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机构范文10篇

监督机构范文篇1

关键词：卫生监督；困境；对策

卫生监督机构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地区的相关监督防治工作，需要依法做好公共场所卫生工作，要不断整顿和规范医疗卫生市场，做好对大型医疗机构的监督和查处，还需要加强对消毒产品等的监管改革。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趋势，为了能够保证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需要充分加强对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监督和改革，不断完善监督管理体制，促进卫生监督管理体系更好地发展。

1当前卫生监督机构面临的困境

1.1权责不明确。卫生监督机构主体是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所是具体行政机构。当前的法律中没有明确卫生监机构的主要职责和所处的地位，卫生监督所属于独立的法人机构，不是真正的卫生行政部门，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卫生执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但是在实际的工作执行过程中，一些执行部门不能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执法，而且执法不合乎法律，同时相关的职责不明确，导致监督管理工作不能顺利实施和开展[1]。1.2执法任务不能够被有效落实。对于卫生执法的范围，需要承担许可内的工作管理，需要对管辖内的相关医疗卫生单位和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督，承担对一些卫生突发事件的处理和监督，要处理各类违法事件和行为的投诉，要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在实际的工作中，卫生监督部门需要做好地区的卫生检查和整治工作。但是，卫生监督队伍的人员数量不足，工作分配不够明确，相关的执法力度不够，对于执法工作难做到位。1.3执法效率低下。我国大部分的卫生监督机构都不能自已进行检测，日常的监测工作主要是由疾控中心采样，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相关的检测报告不能及时被报告给卫生监督部门，而且报告的中间环节较多，时间过长，这也会严重影响到行政处罚办事效率[2]。1.4相关的卫生监督体系不够完善。对于我国的卫生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一个硬性的要求和标准，不同地区的监督模式和监督体系都是不同的，而且改革的模式也是有很多种，监督管理工作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卫生监督体制没有形成有效管理体系，导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失去执法的效率，相关的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导致执法工作缺乏效率。

2完善卫生监督机制的措施

2.1加强对卫生监督体制的改革。卫生监督体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要提高监督和管理的效率，加大执法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卫生监督体制，将卫生监督所进行改革，将相关的执法人员纳入到管理中，要将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有机结合在一起，注重权责的明确分配[3]。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工作，明确监督所的地位和职责，要通过建立一支精英的队伍，加强监督管理工作，建立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2.2提升相关监督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于相关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来讲，卫生监督管理人员的素质会严重影响到执法效率，因此，需要加大对相关卫生监督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快速掌握相关技能，处理好现场的事故和突发事件。例如，可以培训相关卫生管理人员应对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理措施，针对整个场景进行模拟演练，要能够提高相关监督人员的现场处理能力。要不断总结经验，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要提升处理相关紧急事件的能力[4]。还需要引进一些优秀的人才，运用各种新的方法加强卫生监督工作，能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2.3提升执法效率。充分发挥卫生监督职能和行政职能，实现各个层级之间的监督管理，规范不同领域的卫生工作，保证各个卫生监督执法部门能够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提升监督管理的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工作水平。2.4加强监督机构的内部管理。卫生监督机构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和管理机制，明确各级领导的权限，注重对各个案件审理的公开化，在案件的处理方面，需要相关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要做到互相牵制，防止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要排除各个方面的干扰[5]。卫生监督机构需要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要十分重视卫生执法监督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对内部的管理，要注重各项审批工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这样能够保证各项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3结论

综上所述，卫生监督机构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做好地区监督和防治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监督医疗机构需要顺应时展的趋势，不断进行改革，规范医疗市场的秩序，协调好各级的督查和查办工作，充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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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范文篇2

关键词：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现状

卫生监督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组成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部分，通过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对于促进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的有序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卫生监督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影响卫生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当下我国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力资源现状与配置问题，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和强化对监督事业的研究至关重要[1]。

1现状分析

1.1我国卫生监督机构及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卫生监督事业在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将国家、省、市及县分级的管理模式的卫生监督机构建立起来。1.2人员编制。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卫生监督机构均具备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人员编制数目较富裕，不存在短缺的情况，甚至还存在编制空余的情况。但是，我国卫生监督机构是新成立的单位，成立时间短，且编制渐趋于满编或超编，相应的便极大的缩小了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的调整范围[2]。1.3人员构成方式。①学历构成。关于卫生监督人员人力资源，整体素养与学历构成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为正相关。根据调查结果发现，机构人员的学历以本科、大专和中专为主，研究生占有很少的比例；站在区域角度上，学历较高的人员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和中部学历水平较低。如：某地区的卫生监督人员的学历与多以本科（638人/25.5%）、大专（572人/22.9%）及中专（598人/45.9%）为主，而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非常少（142人/5.7%）。②职称构成。工作人员的职称结构在卫生监督机构中，能够将实际工作中的水平直接反映出来，根据调查显示，中级职称人员最多、其次是初级、人员最少的是高级职称。某地区卫生监督机构，初级职称人员共897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5.9%，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最多共1150人，占46.0%，而高级职称者最少共453人，占18.1%。1.4具体招录情况。①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单位招收的渠道。院校毕业分配是目前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进入机构的主要渠道，其次是机构内部的人员流动和调入。根据调查东、中、西部人员划分情况发现，东部招录方式以应聘形式居多，西部则是机构流动与调入，采用毕业分配形式进行招收的最少。②录用评价方式。在评价录用人员的过程中，多采用面试与知识技能方面的测试。分层后，东部多测试知识技能，省级相比较于地市级、县级明显较高[3]。1.5培训情况。①培训数量。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每年平均开展1-2次培训，大约有10%的工作人员没有接受培训。培训情况最好的为省级、其次是市级、最低为县级。②培训内容。培训内容的制定多以专业卫生知识、时间操作技能、职业道德为主，其中在外语方面的培训地域性较为明显，中东部多于西部，但是西部工作人员所接受的技能培训和实践综合培训较多，对于外语和管理技能并不重视。

2对策研究

2.1人才发展机制的建立。为促进我国卫生监督机构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指明发展方向，将稳定的投入和增长机制建立起来，以此实现对良好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监督机构性质的明确，在编制有效人员和科学核定时，需要将监督机构卫生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制度制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尤其是强化对坚持实施农村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培训项目，为提升学历可以积极的举办成人学历教育[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与医学知识的更新，卫生人员通过继续教育可以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以此有助于学历的提升。2.2强化政府管理。国家需要强化战略管理，政府职责需要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整理现有文件并做出科学的评价。同时，强化规划管理，将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将各个不同管理制度间的管理理顺，极大增加对卫生监督机构的财政投入。2.3人力资源的管理建议。在严格按照我国卫生监督机构现状合理编制人员的基础上，需要先编制相关的标准，为有效保障卫生监督需要对该项标准严格执行；加强各个卫生行政监督部门的合作，强化机构人员，工作重点侧重于基层区域，确保能够进一步完善农村卫生监督机构。同时，在招收卫生监督人员时需要严格把控质量关，促进监督队伍人员结构的高效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的原则进行评选，提高人员的学历和自身素养要求；限制录用专业水平低或不对专业的人员，根据监督队伍的需要科学的整合各种资源，使监督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有效结合，实现监督队伍配置合理化。另外，卫生监督机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和分层次的对机构成员进行培训，在此基层上将较为完善的培训基地建立起来，在高等院校国家需要增设相关的专业，以此有助于促进监督人员专业素养的极大提高；各机构每年都至少组织监督人员进行一次培训，将人才管理制度建立起来，采取科学合理的激励评价方式，并将现有的制度与管理措施结合起来，以此有助于建设人员管理机制。

