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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模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13:40:48

监督模式

监督模式范文篇1

1会计管理体系和会计监督模式

1.1会计管理体系。会计管理体系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参与、干预、控制会计活动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上的安排，以及为此所制定的一系列的会计行为准则，并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并规定会计人员的权利义务。会计管理体系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体制。会计管理体系一般可以分为3种：①自我管理型的管理体系，其特点是：由非政府会计机构来负责全国会计工作，包括制定会计准则、制度，组织会计学科研究，实施会计监督措施等，经济组织管理所辖的会计人员；政府则很少干预会计活动，除必要立法外，基本由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会计活动。②政府主导型的管理系统，其特点是：政府负责国家会计事务，而非政府会计机构则是通过建议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监督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政府的利益，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会计组织负责管理所辖的会计人员；③政府强制型的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政府全面负责国家会计事务，由政府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及制度，由政府负责对会计人员的管理；政府负责会计监督，在这种体系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会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1.2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是指会计监督机构对会计活动过程及结果的再管理和再监督。其实质是一种管理活动。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会计监督也可以分为3种模式：社会监督，国家主导监督和国家强制监督。这3种会计监督模式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根据监督的不同运行机制，包括3种具体形式：①社会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模式，其特点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依法对委托单位的会计行为进行监察，从而提出客观全面有针对性意见的一种监督形式，注册会计师监督单位的业务，政府负责处罚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由注册会计师监督单位，另一方面监督单位的治理结构。②国家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模式，其特点是：强调政府在会计监督模式中的主导作用，目的是社会监督机制的不足进行弥补；由社会组织负责会计监督；并对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实施监督。③政府强制监督模式，其特点是：强调政府对会计监督的独立地位，社会监督和企业自我监督作为对政府监督的补充及延续。1.3会计管理体系与会计监督模式的关系。会计监督模式作为会计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取决于国家会计管理体系。一个国家推行哪一种会计监督模式往往取决于政府在整个会计监督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政府强制性的强弱也造就了3种会计监督模式所对应的会计管理体制。一个国家所采用的会计监管模式往往反映了其会计管理体系。会计管理体系是受制于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会导致会计监督模式的变化，甚至是会计管理体系的变革。

2我国现行会计监督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会计监督模式虽然已经存在，但面对利益的驱使，仍会存在会计工作秩序混乱、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账务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极大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权益，乃至破坏了经济整体的发展规划。为了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会计活动，我国已建立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结合的会计监督机制。我国的会计制度是由政府会计监管部门对各单位的会计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管。我国的会计监督和会计管理体系之间关系紧密，会计监督是会计管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会计监督与会计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2.1会计监督实施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确。会计监督出现多部门管理的问题，审计，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政府授权机构），中央银行，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监事会和金融机构等在法律上都被赋予了监督会计信息的职责。可以看出，会计监督的本质是多重监督。但是，多重监督方式存在2个问题：①各部门（组织）的职责重叠，主要的监督部门和次要部门混合起来，有关部门难以协调一致，最终导致监督无效。②政府监督的效率低下，违法者被发现和查处的几率较低，不可避免地使会计领域的违法行为逃脱处罚。2.2政府会计监督范围的差异。应该讨论两个问题：政府会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该监督客体什么？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一般来说，监督的主要是受监督对象的活动的结果，即以财务会计报告为主的监督会计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管理模式上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主要是国有企业会计）和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组织管理形式、规则上的制度安排。对其他组织来说，监督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来实施的，以要求会计主体依法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在我国，政府的会计监督内容主要体现在监督对象的会计活动过程，重点监督的是会计材料、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人员。根据《会计法》等有关规定，我国已建立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国家要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共机构等组织进行会计监督。广泛的监督范围使政府无法完全体现自己的意愿，有效的会计监管困难重重。即使政府设法做到这一点，当会计信息扭曲的时候，成本就会过高，从而导致监督的不足。2.3政府会计监督责任未落实责任制度不完善，未能建立和落实质量监督责任制，是监管不力，监督不当的重要原因。例如，企业财务报告批准后出现严重问题的，监事会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3结论

考虑到上述问题，我国会计监督在以下方面有待加强。3.1明确会计监督的主体。由于历史原因，由于会计人员素质和职业道德等因素，我们的会计监管体系在未来仍然是国家监督占重要地位。在这种模式下，解决问题的主要问题是明确会计监督的主体，解决目前多重监督的问题，提高政府的监督效率。首先要明确会计监管机构是设在财政部门还是审计部门，或者是会计师事务所及协会，还是按行业区分，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这是会计监督的第一要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只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严格来说，并不适合成为会计监督的主体。3.2明确会计监督范围。从其他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来看，会计核算的主要目标应该从会计活动过程转移到这些活动产生的结果，即监督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重点监督会计活动的结果可以提高监督效率，而会计活动的过程可以通过有关规定和制度对作为监管对象的会计人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在监督机构方面，政府应着重监督对国民经济和公众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单位及组织。对于其他组织，政府应制定会计法规、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指导和帮助其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及真实性。3.3落实监督责任。监督责任从两个方面落实。首先，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加强对被监督对象的会计信息质量出现问题的处罚。这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详细修订《会计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落实对被监督对象的处罚；二是建立监督责任制度，在监督审批企业财务报告后出现严重问题的监管部门或组织，其监管部门和有关人员应负责，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要实现经济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政府的监管职能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会计管理体系，会计监督应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配合会计管理体系实现管理目标，在发展过程中适应我国国情的变化。

[参考文献]

[1]俞玉玉，李丹生.会计学基础理论研究[M].经济与管理出版社，2001.

