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权力范文10篇

监督权力范文篇1

一、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优势

计算机网络技术作为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将其运用于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相对于传统的监督方式，存在明显优势。

首先，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传输的实时性，有利于转变监督方式，变滞后、静态的监督为全程、动态的监督。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传输的实时性特点，为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动态监督创造了条件。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即时监控行政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进展情况，把制度防范与技术监控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及时把不当行政行为甚至违纪违法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其次，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生成的规范性，有利于压缩自由决策权，避免权力运行的主观随意性。一般来说，握有一定权力的行政人员受知识水平、个人喜好、社会关系、情感能力等的影响，有时作出的决策会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非法利益，产生腐败。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信息生成过程中，格式和内容是规范的，通过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办事流程等固化在计算机程序中，明确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用“无情的电脑”控制“有情的人脑”，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权力运行受到规范和约束。

其三，计算机网络技术资源共享的公开性，有利于打破信息盲区，促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作为权力拥有者，具有信息优势，在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应该公开的信息就被权力拥有者垄断，原本是他人的权利就会异化为信息拥有者的权力，产生“权力寻租”，监督就难以实现。监督的前提是知情，计算机网络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整个网络的各个节点的信息都能够实现互动式的浏览，避免信息不对称，确保政务信息公开、透明，便于对权力行使加强监督和制约。

二、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初步做法

*市将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作为重点工作，认真调研，全力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效。

建立社保基金联网审计系统，实现网络实时监控。*市建立了社保基金联网审计系统，利用网络对社保基金业务系统的电子财务数据进行联网审计，确保了社保基金规范运作、安全完整。联网审计既探索了有效监督的新途径，也增强了预防腐败的合力。一是实时监控，前移审计监督关口。通过高效的数据通讯技术，实时抽查社保基金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业务和账务，动态关注资金的流动和使用效益，提供预警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将事后审计变成了即时审计。二是网络审计，改变审计监督模式。通过网络，审计部门随时查阅社保基金账目和业务结算运行情况，随时抽取社保基金运行的信息资料，将过去现场审计、静态审计的模式变为远程审计、动态审计的模式，杜绝了弄虚作假现象。三是关联审计，增强审计监督实效。系统共计68个审计要点，全面覆盖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的审计事项分析，实现了从单一的财务结果审计向财务审计与业务过程监控结合的转变，同时解决了社保多险种基金的关联审计，体现了社保基金审计的实效性。

开发工程建设网上远程评标系统，规范招投标行为。为解决和预防工程建设领域潜在的腐败问题，*市积极探索开发工程建设网上远程评标系统，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规范招投标操作过程，着力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招标过程的公正性和评标结果的公平性。一是实行远程评标。克服评委只能在本区域内选择的局限性，既可数十倍放大评委数量，也能实现定期更换评委库，最大限度地增加评委与业主、施工单位之间串联的难度和成本。二是推行电子标书。使用电子标书后，投标单位很难在标书上做手脚，评委也不容易辨认标书所属的投标单位，避免“人情分”、“印象分”影响评标结果。三是统一网络管理。整个招标过程都通过网络进行管理和监督，在网上提供数据查询、评标记录等服务，使操作更加透明，防止招标主管人员徇私舞弊。

监督权力范文篇2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落实。我局党委根据县纪委《关于转发省纪委办公厅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实施方案》,立即组织研究，成立了以局长周胜为组长，副组长为副局长徐武，成员为叶良斌、黄欢、的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徐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形成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于4月1日专门召开全局会议，动员部署全局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工作，要求全局机关干部认真按照方案要求，全面清理单位职权，仔细查找岗位廉政风险，落实岗位工作职责，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了局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档案资料台账。

（二）全面清理职权，编制职权目录。根据法定职责和“三定”方案的规定，我局行使的职权数为6个，岗位职权为17个，并按要求编制了职权目录。同时，进一步优化权力运行流程，绘制了职权运行流程图。

(三)广泛动员发动，彻查风险岗位。局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紧紧围绕权力运行和监督环节，紧密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分别按照“股室岗位、领导岗位、中层岗位和职工岗位”四个层次来全面彻底地查找可能存在的廉能风险。

1、全员发动，认真查找。通过采取“自己找、群众评、领导点、组织审”的方法查找岗位风险、内设机构风险和个人廉能风险。局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带头查找局岗位廉政风险，确保廉政风险查准、查全、查深。局机关各股室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从岗位职责、现行规程梳理关键节点，分内外查找权力行使、制度机制、业务能力、思想道德、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廉政风险查找。通过查找，全局共梳理出股室岗位和岗位廉政风险23个。

2、民主座谈，征求意见。局党委主动开门纳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找权力行使、制度机制、业务能力、思想道德、外部环境五个方面的廉政风险。通过召开民主座谈会、领导个别走访、设立意见箱、公布电子信箱等多种方式，主动征求有关部门、本部门内设机构、离退休老同志、服务对象代表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意见。在由局机关领导、干部和基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的民主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同志畅所欲言，对局党委通报的查找出来的23个廉政风险逐一进行分析，提出了宝贵意见，为再次进行岗位风险审查和确定风险等级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认真查找风险点，努力提高防控力。廉政风险点查找是开展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局紧密结合岗位职责、股室职能，广泛开展了岗位自查、股室排查、部门评查、评估审查等“四查”活动。采取自己找、群众提、互相查、领导点、组织评五种方法，认真查摆和分析廉政风险点。一是定准查找主线。紧紧查找招商经费安排、日常人财物管理等重要业务，将其纳入全局预防廉政风险的关键环节和廉政建设的重要领域；二是领导带头，增强风险查找的自觉性，全局把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动员部署，确保了工作全面顺利推进，班子成员带头查找了风险，相互进行了点评，为干部职工作出了表率。在领导的带动下，局内很快形成了“议风险，找风险”的氛围。三是全员参与，增强风险查找的系统性。我局认真开展现行权力清理，廉政风险排查，结合岗位职责、股室职能，认真排查和分析廉政风险点，人人填报《个人廉政风险点查找表》、《个人廉政风险识别防控表》。

通过岗位查找，全局共有风险岗位17个，其中高级风险岗位1个，中级4个,低级12个。共查找到风险点91个，其中高级风险5个，中级20个，低级60个。全局共有6个职能股室（部门风险点6个），均为低级风险股室。

4、风险定级，进行公示。局党委根据民主座谈情况，及时进行研究，按照实施对象和岗位风险实际，汇总确定了23个廉政风险。按照岗位廉政风险发生几率或危害损失程度，确定了高级风险岗位1个、中级风险岗位4个、低级风险岗位12个。

(三)创新工作方法，营造廉政氛围。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我局结合“廉政型机关”的创建要求，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努力营造机关廉政氛围。一是注重场所文化建设。利用宣传栏、办公楼走廊、会议室等场所，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宣传；二是反腐教育常抓不懈。把反腐创廉教育作为党委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专题学习。

(四)注重三个结合，加强风险查找。为进一步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我局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结合：一是把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与创人民满意服务结合起来，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简化、优化业务经办流程，优化行政审批等工作程序；二是把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与高效廉洁的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培养造就一支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商务队伍；三是把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与商务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科学创新、积极向上的姿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商务文化氛围，加强意识防范。

二、取得的主要成效

通过为期五个多月的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推进活动，我局的岗位廉能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广大机关干部的风险意识得到了强化、工作作风得到了提升、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使商务工作岗位的岗位廉政查找工作得到了完善、商务工作长效发展基础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一)岗位风险意识进一步强化。随着商务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的不断推进，进一步加强了全体机关人员的岗位廉政风险意识，进一步澄清了部分工作人员思想上的误区和模糊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对商务工作岗位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树立“廉洁型机关”形象、履行“服务型机关”职能的需要，是确保商务工作安全的需要。

(二)岗位风险查找工作进一步完善。结合内部监督控制建设要求，我局建立了工作台帐的建立和登记，加强了监督检查，确保风险岗位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监督。

