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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机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06:41:32

货币机制

货币机制范文篇1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纷纷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同时,我国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央行连续4次降息,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加大货币投放放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度宽松”作为货币政策的最新基调,为近十几年来首次采用。从全球经济过热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紧缩,各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果究竟多大,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米时金(Mishikinetc.,1995)对三种主流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坚持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强调货币资金利率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短期市场利率变化,经由市场预期作用,影响长期利率和实际投资,最终影响产出;梅尔泽(Meltzer)强调货币主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普遍的资产价格调整,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最终影响产出;伯南克(Bernanke)则提出了新的信贷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净价值,进而影响经济中的信贷规模,最终影响产出。围绕这三大理论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强,2008)。

2.2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动态定量研究并不多见。王振山、王志强(2000)较早地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信用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经。周英章、蒋振声(2002)对我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但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裴平、熊鹏(2003)检验了我国1998-2002年“积极”货币政策中的“渗漏”效应。谢赤(2003)对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最佳货币政策指标方面进行了探讨。瞿强(2008)用我国1996-2008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通过比较分析利率、货币数量、汇率和信贷等主要金融变化的产出、价格等实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模式,观察到信贷是一个特别注意的变量。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ensusX12法消除数据的季节效应,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这里以1990年1季度为100),并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由于实际利率可能为负,因此实际利率不能对数化)。首先对单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实际序列对数差分后平稳。

3.2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研究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及其贡献度,本文建立了四变量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3,由于方程右边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所以OLS估计是有效的。

经检验,上述模型是平稳的。四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RR=0.937、R2M1=0.915、R2loan=0.845、R2GDP=0.85,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但扰动项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简化的VAR模型却无法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同期影响关系,需要用结构VAR模型来刻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实际利率不能Granger引起实际M1、实际金融机构贷款,但能Granger引起实际GDP,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为0.14372,这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部分商品处于供大于求,因此当对货币的需求扩张时,会由于价格调整而抵消,货币供给的数量调整对产出的影响较弱,这与高铁梅(2006)、刘金泉(2003)得出的结论相同,但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却显著地下降了,这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内需有所增加的原因所致;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从早年的信贷配给到目前的信贷政策,金融机构贷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3结构VAR(SVAR)模型的估计

由于简化式VAR模型不能刻画同期相关关系,而SVAR模型则可以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短期影响,本文仅对SVAR模型施加短期约束,不考虑上述变量对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在上述估计出的简化式VAR(3)模型基础上,构建AB-型的SVAR(3)模型。由于模型中有4个内生变量,因此至少需要施加2k2-k(k+1)/2=22个约束条件才能使得SVAR(3)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由于AB-型的SVAR(3)模型包含了k2+k=20个约束条件。本文根据经济理论,再施加三个约束条件:实际利率对当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利率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由于模型扰动项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可以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IML)估计得到SVAR(3)模型的所有未知参数,以上各项系数都比较显著,SVAR(3)模型较好地被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实际GDP的冲击效应,可以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来识别这种冲击效应。

3.4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给实际利率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1期(以季度为单位)开始直到第4期,对实际GDP有一个正向的冲击,之后虽有负向冲击,但总体影响却是正的,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很小,国有企业往往对利率不敏感,对利率敏感的是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最终拿到的资金利率往往是正规市场上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3.5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考虑到实际GDP对自身的贡献率,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前8期时都是最大的,第1期的贡献率达到92.56%,但从第二期开始显著下降;实际M1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第8期之后稳定在20%左右;实际利率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从第1期到第2期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第9期后保持在40%左右,超过了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前8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主要是信贷渠道。

参考文献

[1]瞿强.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之谜——基于结构VAR的分析[J].货币金融评论,2008,(11).

货币机制范文篇2

181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铸币法》，英国首先实行金币本位制度；1871年，德国开始实行金币本位制；1879年，美国恢复金本位制，同年奥匈帝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此时一个国际金币本位体系基本形成，稳健的运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中断，战争一方面让法币走进历史舞台，一方面改变了黄金存量的分布，实为国际金本位消亡的开始，从1879年到1914年，“黄金时代”持续了35年左右，稳定、健全的货币制度至今都让人们魂牵梦绕。

在国际金本位体系中，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几乎全都实行金币本位货币制度，金币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流通，黄金成为国际货币，黄金跨国的自由流动可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黄金储备也解决部分问题），也保障着各国相对稳定的汇率（汇率投机进一步加速了汇率的稳定），自由流动的黄金通过对世界物价水平调节而调节黄金的供应量，例如世界货币供应量过剩，物价水平上升，黄金的开采费用增加会导致黄金产量降低。

