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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2:17:44

货币基金

货币基金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汇兑安排；操纵汇率

近年来，由于我国长期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状态，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美国，更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和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2007年6月15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就基金组织进行双边监管和会员国履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规定了指导原则，并就监管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决定取代了1977年执行董事会通过的《汇率政策监督》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在此情况下，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的汇兑安排义务，对于指导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对来自美国等的指责，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

在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社会于1976年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修改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取消了固定汇率制。根据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2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享有确定本国货币价值的“汇兑安排”的自由，会员国无论实行钉住汇率政策，还是浮动汇率政策，抑或相互之间达成合作安排，均是合法的。然而如果将这种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绝对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会员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获得不当的贸易利益，进而陷入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难以为继的局面。为此，必须对会员国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1.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

在承认会员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汇兑安排”从而建立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为会员国设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免使国际货币制度陷于混乱。协定第四条第1款“会员国的总义务”(GeneralObligationsOfMembers)规定，“鉴于国际货（中国整理）币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而且(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便是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各会员国承诺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

这一规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设定了一项重要的义务，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维护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稳定的义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且把会员国的这一义务称为“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尽管该条在上述规定之后列举了四项义务以期将会员国的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具体化，但根据协定的措辞，会员国进行总的合作的义务的范围要宽于四项具体的合作义务之和，即协定所列举的四项具体合作义务并没有穷尽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因此这一总合作义务的规定不但对理解其后所详细列举的四项具体义务至关重要，而且这一规定本身即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协定第四条第1款这一总的合作义务的规定，为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或禁止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如果会员国拒绝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即构成对本条合作义务的违反。不过在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采取“软的”方式指导而不是指令会员国履行其义务，即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来行使其职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员国拒绝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亦不构成对会员国的合作义务的违反。

2.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

在为会员国设定合作义务之前，本款首先声明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和目标，即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以及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实际上，这一声明的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共识，也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把对这些目的和目标的承认(recognizing)作为会员国作出合作承诺的原因，为解释会员国的合作义务提供了依据。同时它也为理解第四条第3款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义务的范围提供了参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在确定双边监管的范围时引入“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概念，期望通过鼓励会员国采用不破坏或不损害外部稳定的政策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正是这一国际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的体现。

3.合作义务的具体目的

根据上述规定，会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二是为了“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2007年《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的决定将二者归纳为“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

(1)关于“有秩序的汇兑安排”。显然，这里所指的汇兑安排与本条第2款中所称由会员国选择的“汇兑安排”的概念略有不同。如果说后者系指会员国的国内制度的话，前者则是指的一项国际制度；如果后者指会员国确定其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对比关系的法律框架的话，前者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用以确定不同国家之间货币对比关系的总的安排，即第四条第2款(c)意义上的“总的汇兑安排”(generalexchangearrangements)。很明显，如果这里的“汇兑安排”系指会员国所选择的国内制度，便不存在有无秩序的问题，也不需要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

(2)关于“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指出，汇率制度的稳定不同于汇率的稳定。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制度只追求汇率的稳定，而使得国际收支的失衡无法得到有效的调整，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货币体系本身的崩溃。牙买加体系将布雷顿森林制度追求汇率的稳定修改为追求汇率制度的稳定，认为货币汇率应当随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自动地调节国际收支，维持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本款规定所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所在。鉴于此，即使会员国根据本条第2款(b)的规定选择实行钉住某一其他货币的汇兑安排，从而使得该会员国的货币与被钉住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成为其汇兑安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员国亦不得以其在第四条第2款下的选择汇兑安排的权利对抗其在本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义务。口换言之，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的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优先于作为国内政策的汇率的稳定。

显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会员国设定的与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是在取消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会员国享有汇兑安排自由的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基本纪律。这一合作义务具体目的，不论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还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均着眼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整体的稳定。而其最终目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一脉相承，系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搭建一个货币制度的平台，以此扩大市场，促进资源的有效开发，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不但是一项政策宣示，同时其本身也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二、会员国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在为会员国规定了总的合作义务之后，又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内容：(i)努力使其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同时亦应适当地照顾到本国的国情；通过创造有秩序的经济与金融条件以及不致引致动荡的货币制度来寻求稳定；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v)奉行同本款各项承诺相一致的汇兑政策。

鉴于上述四项内容未能穷尽会员国依照本款所承担的总的合作义务，因此会员国违反上述四项内容中的任何一项必然构成对其总的合作义务的违反，但对上述四项具体义务的遵守却不表明会员国一定不会违反本款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

