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问题范文10篇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1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其二，就“性”这一概念来看，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它在哲学层面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指“根据”、“属性”，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称之为该事物的规定性，一般在形而上意义上使用。另一层指“源泉”、“基础”，一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如合理性、现代性等。一般来说，具体意义是抽象意义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是对概念抽象含义的经验化，所以，在经验层面上，“性质”范畴表达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根源，即“……的基础或来源”。相应地，关于“合法”的“性质”问题(即“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合法’的‘基础或来源’”问题。

总而言之，综合“合法”与“性”两个概念的分析，关于“合法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关于事物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再结合“正当”概念的内在意义(真理性与道义性)。我们可以这样完整理解“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框架：它表达如何评断事物正当性问题；它提供两种评判尺度(真理标准、道义标准)；真理标准要求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道义性尺度意味着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心理的、伦理的、信念的认同等)；两种尺度的统一体现为实践上公众的“事实性接受”程度。这也是“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循此进路，笔者进一步对“政府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

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

什么是政府合法性呢?依据上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框架，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同样地，依据合法性问题的一般逻辑结构，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两种尺度在实践上怎样统一。以此为框架，笔者对政府合法性问题作些分析。

合法性概念的一般意义表明，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真理性与道义性)、三个具体因素(历史必然性、道义预期性、事实接受性)。相应地，关于政府合法性，也就是要求政府的存在与运行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两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政府的存在与运行要具有正当性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首先，该政府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至少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现代政府绝不会实行奴隶制度。其次，该政府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需求，符合整个社会基本的道义预期。例如，现代政府，至少不会剥夺公众基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三个具体因素，这意味着政府要想持续性发展，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这就是：不断拓展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持续增强政府的事实上的可接受性，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其中，拓展政府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性条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事实接受性，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关键环节；而不断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则是推进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步骤。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在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拓展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来看，其本质是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寻求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与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政府合法性的历史必然性的探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暴力来源观、社会职责观、公共服务观。暴力来源观，即认为政府正当性的依据来源于暴力，也就是说，政府(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毁灭。所以。以国家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最早的政府，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暴力对社会的保护。社会职责观，即认为政府存在和运行之所以正当，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之外，还因为其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政府是与市场体系相对的一个社会系统，体现为市场体系是一种私人领域，政府体系则是公共系统。作为公共系统的政府其职责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共服务观，则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政府正当性的又一深入思考，其基本要义是：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分化为三种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其中，国家领域的存在源于整个社会公众对它的契约性认同，即国家是全民共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以公民纳税为保障，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为回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它的契约性，体现为它要提供公共服务

如何看待上述三种观点呢?深入看，上述三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出这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前市场经济时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维持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初期——私人领域扩展，私权扩张，国家逐渐显现其公权底色。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发达时期——公共领域崛起，社会出现私域、公域、国家三者鼎立的局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凸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正当性支持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必然性，其演进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和发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规律是，暴力基础——社会管理成效——公共服务程度；其历史演进所内含的逻辑是，阶级冲突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崛起，私人领域形成，政府社会性凸显——公民社会生成，私域、公域、国家三足鼎立，政府契约性增强。这也是我们考察政府合法性之历史根据的一个真理性尺度。

其次，就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来看，其本质是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即看政府尽了多大努力来满足公众的预期，满足到什么程度(看实际中公众对一种新的制度的预期程度和现有政府对该预期的宽容程度，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不可承受的差距)。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显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公众对一种新的体制的价值预期，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面临危机甚至丧失。这里主要揭示的是现代语境下，民意选择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运作体现为执政党的组阁，其执政基础来源于社会民意的选择与支持。在这里，民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公众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体验、心理预期。相应地，在民意体系中，既有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的确定性，也有感性选择的不确定性。既有对现有状况的体验。也有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如果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民意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那么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民意的全部。事实上，现代实证性研究表明，民意的主要部分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形成公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可，必须时刻跟上他们的预期，弄清公众在价值上有什么需求，他们的感受如何。

而从理论上看，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但同时又不全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微不足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教育体系提供的是理性能力，而感性、非理性来自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感性、非理性的内容来自于生活中的电视广播，来自于耳闻目见，来自于同事朋友，来自于邻居聊天，来自于道听途说，等等。这些点点滴滴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何以获得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花费多少气力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在于能否判断出公众的心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满足和提升其需求。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合法性人民主权