3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分析我国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现状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思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几点有效的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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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范文篇3

关键词:卫生监督;档案管理;管理制度;问题

卫生监督机构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卫生监督机构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卫生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卫生监督机构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卫生监督机构的档案管理也发生了一定的变革,笔者此次主要是对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制度及相关注意事项进行阐述。

1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概念及作用

卫生监督档案也被称为卫生管理资料档案,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单位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所行使的一些权力,通过开展卫生管理活动而形成的一种文字、文件形式的材料,也就是说卫生监督机构属于卫生监督单位开展卫生管理工作的一个真实的记录手段,它还能够及时地反映单位在卫生管理工作的活动历程。

2卫生监督管理制度

监督单位的卫生管理工作主要体现在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的落实上,并根据管理的全部内容和项目。确定资料归入卫生监督档案当中。要根据监督单位规模及类型的不同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卫生监督管理制度。

3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档案管理意识低下

我国自颁布档案法之后,卫生监督机构就已经根据法令要求建立了三级的档案管理网络。当时这种网络的建立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领导层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档案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领导认为档案管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给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很多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方便,就将档案材料直接放在办公桌上,并没有进行分类存档处理,使得档案材料出现了损坏。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领导层对档案管理没有提起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也就比较好解释了。

3.2档案管理制度急需完善

在实际的档案管理操作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档案管理虽然是有规章制度的存在,但是很多管理程序并没有纳入岗位责任制当中,所以就造成了部分工作没有真正的依托,档案管理的效率也会出现明显下降,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

3.3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对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水平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再加上我国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最开始配置的时候就非常简单,基本上没有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很多工作人员都是由办公室文秘兼职的,所以说在档案管理人员的选拔过程中,选拔人员只是注重了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将档案管理纳入考核的范围中。这也就导致档案管理的专业技能培训缺乏创新意识,使得档案管理的质量达不到预计的要求。

4卫生监督机构的档案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4.1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意识

卫生监督机构要根据我国颁布的档案法来对档案进行管理,领导层一定要对档案管理工作提高重视,这才是档案管理工作得以发展下去的关键。领导层最好是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此外还要对档案管理的领导层进行适当调整,逐渐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将档案管理的目标与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目标进行有机的整合处理,进一步明确岗位责任制,进而实现认识到位和组织到位。卫生监督机构还要将所培养的专业档案管理人员归入卫生监督机构的人才培养当中,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培训工作,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意识和专业知识水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真切地意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4.2注重档案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

为了进一步保障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工作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卫生监督机构要不断重视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对管理人员的作风以及政治面貌都要有一个全新的定位，不断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档案管理专业技能。此外,卫生监督机构的领导还要重视档案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对管理人员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充分发挥以待遇、以真情留人的作用,以此来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4.3进一步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工作要想顺利实施,除了要做好各方面的细节工作以外,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档案管理制度的完善可以为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再加上档案管理依照我国档案法的相关法律规章运作,一旦出现了问题有法律这一坚实的后盾。除此之外,还要做好档案管理人员的日常考核,按照所制定的奖惩制度来对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这样做就可以保障档案管理中的考核结果与卫生监督机构的考核结果始终处于一个同步的状态。

5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办法的制定

我国的很多企业和单位在制定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制订了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主要参考了国家档案法的规定,各个科室都有了档案管理的分工。在整理卫生档案的时候都是按照不同的内容和类别先进行分类处理,然后再把档案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序,而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也要做好卫生监督档案管理工作,这也是在考验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6结语

卫生监督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做好卫生监督机构的档案管理工作能够及时了解近期甚至很长时间的卫生监督数据,为今后的卫生监督监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而完善卫生监督机构的档案管理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相信随着领导层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制度也会愈加完善。

作者:龚猛 单位:公主岭市卫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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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范文篇4

关键词：数字时代；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

1数字时代下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的优势

1.1有利于更好保护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

在卫生监督机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将重要档案资料进行信息化处理，通过对档案信息原件进行电子扫描，将档案信息录入到档案信息系统中，为档案收藏、管理和使用提供新方式。将卫生监督机构的各类档案信息采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后，对保护档案原件具有重要作用，保护档案原件不被滥用或者借阅而受到损害，也能减少因使用和借阅出现重要资料丢失事件，降低卫生监督机构档案风险。

1.2为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提供新型保存方式

卫生监督机构需要管理的信息档案数量多、规模大，管理传统纸质档案信息时，都是由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整理、分类、管理和保存，这些工作内容复杂，工作方式庞杂，给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将档案进行信息化处理后，可以改变这种人工档案分类管理模式，利用计算机档案管理软件处理好各项管理工作，将档案管理人员从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只需利用档案管理软件就可完成各项档案管理工作。

1.3为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管理整合提供可行性

由于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工作量大，随着监督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卫生监督机构更加重视卫生信息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资源整合也体现档案信息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共享性，对社会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相比传统纸质文件，信息化档案更有利于监督事业发展导航，强化档案管理的作用和应用范围，更好提高档案原件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发挥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

2当前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2.1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系统配置较为低下

监督技术的发展给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可能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卫生监督机构在开发档案管理软件时，多数集中于监督、财务管理等方面，对卫生监

督机构档案信息化软件的开发并不十分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目前，大部分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软件的发展比较落后，并不能完全满足监督事业发展需求。

2.2档案管理人员信息化水平较低

作为社会监督事业的一部分，卫生监督机构长期以来都是将监督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对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并不关注。卫生监督机构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监督技术的引进、监督服务水平的提高，也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放到这些工作上，再加上对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管理处于落后状态。其中，档案管理人员信息化水平较低，给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带来一定阻碍，影响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2.3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标准

现代档案信息管理的重要标志就是实现标准化管理，从档案收集、分类、归纳、管理等方面明确管理目标，从而最大限度保证档案原件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档案信息遗漏。从当前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现状来看，严重缺乏档案管理的标准，对档案管理的收集和整理等方面都造成一定影响，无法满足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的实际发展要求。

3数字时代下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对策探讨

3.1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意识

对于卫生监督机构来说，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全新工作，在信息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对卫生监督机构监督服务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这就需要强化档案管理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意识。首先，卫生监督机构的档案管理部门领导要不断提高档案管理重视力度，带头转变档案管理工作观念，将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与监督服务放在相同位置。其次，加大卫生监督机构档案部门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支持，加强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最后，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意识也是一件长期任务，通过档案管理意识的强化，促进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