[2]李新和.现代企业会计关系[J].财务与会计，1999（10）.

[3]王广明,龚凯颂.会计监督理论与实践[J].会计之友,2000（3）：15.

[4]王虹.对我国会计监督现状的认识和思考[J].经济师,2008（4）：150-151.

[5]黎明.新形势下会计监督现状及对策分析[J].商业时代，2011（12）：68-69.

监督模式范文篇2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规定“宪法有疑义时，由下列各员组织特别会议解释之：参议院院长，众议院院长，大理院院长，平政院院长，审计院院长”。随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详细分析了应采用特别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原因：“至宪法解释问题，除君主国以该权限属于君主外，各国先例尚有三焉，（一）属于国会者；（二）属于法院者；（三）组织特别机关者。惟第一届国会所组织之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则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夫以宪法会议解释宪法，诚可谓独开生面。然中华民国之宪法会议，实由国会两院会合成之。故该草案规定为宪法会议，无宁视为与规定属于国会者同调。以国会解释宪法，常易益其纠纷。盖宪法必因行政、立法两方面争议，始有解释之必要。若以解释权付之国会或国会两院所组织之宪法会议，则无异于以原告裁判被告，非独不平，而借解释以省纠纷之目的，亦不可得而达矣。次之，则付与法院解释，亦有疑义。盖法院为与行政、立法平列之机关，非有临乎其上，取得强制解释之权力，疑义一也；法院为政府委任之官吏所构成，安知不倚于一偏，疑义二也；法官固有解释一般法律之责任，不必均精于宪法，疑义三也。英美因以解释宪法之权付与法院，而法官遂有无上之权威，是又不可不慎也。本法第一百一条，权衡取舍，乃采特别解释机关之先例。”[4]

在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向宪政时期，吴经熊等人主张建立专门的审查机关，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详细地规定了宪法的保障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保障宪法之实行，及解决关于宪法之纠纷，应设国事法院。国事法院之职权如下：解释宪法上之疑义；审查违宪法令并宣布为无效；关于违宪行为之处分；解决中央政府各机关间、各地方政府间及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争议，及其他不能解决之事项；受理行政诉讼；统一解释行政法令；受理公务员被弹劾之案件，并惩戒被弹劾人及其在行使国事法院职权时，所发见应受惩戒之公务员；移送负刑事责任之被惩戒公务员于普通法院审判；解决其他直接或间接违背宪法，而非普通法院所得解决之政治上事件。国事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及解释，有拘束普通法院之效力，国事法院设平事十一至十五人，其中国半数由国民大会直接选举之，余由国民政府五院各推二以上候选人，提请国民大会选举之。平事中研究法律者至少应占五分之二，研究政治及经济者至少应各占五分之一。”[5]1940年，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由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二、新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确立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废除旧法统、伪宪法的同时，也割裂了宪法监督自身的继承性，致使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得不在空地上重新起步并采用了民国时期最不看好的议会监督模式。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以法律解释为内容、以全国人大为实施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82年宪法在54年和78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弥补了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宪法监督活动的缺陷。第67条第6、7、8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职权立法、授权立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层出不穷，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制的统一，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立法行为的宪法监督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启动了宪法监督体制。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规定了审查的程序，第9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消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是违法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继《立法法》之后，我国宪政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议会监督模式虽发轫于英国，但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由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效力上都是相同的，宪法至上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国实行成文宪法，因此，从法理上确认了宪法至上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除了议会监督模式的一般弊端外，还包括：

1.立宪权和立法权的合二为一。我国宪法从程序上明文规定了创制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区别，“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但82年宪法同时又将立宪权和立法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结果导致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抽象性的宪法审查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而没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宪法仅仅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人大职能方面的缺陷。英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但英国的上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立法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审查（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还是事后审查（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都是抽象性的，不涉及具体的法律是否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注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启动了宪法诉讼。宪法诉讼和一般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应该由同一个机关来实施的两项职能却要由两个机关来承担：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却不能对法律进行一般性审查，也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而解释宪法是宪法诉讼的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抽象性合宪审查却不能裁定宪法诉讼，一旦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怎么协调？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法（违宪）审查了，这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因为宪法至上的原则决定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例外。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宪政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那么又有什么制度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3.从实践上看，我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曾因监督机关的虚置，造成54宪法的不宣而废。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比较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2000年又启动了宪法监督程序，但现行宪法颁布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过一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也没有纠正过一起违宪行为。