法治社会是以法律为主治的国家、群体、个体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关系状态。宪法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威力控制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其他权威必须依附于它，绝对地服膺于它，甚至充当其“婢女”的角色。但是，当宪法不能充分实现其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职责，抑或其他权威（尤其是个人的权威）不自主地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社会主体对宪法的顶礼膜拜不再虔诚，社会中时时有人挑战宪法而宪法却不能有效地予以自我防卫之时，宪法的权威无疑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宪法权威遭受侵犯表明宪法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或者说宪法合法性出现不足，人们不再将遵守并维护宪法视为崇高的使命。

那么，人们服不服从宪法的内在动因何在？宪法合法性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试对宪法合法性的有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宪法合法性的涵义

在一般的法律语境中，合法性多指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它是一个与违法性相对应的概念，意指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设计的规则模式。具体而言，形式意义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或要求：（1）行为的主体具有合法性，主体包括个体、企事业组织、政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必须是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某种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主体。（2）行为的性质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必须在法律所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或方式作为或不作为。（3）行为的后果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在法定范围内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产生有损于或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后果。（4）更为重要的，用以调整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宪法至上的法治社会，一般法律规则必须合符宪法——法中之法。“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只从规范的角度实证地考察人们的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机械的适用法律而祛除了法律本身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恶法亦法，只能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当人们采取某种形式对恶法进行抵制时，国家往往不惜诉诸强大的暴力工具对其进行威吓或镇压，将人们的行为箝制在法律的范围内而无视法律本身是否满足了人们的意愿和要求。当人们行为不合法时，法律对之予以矫正，当法律不合法时，宪法将对之予以矫正。这里，宪法无疑是我们预设的合法的最高权威。然而，假设宪法不合法，不具有合法性又将如何？显然，我们说行为符合法律，法律符合宪法都是以法律或宪法为参照物的。宪法的合法性不能由宪法自身来规定而只能由宪法之外的参照物来衡量，那么，这个参照物是什么？由此须对合法性概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马克斯。韦伯认为，一个制度如被人民百姓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合法性意味着接受这个权力体制及其支持者，并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些支持者“自愿地”承认它们的主人是合法有效的，是值得接受的，并把他们自己的从属地位看成是命中注定的义务。[1]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对某种要求行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

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合法性不仅仅是指行为符合规则，而且包含价值认同的意思。即在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其公民和各种群体对现存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宪法和法律等的价值认同、理解和支持。由于这种合法性概念已深入到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层领域，提示了合法性的来源及基础，我们称之为实质意义的合法性。

对任何一个政治体制及法律制度来说，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实质意义的合法性。宪法也是如此。所谓宪法合法性，是指人民委托的行使制宪权的机关，根据人民的意志，依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宪法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及其在一定时期内为人民所普遍认同、支持、信仰并遵守的权威性质。宪法合法性体现了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和实质意义的合法性的有机整合和高度协调。宪法形式意义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宪法的法律性。宪法是法律，具有规范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等法律规则的一般特征。同时，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一切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又是判断其他法律规则是否“合法”的最高标准。宪法实质意义的合法性指宪法体现了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符合自然正义法则，从而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不具有实质意义合法性的宪法，即不体现自然正义及人民意志的宪法，不是真正的宪法。

二、宪法合法性的根据

“国家主要属于人民”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宪法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

为什么宪法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的意志体现了正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宪法的合法性本质上是人民意志至上性的体现。然而，由于人民意志是一个抽象的法则，任何阶级制定的宪法都可以冠之人民的意志。在我国近代史上，除了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毫不隐讳其维护封建专制的本质外，其他每部宪法都贴上“主权在民”的标签，实际上是假借人民意志，将宪法作为欺骗、麻痹人民的工具，装点门面的幌子。这样的宪法有没有合法性？宪法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应当是也只能是看宪法的有关规定及其隐含的原则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朝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前进。一部好的宪法关键是要真正体现时代精神。基于此，我们认为这样的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应当作如下认定：

（一）宪法必须确认并保障人民主权至上，人民有权管理一切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和文化事务；

（二）宪法必须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体现公平与实质正义；

（三）宪法必须对人民授予国家机关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规范和控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僭越；

