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法范文10篇

监督法范文篇1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公安机关除了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外，还承担着道路交通安全、消防、边防、社会治安等职能，称其为司法机关未涵盖行政执法职能，故偶尔见有“公安、司法机关”的提法。这里有一个疑问：“司法机关”是不是包含司法行政机关在内?显然，这类提法也不完善。还有将司法仅限于审判机关提法，这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符。本文未能进一步展开相应的概念论述，但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都承担有司法职能，这可以达成共识，不会引起争议。

司法行为，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可以是一个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两个以上机关的行为。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主要是从汉语语法意义上说的；从法律意义上，一般指司法机关，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其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所指的监督对象不是同一个范围。监督司法的监督对象一般仅限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司法人员。司法监督的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第135条）。互相制约，分工负责，是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履行的法律监督，涉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履行的审判职能，对起诉是监督，这也是司法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机关上、下级的领导或监督，同样是司法监督。此外，在行政诉讼中，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评判其是否合法，当然，这也是司法监督。也就是说，司法监督的对象不仅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而且还有行政机关。

同时，应当指出，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是这些国家司法监督的真正含义——政治法律意义。在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中，这一立法行为是司法监督的对象。司法机关借以制约议会的权力，制约立法权。也就是说，纵览各国，司法监督的对象可以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本身。

再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其监督方式有差异。司法监督，在我国法律中有严格规定。比如说，在刑事诉讼法中，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审判监督、执行，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了司法监督的特有方式。

监督司法，则由于其监督主体不限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这类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就不能以（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监督方式来对司法加以监督。但是，非司法机关可以有其它的监督方式对司法加以监督。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及其行为或有关人员的监督，则根据宪法、有关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的规定，一般可以采取听取汇报、询问、质询、视察、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舆论监督，则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媒体暴光的方式，进行追踪报道，开展批评，提出建议。这类监督的性质是对司法机关没有强制力，但是，却非常重要，并很有成效。

第四，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后者无法把人大、公民、舆论监督包含进去。“监督”与“司法”两个词，排列先后不同，意义就不同。监督司法，仅是指对司法加以监督，促成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司法的监督”不能省略“对”字简称为“司法监督”。一是汉语的逻辑，主、谓、宾所确立的关系，无法违反；二是如前所述，司法监督，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已有特定含义。司法监督只能是对特定的对象，运用司法的手段（诉讼程序），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

监督法范文篇2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规定“宪法有疑义时，由下列各员组织特别会议解释之：参议院院长，众议院院长，大理院院长，平政院院长，审计院院长”。随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详细分析了应采用特别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原因：“至宪法解释问题，除君主国以该权限属于君主外，各国先例尚有三焉，（一）属于国会者；（二）属于法院者；（三）组织特别机关者。惟第一届国会所组织之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则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夫以宪法会议解释宪法，诚可谓独开生面。然中华民国之宪法会议，实由国会两院会合成之。故该草案规定为宪法会议，无宁视为与规定属于国会者同调。以国会解释宪法，常易益其纠纷。盖宪法必因行政、立法两方面争议，始有解释之必要。若以解释权付之国会或国会两院所组织之宪法会议，则无异于以原告裁判被告，非独不平，而借解释以省纠纷之目的，亦不可得而达矣。次之，则付与法院解释，亦有疑义。盖法院为与行政、立法平列之机关，非有临乎其上，取得强制解释之权力，疑义一也；法院为政府委任之官吏所构成，安知不倚于一偏，疑义二也；法官固有解释一般法律之责任，不必均精于宪法，疑义三也。英美因以解释宪法之权付与法院，而法官遂有无上之权威，是又不可不慎也。本法第一百一条，权衡取舍，乃采特别解释机关之先例。”[4]

在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向宪政时期，吴经熊等人主张建立专门的审查机关，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详细地规定了宪法的保障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保障宪法之实行，及解决关于宪法之纠纷，应设国事法院。国事法院之职权如下：解释宪法上之疑义；审查违宪法令并宣布为无效；关于违宪行为之处分；解决中央政府各机关间、各地方政府间及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争议，及其他不能解决之事项；受理行政诉讼；统一解释行政法令；受理公务员被弹劾之案件，并惩戒被弹劾人及其在行使国事法院职权时，所发见应受惩戒之公务员；移送负刑事责任之被惩戒公务员于普通法院审判；解决其他直接或间接违背宪法，而非普通法院所得解决之政治上事件。国事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及解释，有拘束普通法院之效力，国事法院设平事十一至十五人，其中国半数由国民大会直接选举之，余由国民政府五院各推二以上候选人，提请国民大会选举之。平事中研究法律者至少应占五分之二，研究政治及经济者至少应各占五分之一。”[5]1940年，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由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二、新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确立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废除旧法统、伪宪法的同时，也割裂了宪法监督自身的继承性，致使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得不在空地上重新起步并采用了民国时期最不看好的议会监督模式。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以法律解释为内容、以全国人大为实施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82年宪法在54年和78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弥补了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宪法监督活动的缺陷。第67条第6、7、8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职权立法、授权立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层出不穷，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制的统一，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立法行为的宪法监督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启动了宪法监督体制。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规定了审查的程序，第9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消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是违法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继《立法法》之后，我国宪政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议会监督模式虽发轫于英国，但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由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效力上都是相同的，宪法至上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国实行成文宪法，因此，从法理上确认了宪法至上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除了议会监督模式的一般弊端外，还包括：

1.立宪权和立法权的合二为一。我国宪法从程序上明文规定了创制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区别，“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但82年宪法同时又将立宪权和立法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结果导致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抽象性的宪法审查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而没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宪法仅仅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人大职能方面的缺陷。英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但英国的上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立法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审查（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还是事后审查（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都是抽象性的，不涉及具体的法律是否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注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启动了宪法诉讼。宪法诉讼和一般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应该由同一个机关来实施的两项职能却要由两个机关来承担：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却不能对法律进行一般性审查，也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而解释宪法是宪法诉讼的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抽象性合宪审查却不能裁定宪法诉讼，一旦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怎么协调？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法（违宪）审查了，这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因为宪法至上的原则决定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例外。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宪政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那么又有什么制度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3.从实践上看，我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曾因监督机关的虚置，造成54宪法的不宣而废。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比较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2000年又启动了宪法监督程序，但现行宪法颁布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过一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也没有纠正过一起违宪行为。