鉴于议会监督模式的弊端，采用议会监督模式的国家纷纷寻求改革——走向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即使英国这样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不例外。1974年，斯卡曼勋爵在题为《英国法律——新发展》的演讲中呼吁：“一个法律制度在其受立法机关支配时，除非它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它便是它自身，在其受行政支配时，它便不会有确切的人权保障……我们的法律结构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供我们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中业已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行为的法律控制……我们务必寻求一个新的宪法解决方法以运用司法权力把议会的立法主权置于宪法限制之内。”[6]1988年，前苏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设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宪法监督委员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国谋求新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一是讨论1982年宪法草案时，当时有宪法保障一章，人们开始探讨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最终的宪法文本仍然采用议会监督模式，并进一步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1990年、1991年起草监督法的时候，稿子里也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到1993年修宪，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由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实施这种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院可以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只要把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就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开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一向比较薄弱，因此，它不可能担任这种重任，惟一可行的办法的就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监督模式范文篇3

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司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行文件是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监督制度，以此来维持宪法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一、宪法监督模式

（一）国外典型的宪法监督模式

1．美国的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普通法院附带审查也称司法审查模式，是指普通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涉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宪法监督模式由美国创立，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作出判决，该判决指出：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2．德国的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模式。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是指由宪法法院这一专设的宪法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审查、裁决违宪案件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由奥地利在1920年首创。从德国的宪法法院的组成来看，其主要由16名法官组成，法官由国会选举产生。在监督方式上，其主要有3种监督方式：第一，具体审查，对具体的争讼案件进行审查；第二，抽象审查，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性文件在生效之前进行审查。第三，宪法控诉，公民在用尽一切法律手段之后，仍然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其还可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要求其保护宪法权利。3．英国的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是指一国的宪法监督权由议会和普通法院共同行使，它们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监督主体的双重性，即议会和普通法院，二者各自实施不同的监督。就议会来说，其主要职责有：通过事先审查的方式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通过质询、辩论的方式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及合法性；议会上议院审查下议院提出的弹劾案以及普通民、刑事上诉案件。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公民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案件。

（二）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属于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宪法的监督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对象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监督方式主要是采取事后审查。

二、各种模式的利弊分析

（一）美、德、英模式的利与弊

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其产生是受分权制衡理论的影响的结果，从这一制度在美国确立至今的司法实践表明，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平衡国家权力、稳定国家政权结构、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方面。因为通过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保证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的有效性。法院通过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用，以及通过实质性审查裁决，判令撤销和终止具体行为，赔偿受害人的相应损失，协调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这是其它无实质性审判权的宪法监督机关难以办到的。但是这种模式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普通法院只能对具体案件进行审查其是否合宪，而不能够抽象审查；其次，对于具体的案件，只有权拒绝适用而无权撤销违宪的法律；第三，普通法院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其只是间接附带审查是否违宪，所以法院在宪法监督上处于被动的地位；第四，这种模式赋予了司法机关宪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从而实际上拥有了部分修宪权，侵犯了修宪机关的修宪权。宪法法院专门监督模式，同美国式的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相比，具有地位超脱、权限广泛、程序灵活和监督方式多样的特点。从宪法法院组成来看，其是一个政治机构，同时具有准司法的性质；从人员设置上来看，都是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由专门机构负责宪法监督，可以保证宪法监督工作的经常性与专门性，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但是这一模式同样也有一定的缺点，其主要是事前监督，对待已经生效的法律，则没有权利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宪法法院独立与立法机关而存在，由其做出是否违宪的解释有可能偏离立法的原意。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这种模式的监督是从立法开始实施监督，有利于从源头防止违宪现象的产生；由议会来行使违宪审查权体现了违宪审查的权威性，而且议会是立法机关，其最能充分了解立法的原意，也能充分体现审查的准确性。然而这一模式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一基本原则，其监督行为多为自我监督，实际效果必打折扣；而且，议会和权力机关本身有繁重的立法任务和其他工作任务，没有足够时间来完成宪法监督，所以监督效果并不好。

（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利与弊

我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说，全国人大是实行宪法监督的最理想的机关，因为其是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有最高的权威性。其次，全国人大又是我国的修宪机关，修宪机关同时有拥有宪法监督权，是对宪法实施最理想的保证，这样可以防止像其它模式那样由于宪法修改权和监督权属于不同机构而对宪法含义产生歧义的状况。再次，全国人大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它最了解立法意图，由它进行立法监督最为准确，最具有说服力。总体来说，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具有较突出的优点，不仅宪法监督主体具有权威性，而且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但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其一，监督主体多元化。这可能会造成权责不明，谁都不来行使监督权或都来行使监督权，最终造成宪法监督效果不好；其二，监督主体缺乏经常性监督。一般来说，全国人大一年只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是每两个月开一次例会，且会议要讨论的议题众多，这使得宪法监督缺乏持续性和有效性；其三，监督范围的狭窄性。监督对象主要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如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重要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其四，立法机关同时又是监督机关，“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一旦违宪，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难以实现；其五，监督机关人员不够专业化。宪法监督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而目前我国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参差不齐；其六、我国的宪法监督没有具体的程序和制度，使得宪法在监督上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监督模式范文篇4

“四五”普法的五年中，**市国税局确立了“以信息化为依托、预防为主、实时监控、全面监督、纠追并举”的税收执法监督新思路，通过流程化管理、信息化运作，使税收执法监督渗透到税收业务工作的各个岗位、各个环节，促进了规范执法与优化服务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推进了依法治税。

一、以人控为着力点，全面推行《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实现执法监督规范化标准化。五年来，**市国税局把深化执法监督作为推进依法治税的突破口，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从确定执法标准入手，制定《**市国家税务局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以标准化的执法检查促进税收执法科学化、精细化，强化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力度。