3.2优化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软硬件配置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监督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卫生监督机构档案软件的更新也必须跟得上时展。注重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软件的更新升级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环节，给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事业的发展带来新活力。因此，提高对档案管理软件的重视程度，首要问题就是优化档案管理硬件配置，更新升级档案管理软件，在档案管理软件升级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通过增加档案管理的资金和精力投入，从而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进程。在更新管理软件时，选择专业性强的软件开发公司，并结合卫生监督机构当前档案管理现状，制定适合本院卫生监督机构档案整理建设现状的方案，发挥当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3.3统一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标准

建立相应的标准规范是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标准化管理对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作用十分明显，制定信息化档案建设标准必须从本院档案管理现状出发，完善机构的工作制度和管理体系，制定相应的标准化工作流程。首先，卫生监督机构要重视档案信息化标准的制定，选用专业化管理人员结合本院实际状况制定档案信息化标准。其次，在档案管理过程中，逐步完善各项档案管理机制，按照一致的标准，提高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效率。

3.4加强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档案信息管理的关键因素，对档案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决定着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高低。首先，卫生监督机构要重视档案信息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升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管理水平。卫生监督机构在选聘人才时，应结合机构发展，选聘专业强、能力突出人才，负责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其次，加强人才素质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这也是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卫生监督机构重视人才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依据人才发展制定奖惩措施，更好适应时展的需要。最后，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提高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确保从业人员将全部精力投入档案信息化建设，为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事业发展作贡献。

4结语

总而言之，卫生监督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发展档案信息化是数字时代的基本要求，也是卫生监督机构自我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提高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从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意识、优化档案管理软硬件配置、统一卫生监督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标准以及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好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从卫生监督机构的实际情况出发，落实各项档案信息信息化管理措施，确保卫生监督机构档案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从而充分发挥卫生监督机构档案的重要作用，推动监督事业发展，保证监督事业健康运行。

作者:李继玉 单位:白山市卫生监督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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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范文篇5

一、国有企业监督机构的现状

通过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国有企业监督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监事会

按照《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都设有监事会。监事会的成员有两种，一种叫体内监事，一种叫体外监事。有的监事会以体外监事为主，如上海的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都是体外监事居多占主导地位。也有些企业的监事会成员以体内监事为主，如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5名成员中，大多数人都是公司内部领导成员或工作人员，包括纪委书记、纪委干事事、会计和工会干部等人。

2、内设监督机构

国有企业内设纪检监察机构比较健全，不但国有独资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设有纪检监察机构，就连中方没有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也设有纪委。在具体设置上，一般实行纪委和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的形式，有的还与监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事署办公，还有的与审计部门一起合署办公。

3、母公司向子公司委派产权代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国有企业投资创办下属企业，形成母子公司。除个别企业外，多数企业对其子公司的监督都比较到位，但主要不是通过监事会实施监督，而是通过向子公司委派产权代表的办法实行直接控制。产权代表一般包括总经理、党委书记和财务总监作为产权代表，他们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和各项福利均由集团统一管理。他们还设立了产权代表报告制度，详细列出了产权代表应当及时报告的事项目录和报告方式，包括国有资产处置方案报告、企业利润分配方案报告、董事会议事情报告、违规经营、决策失误以及产权代表的个人重大事项等十多项内容，保证了集团领导对下属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进行不间断考察，对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情况也能够及时掌握。制度规定，董事会召开之前，产权代表必须把董事会议题报呈集团公司，并按集团公司的意志在董事会中行使权力，否则以违纪论。他们规定，各分公司的财务总监不是对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而是对集团公司负责，因而可以直接向集团公司报告情况。重大的经营事项则必须由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联合签字才能生效。这些制度保证了该公司几年来没有发生一起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犯罪案件，经济效益和经营规模迅速扩张，使国有资产不断升值。

二、存在的问题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目有，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监督机构的建设还不够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监事会成员的遴选不规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归根结底是要确保出资人到位，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完善的产权约束机制。现在虽然许多改制企业都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许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长仍然象行政官员一样任命和管理，形成了三者分工合作的工作关系。有的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模糊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基本关系格局。还有的甚至只有董事长而没有董事会。这些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建立国有企业的分权制衡关系。

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表现，在监事会成员的遴选上尤为明显。由于许多企业的主管部门并不指望靠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实施监督，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力，设立监事会不过是为了应付《公司法》的原则性要求，因而监事会的成员常常是由某些负责人随意指定的，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普遍存在兼职的多专职的少（致使有个别专职的，也是已退休的老同志），体内的多体外的少，不懂业务的多懂业务的少这种现象。许多监事会成立后，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有何责任，向谁负责，以及工作方式，职权约束和限制等问题，均不明确。少数积极性高的，自主开展一些调研活动，多数只是一年召开一两次例行性会议，听取企业经营的情况介绍，或者被动地列席一下董事会会议。体外监事常常是由政府或有关部门的领导兼任，不可能用太多的精力履行其监事职能。体内监事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经营者是一致的，并没有因成为监事会成员而改变其作为经营者助手的身份，不可能代表出资人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监督。这样的监事会只能是徒有其名。

2、监事会与企业内设监督机构职责不分甚至混为一谈

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法》，企业监事会应该是由出资人委派或选举，对出资人负责，对经营者实施监督的权力机构。监事会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职责是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所有者权益不受侵犯，并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罚、任免建议。而企业内设监督机构是由企业经营者设置，对企业经营负责的工作机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内设监督机构主要是在总经理领导下对企业内部经营领导班子以下的人员和下属子公司实施监督，很难对企业经营者和领导班子实施有效的监督。监事会和企业内设监督机构是两上性质截然不同的监督机构，可是实际上许多企业不仅没有明确划分监事会和内设监督机构之间的职责，有的甚至实行监事会办公室与纪委办公室、监察室三位一体的办公体制，使监事会成了总经理手下的一个工作机构。

3、对境外企业的监督几近空白

最近几年，国内许多企业都去境外投资。由于这些企业常驻境外，没有什么规范的监督机构。加上有些国内主管者另有所求，关系暖昧，很多成了国内主管者和某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国时的接待站和小金库，其费用开支成了无底洞，绝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特别是有些长期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的境外企业，监督根本无从谈起，有的几年时间就把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国有资产挥霍掉。有的境外人员携款外逃，或公然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也无人追究。

三、对策建议

按照党中央的明确要求，目前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级。特别是"入世"在即，国企改革越来越紧迫。在国企监督问题上，行政监察机关如何定位，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许多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议。

1、找准自己的位置，监督国资管理部门履行职责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其基本方向是逐步实现政企业分开，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出资人和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责任，并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各负其责。这种改革，政府是主动方，而企业是被动方。行政监察机关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依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实施有效监督，督促国资管理部门切实担负起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保证国有资产存量能够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保证国有股份收益能够切实兑现。

2、监督各级政府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参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范监事会的设立和运作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从产权关系上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使企业经营者得到有效的监督，激发其搞好企业管理的内在动力。在现代企业中，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层虽然都是出资人的人格化代表，但三者并不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而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行政监察机关要依法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是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了政企分开，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完善，运作是否规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按法定程序产生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是否正确履行了各自的法定职责，是否遵守了法律法规对这些岗位的要求，是否从事了与所任职务不相称或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经济业务活动。

