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营范文10篇

家庭经营范文篇1

农户联合经营可以更大程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

农村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才能化解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而农户联合经营是改善家庭经营中诸多矛盾的有效方法"农户联合经营是专业化生产和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经营的发展，是把农户、现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经营，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一方面延长农业专业化生产产业链，另一方面使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经营得以全面发展"这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补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一是联合经营使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联合生产，更重要的是实现小规模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协和经营，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单一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普遍经营规模小、经营实力弱，通过联合经营实现横向一体化，可以快速实现规模扩张，促进市场营销渠道的开拓和产业链条的延伸，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并通过减少中间购销环节，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共同投资，促进纵向一体化经营，构建和完善产业链条中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产业化链条中各主体、各环节更紧密地合作发展，通过成员生产行为一致化，实行标准化生产，统一开展品牌化建设，在有效整合各成员资源、形成合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合作组织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方式从数量增长到能力提升转型，向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方向迈进"二是联合经营是小农户适应大市场的客观必然，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联合经营有利于逐步实现我国农业大面积规范化经营，是克服我国目前农业投资不足的最佳选择"联合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为农业生产者拓宽融资渠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必须是大农业"推动农户家庭经营向联合经营转变，农户通过横向联合发展规模化经营、纵向合作发展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这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户联合经营，能够克服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弊端，把农业家庭经营与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规模化经营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三是联合经营可以优化劳动组织，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联合经营可以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优化劳动组合，增强农民群体凝聚力，使劳动组织群体心理及行为有效达到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劳动价值的创造，科学配置生产力要素，同时也使劳动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正确处理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挖掘农业农民内部潜力，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客观需要"。

推动农户家庭经营向联合经营转变的建议

农户家庭经营向联合经营转变，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要通过政策逐渐引导，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支持范围逐步扩大的方式方法，实现这种转变，逐渐使这种农户联合经营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经济组织，以适应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一是充分认识发展农户联合经营的现实意义"农户联合经营不仅仅是将农民简单地联合起来，而且是将现有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联合起来"目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基本是小规模或专项松散的联合，只有通过这种较大规模、多项的紧密联合，所形成的联合体才能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而满足农业生产力稳定发展、农民增产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多目标约束下，农户联合经营是有效组织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它不仅弥补了家庭分散经营的缺陷和不足，促进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新流动组合，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动了农村微观组织的制度发展;增强农民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化解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现实选择，加速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二是加大政府对农户联合经营的支持"农户联合经营体的发展需要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在财政方面，要对目前已经运营农户联合经营体给予补助，使其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农户联合经营体承担国家有关涉农项目，将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财政专项和投资建设项目，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农户联合经营体实施"同时重点支持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开发能力、技术服务水平、质量检验检测水平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重点扶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三品0和地理标志认证工作，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提高经营品牌化水平"在税收方面，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下发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6的基础上，继续扶持农户联合经营体，减免经营初期税费，并利用税收政策引导农户联合经营体的发展方向"在信贷方面，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户联合经营体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联合体健康发展的助推器作用"首先，为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联合体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其次，在政策规定上积极引导同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及合作社与相关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多领域、多方式的联合与合作，探索区域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联合社(会)建设的途径"第三，政府协调、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组建联合体，解除联合体成员间/搭便车0的负激励和信息不对称的双重障碍，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联合体改善资金、土地、技术、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发挥公共平台作用"三是允许大资本大企业进人农村组建联合经营体"从我国联合发展工商业中得到启示，农业发展中也可以大胆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兴办/三资0农业企业;借鉴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的成功经验，组建专业性农业生产公司;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组建各种联合企业的可取经验，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建立跨地区、跨省市、跨行业、跨部门联合公司或联合企业，也可以突破不同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组建各种综合性的以开发农业为主体的实业性、股份制公司，充分发挥各种不同联合经营形式的特点和优势，调动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切潜力，把一切可利用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调动起来，变成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力量"四是不拘一格，联合经营发展农村"可以根据国情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联合经营形式，淡化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央企业与地方农村经济横向联合，把中央企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办成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抓好农村经济结构总体调整前提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分工分业和农业用地规模经营，并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建好农村城镇;把国营农场办成大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的基地;构建以农业资源、市场需求为基本约束的多目标、非线性、动态性产业路径选择模型，有效提高农户联合经营的资源利用率、劳动产出率、投资回报率和生态循环率，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向农业集聚，使农户联合经营沿着现代农业方向科学发展;通过教育培训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普及农民的市场经济、农业科技和现代管理知识，增强农户的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提高农户参与联合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

本文作者：张磊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家庭经营范文篇2

农地制度的现实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牛若峰认为，这项改革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除国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则说本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以长期永久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另外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土地合作社。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严重滞后与家庭承包经济制度不配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家庭经营是对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仍然沿袭了三级体制，公社体制的"遗留"与家庭经营的经济制度的磨擦是现实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次，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当前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在一些地方，仅有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中在为农户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领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比如"机动地"）和资产（比如以集体名义经营的乡村企业）由少数人承包经营，以此作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再次，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导致当前农村愈演愈烈的土地矛盾和纠纷。近几年，我们对国内近20多个省（市区）的农村问卷和实地调查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计和安排中有两大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集体内部，成员边界不稳定，而且新增成员具有"天赋资源权"和法定的"公开、公平、公正"承包权，因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承包土地关系变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转移的过程，与农地、农民增减变化相伴随，必然不断改变人地关系，"稳定"与"变更"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其二，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屏蔽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极其弱小，这恰巧给一些地方无度征用土地的乡村干部乘机攫取土地资源配置权留下了空档。

削弱农地制度的几大因素

一、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在经济意义上，承包土地是集体成员平等获取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在政治意义上，承包土地是农民获得民主权利的基础；在社会意义上，承包土地还担负着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因此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稳定。

二、目前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调整压力。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在农村，"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法律精神远没有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

三、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现实安排与成文制度有较大偏差。乡村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地方没有完成二轮承包任务。

四、农村土地大量转移诱致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可能导致家庭经营制度逐步解体。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1）农业内部的土地流转表现出向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非农村住户（民间、工商资本和外资）等三种主体迅速集中的趋势；（2）农地资源向非农用途大量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3）与此相对应，农地资源转移正在悄悄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首先，土地规模流转引致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能被企业化农场和公司所取代；其次，承包农户在享有流转土地的补偿收益以外，其他土地权利在事实上将让渡给经营者。转入土地的大户和外来资本将控制村社的基本生产资料，进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从而打破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稳定结构；再次，无地、失地农民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他们的身份将转化为大户和外来资本的"雇工"或者"新佃农"。

改革建议

我们认为，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实现形式，改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其所有权主体具体化、人格化。这样做，可以减少土地私有化对农村经济社会的震荡，同时，土地产权清晰，长期归属于承包农户，能够化解当前矛盾而又比较稳妥。

因此建议：

--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比如第二轮承包起始）的集体成员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土地。

家庭经营范文篇3

关键词：家庭经营；产业结构；现状；存在问题；调整措施；**

农民家庭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独立地或相对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家庭经营能够充分利用劳力、资金、劳动时间等生产要素，调动成员主动性与积极性，灵活安排农业生产，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经营的特点与优越性决定了其会长期存在。产业结构是指家庭经营各业的构成及各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家庭经营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传统家庭经营模式逐步表现出生产规模小、农村资源要素得不到有效配置、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地位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导致生产弱化，制约农村经济发展[1-2]。现以**省**县为例，对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进行探讨。