《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突出检查程序、检查内容、检查方法标准化，为执法者和监督者开展执法自查与执法检查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开展执法检查的诸多困惑。一是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检查随意、监督乏力的问题。改变了广大干部对执法检查的认识。消除了干部存有的侥幸心理、抵触情绪。二是检查标准有“据”可依，有“规”可循，减少了与被查单位的扯皮。三是检查标准给检查人员提供了检查方法，逐渐摆脱检查深度过分依赖检查人员业务素质的现象。四是根据标准检查，能达到查深查透、全面完整的检查效果。

二、以机控为突破点，实行网络作业、环节监控，实现税收执法权的网络监督。

根据ISO过程控制原理，市局以作业标准为蓝本，充分依托征管信息系统，以工作流为主线，根据工作流运行的特点，逐条梳理工作流,设置监控指标。将所有的执法行为纳入监控，又实时监控着工作流运行的全过程，实现了检查监督日常化。

一是通过自控，每一个税收执法人员都应该按照作业标准的要求进行操作，实行自控。特别是对执法中涉及自由裁量权的、操作时限以及操作程序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作业标准执行，而不是依靠管理人员监督的被动控制；二是通过互控，即工作流各环节间相互的关联控制，由下一环节对上一环节传来的工作流信息进行分析，当发现错误时，即作为不合格的工作流予以退回纠错，对不按要求退回的承担连带责任，实现环节间的流转控制；三是通过机控，即在工作流中寻找关键控点，对可量化的设定一定的控制指标，全程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执法行为，实现了由“人工管人”到“机器管人”的转变；四是通过专控，即检查控制，将执法检查纳入征管信息系统，通过有重点、有目标地定期或不定期的日常、专项、重点执法检查，检查系统记录的超标信息，随机筛选工作流处理情况以及对在税务稽查、大要案审理、群众举报、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反馈等发现的执法问题，均建立核查录入异常信息机制。以此形成了层层控制、环环制约、全方位、多层次的多维化立体监控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失控问题，保证了监控不留缝隙。

三、内联外举，提升执法监督质量。

（一）整合共享信息资源，构建横向监控关系。

五年来，**市国税局的执法监督除在征收、管理和稽查各系列依托征管信息系统建立基于工作流的事前、事中、事后前移监控关口的监控体系外，还着力对各系列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共享，相互间形成执法监督的制约关系。如：通过稽查系列每月的《征管建议》来监督反思管理系列中存在的执法问题；通过定期对稽查系列发现的重大涉税案件的分析，查找和反思管理、征收系列中税收征管漏洞和存在的执法问题。

（二）畅通外部监督渠道，接受外部监督。

主动接受领导监督。实行局领导定期走访制度，每半年到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走访一次并听取意见；定期汇报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工作汇报会；定期检查制度，邀请领导检查指导国税工作。

寻求部门监督。建立三项制度，即部门联席会制度，请有关部门座谈；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向有关部门寄送征求意见信；协同配合制度，联合有关部门执法。

诚邀纳税人监督。一是登门走访寻监督。市局规定：区、县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每月走访5户以上地区重点企业法人，区、县局每年走访重点税源户70%，并实行定期回访制度，凡没有摸清企业意见的要求重新走访。二是联席座谈求监督。各单位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纳税人座谈会。每年一度的外税沙龙，就深受在宁外商及代表、机构的欢迎，称这一举措有利公正执法，维护纳税人利益。三是民主评议帮监督。全面推行执法评议制度。每年向纳税人寄送《税收执法情况评议信》，收集对国税人员服务态度、公正执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办税服务厅设立评议箱，由纳税人根据税务人员执法情况填写评议卡。市征收分局办税服务厅去年共收到评议卡300多张，其中反馈38人（次）服务态度一般，分局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和考核扣分，使办税人员服务态度大为改进。

四、追究与纠正并举，提升执法监督深度。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加强执法监督的有效性。五年来，**市国税局内部执法监督逐年加强。2004年全市国税系统内部执法监督融入创新理念，将执法监察与执法检查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执法监察与执法检查联合检查运行机制，在“人控加机控”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上增加联合检查，形成“人控加机控，检查加监察”的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格局。

细化责任追究途径。市局一方面按照信息管理原则，重新修订了适应于执法监控的《**市国家税务局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保证了责任追究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将可能出现的税收执法过错进行梳理、细化，共梳理出了37个过错项目，并将其固化在执法监督系统中，由市局、县（区）局、市区直属机构组织实施，追究的结果由系统自动生成，追究的决定由责任人所在的单位局长办公会议集体作出，杜绝责任追究的随意性。此外，责任追究还预留接口，将外部审计、财政部门的检查中发现的责任问题纳入追究。

五、执法监督科学化精细化凸显成效

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的实施，使内部执法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保证检查结果与执法考核评议、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岗位责任制考核等有机结合，使执法监督能够切实促进执法责任制的落实。五年来全市国税系统先后组织10余次重点和专项执法检查，共追究过错责任人千余次，有效防止了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的发生。

（一）有效地促进了征管质量的提高。

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的实施，夯实了税收征管基础，重点解决了“监控弱化、责任不清、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征管质量明显提高，全市国税系统以“七率”为核心的各项征管质量考核指标均达到省局的要求。