鉴于议会监督模式的弊端，采用议会监督模式的国家纷纷寻求改革——走向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即使英国这样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不例外。1974年，斯卡曼勋爵在题为《英国法律——新发展》的演讲中呼吁：“一个法律制度在其受立法机关支配时，除非它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它便是它自身，在其受行政支配时，它便不会有确切的人权保障……我们的法律结构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供我们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中业已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行为的法律控制……我们务必寻求一个新的宪法解决方法以运用司法权力把议会的立法主权置于宪法限制之内。”[6]1988年，前苏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设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宪法监督委员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国谋求新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一是讨论1982年宪法草案时，当时有宪法保障一章，人们开始探讨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最终的宪法文本仍然采用议会监督模式，并进一步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1990年、1991年起草监督法的时候，稿子里也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到1993年修宪，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由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实施这种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院可以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只要把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就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开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一向比较薄弱，因此，它不可能担任这种重任，惟一可行的办法的就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监督法范文篇3

随着《监督法》的深入贯彻与实施，司法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之处，一些共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从监督方式上看，温性监督手段多，刚性监督手段少。在进行司法监督过程中，往往只采取蜻蜓点水式的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视察、执法检查等一般性监督手段，很少或者基本上不启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罢免等刚性手段，致使监督力度不大，监督效果不明显，体现不出司法监督应有的深度和实效。从监督范围上看，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监督的应然原则是扶正、查偏和纠错，但是在司法监督过程中，对查出的问题，只对事、不对人，查的多、纠的少。一般都是要求司法机关自行整改，尤其是很少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启用刚性手段，往往只强调支持而忽视监督，不能很好地实现监督与支持的有效对接。从监督路径上看，常规性监督多，专题性监督少。目前通常采用的监督方式是听、审、议、决，即：听汇报、听报告，审议工作报告，看典型、看资料，形成决议、决定，很少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和专题调查，对发现的问题也多数是通过提意见和建议的方法来解决。从监督效果上看，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司法监督工作一般是按部就班进行，多数是表扬肯定的多，批评建议的少；注重程序的多，督促落实的少，在一定程度上存有走过场、图形式之嫌，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司法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成因

当前，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监督的因素是多重的，归纳起来主要源于“四不”：监督主体不主动。主要是监督意识差，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并带有共性的问题。有的存在“无位、无为”思想，对于司法监督，尽量能不监督的就不去监督，即使进行监督，也只是实施一般性、常规性、浅表性的监督；有的重和气，讲支持，认为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司法监督问题都是一些实质性的矛盾，怕影响各方面的关系，怕超越法定职权，怕出现负面效应；有的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者本身就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缺少监督必备的法律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司法监督的深入开展和有效实施，出现了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监督程序不直接。一是监督信息不畅通。目前通行的监督方式是采取听取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等这些常规的、宏观的监督方式，而这些信息多数源自司法机关本身，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笼统性，缺乏应有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二是受任人员不了解。人大常委会对任免的官员实际约束力不强，影响力不大，任免与监察结合不够，对司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由谁调查、怎样启动调查、调查结果向谁负责不明确，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三是监督手段不直接。根据人大监督权的法律评判，从法律层面上讲，人大监督权侧重于对监督对象起威慑、督促、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评价性、批评性、督促性、通告性的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不直接去对司法机关的审判结果作出任何处理，而只能监督司法机关自己启动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督促其依法予以纠正。监督依据不充分。从工作实践看，《监督法》虽然规范了各种监督形式的大致程序，但是还比较原则，对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处置措施、监督机构、监督的权限及其承担的法律后果等，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有的还没有规定。尤其是对刚性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把握好参与不干预、监督不越权、支持不失职的监督原则。监督手段不丰富。目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在人代会上、常委会上听取工作报告，然后进行审议，或就某一方面的工作进行简单的听、审、议、决。监督内容单一，监督形式也比较单一。另外，各种监督手段之间缺乏程序上的连续性和衔接性。

三、对策

为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增强司法监督工作实效，必须不断研究和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和构想。

1、突出重点，努力提高司法监督的针对性。在分析和确定监督议题时，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突出执法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施监督，与群众的愿望合心；二是突出中心，围绕大局，把与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相联的执法工作作为监督重点，与党委的思路合拍；三是突出发展中的重点，将事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司法和行政问题，作为监督重点，与政府的工作合力。同时，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从总量上控制。要从实际出发，适度、适地、适时，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务求实效。二是要改进执法检查方式。在完善普遍运用的检查方式的基础上，实行听取汇报与走访座谈相结合，重在走访座谈；普遍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重在抽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重在暗访。三是要以专题调研为载体，选准司法监督的切入点，围绕“十二五”规划科学选择司法监督调研题目，调研内容要紧扣工作重点，破解工作难点，突出工作亮点。

2、强化力度，努力提高司法监督的实效性。在司法监督过程中，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要将人大监督与司法机关内部监督相结合。通过启动人大监督，推进司法机关健全内部监察、督察等制约机制，使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形成闭合状态下的良性运行。通过人大监督强化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推动相互制约机制的完善。二是要将个案监督与信访工作中的控告申诉案件相结合。通过对群众的来信来访案件、上级批转案件、司法机关报送备案审查案件的分析、梳理，发现具有典型意义和监督价值的案件，同时要重点关注人大代表围绕“十二五”规划方面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人大在开展视察、检查、调研活动中发现的案件，拓展监督视野，实现人大监督的有效延伸和具体落实。三是要严格把好人事任免关，将监督案件与监督人相结合。对于受任人员要任前严格把关，任中严格审议，任后严格监督。同时透过案件监督发现问题，对有重大工作失误、错误执法的人员，要督促司法机关按照内部的错案追究制度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四是要将畅通信息渠道与实现经常化监督相结合。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并建立严格的联系制度和报告制度。

监督法范文篇4

个案监督之争尘埃落定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即人大个案监督，始于1980年代后期。资料显示，人大最早介入对具体案件的监督是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对辽宁省台安县“三律师案”的监督。

1984年年底，辽宁省台安县三位律师因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而被指责犯有包庇罪，两次遭到逮捕，蒙冤长达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受理后，根据常委会领导指派，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一致确认这是一起错案，应予纠正。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于1985年纠正了该案。然而两年之后，鞍山市检察院又重新认定三律师犯有“包庇罪”，第二次将他们逮捕入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多次过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预下，到1988年12月，鞍山市检察院才彻底纠正了这一错案。