（三）机关工作作风进一步提升。岗位风险查找工作“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已成为我局全体工作人员的自觉行为，认真执行岗位制度、严格把握自由裁量权、从优从简开展服务、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决策、规范财务审批手续、公开公正人事作用等廉洁意识日趋深入人心，使我局机关工作作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局在全力推进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期间，紧密结合商务工作实际，认真抓实抓好商务工作。

（四）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通过建立中层干部任前廉政谈心谈话制度、机关干部日常谈心谈话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素质，有力地促进了我局党性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商务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三、几点体会

（一）领导重视，明确职责是关键。由于此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我局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定工作方案和统筹协调。为顺利开展工作，方案中明确了机关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第一责任人，要求领导带头对岗位风险进行查摆，组织好本部门的岗位风险查找工作，从组织上层层落实责任，责任到处、到岗、到人，确保了此次加强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基础。局党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党委会进行专题研究，召开了全局大会进行宣传发动，使全体机关人员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完善我局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为我局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监督权力范文篇3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力度，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同时，立足源头防腐，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大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有效遏制了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但对基层站所的监督却一直存在空档。为此，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实践，通过建立站（所）务监督小组的形式，切实加强对基层站所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强化制度建设，站（所）务监督工作有章可循。今年年初，我镇党委、纪委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建立站（所）务监督小组的实施意见》，明确站（所）务监督小组的产生方式、工作职责、活动形式等内容：一是站（所）务监督小组经民主选举产生。在镇纪委的监督下，单位全体人员无记名投票，选举小组成员，所选出的小组成员要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熟悉财会业务知识，敢于坚持原则，乐于为群众办事，同时严格规定，站（所）“一把手”、结报员不得担任小组成员。通过民主选举，全镇共产生11个站（所）务监督小组，每个小组3名成员。二是明确站（所）务监督小组权力。凡是站（所）务重要事项必须通知监督小组参与会办，经小组认定后方可实施；所有票据必须有事项支出说明，由经手人、证明人、负责人三方签字，再由监督小组审核盖章、监督小组组长签字，报镇分管负责人和镇长审批后，方可报账。三是监督活动定期化。站（所）务监督小组为常设机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小组成员例会，研究布置有关监督工作，确保监督工作有序推进。

（二）强化培训指导，站（所）务监督水平不断提高。为确保站（所）务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提高站（所）务监督工作的整体水平，我镇针对不同对象，组织开展了“三级培训”：一是对站（所）“一把手”的教育培训，主要是促使其转变思想观念，正确对待监督，充分认识到监督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增强接受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对监督小组成员的培训，主要是明确监督小组的工作任务和每个成员的职责，提高责任意识，规范工作流程，提升监督水平。三是对站（所）结报员的培训，主要是要求其严格按章办事，严格执行财经制度，规范经费管理。通过“三级培训”，达到“三个明确”：一是工作目标明确。坚持从源头上解决站（所）务不民主、不公开，收支不规范，监督不力，制度不健全和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通过站（所）务监督，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二是工作要求明确。站（所）务监督小组在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镇纪委负责组织开展工作。监督小组利用站（所）务会议、站（所）务公开栏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积极参与站（所）务管理活动，及时公布相关情况，听取干部职工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三是工作重点明确。监督小组重点对站（所）务公开、党务公开、落实廉洁自律规定、干部职工履行职责、工作目标推进、物资采购、资产经营管理、资金流向、费用开支、资金分配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突出加强对重大事项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检查；平时注意收集整理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现重大问题，及时向镇纪委汇报。

（三）强化组织领导，站（所）务监督效果得到保证。站（所）务监督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组织领导。为确保站（所）务监督落到实处，在我镇党委的领导下，镇纪委通过多种举措，扎实组织开展站（所）务监督活动。一是定期检查站（所）务监督小组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检查监督小组是否对本站（所）相关事项做到关口前移，主动参与，全程监督；基层站（所）所有收支票据是否经监督小组审核盖章；镇相关负责人是否越过监督小组审批支出；镇财政所是否经监督小组审核盖章后再报销，等等，督促站（所）务小组成员认真履行职责。二是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坚持定期组织人员到基层站所开展专题调查研究，通过召开群众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个别谈话等形式，掌握基层群众对站（所）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理清监督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给监督小组和单位负责人，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监督工作做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信服，让群众满意。三是加强对监督情况的研究分析。镇纪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基层站所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站（所）务监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查纠，并针对实际，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努力实现站（所）务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初步成效：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实践，我镇建立站（所）务监督小组的做法取得了初步成效，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弥补了监督空档，推动了基层站所作风建设。目前，我市基层站所大多数仍沿袭“条块结合”的双重管理模式，乡镇与主管部门共同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模式往往容易出现“两管两不管”的空档。少数基层站所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奢侈浪费等问题较为突出，群众反映强烈。建立站（所）务监督小组后，以身边监督身边人、身边事，监督的触角进一步延伸，监督的针对性进一步增强，有效弥补了监督管理的空档，基层站所的作风建设得到了明显改善。

（二）扩大了监督范围，增强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按照规定，监督小组可以对所有站（所）务工作进行监督，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不仅单位主要负责人、结报员受到监督，以往极个别镇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在站所报销开支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扼制。如8、9两个月，在水产站站务监督小组的审核下，该站1万余元不合理开支被拒报。

（三）前移了监督关口，及时解决了一些问题。近几年，尽管我市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加强基层站所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但往往是以事后监督为主，成立监督小组，突出加强事中监督、事前监督，做到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问题。如针对一些站所非生产性开支过大、控制不力的实际，根据各监督小组的意见和建议，我镇决定在基层站所实行职务消费包干制度，综合考虑前三年各单位收支情况，按非生产性支出的平均数为基数，核定各单位的办公、交通和接待费用。今年以来，成立监督小组的11个站所非生产性支出同比下降了30%以上。

（四）保障了群众权力，提高了群众参与监督管理的积极性。监督小组的成立，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反映权、质询权、建议否决权等权力有了有效保障，群众参与监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今年以来，我镇11个站所

监督权力范文篇4

针对当前党员监督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监督盲点多、空当多，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监督责任和有效的机制保障，监督动力不足，因而使监督经常处于“弱监”、“虚监”、“空监”状态等弊端，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研组在对津粤江浙沿海四地发达地区的党员同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激发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内在主体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建立党员监督的长效机制、瞄准重点对象构筑保障监督者权益的制度防线、搭建党员监督的实现平台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条件，创新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让党员更好地行使自身的权利，并有效地开展监督。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监督权利，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仍然存在影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诸多矛盾、问题和障碍，制约着党员监督权利发挥作用。

1.党员监督是党员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最终都离不开监督权的实现。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员直接作为监督主体，在党内权力运行过程及执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的监督制约作用。

2.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所拥有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用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那些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和领导干部。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党内权力运行中枢系统和权力资源密集岗位的监督。监督权利只有紧扣党的权力运行过程才能有效实现，党员监督权也由此可以具体分解为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不论是党代表会议的监督、党代表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的监督，还是党员个人的监督，都要依法依纪，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而且监督的结果也要受到监督。

监督权力范文篇5

针对当前党员监督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监督盲点多、空当多，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监督责任和有效的机制保障，监督动力不足，因而使监督经常处于“弱监”、“虚监”、“空监”状态等弊端，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研组在对津粤江浙沿海四地发达地区的党员同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激发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内在主体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建立党员监督的长效机制、瞄准重点对象构筑保障监督者权益的制度防线、搭建党员监督的实现平台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条件，创新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让党员更好地行使自身的权利，并有效地开展监督。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监督权利，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仍然存在影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诸多矛盾、问题和障碍，制约着党员监督权利发挥作用。

1.党员监督是党员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最终都离不开监督权的实现。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员直接作为监督主体，在党内权力运行过程及执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的监督制约作用。

