径对温州家族企业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结论

公司的产权结构与促进公司经营运作的治理结构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它对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具有正面或负面效应,从而产权结构的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样公司产权结构优化的直接效果就是通过产权主体的变化或制度的安排上,特别是控制权的转移,将以强制性的手段约束公司法人治理的失误,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改善,提高产权结构的效率,维护各产权主体的利益。

温州企业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关键并不在于引进不属于家族圈子的支薪经理，实际上，很多企业虽然引进了支薪经理，最后由于支薪经理与传统的治理结构不相容而退出，所以，温州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用社会资本改造、冲淡家族资本，从而引发一场深远的治理结构的革命。温州近年来通过大量的中间组织形态对传统的家族制企业进行产权的改造，使企业的资本逐渐成为社会资本。

在大量的中间组织形态对传统的家族制企业进行产权的改造中，我们应该注意两种趋势，虚拟经营的发展趋势与企业集团化趋势。许多资源互补性的企业之间较多采取虚拟经营的方式进行暂时性有限的合作，正泰公司的做大关键是向小企业和作坊开放正泰这一品牌俱乐部，集团公司以无形资产名义拥有所有成员企业的股份，正泰公司实体的生产企业与虚体的正泰品牌俱乐部融为一体，最终走向“股份社会化”，从家族企业走向企业家族。通过这一路径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稳固，才有真正的权利与权利的相互制约与权责利的重新安排，换句话说，才能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参考资料：

⒈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⒉张苗荧，《温州模式的营销批判与自我扬弃》[J]，商业时代，2003年，,第3期

⒊王宣喻、储小平，《私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演变模式研究》[J]，经济科学，2002年，第3期，

结构演变范文篇4

关键词：税制结构公平和效率改革措施

一、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由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发，展过程。

1.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税制模式。在当时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从其他方面课征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为征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户税等直接税形式保证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这些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多按照课税对象的部分外部标志来规定税额，如：人头税按家庭人口课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场税和入市税作为辅助税种。

2.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则，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对国内生产、销售的消费品课征国内消费税，以代替原先对工商产业直接征收的工商业税，从而减轻了资本家的税收负担；另＿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外制造和输运的进口工业品课以关税。这时的税制结构，一般称为以关税为中心的间接税制。

3.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或间接税（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制逐渐暴露出了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关税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桎梏；对生活必需品课税，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完全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会提高物价，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满足不了战争对财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资本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所得额稳定上升的丰裕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第﹁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少数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先进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4.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高所得税抑制了纳税人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国家在供给学派思想指导下，再次把税收政策的目标转向经济效率，各国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开征了增值税，许多国家逐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出现了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形成了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的税制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创新

1985年5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咨文，由此拉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形成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此次税制改革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税制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的15档税率减少到只剩15%和28%两档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为28%.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的5档税率减少为15%、25%、34%的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两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至此，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边际税率超过60%的所得税。

2.提高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扭转了长期以来重视所得税，忽视商品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1996年的17.5%.

3.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三、我国现行税制及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实行近10年来，成效显著，但由于税制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较仓促，使新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地看，现行税制在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系统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就系统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是从财政意义上进行的，难以充分体现供需总量调节的要求，对宏观税负水平缺乏科学论证和界定，不同税种间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就功能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成熟的、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为主要出发点，而且是在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和高通胀并存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内容以统一税制集中税权为核心，基本放弃了税收对经济的主动调节激励功能，使税制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制约了税收职能的全面发挥。

现实地看，税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性缺陷上：（1）主体税种名不符实。所谓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种模式事实上一直处于“跛足”状态，近10年来，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所得税的比重不足20%.（2）辅助税种调控乏力。两大类12个辅助税种占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控作用与理想设计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长期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3）税负结构失调。从税源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课税对象等角度分析，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东部，其次是中部；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来源于对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的课税；许多税种未能及时立制开征，导致税源遗漏。（4）税收管理体制不规范。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主旨在于提高中央税收收入比重，而且是在承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税权的划分未能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没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政府收入渠道混乱，形成了以“费”挤税、甚至“费”大于税的局面。

发展地看，现行税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之际，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时期，而目前，改革时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现已被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局面所替代，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交往与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税收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日益缩小。世界各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税率的水平与结构以及税种的格局等，均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四、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

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性的税收分配调控体系，从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在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与完善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主体税种的选择。目前对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注重其所筹集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重视其对实现税收政策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因此，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应继续坚持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征税范围广，涉及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普遍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较强的聚财功能，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我国现行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多数实行增值税制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购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能否给予抵扣。我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实力有限，并把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控制投资膨胀的重要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从所得税来看，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经济波动，需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熨平这种波动。同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政策的公平目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所得税取得的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服务、资本等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求强化所得税及其管理。

增值税与所得税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和特点，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主体税种，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果仅以流转税为主体，存在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如果仅以所得税为主体，为保证财政收入，同样会导致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或较高的累进性而抑制劳动者工作、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等负面效应。