国务院颁发的《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是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制定的监事会工作规范，但只对国务院管辖的一百多户特大型企业有效，其他国有企业只是参照执行。建议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彻底解决非中央和国务院直管企业监事会工作缺乏规范的问题。

另外，《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件》中关于监事会监事会的任职资格的规定很具体，但《公司法》只规定了监事的消极资格限制，而没有规定监事必须具备的任职资格，许多原来按《公司法》设立的监事会不够规范。而《公司法》的地位高于《条例》，要按照《条例》规范监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

3、进一步明确企业内设监督机构的性质和地位

企业内设的监察机构，从其性质、地位到组织形式，都只能属于企业管理机构的范畴。它只能对企业的经营者负责而不可能代表出资人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但在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前，它是在企业里履行监督职能的唯一组织形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在许多人中形成一种固化的观念。现在，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企来经营者的监督，不但必须完善和规范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且必须改变在企业内设监察机构上的传统观念，放弃对它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再赋予它所无法承担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政府各部门必须自觉实行的深刻改革。

4、加强对境外企业的监管

对境外企业的监管，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不同国度法律衔接和法律管辖的问题，确保出资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首先要规范到境外注册企业的审批程序。到境外注册企业需要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对投资目的，驻在国法律和市场分析都要进行客观评估，不能太随意，尤其不能由个别领导人个人决定。要尽量减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申请注册国有企业的不规范作法。

其次是要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体制和考核方法，完善遴选境外企业经营者的办法。要参照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尽量把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属地化，充分利用驻在国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保护我国和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境外企业，要明确规定名义上的出资人不能直接在境外操作企业的注册和经营活动，而只能以其名义委托经过遴选的经营者进行具体操作，也不能单独以出资人的名义去境外检查和指导、考核境外企业，而只能以其名义委托经过遴选的他人履行这些职能。企业的产权证书必须由实际上的出资人负责保管。

监督机构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监督机构；历史沿革；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即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权的实施为中心，以党内监督机构的产生、变化、撤销、恢复与发展为线索，分四个阶段考察党在各个时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阐述党内监督权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情况，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到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无一例外地都对党的纪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个党纲中共有十五条规定，其中直接涉及监督的就有两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党在创立初期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自身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以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其后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或党章修正案中，都有关于党内监督的相关表述。但由于党尚处在初创时期，直到中共五大前夕，党内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一直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随着国共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空前扩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多，政治上也成为一个“半公开半政府党”。但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开始出现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为克服党内不良现象，中共中央在1926年8月4日颁布了第一份专门反对腐败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真正创立是中共五大。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央和省设立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以党章修正案的形式对中央及省一级监察委员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在192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把“监察委员会”作为章程的专门一章列出。《决案》的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保证。《决案》的六十三条、六十四条还阐述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这些规定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地维护了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权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认识的深刻性、完整性与科学性，也表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已清楚地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来制约、制衡党内权力，以保证党内权利的正确行使。《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监察委员会”的四条规定，完整、准确地表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权力范围、领导体制及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尽管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机构和党内监督模式未能立即、全面地实施，但却全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基础，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底了第26号通告。通告指出：由于党已全面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各地党部有监察委员会的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分散在各地，加上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委员或牺牲或受到处分，不能真正行使其职权，因而认为“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受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将五大章程中的“监察委员会”部分全部删掉，大会撤销了党内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也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产生，权力来源仍然与党委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大缩小，其权限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等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督权，实际上由各级党委会所掌握，而缺乏由专门机构执行党的纪律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党章又作出“关于违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的规定。但这里所讲的“特别委员会”仅仅是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在党的委员会中选举产生，并可以由担任实职的党的委员来兼任，其权限仅仅是对违纪党员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的六大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与五大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相比，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央审查委员会于192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但由于其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很难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委员会”也由于其非常设机构的性质，其作用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中央在1933年9月17日通告，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党内违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还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必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之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显然，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它的权力来源并不是中央和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党委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这一决议，中央苏区各省县在1933年底都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行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更为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这样，在实践中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逐渐形成。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会议，在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会修改了党章，恢复了五大党章中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但其内容已做了较大的变动。与五大的党章相比，七大通过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由各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由此可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工作模式，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带领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党的工作环境和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显得更为重要。为确保党内监督权的落实。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各中央局和省市开始建立纪律检查机构。全国县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也在1952年11月以前全部建立。1955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是否有违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职权扩大、地位提高。依靠专门纪律检查和监督机关，党在执政初期的七年中，共查处各类违纪案件30多万件。

中共八大进一步巩固、强化了七大形成的党内监督的模式，并将七大规定的监察机构在本级党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修改为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党内监督机构开始出现“双重领导”，即既受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也同时受本级党委领导的工作模式。八大党章还对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工作任务、领导关系等方面做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的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决定》从组织和制度方面对各级监察机关的建设做了新的规定：(1)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名额，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予以加强。(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会的全体会议。(3)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4)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此，中央、省市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监察组或监察员。《决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体制的新探索和执政党建设的新实践，但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久就因“”的爆发而停止。

“”期间，党的纪检或监察机关被撤销，党内监督工作陷于停顿。在这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两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充满了“左”倾色彩，有关党内监督的条款一律被取消。由于权力监督的消亡，权力被滥用，出现个人专断、以言代法、严重践踏党纪国法等极端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

“”结束后，党内监督机构开始恢复。1977年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笼统，但表明党内监督工作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从严治党的轨道上来。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中央、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纪检组。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中断近四十年之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双重领导”等规定。党章明确规定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再次确定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并一直沿袭至今。此外，十二大党章还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立、工作任务、权限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权力的监督更趋系统化、科学化、权威化。主要表现在：(1)提高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2)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纪律检查组织，使监督系统更加完整。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也要设立纪检组，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也设立纪律检查员。(3)纪律检查组织的任务从单纯的处理违纪工作扩大到维护党章党纪党风。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4)适当地扩大了各级纪律检查组织的权限。党章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纪国法的情况，在同级党委不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时，有权向上级纪委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这些规定，使党的纪律检查组织的责任更大，工作范围更广泛。十二大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使党内监督机构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更健全、更完善。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除取消十二大规定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产生”这一条外，基本上保持了十二大有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

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监督部分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主要有：(1)增加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的选举办法及其任期的规定；(2)强调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突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并对其方式作了说明；(4)进一步扩大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规定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的纪检组或纪检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委成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上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十六大和十七大。面对新形势，党着重对党内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行探索：一是健全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从2003年6月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联合向全国派出巡视组，重点对省级党政班子进行巡视。针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2005年初又派出金融巡视组。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范围覆盖省级党政班子的各个方面。之后，省一级对市、县一级党政班子的巡视工作也逐步展开。巡视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2)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3)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情况；(4)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两个务必”和廉政勤政等情况。为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所驻部门的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直接领导，从而使各级纪委在党内监督中更加有职有权，监督更加有力。