（四）宪法必须确保司法依法公正，独立地审判案件，法官只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五）宪法必须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文字上具有最高权威，其他任何权威都必须绝对地服从于宪法权威；

（六）宪法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防护机制，其修改、解释和监督保障都必须有健全的规则和完备的程序；

（七）宪法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主导的作用。

凡是上述标准的宪法，就可认定为具有实质的合法性，否则，该宪法就不具有实质有合法性。三、宪法合法性的取得、维持和丧失

（一）宪法合法性的取得

宪法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指宪法的产生并获得人民的认同从而开始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契约观念，宪法是人民与政府建立的一种契约，是人民自愿让渡某部分权力给政府而与其达成的权利义务协议，涉及到人民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其制定和修改均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保障人民的利益。

宪法的制定权（创制权）属于主权者即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早在1788年，法国政治家西耶斯首次提出国民是制宪权主体的理论。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并不意味着全体国民都直接参与制宪过程，国民往往委托其代表来行使。我国制宪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的各阶层，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选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人大将选民的意见和要求表达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之进行提炼，整合为共同的根本的意志并上升为国家根本意志，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实现了人民意志的宪法化，保证了人民意志的至上性。

宪法的修改属于契约的变更，它直接关系到人民和其代表根本权利义务的变更。因此各国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繁琐的修改程序，以示慎重。为了保证宪法的修改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我国已经形成了采用发动人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惯例。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则采取全民投票表决的方式由人民自己决定宪法的变更。

宪法的通过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它宣告人民和其代表权利义务协议的达成。即宪法已经取得合法性，开始发生法律效力。宪法一旦具有合法性，就具有至上的权威。任何人、任何组织，其他任何规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之上，都必须遵守并服从宪法。宪法的至上权威是对人民利益的最大保障，它减少了宪法实施所产生的成本，从而实现了以最少的精力和费用使人民获得最大的社会价值（如安全、秩序、自由、平等、人权等）的目的。

（二）宪法合法性的维持

人民要长久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长久地维护宪法的合法性。暴力是维持宪法合法性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暴力主要指人民授权组建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宪法是人民公意的法律体现，是人民与政府订立的契约，“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默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3]显然，宪法不是某个人意志的体现，由于人都有“恶”的一面、自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有些人企图假借公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个人目的，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因此他们时常会侵犯公意，破坏宪法，宪法必须借助于暴力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制裁，使其不敢轻易违宪，以维护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

然而，暴力只是维护宪法合法性的后备手段而非最佳良方，暴力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宪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须通过对人民进行系统的宪法知识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的宪法意识。宪法意识是人们观念、情感、心理态度和评价等综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诉讼意识等，其核心是对宪法的认同、信仰、忠诚和感情。宪法意识对立宪、行宪、守宪和护宪都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宪法学家惠尔指出：“人民关于宪法的思想以及对宪法的态度也能影响宪法。如果人民以崇拜的态度看待宪法；如果宪法中体现的权力被认为是确定和有益的，那么便存在着一种保护宪法，反对企图轻率地改变宪法的力量。”[4]宪法意识主要通过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教化而树立起来的。教会、家庭、工会、大众传媒等承担起了重要职责。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宪法是人民宣言书，国家一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从而激发起对宪法的感情，自觉地遵守宪法并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目前，我国广大人民宪法观念还很淡薄，“宪法不是法”、“宪法无用”、“宪法是用来惩罚敌人的，与我无关”、“违反刑法要治罪，违反宪法无所谓”等此类言论还占有一定的市场，社会中时常有违宪行为发生，这些都表明我国宪法的合法性出现不足，即哈贝马斯所言：“合法性的缺乏或赤字”、“合法性的缺乏意味着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规范结构维持或建立在所要求的社会结构上”[5].造成宪法合法性出现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有某种程度的不协调；宪法修改过于频繁，人们对宪法的信心下降；宪法没有违宪审查机制，违宪行为得不到追究；国家没有注重对人民宪法意识的培养等等。

（三）宪法合法性的丧失

宪法合法性的丧失有两种情况：

一是通过人民废除宪法使之归于无效。宪法是人民制定的，人民有权废除宪法。池塘社会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结构已经调整，宪法不能满足人们的根本需求和利益时，人民可以通过制定新宪法的形式来废除宪法。