2.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为补充主体税种在实现税收政策目标中的不足，应根据税收环境的变化，对现行税制中的辅助税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适时增设我国税收体系中缺位的税种。比如，在比较适合的领域开征环境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适时开征一些属于受益性质的税种，如对原始森林的复植、道路维护等开征森林维护税、汽油税等；从社会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2）取消那些设置不当或已失去意义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筵席税等税种；合并房产税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二）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就增值税而言，（1）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理想的增值税制应将所有商品和劳务纳入课征范围，并在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及其他各类服务的所有环节征税。我国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制仅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进口环节，而劳务基本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宜宽不宜窄。（2）合理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略高于实行增值税最为普遍的欧共体国家，远高于亚洲国家，并由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除范围小，税基较大，使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偏高。就消费税而言，应从有效调节消费行为、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调整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轮胎、护肤护发品、普通化妆品等免征消费税；对目前的一些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应征收消费税。就营业税而言，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我国流转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主要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营业税则主要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划分问题，应该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最终实现流转税制的统一。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实行分类课征制，即区分不同的所得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存在着难以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利于税收公平的缺陷。理想的方法是实行综合课征制，但又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且分配方式复杂，隐性收入较普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纳税人基础和税收征管体系。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较为可行。当前，应针对综合课征制的一些缺点和个人所得税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个人所得税，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适当拉大税率级差，扩大适用最低税率的征收面等。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主要是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减少和取消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中过多的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待遇，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实行比例税率。

结构演变范文篇5

注：本文中所有的增加值都用当年价计算。

表2一些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

2001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1999年

27.761.163.176.674.17462.672.873.6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同时又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结构的演进历史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分析了1948～2000年间美国第三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演变规律（注：本文的数据除特别说明的之外，均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网站www.bea.doc.gov。），以期能对中国今后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增加值的结构变动分析

表3给出了1948～2000年间美国GDP的三大产业构成以及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构成的变动情况。表中数据显示，尽管早在1948年，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就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达到了53.96%，但是在随后的52年间仍然保持了增长趋势，到2000年达到了74.45%，平均每年增加0.4个百分点。同时，第一、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8.89%和37.14%下降到了1.37%和24.19%，说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表3美国GDP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内部构成(%)

附图

注：A表示占GDP比重、B表示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和通讯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保持下降趋势，从1948年的13.35%下降到了2000年的8.1%，而其占GDP的比重52年下降微弱，仅下降一个百分点，这表明，虽然交通和通讯业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在下降，但其发展速度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几乎保持着同步性；批发和零售业在整个GDP和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均保持了下降趋势，分别从1948年的17.96%和33.29%下降到了2000年的15.88%和21.33%，这说明批发和零售业对整个GDP和第三产业比重增长的推动力在下降，金融和保险业发展迅速，其增加值占GDP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均保持上升趋势，分别从1948年的2.45%和4.45%上升到了2000年的8.31%和11.16%，成为GDP和第三产业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同时房地产业的比重也在上升，分别从7.32%和13.57%上升到了11.31%和15.19%，成为GDP和第三产业增长的另一个推动力；而在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中，占GDP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最快的是社会服务业，分别从1948年的8.13%和15.07%上升到了21.92%和29.44%，成为GDP和第三产业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与1948年相比较，2000年政府服务所提供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略有上升，而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是从52年间的过程中则难以判断出其发展趋势。

以上的分析表明，1948年以来，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保持了不断增长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主要是由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推动的，而传统的批发零售和交通通讯业对第三产业比重增长的推动力在减弱。

二、就业结构的变动分析

表4给出了1948～2000年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二战后的52年间，美国就业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的行业构成保持了相似的变化趋势。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上升，从1948年的52.85%上升到了2000年的76.63%，同时，第一、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11.38%和35.78%下降到2.47%和20.89%。另外从绝对数来看，1948～2000年间，美国净增就业人员7.7千万，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员则达到了7.3千万，占整个国民经济新增就业人员的95%，也就是说，二战以来，美国新增就业人员几乎全部流向了第三产业。

再看第三产业内部就业结构。从表4可以看出，交通和通讯业的就业比重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48年的6.49%下降到2000年的4.55%，而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12.28%下降到5.94%，这表明，虽然交通和通讯业一直是解决就业的一个主要部门，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批发和零售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重表现出了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比较微弱，从1948年的18.36%上升到了2000年的21.08%，而其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表现出了下降趋势，从1948年的34.74%下降到了2000年的27.51%，这表明批发和零售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增长乏力，但仍然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金融和保险业就业比重保持了上升趋势，占整个国民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1948年的2.15%和4.07%上升到了2000年的4.5%和5.87%，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另一渠道；房地产业的就业比重在这52年间的变化趋势不太明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分别在1.16%和1.77%上下波动。令人注目的是社会服务业，其占整个国民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1948年的13.23%和25.03%上升到了31.09%和40.57%，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增长最快的行业，最终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就业量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最后是政府部门，其占国民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就业都是先升后降。52年间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5.76%和24.36%。

表4美国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及第三产业内部就业结构(%)

附图

注：A表示占全社会就业比重，B表示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行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面引入就业产值弹性这一分析工具。就业产值弹性表示某一行业就业量变化对产值变化的灵敏度，它可以用来反映某一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即该行业的产值每变动百分之一，劳动力相应变动的百分比，如果用Ee表示就业产值弹性，用Y表示产值，用L表示劳动力，则就业产值弹性可以表示为：

附图

Ee的大小可以用对数线性模型进行测度。

令L=β[,0]Y[β1]，对该等式两边同时求自然对数可以得到一个对参数线性的等式：

1nL=1nβ[,0]+β[,1]1nY

对上式进行回归，可以求出β[,1]的值，而β[,1]的大小可以用来表示Ee。本文利用1948～2000年间各年美国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以及制造业和农林渔业的增加值(Y)和就业人数(L)对它们的就业产值弹性进行了测算，测算的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产值弹性大于制造业和农林渔业，其中尤以社会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最大，这表明，随着增加值的不断增长，这些行业对劳动力保持着较强的吸纳能力。