二是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根据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方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3年12月，制定和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分别对10种具体监督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从而构建了一个较系统、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此外，还将询问和质询制引入党内监督体制，进一步拓宽党内监督的渠道。为更好地实施《党内监督条例》，2004年9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一系列条例的制定、颁布，标志着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阶段，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疑将日益显示出其巨大威力。

五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创立、变化、撤销、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党内监督机构是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根据实际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需要而进行不断调整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和监督工作，多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对党内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和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党关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曲折的、螺旋式的探索进程。与之相对应，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经历了创立、变化、一度撤销、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具体说来，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初步确立一套以两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严峻的政治形势使五大的规定并没有真正实施。六大成立的审查委员会其权限仅限于财政、会计及各机关工作，其“特别委员会”也只是一个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这种情况，与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有关。中央在1933年2月曾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代行监察委员会的职责，负责处理党员的党纪处分、党籍和申诉等问题。有的根据地也以此设立了监督机关，如鄂豫皖根据地就在1931年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根据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以后的实践中，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又逐步形成了一种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党的七大恢复了党章中关于“监察机关”的规定，并将七大前形成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模式确定下来。显然，尽管党内监督机关名称、职责多有变化，但维护党纪党法的任务始终未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背景下，中央和县以上的各级监督机构逐步建立，同时对党内监督体制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这对加强执政党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年中，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被撤销，监察工作也受到全面性破坏。粉碎“”、结束“”后，为了清算“”中的错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拨乱反正，适应党内外关于恢复法制、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要求，党的十一大党章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中央和地方县级和军队团以上开始酝酿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十二大全面恢复并建立健全、发展了党内监督机构。在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党的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专门监督机构不断健全。一系列相关规定、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专门监督机构监督有规可循，党内监督不断朝制度化、科学化、权威化方向发展。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坚持党对权力的监督，就是坚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消除自身的腐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权威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从而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的胜利实现，党的政策、方针的顺利执行。

通过对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当党内监督机构比较完善，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时，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就正常，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当党内监督机构被削弱，甚至被撤销，党内监督消亡或者弱化时，党内民主就没有保障，党的形象就遭受损害，党的方针政策就被歪曲，党章党纪就被践踏，党内就可能出现与党章规定不相符的“特殊党员”、“特殊群体”。为此，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权威性，必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构，通过制度建设，使党内监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第三，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团结广大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围绕这个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壮大、发展党的力量，提高党的影响力、号召力、战斗力。这一时期对党内监督虽然有所认识，也比较重视，但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将其放在特别显著的地位。党内监督机构也相应地处在初步建立、不断变化的状态。

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对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既是政治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因而，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是团结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新中国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政权方面的政治”转移到“经济方面的政治”。而执政党的地位，也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为此，党高度重视党内权力的监督，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对于防止和惩处一些党员干部腐化蜕变、教育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党的政治路线逐步发生“左”的错误，“”中更是出现了全局性错误，包括党的监督机构及其建设在内的党内监督工作也由此受到严重损害。

监督机构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监督机构；历史沿革；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即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权的实施为中心，以党内监督机构的产生、变化、撤销、恢复与发展为线索，分四个阶段考察党在各个时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阐述党内监督权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情况，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到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无一例外地都对党的纪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个党纲中共有十五条规定，其中直接涉及监督的就有两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党在创立初期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自身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以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其后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或党章修正案中，都有关于党内监督的相关表述。但由于党尚处在初创时期，直到中共五大前夕，党内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一直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随着国共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空前扩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多，政治上也成为一个“半公开半政府党”。但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开始出现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为克服党内不良现象，中共中央在1926年8月4日颁布了第一份专门反对腐败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真正创立是中共五大。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央和省设立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以党章修正案的形式对中央及省一级监察委员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在192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把“监察委员会”作为章程的专门一章列出。《决案》的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保证。《决案》的六十三条、六十四条还阐述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这些规定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地维护了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权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认识的深刻性、完整性与科学性，也表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已清楚地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来制约、制衡党内权力，以保证党内权利的正确行使。《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监察委员会”的四条规定，完整、准确地表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权力范围、领导体制及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尽管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机构和党内监督模式未能立即、全面地实施，但却全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基础，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底了第26号通告。通告指出：由于党已全面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各地党部有监察委员会的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分散在各地，加上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委员或牺牲或受到处分，不能真正行使其职权，因而认为“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受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将五大章程中的“监察委员会”部分全部删掉，大会撤销了党内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也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产生，权力来源仍然与党委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大缩小，其权限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等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督权，实际上由各级党委会所掌握，而缺乏由专门机构执行党的纪律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党章又作出“关于违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的规定。但这里所讲的“特别委员会”仅仅是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在党的委员会中选举产生，并可以由担任实职的党的委员来兼任，其权限仅仅是对违纪党员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的六大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与五大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相比，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央审查委员会于192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但由于其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很难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委员会”也由于其非常设机构的性质，其作用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中央在1933年9月17日通告，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党内违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还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必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之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显然，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它的权力来源并不是中央和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党委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这一决议，中央苏区各省县在1933年底都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行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更为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这样，在实践中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逐渐形成。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会议，在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会修改了党章，恢复了五大党章中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但其内容已做了较大的变动。与五大的党章相比，七大通过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由各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由此可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工作模式，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带领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党的工作环境和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显得更为重要。为确保党内监督权的落实。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各中央局和省市开始建立纪律检查机构。全国县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也在1952年11月以前全部建立。1955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是否有违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职权扩大、地位提高。依靠专门纪律检查和监督机关，党在执政初期的七年中，共查处各类违纪案件30多万件。

中共八大进一步巩固、强化了七大形成的党内监督的模式，并将七大规定的监察机构在本级党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修改为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党内监督机构开始出现“双重领导”，即既受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也同时受本级党委领导的工作模式。八大党章还对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工作任务、领导关系等方面做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的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决定》从组织和制度方面对各级监察机关的建设做了新的规定：(1)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名额，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予以加强。(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会的全体会议。(3)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4)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此，中央、省市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监察组或监察员。《决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体制的新探索和执政党建设的新实践，但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久就因“”的爆发而停止。

“”期间，党的纪检或监察机关被撤销，党内监督工作陷于停顿。在这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两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充满了“左”倾色彩，有关党内监督的条款一律被取消。由于权力监督的消亡，权力被滥用，出现个人专断、以言代法、严重践踏党纪国法等极端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

“”结束后，党内监督机构开始恢复。1977年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笼统，但表明党内监督工作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从严治党的轨道上来。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中央、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纪检组。

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中断近四十年之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双重领导”等规定。党章明确规定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再次确定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并一直沿袭至今。此外，十二大党章还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立、工作任务、权限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权力的监督更趋系统化、科学化、权威化。主要表现在：(1)提高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2)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纪律检查组织，使监督系统更加完整。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也要设立纪检组，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也设立纪律检查员。(3)纪律检查组织的任务从单纯的处理违纪工作扩大到维护党章党纪党风。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4)适当地扩大了各级纪律检查组织的权限。党章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纪国法的情况，在同级党委不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时，有权向上级纪委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这些规定，使党的纪律检查组织的责任更大，工作范围更广泛。十二大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使党内监督机构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更健全、更完善。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除取消十二大规定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产生”这一条外，基本上保持了十二大有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