一、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现状

**县位于**省北部偏西，毛乌素沙漠南缘，按照地形地貌可分为南部丘陵沟壑区、中部梁峁滩涧区、北部风沙滩水区。全县总土地面积5088km2，耕地面积8.67万hm2，辖22个乡镇，214个村，6万农户，农业人口26万人，16万农村劳动力，户均人口4.3人，户均劳动力2.7人，户均耕地1.45hm2，人均耕地0.33hm2，其中南部丘陵沟壑区人均耕地约0.4hm2，中部滩涧区人均耕地约0.33hm2，北部滩水区人均耕地约0.27hm2。

**县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0%以上，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占5%左右，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占15%左右，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占70%左右，从事种养结合的农户占30%左右。

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报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4个部分构成。据2009年在全县南部、中部、北部抽样调查，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433836元，报酬性收入为1814760元，财产性收入8160元，转移性收入为419170元，收入合计7675926元，人均纯收入6343.7元。

不同区域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南部山区由于地域限制，自然条件差，传统的农业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等局面尚未改变，遇雨年份收成好，干旱年份收成差，甚至绝收，主要从事小杂粮生产，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转移性收入和外出劳务；中部滩涧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土地广，主要从事马铃薯、玉米及部分小杂粮种植，农民收入较好；北部滩水区，自然条件最为优越，土地少，主要从事玉米、蔬菜、种养结合的高效农业生产，农民人均收入为全县最高。2009年抽样调查显示，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8019元，中部地区人均纯收入5481.9元，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3933.4元。

不同产业构成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种养结合农户年户均纯收入达4万元左右，单一从事种植业农户年户均纯收入2万元左右，外出劳务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3万元左右，滩水地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6万元左右；主要经营第二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15万~20万元；主要经营第三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8万~10万元左右。

二、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1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低，导致资源浪费

全县户均耕地为1.45hm2，2.7个劳力，主要从事玉米、马铃薯生产，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18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农户年合计投工260.4个标准工日。按每个劳力年劳动时间以25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经营农户年仅需劳动力1.04人，则有1.66个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劳动力利用率只有38.5%，导致农民收入低。全县劳动力还存在季节性过剩，特别是冬闲，劳动力利用状态总体上表现为春秋集中种植收获季节紧张。在北部滩水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以每户经营0.4hm2露地菜、0.2hm2保护地菜计算，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600个标准工日计算，0.6hm2仅需360个标准工日，单蔬菜一项劳动力利用率就提高到53%，农民收入较高。

2.2产业结构不合理，营销体系不健全，产业链条短

农民家庭经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民家庭经营中的二、三产业大多以工程建筑、商饮服务为主，从事农业领域的农资供应、农产品营销、加工等所占份额较少，农民在农村产业结构中只扮演生产者角色，主要在农产品初级生产环节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导致劳力资源利用不合理，在市场营销体系中，家庭农户这个终初端市场主体以高价购进生产资料、低价出售原产品为主，营销环节利益流失严重。

2.3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

土地产出较高的北部滩水地区，以户均种植0.67hm2玉米计算，产量13.5t/hm2，平均售价1.8元/kg，平均收入2.43万元/hm2，生产费用6000元/hm2，纯收入1.83万元/hm2，产出投入比达3∶1，经营商业的一般利润比例占10%，按经营1季农业可经营10次商业周转周期计算，经营农业效益远高于经营商业，而由于农户缺乏种植规模，以上单一从事玉米种植业的家庭农户年户均纯收入只有12200元。

三、发展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3.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

坚持合作社法，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引导发展物资、技术、信息、生产、营销等合作互助经济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家庭经营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和谐升级。

3.2推行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效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推进农地流转，合理配置土地、劳力、资金等农村资源要素，推进规模经营，使家庭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3.3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家庭经营健康发展

一是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包装、储藏、加工、信息、品牌等营销体系，培育农产品有形市场，延长产业链，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第一产业内部协调各业比例，在发展主导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及蔬菜产业，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三是发展劳务经济。

3.4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生产力发展

**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9.8%，初中30.09%，小学40.4%，文盲18.99%，农民文化科技水平不高，一方面，使得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新品种的推广受到限制，难以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另一方面，缺乏新知识、新思想，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困难，难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需加大农村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参考文献：

[1]陈秉谱.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甘肃农业科技，1999(9):37-39.

[2]李晓婷，刘基林，郭小辉.云南省呈贡县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12):109-110，128.

家庭经营范文篇4

一、普洱市大力发展普洱茶家庭农场的可能性研究

1多年来国家对普洱市的支持和投入，为普洱茶农庄（即普洱茶家庭农场）的发展储备了一定的劳动力资源发展茶农庄，主体是农民。现代茶农庄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文化会经营的综合素质较高新型农民。我们所讲的劳动者综合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养、思想素养、科技知识、参与市场能力、职业技能等。改革开放以来，普洱市劳动者的素质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是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到2009年，我市人口死亡率下降至6.35‰，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4.55岁；二是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到2009年，已经有各级各类学校1985所，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各个层面，2009年完成了“两基”的历史性任务，全市“普九”人口覆盖率达100%，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三是科技知识得到普及，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各民族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科技知识在农村得到了一定普及；四是经济意识有所增强，有一定的市场参与能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广大农民的经济意识不断增强，收入不断提高，2011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338元，较2010年增长18.8%。这些指标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但从纵向对比，已经是巨大进步，无疑为普洱茶农庄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劳动力资源基础。2普洱茶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为普洱茶农庄的发展积淀了技术基础长期以来，普洱市把茶产业作为第一产业、第一支柱、第一品牌来打造，普洱茶在制茶机理、技术、机械研究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有了很多的新工艺与新技术专利，如：多功能双层保湿转动式普洱茶发酵罐（专利号ZL2009201116889）、普洱熟茶自动化发酵设备、普洱茶发酵车间测控系统、泡罩包装技术等，一些大型的茶厂在茶叶加工已初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线的生产，使茶叶加工可控制技术及连续作业机械、名优茶加工成套设备等得到推广与应用。今后，普洱市将以绿色、生态、安全的理念和宽领域、深加工、大幅度的举措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普洱茶产业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入以数字化、标准化、功效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普洱”新阶段。3普洱茶品质优良、功效显著，为普洱茶农庄可持续发展增添强劲动力2013年“两会一节”期间，老挝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在普洱市博物馆的贵宾留言册上挥笔写下“普洱茶历史悠久，普洱茶闻名于世”两行字，给予普洱茶高度评价与赞美。千百年来，普洱市茶山连绵，苍翠茂绿，生活在这块沃土上的各族人民从识茶、用茶、种茶、经营茶，到创造出驰名中外的普洱名茶，祖祖辈辈伴茶而生，随茶的兴盛而发展。时逢盛世，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普洱茶产业，2008年《普洱茶科学研究行动计划》被云南省列入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百名以上国内外生物技术专家参加该计划，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普洱茶降血糖功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项重要发现全面揭示了茶对人体代谢综合调节作用的机理。“普洱茶降血糖功效”于2009年4月3日获云南省科技厅成果鉴定。普洱茶降血糖研究的相关发现和发明，已经申请国家发明和国际发明若干项。部分科研成果已经应用到生产中，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为可喜的是，在今年“两会一节”期间，盛军博士与大家分享了三大重要科学发现：茶多酚能够显著促进糖尿病伤口愈合；茶多酚、茶色素通过作用膜受体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喝茶预防神经性疾病。接着，2013年6月29日普洱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在普洱举行，标志着普洱市将加快建立以企业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集成共享技术创新资源，突破行业发展技术瓶颈，推进普洱茶产业优化升级，为普洱茶农庄可持续发展添足了动力。4普洱茶面积相对规模较大，“五世茶祖”同堂，为普洱茶农庄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云南普洱市茶叶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居云南之首，2012年，云南省有茶园总面积38.86万hm2，普洱市达21.71万hm2（详见2012年云南省和普洱市茶园总面积的对比图2）；全市现有茶园面积9.7万hm2，占全省茶园总面积的24.7%；全市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为4.8hm2，良种率51.5%，在云南茶叶主产区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全市茶叶总产值36.18亿元。茶叶面积覆盖全市10县（区）、103个乡（镇）、960个村，涉茶农29万户、113万人，茶农人均月收入1800元。宽叶木兰、中华木兰、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五世茶祖”同堂，景迈山古茶园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称号，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普洱市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定将为普洱市茶农庄发展搭建广阔平台。