（二）明显优化了内部税收执法环境。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的实施，对税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促使税务干部自觉地钻研业务，规范执法的自觉性、责任心都明显增强，内部执法环境进一步优化。此外，内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有效地避免了权力失控、随心所欲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干部，受到了干部的普遍欢迎。

监督模式范文篇5

1.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的现状

应该看到农村财务审计监督体系在历史上取得的良好效果，体系对维护农村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和保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存在着各种负面的影响因素，这制约着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的执行和效率，也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党群关系，具体说目前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存在着如下的缺点和不足：

1.1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组织机构不适应

目前的形式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后，农村财务审计监督中广泛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农经干部会计的同时又承担集体经济工作审计，使得监督流于形式，不能良好地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式，并且容易出现系统上的经济风险。

1.2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条件不适应

首先，农村经济和财务工作的主力军是乡镇农经员，但是乡镇农经员从事审计工作是兼职的，不可能象专业审计机构一样把主要精力花在审计工作上，这为审计工作带来时间和调查取证工作上的困难。其次，农村财务的审计和监督工作费用尚未列入财政预算，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的经费无法保障，工作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时常感到有心无力。在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实践中，没有经费的审计监督工作，其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

1.3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的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即便经过过专业培训，但其审计监督水平仍然不高，表现为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学习和研究；缺乏协调、交往能力和文字综合处理能力。审计监督人员能力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1.4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立法滞后

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目前尚无全国性可规范化操作的文件，因为缺少专门的针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不能及时、到位，导致农村财务问题严重，部分地区造成干群和党群关系的严重对立，影响农村的稳定。

1.5农村财务审计监督的结果处理难

首先，审计和查处工作脱节，对查处的问题和结果很难处理，经常出现问题被长期搁置的现象。其次，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审计结果查处的影响，农村的人情关和面子关以及各种不良风尚对处理有非常大的影响。

2.改善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的对策

2.1要建立职能定位明确的工作机构和审计队伍

尽快确立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的地位，充分发挥审计队伍的职能和作用，维护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要让每个农村基层干部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该这么做、哪些事情该那么做。同时，要加大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要让顶风违纪、以身试法者，在政治上不能抬起头来，在经济上不能占任何便宜，引导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自觉在内心深处筑牢遵章守纪的坚强防线。

2.2改善审计工作条件，保证审计工作开展

改善农村审计工作条件不应该是句空话，除了进行村级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外，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村集体经济审计，提高对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的认识，为审计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授权县经济责任审计中心依法行使农村财务监督管理权，建立多方配合、上下联动的审计监督机制。

2.3提高基层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从加强农村基层业务培训着手，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突出政治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审计专业知识及技能教育，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农村审计队伍。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让社会各界了解、认可、支持农村审计工作。切实加强农村审计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审计、财务人员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业务培训，妥善解决农村审计、财务人员编制、工作经费、误工报酬等具体问题，努力为村社财务管理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2.4加快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的立法工作

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农村审计条例和与之相配套的审计取证、报告、档案管理等办法，进一步明确农村经济审计的定性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应从实际出发，积极听取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相应的审计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审计工作的政策问题，使农村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充分发挥农村审计工作的监督作用。

监督模式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监督模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任何法律都要服从宪法，有效地实施宪法极其重要。目前，我国对宪法监督有涉及法律主要有以下四部:《宪法》、《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应对建议;第三部分总结。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

目前，我国宪法监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宪法自身监督，另一类则是宪法外部监督。《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二)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宪法监督没有专门的主体。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它不是常设国家机关，而参会的代表也非专业法律人士，全国人大代表无法在短时间内对违宪的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全国人大事务繁杂，不能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宪法监督上。宪法监督是一项独立的权力，为了法律的科学发展，应有独立的国家机关和专职人员负责。第二，我国宪法监督的具体内容片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基本法会与宪法的内容冲突，或者基本法违法了宪法的基本规定;其二，我国没有明确的违宪类型，进行合宪审查时无据可依;其三，没有对宪法与相关国际条约的关系做出规定，当发生冲突时不确定如何适用。第三，我国宪法监督缺乏连续性。我国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修改法律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政府也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样容易出现违宪的情况。而专门委员会无授权不得主动审查，因此，无法保证宪法监督可以有效落实到方方面面，可见连续性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宪法监督全能的发挥。第四，我国的宪法监督没有规定具体流程，实际操作不方便。我国从82宪法颁布至今，没有进行过一次有宪法监督而进行的宪法诉讼。第五，我国宪法监督没有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的方法和措施仍局限于“要求”、“支持督促”、“提醒注意”等方面，在行政上有一定的效力，但是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难以适应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宪法监督工作。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建立健全的违宪责任制度，使违反宪法的组织或者个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制止违宪事件的发生。第六，司法机关未发挥作用。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宪法监督模式的规定决定了我国的宪法监督不会主动运行。法院作为我国审批机关的法院，是约束法律规范和行为的最后一道屏障，可以对行为和各种法律规范进行审查。而在我国现实的宪法监督中，司法机关没有能发挥作用，这就成为了制约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完善的一大阻碍。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完善宪法监督。宪法监督模式的完善有助于宪政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完善的宪法监督机制迫在眉睫。