1.第一项具体义务

第一项合作义务首先设定了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即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是国内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仅仅是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会员国国内经（中国整理）济的不稳定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出发的，至少这种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考虑的—个重要因素。正是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或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出发，《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会员国在制定其国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承认会员国在制定本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换言之，协定并不要求会员国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而忽视本国利益的诉求。

2.第二项具体义务

第二项合作义务把稳定设定为会员国追求的目标。据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执行董事会曾试图在“稳定”一词前面加上“汇兑”字样，使其成为“汇兑的稳定”，但这一努力遭到理事会的拒绝。因此这种稳定应当既包括汇率制度与汇兑安排的稳定，也包括整个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实现这种稳定创造条件，正是在本条“序言”中会员国所承认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

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具体义务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给会员国设定的都仅仅是“软的”义务，是“努力”(endeavor)和寻求(seektopromote)的义务；其次，它们都是指向会员国的国内政策(domesticpoli—Eies)的。这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订前第四条条文仅仅聚焦于汇率与汇兑安排这些涉外政策(externalpolicies)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二次修订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辖权延及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两项义务涉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从而涉及会员国的国家主权，决定了这种义务只能是“软的”义务。

3.第三项具体义务

相对而言，第三项具体义务是最为具体的，从而也是一项“硬的”义务，即它追求的不仅仅是会员国的努力，更是由此所带来的效果。该项具体义务要求会员国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构成对本项义务的违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其二，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是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1)关于会员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决定，“操纵汇率”就是确定目标汇率或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操纵可能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可能阻止汇率的波动。因此所谓操纵汇率实际上就是指以“国家之手”人为地影响和干预汇率的行为。对于什么是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则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是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及作为该决定前身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管决定》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当中，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因此研究操纵“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关于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一旦会员国操纵汇率的行为使得货币的价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认定会员国的操纵行为妨碍了国际收支的调整；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列情况下可能认定会员国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会员国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的汇率失衡”；并且2)会员国造成根本性汇率失衡状况的目的是增加净出口。显然，货币价值的“高估或低估”也好，“根本性的汇率失衡”也好，均是建立在一国货币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而一国货币的市场价值又应当是与该国经济的基本面相联系的。鉴于协定第四条第2款既不反对会员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亦不反对会员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操纵汇率本身并不违反会员国所承担的汇兑安排义务。核心问题是会员国在操作或干预汇率时是否具有妨碍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主观目的。另外，如果仅仅存在影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的客观效果，而不存在影响国际收支或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则不存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第1款(iii)规定的问题。由此看来，本项义务所禁止的是会员国人为地干预汇率的水平，使其偏离建立在该国经济的结构及其基本面之上的市场价值，并因此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行为。

4.第四项具体义务

对于第四项具体义务，需要辨析两个概念，“汇兑政策”和“本款各项承诺”。从字面上理解，汇兑政策(exchangepohcies)概念的范围应当宽于汇率政策(eX--changeratepoicies)概念的范围，汇兑政策除了包括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政策外，还应当包括是否允许兑换和汇付等外汇管制政策。如此，本项义务便可解释为，尽管会员国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六条第3款可以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施管制，亦可依据第十四条第2款对经常项目下的资金转移或支付实施限制，但这些限制或管制均不得背离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作的各项承诺。换言之，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优先于其基于第六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本款的各项承诺”，不但应当包括会员国所作的总的合作承诺，还应包括上述三项具体义务，因为本项义务显然是企图概括未能在前三项中明确列举但又与“序言”中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的精神相一致的内容的，从而是对前三项具体义务的补充。因此应当从“序言”中总的合作承诺出发解释“本款的各项承诺”概念。基于此，笔者认为，本项义务要求会员国所奉行的汇兑政策应当与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目标相一致。正因此，1977年决定在规定“会员国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时，不但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还要求会员国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抑无秩序的、损害性的短期外汇波动，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同时还要求会员国在进行此种干预时考虑其他会员国的利益，以实践其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承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会员国设定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虽然仍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但实际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会员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从而与会员国的国家主权构成潜在的冲突。鉴于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审查，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则是该会员国是否人为地影响汇率以及其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中国整理）本面相一致。

三、IMF协定下汇兑安排义务的监督机制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其会员国所设定的义务在理解上很容易产生歧义，但鉴于他们在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必须设计一套制度来监督会员国履行义务，以保证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效实施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协定第四条第3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了两项监管义务。其一是对国际货币制度实施监督，以保证其有效运行；其二是对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l款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鉴于会员国能否履行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与国际货币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因此后者亦可视为前者之一部分，两项监管义务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为了履行上述监管职责，第四条第3款(b)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管，并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制定指导原则。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通过决定，就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监管规定了指导原则。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该决定取代了1977年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