一切不均衡因素都将在自发的调整状态中实现均衡，且均衡一旦实现便有持续自我维持的内在动力，然而稳定健全的贸易发展被急速蔓延的战火所替代，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最终瓦解了这种国际货币制度，战争使物资的消耗达到极限，政府印制法币筹集物资成为必然，而战争最大的破坏在于黄金存量的分布，黄金从此不能再自由流通，一切自我调节的机制失效，金本位的根基已经被动摇，其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战争加速物资消耗的同时，物资的生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货币的需求量随之提升，黄金的供应保障成为问题，法币便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战争，只有贸易，英国因经济实力最强，英镑的地位等同于黄金，其他国货币将与英镑挂钩（呈现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人口的增长，通货紧缩在货币幻觉下演变为经济危机，此时法币便呼之欲出。

《绿野仙踪》（弗兰克·鲍姆1900年的童话巨作《绿野仙踪》影射了自己当时银币自由铸造的经济主张）中的陶丽丝转动鞋跟，在互敲三下之后就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家园，而金本位的家园早已物是人非。

2真假金本位

2．1自由主义与黄金之锚

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支持无锚的货币制，认为政府不应该把国家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固定，赞成放弃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主张用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任何固定之价，都是金本位制。另外一种甄别真假金本位的思想为哈耶克的黄金之锚，国家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必须固定下来，政府的任务是维持这个固定比价，政府没有钉住黄金便是伪金本位。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思路，却可以解释同一种现象，可惜两种不同的货币制度无法在人类社会里进行试验，来检验哪种交易费用更小，以下从理论上做出简单的推演。

由弗里德曼的思路出发，笔者称之为自由市场的金本位，假设一国黄金供应量上升，通过市场出清，黄金的本币价格下降，物价水平的黄金价格上升，本币对外币的汇率上升，引发黄金的外流（黄金输送点的幅度不大，这里假定一种金币替代另一种金币的费用为0），黄金供给下降，黄金的本币价格回升，物价水平下降，此时汇率及物价水平都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政府仅仅要保障的是黄金的自由流动。

本国商品急速发展，速度超过黄金供应，黄金供应相对的减少，黄金本币价格上涨，物价的黄金价格下降，黄金流入，如果各国都如此的话，引发全球性的通缩。通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通缩下的货币幻觉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政府此时多发本币，所导致的是自由市场上黄金的本币价格上涨，物价的黄金价格下降，黄金流入，各国都如此的话，便在自由市场上解决了黄金产量短缺的问题。政府要解决的是货币幻觉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货币幻觉，政府是不用出面的，但政府一旦尝到多发货币的好处，便会不断地干预自由市场，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通胀，而非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幻觉又是人们愿意接受的。

从哈耶克的思路出发，本文称之为黄金之锚的金本位，黄金本币价格固定（政府要么买卖黄金，要么政府调节货币发行量，或二者皆施），如果黄金存量上升，一国政府就应该同比增加货币供给，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稳定，但物价水平的黄金价格及本币价格同比上涨，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黄金外流，政府为了固定黄金本币价格，货币供应相应下调，物价水平下降，此时物价水平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政府要固定黄金本币价格并维系政治上保障黄金的自由流动。

黄金之锚的金本位也会遇到黄金的软肋，黄金产量无法跟上商品增长的速度，黄金总会相对不足，造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由于工资的刚性，政府此时难以守住黄金的本币价格，如果依旧恪守黄金本位，政府只能一次性宣布，守住更高的黄金本币价格，一方面无法把握货币供应量的提升幅度，另一方面导致黄金向政府集中，本币对外币汇率降低，在各国相继完成这一过程中，固定汇率制度将无法维持，而各国完成以新比价与黄金挂钩时，即可在新的水平上恢复固定汇率制，这样也能解决黄金产量短缺的问题。

可见，只要是严格遵循真金本位制，不管是何种真金本位，都能解决其自身的问题。自由市场的金本位依靠的是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政府根本不用插手，只需管住自己的货币发行量，黄金之锚的本位制依靠的是政府的调节能力，政府需紧紧锚住黄金。让政府洞察市场的变化，让政府把握这种权利，其交易费用应在市场自我调节之上，个人认为黄金之锚的金本位方法简单，操作较难，自由市场的金本位虽在危机时会显得冷酷无情，在多数情况下应胜出一筹。

真假金本位实质上很容易辨认，当战争改变黄金分布后，黄金又无法自由流动的时候，金本位即已经开始消亡了，这里具体的理论推演，是在分析真金本位下调节的机制，以便可以解释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推测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方向。

2．2伪金本位与大萧条

战争加重了世界黄金分配的不平衡，黄金的流动受到限制，恢复全面的国际金本位不可能，1922年西方主要国家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建议实行金汇兑本位制，除美、英、法三国实行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相继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本币与美元、英镑或法郎挂钩，通过这三种货币与黄金挂钩，也因此锁定了危机的传导渠道。这里主要谈与黄金挂钩的美、英、法的金块本位制度，金块本位制以银行券充当本位币流通，黄金输出的情况下，银行券才可以兑换黄金且存在兑换限制。

