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范文10篇

价值观范文篇1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政治上，认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制度。在众多的前人模式中，选择了共产主义。

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建设。因此，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对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为主要政治取向，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大力废除封建制度，创建民主政权，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军队内部，打破旧的等级，实行三个民主，很快造成了军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奋的社会局面。建国以后，继续致力于实现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及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破除私有观念，扫除官僚主义，惩治腐败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了革命的传统，蔚成了一代社会主义的新风，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文化上，也自觉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选集》第3卷，第863页）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

3.“两个最大”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6页）这就明确地把是否合乎“两个最大”，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了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首先，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价值标准。它的价值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一阶级、阶层，更不是一己之私。这就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利己主义评价标准，也同那些以追求某一阶级或集团狭隘利益为目标的评价标准划清了界限。除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外，在价值目标上也具有非常的高远性。在任何社会的实际进程中，人民利益都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其中既有短暂的利益，也有长远的利益；既有根本的利益，也有具体的利益。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选择，共产党人应以什么作为确定自己战略目标的根据，并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呢？“两个最大”的确立，就为共产党人正确地进行战略目标选择提供了客观的尺度，从而能够超出狭隘的视野，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短期行为。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是指“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选集》第3卷，第1096页），并不等于排斥各种具体利益，也不等于放弃对当前利益的追求。同时，还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解决的主题不同，必须分解为具体的利益。这种分解不仅没有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且恰恰是实现“最大利益”过程的必经步骤。

其次，这是一个全面的标准。社会主体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就物质方面来说，包括衣、食、住、行、用；就文化方面来说，包括思想、理论、教育、体育、文学、艺术、道德等；就政治方面来说，包括参政、议政、督政以及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就这三项基本需求来说，物质生活的需求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但是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作为评价主体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应当是片面的，而应当是全面的，至少应当包括发展物质生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项内容。“两个最大”这一标准就合乎逻辑地涵盖了所有这些尺度。

再次，这个标准决定了群众实践是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实践改造社会的正确思想，由此找到了实现价值目标的正确途径。在对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价值评价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荡污涤垢、除旧布新的伟大革命活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基本活动。尽管在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但都是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在前进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应当积极参与、热情支持、科学总结、正确引导，既不应落在后面甘当尾巴，也不应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更不能迎头而上、大泼冷水。

4.价值观的意义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的价值观在终极关切的层次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它不仅能够在根本方向上指引我们沿着这个方面和目标前进，而且能够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形成整齐的步伐和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此外，在新与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的转换和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变革时期，社会上难免出现种种思想上的迷乱和困惑，甚至也难免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的所谓“信仰缺失”的问题。正确地开展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在人们信仰的深层消除困惑，树起精神的支柱。

价值观范文篇2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含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基本内含主要包括：一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因此，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价值目标，并把今日的努力同实现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二是把劳动创造、无私奉献作为价值实现的条件。劳动创造是价值的源泉，为社会多做贡献是价值的真谛，不能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毫无价值可言。共产党人对集体、对社会贡献越大，他的个人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劳动创造、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和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只有通过劳动和奉献才能实现对共产主义的实践功能。三是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作为价值实现的标志。共产党人把个人利益融合在整体利益中，把个人利益的实现融合在人民利益的实现之中。四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标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衡量人生价值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质量、效果为尺度，每个党员价值的大小、正负都系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不同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它在指导共产党人的价值行为时像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共产党人在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的价值观。一个共产党人真正具有这样的价值观，他就能够坚持正确的人生道路，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他就会彻底冲破追逐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笼，在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共产党人价值观面临的冲击

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价值观，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凯歌，影响和教育着亿万群众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共产党人的价值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1.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带来很大冲击。一方面，大多数党员能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勇于开拓进取，坚持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既摆脱某些传统的陈旧的价值观念的束缚，又注重积极吸取新的价值观念，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渗入党内政治生活，扭曲了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价值观，把党内生活商品化、市场化；在处理个人与党组织关系时，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在处理同志关系时互相利用，投桃报李，彼此谋私，拿原则作交易。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原则，诱发一部分党员干部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转变为对金钱、物质利益的追求，“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陷入“拜金主义”的泥坑。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法则，刺激一部分党员的投机心理和个人主义，淡化了集体主义观念，冲击了大公无私的精神，甚至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使一部分党员在生产经营中只顾自身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冲淡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性”观念，滋生本位主义思想。

2.“西方化”思潮的冲击。当前，我国正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国家的模式到底怎样并不清楚，因此，人们头脑中常常把先期现代化国家看作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而先期现代化的国家正是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人们误把现代化看作是以西方化为特征的社会变革，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对我们实施“分化”、“西化”的战略图谋，因此，“西方化”思潮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前些年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是突出表现。当前，尽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被遏止住了，但是，西方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并没有被消除。“西方化”思潮的核心观念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严重地干扰和动摇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导致一些党员把个人利益作为自由选择的核心，频频向集体主义原则挑战，把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之上，把一切理想斥之为“乌托邦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腐败现象丛生。