表5就业产值弹性的回归结果

β[,1]标准误t统计量P值判定系数

社会服务0.3686090.003556103.6455.55E-610.995

金融保险0.3248610.00793940.918851.13E-400.97

房地产0.3204510.00881736.345293.93E-380.963

批发零售0.2798760.002696103.79775.15E-610.995

政府服务0.2228510.0100222.240786.58E-280.907

交通通讯0.130950.00851715.375028.68E-210.823

制造业0.0561940.0085896.5422442.88E-080.456

农林牧渔-0.255180.033858-7.53677.75E-100.527

注：表中5.55E-61表示5.55乘以10的(-61)次幂，下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8～2000年间第三产业几乎吸纳了美国全部的新增劳动力。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中，吸纳新增劳动力能力比较强的行业为社会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传统的批发零售业的吸纳能力虽然不及社会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但是由于其基数比较大，仍然是解决就业的主要行业。

三、对社会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分析

从前文对美国第三产业内部产值和就业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服务业无论是对增加值的贡献，还是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都是增长最快的。到2000年，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1.92%，而就业人数则达到了31.09%。如果从绝对值来看，1948～2000年间，美国的GDP和就业人员分别净增96284.96亿美元和7.7千万，而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则分别净增21444.16亿美元和3.4千万，对GDP和就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了22.27%和44.57%。如果说1948年以来，美国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在第三产业中就业，那么第三产业吸纳的新增劳动力则有将近50%是在社会服务业中就业。可见，社会服务业对美国第三产业，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服务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里面包括许多部门，因此，有必要对社会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变动再加以分析。

表6给出了1948～2000年间美国社会服务业内部增加值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社会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中，工商服务业、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各种专业服务对整个社会服务业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三者在社会服务业中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从1948年的7.47%、18.99%和4.94%上升到了2000年的26.41%、25.26%和14.15%。而就业比重则分别从1948年的4.96%、14.69%和3.33%上升到了2000年的24.29%、23.22%和10.2%。到2000年，三者合计占到了社会服务业增加值的65.82%和就业人数的57.71%。在这52年间，三者对整个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了66.71%和65.50%。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表现出上升趋势的还有社会福利业，但其在整个社会服务业中的比重较小。其余各行业中，旅店业、个人生活服务业、各种修理服务业、电影业、娱乐服务业、会员组织和私人家庭劳务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而汽车服务业、法律服务业和教育服务业则呈波动状态。

表6美国社会服务业内部增加值及就业构成(%)

附图

注：A表示增加值比重，B表示就业比重，“…”表示数据不详。

结构演变范文篇6

关键词:旅游业；结构变迁；资本生产率；Shift-Share方法

一、引言

生产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作为旅游业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库茨涅茨(1979)认为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流动,不可能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遗憾的是,国内旅游界针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曹新向(2007)通过构建相关指标和评价体系,对中国省域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旅游需求潜力、旅游供给潜力以及旅游潜力保障力和旅游潜力支持力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但是忽略了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杨勇,2009)运用Shift-Share方法,将旅游业潜力从产业结构变迁和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但是对于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是如何影响旅游业发展的,没有进行研究论述,为了填补此空白,本文在杨勇老师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本要素人手,对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做出一个实证检验。

基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是2000-2007年各省份的统计数据,数据全部来自2001-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以及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涉及到的数据主要包括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固定资产等。本文所说的旅游企业是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其副本中的分类方法,把旅游企业分为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和其他旅游企业。

二、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旅游业资本生产率的分解

现代经济的增长既是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和等边际原理,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实现最优化配置的结果表现为不同产业资本生产率的趋同,在现在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状态下,如果旅游业各行业资本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从资本生产率低的行业向资本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最终实现各行业的资本生产率都相同的均衡点,而在这样一个转移过程中,旅游业实现了发展。Peneder(2002)认为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以及生产率增长速度,当要素由低生产率水平向高生产率水平的部门或者由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流动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即“结构红利假说”。

现在用Shift-Share方法计算旅游业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总的生产率是由两部分原因引起的,各部门的资本生产增长率和资本流动。因此,总生产率增长可以分解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结构变化的贡献,而结构变化的贡献又进一步分解为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利用Shift-Share方法,可将中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以研究旅游业结构变迁效应。设旅游业总体资本生产率水平为KPt,其中KPti是指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上标t表示时期,下标i表示不同的产业部门,Stj表示行业i的t期的资本占旅游业总资本的份额,则旅游业总体资本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式(3)右边第一项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反应的是资本要素从资本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向具有较高初始资本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转移时引致的总体资本生产率的净增长效应。如果资本生产要素流向相对于资本生产率较高的行业i,则该行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值大于0。式(3)右边第二项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表现了资本要素转移引起的动态效应,反映了资本要素从资本生产率增长较慢的行业向增长较快的行业转移所引起的总体资本生产率的净提升。静态结构效应和动态结构效应之和为结构变化对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式(3)右边第三-项为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它衡量了由于各个行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导致的各行业内资本生产率增长对旅游业总资本生产率变化的贡献,

根据式(3),计算出我国旅游业总体和各省份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

通过上表,计算出各省份资本生产率的均值为0,2619,标准差为0.1691。表1数据显示,我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在各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到各省份来说,2007年相对于2000年,浙江旅游业的资本生产率在全国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重庆、宁夏、广西、山西、云南等省份,河北、吉林、贵州、青海等四省旅游业的资本生产率增长为负值,这说明2000年以来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旅游业发展质量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不过,与旅游业竞争力水平的空间布局结构不同的是,有些东部省份(如天津、山东、上海等)却表现出了较差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水平。