自由市场金本位认为固定黄金本币价格，成为一种价格管制，是一种伪金本位，自由市场金本位可以理解为政府不要管，让自由市场自我协调；黄金之锚金本位认为政府没有尽力去维持固定的黄金本币价格是一种伪金本位，黄金之锚金本位可以理解为政府要管就必须一定管好，显然两者的共识为政府的失误导致运行着一个伪金本位，这种伪金本位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必然自我灭亡。

一战后，美国实行的扩张政策导致价格上涨，黄金外流，为了阻止黄金外流，联邦储备系统从1919年后期开始，后来又于1920年1月及5月更大幅度地采取了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先是导致了货币存量增长的减慢，后来又导致了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由此批发价格崩溃，进入严重的经济紧缩。用自由市场金本位来考虑，黄金的外流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市场的力量，外流速度将减缓直至回流，而政府的货币政策干扰了其自我协调，按照黄金之锚金本位来考虑，政府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过渡，没有维持黄金的本币价格。英国1925年4月28日在丘吉尔的强烈支持下，宣布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但这种恢复不同于McKinnon的“恢复原则”（当一个国家无论因任何原因或方式暂时中断黄金兑换时，其前提假定是在危机或突发事件过后，最终这个国家将以传统的黄金平价恢复自由兑换），当战争改变世界格局，所有国家都无法恢复战前平价的时候，这种“恢复”不是复归，而是脱离，英国是在新的水平下调整它的本币黄金价格，致使英镑高估，为了稳定战前平价，英国通货紧缩严重。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法国的做法完全相反，实行了“普恩加来改革”的贬值政策，即法国维持了战后平价。法国与美国的黄金封存使得英国的通缩压力更大，英国的地位发生动摇，1931年放弃黄金本位。

同样的错误美国犯了第二次，1931年，当美国脱离金本位，且美国正经历着黄金外流时，联邦储备系统再一次地改变方针，对黄金外流作出了过度的反应，而这次的通货紧缩正值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它极大地加剧了这次衰退，也大幅度地延长了这次衰退周期。

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而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及各国要坚守的固定美元本币价格又给各个国家的政府出了难题，美国如果坚持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特里芬难题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在黄金之锚的金本位下，美元的发行量严格地守住黄金量，美元的信心来自黄金，而不是以美国的继续贸易顺差来保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坚守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的：一方面膨胀的美元，一方面缩减的黄金，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就成为价格管制。而各国钉住美元，无法利用汇率的变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传导了通胀。

伪金本位下，各国对美元便失去了信心，1971年8月15日，“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4年4月1日国际协定正式排除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4构建世界货币的遐想

不管怎么样，历史之中政府还是频频出手，通缩很少发生，通胀是较容易的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牙买加体系，黄金完全非货币化，国际储备是各国可信任的任何货币或物资，汇率制度多元化，成为一个无体系之体系，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人们再一次渴望一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储备货币，即寻找一种黄金的替代品。

4．1构建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借鉴凯恩斯Bancor的思想，将IMF发行的SDR作用进一步扩大，并以此重构国际货币体系。黄金的分布不均，使得回归金本位无法实现，SDR纸黄金替代黄金，能解决黄金的分布不均，但美元曾替代黄金分布到各国的储备货币中，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外汇储备之中的外币是否应该全部兑换成SDR，SDR的分配成为问题，是采取自由市场本位还是采取固定SDR本币价格的本位？最理想的状态是SDR为单一外汇储备增长比率与全球经济增长同步，采取自由市场本位，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次理想的状态是各国政府以SDR为锚，固定SDR的本币价格，实行固定汇率制度，SDR无法实现国内流通的话，次理想状态实行的可能性较高，但不管哪种理想状态，政府依旧具有贬值的动机，任何一国都有可能不遵守“君子协定”，然后进入一种伪金本位状态，这种伪金本位状态又是国际投机所期待的，就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中泰铢由于本国的政策而无法钉住美元，本币将因为自己的贬值而无法钉住SDR，会成为国际投机的目标。

政治与文化的未融合，国界依旧树立，世界公币的自我调节机制终会自我瓦解于各国的博弈之中。

4．2一篮子商品为锚

一篮子商品为锚，就是黄金之锚中的黄金换为一篮子商品，由张五常提出来。固定一篮子商品的价格范围，要么政府买卖一篮子商品，要么政府调节货币量。政府买卖商品不太可能，此思路最大的问题便是时滞，也就是从货币量的调整到影响一篮子商品价格指数的时间，这时滞不管什么思路都会遇到的。一篮子商品为锚实际就是货币发行之量与商品数量要挂钩，与货币数量理论的思路是一样的，稳定国内物价，放开汇率。货币发行之量与商品数量挂钩，即为一国货币之强势，也就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信用保证，如果各国都以此为锚，放开汇率也是无妨的，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不需要世界货币，因为彼此国家的货币具有信用保证，且储存一定的外汇可作为本国的应急处理（如缩短经济周期中的萧条期）。完美的钉住一篮子商品价格有难度，一篮子商品价格上涨（上一次的货币调整过度），上涨幅度不大，政府可以适当趁机换锚，以解决商品数量高于货币量，但大约钉住也可以维持相应的稳定状态，此思路从各国国情出发，值得一试。