3.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其价值指向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在改革的进程中，广大党员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维护党和人民利益为准则，自觉遵纪守法。而也有少数党员，包括党的个别高级干部，单纯追求个人的私利，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转换时期，钻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的空子，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作权钱交易，失去了生活的崇高目标和社会理想。对外开放使我国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一方面使党员能睁眼看世界，准确地看到我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激发了全党拼搏进取，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又使广大党员看到发达国家人民的丰厚富裕的物质生活，其中少数党员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动摇了共产主义的价值信念。而我们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乘虚而入，严重冲击着党的肌体。特别西方文化的腐朽思想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结合在一起，产生出许多腐败的现象。如西方的冒险精神与中国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结合在一起，使得西方的“进取中的冒险”变成中国式的“攫取中的冒险”，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丧失国格人格。西方企业管理中的送“红包”到了我国某些人那里，演变成红包滚滚，贪风阵阵。西方的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与中国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结合在一起，使某些人见恶不愤，见死不救，丑恶不分，荣辱不辨。

事实说明，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种浪潮对我们党的冲击是严峻的，只有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才能在挑战中取胜。

三、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价值观要认识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在处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上。因此，共产党人能否坚定自己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关键要科学地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小陈老师工作室制作

1.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究竟按照什么思想和原则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的问题。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既发生过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否定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现象，也发生过以党的现行方针政策否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现象，而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后一种倾向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有的认为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贯穿的物质利益原则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是矛盾的；有的认为现阶段讲共产主义价值理想“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等。这种思想倾向在实践中表现为企图降低共产党员的标准，直至发展到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可见，把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危害是极大的。其实，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差别的。从其一致性来说，两者都处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是以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而制定的。从其差别性来说，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是覆盖全社会的，是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以及人们的各种权利义务的实践规范，带有强制性、阶段性，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做某些调整或补充。而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作为思想道德原则，是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都应用这种价值观作为观察问题、指导行动的基本准则，不能以现行方针政策为借口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不可偏废。

2.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与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关系。共产党员作为劳动者，在生活资料分配方面同样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通过付出较多的劳动，或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经营管理理直气壮地获得较多的正当的个人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局限于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上，还要讲理想、讲宗旨、讲奉献。因此，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处理物质利益原则与无私奉献精神的问题上，要注意克服两种极端：一是认为讲物质利益原则，就和个人利益至上划等号，不讲无私奉献；二是认为讲无私奉献，讲思想觉悟就和平均主义划等号，不讲物质利益，不讲按劳分配。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自觉地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

价值观范文篇3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8X（2000）03—0012—03

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br>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摇、理想淡薄、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只有完全认识，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价值观范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由前述分析可知，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关注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集体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11)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将主体利益作为关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将集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由“三个倡导”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不管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很显然，它们各自强调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但这三个层面之所以能够共同地被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们都统摄在一个更为概括和宏阔的视阈之中——集体主义；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导引和团结人们去完成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对社会明显有益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活动，而不是任何的共同活动。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和价值取向，并不等于说，或者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对个体利益与需求的关照。实际上，它是在更高的层面、更远的视野、更深的意义与考量上，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样，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相联结、融合与共生的，全面反映了集体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地凝聚了集体成员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但它既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内在一致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传承与声气相通，都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协作、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概括来说，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才有可靠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与道德等各方面保障与条件，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本质契合

邓小平反复告诫“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P11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政治抱负与社会理想，一如既往极具家国情怀，充满了浓郁而丰厚的“兼济天下”集体主义价值基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血脉和政治伦理道德共同基因。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中国梦奠定了深厚而广泛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梦则赋予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向未来的崭新而崇高的时代内容。第一，二者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P205-206)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源头，在于因落后时代潮流而“挨打”的被动境遇；其历史脉络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沃土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希冀是长久的历史梦想。[6](P227)沿循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各界所形成的价值目标，是二者共同的梦想主题和历史责任。支撑二者的，都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第二，二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邓小平曾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P206)他还指出：“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P209)“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4](P255)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真实反映、实现和凝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价值诉求与价值共识，聚集社会共同体成员整体力量，形成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合力，增强推动社会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共同利益。第三，二者都具有鲜明的未来召唤。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4](P112)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4](P255)也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既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不断递进的价值追求都是在实践中动态前进的，都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谐的社会为基本目标内容。如此鲜明的未来指向和价值共识，顺应了国家、社会、人民不同层面实践主体的发展要求，形成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创建美好生活的整体合力与不竭动力。显而易见，中国梦弘扬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宏旨大义，强调把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与价值放在首位，主张以为国家和民族全心服务、忠诚奉献甚至无私牺牲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所秉持的“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实现了并继续实现着其在价值理念、精神传承与文化血脉等方面的契合与相融、延续与深化。