二、普洱市发展家庭农场要注意的问题

最近，普洱市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对一部分具备家庭农场条件的生产大户进行了初步统计和分类。从总体看，普洱市普洱茶农庄数量还非常少，家庭农场的理念还比较模糊，支撑体系还很不完善，因此，推进家庭农场要注意：1认真领悟宣传政策，忌疑虑不前或盲目冒进邓小平说过：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家庭农场”的概念在国外尤其在发达国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对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普洱市百姓来说，对这一形式的经营还很陌生，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只有打破旧的框框，才能探索新的路子，研究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同时，我们要与时俱进，把一些政策讲清楚，从政策上消除老百姓的疑虑，比如举办家庭农场符合国家的现行政策。因为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并没有改变家庭承包责任制，不管是直接承包还是通过租赁、转包等方式，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并没有改变土地的基本属性。但土地使有权的合理流转和相对集中，也是国家的现行政策所鼓励的。同时，抓典型，通过以点带面，帮助好、宣传好一些正在进行有益探索的普洱茶农庄，如：柏联普洱茶庄园、普克庄园、祖祥有机茶文化养生庄园、澜沧古茶茶魂谷、迷帝普洱茶庄园、三国庄园等。通过示范效应，稳步推进普洱市普洱茶农庄规模。2建立各种支持性政策，既要“扶”更要“导”一是政府要做好政府该做的服务。建立各种支持性政策，包括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和农资服务（农药、化肥、种子、种苗）、科技服务（良种培育技术、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解答各种技术难题）、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对经济作物保险费用给予补贴，实施税收优惠、农场用地支持、教育培训政策以及组建专门机构为发展家庭农场提供各方位服务。二是要注意培育农场主独立自主经营能力，克服依赖性。政府要帮助家庭农场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帮扶，更要避免由于家庭农场在经济上的依赖，导致越扶越靠的循环圈，使家庭农场真正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从而增加了压力感、责任感、危机感，自主经营的思想就会由“我给你干”变为“我给我干”。3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尽量避免经济纠纷家庭农场必要的土地流转要本着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原则，流转双方建议签订普洱市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农民自愿将土地委托给村，农民的土地流转费每亩权衡当地情况综合得出一个参考价，由村发包给家庭农场经营，由乡、镇职能部门监督管理。这样，实践中就可避免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土地租金过低，显失公平，造成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二是农民瞻前顾后，使得土地租期短，甚至合同期内不想继续履行合同，引发土地纠纷。普洱市特殊的区位使土地文化交织着民族、宗教、边地的文化，土地的流转不仅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内心深处获得土地的感情、自我价值观和对家庭生活的憧憬联系在一起。因此土地流转必须认真坚持慎重处理的原则。4兴办普洱茶家庭农场要考虑综合性发展目标普洱茶家庭农场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不是单纯的增产，它要求落实到各个方面，而不是抽象的重视。这些目标包括：（1）提高普洱市农村收入、就业、教育、保健、饮食、住房和各种有关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等的水平；（2）不断消除普洱市城乡之间在获得经济上的有利机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3）普洱茶农庄要改变传统茶产业简单的耕作和大量运用化肥、农药，使茶叶质量受到破坏的不利局面。要通过加大在科研、工业化等方面的投入，延长产业链，推进普洱茶产业的标准化和工业化进程；（4）普洱茶农庄的经营要注意生态保护、旅游度假、文化传承、生活休闲、观赏休闲有益结合。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都是对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普洱市是全国的唯一的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所有生产布局的筹划、规划都要以确保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基础。我们要牢固树立“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理念，认真抓好普洱茶产业的发展，用绿色和世界对话，用绿色与世界相约。

作者：陶红梅单位：普洱学院成教处

家庭经营范文篇5

**镇**村十六组农户陆根富今年51岁，初中文化程度，全家7口人四代同堂。家庭经营以农业为主，承包集体耕地64亩，其中大棚12亩，经济作物种植40亩，09年全年农业总产值17.644万元，利润9.8万元。几年来，在种植业生产上始终开拓创新，吃苦耐劳，经济效益显著。个人于09年起曾连续三年被区评为先进个人，家庭于09年度评为**镇文明家园。

1、会经营，懂管理，有市场意识和营销能力。陆根富种植品种主要是：蔬菜、粮食，在品种选择到跑市场销路样样懂行；去年“丰香”草莓，水稻“秀水09”及蔬菜等品种优质高产，为了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父子联手跑市场，草莓打包销售1200箱，利润4.87万元，另外为了卖好价钿，还每隔几天骑摩托车到100公里外的上海颛桥市场****草莓，比当地销售价高出1元左右，稻谷销售加工成大米，每50公斤增加净利16元。

2、家庭成员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产品名、特、优、新、质量好。陆根富父母80多岁，爱人和媳妇在企业打工，孙子还小，农业生产经营主要父子两人，多年来父子俩刻苦钻研技术，在引种、栽培、管理等方面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精，始终保持优质高产，如“丰香”草莓。台湾75毛豆，秀水09稻谷，苦瓜、卷心菜等都是新品种，栽培上，积极应用优质有机肥和无公害绿色农药，在本地区稍有名气，消费者食用放心。

3、传授技术、共同致富，陆根富家庭在种植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不忘共同致富，传帮带，无私奉献，近年来，本村有个台州人来承包土地种果树，刚开始本地水土不熟，经营不善，亏了本，后来，老陆手把手教他果树插种蔬菜技术，一举二得，结果扭转了局面，有了盈利，在老陆的指导下，本镇贵泾7组张明忠学种草莓成功，还被金山区评为十佳青年。

4、遵纪守法，无违法乱纪行为，陆根富一家吃苦耐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几十年，总是同甘共苦和睦相处，邻里团结，遵纪守法，从不及违法乱纪，受到村里的干部和群众称赞。

家庭经营范文篇6

一、引言

1998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的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的制约，还受到市场的制约。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2002）。2004年和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仍然强调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之所以在政策上选择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其基本假设是通过调整农业结构能够实现农民增收。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能够得到实践的检验吗？