台安县“三律师案”后，地方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开始提速加力。1987年11月，《辽宁省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规定》率先对个案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此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甚至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有关加强人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监督的规定。其中，广东、江西、江苏等省还专门出台了个案监督的规定。这导致1990年代前后个案监督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广泛开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个案监督的争论，争论焦点是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和运行规程。

支持者认为，宪法和组织法关于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规定，就是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人大司法监督当然可以包括具体案件。个案监督可以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工作机构分别开展。

反对者指出，个案监督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人大监督案件会影响司法独立。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在常委会会议上讨论一个案件明显不妥，而以主任会议和工作机构的名义对司法案件的定性判决进行督办或施加影响，甚至以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名义批转督办案件，其程序公正性令人怀疑。

在实践和争论并行的过程中，高层一直以审慎的态度对待个案监督。

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针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中规定‘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这里的‘重大问题’是否包括‘重大案件’？”这一请示，作出的答复是：“重大问题”包括重大案件，但在工作中，对具体刑事案件处理，似以由检察院与上级检察院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为好。

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人大在监督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有意见，可以提出质询和询问。纠正错案应当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

1990年代以后，随着个案监督在地方人大广泛开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案监督的态度开始转变，肯定中包含慎重、稳健。但在公开报道中，尚没有发现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开展个案监督的实例。

1999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人大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要遵循不直接办案，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的原则，事后监督的原则，集体行使监督职权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监督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等。也就是说，人大即使开展个案监督，也只能是司法判决后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

足以表达高层对“个案监督”意图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为了加强及规范个案监督，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对审判、检察机关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草案）》，该草案经过两次常委会审议，因引起广泛争议而中止审议，这一规定草案最后流产。

在监督法立法的20年时间里，个案监督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2006年8月出台的监督法，最终没有规定个案监督的内容。

至此，关于个案监督是否上升到立法层面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这意味着人大司法监督的内容和方向已经明朗化。监督法通过后，甘肃等省有关司法案件监督的法规和制度旋即被清理、废除。

衡阳“否决”与兴城“特调会”事件谈及人大司法监督，有两个典型的实践案例。

一个案例是，2007年湖南省衡阳市人大否决市中级法院工作报告事件。

2007年1月24日，衡阳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因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以上，未能获得通过，原因在于代表们对法院的工作不满。衡阳中级法院被人大代表斥为“有法不依，司法不公；判人情官司，谁有钱帮谁；法院领导开茶楼；法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否决案”敦促衡阳中级法院“开门整顿”。因整改效果明显，3个月后，即4月29日，衡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全票通过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人大代表以审议、批评甚至否决工作报告方式实行监督，被公众普遍誉为人大司法监督促进公正司法的经典案例。

衡阳中级人民法院的整改报告显示了“否决”的力量。这一报告显示，针对“有法不依，司法不公”问题，衡阳中院重新复查了公众对法院不满意的88件案件，决定再审的案件7件，纠正执行不当、不快的案件12件，9件呈请上级法院复查，对涉及基层法院的案件，督办26件，限期审查完毕，其中已纠正3件。部分人大代表反映强烈的少数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成为整顿重点，共收集、查访法官违法违纪线索12条。

另一个案例是，2003年，辽宁省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红崖子粮库执行案件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责成”兴城市法院撤销原裁定。

据报道，1997年，辽宁省兴城市红崖子粮库卷入一场经济纠纷案。经过初审、二审程序后，粮库的一些财产被兴城市法院查封。法院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财产进行评估，准备给原告抵债。红崖子粮库认为，法院的执法过程中有失公平，不但造成了粮库的直接损失，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向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诉。兴城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作出决定，就红崖子粮库的申诉案件于2003年7月成立粮库执行案件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介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兴城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一项决议，责成兴城市人民法院撤销原裁定，对案件按照法律程序重新审理。兴城市人民法院立刻按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对此案按程序进行了重新调查审理，并于2003年7月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该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

兴城市人大常委会责成法院撤销这一执行裁定的决议，由于牵涉是否“越位”监督法院等敏感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从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做出决议“责成”法院撤销原裁定，到衡阳市人大否决市中级法院工作报告，促使法院复查88件案件，喻示着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方式解决司法的共性问题，已成为司法监督的实践选择。

司法监督方向实际上，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立足宏观的共性问题，而不是微观的个案，渐渐成为高层关于开展司法监督的导向性意见。

“根据全国人大职能，不对个别案件进行监督，以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顾金池认为，从根本上保证公正司法还要*司法机关自身的制度建设，比如坚持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改等，这是最主要的。司法监督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司法机关的内部制度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也指出，宪法对各国家机关职权划分明确，人大可通过质询方式监督，最后还可以行使罢免权。如片面强调个案监督，很可能是换一批人腐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延续了“宏观监督”这一思路。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解决超期羁押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督促和支持“两高”和公安部集中开展了全面清理超期羁押问题的专项工作。超期羁押案件由2003年的24921人次减少到2005年的271人次，并形成了一套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长效机制。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共听取和审议“两高”八个专项工作报告，主题分别为加强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建设、加强审判监督和法律监督、规范司法行为和执法行为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指出，司法监督工作的指向，着眼于普遍性问题，而不是对具体个案的监督。

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所说，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度，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促进公正司法。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2006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监督法辅导讲座》一书中，更是提出“类案监督”概念，以区别于个案监督。李飞说：“开展对‘两院’的工作评议，也可以说是类案监督，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人大常委会监督与保障‘两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

通过对同一类型案件的监督，可以解析并督促解决类案所存在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司法共性问题，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司法监督的具体途径和主要内容，也是监督法关于人大司法监督的立法精神所在。

当然，强调类案监督并不意味着忽视个案。因为类案来源于个案的累积，类案往往需要从个案中发现线索和趋势。可以说，关注个案是类案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个案监督毕竟只能解决点上的矛盾，而类案监督则能推进制度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解决，这正是类案监督优于个案监督的根本所在。

司法监督的规程从现实情况看，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仍然存在。为了促进公正司法，对“两院”加强监督是必要的。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也是宪法原则。开展司法监督，应当体现这两个原则的统一，并且应当依据法定规程进行。

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开展司法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监督。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两高”作出的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并依法作出处理。2007年元旦，广州律师周玉忠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了一份快递，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审查，呼吁城乡“同命同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旦启动备案审查监督的程序，将意味着有明确的处理结果。但是，这一法律程序不会轻易启动。二是工作监督。工作监督包括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突出了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解决如告状难、执行难、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纠、司法不公等共性的问题，促进公正司法。