另外,从表中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数据来看,我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来自旅游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式(3)右边的第三项),即各省份旅游业自身的资本生产率增长。表1的分解结果显示,除了西藏、陕西和青海外,全国其他各省份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均为正值,且对安徽、天津,广西、山西、重庆、宁夏等省份来说,生产率增长效应成为决定该省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旅游产业结构本身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Shift-Share方法从效率的角度,为我们探讨不同旅游行业资本生产率与资本要素之间的动态变迁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度量方法。杨勇(2009)认为,旅游产业结构在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能力”决定了旅游产业的潜力,如果产业结构比较僵化,那么经济资源很难自动的向高效率产业流动,资本要素的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如果产业结构比较灵活,那么经济资源会比较顺畅的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流向生产效率比较高的行业,压缩低资本生产率行业的比重,使得要素投入得到优化配置,促进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即旅游产业结构的“自组织能力”决定了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率,如果产业结构僵化,呈现出较强的“粘性”,经济资源自动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机制受到阻滞,结构转换及其缓慢甚至停止,资本等要素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那么,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就必然下降:如果经济资源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机制性对顺畅,旅游产业结构“自组织能力”强,则能通过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压缩低资本生产率行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产业比重,调整、改变产业间的生产能力配置。形成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促进其长远发展。

根据上文分析,式(3)右边第一项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衡量了在资本生产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向最初时期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旅游行业转移时导致总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如果初期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并提高了自己的资本份额,则该项的符号为正,即为“结构红利假说”:

从表1的计算数据可以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结构红利”为正值(9.13%),但是县体到各个省份,“结构红利”则表现不一,其中大部分省份为正值,并且云南、重庆、安徽、福建、湖南、青海、广西等地区“结构红利”明显,这说明之前该省份由于市场不成熟、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条件限制了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会释放出强大的后劲力量。与现阶段的旅游竞争力空间布局(杨勇,2007)不同的是,山东、天津、上海、广东、吉林、河北、内蒙古等省份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这说明该省份的旅游业产业结构向高生产率行业转移的能力较弱,这种结构负利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未来旅游业的发展。

式(3)右边第二项为行业结构的动态转移效应,衡量的是资本要素向更高生产率增长率行业转移时对总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如果行业的资本生产率和资本份额同时增长(或同时减少),该项为正;如果生产率增长较高的行业资本份额减少,或者生产率增长较低的行业资本份额增加,则该项为负,即为“结构负利假说”:

根据表1,相对2000年来说,2007年绝大部分省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都是增长的,但是,对于像河南、宁夏、甘肃、西藏、陕西等二十个省份来说,由于“结构红利”为正,使得最终的资本生产率增长率表现为正值,即资本从最初资本生产率低的旅游行业流向了最初资本生产率高的旅游行业;但这些省份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值为负值,出现了“结构负利”现象,这说明资本并没有从资本生产率较低的行业转向资本生产率较高的旅游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北京、江西、新疆、江苏等四个省份的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结构红利”效应同时不存在“结构负利”效应,表现出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其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也相对较快。对于吉林、河北、天津三个省来说,其旅游结构变迁不存在“结构红利”效应的同时,却存在“结构负利”效应,这大大影响了三个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和表现,其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也相对比较慢。

四、结论

结构演变范文篇7

关键词：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电子交易系统法律非完备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的期货交易所也应顺应国外的潮流，把期货交易所改造成公司制交易；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期货交易所公司制改造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结构，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本文将对国外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变革的背景、原因以及我国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演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期货交易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国外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变革的背景

电子交易系统的引入是必要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上的期货交易所陆续开始采用电子交易系统。在电子交易系统下，交易指令的下达、交易的撮合都是由计算机完成的，打破了传统交易系统的空间约束，对交易者数量的限制也不复存在。在引入电子交易系统后，电子交易网络上增加一个新会员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交易所就失去了向新加入会员收取会员费的基础；同时，交易所增加新会员的空间和数量约束被打破，外部的竞争就会更激烈，交易所放弃收取会员费，而只能收取基于交易的可变费用，即手续费。此时的交易者更象交易所的客户，而不是会员。由于电子交易系统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私人物品，交易者不能无成本的“克隆”，所以它的所有者可以象普通的赢利性公司一样，通过向交易者提供交易服务来获取收入。

竞争是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变革的推动力

电子交易系统使期货交易所面临着来自现有期货交易所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期货交易所不得不降低最终客户的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其竞争力。尽管电子交易系统的引入能够提高期货交易所的自身价值，但由于它会降低对会员中介服务需求，这又与交易所的所有者—经纪会员的利益发生冲突。经纪会员自然会阻碍交易所为提高交易服务效率和增加投资者利益的而进行的创新。交易所管理层为减少与经纪会员的冲突和削弱经纪会员的势力，通常以扩张而筹集资本为借口来引入外部股东。交易所经纪会员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做出妥协。一般来讲期货交易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期货交易所公司制改造的压力就越大。

我国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变革

与国际上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演变的趋势正好相反，我国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曾经历了由公司制到会员制的改造。我国期货交易所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由中央政府部委、地方政府或其所属企业联合创办，采用电子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它的性质是按企业化方式经营，以赢利为目的非会员制期货交易所。之所以采用赢利性公司制治理结构是由当时发起主体的性质、面临的技术条件和竞争环境所决定的。

1995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期货交易所进行会员制改造的意见》规定：要把期货交易所改造成非赢利、自律管理的会员制机构。但会员制改造并没有实现交易所控制权向会员转移，其实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改造，而是实现期货交易所监管权、控制权由地方政府、各部委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交易所变成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直属事业单位或行政附属机构。