发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这一命题尽管影响了1999年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但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00）。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01）。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02）。还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03）。可见，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不支持调整农业结构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命题。

实践上，农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农民增收吗？我国农业结构已经历过几轮调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研组对浙江、福建和山东三省农业结构调整在农民增收中作用的调查报告认为，不应低估农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鲜祖德等，2001）。尽管如此，仍然缺乏全国性的实证研究支持调整农业结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命题。

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各地都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的效果到底如何，有必要进行评价。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人均纯收入来看，2003年与1997年相比，第一产业名义人均纯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4.4元，下降了2.0％。1997～2003年，农村人口由8.4亿人下降到7.7亿人，绝对数量减少，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总体规模的下降幅度应该比人均纯收入的下降幅度更大。可见，单纯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人均纯收入来看，1999～2003年，第一产业纯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的走势并没有因农业结构的调整而扭转。

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没有显现，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就一定不存在吗？为什么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整体上的效应没有显现呢？原因可能是：第一，农业结构调整本身没有实质性进展；第二，农业结构调整虽然没有对农民人均纯收入产生明显影响，但并不能否认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研究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际上很复杂。第一，农业结构调整缺乏公认的一个衡量指标以反映它的进程；第二，农业结构调整影响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价格，价格变动又与多种因素有关，更多地体现为货币因素，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制度缺陷和经济组织结构等原因，农产品生产者收入可能会转化为农产品消费者剩余；第三，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的判断标准多样化，从而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

从不同判断标准检验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一致的。其一，如果根据全国的农民收入单一指标及其变化进行判断，1999～-2003年，农业收入基本停滞。如果认为此间农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容易得出“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不明显”的结论。其二，如果采用反推法，即如果不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更加恶化，则很可能动摇上一个结论。其三，如果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构成来看，虽然小农业（主要为种植业）收入减少幅度相对较大，但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的人均纯收入在农产品价格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这是否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呢？至少不能得出农业结构调整没有产生收入效应的结论。其四，如果根据个体判断，对于一些品种、一些地区、少数年份，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可能十分明显。

为了更加集中回答1999～2003年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本文假设农业结构调整取得进展，在此基础上回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动力源泉。进一步地，本文为了回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按照1999年启动的农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即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并结合杨小凯（2003）用分工解释经济发展源泉的理论，假定农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与农业发展是共生的。这样，可以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如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产生了重要影响，则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需求空间扩大，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第二，通过优化配置农业资源促进农业比较效益提高，或者，剔除价格影响因素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来源于农户对提高现金纯收入率和增加现金纯收入的追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03年农业结构调整期间，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的现金纯收入增长明显，因而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二、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增长

按照杨小凯（2003）对分工与市场交易规模之间关系的理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分工促进专业化，专业化促进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这一理论推广到农业结构调整上来，主要表现为专业化和区域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农民销售农产品数量增多和现金收入增加。

（一）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扩大

农业结构调整如果具有效应，则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应该扩大。反映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虽然没有直接标准，具体统计难度也很大，但是，仍然可以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从城乡集贸市场交易额来看，部分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1998～2003年，城乡集贸市场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额逐年增长，其中，除了2001年较上年有较小幅度的减少外，其他年份的交易额基本上都保持明显的增长。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交易额增长表明农产品市场容量扩大（参见表1(略)）。至于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额年际间增长率时高时低，这与价格变化、市场需求波动等有很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98～2003年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总体上趋于扩大，但是，根据部分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额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市场交易额的增幅明显缩小。1985～2003年的交易额年均增量为747.89亿元，1990～2003年的交易额年均增量为951.04亿元，而1998～2003年的交易额年均增量为727.26亿元，2000～2003年的交易额年均增量进一步下降到438.80亿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此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

1998～2003年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首先受到这一期间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不断走低的不利因素影响。在这一阶段，农产品生产价格有4年是下降的，尤其是1998～200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尽管2001年后农产品生产价格有所回升，但作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一些农产品的价格仍然回升乏力。2003年农产品生产价格回升主要是第四季度以后才开始的。考虑到价格对生产和市场交易的滞后效应，可以理解1998～2003年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是在很多不利的环境下实现的。

1998～2003年主要家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不够理想，还受部分年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规模缩小的影响。199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规模徘徊，直到2002年才明显扩大。1998～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不但增长缓慢，而且前3年每年都比上年减少，直到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仅为886.03元，比1997年仍然低4.25元。城乡居民食品消费需求不旺，是制约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扩大的不利因素。

通过对主要农产品市场交易额情况及其生产价格和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可以认为，1998～2003年，尽管经历了农产品需求不强，农民销售农产品价格水平不高甚至绝对下降的情况，但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总体上仍然保持了相对扩大的趋势。

（二）农民出售农产品数量增多

农业结构调整扩大了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结论还可以通过农民人均销售的主要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情况得到验证（参见表2(略)）。1998～2003年，农民家庭人均出售家产品数量几乎都实现了增长。比较而言，畜产品的人均销售量增长最快，其次为水产品，大宗家产品中棉花的人均销售量增长也十分明显，粮食则保持稳定增长。2003年，农户家庭人均出售的棉花、牛羊奶数量比1997年分别增长了2.3倍和1.8倍，年均增长都超过了20％，而粮食和蔬菜则保持年均5％以上的增长。

农户家庭人均出售的不同农产品数量实现不同速度的增长表明，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市场需求旺盛的农产品的增长相对较快；另一方面，普遍增长的农产品销售量促进了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因此，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以来推进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民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人均出售农产品数量增加，市场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那么，农业结构调整是否最终增加了农民收入呢？

（三）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增长明显

如果说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在于扩大了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那么，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必然会增加。进一步地说，如果1999年起实施的农业结构调整主要作用于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那么，这一轮结构调整无疑会在农民收入货币化程度（指农产品销售收入占农产品总收入的比重）、农民现金收入等方面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作用。为此，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户家庭经营中农林牧渔业总收入、现金收入等的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并比较1998年以来的农民收入货币化程度及其现金收入增长的情况，以检验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来自于农产品市场化的收入的效应。

长期以来，受自然经济影响，我国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农产品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这种状况改变缓慢。1999年以来实施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到2003年，对于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收入的货币化程度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998～2003年，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由52.28增加到68.29，增加了约1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3.20个百分点，且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都在明显增加。

根据杨小凯（2003）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可以认为，1998～2003年，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普遍明显提高，这与面向市场调整农业结构有十分明显的关系。进一步讲，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市场容量的扩大，必然会反映到农民销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的增加上。

从不同时期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及其不同部门人均现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进行考察，1998～2003年，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人均现金收入的年均增幅为70.02元，比1985～1997年的年均增幅只少3.65元，其中，农业、牧业人均现金收入略有减少，而林业和渔业人均现金收入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参见表3(略)）。可见，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人均现金收入来看，1998～2003年的年均增幅与往年虽然存在着小幅度的减少，但是差别并不悬殊。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人均水平总体上是在持续增加的。

即使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乡村人口数量计算的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总规模，考虑到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因素，对按现价计算的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总规模指数化（以上年为100），就很容易发现，自1999年以来，我国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总规模也是逐年扩大的，年均增长近6个百分点（按算术平均数计算，参见表4(略)）。这一结论支持了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市场容量扩大，农民销售农产品收入总量增加的结论，也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农民货币收入增加的结论。