2007年通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3款下的监管机制进行了细化，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管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而就会员国的外汇政策，则根据《协定》的要求制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

如前所述，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汇兑安排义务是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因此双边监管的范围以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为依据。那么如何才算履行了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呢?为此，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外部稳定”是指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坏性的汇率波动。与外部稳定要求符合的国际收支状况应当：(i)基本经常账户整体上处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且(ii)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致引起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汇率的根本性失衡”概念的解释，“外部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是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由此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保持“外部稳定”的权利。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现在或将来对“外部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管审查，以实现所谓“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

2.对会员国政策的指导

在2007年决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制定出四条对会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管的具体原则。其中第一条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第(iii)项义务的重复；第二条确立了会员国在外汇市场处于某种无序状态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必要性，这不但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市场失效”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认为“干预”或“操纵”本身一定是违法的；第三条要求会员国在采取干预措施时要有大局观念，要考虑到其他会员国特别是相对货币所在国的利益；第四条则与上述“外部稳定”的概念相呼应，要求会员国避免实施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中前三条是1977年决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条则是2007年决定新加入的。根据2007年决定，第二、三、四项原则仅构成对会员国的建议而不是义务，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违反，只是如果会员国的政策完全与这些原则相协调，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不会认定会员国违反了第四条第1款义务，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无意扩大解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义务。

为了监督会员国遵守这四项原则的情况，2007年决定还详细列举了七项指标，其中包括会员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的干预活动、会员国进行的官方或准官方借贷、会员国维持对经常性交易或支付以及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励措施、根本性汇率失衡、经常项目逆差或顺差以及流动性风险等。如果发生这些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需要考虑对会员国的汇兑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可能还需要就此与该会员国进行讨论。这些指标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会员国的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的标准，为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下的合作义务提供了参考标准，同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第四条第3款，履行监管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其中，部分项目是1977年决定中就包含的，而根本性汇率失衡、国际收支状况和流动性风险等则是2007年决定修改或新加入的，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事项的关注。另外2007年决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出评估时，考虑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持续性，并顾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

3.对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的评论

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决定，其对1977年决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了“外部稳定”概念；其二，增加了有关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第四项原则，要求会员国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三，部分修改了监管的指标，引入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作为衡量会员国是否遵守了有关汇率政策的四项原则乃至整个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标准。应该说这些修改所体现的宗旨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其中“外部稳定”概念则是这些修改的核心。

如上所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制度的稳定”，即所谓“系统性稳定”。2007年决定首先认定“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只能通过实施促进“外部稳定”的政策取得，从而使得汇兑安排义务的目的转化为“外部稳定”。然后2007年决定又将“外部稳定”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认定“外部稳定（中国整理）”要求会员国的经常账户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存在流动性风险。而要做到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和“流动性风险”，则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会员国是否履行了“避免操纵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义务时，最终也是以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为依据的。而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相一致，则是一个需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会员国的磋商做出判断的问题。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完成了由“系统性稳定”到“外部稳定”再到“国际收支平衡”，由“国际收支平衡”再到会员国汇率政策与其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的转化。尽管这一逻辑过程或许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但应当讲整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2007年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会员国履行《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即四项有关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确定的义务时，却规定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指标。对于这些指标是否能够确切地表明会员国的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已经背离了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笔者持怀疑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6月1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的，当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在全球经济和生产要素配置等出现根本变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政策的监督应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调整以及科技进步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基础性影响等因索。如果脱离这一大背景考察会员国的汇率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便有可能失之偏颇。虽然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决定》规定这些指标仅为基金组织审查和讨论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依据而不是得出结论的依据，而且要求这些审查以会员国的“中期政策目标”(medium-termobjective)为视角，2007年决定中的这些规定总难免让人感到系针对中国所做。

四、结语

货币基金范文篇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萨奇.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造的若干困惑.国际经济评论，1999(3)

货币基金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汇兑安排；操纵汇率

一、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

1.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

2.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

3.合作义务的具体目的

二、会员国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

1.第一项具体义务

2.第二项具体义务

3.第三项具体义务

4.第四项具体义务

三、IMF协定下汇兑安排义务的监督机制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

2.对会员国政策的指导

3.对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的评论

四、结语

货币基金范文篇4

聂名华，杨飞虎(2007年)提出作为我国基金制度的创新，货币市场基金曾经引起很大的市场反响。当前由于制度变迁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当前制约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货币市场基金国际化、货币市场基金优质投资品种以及股票市场行情。针对上述因素的现实症结，中国应坚决推进汇率制度、利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鼓励和扶植货币市场基金的国际化运营，大力发展优质的货币市场投资品种，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也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当前制约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因素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市场因素：1、汇率制度改革艰难前进。2、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3、货币市场基金未能实现国际化运营。4、货币市场基金优质投资品种稀缺。5、股票市场行情严重影响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