2.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所拥有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用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那些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和领导干部。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党内权力运行中枢系统和权力资源密集岗位的监督。监督权利只有紧扣党的权力运行过程才能有效实现，党员监督权也由此可以具体分解为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不论是党代表会议的监督、党代表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的监督，还是党员个人的监督，都要依法依纪，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而且监督的结果也要受到监督。

监督权力范文篇6

一、刑罚执行权

(一)刑罚执行权的概念与特点

1.刑罚执行权的概念

刑罚执行权,是执行法院生效司法裁判的权力,借以实现刑事司法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刑事司法领域,就刑罚执行权而言,应包括申请执行权,交付执行权,执行权、变更执行权和执行终结权。此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因为重大疾病、立功等特殊情形,会发生刑罚执行变更的情形,如,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刑期的减少等,因而会产生执行变更权。狭义的刑罚执行权,仅指代执行具体刑罚的权力。而广义的刑罚执行权,实际上是涵盖上述各项权力的一个集合权力。广义的刑罚执行权,展现了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的权力活动。本文所指刑罚执行权是广义的刑罚执行权。

2.依据我国刑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刑罚执行权体现出如下特点:

(1)无申请执行权

法院裁判生效后,由法院将生效裁判等文书移交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将罪犯移交执行机关执行。这种执行具有自动性、法院参与性的特点。这种执行体制设计无申请执行权的设置,也不需要某个司法机关来执行申请刑罚执行权。换言之,我国是把法院作为了生效裁判的执行机关,具有了实现刑罚的参与性的权力,而且现实也是,法院负责执行死刑和财产刑的执行,这样,我国法院实际上暗含着承担着申请执行权的职责。

(2)交付执行权,多由法院与公安机关具体执行

裁判生效后,由法院宣告或送达后,由审前羁押或监管的公安机关将罪犯移交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对没有被羁押的,则由法院将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送达被执行人执行从而实现具体的刑罚。在这个过程中,无追诉犯罪的检察机关参与交付执行,也不存在执行监督。

(3)执行权主体多样。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有死刑和财产刑的执行权;看守所、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具有自由刑的刑罚;公安机关负责资格刑、监外执行、假释刑罚的执行。所以,我国的刑罚执行具有主体多样性的特点,表现为公安、监狱、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和法院多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执行刑罚的现象。

(4)执行变更权由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决定。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罪犯刑罚的变更,由监狱等执行机关提出刑罚变更的建议,由监狱管理机关或法院决定具体的刑罚变更,检察机关无具体的求刑权,仅具有事后的监督建议权,并且其监督效果甚微。所以,我国刑罚体系表现为,监狱一定程度上参与并执行着法院的刑罚权,法院和监狱共同来完成刑罚变更权行使的特点。而求刑权本是追诉犯罪的检察机关的权力,即追诉犯罪与惩罚犯罪本应是检察机关的职责,但我国执行变更权的设置实际上是剥夺了起诉机关的追诉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

(5)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活动中功能弱化或虚无,检察监督权仅在死刑执行活动中规范较明确,其他执行活动中仅是一般性规范。

从我国刑罚执行的体系看,检察机关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刑罚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刑罚执行权,也没有参与到具体的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仅仅具有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刑罚执行的功能。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更多的体现在死刑执行问题上,法律对此规范得相对明确具体。但是,在其他刑罚的执行活动中,检察监督的规范相对比较模糊,监督能力相对比较弱化。

(二)刑罚执行权权属本源定位的回归

我国刑罚执行的特点,体现了刑罚执行极大的便捷性特点,充分整合各项司法机关的资源以执行刑罚功能。但检察机关执行活动介入少,监督弱,执行程序公正性不足。基于我国刑罚执行权的上述特点,有必要重新厘清刑罚执行权设置,构建合理而公正的刑罚执行体系。

首先,法院是司法裁判机关,司法裁判的权威与公信力是法院的生命。专一的裁判职权、消极的、被动的、公正的裁判是其最基本的司法生命,除此之外,其不应再有其他职权,尤其是涉及其他性质的权力,比如一定的刑罚执行权(没收财产、死刑等)。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法院是真正的只关心裁判的公正,尽心尽责完成单一司法裁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神圣使命的形象。其参与刑罚的执行以及提交相关机关追究犯罪刑罚的做法,势必给公众以法院有惩罚犯罪、追诉犯罪之能,是与追诉犯罪的机关一样,共同配合,走过场追诉犯罪的嫌疑。为维护司法裁判中立之形象、正义天平的之功能,法院这一审判机关就应专一地、不偏倚地执行审判职能,而将影响其中立地位的申请执行权、交付执行权以及刑罚执行权等刑罚执行权力交付给有权执行机关执行才对。

其次,作为国家之代表,人民追诉犯罪功能的体现者——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追诉犯罪,使得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刑罚惩罚。检察机关积极的起诉与追诉犯罪,就是其职能的鲜明特色。那么,对于经过法院定罪判刑的犯罪分子,申请刑罚的执行,监督刑罚的实现,其实正是检察机关追诉犯罪职能的自然延伸,也是实现追诉犯罪目的的真正落实。所以刑罚执行的申请权,保证刑罚权的实现理应是检察机关起诉职能的应有之意,也是其追诉犯罪职能的自然延伸。基于此,笔者认为:申请法院签发执行权令,交付执行令,以及出现刑罚没有执行时,向羁押机关以及刑罚执行机关申请执行权,刑罚变更申请权都应是其追诉犯罪功能的体现。这些权力不应由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来行使,否则会出现执行权、求刑权和裁决权的相互混淆与错位,有违公正司法之嫌。

再次,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罪犯有优异表现的,为体现刑罚改造罪犯之目的,有必要予以刑罚的变更,以体现刑罚改造罪犯,回归社会的目的。这种刑罚之变更情形,是对原来裁判刑罚的变更,涉及法院的定罪权与量刑权中的量刑权的行使,所以,刑罚改变的裁判权力应专属于法院,其他机关不能行使此刑罚裁量权。因为,由其他机关(比如监狱管理机关)践行司法裁判权,势必会侵犯司法裁判权的专属性,出现权属异化之现象。虽然刑罚具体执行机关是具体刑罚的直接执行者,其有展示罪犯具体执行情况之能力,但求刑权是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权属内容,执行机关若有求刑变化之需时,理应申请检察机关介入以实现求刑权。通过犯罪追诉机关的介入,实现权属的制约与公正之实现。避免执行机关出现人为求刑主观错误的现象(如,监狱不当的刑罚变更以及贪污渎职等情形)发生,并且,这也是求刑权与执行权分工的使然。

(三)刑罚执行的具体程序设计

1.由于缺失刑罚执行申请权设置以及监督制度,在我国,对法院生效裁判,一般是由裁决法院将生效裁判文书移交给公安机关,再由公安机关将罪犯移交监狱执行,这期间,因为无检察监督的跟踪督导,无第三方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推进功能(即如果出现判而不执行之情况,申请执行权缺失,无法追诉刑罚的执行)。因此,有必要重新设计刑罚提交程序。法院应撤销执行法庭的设置,在生效裁判做出以后,应将生效裁判文书直接交检察机关起诉部门,由其凭生效裁判文书去公安机关提押罪犯移交执行机关,实现刑罚追诉权(甚或监督权)的实现,防止出现在提交罪犯环节出现冒名顶替,交付执行不及时等司法诟病。

2.就执行变更权而言,因其改变了原来生效裁判的量刑部分,是对原生效裁判的改变,公正性、裁判更改的正当性应通过规范的审判程序来进行,而不应由执行机关简单的程序控制来实现。执行变更包括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其中减刑是对原生效裁判刑罚的改变,假释和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执行变更对服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影响巨大,对犯罪被害人心里影响甚重,社会关注度高,理应通过合理的公正的程序来进行。执行变更权应细化为建议权(申诉权)、申请权和裁决权。其中建议权应由执行机关和犯罪分子(申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刑罚变更的申请权由检察院来执行,裁决权由法院行使。具体说,监狱机关应是刑罚变更建议权和移交变更案件的权力机关,服刑罪犯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申请刑罚变更权利,当然这需要细化与明晰刑罚变更的依据与标准,使被执行人有申请的根据。同时,应给予检察机关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机会,除了监狱机关提交审查方式外,还应有听取监督机关意见,提押刑罚变更权人陈述、监狱内调访其他罪犯意见,公示罪犯服刑表现,公开提请法院刑罚变更裁决程序等。其中,监狱内的检察监督部门应与刑罚变更申请部门——起诉机关实行机构设置分离制度,监督机关有知悉权,全程参与在场权和表达意见权,在刑罚变更阶段有获得变更程序信息权力等。