三、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

考察这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除了对第一产业现金收入进行研究外，还应回答通过农业结构调整是否改变了农业比较效益及其结构，以及农业比较效益的改变是否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导向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区域化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对农业结构调整的诱导作用应更加明显。

为了回答农业比较效益变化情况及其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导向效应，首先应确定反映农业比较效益的指标。由于农民通过近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更加主动地以现金收入为动力，而现金收入毕竟不是农民完全可以支配的，农民必须将部分现金收入用于农业再生产，因此，与现金收入相比较，现金纯收入应是农民在更积极主动地调整农业结构的过程中重要的追求目标。在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或者农产品现金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决定现金纯收入的因素为现金纯收入率。这样，现金纯收入率是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比较效益的指标。

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获得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现金纯收入数据，因而无法直接计算出不同部分的现金纯收入率，更无法比较不同部门的比较效益情况。为了进一步考察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设定。本节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中不同部门的现金纯收入率相同的假定，估计出相应部门的现金纯收入及其贡献率，从而验证现金纯收入增长、现金纯收入率提高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纯收入率和单位投入纯收入率普遍提高

为了估计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的现金收入，便于比较不同部门的效益情况，首先对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率和单位投入纯收入率做出设定。

设定1：纯收入率定义为纯收入与总收入的百分比，单位投入纯收入率为纯收入与中间投入费用（即总收入扣除纯收入部分）的百分比。

根据设定1，考虑到资料的可利用性，通过《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家庭经营总收入和纯收入资料，计算出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纯收入率及单位投入纯收入率。

对不同时期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率和单位投入纯收入率的计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第一产业纯收入率还是第一产业的单位投入纯收入率，总体上都变化不大。90年代以来，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率一直维持在60％左右，单位投入纯收入率大约为1.50。其中，林业纯收入率相对较高，超过80％，单位投入纯收入率也相对较高，大约为5；畜牧业相对最低，纯收入率为39％左右，单位投入纯收入率只有0.6左右；而农业（主要是种植业）和渔业处于中间水平，尤其是农业纯收入率达到68％左右，单位投入纯收入率超过2（参见表5(略)）。

尽管如此，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对农产品价格不断走低的特定情况，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纯收入率和单位投入纯收入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总体上较90年代早期有所提高，尤其是畜牧业表现得相对突出。这可能与农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的关系。

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率及其不同部门纯收入率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表明，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有效地扼制了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持续下滑可能对农业比较效益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仍然没有改变农业比较效益的总体格局。

（二）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全面增加

为了进一步考察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比较效益变化的关系，有必要对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进行计算。但是，根据现有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无法直接计算出现金纯收入率等比较效益指标。要计算出现金纯收入，还需要做进一步设定。

设定2：现金纯收入率和实物纯收入率相同。

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进一步地分为现金纯收入和实物纯收入。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计算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的现金纯收入，因而需要按照一般纯收入率推算出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根据设定2，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资料，结合设定1的结果，分别计算出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农业、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的现金纯收入。

根据对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的估算结果，计算出包括实物纯收入在内的纯收入和不包括实物纯收入的现金纯收入年际间的名义增长速度，并进行比较。

比较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与包括实物在内的纯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可以发现，现金纯收入增长一般情况下相对较快，对扭转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下滑趋势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大。1998～2003年，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的名义水平基本停滞，但现金纯收入增长了30.97，年均增长率达到5.54％；尤其是在农业（以种植业为主）部门包括实物在内的纯收入出现下降的情况下，其现金纯收入仍然维持了年均4.31％的增长速度。与其同时，第一产业其他部门的现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接近或者超过10％，明显高于同期包括实物在内的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参见表7(略)）。这再一次验证了现金收入或现金纯收入增长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农户为了追求现金（纯）收入增长来调整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调整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

（三）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贡献率反映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源泉

为了能够深入地论证农户家庭经营中农民调整农林牧渔业结构是出于对现金（纯）收入的追求，即农户既追求现金纯收入更快增长，也追求现金纯收入率更快提高，从而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本文进一步比较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贡献率。为此，再做一个设定。

设定3：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贡献率定义为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现金纯收入增量占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量的百分比。

计算结果表明，1998～2003年，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中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的贡献率仍然相对较高，平均超过50％；畜牧业为其次，贡献率平均近40％；林业和渔业的贡献率仍然相对较小。

进一步比较农户家庭经营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贡献率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98年以后，农业现金纯收入贡献率较90年代前期相对下降，而畜牧业明显上升，林业和渔业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与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存在着方向上的一致性。可见，随着农民市场意识的增强，他们在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中必然会追求现金纯收入的更快增长，从而直接影响作物的布局，在宏观上最终决定第一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农产品的结构。

比较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贡献率与增长率、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好的一致性。这充分证明，1999～2003年，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随着农民面向市场不断调整农业结构，价格的变化以及政策的改变，都会对农民追求现金纯收入更快增长和现金纯收入率更快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对上述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不同部门现金纯收入率、增长率和贡献率的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年际间的波动仍然十分突出。这一现象至少反映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结构调整尚未结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有增无减；第二，农户交易的农产品尚未稳定，农产品布局仍然没有最终确定，农户并没有形成特定的交易方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按照发展理论，农业发展始终包括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即使不实施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导向的政策，农业结构始终也是变化的。尽管本文没有直接回答1998年以来农业结构调整进程是否明显加快，但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业结构调整总能产生作用，而且农产品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农产品优质化率的明显提高，都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得到了推进。

本文着重从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增长以及现金纯收入率提高等多个角度考察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通过对1998～2003年的统计资料分析，可以初步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是存在的。农业结构调整产生收入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表现为随着面向市场的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进行，农产品市场空间得到了扩张，农民出售农产品数量增多，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明显提高，农户家庭经营农林牧渔业的现金收入（包括现金纯收入）规模总体不断扩大，现金纯收入更快增长和现金纯收入率更快提高对农民家庭经营农业生产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除了加强技术创新外，还应在制度创新方面多做文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扩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交易条件（杨小凯，2003）。因此，从改善交易条件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和更多地实现农民增收的要求来看，必须持续扩大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

市场引导农业结构调整，迫切要求农产品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农业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正在形成，这一过程可能使农产品市场波动更加明显，出现农林牧渔业现金纯收入率变化无常。市场变化无常，不但妨碍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的发挥，也会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说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化的不断形成是农业发展的标志，那么，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则会对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化的形成产生冲击。农民面向变化无常的市场，也就很难从事专业化生产。没有家产品交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农民根据市场的经常变化，反复地调整农业结构，就不可能实现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化。因此，无论是出于增加农民收入，还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实现农产品市场交易稳定，应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从农业固有的风险来看，市场风险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矛盾。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农业保险事业，可以降低或者转嫁农业的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但无法克服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因此，随着农业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赖市场。

要实现农产品交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必须扼制机会主义和减少交易成本。

第一，促进农产品交易方式现代化。在大力发展农产品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期货市场的发育，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重点解决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和单方面不履约等问题，大力发展契约交易和订单农业以及网上交易，增强农产品交易的稳定性。要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发展，国家也应为龙头企业提供政策性保险。