我国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理论探讨始于1999年，而在实际操作中的萌芽则始于2003年两只准货币基金的成立。2003年5月，南京商行与江苏省内其他10家商业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总额3.8亿元，年收益率达3.5％，7月南京市商业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大连市商业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和深圳市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8个亿，年收益率达到2.88％。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工具——货币市场基金的正式成立是以2003年12月10日三只货币市场基金分别获得央行和证监会批文为标志的。2003年12月10日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基金、博时现金收益基金经历了艰难险阻最终获批，其中华安现金富利基金于2003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

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分析

(一)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鉴于货币市场工具的短期性与较高流动性，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该类基金对那些风险偏好较小、流动性偏好较大的小额投资者或非盈利性资产机构投资比较有吸引力。

(三)一般为开放型基金。由于收益不像股权投资基金变动幅度大，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的组织形式，给予投资者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

(四)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比如，规避利率管制，减少交存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避税之需：作为一种现金性资产的管理渠道。

(五)货币市场基金的清算要求较高。开放式的组织方式、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以及组合工具期限较短的特点，需要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

(六)风险较小，管理成本较低。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MMF近两年来发展迅速，由于最初对这一金融创新没有明文规定，业界对商业银行是否可开办基金公司也无定论，故我国最初的MMF主要是由基金公司设立的。2005年可以说是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一个转折年，全年共新增货币基金21只，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交行、工行和建行三家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三家试点银行于2005年9月底全部完成基金管理公司的组建工作，分别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公司，交银货币、工银货币、建信货币三只货币基金已分别于2006年1月20日、2006年3月24日和2006年4月25日设立发行，这也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正式入主基金领域，是我国商业银行尝试混业经营的又一新举措。

三、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达到14万亿元，货币市场基金作为货币市场最重要的子市场之一，在我国是一项业务创新，对分散我国银行体系风险、货币市场的建设、解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问题等均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1、法律滞后问题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是我国的一项创新金融工具，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自然制度变迁。成立之初主要是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及管理当局的支持，因此存在法律滞后的必然现象。这也是金融创新的典型特征之一。自2003年我国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相关规定与办法，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正式规定是于2004年8月16日出台的，而早在2003年12月我国就已出现了货币市场基金，关于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则是于2005年4月出台的。

2、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对我国的保险市场进行监管：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监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正式建立起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03年两只准货币基金的成立昭示着银行业想入主基金业进行混业经营的意愿：2003年12月正式获批的三只货币市场基金。标志着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设立货币基金的形式实现资金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转换，混业经营趋势初步显现：2005年三家商业银行获批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正式入主基金领域尝试混业经营。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的成立对我国经过近11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直接提出了挑战。由两个发行主体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今后由谁监管、如何监管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因业务交叉而带来监管的交叉也会弱化监管的效力。

3、风险与信用评级问题

货币市场基金又被称为“准储蓄”，投资者购买货币基金可以免收利息税，但其份额并不能象储蓄存款那样享受存款保险，在国外，当发生货币基金投资亏损面临着巨额赎回风险时，基金公司往往负担亏损，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性相当高。目前在我国虽然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但货币基金出现亏损的潜在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出现亏损该如何解决?在我国目前货币市场投资工具单一、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货币市场基金追逐较少的产品必将带来基金公司的违规经营问题。

4、外部硬件配套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基金的清算问题上。成立于1996年12月2日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央结算公司)，是为全国债券市场提供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服务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结算公司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托管和结算服务，但该机构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日前货币市场的资金清算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进行，但效率较低，不能满足发展货币市场的要求。

四、对我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规，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外部失灵发生的概率

混业经营是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金融业入世后的5年过渡期很快就到了，分业经营的中国金融业面对国外混业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挑战将处于劣势，因此我国金融业尝试混业经营方式也是自然的进程。因此，在当前应尽快完善相关法规，使市场的发展有章可循：

2、控制好发展速度与规模的关系，确保货币市场基金的平稳健康发展

子市场的建立完善与货币市场的完善是紧密相连的，货币基金市场的平稳发展与市场规则的完善分不开，因此应把好市场准入关，控制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速度问题，使其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适应，防止一哄而上、反复清理整顿情况的发生。

货币基金范文篇5

《实施细则》在原有《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之上，对外汇资金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和明确，除银行存款、高信用级别债券等产品外，还增加了境外股、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以及境外的货币市场基金。