四、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是探究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演绎与变化中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还是梳理其自身内部严密自洽的理论逻辑，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考察它传递并发挥的全方位、全天候价值能量，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价值观，其实不但曾经激励过那个年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依然滋养着当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支柱奋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这样的价值观，警醒并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要以大局为重，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应当牺牲局部和个人的利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有着共同的问题谱系和价值旨归，都是既着眼长远又观照当下、既重视集体利益又重视个人需要、既适应实然又倡导应然，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作为其理论和实践主题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其后继者们，一棒又一棒地接力传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已经融会贯穿并生动体现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与伟大征程中。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俊萍，代红凯.邓小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产生基点及其价值取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方旭光.认同的价值与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价值观范文篇5

一、中国古代戏曲家的社会地位与诗乐教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正统的诗文作家相比，戏曲作家，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大多出身较低。这些人有的由于时代的原因，如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有的由于个人遭际，如明代的徐渭、清代的李渔、孔尚任、洪昇;有的是科举仕进无门，如冯梦龙、蒲松龄等;有的是官场失意急流勇退，如汤显祖、沈璟等。种种原因，促使这些文化精英把自己的卓越才华献身于当时被一些正统文人鄙弃的戏曲事业。这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患难出诗人。”现实的遭际，特别是社会的黑暗，才造成有识之士的觉悟:“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远千官冢，一场恶梦!”只有这种觉醒，才使他们走出官场，出入瓦舍勾栏，甚至“躬践排场，面敷粉墨，偶倡优而不辞”。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熟悉社会人情以及对观众心理的了解，成就了他们的另一番事业:“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由于中国古代戏曲作家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大多数戏曲作家在思想倾向上往往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是由于其出身较低，或是身处社会底层，使他们比较接近民众，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呼声，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或曰人民性的思想倾向。而且相对来说，越是身处底层，这种倾向就越为鲜明。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戏曲作家毕竟是读书人，属于士阶层。即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其出身属于市民阶层，如李卓吾等，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加之其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永远也不能成为与封建政治根本对立的所谓“拆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补天派”。他们的“孤愤”与“牢骚”，只是因为“无才补天”的遗憾，是“不被见用”的愤懑:他们既使“身在山林”，却永远地“心存魏阙”。戏曲成了他们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代言”的工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这一双重身份恰与《毛诗序》所确立的诗教的双重意义相吻合。“上以风化下”，决定其为统治阶级服务，向民众进行政治教化;“下以风刺上”，表达其用文学批评政治，传达下层人民呼声的愿望。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文学价值观，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在思想倾向上所体现的鲜明的两重性:一是利用戏曲鞭挞社会，讽刺现实;二是利用戏曲宣扬封建教化，为统治阶级张目。这二者还常常纠缠在一起，或互相融合，或互为表里，从而造成对中国古代戏曲思想评价上的困难和分歧，乃至见仁见智，或褒或贬，争论不休。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曾多次强调提出: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在当时深受人民欢迎，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们认为，在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的历史意义，从而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思想倾向做出积极肯定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戏曲对黑暗政治的“揭发或暴露”，往往局限在一定尺度中。这个尺度就是《毛诗序》所规定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怨悱而不怒”。我们在《中国古代戏剧的诗乐教化传统》一文中曾经以关汉卿的戏曲对此做出说明。其实，汤显祖之《牡丹亭》亦是如此。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把“情”上升到可以使人“死而复生”的高度，然而，汤显祖认为“情”的作用仍然是“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东夫妇之欢。”“情”还是为封建礼义服务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戏曲家在“揭发或暴露”社会黑暗或官场腐败时，往往别有怀抱，即希望“观民风者得之。”就如《国语·邵公谏弥谤》所说:“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决之使宣。”因此，对这种“揭发或暴露”评价过高，恐怕也失之偏颇。比如洪昇的《长生殿》即是如此。

《长生殿》之剧情，基本上是按《长恨歌》所叙之情节，写杨玉环之死，大体与白朴之《梧桐雨》相近似。但《长生殿》与上述作品之不同处乃在于它把当时人民的疾苦与杨氏一门的骄纵奢侈作对比。如《进果》一出，写进果之使者不择途径，踏坏田禾，甚至踹死行人，有力地揭露统治阶级虐害人民的罪行。再看《疑谶》一出，写郭子仪目睹了杨氏兄弟炙手可热，感慨外戚宠盛:“怪私家恁僭窃，竞豪奢，夸土木。一班儿公卿甘作折腰趋，争向权门如市附。再没有一个人呵，把舆情向九重分诉。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这种揭露是深刻的，其批判也是无情的。洪昇的《长生殿》被推崇为清之杰作，其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却不可对其反抗性评价过高。《长生殿》在清代宫廷中演出大受欢迎，其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其艺术效果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中国古代文化礼教精神与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化选择