货币机制范文篇3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分析

(一)1.为实现中央银行由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中央银行陆续摒弃了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并在运用市场化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上取得一定进展。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经验表明，金融市场发达与否，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较大。我国金融市场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市场比较单一，缺乏系统和层次。仅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且市场缺乏纵深，仅存在银行间、机构间的批发性交易市场，像柜台交易等基础性市场则没有。二是市场存在分割现象，缺乏联通。既存在地域分割，又存在条条分割，不同的市场主体分割于不同的市场。三是市场交易工具较少。缺乏形式的多样化、可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的金融工具，使交易不够活跃。金融市场的这种现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缺乏足够的运作空间，一些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同时也制约了其基础性资源配置功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能够及时正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的市场利率的形成，不能为中央银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正确的信号，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单一，影响了货币政策效力。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也主要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则往往被忽略，造成广大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近年来，发生了存款重新向大银行集中的现象，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而必须提高备付率，使金融体系整体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表现在贷款上则是信贷资金纷纷流向大城市和大企业，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银行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充分传导。同时，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作用范围缩小，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在银行业内部调整和传导，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传导媒介，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和货币政策对整个经济的导向作用。(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在商业银行内部受阻，影响了货币政策实际效应的发挥近些年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操作已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而具有经济杠杆的特征，已不再是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内生变量。而商业银行自身矛盾重重和体制改革滞后又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造成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内部传导过程受阻。商业银行面临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迅速实现商业化改革的双重挑战，风险约束机制明显加强。但相应的激励机制没有跟上，风险控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对称和责权利的不统一，造成商业银行过度关心贷款的风险，甚至以特殊市场份额和贷款的盈利为代价，放贷行为过于谨慎，甚至发生“惜贷”现象。其结果是银行的风险有所“缓解”，但广大企业的金融服务被忽视。那些融资渠道本来就狭窄的中小企业和企业的季节性储备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流动资金、新产品开发、短平快项目所需贷款等正常资金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二、加快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和创新

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重点，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呈现出“逆程序”的特征，即企业倒逼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倒逼中央银行。而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传导程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逆程序”变为“顺程序”，即中央银行驱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驱动企业。这种新的传导程序使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遇到困难，很可能出现传导阻滞，必须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完善和创新。(一)优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在目前条件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比较可行。而由于金融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创新的加快，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有效性会大大降低。我国要对货币供应量指标进行完善，增加其涵盖内容，把外资金融机构存款和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纳入统计监测范围，提高其操作时效，并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经过改革积累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人民币贷款利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应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这样能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活力，提高服务水平，还能提高利率的市场弹性，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为中央银行运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政策时效创造条件。(二)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完善和扩大资本市场，扩大公开市场业务1.加快发展货币市场。一是要发展同业拆借市场。扩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统一电子网络，扩大市场覆盖面。积极推进行业务，为众多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全国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应更多地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加货币政策的传导范围。二是发展债券市场。注意加快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发展的相关技术条件，加紧研究开办银行柜台债券交易业务，并尽量增加市场交易主体，着手培育人和做市商制度，建立一个面向所有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居民的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三是发展票据市场。中央银行应通过完善再贴现政策，引导和推动票据市场立足于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和企业法人，完善票据发行和贴现机制，为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手段传导货币政策创造更大的空司。2.完善资本市场。一是要尽快弥补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建立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二级股票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以造就足够多的市场参与主体。要在市场的参与和准入方面降低壁垒，减少行政性管理，在侧重于标准控制的同时让更多的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获得证券融资的可能性。二是要解决证券市场功能的结构性缺位问题，强化其资源配置作用。运用资本的趋利性、流动性，引导筹资者和投资者按市场规则追求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金融结构和传导货币政策方面的作用。3.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为满足中央银行利用货币市场调节基础货币的需求，要扩大市场债券数量，尤其要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量，扩大交易规模，提高商业银行债券持有量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以满足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需要。同时，要允许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进入债券市场。这样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市场吞吐债券影响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实现扩大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和效果。(三)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优化传导路径1.完善决策机制。中央银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影响，提前做好货币政策安排，增强政策透明度，促使公众产生合理的政策预期。要加强信息交流，实现信息共享，避免监管出现盲区或盲点。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和发挥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以扩大货币政策的传导范围。2.理顺传导机制。要着力理顺货币政策在银行业内部的传导机制。在人民银行内部，要适应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适当扩大分行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对辖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权力，以加快货币政策在系统内部的传递速度。对政策性银行可增加金融债券的市场化发行规模，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扩大其信贷投放。对国有商业银行则要进行综合性改革，重点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建立严格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建立健全信贷激励机制，改进金融服务，发挥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力军作用。中小金融机构在落实对中小企业和农村货币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环节少、传导快，要把它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与国有商业银行一视同仁。在商业银行信贷萎缩的条件下，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农村信用社优化信贷投向、改善经营状况、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受到了普遍欢迎。中央银行要充分运用这些有效的传导媒介和路径，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作者：李丽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鸡西市支行