监督法范文篇5

仲裁作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调处矛盾,化解纠纷方面,以其快捷、方便、成本低廉的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仲裁制度独立于司法制度,仲裁权独立于审判权,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绝对对立,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因此,对仲裁有效的监督除了其自身的内部监督和行业监督以外,司法监督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仲裁权有司法监督权,随着仲裁受案数量的上升,人民法院受理的仲裁纠纷也相应增多,如我省法院2的2年就受理涉及仲裁纠纷的案件893件,其中,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3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l件,申请执行仲裁裁决889件,不予执行26件。人民法院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具体表现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三个方面。但由于《仲裁法》规定较原则,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在理论和实务中还存在一些巫待明确的问题,笔者借此抛砖引玉,就人民法院对仲裁权进行司法监督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特定合同关系争议或已经存在的争议而达成的约定。¹这种约定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在商事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它是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在争议发生前,商定合同条款时订立的,是主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当事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它是在争议发生后,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从形式上,它不同于仲裁条款附属于主合同,它一般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一般合同成立之要件,如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的形式合法等。二是仲裁协议成立的特别要件,它是指法律在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之外,就仲裁协议特别设定的要件。º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这类要件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协议约定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法律规定可以仲裁的争议,当事人方可以协议约定仲裁,这是仲裁协议有效的基础。二是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即协议本身是符合法律规收稿日期:2003.4.17作者简介:杨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¹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º乔世明主编:《合同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定的。由于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依仲裁协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即被赋予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仲裁协议被认为是排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唯一法律依据,也是仲裁庭取得和行使仲裁权的重要来源。»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就是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这是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依据。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有效性及仲裁管辖权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的监督权。有效的仲裁协议产生法律规定的约束力,而无效的仲裁协议则不能实现当事人仲裁的目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主要是根据《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审查其是否符合仲裁协议有效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以及特别要件。根据该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对此,具有《仲裁法》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为无效仲裁协议。该条规定的情形有:(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虽然无效,但无效的原因是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予以完善,而不是轻易确认无效。只有在当事人就上述问题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无效。司法实践中,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还需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处理。1、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的,法院不宜轻易确认无效。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协商不成,法院应本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有利于法院监督和执行等具体情况来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2、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但从文字表述和逻辑推理上具有排它性和特定性,如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乐山市仲裁委员会”,但在乐山市只有一家“乐山仲裁委员会”,如果以约定不明确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显然不符合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因此,当事人一方以此为由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对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处理。当事人约定的仲裁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第3条作了规定。1、主体平等。只有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才能提起仲裁;2、纠纷是合同纠纷和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由于商事合同都与财产权益有关系,因此,纠纷的性质应该是具有财产性;3、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属于仲裁受理的范围。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的,应当裁定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第三、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审查。1、仲裁协议必须是以书面形式订立。2、书面形式应符合《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的书面形式的解释。即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后订立的明确含有符合《仲裁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内容的合同书、以及相互往来的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以上述形式出现的仲裁协议,只要符合《仲裁法》的规定,应是有效的。3、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原则上无效,但在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或者有证据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前提下,或者在当事人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已对此进行答辩,以行动承认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而后,又请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

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作出裁决后,由于仲裁裁决的生效,将导致强制执行权的产生,»乔欣:《仲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错误的仲裁裁决,可能因此损害仲裁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了撤销程序,赋予当事人申请撤销权。即任何一方仲裁当事人,如果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在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六十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它是人民法院对错误的仲裁裁决所采取的积极补救措施。在撤销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一般只限于对仲裁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通常不涉及对实体的审查,这一点,不同于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不仅包括对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实体是否错误予以审查。因此,人民法院在撤销程序中,对仲裁裁决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范围:第一、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真实体现,是仲裁机关行使仲裁权的前提。在仲裁协议中,应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以及选定的仲裁机构。法院在审查中,不仅要对仲裁协议及其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仲裁事项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仲裁性进行审查。第二、是否存在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的情况。我国目前对仲裁实行的是专门的机构仲裁,因此,在机构仲裁的条件下,要求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应当明确、具体。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任意选择仲裁委员会,不受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财产所在地等的限制。如果当事人不能准确约定仲裁机构,即意味着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不能得到实现。审判实践中,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主要有以下情形:第一、仲裁委员会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行使仲裁权。仲裁庭的仲裁权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该仲裁委员会予以仲裁,则仲裁庭无权对当事人的纠纷予以仲裁。否则,违背了仲裁权的本质,也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第二、仲裁庭超越当事人的授权范围或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仲裁权。仲裁协议对提交仲裁的事项作了明确约定,仲裁庭的仲裁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仲裁事项进行,超越这一范围予以仲裁,就是对仲裁权的越权行使。如当事人在建筑承包合同中约定对工期发生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但仲裁庭在仲裁中不仅对工期予以仲裁,而且对合同的效力也进行了审理和裁决,显然是一种越权裁决。另外,法律对仲裁庭的仲裁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即争议须具有可仲裁性,对不属于仲裁范围的事项,如婚姻、继承等人身性质的纠纷,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是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的,因此,即使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将此类性质的纠纷交由仲裁解决,但由于该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庭无权仲裁。第三、仲裁庭逾期行使仲裁权。包括仲裁庭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或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内履行仲裁职责以及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不裁、漏裁等。审查中,如果发现仲裁庭在仲裁中存在以上情形,则可分别情况,作出全部、部分撤销仲裁裁决或补充仲裁裁决的裁定。第三、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实践中,其主要表现在: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中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仲裁庭在开庭前没有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开庭时间、地点等注意事项书面告知当事人;开庭时没有平等保护当事人的陈述权,庭审中提出的证据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仲裁庭认证,即在裁决中有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第四、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应当是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要求仲裁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经仲裁庭开庭查明的事实,而事实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一旦仲裁庭采用了伪造的证据,必然导致事实认定的错误,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显然是不公正的,必然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有损仲裁的权威。(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即直接关系到仲裁裁决的最后结论的证据。这些证据通常与仲裁案件所涉及的争执焦点或重要事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直接影响着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公正裁决。(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人民法院在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后,查明裁决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予以撤销。但在合议庭审查中,应注意把握这么一点,如果仲裁裁决仅仅是程序上有瑕疵,但这种瑕疵可以通过重新仲裁予以纠正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简单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根据(仲裁法》第61条的规定,可以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给仲裁庭一个自己纠正错误的机会,通过重新仲裁对错误裁决予以补救。当事人对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如何处理的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有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在人民法院的裁定生效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通过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对此,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呢?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精神,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后,当事人既可以就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7〕5号《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撤消仲裁裁决的裁定,当事人无权上诉。法释【1999」6号(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释【20(刃117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撤销仲裁裁决的院不予受理。上述司法解释精神明确了人民法院依法作定提起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是人民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活动。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从被撤销之日起就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又回复到申请仲裁之前的状态。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既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目前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如果确有错误的,能否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现行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此类情况时,有按照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的;也有按直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处理的;或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法》第9条第2款规定,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如果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确有错误,意味着法院的司法监督存在瑕疵,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出发,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社会效果可能更好。但从诉讼成本上,可能会增加法院的司法成本,同时,也与仲裁“一裁终局”以及快捷、方便的的特点相悖。因此,是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从我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看,由于人民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是一种司法监督,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精神看,“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仲裁制度,决定了法院对仲裁权的监督只能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不得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仲裁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法院查明属实后所作出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使仲裁庭已作出的生效裁决无法得到实现。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仲裁法》后于《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作为特别法,《仲裁法》对此未作规定,而根据该法第九条规定的精神,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就该纠纷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均通过有关途径进人再审程序,则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增加诉讼成本。同时也使当事人的纠纷始终处于未决状态,不利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此,是否进人再审程序,笔者认为,在处理上应当慎重,即不要轻易启动再审程序对法院的撤销裁定予以审查。