二、我国宪法监督模式调整的建议

(一)国外宪法监督模式的可借鉴性分析

依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监督模式分为四类，分别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宪法委员会的监督、宪法法院的监督和立法机关的违宪审查。目前，全球有超过50个国家采用司法机关监督这种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这种模式是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机关独立审查，不仅保障了监督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保证监督结果的公正性。但这种模式的不足是，司法机关审查是一种事后审查且只有审判权，缺少积极性，不能主动审查。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监督模式则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宪法法院又是作为咨询性的政府机关。这种模式符合宪法监督专门性的要求，可以实现司法与行政相结合，但因其双重性质，使得监督过程缺少保密性且无法被监督。这种模式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宪法法院的监督模式结合了司法机关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监督两种模式的优点，不仅监督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且监督机构也更具有专业性。尽管我国目前的体制不适用这种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优点有助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完善。立法机关的违宪审查以英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立法机关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机关不仅行使立法权还负责执行、监督，立法机关也是权力机关，产生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与我国的基本制度相仿。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听取人民的意见及建议，保证违宪审查的公正性。但是，在这种体制下的国家，脱离权力机关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审查权力是否违宪本身就是悖论。体现人民意志的审查不可避免的成为形式主义，难以发挥作用，没有实际效果。

(二)对我国宪法监督模式完善的建议

根据上文对我国目前宪法监督模式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政治等要素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外宪法监督模式的优缺点，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明确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上文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国没有明确的宪法监督主体，明确宪法监督主体是保证宪法监督合宪的前提。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这两个机关的特殊性，不能满足宪法监督的专门性要求，因此，在完善宪法监督模式时可以考虑是否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进行监督。其次，要保证宪法监督的连续性。宪法是母法，是我国公民权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保障。因此，宪法监督机构内的组成要专人专事，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也要保证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再次，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因宪法一般不会作为审判依据，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无法可依，可以适当的给司法机关放权，让其在普通法不足以帮助公民维权时用宪法审判。此外，还需明确宪法监督流程并完善宪法监督内容。不仅可以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监督作用，还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违宪问题。对立法和行为同时监督可以避免事后审查时出现遗漏或者无据可查，影响监督发挥效力。最后，还需要给予宪法监督强有力的保障，以保证宪法监督不流于形式。综上所述，国家平稳发展离不开各部门共同努力，完善的宪法监督模式有助于将各部门的作用凝聚，实现作用的最大化。

三、结论

我国的宪法监督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目前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及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建设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监督模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宪法监督委员会组成的宪法监督模式比较规范，且形成了立体监督，虽存在不足，但还适用。

作者:李倩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小锐．宪法监督模式的比较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13．

［2］张道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之选择［D］．中国政法大学，2006．

［3］许昱．对我国违宪审查和宪法监督实施若干问题的思考与辨析［D］．中国政法大学，2011．

监督模式范文篇7

一、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史,自有宪法以来,统治阶级历来注重保障宪法的实施,以维护其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的由议会(如英国),有的由司法机关(如美国、日本),有的由宪法委员会(如法国)对立法活动和其他重要国家行为的合宪性进行监督与审查。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模式,按照传统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1.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首创于英国,而且至今仍以英国为代表。英国人认为,议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机关,其地位至高无上,其权力广阔无垠,法律由其决定,也应由其解释,监督实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要遵循其制定的法律行事[1](P71)。在英国的影响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从理论上看,这种宪法监督模式主要是议会至上或主权在民的理论的反映。其最大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可以保持议会或权力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保证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但在实践中,这种模式注定流于形式,不会取得多少成效,原因如下;(1)议会或权力机关本身就是立法机关,再由它自己负责审查所立之法是否合宪,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自己审查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同时,权力机关所立之法必然被它认为是合宪的,否则它就不会制定此法,因此,立法一旦通过,权力机关就不会再去怀疑该法的合宪性了;(2)议会或权力机关本身也具有繁重的立法和其他工作任务,而且主要以会议的形式行使职权。如果单纯依靠议会或权力机关来做一切宪法监督工作,必然会受到时间和精力的局限,使宪法监督不能很好的落实。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逐步淘汰了这种宪法监督模式,只有很少国家仍采用这种制度。2.普通法院监督模式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做出判决。首法官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因此这种模式又被称作美国模式[1](P72)。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其中绝大多数为普通法法系国家,如加拿大、印度、巴西等,日本也属于此种模式[2]。从普通法院监督体制本身来看,其长处在于可以通过具体定型的司法程序处理违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立法和行政的客观效果。但它也存在不少的弊端:(1)这种模式具有消极被动性、间接附带性及单一的事后惩治性;(2)一般国家的普通法院不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从而使宪法监督的范围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解决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宪法问题;(3)在这种模式下所实行的违宪判决个别效力原则不可取,因为既然某一法律违宪,就应当明令加以废止,今后不再继续适用,否则在实践中就会产生诸多不便;(4)由于这种模式赋予司法机关宪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使其可以审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并做出裁决,从而实际上拥有了部分修宪权,侵犯了修宪机关的修宪权。因此,这种模式也不可取。3.专门机构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的构想最早是由奥地利规范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提出来的,因此,这种模式又称作凯尔森模式。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开创了专门机构监督模式的先河。随后,比利时、波兰、土耳其、西班牙等大多数欧洲国家相继效仿,就连原来引进美国模式的一些国家也改换门庭实行这一模式,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目前,建立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而且呈现出一种愈来愈强劲的势头[1](P72)。这种监督模式之所以受到各国如此青睐,以致纷纷效仿、创制,其必定有许多优点。这一模式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能够由特定的专门机构专司宪法监督之责,这样既可以保证宪法监督工作的经常性与专门性,又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再者,这些机构的成员一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具有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通常具有相当的从政经验和政治素养,由他们做出的裁决理由往往都具有很高的法律说服力,易于被人接受。但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由专门机构做出的是否违宪的解释,因为它独立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就有可能偏离立法的原意。此外,设立此类机构与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一样使它实际上拥有了部分修宪权,侵犯了修宪机关的修宪权。