中央政府旨在强化其对期货交易所控制权而实行的“会员制”改造的内在逻辑可在许成钢、Pistor（2002）提出的非完备法律理论框架下给出解释。根据非完备法律理论，由于法律本身的特点与外界环境的因素，完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由此就会产生立法和执法剩余权力。立法和执法剩余权力在法院、行政管制机构之间的分配对执法和立法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法律非完备的情况下，由于法律在避免放纵危害行为和惩罚无害行为方面难以两全，法院的执法方式就不可能有效。一般来讲，法律体系倾向于为避免惩罚无害行为而限制惩罚水平。如果缺乏足够高的惩罚水平，单纯靠法院无法阻止有害行为的发生，造成大量社会福利的损失。为提高执法水平，需要引进一个具有前瞻性、主动性的行政管制机构，但并不是所有执法和立法剩余权力都应该赋予行政机构。如果制度和技术变化的速度较慢，潜在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可以在事后得到抑制，则事前的立法和法院的被动性执法应成为主导。相反，如果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变化很快，或潜在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失巨大，且在事后无法挽回，则立法和执法剩余权力应该倾斜于行政管制机构。另外，如果法律体系相对比较完善、执法体系有效，剩余权力就应由法院主导，否则，由行政管制机构主导。

我国在试办期货市场之初，规制期货交易的法律极不完备，执法体系比较落后，因此主要依靠事前立法和法院执法很难有效规制期货交易中的危害行为。而且，期货市场是信息集散中心，投资者对各种信息反应灵敏，很容易对各种信息做出过度反应，一旦危害发生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动摇整个期货体系的运行基础并波及到经济系统的其它领域。同时，在建立初期有大量的信贷资金进入投机性极强的期货市场，如对期货市场监管不善，势必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因此，在期货市场建立初期，政府只能对期货交易所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

我国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向

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使我国交易所现有的治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发生改变，对期货交易所进行公司制改造已经成熟。

期货交易所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期货交易所面临的竞争来源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国内的竞争主要是替代竞争和各期货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替代竞争指证券交易所和批发市场通过金融创新进入本属期货交易所的业务领域。期货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加强，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引发对期货交易需求的增加；随着政府逐步放松金融管制，期货交易所的创新空间变大，导致期货交易所在金融衍生品业务上的竞争加剧；由于在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上存在很多差异，现有三家期货交易所趋于异质性，且在竞争力上差距拉大。上述因素的变化，使三家期货交易所由原来的合作转向竞争。

在期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现有行政机构主导下的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与市场的激烈竞争不兼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机构行使期货交易所的剩余控制权，不能形成对期货交易所所有者及管理层的有效激励；管理效率低，决策速度缓慢，交易成本较高，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缺少敏感性，缺乏创新动力和应对市场竞争的快速反应能力。激烈的竞争使得现有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期货交易所要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进行以提高竞争力为导向的公司制改造，否则就会被淘汰。

我国的期货交易制度也趋于完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规范期货交易的法律日趋完善；同时，我国司法体系的执法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根据非完备法律理论，现有对期货交易所的高度行政管制是法律极度不完备的产物，随着法律完备程度和执法体系效率的提高，弱化行政管制机构的权力将更有利于期货交易所竞争力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国外相比有自己的特性。由于国外期货交易所的管理层都是职业化的经营管理人员，人力资本专用性很强，因此其利益与期货交易所的绩效直接相关，他们是期货交易所公司制改造的主要推动者。但在我国期货交易所现有治理结构下，期货交易所管理层官僚化严重，再加上任期上的限制，因此缺乏足够的激励来推动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变革。另外，我国的期货交易所由行政机构所控制，公司制改造中所遇到的主要阻力并不是来自其名义上的所有者—会员，而主要是其直接管制机构。

参考文献：

结构演变范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在后股权分置时代下不同股权模式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结合目前国际上上市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提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演变模式以及如何确定实施的技术指标，以便能更好的发挥公司治理的效率。

近年来，理论界对于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谓之“相对控股模式”，即股权有一定的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因为随着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发展，这两种模式出现了趋同的迹象，突出地表现在美国的机构法人持股比例日益增大而德日的法人交叉持股现象日趋淡化。

理论界从权竞争的角度对相对控股模式的出现作出了解释：公司拥有相对控股股东的情形，可能是最有利于在公司经营不利的情况下更换经理人员的一种股权结构。因此，就总体而言，和股权高度集中、股权高度分散两种股权结构相比较，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促使经理人员按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样本选择及变量描述

通过对上市公司优化其股权结构来改善公司治理效率，同时进一步深化政府所提出“国退民进”的理念，权衡公司控制权的分配既可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又可以使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受益，从而达到双赢的状态。本文以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的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所有的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辅助研究工具为MicrosoftExcel2000，并使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在数据允许的条件下选择模型所需要的变量。文中的变量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的非财务变量、股权变量、业绩变量三大类。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样本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内部治理

样本公司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构成。本文采用“内部董事/董事会成员总数”来分析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度问题，并将该比值称为内部人控制度。在此，内部董事除了指董事会中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或职工的董事外，企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在产权不明、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能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文将他们也视为内部董事。

样本公司股权结构与两职合一。依据2007年上证180指数成分股的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本文统计出样本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况。虽然总经理、董事长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经理人创新的自由度，但降低了对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约束的有效性；从总体上看，两职分离可以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使董事会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

本文采用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情况对公司内部治理进行分析。一般文献均是采用名义变量的方法，即当两职完全合一时，取“1”；反之取“0”。所以，本文把两职状态划分为两种形式：两职分离（取0）和两职合一（取1）。

（二）样本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外部治理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进而对公司治理的绩效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司外部治理欠佳的最直接表现是经营绩效的低下。本文拟采用Tobin＇Q作为经营业绩变量来衡量三种股权状态下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见表1）。