监督法范文篇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已于2006年8月27日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使《监督法》在我县得到顺利实施，今天在这里召开由各乡镇乡镇长、各部门（包括省市直属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监督法的学习培训会，会议共有三项议程，早上先由我讲几点要求，之后请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同志进行专题讲座。下午将由县政府法制办主任同志进行专题讲座。现在我就学习贯彻《监督法》讲三点要求。

一、充分认识《监督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努力提高学习贯彻的自觉性

立法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两项重要职权，这两项职权的行使，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对于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已经作了规定；而对人大机关监督权的行使，多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始终还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制定一部法律来保障人大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迫切希望。《监督法》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它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要求，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民主集中、集体监督、有序监督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加强人大监督工作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正确处理了加强人大监督工作与支持“一府两院”依法开展工作的关系，准确把握了人大监督工作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学习掌握监督法时要认识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充分认识,接受人大监督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职责的需要，是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地方人民政府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到，执行人大的决议就是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接受人大的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要把尊重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自觉接受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作为政府工作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原则，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政府各项工作中去。公务员之家:

二是要真正理解，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和支持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是政府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富有成效的重要保证。各乡镇各部门要不断深化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要尊重人大的职权，树立人大的权威，把人大监督意识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深入到每一个干部职工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在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不断提高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加快全县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促进、监督就是保障的意识，更加自觉地把政府各项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

二、集中精力，认真搞好监督法的学习培训工作

广泛深入学习宣传监督法，了解掌握其内容实质，是贯彻执行这部法律的前提。希望各乡镇、各部门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组织本部门、本单位全面深入开展监督法的学习宣传活动，确保培训学习取得实效。

一是在本次学习培训中要按时参加会议，做到不迟到、不早退，集中精力，排除干扰，认真听讲，认真笔记。因故不能参加培训的，要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各乡镇和部门一把手要向县长请假，并要告知我，副职和事业单位负责人要向我请假。请假人员全部要向监察局和法制办备案。无故不参加培训的，将在培训结束后予以通报并要参加法制办组织的补训或考试。

二是层层培训，广泛宣传。由于受条件的制约，我们不能在这里对各部门、各乡镇所有工作人员都进行培训，这就要求今天在这里学习培训的人员，在认真学习、全面了解掌握监督法的基础上，回去对本单位未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辅导学习。要通过专题讲座、广播电视报道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做好监督法的学习宣传工作，努力为贯彻落实监督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转变职能，提高效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

监督法范文篇7

第二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统称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会计监督检查，并依法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跨行政区域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确定，由相关的财政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财政部门指定管辖。

上级财政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财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下级财政部门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可以报请上级财政部门管辖。

第四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处理，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经审查立案、组织检查、审理后，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财政部门应当在内部指定专门的机构或者在相关机构中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会计监督检查和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移送和案卷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内部相关机构或者职责的设立，应当体现案件调查与案件审理相分离、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的原则。

第六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并将会计监督与财务监督和其他财政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监督工作。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会计行为有权检举。

财政部门对受理的检举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个人。

第八条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会计监督检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章会计监督检查的内容、形式和程序

第九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设置会计账簿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应当设置会计账簿的是否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

(二)是否存在账外设账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伪造、变造会计账簿的行为；

(四)设置会计账簿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

第十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会计法》第十条规定的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如实在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上反映；

(二)填制的会计凭证、登记的会计账簿、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与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相符；

(三)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第十一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核算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采用会计年度、使用计账本位币和会计记录文字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编制计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三)账务会计报告的编制程序、报送对象和报送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会计处理方法的采用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五)使用的会计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资料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六)是否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七)会计核算是否有其他违法会计行为。

第十二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档案的建立、保管和销毁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公司、企业执行《会计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任用会计人员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是否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任职资格。

第十五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依法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可以采用下列形式：

(一)对单位遵守《会计法》、会计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人员从业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或者抽查；

(三)对有检举线索或者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发现有违法嫌疑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

(四)对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定期抽查；

(五)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抽查；

(六)依法实施其他形式的会计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应当执行《财政检查工作规则》(财政部财监字〔1998〕223号)和本办法规定的工作程序、要求，保证会计监督检查的工作质量。

第十八条在会计监督检查中，检查人员应当如实填写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

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工作记录的编号；

(二)被检查单位违法会计行为发生的日期、计账凭证编号、会计账簿名称和编号、财务会计报告名称和会计期间、会计档案编号；

(三)被检查单位违法会计行为主要内容摘录；

(四)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附件的主要内容和页数；

(五)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六)检查人员签章及填制日期；

(七)检查组长签章及日期。

前款第(四)项所称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附件应当包括下列材料：

(一)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资料的复印件；

(二)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合同、协议、往来函件等资料的复印件；

(三)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四)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可以在被检查单位的业务场所进行；必要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也可以将被检查单位以前会计年度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财政部门检查，但须由组织检查的财政部门向被检查单位开具调用会计资料清单，并在三个月内内完整退还。