第二，推进农村法制建设，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率。要向农民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履行合同的自觉性。考虑到农户分散、生产经营规模小的特点，选择激励履行合同的机制比选择违约处罚的规则更加有效，要在农村尽快建立对模范履约的农民进行奖励的制度。

家庭经营范文篇7

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

因1979-1984年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统计细目与1985年以后不尽相同，本文取1985-1999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农民纯收入来源分三大项：家庭经营活动、劳动者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来自农业（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服务业和其他收入。从总体上看,过去14年来,来自家庭经营活动的纯收入所占比重稳定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稳中趋降。（见表1、2）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26.1元，是1985年的4.84倍,年均增加139元，而1997-2000年间，年均仅增加82元。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是农民纯收入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1996年，家庭经营收入为1362.5元,是1985年的4.60倍,年均增加97元,所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4%下降到1996年的70.74%,年均下降0.34个百分点。而1997-1999年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加了28.6元,1999年其比重下降到了65.53%,实际上，1998、1999年来自家庭经营活动的纯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减少6.7元和17.6元。目前,农业生产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活动，1999年其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仍高达78.6%，因此,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下降是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1986-1996年，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年均增加80元，而1997-1999年间年均减少2.8元,其中1998年比1997年减少27.6元,1999年又比1998年减少53.4元。

由于广大农民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农村第三产业很不发达,1999年来自服务业的纯收入226.7元,只占总纯收入的10.26%。但是,从趋势看,来自服务业的纯收入呈现上升势头,1999年比1985年上升了3.9个百分点。尽管来自工业和其他项目的纯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其比重仍然很低。

家庭经营范文篇8

一、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

我国农业一种典型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按20亿亩计算人均只有约1.5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制约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家庭经营性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源泉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粮食产量在80年代初期出现快速增长但体制因素能量迅速释放之后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某些重要产粮区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当地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生产潜力；在我国苏南一些地区复种指数曾达200%精耕细作也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理论上说在粮食单产无法提高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农户耕地规模却呈现不增反降趋势因此在单产增长潜力有限农户耕地规模又无法扩大情况下靠经营土地不再能够维持收入增加

农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途径别无选择而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途径其实就意味着寻求非农就业机会对于农民来说非农就业机会无非包括两类一类当地非农工作机会；另一类为外地非农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19*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而同期全国相应产业产值增长仅分别为1.22倍与1.71倍因此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期间呈现扩大趋势由1.72倍扩大为2.33倍但乡村居民中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这从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生产性收入增长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农民农业生产性收入8年中仅增长0.15倍年均增长1%稍强而非农收入增长甚快为农业性生产收入增长5倍

事实正如此有研究表明农民首先选择在本地非农就业在无法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情况下才选择外地非农就业机会而且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大多以“离土不离乡”方式进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农业收入增加变得困难之后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收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截至到*年农业收入不仅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率呈现负值；农民收入增加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增加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然农民收入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比重19*年为95%到*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4%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两项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收入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但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相对重要性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比重不断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重要性逐渐降低后者减少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幅度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变化则根本性在农民收入4项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增长贡献呈现较大波动其对收入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贡献却发生了“稳定”和“质”变化劳动报酬在1994年时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还只有26%多一点但这一数字呈现出迅速增加趋势到1998年时劳动报酬对收入增加贡献开始超过50%*年则超过了100%.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则发生了完全相反变化1994年时农民收入增长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来解释但这一数字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到1998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仅能解释农民收入增长不足1/4而在*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加提供任何显著贡献

综合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变化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当前农民收入最主要组成部分截至到*年仍占农民收入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二劳动报酬收入在农民收入中重要性则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到*年农民收入近1/3来自劳动报酬收入；三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只能农民收入重要补充；四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发生了本质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同时随着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少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变得单一化即越来越依靠劳动报酬收入增加

二、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地区特征

要对农民收入认识得更清楚分地区来观察非常必要1978年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东部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比较接近但到*年东部地区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4.6%；其次中部地区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3.3%；最后西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2.4%.在3类地区中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增长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人均名义增长率也接近于人均名义gdp增长率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但由于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起点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在地区间不断扩大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3类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年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为46%家庭经营收入为48%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几乎占有相同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区*年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收入比重分别为26%和70%西部地区*年相应数字分别为23%和71%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而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仅占农民收入5%左右且这一比例自19*年以来在3类地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变化农民收入构成地区差异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对家庭经营依赖性更大结构相对单一

农民收入构成虽然存在着非常显著地区差异但收入构成变化趋势在3类地区之间则一致：无论在东部、中部还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比重都呈现不断增加趋势而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则呈现不断减小趋势

从收入来源贡献份额来看3类地区之间也表现出明显差异这一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对增长不同贡献上在东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仍然农民收入增长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最近两年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正”贡献尤其中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连续两年为负考虑到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呈现出波动趋向这两类收入因而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稳定来源

上述增长源泉地区差异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更加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呈现出单一化倾向

需要指出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单一化倾向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在中、西部地区突然变为负值这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现象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1998年之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业生产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供求总量上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基本结束了过去农产品供给短缺状态出现了农产品供大于求局面二在供求结构上随着消费需求结构转变低质量大宗农产品不断出现“卖难”问题相比之下高质量农产品又供不应求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结构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进行调整三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开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过去依靠增加产量实现农民增收家庭经营方式已不复存在在农业收入占中、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收入主要部分情况下随着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贡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由正变负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靠来自非农产业收入贡献

农民收入之所以存在着严重地区差距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要素禀赋差异和非农部门发展状况重要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最重要贡献者地区间非农收入不平等由于地区间非农部门发展特别乡镇企业发展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差距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达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多于中、西部地区结果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差距扩大除非农就业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户间所拥有生产资料数量（如生产性固定资源、土地、自然资源等）、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结果造成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也存在着差异

由此可见在给定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下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非农就业收入情况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就意味缺乏提高农民收入途径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农户只从事家庭农业经营专业农户因而收入最难增加农户如果说增加农民收入困难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么最困难则那里专业农户如何提高专业农户收入并让们适当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不仅当前我国农业问题实质也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尽最大力量予以解决矛盾对这一问题处理效果将直接关系今后农业发展、农村社区乃至全社会稳定

三、农民收入差距地区格局改变了吗

农民收入地区差异有可能改变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地区否存在着增长率差异其次还要弄清楚这些差异否表现为有规律一致性差异

如果把不同省份农民收入按照地区分组划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比较3个组别之间和组别内部农民收入增长变化格局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农民在3类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增长变化规律

我们发现农民收入地区间增长出现了以下非常有意思变化规律：一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成分二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俱乐部趋同”趋势特别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农民收入趋同速度较快

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和增长格局所呈现出来变动趋势与蔡昉等（2002）所揭示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高度一致这种变化不仅与各省资源禀赋有关更主要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上基本上处于由高到低排序因此3类地区内部趋同在速度上也出现明显差异

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东部地区看成领先组中、西部地区看成追赶组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地区收入水平就必须有更快增长速度东部地区发展经济成功经验如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挥比较优势加速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政府服务等都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

通过分析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地区差异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农民收入差异扩大趋势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二农民收入增长率省际差异和收入水平之间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差异或者说农民收入在省际之间没有表现出趋同现象；三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自3大地区之间而地区内部出现增长趋同现象；四三类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

四、农民收入问题实质

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变化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民收入问题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增加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一个单纯“三农”问题而一个和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大环境相联系问题这实际上就农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困难真正原因