将以上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结果加以综合，列于表2。

表2清晰地表明：与股权高度集中、股权高度分散两种股权结构相比，股权相对集中、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且有其它大股东与之相制衡，公司的两职合一度最低，内部人控制度最小，从而有利于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总经理等高层执行人员的创新自由，增强了相对控股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以及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同时也能有效地减少公司管理者侵害股东的利益或大股东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当处在股权相对集中且有相对控股股东的状态下，第一大股东为法人股比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更容易实现较好的经营绩效，从而实现公司的价值和股东的利益。

总体上来说，股权相对集中、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且第一大股东为法人股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公司治理。因此，这种股权结构即法人股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应成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

结论

为了更加严格地描述法人股相对控股股权结构的特征和框架，下面从较为全面的角度，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对法人股相对控股股权结构的若干要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根据McConnell、Servaes（1990）和郑德呈、沈华珊（2002）的研究，他们发现Tobin＇Q与法人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比例、股权集散度、股权集中度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二次关系。下面是Tobin＇Q违背解释变量，分别以CR1、CR1-5、Herf5、FST、FLP为主要解释变量，建立多元二次回归方程。

本文采用多变量分析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上述数据，从实证方面有力地验证了法人股相对控股股权结构的优越性，并从数理方面对法人股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勾画出了一个基本架构：

由于法人股具有比国有股更好的内部监控效率，所以适合作为相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

在股权结构的具体安排方面，应该呈现出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外的其它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总和，能够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制衡。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最优比例之和应该为66.43%，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应为32.47%，优化后的股权离散度为13.84%，此时股权结构制衡Z指数=32.47%/（66.43%-32.47%）=0.956<1，即到相互制衡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杜绝一股独大的现象，有利于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遏制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提高公司业绩与公司价值。

在股权属性构成方面，国有股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大约降至33.46%，而法人股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大约提高至38.74%，使其作为相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其内部监控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J].经济研究，2000（8）

结构演变范文篇9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性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早在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与劳动力的变动规律，即伴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逐步转移［1］;随后，库茨涅茨在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库茨涅茨定理，即产业结构变化会受到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他认为经济不发达国家要加强非农产业的发展，来缩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2］;钱纳里等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基本同步，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换要快于就业结构的转换［3］;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经济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发展中国家就业具有其独特性［4］;卡尔兹等指出，技术进步使劳动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困难，其失业率上升［5］;Geogre主要研究了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影响［6］;Young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制造业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7］。国内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产业结构的演进机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等方面，如汤光华、舒元等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8］，张车伟、蔡眆对中国就业弹性的演变及趋势做了研究［9］，夏长杰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差［10］，徐光平、景建军对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关关系做了实证研究［11］，张少红等对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做了研究［12－14］，张文玺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非均衡发展做了研究［15］。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国内外学者倾入大量心血对此进行研究，且研究成果丰硕。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战略调整期，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成为各国新的合作重点。我国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和经济结构重组阶段，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快，产业发展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越发重要，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就业领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对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关系的梳理和两者协调性进行系统研究，非常有必要，这也是文章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二、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过程分析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析

1.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演变，符合产业结构演变一般规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50.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462.7亿元，增长了173.4倍，年均增长率为9.31%(按不变价格计算)。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不断进行优化调整，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7.9∶47.6∶24.5，2014年产业结构比重演变为9.2∶42.6∶48.2(见图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较快，共下降18.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长快速，共增加23.7个百分点。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16］，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阶段(1978－1991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1992－2014年)。图1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1978－2014年)第一阶段(1978－1991年):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经济得到跳跃式的发展。从经济总量上看，三次产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从1978年的1018.4亿元、1736.0亿元和895.8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5288.6亿元、9055.8亿元和7551.2亿元，增幅分别为419.3%、421.6%和743.0%;从产业结构演变上看，产业结构由“二一三”演变到“二三一”，产业结构比重则从1978年的27.9∶47.6∶24.5演变到1991年的24.2∶41.4∶34.5，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下降3.7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提高9.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总变动值为19.8，年均变动1.52。第二阶段(1992－201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正式确立，以及随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也使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给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GDP总量从1992年的27068.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462.7亿元，共增加609394.4亿元，增长了22.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92年的5800.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58331.6亿元，共增加52531.6亿元，增长了9.1倍;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92年的11640.4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71392.4亿元，共增加259752.0亿元，增长了22.3倍;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92年的9627.9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306738.7亿元，共增加297110.8亿元，增长了30.8倍。从产业结构演变上看，产业结构由“二三一”阶段(1992－2011年)演变到“三二一”阶段(2012－2014年)，产业结构比重由1992年的21.4∶43.0∶35.6演变到2014年的9.2∶42.6∶48.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迅速，减少1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5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减少仅0.4个百分点，且第二产业表现出较明显的波动特征;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大，增加12.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7个百分点。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特征演变，整个演变过程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迅速，且已经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从长远发展看，第一产业比重还将下降，但下降速度会较为缓慢，第二、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且第三产业增长潜力巨大，从2012年开始，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2.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比较国外学者钱纳里、赛尔奎因、库兹涅茨以及艾金同等借助多国资料，分别对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出几种代表性的国际理论标准模式，本文选用钱纳里和赛尔奎因模式，作为国际理论标准模式进行研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通过对多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本文参考周叔莲、郭克莎(2000)的相关分析，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下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见表1)。在赛尔奎因和钱纳里产业结构标准模式中，人均GDP(美元)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以1980年为基期，2010年中国物价共上涨了4.895倍(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为100，1980年为109.5，2010年为536.1)，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30567元，去除物价上涨因素，相当于1980年的6244.5元，按照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5:1，折合成美元为4163美元。对照表1，接近于产业结构标准模式中人均GDP4000美元，与其相对应的产业结构为9.7:45.6:44.7，而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水平为9.6:46.2:44.2。与国际标准模式对比，中国产业结构基本接近于国际标准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重低于标准模式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高于标准模式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于标准模式0.5个百分点，说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符合国际理论标准模式。