第二十条财政部门在被检查单位涉嫌违法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在对有关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可以向被检查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或者被检查单位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向与被检查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查询有关情况，应当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并持查询情况许可证明；向被检查单位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情况，应当遵守《关于财政部及其派出机构查询被监督单位有关情况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财监字〔2000〕39号)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检查组应当在检查工作结束后十日内，将会计监督检查报告、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及其附件、被检查当事人提出的书面意见提交组织检查的财政部门。

会计监督检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时间；

(二)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三)检查组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四)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和确认违法事实的依据；

(五)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建议；

(六)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七)对涉嫌犯罪的当事人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九)检查组组长签章及日期。

第二十三条财政部门对于检查组提交的会计监督检查报告及其他材料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并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章处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查实后，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从轻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会计行为是初犯，且主动改正违法会计行为、消除危害后果的；

(二)违法会计行为是受他人胁迫进行的；

(三)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会计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从轻给予行政处罚的。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罚：

(一)无故未能按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

(二)屡查屡犯的；

(三)抗拒、阻挠依法实施的监督，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情况的；

(四)胁迫他人实施违法会计行为的；

(五)违法会计行为对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六)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为依据进行会计核算，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实的；

(七)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确认标准、计量方法，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实的；

(八)违法会计行为是以截留、挪用、侵占、浪费国家财政资金为目的的；

(九)违法会计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免予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八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有《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所列违法会计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有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有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会计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财政部门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被检查单位的有关人员有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财政部门对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实施监督检查时，发现注册会计师及会计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财政部门认为违法会计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会计监督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贿受贿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第四章行政处罚程序

第三十六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七条财政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检举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予以审查，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三十八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下列内容予以审查：

(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

(三)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三十九条财政部门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明确的违法会计行为、违法会计行为人；

(二)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三)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四)属于本机关管辖。

第四十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告知检举人，并将审查意见存档；认为案件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有关部门。

第四十一条列违法会计行为案件，财政部门可以直接立案：

(一)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二)在其他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三)在日常财政管理工作中发现的；

(四)上级财政部门指定办理、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

(五)有关部门移送的。

第四十二条财政部门对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第(三)、(四)、(五)项规定立案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程序实施会计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制度。

财政部门应当指定专门的机构或者在相关机构中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对已经立案并实施会

计监督检查的案件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审核检查组提交的有关材料，以确定是否对当事人给

予行政处罚以及对当事人的处罚种类和幅度。

第四十四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并遵循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错罚相当的原则。

第四十五条案件审理人员应当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实施的会计监督检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三)收集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充分；

(四)认定违法会计行为所适用的依据是否正确；

(五)建议给予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合法和适当；

(六)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七)需要审理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六条案件审理人员对其审理的案件可以分别作出下列处理：

(一)对会计监督检查未履行法定程序的，经向财政部门负责人报告并批准后，采取必要的弥补措施。

(二)对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中止审理，并通知有关检查人员予以说明或者补充、核实有关的检查材料。必要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另行组织调查、取证。

(三)对认定违法会计行为所适用的依据、建议给予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不正确、不适当的，提出修改意见。

(四)对审理事项没有异议的，签署同意意见。

第四十七条财政部门根据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结果，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二)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成立，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四)违法会计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并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具体建议。

(五)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违法行为应当由其他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六)认为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违法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八条财政部门对当事人没有违法会计行为或者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会计监督检查结论，送达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有关单位。

会计监督检查结论包括下列内容：

(一)财政部门的名称；

(二)检查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时间；

(三)对检查事项未发现违法会计行为或者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说明；

(四)要求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期限；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四十九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制作会计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有关单位。

会计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地址；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事实和证据；

(三)要求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期限；

(四)行政处罚决定及其依据；

(五)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的名称、印章；

(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处罚决定文号；

(九)如果有附件应当说明附件的名称和数量。

第五十条财政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财政部门应当采纳。

财政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五十一条财政部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财政部财法字〔1998〕18号)的规定组织听证。

第五十二条听证程序终结后，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十三条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会计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遇有特殊情况可延长至六十日内送达当事人。

第五十四条财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加处罚款有异议的，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因逾期缴纳罚款所加处的罚款，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七条案件结案后，案件审理人员应当做好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监督法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宪法监督；模式；反思

潘恩在讨论宪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作为限制政府的方式，任何超越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如果政府行使了无权利之权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但潘恩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权是法律权利，抑或是政治权利？这种抵抗是合法的反叛，抑或只是法律外的革命？

在古代，除非事实上的革命，找不到对违宪行为的救济措施，而革命一旦发生，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宪法，而是国家制度。中世纪，违宪审查思想开始萌芽，英国的坎登爵士提出自然法的原则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融入到英格兰宪法中，即法律的解释者应当界定个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政府的界限，这种理论在近代演化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而宪法至上的原则“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1803年，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维护宪政秩序的第一步。二战结束后，宪法监督成为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一书中总结到：“一个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在选票箱之外对于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的。”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规定“宪法有疑义时，由下列各员组织特别会议解释之：参议院院长，众议院院长，大理院院长，平政院院长，审计院院长”。随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详细分析了应采用特别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原因：“至宪法解释问题，除君主国以该权限属于君主外，各国先例尚有三焉，（一）属于国会者；（二）属于法院者；（三）组织特别机关者。惟第一届国会所组织之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则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夫以宪法会议解释宪法，诚可谓独开生面。然中华民国之宪法会议，实由国会两院会合成之。故该草案规定为宪法会议，无宁视为与规定属于国会者同调。以国会解释宪法，常易益其纠纷。盖宪法必因行政、立法两方面争议，始有解释之必要。若以解释权付之国会或国会两院所组织之宪法会议，则无异于以原告裁判被告，非独不平，而借解释以省纠纷之目的，亦不可得而达矣。次之，则付与法院解释，亦有疑义。盖法院为与行政、立法平列之机关，非有临乎其上，取得强制解释之权力，疑义一也；法院为政府委任之官吏所构成，安知不倚于一偏，疑义二也；法官固有解释一般法律之责任，不必均精于宪法，疑义三也。英美因以解释宪法之权付与法院，而法官遂有无上之权威，是又不可不慎也。本法第一百一条，权衡取舍，乃采特别解释机关之先例。”