海外货币市场基金将成为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过程中进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投资工具，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汇业务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可配置的币种，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所参考的一篮子货币高度一致，使保险机构可以投资全球主要的成熟金融市场，构建多种币种投资组合，获取稳健收益，分散投资风险。”长城基金管理公司创新业务部李贤彬说到，“其中货币市场基金是其不可或缺的理财产品。”

从全球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来看，货币市场基金具有风险极低、本金稳妥、日常流动性强、具有竞争力的收益等显著特点，与银行存款相比货币市场基金更安全、流动性更好、收益更高、登记注册更便捷。

在被问及公司是否会投资境外货币市场基金时，前述外汇业务研究人员说到：“投不投要看公司投资组合的整体需要，但海外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同国内的货币市场基金一样，所投资的都是短期品种，流动性好，赎回的手续也相对简单。在国外甚至可以做＋。再加上评级高于银行存款凭证，所以它的信用风险非常小。”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分别将海外货币市场基金评级为、＋、／＋。近期＆’更是给予了货币市场基金“本金稳妥”的评级。

在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历史不过短短一年有余，但是海外市场的货币市场基金起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演进。近十年来，欧洲、亚洲的货币市场基金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年月，我国国内已经成立的货币市场基金达只，管理资产规模为亿元，占全部只开放式基金管理资产总份额亿份的半壁江山。

但这个数字与全球市场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根据的统计，截止到××年月末，全球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万亿美元，占全球开放式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万亿美元的；全球共有只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家数仅占全球开放式基金数目只的。

有着数年国内基金业从业经验的李贤彬，对海外货币市场基金市场也多有关注。他指出，近几年间，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持续增长，同时基金购并十分活跃。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近六年，全球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年均增长；基金数目却持续降低，分别为只、只、只、只、只、只。

就单只基金而言，截止到××年月日，美国最大的三只零售货币市场基金、／、分别管理资产高达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而最大的三只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另外，地域分布的差异也极大，货币市场基金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截至××年月日，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为亿美元，占全球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的；欧洲管理的规模为亿美元，占比。

而中国内地亿美元左右货币市场基金在亚太地区排名第四，跟排名第二、三的韩国、日本差异不大。而排名第一的是澳大利亚，其货币基金规模在亿美元。

投资成本逐渐下降

由于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占据了全球市场近六成的规模，相信美国市场将是国内保险公司外汇资金的首选，前述外汇业务研究人员分析认为。

另外，保险公司现有的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中，多为三大上市保险公司的融资，再加上部分外汇保单业务收入、合资公司的外汇资本金以及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境外投资者后获得的外汇资本收入，资金的币种配置以美元为主，因此保险外汇资金将会较多地流向香港及美国市场。

他续称，虽然选择货币市场基金多看重其流动性，但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已有若干种，那么在进行选择时，自然就要参考收益率的高低。

李贤彬告诉记者，根据他所掌握的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水平随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而变动，××年年初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日平均年化收益率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最近次会议上以每次个的步骤升息，已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升至。

“目前还可能继续加息。”他说。当前美国的零售货币市场基金的日平均年化收益率在左右。欧元区的这一指标在左右；英格兰在左右。目前国内货币市场基金的日平均年化收益率在左右。

货币基金范文篇6

【摘要】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一揽子方案。本文评估了该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场,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为IMF提供支持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国会不通过奥巴马政府的请求,将可能损害金融信心,阻碍全球从危机中恢复。

【关键词】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方案评估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增加到现在的3倍,即7500亿美元。作为IMF成员国,美国需要出资,而美国向IMF出资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下面对该方案的内容、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博弈进行剖析。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货币基金范文篇7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requirement)。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Volcker)于1979年10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1970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货币基金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主权。《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主权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主权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主权，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蔺捷．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1（5）．

货币基金范文篇9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1、份额增资

2、新借款安排

3、出售黄金

4、特别提款权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尚军、袁炳忠、谢栋风:G20伦敦峰会同意为IMF增资至7500亿美元[N].中国青年报,2009-04-03.