二、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模式

1954年宪法确立了我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但由于缺乏有关监督的具体程序,并且实践不多,可以说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0[3]1982年宪法承袭了原来的模式,同时5宪法6第67条又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主体的模式。应该说,全国人大确实是行使监督宪法权力的最理想机关。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最具有权威性,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而宪法监督是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职权,由享有崇高地位、极大权力的全国人大行使最为理想。其次,全国人大又是我国的修宪机关,修宪机关同时又拥有宪法监督权,是对宪法实施最理想的保证,它可以防止像普通法院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模式那样由于修宪权、宪法监督权不属于同一个机构而造成的易对宪法涵义产生歧义的状况,避免了宪法监督权实际上侵犯修宪权的弊端的出现。再次,全国人大又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因而它最了解立法意图,由它进行宪法监督最为准确,也最具有说服力。而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样作为立法机关和宪法解释机关,由它经常性地行使宪法监督权,即合宪又较理想。但是,事实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把宪法监督工作很好地担负起来。究其原因,有认识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工作上的一些具体困难。归纳起来,我国目前这种宪法监督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缺陷:(1)时间不足、精力有限。监督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对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审查,工作量非常大。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100多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超过2000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700多部,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合宪审查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然而全国人大一年一般只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也只是每两个月开一次例会,会议期间要进行国家立法活动,要决定人事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等,实在是议题多、时间短,难以顾及宪法监督任务。全国人大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本来可以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也由于各自担负的调查、审议、拟定有关议案以及外事等任务比较繁忙,决定了它无法解决宪法监督的持续性和有效性;(2)实践效果不佳。国家立法的行为者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定者与宪法专门监督机构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种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某种程度的合一性,必将影响宪法监督的力度,增强具体操作的难度[4];(3)不符合实际要求。宪法监督是一项时效性、专业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数众多,不适合决议,并且人大代表很多都不懂法律专业知识尤其是不懂宪法,所以,很难承担起宪法监督这份职责;(4)地方宪法监督主体规定不明确。5宪法6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都必须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的实施,如果发现违宪现象,但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中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种法律制度上的不协调对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宪法监督体制是很不利的。

监督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宪法监督；模式；反思

潘恩在讨论宪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作为限制政府的方式，任何超越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如果政府行使了无权利之权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但潘恩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权是法律权利，抑或是政治权利？这种抵抗是合法的反叛，抑或只是法律外的革命？

在古代，除非事实上的革命，找不到对违宪行为的救济措施，而革命一旦发生，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宪法，而是国家制度。中世纪，违宪审查思想开始萌芽，英国的坎登爵士提出自然法的原则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融入到英格兰宪法中，即法律的解释者应当界定个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政府的界限，这种理论在近代演化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而宪法至上的原则“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1803年，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维护宪政秩序的第一步。二战结束后，宪法监督成为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一书中总结到：“一个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在选票箱之外对于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的。”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监督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监督;宪法监督的模式;完善建议

一、何为宪法监督

关于宪法监督概念的界定在如今学界不论在内涵方面还是外延方面都尚未形成共识，总结各种学说言论可将这种界定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宪法监督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对有关宪法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监督的主体包括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监督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公民的组织如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活动。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主体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实行的监督，宪法监督的对象则更加侧重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第二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广义的阐释。这样的广义理解表示对宪法监督的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做广义的理解。对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不作任何限定。第三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狭义的阐释。有将宪法监督称为违宪审查的观点，也有将宪法监督限定于制度意义的表述。在我国关于宪法概念定义的影响下，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其他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实施宪法的行为和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强制执行的活动。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是监督宪法的实施。［1］

二、寻找适合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我国还未建立起定义确定并且颇具现实实施意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这就是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而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

1．监督主体缺乏专门性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实施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但是其并未能将监督措施实施到位。首先，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不可能随时召开，并且会议期间议题多时间短。而一旦出现违宪问题就必然需要时效性、复杂性和专门性合为一体的违宪解决机制来及时解决问题。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进行有期限的会议是无法在解决诸多国家大事的同时将宪法监督的工作尽善尽美。其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监督模式实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权的同时又肩负着监督所立之法的职责的监督模式。此种的监督模式的监督主体与其监督的对象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这必将使宪法监督的力度大打折扣。弥补这一缺陷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宪法监督的职能从人大监督的各种监督职能中剥离出来。［2］