在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向宪政时期，吴经熊等人主张建立专门的审查机关，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详细地规定了宪法的保障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保障宪法之实行，及解决关于宪法之纠纷，应设国事法院。国事法院之职权如下：解释宪法上之疑义；审查违宪法令并宣布为无效；关于违宪行为之处分；解决中央政府各机关间、各地方政府间及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争议，及其他不能解决之事项；受理行政诉讼；统一解释行政法令；受理公务员被弹劾之案件，并惩戒被弹劾人及其在行使国事法院职权时，所发见应受惩戒之公务员；移送负刑事责任之被惩戒公务员于普通法院审判；解决其他直接或间接违背宪法，而非普通法院所得解决之政治上事件。国事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及解释，有拘束普通法院之效力，国事法院设平事十一至十五人，其中国半数由国民大会直接选举之，余由国民政府五院各推二以上候选人，提请国民大会选举之。平事中研究法律者至少应占五分之二，研究政治及经济者至少应各占五分之一。”[5]1940年，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由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

二、新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确立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废除旧法统、伪宪法的同时，也割裂了宪法监督自身的继承性，致使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得不在空地上重新起步并采用了民国时期最不看好的议会监督模式。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以法律解释为内容、以全国人大为实施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82年宪法在54年和78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弥补了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宪法监督活动的缺陷。第67条第6、7、8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职权立法、授权立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层出不穷，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制的统一，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立法行为的宪法监督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启动了宪法监督体制。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规定了审查的程序，第9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消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是违法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继《立法法》之后，我国宪政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议会监督模式虽发轫于英国，但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由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效力上都是相同的，宪法至上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国实行成文宪法，因此，从法理上确认了宪法至上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除了议会监督模式的一般弊端外，还包括：

1.立宪权和立法权的合二为一。我国宪法从程序上明文规定了创制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区别，“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但82年宪法同时又将立宪权和立法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结果导致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抽象性的宪法审查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而没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宪法仅仅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人大职能方面的缺陷。英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但英国的上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立法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审查（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还是事后审查（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都是抽象性的，不涉及具体的法律是否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注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启动了宪法诉讼。宪法诉讼和一般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应该由同一个机关来实施的两项职能却要由两个机关来承担：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却不能对法律进行一般性审查，也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而解释宪法是宪法诉讼的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抽象性合宪审查却不能裁定宪法诉讼，一旦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怎么协调？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法（违宪）审查了，这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因为宪法至上的原则决定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例外。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宪政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那么又有什么制度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3.从实践上看，我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曾因监督机关的虚置，造成54宪法的不宣而废。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比较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2000年又启动了宪法监督程序，但现行宪法颁布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过一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也没有纠正过一起违宪行为。

鉴于议会监督模式的弊端，采用议会监督模式的国家纷纷寻求改革——走向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即使英国这样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不例外。1974年，斯卡曼勋爵在题为《英国法律——新发展》的演讲中呼吁：“一个法律制度在其受立法机关支配时，除非它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它便是它自身，在其受行政支配时，它便不会有确切的人权保障……我们的法律结构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供我们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中业已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行为的法律控制……我们务必寻求一个新的宪法解决方法以运用司法权力把议会的立法主权置于宪法限制之内。”[6]1988年，前苏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设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宪法监督委员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国谋求新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一是讨论1982年宪法草案时，当时有宪法保障一章，人们开始探讨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最终的宪法文本仍然采用议会监督模式，并进一步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1990年、1991年起草监督法的时候，稿子里也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到1993年修宪，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由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实施这种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院可以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只要把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就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开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一向比较薄弱，因此，它不可能担任这种重任，惟一可行的办法的就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监督法范文篇9

关键词：会计监督；弱化原因；建议

对于会计工作而言，会计监督是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使会计工作规范化并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保障财务和社会经济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国家财政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对会计工作进行监管和引导，其工作包含对会计相关政策及标准的制定、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以及对于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资格的确认，确保会计从业人员行使自身的职权，监督并引导基层工作单位积极提升相关的会计工作能力与水平。加大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既可以强调财经纪律的重要性，又可以保证国家预算、计划的全面完成，使各单位自觉提高经济核算能力，降本提效，也利于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

一、会计监督工作弱化的原因

通过对现实中发生的经济案件的分析，归纳出导致会计监督工作存在弱化现象的四个因素。（一）我国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会计监督工作的实行。会计管理体制(systemofaccountingadministration)通常是指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工作所存在的各种活动采取强制性的干预和控制手段，进行一系列制度和体制上的约束，由此所制定的一系列需要遵守的规章规范。目前，我国公司的管理体制是由公司自主设定的，对于会计从业人员的管理和会计工作的规范都是各公司根据本公司的现状和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财务部门或单位主管部门仅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从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的管控。在我国的体制下，从事会计的工作人员虽然隶属于工作单位，但却受制于工作单位的行政领导。《会计法》授予会计从业人员监督公司一切经济活动的职责在该种体制下很难履行，因为现实发生的很多经济案件都是管理人员与会计人员“共同合作”完成的，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会计从业人员受到从业单位行政领导的制约，会计从业人员与其所工作的单位管理者存在相同的利益。由于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使得会计监督工作很难有效的实施。（二）单位负责人的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单位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大大降低了监督的有效性。目前，大部分公司所运用的是“一支笔”的财务审批制度，即会计从业人员仅按照单位负责人或法人的安排办事，虽然审批机制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但由于审批机制不规范，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容易导致“内部财务暗箱操作”问题的发生。加上单位负责人的法律意识跟不上行业规范的发展，对行业内规章制度的认识不够透彻，在自身利益的诱惑下，委派甚至指使下级相关会计人员或会计机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破坏行业制度，引起腐败新闻的发生，会计工作者以及相关会计机构履行内部监督的职责和举报违法违规会计行为的义务不能有效进行，更为腐败作风的快速蔓延铲除了绊脚石。相关单位负责人薄弱的自我约束意识加上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会计监督的真实性。（三）从整个行业来看，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道德素质也有待提高。会计是记录企业经济往来、保证企业资产合理有效运行的一项特殊职业，是提升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门实用性、专业性学科。会计从业者在参与会计这项严谨的工作之前，已经通过国家统一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并具有了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修养。会计人员从事与公司财务有关的工作，其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会计监督工作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根据《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相关规定，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必须依据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法律法规，客观、真实的记录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经济往来明细。但许多经济案件表明，会计从业者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意识薄弱，自制力低下，易受到单位负责人的影响而谋取私利，使会计监督形同无物。（四）监督体系不完善、流于形式的监督方法，导致监督有效性的下降。目前，会计工作中存在的审计、会计咨询、验资等工作都是由持有注册会计师证的会计人员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统一进行。审计工作的根本特征就是独立性，这一特征确保了审计工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但是，这种审计权力是企业赋予的，只能在企业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审计，所以，对企业起不到任何的控制作用，只流于形式。此外，政府监督——财政、审计、税务等监督各部分各自为政，管理零散，审计的范围不广，部分审计人员的专业性和相关法律知识不到位，审计的过程不严谨，对查处的问题不重视，造成会计人员对会计监督的防范松懈。