货币机制范文篇4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由中央银行信号变化而产生的脉冲所引起的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途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问题是货币经济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现实研究热点。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2.2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3.2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3.3结构VAR(SVAR)模型的估计

3.4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3.5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货币机制范文篇5

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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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之上的，属于美元本位制，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原因的角度，系统的对美元本位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二、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

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美元的核心地位方面。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它很好的发挥出了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这五种货币的职能，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就大部分的国际贸易而言，美元是进行计价结算的基本单位。很多的初级产品贸易都是以美元作为基本单位来进行计价结算的，例如石油、小麦和铜等产品。同时，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工业成品的贸易时也主要是以美元来进行支付。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分析

1.美元本位制的霸权本质

美元本位制的本质表现在其霸权地位，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为中心——结构。美国学者Dooley早在2003年就注意到了处于美元本位制下的特殊国际经济格局。他将国际经济格局划分为这样三个区域：由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构成的贸易账户区；由欧洲、澳洲、加拿大以及部分拉美国家构成的贸易资本账户区；而美国作为单一的中心区。存在于贸易账户区的国际主要是执行出口的导向战略，将美国作为整个贸易体系最为主要的出口市场，然后通过高额的贸易顺差而积累巨额的美元作为储备，同时通过国债的方式来加以保有。而美国则是通过输出美元的方式来获得实际的资源，然后通过销售金融资产的方式使得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而存在于资本账户区的国家则大量购买由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公司发行的金融资产，使得美国因此而得到真实资本，并将之用于国内的建设及FDI投资等。这就导致美国资本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逆差的现象，外债规模不断的积累和扩大，而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顺差现象持续增加，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持续增。这种情况就导致在这个框架之下中心国的权利和义务出现不对等的问题，国与中心国的地位不对等，容易引发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外汇无序波动的问题。

2.美元本位制下形成直接推动国际金融危机的动力

（1）金融自由化政策欠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大力鼓励金融自由化及金融方式的创新，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强烈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产证券市场的自由化。虽然资产证券化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交易，极大的增加了信贷体系的流动性能。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技术问题，诸如对按揭款池进行组合及分拆等，导致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严重下降，造成定价机制模糊、评级变化增大等问题。

（2）金融监管机制失位。就08年的次贷危机而言，美联储早在2003年就意识到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所累积起来的风险，虽然采取了加息的措施，但是依然鼓励房贷机构进行房产开发。同时，还将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产品的评估与监督的工作交给了私人的评级机构，缺乏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管。四、现行美元本位制的改革建议与措施

1.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彻底的摆脱美元的霸权影响，对美国的不合理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制约。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①建立起新的储备货币体系；②该体系不但能体现出汇率制度的灵活程度，还要能保证汇率体系的基本持衡；③强化国际货币之间的合作，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建立起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规划从整体上来讲，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战略规划可以分这样的三个步骤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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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央行独立性较低是影响货币量稳定的主要因素。央行独立性问题就是央行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央行独立性的强弱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果。较高的央行独立性会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相应货币政策时集中于其根本职能，而尽量不受政府干扰，独立地做出最为有利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只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政府部门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可以采用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等同于中央银行在做财政性货币发行，这样就可能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引起货币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其次，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问题也会对货币量的稳定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通过商业银行来传递的，其调控货币量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故我国中央银行只具有相对主动性。二者之间易形成“倒逼机制”，即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只要该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有相应存款，中国人民银行一般都得审查通过该商业银行的出库申请，这是为了保证商业银行储户提现的需要，避免公众对银行丧失信心以至引发整个银行体系的波动。所以，来自商业银行的这种制约迫使央行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不利于货币量的稳定。再次，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也是影响货币量稳定的因素之一。货币流通速度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它与金融创新、利率波动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决定了不同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导致了货币量目标的低效甚至失效，导致货币超发或者发行不足，从而货币量的稳定也难以得到保证。

美联储在稳定货币量中的实践

第一，在央行独立性方面，美联储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独立性，政策效果更有保障。美联储不隶属于政府，双方之间不产生控制权，政府行政当局与美联储主席的换届与任期也不同步，虽然都是任期四年，但是这四年是交错的，不会产生实际受控的现象。这样，为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的财政性货币发行就得以遏制，所以，较高的央行独立性也具有稳定货币量的作用。第二，从货币发行的程序上看，美元的发行能获得严格的程序保证。美元，即联邦储备券，其发行程序可概括为三步。第一步，先由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向本行行长（即货币发行人）申请发行数额，同时递交相应的票据或债券作为抵押；第二步，行长审查通过后实现同额现金交割，若未通过审查则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该申请；第三步，流通后回到储备银行的联邦储备券需由该储备银行负责送还并收回原抵押的等额票据。三步结束即完成一个循环，如若该储备银行再需货币，则必须重新执行第一步，这就从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保障了货币量的稳定。除此之外，以票据为抵押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它的存在使货币政策更有效果保障，使得货币量的稳定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三，在利率调控机制方面，美联储灵活运用了联邦基金利率这一利率工具。联邦基金利率、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美联储的三大利率工具，以联邦基金利率最具特色。近年来，美联储越来越习惯于使用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之间收取的隔夜贷款利率作为其短期政策工具，每过六个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会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投票选出最新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该利率目标的有效期一直持续到下一次会议的举行。在此期间，美联储的证券交易商会按指示进行相应的公开市场操作以改变货币供给，从而使维持产品服务市场和实际货币余额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利率水平恰好等于该目标利率。这样，货币量就会按照美联储设定好的路径进行变化以使其达到经济的真实需要量。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美联储为防止经济衰退，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8%的高点，连续下调至2008年的2%。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调节使货币量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减少了通胀、通缩带来的危害。