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监督部分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主要有：(1)增加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的选举办法及其任期的规定；(2)强调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突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并对其方式作了说明；(4)进一步扩大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规定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的纪检组或纪检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委成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上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十六大和十七大。面对新形势，党着重对党内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行探索：一是健全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从2003年6月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联合向全国派出巡视组，重点对省级党政班子进行巡视。针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2005年初又派出金融巡视组。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范围覆盖省级党政班子的各个方面。之后，省一级对市、县一级党政班子的巡视工作也逐步展开。巡视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2)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3)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情况；(4)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两个务必”和廉政勤政等情况。为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所驻部门的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直接领导，从而使各级纪委在党内监督中更加有职有权，监督更加有力。

二是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根据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方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3年12月，制定和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分别对10种具体监督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从而构建了一个较系统、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此外，还将询问和质询制引入党内监督体制，进一步拓宽党内监督的渠道。为更好地实施《党内监督条例》，2004年9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一系列条例的制定、颁布，标志着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阶段，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疑将日益显示出其巨大威力。

五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创立、变化、撤销、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党内监督机构是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根据实际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需要而进行不断调整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和监督工作，多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对党内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和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党关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曲折的、螺旋式的探索进程。与之相对应，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经历了创立、变化、一度撤销、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具体说来，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初步确立一套以两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严峻的政治形势使五大的规定并没有真正实施。六大成立的审查委员会其权限仅限于财政、会计及各机关工作，其“特别委员会”也只是一个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这种情况，与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有关。中央在1933年2月曾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代行监察委员会的职责，负责处理党员的党纪处分、党籍和申诉等问题。有的根据地也以此设立了监督机关，如鄂豫皖根据地就在1931年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根据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以后的实践中，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又逐步形成了一种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党的七大恢复了党章中关于“监察机关”的规定，并将七大前形成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模式确定下来。显然，尽管党内监督机关名称、职责多有变化，但维护党纪党法的任务始终未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背景下，中央和县以上的各级监督机构逐步建立，同时对党内监督体制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这对加强执政党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年中，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被撤销，监察工作也受到全面性破坏。粉碎“”、结束“”后，为了清算“”中的错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拨乱反正，适应党内外关于恢复法制、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要求，党的十一大党章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中央和地方县级和军队团以上开始酝酿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十二大全面恢复并建立健全、发展了党内监督机构。在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党的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专门监督机构不断健全。一系列相关规定、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专门监督机构监督有规可循，党内监督不断朝制度化、科学化、权威化方向发展。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坚持党对权力的监督，就是坚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消除自身的腐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权威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从而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的胜利实现，党的政策、方针的顺利执行。

通过对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当党内监督机构比较完善，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时，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就正常，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当党内监督机构被削弱，甚至被撤销，党内监督消亡或者弱化时，党内民主就没有保障，党的形象就遭受损害，党的方针政策就被歪曲，党章党纪就被践踏，党内就可能出现与党章规定不相符的“特殊党员”、“特殊群体”。为此，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权威性，必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构，通过制度建设，使党内监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第三，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团结广大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围绕这个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壮大、发展党的力量，提高党的影响力、号召力、战斗力。这一时期对党内监督虽然有所认识，也比较重视，但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将其放在特别显著的地位。党内监督机构也相应地处在初步建立、不断变化的状态。

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对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既是政治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因而，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是团结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新中国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政权方面的政治”转移到“经济方面的政治”。而执政党的地位，也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为此，党高度重视党内权力的监督，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对于防止和惩处一些党员干部腐化蜕变、教育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党的政治路线逐步发生“左”的错误，“”中更是出现了全局性错误，包括党的监督机构及其建设在内的党内监督工作也由此受到严重损害。

监督机构范文篇8

为了加强对领导干部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和《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现就县（市、区）委干部监督机构管理体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机构设置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内设的干部监督机构统一称谓为干部监督室，干部监督室主任可按副乡（局）级配备，并根据县（市、区）委管理干部的数量情况配备2人以上的干部监督工作人员。

二、管理体制

对县（市、区）委干部监督室实行双重管理。干部监督室主任的任免，由县（市、区）委提出意见，报市委组织部考察同意后，县（市、区）委履行干部任免手续。其他人员的调整报市委组织部备案。

三、主要职责

1、对本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情况实施监督，尤其是对《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工作纪律实施监督。

2、负责对县（市、区）直部门、乡（镇）街党委（党组）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受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来信来访，制止和纠正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行为。

4、负责本地干部监督工作的综合协调和宏观指导，研究和参与制定有关干部监督工作制度和规定。

5、对县（市、区）委管理的干部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党籍党龄、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以及其它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审查。

监督机构范文篇9

一、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域外考察

近代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在此之前，1799年法国宪法确定的“护法元老院”拥有撤消违宪的法律、法令的权力，可以说这是西方国家最早的一个司法审查机构，但由于这个机构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外国影响都不大，所以并不认为是违宪审查的典型代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责”。从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整个十九世纪审查国会法律的先河。美国的违宪审查，即司法审查对欧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建立“宪法保障法院”，其主要职权是监督宪法实施。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由法院进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二十多个国家设立宪法法院，审理违宪案件。

纵观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以违宪审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其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制约和平衡。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又主要由掌握权力相对微弱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来行使，本身就体现了权力制约、平衡原则，因此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又称为司法审查制度。这种司法审查制度又可分为普通法院审查制度与宪法法院审查制度，后者又可称为专门机关审查制度。第二，资本主义国家违宪审查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抽象的原则审查”，或叫“预防性审查”。这种审查由宪法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某项法律、法令进行预防性的原则审查，确定其是否符合宪法。如法国宪法第6l条规定：“各个组织法在公布前，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应就其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这一法条同时还规定：“为了同样的目的，各个法律在公布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长、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六十名参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二是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对有关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并在判决书上宣布有关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如美国、意大利都是这样。三是宪法控诉，即任何公民都可以根据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侵犯为理由，对某一项法律法令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这种控诉是德国宪法法院所独有的一种审查方式。控诉的提出不一定基于具体案件的发生，也不一定涉及本人利益，只要认为某一项法律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可以提出。第三，资产阶级的违宪审查制度大多在本国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如法国宪法第七章专设一章规定了“宪法委员会”的产生、组成、职权、地位；德国宪法第九章用相当大的比重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组成、权限；意大利宪法中则专列“宪法的保障”作为一章；其他如日本、奥地利、卢森堡、加拿大、希腊、瑞典、西班牙等国家的宪法也有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宪法监督极受重视。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有宪法监督制度，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由国家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用权力机关或专门机关监督的制度。