二、加强会计监督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管理体制的建设，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实施。会计从业人员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引发了监督工作有效性降低的情况。在我国的体制下，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由于隶属于工作单位、受制于行政领导，使会计从业者对所在的工作单位没有归属感，导致其对监督工作的责任心降低，阻碍监督工作的有效实施。要加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建设，增强会计人员对所在单位的责任心和归属感，使会计人员将自身利益和单位利益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样的高度。（二）全力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的建设。会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是其所在工作单位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依据是《会计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对相关人员以及各种经济活动所进行的一系列具有正确性、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的检验。规范审批机制，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内部监督体系，防止“内部财务暗箱操作”问题的出现。及时更新单位领导和会计从业人员对法律的认识，加强其自我约束能力。形成一套良好的会计监督约束机制，从根源上防止会计人员在领导的指使、授权下做假账、伪造会计凭证等破坏行业制度且易引起腐败作风的行为出现。（三）强调会计人员资格测试中综合素质及职业道德测试。的重要性，对于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目前，已经发生的经济案件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由于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程度低造成的，会计从业者对自己所在行业存在的意义认识不到位。人们非常容易进入会计行业，因为从业门槛太低，会计人员的知识储备虽然达到了从事本行业的水平，但综合素质、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方面远远达不到会计人员应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和单位只对违反法律的会计行为设立了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处罚力度不到位，导致部分从业者忽视了职业道德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所以，要提高会计人员资格测试中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测试的重要性，加强对违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行为的处罚力度。（四）完善外部监督体系，引起单位上下全体人员的重视。完善会计外部监督体系，对财政、审计和税务等政府监督统一管理，扩大外部监督的审计面，加强外部监督力度，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性，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严肃审计过程，对查处的问题高度重视，做到一丝不苟，在行动上逐步引起单位监督工作人员的重视，从而使单位内的监督人员增强对单位相关工作的监督强度。企业经营的目的是盈利，一个单位的会计工作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所以，会计监督工作的有效实施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与会计监督有关的工作并未展现出应有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不断从国家、单位和个人方面找原因、补漏洞，不断提高会计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王昌锐，贺欣，邵敏，万文翔，李静，唐国平.我国《会计法》实施现状及其修订思考——基于问卷的调查分析[J].会计研究，2017（09）.

监督法范文篇10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起源是商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起初人们商定将争议交由第三方决断，并凭自觉去履行和维护该第三人的决断。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仲裁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最终亦以一项制度化的司法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体系之中，并凭借自身的契约性和“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被人们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的联系与制约也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仲裁权是仲裁员的权力，而非仲裁员的权利，二者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项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制度”。而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行使并不像权利一样以他人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是可以运用自身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故权力是一种附有强制性的存在，“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故必须通过另外的权力加以制约。仲裁裁决作为仲裁权体现的最终方式，对其监督则是权力制约必需内涵之一。另外，从仲裁权的来源来看，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点，仲裁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产生的，因此仲裁权的行使不得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引申之意就意味着必然需对仲裁权是否属“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确立之初就不是无限制的，当事人得“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而是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是有效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和社会道德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更是由法律规则调整和确认的结果。以此为基础的仲裁，换句话说也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选择仲裁意志的肯定。同时，仲裁作为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模式定位亦是为国家法律确立为保障的，《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对仲裁权的行使进行了规定，而仲裁权的法律概括授权进一步说明了仲裁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仲裁领域并不存在“法律真空”，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必然要受到一定法律体系的控制和约束。法院对仲裁的适度监督能够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且法院的监督本身亦可促使仲裁员审慎仲裁。包括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方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二、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之争——确立以“程序正义”为标准

尽管应对仲裁制度进行司法监督是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然而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却广泛存在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两家之争。“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只能就仲裁裁决做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对于仲裁裁决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内容所作的裁决将不予评判；而“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尤其在仲裁裁决内容显失公正的时候，对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给予全面的监督和审查。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仲裁性质和特点的具体。而对仲裁性质，尽管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广泛地争议，“契约性”、“准司法性”、“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型制”是三种代表性的学说，但无论是何种学说，大家都肯定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的属性。作为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针对纠纷的解决为促进彼此协作达成的约定。康德指出：“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因此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的约定就是仲裁公正性的根本所在。而契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选择，一旦人们选定了仲裁，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灵活的仲裁程序和“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相关的约定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审查，亦应排除当事人反悔另行诉讼以求司法解决争议的权利。其次，针对全面监督论者对仲裁公正性的担心，则有必要重新探讨仲裁的公正性。随着滥诉、诉讼爆炸等问题的出现，公正在现代被赋予了更深、更全的含义，公正被认为包括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过程本身就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并被严格遵守，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这就是英美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人们对结果公正与否的判断将从程序过程以外的客观、实体公正标准转向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合理性标准，即正当程序原则是否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如正当程序原则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则公正得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外在矛盾不复存在，公正与效率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效率作为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就内含着公正的精神，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司法与仲裁在实体问题上适用的原则和标准并不一致，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员往往可以参照行业惯例、商业道德准则等进行评价。因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干预不仅会侵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处分权，而且形成仲裁裁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冲突，侵蚀仲裁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将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性的解纷机制所预期的功能和优势。并且，程序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以“正当程序”为标准对整个仲裁程序设计公正与否的评价，而不涉及实体问题，可排除个案复杂性对具体案件不同处理结果的影响，限制法院对仲裁的任意擅断和因人而异的理解所带来的对评判结果的争议。另外，仲裁程序始于当事人申请，终于仲裁员最终作出仲裁裁决。以程序公正与否评判仲裁的正当性可贯彻仲裁的始终，其坚持和维护为人们追求公正提供了信念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