对于明清之际包括戏曲文学在内的俗文学中出现的这种“批判与暴露”之倾向，张振军先生在《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提出“泄愤说”加以解释:“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意识的壮大，动摇‘惩劝’说统治地位的‘泄愤说’在小说理论界出现了。”张振军先生认为“‘泄愤说’出现在明代的小说理论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时代思潮的产物……”。接下来，张振军先生列举了明代中叶代表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家王阳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主张及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从而得出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泄愤说’应运而生了。这样，小说戏曲这些为正统封建文人所不齿的文艺样式，成了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向封建势力开战的锐利武器，得到他们的大力提倡。他们虽然也不反对小说、戏曲进行教化，但更主张用它们来抒情泄愤，表达真实情感，使惩劝教化模式受到第一次猛烈冲击。”

此后，张振军先生虽然也论述了“泄愤说”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述”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的理论，但仍强调“泄愤说”是“一种具有新质的新的理论命题”，认为“‘泄愤说’的内容已完全冲破儒家的思想规范，其形式则是强调无节制的自然宣泄，强调作家个人在创造中的主导作用。而不去顾及什么‘诗教’。”“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泄愤说’在小说理论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它的出现并未能取代‘惩劝’说的统治地位。实际情况是，‘惩劝’说在明清两代不仅没有终止，而且相当盛行，与‘泄愤’说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创作倾向。”尽管如此，张振军先生仍把明清小说的杰出成就看作是“泄愤说”在创作实践上的硕果，是‘泄愤’说对‘惩劝’说的标志性胜利。”张振军先生的“泄愤说”为明清之际中国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等)“揭发与暴露”社会黑暗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根据。但是，我们认为，把“泄愤说”与“惩劝说”对立起来，将之作为新的市民阶层的理论，恐怕并不合适。

价值观范文篇6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政治上，认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制度。在众多的前人模式中，选择了共产主义。

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建设。因此，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对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为主要政治取向，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大力废除封建制度，创建民主政权，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军队内部，打破旧的等级，实行三个民主，很快造成了军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奋的社会局面。建国以后，继续致力于实现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及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破除私有观念，扫除官僚主义，惩治腐败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了革命的传统，蔚成了一代社会主义的新风，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文化上，也自觉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选集》第3卷，第863页）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

3.“两个最大”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6页）这就明确地把是否合乎“两个最大”，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了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首先，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价值标准。它的价值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一阶级、阶层，更不是一己之私。这就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利己主义评价标准，也同那些以追求某一阶级或集团狭隘利益为目标的评价标准划清了界限。除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外，在价值目标上也具有非常的高远性。在任何社会的实际进程中，人民利益都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其中既有短暂的利益，也有长远的利益；既有根本的利益，也有具体的利益。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选择，共产党人应以什么作为确定自己战略目标的根据，并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呢？“两个最大”的确立，就为共产党人正确地进行战略目标选择提供了客观的尺度，从而能够超出狭隘的视野，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短期行为。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是指“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选集》第3卷，第1096页），并不等于排斥各种具体利益，也不等于放弃对当前利益的追求。同时，还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解决的主题不同，必须分解为具体的利益。这种分解不仅没有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且恰恰是实现“最大利益”过程的必经步骤。

其次，这是一个全面的标准。社会主体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就物质方面来说，包括衣、食、住、行、用；就文化方面来说，包括思想、理论、教育、体育、文学、艺术、道德等；就政治方面来说，包括参政、议政、督政以及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就这三项基本需求来说，物质生活的需求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但是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作为评价主体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应当是片面的，而应当是全面的，至少应当包括发展物质生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项内容。“两个最大”这一标准就合乎逻辑地涵盖了所有这些尺度。

再次，这个标准决定了群众实践是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实践改造社会的正确思想，由此找到了实现价值目标的正确途径。在对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价值评价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荡污涤垢、除旧布新的伟大革命活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基本活动。尽管在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但都是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在前进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应当积极参与、热情支持、科学总结、正确引导，既不应落在后面甘当尾巴，也不应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更不能迎头而上、大泼冷水。

4.价值观的意义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的价值观在终极关切的层次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它不仅能够在根本方向上指引我们沿着这个方面和目标前进，而且能够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形成整齐的步伐和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此外，在新与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的转换和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变革时期，社会上难免出现种种思想上的迷乱和困惑，甚至也难免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的所谓“信仰缺失”的问题。正确地开展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在人们信仰的深层消除困惑，树起精神的支柱。