2．缺乏完善有效的监督程序

目前我国关于宪法监督的规定只有原则性的依据，关于程序性的规定尚属空白，这使得违宪审查的启动、对象、范围及审查的方式内容等都没有依据可遵从。宪法监督的内容片面，监督的方式也较为单一，使得宪法监督在我国宪法实施的过程中无法真正实现。

3．较难实现及时性与有效性结合的监督

首先，由于宪法规定的内容在社会生活中过于重要，使得出现宪法问题后需要最及时的解决，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活动方式显然无法做到在出现宪法问题时进行及时的解决。其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肩负立法与监督二职，颁布的法律法规必然是立法者认为合宪且周全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自己已颁布的法律进行监督时无法进行最具有效性的监督。最后宪法监督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政治性较强的工作，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来胜任。

4．缺乏宪法监督应具备的严肃性和强制性

在出现法律法规违宪问题时，无论是撤销违宪的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其颁布实施，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和保障着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样的规定其实已明确规定了对违宪法律的处理结果，但是在实际宪法监督中这一规定并未真正作为具体的规定而适用于监督之中。要改变现行监督制度严肃性和强制性不足的弊端，有必要关注监督模式运行的每一个细节。

(二)各种宪法监督模式对比

研究各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发现，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议会监督模式、司法监督模式和专门监督模式。议会监督模式的起源地是英国，即由国家权力机关任监督职能的模式。虽然英国仍实行这一宪法监督模式，但在实际政治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可以实施这一模式的违宪问题存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模式虽然同英国的议会监督模式在监督主体、监督程序上都有所区别，但也属于议会监督模式的一种。此种监督模式不能最大限度地完善和解决我国宪法监督中所出现的制度性缺失和程序性问题，在我国宪法监督的实践中已有证实。所以这种监督模式不能成为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首选模式。［3］美国是司法监督模式的起源地，即由普通法院任宪法监督职能的模式。这种打上美国烙印的监督模式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运行模式无法契合，并且我国现阶段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素质也参差不齐，不具备实行这种监督模式的人员条件。我国现今社会的公众法律意识普遍还不高，司法监督模式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4］司法监督模式的上述局限性使其无法在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中占优势。专门监督模式于1920年由奥地利首次创设，后由他国根据国情改革发展。此种监督模式是指由专门的监督机构进行宪法监督活动的模式。根据具体特点又可将其分为两种形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制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制度。该模式主要的特点如下:第一，将出现的宪法争议问题从立法者的监督模式中单列出来，由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组成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审理解决。第二，将宪法监督应有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结合。［5］宪法监督的内容往往涉及的是统治行为与政治问题，即是以法律裁判的形式解决宪法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宪法争议，从而维护和保障宪法的实施。第三，此种监督模式的审查方式不仅是司法监督模式的具体性审查和事后审查，而是更具灵活性、全面性和多样性的审查。专门监督模式因其特点和优势而在各国宪法监督的实践中成效卓越，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模式时的首选。在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过程中在结合我国具体和现实国情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政治环境和历史传统，将宪法监督应有的有效性发挥到最大化。［6］

三、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模式

在完善我国的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时，最根本的就是要强化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最可行的就是建立一个专司宪法监督之职的机关，将宪法监督职能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中分离出来，使宪法监督的作用得到更充分更全面的发挥。设立一个这样的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最恰当最正确的处理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大多数实际的立法工作，因此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监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些立法活动。［7］基于这样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要具有同等的地位，否则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地、不受干涉地行使宪法监督的权力就成为空谈。但是我国现实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历史影响和文化氛围决定在我国建立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分步骤分阶段的进行。首先可以在全国人大成员中选举组成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对全国人大负责，并使该委员会在法律地位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等。此阶段的宪法监督主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组成。在第一阶段实施和进行顺利的基础上，可以从全国人大中将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设立，使其成为真正的独立的专门的宪法监督管理机关。此时的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中已具备必备和应有的政治性和司法性。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经过全国人大进行资格审查，合格后方能任职。在此阶段，要扩大宪法监督的范围，要逐步将监督主体的独立化定为原则性目标，要逐步实现监督内容的全面化，监督方式的多样化，监督标准的科学化和监督程序的完整化。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模式时，要把坚持从国情出发原则与循序渐进原则相结合。在进行改革的初级阶段尽管全国人大还未在宪法监督的范围内，但是可以使全国人大对其它国家机关的监督力度增强。在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真正建立和运行之后，就可以随着实践的进程与观念的转变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等各项条件成熟之时便可以将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从全国人大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于全国人大的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在全国人大中建立宪法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改革和尝试，但是对于建立专门的独立于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机构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要做到不与从国情出发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相违背就必须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氛围，要做到不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相违背就必须将外国成型的模式做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改变。总而言之，在我国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模式要一步步扎实稳固的进行，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墨守成规，要逐步建立起制度性、权威性、可行性相统一的宪法监督模式。

作者:丁琪雯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郑琼现．宪法监督制度研究述评［EB/OL］．中国知网，2015－12－11．

［2］王安鹏．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EB/OL］．中国知网，2015－12－16．

［3］黄建水．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监督模式研究［EB/OL］．中国知网，2015－12－20．

［4］侯淑雯．论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EB/OL］．中国知网，2015－12－21．

［5］高凛．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EB/OL］．中国知网，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