货币基金范文篇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目的之一在于消除阻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与此相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私人各方可以：（1）获得准许支付当前的国际交易特定款项；（2）获得准许可以主张为上述目的要求以外国货币支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也承认成员国外汇管制的法律的效力，因为这些强行性的外汇管制条例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外汇资源，以期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出于这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外汇管制的有限使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

为了保护合理采用的外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强行要求成员国的法院执行另外一个成员国作出的外汇管制决议。与此相关的是第8条第2款（b）中的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此外，各成员国必须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使得彼此的外汇管制条例更为有效，但是此项措施与条例应当符合于本协定。关于这个条款的规定存在各种法律解释，原因就在于条款的规定较为宽泛，同时缺少详细的权威解释。

通过要求成员国承担执行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义务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实际上赋予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effect），使得这种外汇管制成为一种强行法，其结果势必导致在其他成员国国内的涉及到外汇管制的汇兑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在1949年1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director）了关于第8条第2款（b）第一句话的解释（下文称为执行董事会解释），主要包括：（1）合同，如果（a）属于汇兑合同；（b）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货币；（c）与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相冲突，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符合，则该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2）如果存在这样的合同，合同下的义务不能被任何成员国的行政或者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不论是采取不能履行债务的损害赔偿方式或者是通过判决强制执行的方式，都是不允许的。（3）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成员国中的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这样的合同，则法院或者仲裁庭均不得以“与当地的公共政策相冲突”为由拒绝承认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的效力。（4）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法院或者仲裁庭不得执行存在问题的外汇管制，尽管外汇管制法律所存在的国家的法律并非合同的准据法。

在实践中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将意味着任何货币的发行国颁布特定的外汇管制的法律将在许多国家得以强制执行，因为货币发行国的法律被赋予了域外的效力，这种情况在离岸银行业（offshorebanking）中较为常见。从上述的考察来看，该项规定的适用将会导致任何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汇兑合同（exchangecontracts）”概念范围内的合同都将变成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二、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

满足第8条第2款（b）适用要求的第一个条件是外汇管制条例将要调整的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就汇兑合同进行定义，所以成员国就这个概念根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的理解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定义解释。通常成员国关于汇兑合同所采用的解释可以归为两类：（1）执行董事会的解释（theboardinter-pretation）；（2）狭义的（narrow）或者字面的（literal）的解释。

（一）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可能最为支持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一词解释的是JosephGold和FrederickAlexanderMann，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解释方面撰写了关于许多成员国不同的做法的文章和著作。根据这种解释方法，一个汇兑合同包括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将影响成员国的外汇储备的合同。因此，一个汇兑合同即那些规定“以外国或者本国的货币进行的国际支付或者交易”的合同，一旦这些合同履行，将会增加或者减少涉及的货币所属国家的国际外汇储备的数量。FrederickAlexanderMann认为只有执行董事会的解释考虑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经济目的。在确定一个合同是否属于汇兑合同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处于外汇管制适用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合同歧视性或者偏见的结果，而并不是考虑合同中所采用的货币本身。这种解释方法为英国的上诉法院在Sharifv.Azad案中适用。

在Sharif案中，L是巴基斯坦居民，在英国作短暂的访问并使用少量的资金。结果L从S手中获得了300英镑兑换其持有的6000卢比（rupee）。尽管L的支票在巴基斯坦的一个银行中得以开出，但是L并没有获得巴基斯坦的外汇管制许可，即不能将卢比兑换成英镑。结果S将支票转让给Azard，Azard在巴基斯坦境内要求支付，但是权力机关拒绝支付该款项，因此Azard也拒绝向S支付转让该支票的款项，S以Azard的支票作为诉讼标的而提起诉讼。法院最终驳回了Azard的上诉，法官Denning和Diplock都坚持：汇兑合同必须严格按照字面的含义进行解释，该案中涉及的合同显然属于汇兑合同，因为其实际上影响了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资源。

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为欧洲大陆的法院所适用，相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的法院则较少适用。在欧洲大陆的法院中通过各种判例支持了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例如在Lessingerv.Mirau案中，两个奥地利的公民之间订立贷款合同，根据该贷款合同，一方准备分期支付30000奥地利先令换取1000美元的贷款，联邦德国的上诉法院（当时的西德）认为这个贷款合同构成汇兑合同。另外，在Moojenv.VonRichert案中，巴黎的上诉法院认为在荷兰居民和德国居民之间订立的关于股份转让的合同为汇兑合同。

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通常包含了发下几个方面的合同：（1）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2）国际货物销售合同；（3）国际服务合同；（4）国际贷款合同；（5）国际证券发行。

（二）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

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原则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汇兑合同是指一个将立即导致以一国的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合同。狭义的解释主要为美国和英国的法院所接受。学者曾经对于狭义解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倾向于在该条款中支持狭义的解释，可以简单地删去汇兑（exchange）这个词，而仅仅保留合同（contract）这个词，然后再进行严格的狭义解释。英国的上诉法院抛弃了先前在Sharif案中所确定的遵循执行董事会解释原则的做法，而在Wilson，Smithett&CopeLtd.v.Terruzzi案中采用了狭义解释原则。