第二，的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从思想上决定了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持续进行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从根本上增强党性，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观念，阻止官僚主义及种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对党的肌体的侵袭，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第三，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给社会主义注入了空前强大的动力，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还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进步和观念更新，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副作用，这就是利益驱动机制使人们容易陷入片面的功利主义，从而导致理想、信念、道德的淡化，其发展的极端就是拜金主义乃至贪污腐化的泛滥。目前，这些现象已在现实生活中有所表现。如果任其发展，货币就会进入一切领域，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来交换，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这种结果显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离。因此，在实践中实现市场经济的机制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整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持之以恒地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使之逐步变成全党乃至全民的价值观，并用以熔铸民族文化之魂。只有在切实提高全党思想道德水平和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和市场行为的法治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引导社会将商品货币关系严格地限制在纯经济领域，避免它的超越和僭位；才能够防止金钱尺度的滥用和独断，将它置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之中；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价值观范文篇7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价值观范文篇8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摇、理想淡薄、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只有完全认识，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价值观范文篇9

引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9次修正。短短13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1］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1979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1997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2］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一）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3］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79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1处，“情节恶劣”共有3处，“情节严重”共有16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22处。在1997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31处，“情节恶劣”共有9处，“情节严重”共有74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6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40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45处，“情节恶劣”共有11处，“情节严重”共有87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7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70处。可见，自1979年旧刑法以来，我国刑法越来越依赖模糊性规定。此种立法例看似严谨，看似能够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其实，这种模糊的数量型犯罪圈划定模式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彻底，造成了刑法明确性原则遭受颠覆，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最终无法得到实现。1．模糊性规定对民众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何谓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通过刑法的这种罪状描述，是无法加以判断的。人们在行为时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实施何种程度的行为才不被评价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事后的判断，而非行为时的判断。诚然，刑法是法官的裁判规范。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判者而言，通过查询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够了解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等模糊术语的外延。但是，应当看到，“因为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它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正确认定犯罪；刑法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必须使一般人明确什么行为是犯罪，从而不实施犯罪行为。”［4］行为规范具有规范、评价和引导民众合法合理实施行为的功能。也正因为此，刑法才具有行为规制的机能。作为行为规范，这种极为含糊的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简直是天书。通过“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等术语，人们根本不知道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种立法极为容易造成不教而诛的后果。此种模糊性术语无法通过裁判者的解释而使其外延明确化。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明确是相对的，立法者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成文立法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一切犯罪形态，语言的多义性也造成人们对同一术语可能会产生多种理解。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明确，绝对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明确。但是，刑法的规定相对明确，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可以极为模糊而导致解释的不能。不明确性或者模糊性应当有底线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进行规定，采用“盗窃”术语来描述盗窃罪的罪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何谓“盗窃”则需要进行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秘密窃取”，有人将其解释为以和平手段改变财物占有关系，等等。此类术语具有相对明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相反，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损失等等术语根本不具有可解释性，其外延的界定毫无参照物可言，属于极为模糊的术语。2．模糊性规定对执法者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模糊性规定，并非均能从司法解释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模糊的。“法律规则的用语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5］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渊源与必然要求。法官不应是执法的机器，要想法官正确地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余地。这样才能给法官个人智慧自由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案件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处理。”［6］对此，本文不敢苟同。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困扰着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一旦警察无法清晰地判断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起诉到法院，法官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更谈不上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模糊性规定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无非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法者乱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可能将很轻微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进行刑事追诉。即使案件进入法院庭审程序后再由法官发挥其个人智慧进行救济，也属于迟来的正义。另外，警察也可能将应予追诉的犯罪行为当作非犯罪行为，以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甚至无罪处断。此时行为人遭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我国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四年；二是执法者不敢作为。严厉的内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同一柄悬在警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要求执法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均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的存在，造成刑法缺乏可操作性，会造成执法者畏首畏尾不敢执法的不利后果。法益保护不利，同样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权保障价值追求的实现。3．模糊性规定造成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大量的模糊性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追诉犯罪的控方而言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会造成程序法上操作的困难。