我国在稳定货币量方面所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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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持有、使用大量变造的货币能否定罪

货币类犯罪共有五个罪名,其中规制非法制做货币行为的有两个罪名,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另有出售、购买、运输罪和持有、使用罪,一个特殊主体犯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罪。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罪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罪的行为客体是伪造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由公安机关处5日以下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根据行政法规,持有、使用变造的货币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出现大量持有、使用变造的货币能否以持有、使用罪定罪呢?在许多国家,伪造与变造货币属于同一犯罪,法定刑相同,故刑法理论并不严格区分伪造与变造。但我国刑法将伪造与变造货币的行为规定为不同的犯罪,那就表明在我国刑法中“伪造”和“变造”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就货币犯罪对象而言,伪造是不持有发行权的人制造外表相同的货币;变造是将真正货币加工成外表相同的货币[2]573。简言之,伪造就是无权制造,变造是在真货币基础上加工改造。刑法用语有其相对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随意扩大解释,在现有立法的情况下,大量持有、使用变造的货币之行为不能以持有、使用罪追究刑事责任,一般按诈骗罪处理比较妥当。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在具体细节上与行政法规还有待于进一步协调。

(二)对无偿取得或交付行为能否定罪处罚

货币类犯罪中,在行为客体是的前提下,刑法惩治的行为方式仅为: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出售是指将本人持有的有偿地转让给他人,一般是以低于伪造货币的票面额来出售。购买是指将他人持有的伪造的货币予以收购,通常是以低于票面额的价格买进。运输是指行为人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运输是一个客观的行为,但此行为在主观上也有一定的反映,运输的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转移地方,即使是采取随身携带的方式,也是运输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仅仅是为了自己亲自持有,在乘车时携带,这种行为是持有。使用是指将伪造的货币冒充通用货币,以通用真币的通常用法,加以使用,而使不具有通用力的伪币,得以充当真币而流通。简言之,所谓使用,就是只将伪币直接投入流通领域的行为[3]。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方式明显与出售、购买、运输、使用不同,其能否被纳入犯罪范畴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持有的特征。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方式与持有的行为特征截然有别。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是一种作为的行为,而持有行为既不是作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样态。持有行为的起点接近于“作为”,以持有行为的整体来看,又更接近于“不作为”,持有行为只能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犯罪行为态样[4]。作为具有动的行为特征,不作为具有静的行为特征,持有具有动静相结合特征,将持有与作为和不作为并列视为犯罪形势并不违反形式逻辑[5]。以文意解释的方法,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不属于持有的行为,那么如果把此类行为纳入犯罪圈,只能看能否对其进行体系解释或扩大解释。货币类犯罪只有五个罪名,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罪、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显然也无法包容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能否进行扩大解释关键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在普通人看来,“取得”或“交付”与“持有”也是有区别的。“持有”必须有一个时间段的要求,而“取得”或“交付”都可以在短时间里完成。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刑法,对无偿取得或交付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

(三)伪造非当前国家发行的货币能否定罪处罚

伪造非当前国家发行的货币的行为如:行为人伪造了面值200元的人民币,或者伪造面值200元的美元(目前美国不发行面值200元的美元,但曾经发行过,此类真币可到有关机购兑换)的行为。对此类行为能否定罪处罚呢?笔者认为,正确对此类行为进行罪与非罪,需要合理确定货币犯罪的法益。由于这种面值的人民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并不妨碍真币的信用,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发行权的人可能认为构成犯罪,但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的人可能因为认为不妨害现实流通货币的公共信用而不认为上述行为构成犯罪。关于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日本学者认为:“伪造货币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对货币的信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易安全。伪造货币罪特别在其变迁上曾被认为侵害有关通货的制造发行的国家的权力即通货最高权力,为此,也有观点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对真货币的信赖即通货的最高权力。诚然,不能完全无视侵害货币最高权力的一面,然而,现今制造或发行货币以及批准权都收归国家或特定机关,国之无非是为了保持社会对货币的信用。所以,应该认为本罪的实质仍然是侵害社会对货币的信用。”[2]572-573在我国,有影响的教科书的观点认为,伪造货币罪侵害的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6]。该种观点到底坚持的是“货币发行权说”,还是“货币的公共信用说”,似乎语焉不详。也有学者明确主张,伪造货币的法益既可以是货币的公共信用,也可以是货币发行权,二者是一种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即只要行为侵犯了其中之一,就侵犯了刑法规定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成立本罪[7]。笔者认为,即使制造的是现实中不流通的面值200元的纸币,也不排除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因此,应该认为货币的发行权和货币的公共信用均是货币犯罪的保护法益,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选择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前述伪造面值200元纸币,以及将真币溶化后重新铸造出同样面值的硬币的行为,由于要么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要么侵犯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因此,均构成伪造货币罪。