二、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

中国制定宪法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阶级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自190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文的钦定宪法性文件诞生以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制宪历史，其间出现了近二十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并不是随宪法的产生而同时存在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中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的内容。1911年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十六条虽然规定“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此项规定过于简单。未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五十四条对此宪法性文件的效力作了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实施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然而此规定过于简单，不可能使之得到确实执行。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虽然未发生效力，但这部宪草在第十一章规定了“宪法修正及解释”，明确规定“国会得为修正宪法之发议”，“宪法有疑义时，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宪法会议由国会议员组织之”等一系列规定，从而在中国制宪史上第一次将宪法监督中的宪法解释部分写进宪法内容。因而有着重大意义，但因未付诸实施，同样使宪法监督胎死腹中。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对宪法监督有了进一步的规定，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还规定了宪法修改、解释制度，但仍未对违宪审查作出明文规定。后来，1936年的《五五宪草》与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了司法院的解释宪法权和违宪审查权，但并未明文规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几个宪法性文件也未对此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四部正式宪法，即1954年、1975年、1798年和．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关于宪法监督的规定各不相同：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消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1795年宪法只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修改、解释宪法，并未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利；1798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和“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

回顾中国制宪史，在宪法监督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宪法监督制度在宪法内容中没有应有的地位。无论是北洋军阀统冶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关于宪法监督的规定往往只用很少条文一带而过，有的宪法甚至根本未涉及这一内容，所以根本不可能象意大利宪法那样专设“宪法的保障”一章，这样导致宪法实施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宪法监督没有专门的机构。n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坛宪草》规定的“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另一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由司法院解释之”，所确定的机关不是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新中国成立后，除1975年宪法外，都规定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这就以根本法形式确认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的监督宪法实施权。通过对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回顾和对中国制宪史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宪法中规定，设立专门机构监督宪法实施。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法律效力，如果不对其实施予以必要的监督，必然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同时宪法还是其它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其它任何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而制定，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抵触的部分或全部无效。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从广义上赋予一切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但是，要真正使宪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保证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发挥宪法的最大作用，就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宪法实施，因为广大人民、一切机关、社团组织，不可能以监督宪法作为专门职责。

第二。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保障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还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它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全面反映了我国的国家本质，代表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提出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宪法对此加以具体规定，就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但只有宪法得到确实有效地实施，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加强国家橡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资产阶级宪法中违宪审查制度产生的最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体现和保障“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或立法机关审查违宪正是这些原则的体现和保障。我国是实行“议行合一”制度的国家，没有必要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权和制衡，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中的制约、监督机制则可以借鉴，因为我国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必须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同时宪法的规定也是监督的基本依据。如果通过权力机关设立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无疑更有利于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与监督。

第四，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宪法的重要任务。．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国家机关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不能随意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的人权是宪法的主要职责之一。法国1789年宪法的序言《人权宣言》指出：凡权利无保障的地方，都没有宪法。对于经历了十年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

第五，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是历史上正反经验教训和宪政实践的必然要求。我国建国以来通过的四部正式宪法，除了1975年宪法以外，对宪法的监督实施都作了规定，都规定由最高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来实施这一权力。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这一权力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机关，行使一切国家权力，事务繁杂，特别是其常设机关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组成成员大多都是兼职委员，显然不利于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难以制止不断发生的违宪现象。二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宪法监督包括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对法律法规合宪性审查缺少应有的程序上的规定，因而一旦违宪现象发生，权力机关却不知用何种程序予以监督、审查和处理。三是宪法监督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执政党的某些个别领导没有法律意识和护宪、守宪意识，习惯于以权代法，阻碍了宪法监督的正常进行。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真正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才能使这项权力有效行使。

第六，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是民主宪政发展的趋势。监督宪法实施的主管机关，目前已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全世界已有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德国、埃及、智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专门机关主管监督宪法实施工作，其中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有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我国设立监督宪法实施专门机关，既符合我国民主宪政实践的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宪政发展的趋势。综上所述，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势在必行。

三、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可行性

笔者关于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想是：在我国宪法中对宪法的监督保障作专章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它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不受其它任何行政、检察、审判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干预；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产生、组成、监督宪法的方式程序等，都应有专门规定。第一，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宪法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专门设立的负责监督保障宪法实施的机关。它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也不同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以监督保障宪法实施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责。有的学者主张，我国的监督保障宪法实施权应由人民法院行使，理由是有利于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之间权力的制约、监督，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对审判工作的过多干扰和保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不符合我国国情，不能在我国适用，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与我国“议行合一”的制度相矛盾。我国审判机关必须向权力机关即立法机关负责，如果让审判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包括违宪审查的权力，必然导致审判机关制约权力机关，从而影响立法权的正确统一行使。二是与我国政治生活实践不相符合。在我国，法院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如果法院拥有监督宪法实施权，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然而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不符合其本身的需要。若采用事前审查，必将导致法院的主要职权由行使审判权转为行使宪法监督权；如果象西方国家那样采用事后审查或附带性审查，又不能适应我国民主宪政实践的需要。三是所有的违宪争议都提到宪法法院，这意味着我国要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宪法法院体系，这显然不实际。因此由人民法院行使监督宪法实施权不可取，但仍有可借鉴之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一定范围的法律在是否合宪方面有疑问时，可以提交宪法委员会由其裁决。

第二，关于宪法委员会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既然宪法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特设机构，那么其地位必高于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同时也不受常设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约，宪法委员会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对除全国人大以外的一切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的行为是否合宪予以监督，因此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包括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的行为都要受其监督。有的学者曾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一个专门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来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弊病。其一，不利于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根据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开一次，一年中只开六、七次会。每一届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次数有限，但是每一次全体会议要讨论、审议、决定的议案、决议、法律又很多，事务繁杂，即使有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也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其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往往会染上常委会自身的弊端，即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限于听几次报告，通过几项决议，并不能真正保障宪法实施的监督，同时，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多数委员并非专职化，其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对宪法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缺少权威，对宪法的解释有时会违背立法原意，影响宪法的有效实施。其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不利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但是也不可避免有时会出现违宪行为，而把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从属的专门委员会，必然不利于对常设机关的行为予以监督．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年只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议程又极多，对常设机关的监督只是听听工作报告而已，这种形式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则可解决这一矛盾。

第三，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权限问题。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以行使“监督宪法实施”为唯一的职权。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解释宪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因此在宪政实践中，宪法解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宪法一向把“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有时会导致一方面宪法解释的工作开展太少，另一方面有时宪法解释与立法原意不尽相符。而把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宪法委员会则是恰当的，这样会使解释宪法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同时又有较高的权威性。所以，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全国人大常设机关或一定数量的公民、政党团体，可以就宪法某一条文的含义及适用时的疑义提请宪法委员会作出专门的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同时每次应向下届人大会议报请备案。二是违宪审查权。宪法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国家主席的命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其是否合宪予以裁决。一般来说，宪法委员会并非对每一部法律、法规以及每个国家机关的所有行为是否合宪都予以裁决，而是有宪法明确规定的限定范围。三是接受有关宪法实施中的控诉，并对此进行裁决。一般来说，国家机关在依法执行职务、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发生一定的关于法律理解的冲突和纠纷。当这种冲突、纠纷直接涉及对宪法及其实施的具体理解时，当事者双方应可以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控诉，宪法委员会认为依法可以受理时，应受理并作出裁决。四是其它的与宪法实施紧密相联、应由宪法委员会实施的权力。如监督各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审查各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等。