诸如“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别归属上看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数额较大应当是犯罪结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指的是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等等。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即，行为人对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具有故意，具有认识和意志因素。进一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较大。但是，这种对“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认识要求，对犯罪人而言，极为严苛而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使犯罪人可以认识，控方证明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4．模糊性规定造成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不利后果。模糊性规定的大量配置，一方面使得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极为不明确，削弱了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模糊性问题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试图使其变得明确。可以说，刑法设置越多的模糊性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就越多，司法解释活动就越频繁。模糊性规定的数量与司法解释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立法例会造成刑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是否对此作出解释以及解释是否明确。原本司法解释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判断个案过程中进行的解释。因为模糊性规定的存在，最高司法机关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不是进行个案解释，而是进行立法性质的解释，造成我国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同等效力的局面，本质上是司法权僭越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出台司法解释而是留给办理个案的法官具体裁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势必是任意的，根本无法确保人权保障价值诉求的实现。因为“粗疏的刑事立法弹性过大，包容性过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任意对之作出超出法律客观含义的解释，从而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立法的局面。”［4］5．模糊性规定不符合世界潮流。根据本文考证，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采取此种立法例，而是以类型化后的行为为中心来划定犯罪圈，即采取定性的立法模式。换言之，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处罚的对象。犯罪圈的划定不需要再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所谓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一旦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后，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很典型的立法例包括：德国［7］、日本［8］、奥地利［9］、瑞士［10］、芬兰［11］、丹麦［12］、西班牙［13］、瑞典［14］、挪威［15］、泰国［16］和我国台湾地区［17］等。综上，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极为模糊的构成要件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无益于防卫社会，宜取消这种模糊性立法模式。遗憾的是，1997年新刑法以来的刑事立法延续了此种立法模式，而且不断增加此类模糊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数量，对刑法明确性原则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根据经验法则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民意，将人们认为恶劣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用极为模糊的数量化规定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重刑结构之反思刑罚结构的轻缓或严厉，和犯罪圈划定的大小具有紧密的关系。因为我国刑法将轻微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所以受到刑法调整的行为都是立法者认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均衡原则，重罪当然应当配以重刑。所以，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是一种重刑结构。重刑的刑罚结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死刑过多、过重。近年来的刑法改革基本上一如既往地采取重刑化的刑罚策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我国的刑罚结构依然是一种重刑结构。1．刑罚化之追求、非刑罚化之阙如。新刑法以来我国的刑法修正在犯罪抗制对策上追求刑罚化。对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抗制犯罪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六）》对不少经济犯罪进行了修正和增设，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然而，非刑罚处罚方法在修改后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毫无体现。立法者一以贯之地沿袭了以往回应经济犯罪的惩治模式，对待经济犯罪采取了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惩治模式，而没有根据经济犯罪的特性设置专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解散法人、高额罚款、剥夺从业资格、执业禁止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新修订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根本没有出现。对增设和修正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除了死刑外，无一例外地都配有自由刑，仍然体现了“自由刑中心主义”。实践表明，对待经济犯罪，不能迷信刑罚的威慑力。经济犯罪，仅凭单纯的刑罚处罚方法是不足以有效抗制的。经济犯罪的产生，具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更为复杂，发生形态也更为多样。因此，在抗制对策上，应当着眼于经济犯罪发生原因的消除。而且，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是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刑法化的产物。较之于自然犯，其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而且，其与一般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原本就颇为模糊，认定上也容易存在诸多盲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易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今天，对待经济犯罪应当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法治环境。在罚则方面，应当摒弃迷信刑罚以打击经济犯罪的观念和做法。2．重罚化之有余、轻罚化之不足。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立法者习惯于用重刑来惩治犯罪，对轻刑配置似乎兴趣不大。新刑法在配刑上呈现出重罚化特征，例如在经济犯罪中大量配置死刑罚则。最近的刑法修正依然沿袭了以往的配刑模式，除《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外，立法者在刑罚方面的举措都是提高犯罪的法定刑，始终没有降低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为新罪名配置严厉的刑罚。（1）重罚化之推进。新刑法以来，刑法修正在强化犯罪化的同时大力推进重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从3年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笔者认为，对罪（开设罪）应当坚持轻罚化政策。立法者大幅度提高开设行为法定刑，实际上认为开赌是的源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有需求就有供给。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风美俗，不宜用重罚来实现。用重刑来强制推行道德，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大幅度提高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主要是针对目前矿难事故不断的刑法回应。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种过失犯罪［18］，将法定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明显与过失犯罪的性质不相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部分过失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况且，矿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试图通过严刑遏制矿难的高发率，已经被目前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后的2007年，以山西洪洞特大矿难事故为代表的恶性矿难事故依然高发不下。显然，用重刑来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是一种无效的重刑化举措。（2）轻罚化之不足。在推进重罚化的过程中，刑法修正始终没有进行过轻罚化的努力，直到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者对大量经济犯罪配置了死刑，对许多并非极为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非暴力犯罪也配置了死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首先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19］，刑法修正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此外，某些并非极为严重的非暴力犯罪，立法者仍然配置了死刑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刑法》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在轻刑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消了13类非暴力犯罪（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配置。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50多个死刑罪名，刑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重刑结构。综上，未来我国刑法在刑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继续努力改变重刑结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我国刑法强化人权保障应当加以注意的问题。