3.构建刑罚执行变更的听证式程序。听取检察机关的刑罚变更建议,提取其他相关人员的不同意见,由法官裁判刑罚变更的简易式的听证程序,达到公开、透明、说明理由式的刑罚变更的简易程序。

4.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就目前我国多头刑罚执行体系而言,确实有一定的效率优势和管理方便的特点。但是,刑罚的多机构执行的特点势必造成执行标准不统一,罪犯执行管理相互脱节的现象。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有助于刑罚执行的延续性,尤其在执行变更环节,继续由刑罚执行机关监外执行更有利于延续性地考察罪犯的监督改造,而且,执行统一,会标准统一、规范统一、权属明晰、职能明确。当然,根据刑罚的不同,对象的有别,统一执行管理机构下可根据刑罚的特点设置不同的刑罚部门,实现统一下的多样性的执行体系。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设置,职能单一、权属清晰、责任明确,有利于不同的司法机构之间的制约与制衡关系的确立,不会出现上述权属异化与混同现象的发生。

总之,在刑罚执行体系中,检察机关、法院和监狱要根据各自的司法、执行或者监督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权属划分,以程序实现正义,以司法诉讼规律实现权属的制衡与功能的协调,人权的保障。在公正与效率的考量中,公正优先。

二、刑罚执行监督权

(一)刑罚执行监督权解析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法律监督表现为对国家各类机关执行法律活动的监督、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确遵守法律的监督。法律监督可以分为执法监督、司法监督和守法监督。目前,我国最完善的是刑事司法领域的司法监督,比较而言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比较完善。当然,我国对监督权的法律地位与性质、监督的模式、监督的形式、监督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状态,还需要进一步地理顺和厘清。就刑罚执行监督而言,我国只是在死刑监督上体现得较为完善,但在刑罚执行监督、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上均存在缺失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对)执行权与监督权之间的关系上存在认识上的混乱,比如学界对检察机关执行权和监督权关系有执行监督合一与执行监督分离等不同的划分方法。笔者认为,执行监督权是一种外在的监视督导性权力,其不是实在的具体的执行性、功能性的权力。其应是执行程序中的一种外在的审视与监视性权力,其不应任意地干涉与参与执行性的权力行使。其应以获得知悉权、执行权力行使的在场见证权、执行权行使错误后的纠错建议权为其权属特色。知悉、见证的实时性,纠错的事后性应是其权属表现的外在特点,

(二)就我国执行监督而言,体现出如下特点:

1.场所监督。即在监管场所设置检察监督机构,负责刑罚执行的监督。

2.检察机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只有监督部门介入刑罚执行,而没有其他检察职能部门介入执行体系,即只有监督权在刑罚执行中起作用而没有其他检察权介入其中。这使得执行中体现检察机构诉讼职权性质的活动都以监督权的形式表现出来,监督权成为了刑罚执行中检察职权的集中代表。这样的结果就是监督权混同于或者说包含了刑罚执行中检察机关的所有职权。

3.执行监督覆盖的领域少,仅仅限于常规的执法监督和死刑监督,在财产刑等非监禁刑、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中监督功能不足或者缺失。在交付执行、变更执行等执行环节上监督不利或者缺失。

4.监督的方式,以事后监督为主、以提出监督建议为监督的主要形式,表现为监督功能弱化,配合足而监督制约弱。

5.人权保障意识不足,监督多注重对执行机构执法合理性的监督,而对被执行人的诉求、被执行人的主动求刑变更权保护不力。主要就是刑罚变更的程序性救济不足,被执行人在刑罚中主体地位难以获得保障,刑罚改造的主动性功能发挥不足。

在我国刑罚执行监督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刑罚执行权中缺失检察机关应有的参与性设置(如求刑变更权,申请执行权,交付执行权等),而以监督权为检察机关参与刑罚执行的法律依据,势必造成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中难以发挥其参与执行的功能,而使监督权异化为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权,监督权与检察执行权混同,监督权由刑罚执行体系外权力内化为刑罚执行体系内权力,又因为监督权本身监督的第三者性、局外性、以及事后性的特点,造成了执行中检察权参与不足,监督权又异化的发生。此外,刑罚执行中,人权保障意识不足,缺乏被执行人程序性救济制度,致使刑罚变更权由刑罚执行机关一权把握,被执行人被动改造,从而容易滋生执行腐败和渎职现象发生。同时,刑罚被执行人的主体地位不立,主动改造的功能难以发挥,刑罚的教育、改造、回复社会的目的难以实现,人的社会主体地位难以真正地确立。

三、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的关系

如上所述,各种执行权形成完备的执行权体系,实现刑罚的目的。执行权是刑事司法完整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辩护权、执行权形成一个“封闭的、独立的、完整的”的刑事司法体系。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法律确立的由具体机关执行的,监视督导法律运行合法性的权力。监督权具有超然性、外在性、建议性、见证性的特点。其权力行使的特点应是,既有内在的参与司法运行体系,获悉司法运行情况信息的权力,也有外在的见证司法活动与为各项司法权力正确行使提供建议权与纠错建议的功能。

就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而言,刑罚的执行由执行权的具体行使来实现。完善的执行体系能恰当地实现刑罚执行的公正与合法。但是,外在的执行监督,是见证与知悉其执行体系是否良性合法运行的评价机制,通过纠错建议权给予执行权体系以审慎对待其权力行使的警醒。

就检察机关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而言,检察机关应实行监督权机构与执行权机构分设制度,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行使。既要,构建完善的执行体系以自我实现权属行使的公正与合法;也要,通过外在的监督机制实现国家权力机关有形的监督功能的实现,实现外在的监督见证与内在的系统自行有效运行各自功能的实现与完美的结合。

四、检察执行与监督程序构建设想

(一)实现两个分离——检察执行权与检察监督权分离;司法裁判权与执行权分离。

检察执行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分离,是法律监督权与刑事司法职权相区别的使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检察机关基于其执行追诉犯罪的诉讼职能,在执行体系中有其自身的权属范围,是执行体系有机组成部分。检察执行权在刑罚的申请执行、交付执行、申请执行罚变更上都有体现,这是检察追诉权职能的自然延伸,也是执行体系中权力制衡的权属构建的需要。检察监督权是执行体系外,以法律守护者身份出现的,超然于执行体系外的第三者监督权力。刑罚监督权不应内化或干涉执行体系的有序运转,不应干涉执行权体系的独立性和权属专属性。检察执行监督权只能有知悉执行情况信息、执行见证功能和事后发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如果需要追究违法机关的法律责任,则其应启动追究法律责任的纠错程序来进行,即启动有追究权机关依据法律程序追究违法甚至犯罪的司法程序,如由追诉违法犯罪的诉讼程序来追究违法犯罪责任,而不能在诉讼外增加新的监督惩戒违法程序,否则,将出现司法程序外又有一个监督程序,这会践踏司法的权威性,出现人们质疑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