第四，关于宪法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其产生和组织应由全国人大专门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按笔者的设想，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注意：一是宪法委员会应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担任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应有必要的条件，如年满三十五周岁以上，必须从高等政法院系毕业，有丰富的阅历、经验，长期从事法律教学研究、法庭审判或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而且必须德高望重、公正无私等，只有这样，宪法委员会行使职权才能具有权威性。二是关于任期。以六到十二年为宜，不宜与全国人大每届改选相重合。三是关于宪法委员会人数。以二十到三十人为宜，另外还可以有四至五个在全国各地的巡视小组，监督地方区域内的宪法实施情况，保证宪法确实得到贯彻实施。

监督机构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机构；绩效评价；激励与约束

为了推进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工作，国家于2000年对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以委托执法向授权执法监督转变，使监督机构的法人地位得到确立，独立承担监督责任的监督机构基本形成，为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目前而言，无论从监督的资质、监督的市场要素、监督的市场运作机制和条件都尚未成熟，以区域性垄断为主的监督机构的监督业务授权仍然是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主体，也就是说，每个区域基本上只有一家监督机构，事实上形成了监督业务的市场垄断。由于政府监督的特殊性，以市场准人的严格把关界线形成的监督市场，即使在实行资质等级划分，按资质接受政府授权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一种不完全的竟争市场。以区域划分授权范围为主，根据监督机构资质不同，实行区域划分和项目授权委托相结合的业务授权体制，将是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事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必然要求有从事市场管理的机构，统管监督市场，规范监督授权的行为，以推动政府监督社会化，全面提高政府监督的效率。这样就自然形成了监督与管理分开，成立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总站，代表政府以行业管理为主要工作，把制定市场游戏规则、市场要素调配、统一管理、整体推进作为主要职责，对监督机构的监督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提高政府监督机构和人员从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能力和水平。对于监督机构的有效管理离不开对其工作绩效的考核与评价，通过考核评价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监督机构和人员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引导监督市场良性健康发展，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和杜绝监督业务授权委托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不良现象，从根本上确保建设工程的使用安全和环境质受。

一、对建设工程质f监督机构绩效考核评价的意义

(一)监督市场管理的需要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市场化，是以市场准人制为基础的不完全竟争条件下的市场化，监督业务的委托具有相对区域垄断的特征，也就是监督机构的监督业务是以所在区域建设工程质量的执法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体现了监督业务授权委托以区域划分为主，区域划分与项目授权委托相结合的监督市场机制。不完全的竞争市场，仅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完全激发监督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相对垄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监督效益的提高，因此，就必须加强对市场要素—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的管理，纯洁监督市场环境。加强监督市场的管理仅仅把好准入关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大对市场要素的活动与行为管理，把对监督机构监督过程和监督业绩的管理与其年鉴和清退制度结合起来，与资质的晋升和降级结合起来。要有效地落实这些制度，就离不开对监督机构业绩的考核与评价，基于考核评价基础的科学化管理，是有效管理监督市场的前提。

(二)有效激励的基础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业务的局部垄断性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决定必须加强对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约束。有效管理仅靠惩罚是不能调动监督机构从严执法的主动性的，需要设计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是因为政府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授权委托关系，具有明显的委托特征，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存在，要求委托人通过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人—监督机构从严执法的能动性，使其从自身利益出发，自愿代表政府从严执法监督。确保建设工程质量，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但准确把握激励约束的尺度，对监督机构的监督行为、监督结果的考核评价是基础，评价的结果是鉴别激励与约束的尺度和准绳，只有建立在科学考核评价基础上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使其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促进建设工程质量的有效监督。

(三)政府把握建设工程质黄监赞整体水平的需要

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机构业绩考核评价制度，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就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建设工程质量总体监督的水平和建设工程质量整体水平。通过全面、全过程的考核评价，把所有监督机构、全部监督行为和活动结果纳人考核评价的范围，就能准确地掌握监督市场情况和质量水平，有利于促进监督市场管理。

(四)有效利用市场竞争机制调节和配里监份资源的需要

通过对所有监督机构监督业绩的定期考核评价，及时掌握各个监督机构监督行为和活动结果的全面情况，发现监督区域分配和项目授权委托中存在的问题，适当调整监督机构的区域范围，改善项目市场之争授权委托的规则，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市场竞争的力量，优化监督资源配置，把大的区域和重要的项目授权委托给优秀的监督机构，充分发挥监督优秀资源的高效益，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的整体水平。

二、建设工程质盆政府监督机构绩效评价的内容和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总站对监督机构的绩效评价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这里主要基于对其实施有效管理的考核评价。通过评价可以了解各个监督机构的监督工作整体状况，可以对监督机构工作绩效做出综合判断，比较出各个监督机构绩效的优劣，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政策，鼓励政府监督优良资产的监督活动，限制政府监督劣质资产的监督行为，创造监督机构之间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监督市场竟争环境。

(一)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替机构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机构绩效评价可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监督行为、监督工作业绩、监督人员、监督团队、监督装备和外部监督。

1.监督行为

政府监督机构监督行为的考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督机构的制度建设、监督计划与监督方案、监督程序的规范化、监督机构内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监督人员的现场到位率、监督过程中的执法行为，监督登记和竣工备案的管理。

2.监督工作业绩

监督工作业绩包括完成监督工作量(总面积和单位工程数两个指标同时考虑)，监督过程中的惩罚处理数量和结果，监督工程项目的一次备案登记率、竣工工程的优良率(一是基于全国普查抽查的优良率，一是基于竣工备案评价的优良率)。

3.监督人员

监督人员考评是就监督机构整体人员构成的综合考核，主要包括人员组成结构(包括年龄、知识两个方面)、监督工作能力(主要是技术水平和执法水平)气工作表现、创造能力、学习能力(定期培训和自学)、处理工程监督问题的能力和监督信息处理能力。

4.监督团队

监督团队是以监督机构内部整体合作与协作、领导水平等侧面反映监督机构的工作绩效的，主要包括监督机构的共同价值观、监督各层次人员的职责和角色，各个层次人员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监督机构领导的水平和决策能力。

5.监普装备

监督装备是监督工作效率的物质基础，也是绩效综合考评必不可少的条件，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用于监督的检测仪器设备;二是监督机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

6.外部监督

监督机构从事监督业务所在地外部监督环境对于监督机构监督行为的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外部监督的程度反映监督业绩的社会认可程度，因此，对监督机构的监督绩效评价应该把外部监督的因素考虑进去。外部监督可从五个方面着手:用户评价、公共媒介评价、社会监督、社会检测、社会担保。

(二)建设工程质全政府监替机构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根据对绩效评价内容的分析，构成监督机构绩效评价的三层次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