二、刑法改革的防卫社会取向

20世纪末以来，不少国家出现了新的刑事立法动向：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和社会风险日益增多等问题，采取了犯罪化、处罚早期化、严罚化等措施。［20－22］国际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至今还未在我国产生强烈反响。刑事法网严密化和法益保护早期化是未来刑法改革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一）刑事法网的严密化新刑法以来，立法者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通过犯罪化一定程度上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我国刑事法网尚不够严密，大量值得运用刑罚处罚的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1．编织严密的刑事法网。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大多坚持罪分三类的原则，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因此，在这些国家犯罪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尤其是除刑法典规定的犯罪以外，还在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大量的犯罪。犯罪必须经过司法程序认定，尽管在程序设计上分成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等，但只有经过法院审判才能将一个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论。［23］我国刑法犯罪圈，相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是较为狭窄的，主要体现在：（1）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造成大量轻微犯罪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为贯彻关于限制犯罪圈的原则性规定，刑法分则极为普遍地运用“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规定将刑法处罚的对象严格地限定在少数严重犯罪上。（2）以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含少年收容教养）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对我国刑法的重要补充。用司法实践的术语讲，大量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轻微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稍微严重的适用劳动教养处罚。从性质上说，大量侵害法益的类型化行为被视为治安违法行为。首先，定量的犯罪概念，催生了“抓大放小”的办案模式，造成放纵犯罪、民众缺乏安全感的不利后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讲“惩办与教育相结合”、“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结果因为立法上的抓大放小，造成执法上的抓大放小。司法机关会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破大案和要案。但是，大量的轻微犯罪行为，常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如果不认真对待，习惯于“抓大放小”，必然导致“由小变大”，从而妨碍国民生活与社会稳定。［20］归根结底，抓大放小的立法取向，造成许多相对轻微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依法处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犯罪率似乎并不高，但国民总感觉治安很差”［20］。其次，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言，所受的处罚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看，比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有鉴于此，严密我国刑事法网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犯罪化。为此可以考虑如下改革：一是以行为性质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而言，应当摒弃模糊的定量型立法模式，取消《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以类型化后的犯罪行为为原点和核心构建严密的犯罪圈，将侵害或威胁法益而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犯罪化，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构建一体化的刑事制裁体系，避免侵害法益的犯罪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同时，进行配套改革：一要从犯罪分层入手进行梯次分明的犯罪分类，区分重罪与轻罪，特别是要设置大量的轻罪。二要从刑罚配置上入手构建梯次分明的刑罚体系，设置与犯罪分层相适应的刑罚分层，尤其是需要设置大量的轻刑。三要从程序设置入手设置与犯罪分类相适应的简易程序。通过简易程序分流大量的轻微犯罪，节省司法资源。二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的去行政化。与扩张犯罪圈相适应的是，扩张司法权，弱化行政权，特别是取消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在我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大致等同于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违警罪，其范围极其宽泛。［23］治安处罚涉及对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剥夺，应当属于司法权，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加以规范。正如学者指出的：“将各种严重的、轻微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由法院依法适用制裁制度不同的刑罚，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社会成熟的表现。”［24］2．避免过度或无效的犯罪化，推进曾经缺失的非犯罪化（1）避免过度或无效的犯罪化。虽然未来我国刑法还应当继续推进犯罪化工作，但这不意味着新刑法以来的刑法修正所强调的犯罪化完全是一种合理的犯罪化，其在某些方面的犯罪化显得过度了。例如，《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第253条之一）①是关于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但是，在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犯罪化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违反国家规定”。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一部详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知道，刑法应当谦抑，具有最后手段性。刑法的“第二次法”属性决定了刑法干预必然应当讲究补充性、经济性和最后手段性。［25］在尚未尝试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调整规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之前，将此类行为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是一种过度的犯罪化。（2）推进曾经缺失的非犯罪化。一是为弱化刑法对公民个人私生活的干预，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应当非犯罪化。例如《刑法》第301条规定的聚众淫乱罪。另外，组织、引诱、容留之类行为的犯罪化“也是一种无效的犯罪化。因为这类行为属于‘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即使公安、司法机关花费再多的人力、物力，也绝不可能减少、更不可能消灭这类行为；事实上，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反而引发了一些真正的犯罪（如利用的非法性质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抢劫的案件频繁发生）。倘若对这类行为进行合理化管理，则有利于税收的增加、性病的防止、强奸犯罪的减少，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集中警力打击有被害人的犯罪。”［20］二是为弱化公权力对国民家庭生活的干预，维护家庭人伦亲情关系之稳定，某些涉及亲属关系的犯罪应当适当非犯罪化。例如亲属相盗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在我国依然具有可罚性。另外，惩罚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的行为在我国司法中是一种常态。不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亲亲相隐行为也有非犯罪化的必要。