执行体系中,司法裁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是维护权属的独立性和专属性的需要,是各尽其责,防止权力越位、倾轧的异化权力现象发生的需要,是权力制衡与维护司法公正、执行公正的需要。刑罚执行活动中,出现争议之时,出现刑罚变更之时,也就是司法裁判权行使裁决权之时,比如执行罚变更时,刑罚的改变是对原生效裁判的更改,应由中立的具有司法裁决权的法院来行使,而求刑变更权应是追诉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监狱等执行机关仅具有刑罚的执行权和对罪犯改造表现的记录权与刑罚变更的建议权,被执行人有向检察机关申诉刑罚变更的权利,这样构建的刑罚执行与变更程序救济制度才是公正的,体现权力制衡的,并充分的保障了被执行人刑罚的主体地位、人权保障性和改造的主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检察执行监督权仅对此具有知悉权和给予司法建议权,而不能参与到具体的执行权体系中,以维护执行权体系的独立性。

(二)确立刑罚被执行人司法救济程序——由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回归社会发展

现有的刑罚执行体系,是一种单一的执行刑罚的过程,是一个单方主动的改造过程。刑罚的执行具有强制性、被执行人被动服从性的特点,类似行政性的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这种执行体系中,刑罚执行的对象是执行体系内的执行客体,无权益也无主体地位可言。这种强行政性的刑罚执行体系,是旧有的报复刑论的遗毒。如今,刑罚的目的已由惩罚论向回复社会的教育改造论转变,被执行人的主体地位,合法权益愈日益受到重视,刑罚改造的被执行人的主动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唯有被执行人内在、主观地向善、社会对其以主体地位对待,被执行人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欣然接受自己给社会危害的惩罚后果。这样,司法才能真正地教育改造出鲜活的,个性的、懂得自己权益和他人利益的新生的社会人。所以,我们的刑罚体系应构建保障罪犯合法权益与诉求的司法救济程序,使其对自己主动改造行为获得的权益能得到合法维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改造的努力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欣然,才能促使其相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司法制度,相信自己能在社会上得到自己权益的维护,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对被执行人的诉求,我们需要建立司法救济程序:建立第三者的检察申诉部门(或者由第三者的监督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地监所走访和谈话制度,畅通被执行人申诉渠道,对满足执行罚变更条件的罪犯给予其主动求刑变更的诉求,甚至可以有法定自动变更刑罚制度。

(三)构建检察、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三者参与的刑罚执行体系

刑罚执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管理活动,其涉及很多环节和不同的权力与权益。就交付执行环节而言,需要法院签发刑罚执行令,需要追诉犯罪的检察起诉机关就自己求刑权的实现去审前羁押机关提押罪犯到执行机关(也是防止错误执行发生的需要)。就刑罚变更而言,需要执行司法裁判职能的法院就其先前刑罚的改变作出中立而公正的新的裁决,而求刑权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应由执行追诉犯罪之能的检察机关来执行,负责执行的刑罚执行机关和被执行人有申诉求刑的权力(利),具体说“检察机关应当具有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程序控制权……鉴于我国刑罚执行监督中出现的问题,借鉴他国的经验,我们国家应当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提起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具体而言:执行刑罚的监狱根据刑罚执行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提出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由监所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并由其作出裁决。

(四)构建执行体系外检察监督的有效模式

“法律监督中监督者以第三者的身份置身被监督系统或者监督对象之外,在客观评价被监督事务的基础上超然理性地实施监督”是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

监督权力范文篇7

一、人大司法监督权的运作方式、优势和缺陷

根据《宪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主要是指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而法律监督又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是立法监督，一是司法监督。所谓人大的司法监督即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工作以及对司法人员是否依法办案，特别是对他们严重违法造成冤假错案进行监督，以促进司法机关的工作和行为合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这种司法监督权的根本基础就在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代表人民的载体，而人民又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承担者。正如我国《宪法》第2条和第3条规定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实践的人大司法监督的行使表现形式有五种：一是权限监督，即通过立法形式，规定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为模式；二是人事监督，即通过选举、决定、任免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考核其任职资格和履行职责的情况；三是工作监督，即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监督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情况；四是财政经济监督，即通过审查批准国家预算，决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经费供给并监督其使用；五是质询监督，即通过具体问题或个别案件的质询(或询问)，监督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2）

（一）人大司法监督权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根据我国宪政的实践，当前我国人大司法监督权的行使特点和运作方式表现如下：

1、人大司法监督权是一种程式性、象征性的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表现为听取和审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或不定期的专项工作汇报。这种程式上的监督往往因为有些《工作报告》通过文字上的表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而使得监督无法到位。实践中，作为人大通过人事任免的方式而对司法机关进行的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一般情况下，只要地方党委决定任用某某为检察长、副检察长、院长、副院长等而由有关机构提交人大或其常委会给予选举或任命时，人大均须任命。这种本来通过行使人事任免的权力能有效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显得很“虚”，因此，人大的司法监督力度自然微弱。

2、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一种宏观性的监督。

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人大的这种司法监督权只是一种整体上抽象的宏观上的监督，仅是对本区域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司法工作进行监督，这是因为人大同时是立法机关，如果赋予人大具体的针对具体问题而享有的那种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实质上就变成了司法权），就会造成立法机关同时享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权力配置规律和权力制衡要求的。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的法律没有就人大的司法监督对象、范围、方式和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

3、人大司法监督权是一种事后性监督。

虽然人大可以通过行使质询权（或询问权）、特定问题的调查权、特定的人事任免权等来实现其对司法的监督，但是这些权力的行使前提是出现了司法不公或司法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等问题。

4、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一种间接性的、非诉讼性的监督。

对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审判不公、枉法裁判的具体案例，人大可以行使司法监督权，可以要求有关人员给予答复、说明，也可以通过有关程序免去有关审判人员职务，但是，人大无权直接改判有关案件，人大也无权就具体案例启动诉讼程序。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第10条所规定的那样，“常委会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具体案件应由法律实施主管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5、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一种非专业性监督。

司法，是一项光荣、严肃而神圣的工作，也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只有那些逻辑思维严谨、受过较好法学专业训练、有丰富的法律基础、丰厚的法律素养、有广泛社会阅历的人才能真正从事好司法工作。因此，严格说来，司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的工作。今天推行的国家司法统一考试，是时代和司法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其目的就在于推动司法人员的专业化、精英化，尽可能地排斥不适宜从事司法工作的人从事司法工作。这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说明，司法的专业化、精英化要求已成为广泛的共识。目前，司法界正在朝着越来越精英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从我国人大代表组成人员的职业结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其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来看，其中法律界的精英（或有过法律工作背景）的人员很少。这种监督主体的非专业性就决定了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一种非专业性的监督。非专业化主体对专业性工作进行监督的结果必然是低效率、低质量的监督。

6、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一种单向的上对下的监督。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由此，人大是司法机关的上位机关，是一种上对下的监督，从理论上说，人大所作的命令、决定、要求，同级司法机关必须执行、贯彻或答复，并不得懈怠。

（二）人大司法监督缺陷总括

监督的语义学解释，是指“从旁察看并督促”，它是一种对违法或错误行为的制止或纠正。通过以上对人大监督运作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大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力，人大的监督可以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人大对“一府两院”具有最高的监督权力，因为“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同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性质决定了它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通过，一切国家重大事项由它决定。然而，其行使司法监督权时的特点——程式性、宏观性、间接性、非诉讼性、事后性、非专业性又决定了其监督的实效不可能太明显，也不可能太迅捷，监督的高质量目的不可能容易达到。因此，人大的司法监督不可能及时、迅捷直接地督促每一种违法或错误行为得到制止或纠正，甚至于对很多具体错误违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无法予以发现的，更谈不上督促违法或错误行为得到制止或纠正。

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运作方式优势和缺陷

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和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等所作的监督，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法院统一正确行使国家的审判权。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权力来源于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人大司法监督权的具体执行者、实践者。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有利于保障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权的统一正确行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于保障诉讼参加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有利于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权是广泛的，不光有刑事审判监督权，还有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当然现实生活表现为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审判监督权相对较为完善，而对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则在理论上还有诸多争议，有人甚至以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发挥的作用甚微和有损审判独立为理由主张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在我们看来，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活动中出现诸多问题确实跟当前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发挥的作用甚微有极大的关系，然而，这恰恰说明要加强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在当今我国法院系统的现状下（表现为法院整体内部的自我监督系统不够完善、法官整体素质和涵养还相对比较低），法院缺乏外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审判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强化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将有助于推进真正的审判独立。