(四)在犯罪人身边、住处发现的能否合并计算

我们认为,在犯罪人实施犯罪时被当场抓获的,现场被查获的均应认定为犯罪的犯罪数额。现场之外另行查获的,包括在犯罪人身边、住处发现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有证据证明另外被查获的是用于犯罪的,则合并计算;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另外被查获的是用于犯罪,则应与持有罪分别定罪,数额不合并计算,实行数罪并罚。

二、立法建议我国货币犯罪刑事立法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一)设立“妨害货币管理秩序罪”专节

我国《刑法》应将货币犯罪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分离出来,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作为独立一节加以规定。将货币犯罪作为单独一节规定,既可以突出对货币犯罪重视,也能使我国的货币犯罪立法与国外的货币犯罪立法相接近。

(二)增设某些新的货币犯罪

1.增设“取得罪”,取消“购买罪”。许多国家的刑法中规定有取得货币罪,在我国《刑法》中关于取得货币方面的犯罪行为,只有“购买罪”。但现实中行为人取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采用购买的方式获取外,还可能请求他人无偿赠与、遗赠等方式取得。“取得”的外延大于“购买”。我国刑法仅仅将以购买方式取得的行为犯罪化而未涉及到其他取得行为,没有前瞻性地规定国外刑法通常规定的取得货币罪。因此,建议我国刑法将“购买罪”改为“取得罪”。

2.增设“交付罪”,取消“出售罪”。与取得罪一样,许多国家的刑法中规定有交付货币罪,在我国《刑法》关于取得方面的犯罪行为,只有“出售罪”。行为人将转让给他人,完全可能采用无偿转让的方式。“交付”外延大于“出售”,为了能打击出售以外的其他交付行为,建议我国刑法将“购买罪”改为“交付货币罪”。

(三)个别货币犯罪的取消

其实身份因素只需要作为量刑的加重因素即可,刑法完全可以在普通人员的取得、交付罪中,增加一款内容:“金融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因此,建议取消现有刑法中的“金融工作人员购买、以换取货币罪”。

(四)部分货币犯罪的修改

我国刑法中的有些货币犯罪与国外刑法规定基本相似,但是,在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处罚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1.伪造货币罪的立法完善。

(1)主观目的要素的增加。从上述众多国家的刑法规定看,伪造货币罪在主观方面都强调必须具有使具有流通或使用的目的。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伪造货币罪一般也认为须具有此目的,但毕竟并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仍可能引起理论上和执法中的分歧。笔者认为,行为人伪造货币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炫耀技术,有的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只有意图将投入流通的,才能构成本罪。因此,为避免司法中不必要的争议,建议我国刑法中的伪造货币罪明确规定“以进入流通为目的”或“意图进入流通”的主观目的要件。

(2)“数额较大”要件的增加。我国新旧刑法关于伪造货币罪的规定,都没有规定以数额作为定罪起点。能否认为,伪造货币行为,不论数量多少,都构成犯罪呢?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曾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未规定伪造货币行为的起刑数额,那么“只要实施了伪造货币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行为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何种方法,也不论伪造货币数量多少”[8]。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本罪属行为犯,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本条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伪造货币罪。但刑法分则规定的任何具体犯罪,都受刑法总则定罪处刑原则的具体规范。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伪造货币同样存在这种情形。如果行为人伪造了一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就不一定非按犯罪处理。但本罪亦属经济犯罪之列,数额的多少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便于实践操作,应有一个起刑数额标准[9]。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刑法分则虽然并没有在伪造货币罪法条中规定起刑数额,但分则的规定是受刑法总则规定所指导的。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应该适用于刑法分则中。事实上,司法实践对伪造货币罪的定罪主要还是以数额作为依据的。如1994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走私伪造的国家货币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旧解释”)第4条曾有过规定:伪造国家货币总面值在500元以上不满15000元或者币量50张以上不满1500张的,依照刑法第122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如果伪造货币没有达到上述数量,但因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受过刑事处罚的,利用职务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的,也构成犯罪。200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第1条规定:“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3万元或者币量在200张(枚)以上不足3000张(枚)的,依照刑法第170条的规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6条规定:“伪造货币,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币量在200张(枚)以上的,应予追诉。”如果说,最高人民法院的“旧解释”还没有完全彻底地贯彻以数额作为唯一的定罪依据,采用数额和情节结合规定的方式,保留了“如果伪造货币没有达到上述数量,但因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受过刑事处罚的,利用职务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的,也构成犯罪”的规定,那么,“新解释”则完全贯彻了数额唯一主义的原则,对伪造货币罪只看数额,不再看情节。而上述追诉标准的规定也同样实行的是数额唯一主义原则,并不考虑数额以外的情节。借鉴“新解释”的规定,笔者建议,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数额较大”的伪造货币行为,构成犯罪。