（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风险正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反思现代性社会时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87①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26］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更难预测和捉摸，影响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如下特征：（1）风险的难以感知性；（2）风险的难以计算性；（3）风险的延展性；（4）风险和危害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的难以把握性。［27］可以说，现代社会风险具有超越个人、国界，并可能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短期内不可挽回的损失，却又无法控制的特征。［28］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尚未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阶段。但是，近年来发生的SARS、甲流、三鹿奶粉、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等事件，不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也考验政府处理风险事件的能力，无不彰显风险社会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27］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不可控制，一旦风险变为实害之后，其产生的危害结果越来越巨大和不可估量。对安全的追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保卫社会共同体的安全是刑法的重大任务之一。在风险社会中，刑法不能等到某种实害发生时才介入，刑法介入风险社会越早，对法益的保护就越提前，对风险及其危害的防范就越有效。所以，为了维系法秩序共同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护者之一，现代刑法应当“从罪责刑法转向安全刑法”［29］，应当以管理不安全性为首要任务，而不是以罪责惩罚为首要任务；应当从以客观实害为评价对象转向以个体危险为评价对象；应当以威慑、预防为首要任务，而不应以报应和矫治为首要任务。因为在罪责刑法中，应受处罚的行为对法益造成客观侵害之时才能组织对犯罪的合理反应，这无法适应减少、限制风险的客观需要。而安全刑法着眼于行为的危险性，一旦行为对法秩序共同体造成危险，刑法就应在危险转化为实害之前提前介入，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在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聚焦行为人制造的风险，并通过刑法的提前干预降低和避免风险向实害转化，保证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可见，与传统罪责刑法相比，安全刑法将社会防卫的关口大大向前推移。具体而言，在犯罪成立标准上由实害犯向危险犯推移。“在风险社会里，法秩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人，刑法针对这种威胁共同体安全的风险来源所做出的反应主要是通过对行为人所造成的危险予以前置性地规范、保护，从而实现共同体对安全的追求。风险社会中的刑法所关注的是行为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因此，危险犯成了风险社会中刑法的核心。”［29］通过犯罪成立标准的向前推移，刑法实现了对法益的早期化保护和犯罪的早期化处罚。“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由此产生了刑法处罚的早期化。”［24］面对风险社会来临对刑法提出处罚早期化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世界各国刑罚处罚的早期化主要表现为：增加危险犯的规定，未遂犯、预备犯的处罚由例外向非例外发展，增加企行犯的规定（将预备行为、未遂行为作为既遂犯处罚），处罚对预备、未遂的教唆、帮助，增加持有型犯罪，等等。”［20］例如，德国1998年1月26日颁布的《第六次刑法改革法》对刑法分则的条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新规定了很多未遂犯、预备犯和危险犯。［22］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规定，逐渐使例外成为常态。［21］［24］就我国而言，在危险犯的设置方面，从新刑法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看，只有《刑法修正案（八）》对法益保护早期化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突出体现在将醉酒驾驶和飙车的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近年来发生在城市街道上的恶性交通事故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迟滞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造成1人以上重伤并负事故主要责任者，可按交通肇事罪定处，醉酒驾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也仅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长期以来交通事故多以交通肇事罪定性。［30］诸如酒后驾驶或醉酒驾驶之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往往造成极为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但是，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时点过于滞后，只有等到法益侵害结果出现之后才具有可罚性。而且，“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高速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多以缓刑结案，肇事者不过是赔钱而已。长此以往，在不少人思想上形成一个极其缺乏人性的观念，即开车撞死人不过赔钱了事。交通肇事被戏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30］当法益侵害结果没有出现时，危险驾驶行为作为治安案件处理。②实践表明，仅仅通过治安处罚并无法遏制因为危险驾驶而造成的日益增加的恶性交通事故。在我国机动车高速发展的现阶段，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良好交通秩序的考虑，着眼于对公共安全这种社会法益的早期化保护，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和飙车这类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回应了民众的呼声和诉求，是颇为必要的立法举措。在未完成形态犯罪的处罚方面，自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从立法层面上坚持原则上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但是，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极少处罚未完成形态犯罪，这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我国现行刑法原则上处罚未遂犯、预备犯。从逻辑上说，所有故意犯罪的未遂、预备都是值得处罚的。但是，由于部分未遂、预备行为不具有可罚的危害性，结果导致未遂犯、预备犯的处罚范围实际上相当窄小。例如，几乎在任何国家，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都受到刑罚处罚，但在我国则并非如此。再如，在多数国家都处罚杀人、抢劫的预备行为，但我国处罚杀人、抢劫预备行为的情形很少见。于是，原则上处罚未遂犯与预备犯的规定反而丧失了有效性。”［20］以盗窃罪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换言之，如果情节不够严重即不是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即使盗窃行为处于未遂状态，也不具有可罚性。最高审判机关通过上述解释极大地限缩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甚至可以说在我国盗窃罪几乎不处罚未遂犯。我国刑法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大量的犯罪未遂行为要么不处罚，要么以治安管理处罚结案，这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要求不相吻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刑法关于原则上处罚未完成形态犯罪的立法规定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有效贯彻执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综上，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刑法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以管理不安全性为己任，以法益保护早期化为目标，积极地将不安全性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周全地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之侵害。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充分考虑法益保护早期化的问题。

价值观范文篇10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