（一）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1、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一种经常性、持续性的监督。

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伴随着检察工作的始终和检察业务的起始，是经常的、持续性的、连续不间断的，并贯彻审判活动（从受理案件—刑罚执行）的始终，在刑事审判当中体现为最为明显。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机制越完善，违纪违法的法官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就越高，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威慑作用也就会越大，越有效。经常性、持续性的约束体现为通过检察建议予以警示、规劝、及时补救，可以防止小的失误发展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经常性、持续性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可以促进法官自律和道德意识的形成，并且当法官将受约束下而为的行为产生惯性并最终成为法官的“下意识”时，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他律）就会转化为法官自觉行动（自律），从而真正推动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

2、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一种微观的直接监督。

以刑事审判为例，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案件直接参与刑事审判活动，在法庭上，可以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每一诉讼程序实施监督，对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程序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以及人民法院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均可实施监督。这种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案件实施监督，因对案件情况和运作有更深刻的了解，使得监督更切合实际。在民事、行政审判领域，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同样表现为是一种微观监督，只不过这种监督涉及的范围、方式显然不够明确、具体。

3、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专业化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是我国唯一的法定的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机关监督。这是由我国法律的规定和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人员素质要求的特点所决定的。从理论上来说，专业化的监督更能严格遵守监督的法定程序、具有更高效的工作方法、更强的监督能力和更好的监督技术，从而使得监督的质量更高、更具实效。

4、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是一种具有司法化倾向的监督。

司法化监督的根本特征是可以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实现对违法审判行为的审查。我国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违法无权作出终局的裁决，但是可以通过抗诉、发出检察建议，并对法院涉嫌犯罪的行为行使立案侦查和移送起诉的权力来实现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这种权力明显地表现为具有司法化的倾向，具有强化法律监督实效的功能。

5、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主动性的监督。

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过程是一种主动行使职权去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的过程，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就可依职权、按法定程序（比如提起抗诉）要求纠正；涉嫌构成犯罪的，则主动依职权按法定程序（比如开展立案侦查）使之绳之以法，这有别于在有关当事人要求追究审判机关或有关人员责任后才去监督的被动性监督。主动性监督有别利于防止违法行为发生，防止造成审判不公及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做到防患于未然，减少“亡羊补牢”之举。

6、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是一种跟踪监督。

这种跟踪监督的特征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理论上来说，刑事公诉案件自从法院受理之日起到审判结束移交执行时，人民检察院都紧跟着予以实施监督；甚至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还可以通过办理刑事申诉或刑事赔偿案件监察法院审判活动的行为是否违法，从而能够及时纠正有关错误。当前，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往往表现为仅仅是一种事后监督，是否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跟踪监督权，法学理论界莫衷一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跟踪监督权。（3）

7、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是一种横向的平行监督。

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在层次效力上是低于人大司法监督权的，是一种与审判权平行的监督。因此，这种监督并非是上位对下位的监督，而在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制约关系，这种监督对人民法院没有绝对的终局效力，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置若罔闻”。即使是按法律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受理，人民法院也仅仅是受理而已，至于是否真正依法重新审理或改判还是个未知数。

（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缺陷总括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行使本来具有经常性、持续性、微观性、具体性、直接性、主动性，司法倾向性等特点，这种权力的设计似乎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并未能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民事行政审判领域更是如此。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整个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有关外，除与检察人员总体素质跟不上时展的要求有关外，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本身内在的缺陷也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第一，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中不含有司法强制的内容。司法强制在各种权力强制中力度最大、最强，然而，正是因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不是司法强制性，不是有实质性监督的特点，机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甚至提出的抗诉都不可能产生较为理想的效果。第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独立行使受到极大的牵制。检察机关能否启动审判监督权，不光是要受制于上级检察机关，有时还要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影响。第三，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内容较为丰富，但是保证其实现的程序规范不完备。当前，我们有关保障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实现的程序规范很不完备，即使是现行操作的部分程序规范，也多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自行制定的，这种规定的效力等级显然是不够高。

三、人大司法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衔接共同形成合力的构建

根据前文的分析，人大司法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都各有其特点，发挥其应有监督职能的时候也都各有其优势，同时也有其本身内在的缺陷，也正是如此，二种表面合理、完善监督机制并没有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现有效的监督。而当前，人大的司法监督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没有衔接起来。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应当通过有效途径将人大司法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衔接起来，共同形成合力。

（一）人大司法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衔接的可能性

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从根源上是来源于人大司法监督权的，这是在我国当今宪政架构下的权力设置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两种权力在内在上是同一的，只是两种权力的侧重点不一样，因此，实现两种权力的衔接是顺理成章的事。二种权力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点则在事实上呼唤二种权力的有机衔接，以形成更为完备的监督体系。在我们看来，二种权力的内在同一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设置这二种权力的目的相同。即是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确保司法公正。第二，两种权力的根本内容相同。即是监督司法活动依法进行，发现并纠正违法现象，制止和惩罚违法行为。

（二）人大司法监督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衔接的构建

总体上来说，一方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为了实现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人大行使司法监督权时应借助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来操作，尽可能地使行使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发展成为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受到阻力时或监督缺乏实效时，要及时主动地将有关情况反馈到人大，通过行使人大司法监督权来强化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当然，需要通过立法对此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使之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

在全国人大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可能就此问题作出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各地人大与其同级检察机关可以就此问题制定工作条例进行试点，探究合作的新途径。《工作条例》应当就二种权力衔接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基本程序、工作规程、涉案范围等作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自然应当在深入调研、周密论证等大量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人大司法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衔接起来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思路：

1、赋予检察机关向人大提请司法弹劾建议权，使人大常委会行使人事管理权更具权威性。在西方，议会对违法失职及涉嫌犯罪的法官具有弹劾权。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引进弹劾权这一概念，但在人大事实上是具有这种权力的，只不过这种权力由于种种原因在客观上行使得不多，造成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为了使这一权力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利用检察机关更容易发现法官违法、失职、犯罪行为的优势，宜赋予检察机关向人大提请司法弹劾建议权，人大在获得检察机关的司法建议后，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启动弹劾权，视情况分别剥夺法官的等级、职称和职位等等，从而在客观上使人大的人事管理权更具权威性，也能更好地促进审判公正。

2、确立由人大指派检察机关调查个案的制度，增强纠正错误审判的针对性。人大在行使个案监督权的过程中，认为需要对具体个案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指派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及时准确地将监督情况汇报于人大，人大在检察机关履行职务活动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监督处理，从而，有助于增强纠正错误审判的针对性。

监督权力范文篇8

针对当前党员监督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监督盲点多、空当多，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监督责任和有效的机制保障，监督动力不足，因而使监督经常处于“弱监”、“虚监”、“空监”状态等弊端，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研组在对津粤江浙沿海四地发达地区的党员同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激发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内在主体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建立党员监督的长效机制、瞄准重点对象构筑保障监督者权益的制度防线、搭建党员监督的实现平台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条件，创新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让党员更好地行使自身的权利，并有效地开展监督。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监督权利，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仍然存在影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诸多矛盾、问题和障碍，制约着党员监督权利发挥作用。

1.党员监督是党员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最终都离不开监督权的实现。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员直接作为监督主体，在党内权力运行过程及执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的监督制约作用。

2.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所拥有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用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那些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和领导干部。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党内权力运行中枢系统和权力资源密集岗位的监督。监督权利只有紧扣党的权力运行过程才能有效实现，党员监督权也由此可以具体分解为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不论是党代表会议的监督、党代表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的监督，还是党员个人的监督，都要依法依纪，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而且监督的结果也要受到监督。