在Terruzzi案中，原告是伦敦的一个金属经销商，被告是意大利居民，也是一个金属经销商。原告与被告订立一个销售1200吨的金属（锌）的合同，在3个月内交货。后来锌的价格不断上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押金。原告在没有收到被告的任何付款的情况下，停止合同的履行。因为锌的价格的上涨导致被告在新订的协议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原告还将被告就应当支付的全部款项提起诉讼。被告则辩称先前签订的合同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该合同属于汇兑合同，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法律相冲突。上诉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因为合同是以英镑支付的，该合同不属于汇兑合同，作为汇兑合同必须要求存在货币的兑换。法院拒绝了被告Ter-ruzzi关于合同含有商品交易属于汇兑合同的辩解，法院认为含有商品或者货物的合同只有在包含通过货币兑换进行货币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属于汇兑合同。

在UnitedCityMerchantsv.RoyalBankOfCanada案中也支持这种关于含有货物或者商品合同归属汇兑合同的限制条件。在UnitedCity案中，GlassFibres是一家英国的公司，GlassFibres承诺向一家秘鲁公司Vitro销售一套设备。为了履行这项销售合同，Vitro安排本国的秘鲁银行（PemvianBank）提供一个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由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BankOfCanada）负责承兑。根据安排，由GlassFibres以美元计算的两倍的价格销售设备，然后将其中的一半款项转入Vitro的一个下属机构，这样使得Vitro能够规避秘鲁关于外汇管制的规定，而将秘鲁的货币兑换成美元。当GlassFibres提供了合同项下的设备并且满足了信用证的全部要求之后，加拿大皇家银行拒绝承兑信用证。其后UnitedCityMerchants作为GlassFibres的权利受让人起诉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辩解理由之一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该合同为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这是一个汇兑合同，目的在于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英国上议院在审查销售交易的实质以后认为：因为所考虑的销售合同实质目的在于将秘鲁货币兑换成美国货币，从而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信用证从表面形式来看是一种汇兑合同，根据第8条第2款（b）的规定应当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美国的法院也坚持适用狭义的解释。在J.Zeevi&SonsLtd.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1期GrindlaysBank（Uganda）Ltd.案中，纽约上诉法院认为争议的信用证不是一个汇兑合同。在LibraBankLtd.V.BancoNacionaldeCostaRi-ca案中，联邦地区法院遵循上诉法院在Zeevi案中所适用的狭义解释原则。

（三）应当采用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上述的分析表明法院在适用哪一种解释方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英国和美国的法院通常采取狭义的原则来解释“汇兑合同”这个概念，而欧洲大陆的法院则坚持遵循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但是，执行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理由。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致力于推进国际货币合作，包括支持和执行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法律，该管制法律的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目的在于减轻该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balanceOfpayment）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只有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才能将所有影响一个国家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那些合同都包含在汇兑合同范围之内。狭义的解释只是单纯解释立法之上的问题，仅仅是限定于那些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外汇交易本身，而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目标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政策而作出，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应当得以适用。

三、涉及的条例必须是外汇管制条例

第8条第2款（b）得以适用的第二个条件是所争议的条例（regu—lation）必须属于外汇管制条例。与“汇兑合同”一词相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针对“外汇管制条例（exchangecontrolregulation）”进行定义。结果，各个成员国在解释怎样才能构成外汇管制条例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外汇管制条例包括所有的根据第8条第2款（a）规定的限制措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确定一项措施是否属于外汇管制条例的根本标准在于该条例是否包含在外汇交易的许可和外汇使用问题上政府的直接控制。

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些需要考虑的条例，可以从第2款（a）中推导出来解释第2款（b）的适用。其结果是成员国实行外汇管制条例的意图和动机与作为一个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无关。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那些构成外汇限制的形式审查适用于第2款（a）的解释，但是不能延伸适用第2款（b）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外国条例或者法律的实行目的将决定其作为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与特征。因此Mann得出结论：那些外汇管制条例是指其制订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的流动、财产的流动或者服务的流动，以便保护特定国家的金融储备。这种解释在ReClaimbyHelbertWagg&Co.Ltd.案中获得支持，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官必须被说服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法律是真实存在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外国债权人的权利（当然这只是方法之一），而实现在经济出现问题时能够保护本国的经济。根据这种特定目的限制的方法原理，税则（tar-iffs）、交易限制（traderestrictions）、封锁指令（blockingorders）以及与敌国交易的禁止（trad-ing-with-the-enemyregulation）通常都不被认为是外汇管制条例。