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大环境中来观察则农民收入问题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农民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非农就业问题但我国目前面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困难问题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一个长期、艰巨任务它实际上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问题

对比农民收入和就业形势变化可以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时候农民收入增加就快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农民收入增加就变得困难

家庭经营范文篇9

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幅开始下降，农民收入开始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变得非常困难，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

我国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按20亿亩计算，人均只有约1.5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粮食产量在80年代初期出现快速增长，但体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释放之后，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某些重要的产粮区，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当地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在我国苏南一些地区，复种指数曾达200%，精耕细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论上说，在粮食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农户的耕地规模却呈现不增反降的趋势。因此，在单产增长潜力有限，农户耕地规模又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靠经营土地不再能够维持收入的增加。

农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别无选择，而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其实就意味着寻求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非农就业机会无非包括两类，一类是当地的非农工作机会；另一类为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是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而同期全国相应产业的产值增长仅分别为1.22倍与1.71倍。因此，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期间呈现扩大趋势，由1.72倍扩大为2.33倍，但乡村居民中，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这从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生产性收入的增长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8年中仅增长0.15倍，年均增长1%稍强，而非农收入增长甚快，为农业性生产收入增长的5倍。

事实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农民首先选择在本地非农就业，在无法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才选择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大多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农业收入增加变得困难之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截至到2000年，农业收入不仅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呈现负值；农民收入增加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95%，到2000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4%，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两项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但是，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后者减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的幅度。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在农民收入的4项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波动，其对收入的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的贡献却发生了“稳定的”和“质的”变化。劳动报酬在1994年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还只有26%多一点，但这一数字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到1998年时，劳动报酬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开始超过50%，2000年则超过了100%.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1994年时，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来解释，但这一数字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到1998年，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仅能解释农民收入增长的不足1/4，而在2000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显著的贡献。

综合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当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截至到2000年，仍占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二是劳动报酬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到2000年，农民收入的近1/3来自劳动报酬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只能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四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同时，随着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变得单一化，即越来越依靠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

二、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地区特征

要对农民收入认识得更清楚，分地区来观察是非常必要的。1978年，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东部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比较接近，但到2000年，东部地区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4.6%；其次是中部地区，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3.3%；最后是西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2.4%.在3类地区中，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人均名义增长率也接近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率。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起点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在地区间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3类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为46%，家庭经营收入为48%，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几乎占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6%和70%，西部地区2000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3%和71%，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而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且这一比例自1993年以来在3类地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农民收入构成的地区差异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对家庭经营的依赖性更大，结构相对单一。

农民收入的构成虽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收入构成的变化趋势在3类地区之间则是一致的：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则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收入来源的贡献份额来看，3类地区之间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对增长的不同贡献上。在东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最近两年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正的”贡献，尤其是中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连续两年为负。考虑到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波动的趋向，这两类收入因而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来源。

上述增长源泉的地区差异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更加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单一化倾向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突然变为负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1998年之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业生产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供求总量上，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基本结束了过去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态，出现了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二是在供求结构上，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低质量的大宗农产品不断出现“卖难”问题，相比之下，高质量的农产品又供不应求。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结构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进行调整。三是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开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过去依靠增加产量实现农民增收的家庭经营方式已不复存在。在农业收入占中、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的情况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由正变负，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靠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的贡献。

农民收入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距，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和非农部门发展状况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rozelle，1994；张平，1999），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区间非农部门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达，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于中、西部地区，结果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差距扩大。除非农就业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户间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如生产性固定资源、土地、自然资源等）、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结果造成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也存在着差异。

由此可见，在给定自然资源禀赋的情况下，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非农就业收入的情况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就意味缺乏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农户，只从事家庭农业经营的专业农户因而是收入最难增加的农户。如果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么，最困难的则是那里的专业农户。如何提高专业农户的收入并让他们适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是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实质，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尽最大力量予以解决的矛盾。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效果，将直接关系今后农业的发展、农村社区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三、农民收入差距的地区格局改变了吗

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有可能改变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是否存在着增长率的差异，其次还要弄清楚这些差异是否表现为有规律的一致性差异。

如果把不同省份农民收入按照地区分组，划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比较3个组别之间和组别内部的农民收入增长变化格局，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农民在3类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增长变化规律。

我们发现农民收入地区间增长出现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规律：一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成分。二是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俱乐部趋同”趋势，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农民收入趋同速度较快。

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和增长格局所呈现出来的变动趋势，与蔡昉等（2002）所揭示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是高度一致的。这种变化，不仅与各省的资源禀赋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上基本上处于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此，3类地区的内部趋同在速度上也出现明显差异。

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东部地区看成领先组，中、西部地区看成追赶组。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如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挥比较优势，加速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政府服务等都是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的。

通过分析改革以来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农民收入差异扩大趋势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的省际差异和收入水平之间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的差异，或者说农民收入在省际之间没有表现出趋同现象；三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自3大地区之间，而地区内部出现增长趋同现象；四是三类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

四、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

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变化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大环境相联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困难的真正原因。

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大环境中来观察，则农民收入问题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非农就业问题。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困难问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对比农民收入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可以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就快，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变得困难。

家庭经营范文篇10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地区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2000年全国三个地带农民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1415，工资性收入差异能够解释基尼系数的57.2%，其中本地企业收入差异可以解释28.2%，乡镇企业可以解释18.5%，可以说工资性收入特别是乡镇企业是三个地带之间农民收入的主要差异所在，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收入差异拟基尼系数高达0.4328，处于不合理状态。

扣除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218，显著降低，说明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对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差异影响很大。扣除外出打工收入后，农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435，略微扩大，说明外出打工有利于降低地区差距，但影响还并不大。转移性收入中的非常住人口寄回和带回、以及退休金实际上也是一种劳务收入，扣除寄回带回款和退休金以后，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略微降低为0.1403，说明发达地区农民的劳务性转移收入的水平也高于不发达地区。

然而，三个地带划分办法舍掉了许多具有价值的信息，为了更加详细地分析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我们利用2000年度全国住户调查资料，采用1983－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长倍数、2000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水平、非企业组织中就业收入、企业就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第一产业占纯收入比重、非农收入比重、非生产性收入比重、工资性收入比重、劳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本原值、人均生产性用地面积11项指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劳务收入进行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五个地区模式。（1）郊区型：包括北京市和上海市两个特大城市的郊区。（2）沿海型：包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5个省市。（3）北方型：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7个北方省区。（4）南方型：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广西、四川、重庆、河南8个省市。（5）边疆型：包括三个亚型，农垦型：黑龙江、吉林、新疆；草原型：内蒙古、青海、西藏；山地型：云南、贵州、海南。

（一）郊区型

1.以雇佣为主的经济。2000年郊区型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029.4元，是全国农民纯收入水平的2.23倍。其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68.8%，家庭经营纯收入仅占24.5%，劳动力主要以被雇佣形式取得报酬。郊区型地区农户人口负担率低，劳动力文化程度较高；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比重为39.8%，从乡镇企业得到收入的比重是28.1%，从非企业组织中得到的收入也较多，转移性收入中的退休金也较多。

2.就业的本地化倾向。郊区依托大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农村劳动力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乡内就业占85.5%，县内乡外就业占10.1%，市内县外就业占4.3%。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18.6%，常住人口中外出从业过的人数只占8.6%。常住人口外出打工得到的收入只占纯收入的5.5%，非常住人口寄回带回款也只占纯收入的0.36%。集体经济的发达使得农民就业具有本地化倾向。