监督权力范文篇9

关键词:国家权力;宪法监督;宪法解释

所谓宪法解释，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对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的阐释与说明，目的在于解决人们对某些宪法规范理解上存在的分歧，确保对宪法的遵守和执行的统一，防止或避免因为对一定宪法规范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遵守和执行上的不一致情形的发生，从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确保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得以实现，使宪法作为法律的规范性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据此而论，这里所说的宪法解释，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包括所谓的学理解释在内［1］，而仅仅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即享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宪法进行的解释［2］。

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发挥着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但人们的行为又是复杂多变的，有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容纳下时刻变化着的人们的行为，于是形成了法律规范的有限性与人们行为多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让立法者制定出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都能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完全不可能的，所能采取的就是将人们的行为类型化，然后用抽象或高度概括性的法律规范去表达。高度概括抽象的法律规范是通过使用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实现的，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固然有利于将更多的行为涵盖其中，扩大法律规范适用的范围，更好地将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之中，但同时也存在着容易造成人们对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解上产生分歧的弊端。在不能完全放弃于法律中使用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前提下，消除人们理解分歧的最好办法就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对发生理解分歧的法律规范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更为关键的是，法律文本使用的语言并非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符号系统，其中的词语本身就存在多重含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过分追求其精准度，但在法律文本中出现时，不同的理解有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直接影响到相关人员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履行，也就是直接与人们的利益享有与否相关，就不能够像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样大而化之，或者是不追求其精准度。这就是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之所在。一般而言，普通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往往在权利义务的规定上比较具体，也就是对人们行为的引领性要求比较明确，但无法做到十分精准，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制度来解决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抽象的程度更高，正因为如此，在和普通法律规范相比较的意义上而具有“原则性”的特点［3］132，这也就意味着对其理解发生分歧的可能性更大，与普通法律比较起来，也就更需要进行解释。再者，普通法律的解释往往解决的是对某一法律中具体规范的理解分歧问题，仅仅影响到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该法律规范而享有的权利或应履行的义务。对宪法文本中一定规范的理解发生分歧，不仅影响到宪法关系主体宪法上的权利享有和义务履行，更关系到基于该规范而制定的有关立法是否合宪的问题，这是由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属性决定的。因此，宪法解释较之一般的法律解释制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我们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全面依法治国“愈来愈凸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因此，宪法的权威是否能够得到遵守，其他的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地符合宪法，是我们实现“依宪治国”的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宪法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宪法文本中最早规定宪法解释的是1978年宪法，该宪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此前的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对宪法解释权没有明确规定，仅仅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规定“解释法律”。或许人们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包括宪法在内，但宪法文本在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中规定“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如果“法律”包括宪法在内，岂不变成了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和宪法了吗?要知道，在1954年宪法制定出来以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仅享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制定宪法的任务已经完成。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确立宪法解释制度的是1978年宪法。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由于没有规定宪法解释问题，那么，可以将全国人大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权力理解为包括宪法解释的权力在内，也就是全国人大以其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为依据，在监督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进行解释。但在1978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以后，就出现了宪法的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相分离的问题。现行的宪法则将宪法监督权同时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但依然保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全国人大虽然继续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并没有被明确赋予享有宪法解释的权力，意味着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的分离状态在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是一种什么关系，考察国外宪法和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关于宪法解释权的规定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一)美国、日本等实行司法审查制的国家

无论像美国那样宪法监督权来自于判例还是如日本那样司法机关享有的宪法监督权来自于宪法的明确规定，都不涉及宪法解释问题。如日本国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最高法院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时候，当然有权对涉及到的宪法规范进行解释。由于司法审查制具有独特的“个案审查”或“附带性审查”特点，并且要求宪法性争议要达到成熟的程度，才能由法院受理并进行裁判。因此，宪法解释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涉及到的宪法规范进行解释，宪法解释寓于宪法审查之中［4］，目的在于为解决当下具体的宪法性争议提供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争议这一前提，法院是不能对宪法规范进行一般性的阐释与说明的，这被认为是由司法权的被动性所要求的，也是固守司法权的被动性的体现。

(二)在宪法或有关法律中规定了宪法解释权，但仅仅是规定在什么情形下，哪些机关有权向

宪法监督机关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并不涉及宪法解释的所有方面代表性的国家有德国和俄罗斯。如德国基本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下列事项:(1)就联邦最高机关或根据本基本法或联邦最高机关议事规则授权的其他有关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发生争执时，对本基本法的解释进行裁决。”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立法权力机关的要求解释俄罗斯联邦宪法。”根据统计，这样的国家并不多。从这些国家的宪法规定看，即便是规定了宪法解释权，也是作为宪法监督机关行使的诸多职权中的一项，并不独立于宪法监督权而存在。就宪法解释权的内容看，实际上针对的是抽象解释，主要涉及的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事项，用以解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

(三)在规定宪法监督制度时，没有单独和直接规定宪法解释权，而是将其作为宪法监督权的组成部分，包含在宪法监督权之中

如法国《宪法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在进行合宪性宣告、合宪性先决问题的审查、立法方式的审查、提出法案的条件的审查、政府拒绝接受法案的审查等活动时，宪法委员会应当在其裁决中说明理由［5］。除此之外，设立宪法法院作为监督宪法实施专门机关的国家，一般会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宪法监督权的行使，但在这些法律中，也没有将宪法解释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力加以规定，实际上也是将宪法解释权包含在宪法监督权之中看待的，如法国、韩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形［6］。根据上述的比较法考察，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无论是否在宪法和有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宪法解释权，都不存在将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并列加以规定的情形。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明示还是默示，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在中国的宪法中，对全国人大仅规定其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规定了宪法监督权，又规定了宪法解释权，并且是将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并列规定在一起。从逻辑上讲，这势必就意味着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是两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宪法监督权中不包含宪法解释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力。在进行宪法解释的时候不是在进行宪法监督，进行宪法监督的时候不能进行宪法解释。宪法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明确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中，从“法无授权即无权”的意义上讲，其他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都无权去解释宪法。如胡锦光、韩大元教授就认为，全国人大仅有宪法监督权，而没有宪法解释权［7］。然而，前面已经指出，宪法解释的权力与宪法监督权不可分割，既然全国人大也根据宪法的规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也应该包括解释宪法在内。否则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时不能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力，势必将造成全国人大监督宪法所依据的宪法规范本身由于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而不能解决当下面临的宪法性争议，宪法监督权实际上就会被架空。试想，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解决所面临的宪法性争议时，需要对该争议所涉及的宪法规范含义进行说明，以明确该争议中哪一方的理解更符合宪法，这难道不是在解释宪法吗?［8］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前者的宪法监督权包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后者显然也拥有［9］。

为解决这一尴尬问题，本人认为，应将作为宪法解释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与作为宪法监督方式的宪法解释权加以区分，依据就是宪法文本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时，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与“解释宪法”的权力并列加以规定，意味着宪法解释权是一种独立于宪法监督权的权力，而且不能为宪法监督权所包含，因此称之为宪法解释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它与宪法监督方式上的宪法解释权之间的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归属的制度不同

根据上述的划分，宪法解释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属于宪法解释制度的范畴，宪法监督方式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则属于宪法监督制度范畴。这样的理解或认识，在我国的宪法学体系中是能够找到其根据的。看一看我国大量宪法学教材或著作，都是将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制度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宪法制度，同属于“宪法实施”或“宪法适用”这一大的制度，在这个大的制度中是并列的关系，鲜有将宪法解释制度纳入宪法监督制度中进行分析的情形存在。对此情形的合理性，我认为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理论上我们比较重视宪法监督制度具有的将宪法的最高强制性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对违宪行为和法律进行处理制裁的惩罚作用;而对宪法解释制度，比较重视的是其根据社会的发展对宪法规范中的有关内容进行的意义再造、漏洞填补、含义明确的作用，强调的是消弭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以达到让宪法规范具有更强适应性的目的，具体讲就是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前提下来解决宪法的适应性，以弥补单纯的宪法修改带来的破坏宪法稳定性的不足。由于过分地注意到了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自然也就很少关注或看到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制度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二是在实践上，且不说“文革”的政治动乱时期，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民主法制制度的建设受到重视的新的历史时期，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件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案件或宪法监督案件①，缺乏实践，也就意味着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制度之间在处理宪法性争议，特别是如何运用于宪法监督的过程之中的必要性就不能充分展示出来，存在的问题也就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前述理论上对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制度的认识偏差就无法通过实践来加以纠正。