2.使用罪的立法完善。

(1)增加使用“变造”的货币内容。新《刑法》已将本罪的对象限定为“伪造的货币”。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把使用变造的货币作为本罪处理。这是因为变造的货币数额一般较小,使用变造的货币一般社会危害性不会太大,因而可不按犯罪处罚。但是,如果使用变造的货币数额较大,危害性很严重的,是否可以构成犯罪呢?对此,司法实践中,曾存在过不明确之时。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明知是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总面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总面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照刑法第17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在该《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表述犯罪对象上使用了“”一词。按照金融界的一般理解,可以分为伪造的货币和变造的货币,是否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作了扩大解释,不无疑问。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将《刑法》第172条的罪名归纳为“持有、使用罪”来看,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作出扩大解释。因为,该罪名中所指的“”,与《刑法》第172条相对应,仅指“伪造的货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9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该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指出,本罪的对象是“伪造的货币”。2001年1月2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犯罪的,以持有罪定罪处罚。”该《纪要》终于明确了本罪的对象是“伪造的货币”。它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之后,可以看成是对《解释》补充说明。由此看,使用变造的货币不能以本罪论处。如果司法实践中发生使用变造的货币数量较大且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该如何处理?目前只能采用变通的办法———按诈骗罪处理。在国外的刑法规定中,对于使用行为,都是“伪造”的货币与“变造”的货币两种对象一起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伪造或变造的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的,处无期或者3年以上惩役。《韩国刑法典》第210条规定,取得第207条所列通货后,知情使用的,处2年以下劳役或者100万元以下罚金。而第207条所列通货则包括了伪造、变造的大韩民国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伪造、变造的流通于国内的外国货币、纸币、银行券,伪造、变造的流通于国外的外国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意大利刑法典》第457条规定,花用被善意接受的伪造的或变造的货币,或者以其他方式将其投入流通的,处以6个以下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里拉以下罚金。《瑞士刑法典》第242条第1款规定,将伪造或变造的金属币或纸币、伪造或变造的钞票,作为真币参与流通的,处3年以下重惩役[10]。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借鉴国外刑法的规定增加使用“变造”货币的规定。

(2)使用应区分不同情节加以规定。我国《刑法》中仅规定为明知是而使用即“善意取得后知情使用”这一种使用情况,而对“恶意取得使用”的,未作规定。而从国外的刑法规定看,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使用区分了不同情况,设置了不同的处刑标准。例如,《德国刑法典》依据行为人所使用的的来源途径,规定了两种情形的法定最高刑:①使用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为15年监禁;②使用除此情况外的,则为5年监禁。而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则将使用的行为人划分为主观恶性不同的两种类型,并设置了程度不同的法定最高刑:①行为人在取得之前就知道是伪造或变造的,但依然取得并予以行使。对于这种“恶意取得后行使”的行为人,日本刑法所规定的最高刑是无期惩役,法国刑法为10年监禁,台湾地区“刑法”是10年有期徒刑;②行为人在收受后方知为伪造、变造的,依然予以行使。对于这种“善意取得后知情行使”的行为人,法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是5万法郎,日本刑法为面额3倍的罚金,韩国刑法是2年劳役或者100万元的罚金,台湾地区刑法是500元罚金。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可参考国外刑法的规定,区分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取得并予使用”或“收受后知道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予以使用的”两种情况。“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取得并予使用,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收受后知道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予以使用,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五)设立犯罪预备和未遂处罚的特别规定

各国或地区的刑法中,虽然规定有多种货币犯罪,但在犯罪预备和未遂的处罚方面,一般仅仅限于伪造、变造货币。我国刑法对于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规定于总则中,这种规定方式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对所有他认为应予处罚的预备和未遂行为适用刑法,从严格限制刑法适用范围看,这种规定方式有过于扩大的倾向,可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又不是对所有行为的预备和未遂都进行处罚的。所以,从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的要求出发,在刑法分则中应对犯罪预备和未遂作出需要处罚的特殊规定。一般可将那些立法者认为犯罪性质较为严重的并存在预备和未遂形态的犯罪以预备犯或未遂犯加以处罚。就货币犯罪来说,我国刑法可借鉴国外刑法的规定,对于伪造、变造的预备行为和伪造、变造、使用的未遂行为特别规定加以处罚。其他货币犯罪的预备和未遂由于犯罪性质和程度较轻,可不处罚预备和未遂行为。

货币机制范文篇9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求同存异，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主权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