(二)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析

1.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伴随经济结构的重组优化、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城镇化的稳妥推进，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提高快速，劳动力市场体系不断成熟，中国就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见图2)。从就业人口总量上看，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最大，总量变化略微下降，就业人员从1978年的28318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22790万人，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潜力巨大，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总量从1978年的6945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3099万人，共增加16154万人，年均增长448.7万人，第三产业就业总量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31364万人，共增加26474万人，年均增长735.4万人;从就业总量的增长速度上看(见图3)，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最小，且2003年以后均为负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0.53%，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较快，除第二产业少数年份增长率为负值外，增长率均为正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6%和5.36%;从就业结构变化上看，就业结构从1978年的70.5∶17.3∶12.2变化到2014年的29.5∶29.9∶40.6，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较快，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4年的29.5%，共减少41.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1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快，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增加到2014年的29.9%和40.6%，增加12.6和28.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34和0.79个百分点。图2中国就业结构演进过程(1978－2014年)图3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1978－2014年)2.中国就业结构演变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对比分析同样，运用塞尔奎因和钱纳里就业结构标准模式，作为研究就业结构国际理论标准模式。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30567元，去除物价上涨因素，相当于1980年的6244.5元，折合成美元为4163美元，对照郭克莎(1999)的研究(见表2)，相当于就业结构标准模式中人均GDP4000美元，其所对应的就业结构应为24.2∶32.6∶43.2，而2010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36.7∶28.7∶34.6，与标准模式相对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出标准模式14.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低于标准模式3.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于标准模式8.6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比重变化过程看，在标准模式中，人均GDP从300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74.9∶9.2∶15.9变化到24.2∶32.6∶43.2，第一产业下降5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2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27.3个百分点。1980年中国人均GDP为464元，按照当年汇率计算相当于309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80年的4163美元，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则从1980年的68.7∶18.2∶13.1演变到2010年的36.7∶28.7∶34.6，第一产业下降32.0个百分点，下降值小于标准模式18.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10.5个百分点，增加值小于标准模式1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21.5个百分点，增加值小于标准模式5.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偏高，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速度缓慢，这也给中国就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要注重加快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尤其是要向第三产业快速转移。从总体上看，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标准模式还不协调，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又明显偏低，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缓慢。中国就业结构的这一特征正好验证了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标准模式理论，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就业结构变动要慢于产业结构演变。

三、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相对比，中国产业结构水平基本接近于标准模式，与标准模式协调性较好，而中国就业结构则与标准模式不协调特征较为明显。为对两者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有更深的认识，本文选用结构偏离度、就业弹性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来进行研究。

(一)结构偏离度分析

结构偏离度是反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的指标，公式为:结构偏离度=GDP的产业构成比重/就业的产业构成比重－1。若结构偏离度等于零，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达到均衡状态;若结构偏离度为正，即产业比重高于就业比重，表明该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有外部劳动力不断转移进来，反之则有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大，反映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和就业人口的转移越不协调［17］。产业结构总偏离度等于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总和。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总偏离度情况如表3所示。(1)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保持负值，且绝对值呈现扩大趋势。从整个过程看，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处于大于0.5的水平，绝对值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最大为0.75，且2000年以后，绝对值都在0.70以上，较大的负偏离度说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2)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均为正值，整体较第三产业偏高，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偏离度从1978年的1.75下降到2014年的0.42，下降较大，尤其从2003年以后呈快速下降趋势，表明第二产业结构快于就业结构的这种不协调性，已经明显得到改善，这主要与加入WTO以后，中国第二产业的战略转型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关系。(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总体上表现为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01下降到2014年的0.19，且从2006年以后基本保持在0.2～0.3较低的位置，表明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较好，这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就业渠道多样化、就业进入壁垒较低的特征。(4)产业结构总偏离度呈下降趋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现象改善明显。总偏离度从1978年的3.37下降到2014年的1.30，共下降2.07，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由原来的不同步、不协调逐步向协调同步转变。

(二)就业弹性分析

就业弹性是反映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弱的指标，即某一时期内就业数量变化率与产值变化率的比值。比值为正值且数值越大，就业弹性越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作用越大;比值为负值且绝对值越大，对就业产生的“挤压效应”就越大。中国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和总弹性变化情况如表4所示。(1)就业总弹性分析。就业总弹性均为正值，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持续的拉动作用，但是拉动幅度不是很大，1978－2014年经济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仅拉动就业增长0.154个百分点。从就业总弹性的变化趋势看，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就业总弹性都在0.1以下且不断下降，近年来保持在较低的水平。(2)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分析。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上由正值变为负值，1978－1991年就业弹性为负值，表明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会促进就业增长，而从1992年以后(除少数年份外)，就业弹性表现为负值，经济增长反而带来就业数量的减少，第一产业发展对就业带来了“挤出效应”，2003－2014年经济平均每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就业数量减少0.47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总体上为正值(除第二产业个别年份为负值外)，1978－2014年经济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就业人口数量增加0.287和0.480个百分点，表明第二、三产业发展拉动就业效果显著，且发展空间和潜力非常大。