(二)享有的机关不同

从世界范围内看，无论是采用司法审查制还是采用专门机关即宪法法院审查制的国家，都是由一个机关来行使宪法监督权和宪法解释权，不存在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由不同机关行使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否对宪法解释权作出明确规定，都不会导致认识上产生分歧。但在我国，虽然采取的是代表机关审查制的宪法监督体制，但并非采用该体制的国家都存在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分离的问题，我国出现这样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人大实行的“一院双层结构”，即除乡镇外，每一级人大均由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两个层级构成，且人大的全体会议和常委会各自具有独立性，不仅组织上能够自成体系，而且还享有宪法赋予的职权，能够对外独立地行使权力。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如何分配国家的最高权力，当然要考虑到所涉事项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在宪法地位上的差异，并不是说全国人大行使的权力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均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常设机关的名义来行使，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享有的权力范围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遵循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全国人大不能因为其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就可以去行使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能因为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就可以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去行使宪法规定给全国人大的权力，它们也要遵循“职权法定”的原则。这是我们认识宪法为何仅将解释宪法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法理依据所在。根据上述，由于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这里的“解释宪法”的权力就属于宪法解释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其他机关不能享有，即便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也不能享有，即宪法解释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在归属和行使上具有专属性，符合公法上“法无授权即无权”的原理。而宪法监督方式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不具有专属性，凡是享有宪法监督权的机关都可以享有和行使。

(三)权力性质不同

监督权力范文篇10

[关键词]村官自治；村官腐败；村民白治；监督体制

一、问题的提出：“村官自治”、“村官腐败”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不断进行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如在民主决策方面，一些地方采取“议行分离”的方法，使村政村务的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或成立村民理事会，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在民主管理方面，各地农村纷纷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立了民主理财、财务审计、村务管理等制度；在民主监督方面，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等制度和形式，监督村民委员会工作情况和村干部行为。通过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民主政治生活，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村民自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这种发展态势只是初步的、不平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政治格局尚在建立中。

目前农村一些地方只有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还很脆弱，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等监管措施流于形式，一些“村官”独断专行，我行我素，目无政策、法律，“村官自治”、“村官腐败”的现象依然存在，对此，村民感到不满和失望。

“村官自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村官独揽决策权。即在村务活动中，一切事物的决定权均由村官独揽，大小事情统统由村官说了算。如村办集体经济项目的可研立项、工程发包、土地出租(出让)、学校、村道修建维护、宅基地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本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才能决定的事情，变成了由村支书、村主任说了算，或者开个村委会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发个通知了事，根本不召开村民会议实行民主决策。从表面看，这些村官敢说敢干，有魄力，实则与组织法背道而驰，严重侵害了村民的民主权利。二是村官独揽管理权。如村办集体经济项目的经营管理、集体土地和财产的管理、水电费管理等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事项，绝大多数都是由村官决定，暗箱操作，由村官及其家属子女或亲朋好友来经营管理，真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特别是村级财务更是典型的村官管理。主要表现在对资金使用上的主宰权和随意性。为此，常常引发村民告状上访、打架闹事、干群关系紧张等事端，形成了不安定因素。三是村务不公开。《组织法》规定，凡是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办理情况都应及时、真实、详细的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而在“村官自治”的地方，村务公开走过场，脱离监督，村务公开名不符实，公开的内容不真实具体，公开的时间不及时。

笔者在福建省泉州市农村调研中了解到，从1998～2007年共9年期间，洛江区纪委就村两委成员违纪违法立案36件。其中违反组织人事纪律1件、违反政治纪律1件、违反计生3件、失职渎职2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4件、违法违纪经济类25件。笔者发现，在经济类案件中违纪违法的村干部大部分是在村里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违法违纪涉及的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的主体以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把手”居多，占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70％以上，民怨极大。这些案件主要表现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荒地，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

二、症结所在：权力失衡、监督乏力

农村基层之所以出现“村官自治”、“村官腐败”现象，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现村级组织设有：两委(村党组织、村委会)、两会(村民会议、村代表会议)、两组(财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村级组织权力结构中有四项基本权力：政治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的规定，村级组织的政治权力格局应该是：村党组织行使政治领导权，村民会议(或村代表会议)行使决策权，村委会行使执行权，财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行使监督权。但在现实中，权力过于集中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出现领导权、执行权强，决策权、监督权弱的状况。权力失衡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

一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过去我国农村一直实行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改变了农村党政权力结构，由过去的一元性转型为二元性即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二是人们认识的偏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自治权应该是由全体村民行使，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决策机构，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应是“村民”的自治，而不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自治组织，这就使得行使自治权的主体往往演变成了村民委员会，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往往又集中于村委会主任一人手中，“村民的自治”实际上异化成了“村委会主任的自治”。

为了加强对“村官”的约束监督，改善村务活动的管理，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制度设计上设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从实施情况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三个明显缺陷，影响了这一制度安排的效果。

一是监督主体多元。根据《意见》的规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代表中推选产生，负责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本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制定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有权检查、审核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由此可见，在小小的村级组织行使监督权竟同时设有两个机构，村民理财小组与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在监督权上存在着交叉，村民理财小组与村委会在村级管理权上存在交叉，因而易造成职能混乱，难以协调。

二是地位不高。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不是与村两委并列的村级组织，处于被主导地位，加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职权、手段有限，导致其权威性不足。两小组成员不能列席参与村务会议，从而无法了解村务的全部过程，只是每季度村务要公开或票据须签字认证才来一次，这就难以保证监督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三是监督范围偏窄。根据《意见》的规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只是“负责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本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然而其他村务活动由谁监督，《意见》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造成监督的“空白区”。

政治学告诉我们：从权力监督的逻辑结构上看，权力监督有两个要素：信息、权力。监督信息的获取和传送，是整个监督活动的起点，监督信息获取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监督的质量和效果。理想的监督，应该监督权与被监督权适当分离。如果监督权与被监督权由同一机构或者个人掌控，或者如果监督权与被监督权形式上虽是分设，但两者之间却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甚至前者就是隶属于后者，监督权就必然会软化、虚化，不可能对被监督权实施严格的监督。理想的监督，还应该监督权与被监督权效力相当。假如我们要实现以权制权，那么我们所设置的监督权的大小强弱即它的“权力量”，应当与被监督权大致相当。也就是说，监督权所占有和能够使用的各种政治资源、强制性影响力之充分，足以阻止和纠正被监督权所发生的违规行为。一个弱小的权力是难以抗御强大的权力滥用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在权力监督的逻辑结构信息要素和权力要素上都出现了问题，从而影响监督的有效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由于监督的缺失，在许多地方村务公开、村财民管乡指导、财务集中核算、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等制度只是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三、对策思路：设立监委、合理配置权力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保障，是反腐败的利器。也是自治活动能长久坚持下去的关键环节。那么，如何完善村级组织体制建设，提高民主监督的能力，保障村民自治呢?

1.创新农村基层监督体制，提升监督组织的地位作用。合并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整合监督资源，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委会同期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回避和工作报告。明确监委会在村党支部领导下代表村民独立行使监督权，列席村委会议和村两委联席会议，全程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活动，监督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村委会和村组干部正确履行工作职责。村党支部、村委会、监委会按照各自章程有序理事。在确保村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前提下，以决策监督、事务监督和财务监督为重点，前移监督关口，使民主监督渗透到村民自治全过程。同时，界定监委会的职能，其职能职责主要是：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实行监督；对执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监督；对财务公开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协助乡镇、街道党委对村干部进行年终述职考评；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建议，提请村党支部，报上级党委、政府后，依法启动罢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