3.农业经济效益较高。2000年底郊区型地区农民人均生产性用地面积仅为0.99亩，其中耕地面积0.77亩，仅占全国平均数的38.9%。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36.8%，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33.6%，从事非农产业的时间占58.3%，外出打工时间占8.1%。第一产业纯收入838.6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6.7%。农业生产费用每投入1元产出纯收入4.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3%。尽管企业收入较少，但效益较高。

4.生产要素分配渠道较多。郊区型地区农民的生产资料较多地参与了分配，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51.66元。首先房屋出租是郊区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人均住房面积39平方米，住房以楼房和砖瓦平房为主，造价较高，人均租金收入49.3元。再次是郊区农民能够有机会获得一定的非农建设土地征用补偿，人均补偿费29.15元。其次是郊区农民金融资产较多，2000年农民人均金融资产年末余额为4565元，利息和股息收入分别为27.1元和13.4元。

（二）沿海型

1.乡镇企业发展迅速。2000年沿海型地区农民纯收入为3693.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为1547.57元，占比重为41.9%。沿海地区具有轻工业发达的传统优势，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84～2000年间，沿海型地区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从37.38元增加到429.4元，增长10.5倍；而郊区型地区从173.35元增加到1411元，增长7.1倍。沿海型地区虽然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水平低于郊区型地区，但其增长速度却较高。

2.农村劳动力的省内流动。沿海型地区农村劳动力乡内就业占83.3%，县内乡外就业占6.1%，省内县外就业占7.6%，省外就业占3%，省内县外就业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时间为46.8%，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时间占41.4%，外出从业时间占11.7%。有32%的劳动力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455.4元，比重12.3%；非常住人口寄回带回款77.7元，比重2.1%，两项收入比重较高。

3.注重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沿海型地区经济发展既有“苏南模式”，也有“温州模式”，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水平较高。2000年沿海型地区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1886.36元，占纯收入比重为51.1%。其中第一产业纯收入1201元，农业收入水平较高；第二产业纯收入为251.54元，是郊区型的10.4倍，家庭工业是沿海型的特色，也是郊区型的短处。第三产业纯收入433.78元，也在各种类型中水平最高。

4.民间信用相对发达。在财产性收入方面，沿海型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土地征用补偿相对较多，但毕竟没有郊区的方便，租金相对较少；南方农民股息相对较多而利息相对较少，金融资产仅及郊区型的一半。沿海型地区突出特色民间信用发达，期末债务余额为420.8元，其中个人借款331.3元，均多于其他地区，这是乡镇企业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

（三）北方型

1.内部收入水平差异较大。2000年北方型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131.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仅低5.4%，其中工资性收入730.33元，比全国平均高4.2%；家庭经营纯收入1298.26元，比全国平均低9.1%。家庭经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占纯收入比重为60.9%。特别是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比重较高。但内部收入水平存在西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差距，但其收入构成相似，特别是在劳务经济方面没有其他类型地区的突出特点。

2.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北方型地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2.04亩，相对较多，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小麦、蔬菜和水果主产区。农林牧渔业机械年末原值428.45元，占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34%，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种植业成本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第一产业纯收入仅为942.87元，比全国平均第一产业纯收入水平低14.4%。

3.劳务输出能力有限。与南方型地区相比，北方型地区农民从本地企业和非企业组织中获得的收入相对较高，而外出打工收入较少；财产性收入相对较多而转移性收入较少。由于北方人安土重迁、人口结构中学龄儿童较多，耕地面积又较多，90.8%的劳动力在本乡就业，75.4%从事种植业劳动。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外出从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均相对较少。

（四）南方型

1.“民工潮”的主要来源。南方型地区农村人口稠密，约占全国乡村人口的1/3；而耕地面积又相对较少，人均才1.26亩；外出打工是其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构成了我国农村跨省流动人口的主体。外出从业过的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3，外出从业时间约占全部劳动时间的12.8%；省内县外和县内乡外就业各占3%，约有10.4%的劳动力在省外就业，省外就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

2.生产投入量较少。南方型地区农民对固定资产投资较少，2000年年末农民人均生产性固定资本原值仅792.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8%；其中农业固定资产607.4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2%；非农业生产资料185.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2.6%。年内购置固定资产支出43.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5%；家庭经营生产费用支出57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6%。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

3.本地乡镇企业不发达。2000年南方型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30.69元，比北方型地区略低；其中第一产业纯收入1096.81元，比重54.01%，比北方型地区高将近10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外出打工收入和非常住人口带回寄回款比重分别为16.4%和1.51%，两项合计比北方型地区高近9个百分点；从本地企业和非企业组织中劳动所得比重共为8.71%，比北方型地区低将近10个百分点。南方型地区乡镇企业不够发达，农民收入结构表现出“家庭经营农业＋跨省劳务输出”的特征。

（五）边疆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农业经营规模相对较大。边疆型地区农业生产表现出耕地面积多、牧草地面积多和山地面积多的特征。2000年边疆型地区农民人均生产性用地19.3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其中耕地面积3.97亩，比全国人均多2亩。年末农业固定资产原值人均1125.4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3%；占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总额的比重84.7%，比全国平均高13.7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以农业为主，突出特征是役畜产品畜较多，年末人均拥有原值360元，是全国平均的2.3倍；农林牧渔业机械拥有量也相对较多，仅次于北方型地区。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233.22元，占纯收入比重的71%，农村经济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2.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边疆型地区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多，2000年其农民家庭常住人口4.53，劳动力负担系数1.57，是全国家庭规模较大的地区，主要是孩子多。劳动力中有93.8%在乡内就业，县内乡外、省内县外、省外比重各占1.56%，就业本地化倾向明显。劳动力行业分布是第一产业占有90.6%，第二产业占3.13%，第三产业占6.27%，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边疆型地区农民劳均年劳动时间为6.2个月，比全国平均少1个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赋闲时间较多；劳动时间中76.5%的时间是从事农业生产，18.3%从事非农业生产，外出打工时间占5%。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有一半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其以下，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较少。新疆等农垦区农忙时劳动力出现季节性需求旺盛，贵州等贫困山区中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3.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单一。2000年边疆型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737元，是我国农民收入最低的地区。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占80%，又主要是第一产业收入，这里部分省份是我国玉米、大豆、薯类、糖料、棉花等农产品的主产区，机械化水平较高，人均种植业收入水平也较高。但作为我国主要的天然牧区，其牧业收入水平相对并不算高，农林牧渔多种经营还不发达。工资性收入比重占15%，城市经济、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还很低，家庭经营非农产业较少；商品交换范围不够广泛，财产性收入较少，土地、役畜产品畜等财富的收益较低；转移性收入较低，反贫困力度亟需加强。

通过对中国农村劳务经济地区模式的研究，我们认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呈现出地区性特征，必须因地制宜发展劳务经济。

1.工资性收入特别是乡镇企业是三个地带之间农民收入的主要差异所在。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负责虽然逐步降低，但其对地区差异的影响较大；外出打工有利于降低地区差距，影响还比较微弱。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虽然在农民纯收入中比重较大，但分配差异基尼系数较小，对差异的贡献率并不大。加强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