(三)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某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若该比值小于1，则该产业的劳动力会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反之劳动力则会从别的产业部门转移进来，当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接近于1时，将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1978－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发展过程如表5所示。(1)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总体下降的特征，且数值都在0.50以下，表明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外转移渠道不畅，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转移。(2)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1，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75下降到2014年的1.42，表明第二产业发展协调性越来越好，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3)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01下降到2014年的1.19，且同一时段的值都要小于第二产业，说明第三产业发展协调性最好，尤其是2006年以后，比较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小于1.30，2014年为1.19，接近于均衡水平值1，第三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很好。四、结论与建议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符合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规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较快，下降幅度最大，2009年以后一直保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且下降速度变得平缓，第二、三产业发展快速，2014年第二、三产业产值总和占到整个GDP的90.8%，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对比，中国产业结构基本接近标准模式，产业结构演变符合国际理论标准模式;中国就业结构演变特征明显，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较快，年均下降1.1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快，年均分别增长0.34个百分点和0.79个百分点，2014年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均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相对比，中国就业结构还不协调，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缓慢。从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可知:第一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最差，产业发展与就业转换协调性不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第二产业发展协调性总体较好，对吸纳劳动力就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空间还很大;第三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最好，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成为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主渠道，产业结构转变和就业结构转换逐步趋于同步。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特征更加明显，就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产业发展要注重挖掘新优势，更加注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处理好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和外部转移;第二、三产业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发展应以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质量提升为重点，尤其是第三产业要提升发展速度，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作者:景建军 单位:山东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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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演变范文篇10

关键词：广东省；产业结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社会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宏观政策制度等因素不断调整和变化，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动态过程。从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两方面分析广东省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

1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从量的方面，以广东省各时期各产业之间的生产总值的数量比例关系，研究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情况。选取1978年—2018年41年广东省三次产业的生产总值统计数据，观察各年度第一、二、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结合其他因素，分析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变，如图1。图1广东省1978－2018年GDP构成演变1978年以来，广东省GDP构成如图所示。1978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76％、46．61％、23．63％，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2018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演变为3．94％、41．83％、54．23％，第三产业优势明显。三次产业结构在量上的演变规律表现为：从第二产业占据绝对优势向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优势演变。41年来，广东省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185．85万元扩大为2018年的97277．77万元，连续30年居全国之首。以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2．26％，第二、第三次产业增长快速，第一次产业平稳增长。198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占比，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格局。此后，第一次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升高，到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并且差额不断扩大，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第二产业超出12．4个百分点，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模式。

2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

2．1轻重工业演变。考察1978－2018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构成中的轻重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情况，如图2。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广东省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经历了“先轻后重”的变化。1978－2002年间，轻工业在广东省第二产业中占比较大，2002年，重工业占比超过轻工业，成为广东省第二产业的主导产业。从2002－2006年的五年时间内，重工业增速显著，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差额快速拉大，到2006年差距为23个百分点。2007－2016年10年间，轻重工业占比较为稳定，2017年，重工业占比为64．76％，比轻工业占比35．24％扩大到29个百分点。广东省第二产业由以轻工业为主演变为以重工业为主。从轻重工业产值之间的比例来看，1978年，轻工业：重工业＝1．3：1，到2002年，比例变为0．99：1，2017年，轻重工业比例变为0．54：1，虽然二者都在增长，但重工业的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不断下降，符合霍夫曼系数不断下降的变化规律。表明随着广东省工业化进展加快，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消费品工业并不断上升。2．2现代产业内部结构演变。2010年，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1年起，广东省开始在统计年鉴中现代产业相关数据，现代产业由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组成。2010－2016年，先进制造业的统计口径包含装备制造业、钢铁冶炼及加工业、石油及化学三大产业，2017年，颁布实施《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先进制造业未来重点发展6大产业，分别是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统计口径相应改变。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信息化学品制造、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2011－2016年，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9％。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最高，6年平均值达14．5％，对广东省GDP贡献很大；石油及化学制造业的占比均值4．2％，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降为3．46％；钢铁冶炼及加工业占比最小，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为0．47％。可以认为，三大产业中，装备制造业是广东省今后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2017年，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6大产业，按新统计口径，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9．23％，其中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8．17％，先进装备制造业占比7．94％，石油化工产业占比2．24％，先进轻纺制造业2．61％，新材料制造业占比1．62％，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0．6％。可以认为，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是广东省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如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制造业正在起步发展阶段。2010年起，广东省开始高新技术制造业统计数据。2010－2017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值达到10％，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最高，均值达7．7％，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7年为8．87％，是广东省的支柱产业，也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占比均值为1．5％，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7年为0．64％，其他产业占比较低。

3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如图所示，从广东省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来看，批发和零售业占比较高，发展稳定，一直处于第三产业的龙头地位；金融业、房地产业占比不断增加，成为广东省重要的产业，2017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64％，发展迅速，与广东省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的战略相匹配。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几乎呈正向线性发展态势，由1978年的0．76％上升为2017年的8．51％，这与全国的态势基本一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在2004年下降幅度较大，随后占比平稳，在4％左右，排在第三产业内部四大产业的最后。

4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在不断地优化调整。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升级，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也相应地从劳动力要素转变为创新优势。三次产业的演变经历了从“二、一、三”结构演变为“二、三、一”结构，进一步演变为“三、二、一”结构，即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在第二产业内部，已经从早期以轻工业为主导演变为现在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演变路径为轻工业———重工业———现代产业，工业结构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装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成为广东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第三产业内部，批发和零售业占比较高，表明内需强劲，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符合建设大湾区世界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从产业空间结构来看，已逐渐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依次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圈层式发展的趋势：以广州、东莞、深圳为核心圈，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次一级圈层以第二产业为主，同时这个圈层正在逐渐向四周扩散。根据广东省“十三五”规划，未来广东省将“组织实施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和行动”，重点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业、石化工业、家电工业、文化旅游产业、电子商务、金融产业、软件产业、健康服务业等十大超万亿元产值（或增加值）产业”。2017年，广东省制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战略性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将得到进一步的调整、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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