如果根据那些形式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些外汇管制条例的范围甚至包括赋予外国政府以强制力，而并不是仅仅保护所考虑的成员国的金融储备，因此从目的出发的解释更为可取，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本意相符。

四、必须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

为了适用第8条第2款（b），所考虑的外汇管制条例中必须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个成员国的货币。同样，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导致存在两类就此问题的解释：其一是严格解释（strictinterpretation）或者是字面解释（textualinterpretation），另一种是经济解释（economicinter-pretation）或者宽松解释（liberalin-terpretation）。

（一）严格解释或者字面解释

根据严格或者字面解释规则，“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条款被限定于那些汇兑合同：（1）该汇兑合同中包含特定数额的某个成员国货币的给付；（2）在该汇兑合同中，某成员国货币的使用是合同履行的必要部分。实践中也有司法判例支持这种解释方法。例如前文所讨论的UnitedCity案，尽管秘鲁货币并没有特定化为履行合同所采用的货币，但是秘鲁货币对于合同的履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合同的最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欺骗性的方法将秘鲁的货币转化为美国的货币。与此相似，虽然在Terruzzi案中法官认为合同不是一个汇兑合同，这个结论也可以从意大利货币并没有包含在合同中这个理由推导出。合同中要求支付以英镑进行，而不是以意大利里拉支付。考虑到意大利商人有足够的英镑储备用以支付英镑债务，没有必要将里拉转化为英镑，因此并没有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

（二）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

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重点考察的是“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中的“货币（currency）”一词，以便分析其对于成员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这个短语被限定于那些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受合同影响的情况。主导性的对于这种解释方法的支持意见认为包含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被认为是在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将会或者已经被所涉及的合同的支付或者转让所影响的情况下存在。根据这种方法，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并不是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成员国的货币可能包含：（2）无须考虑所争议的货币不是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这一事实；（2）与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为本国货币或者外国货币这一事实无关。在以外国货币支付的情况下，进一步来看也与货币的发行国是否为成员国或者是非成员国这一事实无关。判断的标准是影响成员国国家储备的后果。

根据这种支持宽松解释原则的观点，审查确定是否包含成员国的货币与是否包含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是重合的两个命题。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在下列情况下将被视为包含在内的：（1）合同的一方为该成员国境内的居民；（2）合同所涉及的财产在成员国的境内。在Termzzi案中这种宽松的解释得以适用，法官在陈述“汇兑合同”一词需要进行狭义的解释之后，认为“包含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必须进行宽松的解释，但是在该案中的法官KerrJ.看来，协定第8条第2款（b）的目的在于仅限于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而不保护非成员国的货币。

五、外汇管制条例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一致

所涉及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必须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maintainedandImposedConsistentlywiththeFundAgreement），属于第8条第2款（b）允许范围之内。虽然，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中的“存续”一词是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开始生效的时刻的外汇管制条例，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解释必须包含该短语剩下的词语“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以归结为两种分歧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条例必须获得基金组织的批准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并没有规定基金组织有权宣布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或实行与协定的要求相抵触，但是实际上基金组织有这个职能同意该外汇管制条例或者断定这种管制条例是非必要的，因为所争议的条例必须获得协定的授权许可，因此不论是诉讼当事人或者法院均须向基金组织咨询该条例是否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法院不能自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资格作出判断。根据这种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来决定上述问题，法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则是错误的。在Termzzi案中，法官OmrodJ.在上述问题提出之后拒绝就其作出决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法院参考其他方面的资料，在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认可所争议的条例基础上，能够判断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

（二）第二种观点：只要求条例属于协定所设想范围之内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法院可以独立解释关于“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的含义，任何法院可以有权独立审查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基金协定相一致。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问题在于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存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须与基金协定保持一致。这种观点在德国汉堡商事法院（CommercialCourtOfHam-burg）的ClearingDollarsCase案件中适用。

在ClearingDollarsCase案中，比利时的被告同意自德国的原告购买化学制品，以每公斤46美元的价格通过票据结算，这种支付通过比利时一西德清算系统进行。但是被告并没有获得根据比利时法律应当获得的进口许可，因此对于合同产生争议。在德国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被告辩称合同本身是不可强制执行的，因为缺乏进口许可而导致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相冲突。德国的商事法院适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的解释，并根据其他相关事项，断定该买卖合同为汇兑合同，并且该合同一旦履行将涉及到比利时的外汇储备，比利时本身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是否与基金协定的要求相一致，法院认为：“如果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其性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接受，则已经构成充分的理由。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都存在类似的外汇管制条例，因此答案是比利时的这个外汇管制条例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的。”因此，所有的必要问题在于，一旦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该条例作出肯定时，基金组织将会当然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