二是宪法异化导致人民的不支持而失去合法性。宪法本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它必须是良宪，但是，当宪法异化为攫取国家权力的阴谋家或专制独裁者，借以强迫人民屈服于其暴政、淫威的工具时，“得不到照顾和关怀的我们一定要起来造反，绝不会受不为他们说话，不代表其不利益的法律束缚。”[6]这样的“恶”宪由于得不到人民的认可，而最终会失去合法性。人民迟早会推翻它，重建新宪法。

参考文献：

「注释」

[1][英]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84-285.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9，184.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

[4][英]K.C.惠尔。现代宪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87.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3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4

伽达默尔曾面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讨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只属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智慧型的远东思想在提问和表述方式上，都与所谓西方哲学之间缺少一种“可检验（比较）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哲学”面对实证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远东思想（或曰智慧）面对“哲学”（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哲学”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发展，不过后者可以仅仅是一种现代的事业（而与历史和传统无关），正如现代中国的许多学科门类（如社会学等）都仅仅是现代的事业一样。

与上一点相联系，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分，后者是泛指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哲学运动、活动、事件，哲学讨论与争论，哲学研究、创作及其成果等等；前者则是特指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一种恰当的方式吗？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能够得到恰当的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据呢？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墨子×天志》曰：“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知也。此者何故？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范围“中国哲学”之“方”、“圆”呢？也只有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才成为一个问题。

就总体而言，关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可以发现四种论说方式：

一是述诸于常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已经写作出版了近百种各种类型的“中国哲学史”，国内外学术界亦有许多冠以“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一类的学术组织，这些似乎都是以肯定存在这样一种学问或思想脉络为前提：它既是“中国的”，又是“哲学的”。那么，“中国哲学之合法性”还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二是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某种外在的形式，此所以为中国传统哲学建立某种相应的“形式系统”，“穿上系统的外衣”，就成为“中国哲学”现展的重要使命。1

三是主张扩大“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认为西方有关“哲学”的理解及其范围的限定，似未免过于偏狭，“中国哲学”的阐释与发展，可以（也应当）为之增加某些内容，诸如中国特色的“人生修养论”，等等。

四是强调“哲学”概念的相对性及其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相关性，认为并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所谓“哲学”，“哲学”本质上只能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任何“哲学”都只有透过文化和传统的帷幕加以理解和限定。

第一种叙述方式是把问题拉回到常识的层面，实际上是取消了问题；第二种叙述方式大体上是在接受西方范式的前提下，依照“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第三种叙述方式较为通行而普遍，却常常流于简单化，缺乏对于“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和“哲学”与“非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自觉意识；第四种叙述方式在目前的讨论中差不多是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2.

与中国史学、文学等不同，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二十世纪的产物。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1902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此一译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此可以说是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而若依据贺麟的说法，直到1923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大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2

“哲学”概念的引进实际上意味着要引进一整套学术规范。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到这一点。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用“哲学史”这一名词来表述中国传统学问中的部分内容，应当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和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在谢无量那里，“哲学”差不多只是一个名词，而作为一种学问则是“古已有之”。传统思想中所谓“儒学”、“道学”、“理学”，佛家的“义学”，可以说与西方所谓“哲学”都是异名而同指。既然如此，我们自然无妨参照传统的体例来撰写所谓“哲学史”。3此所以谢无量认为，西方近代哲学所谓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的区分，与传统学问中“六艺”、“九流”等分类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留美归国的胡适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在“序”中指出，治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须有“汉学”的工夫，而形式上中国古人的著作则“没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他认识到不能够将近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哲学史”，与《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等混为一谈。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4“人生切要的问题”有诸多方面，体现在哲学上则可以区分为宇宙论、名学或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

把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列入其中，可能与胡适接受杜威实用主义的特殊立场有关。冯友兰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则进一步明确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分的架构。冯友兰自称书中的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而实际上，与陈寅恪等人《审查报告》的评价相反，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他较之胡适更彻底地仿效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建立中国哲学的系统。这个模式绝不只是外在的形式，因为它关涉到内容的取舍和诠释的向度。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以说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在传统思想和学问的分化中，由经学到哲学这一转化与过渡的完成。从此以后，在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近代亦曾经兴盛一时的经学研究，开始处于边缘的地位，“哲学史”差不多开始成为人们处理传统学术的一种主要的方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出版了数十种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或译著，相比较而言，“中国学术史”一类的著作就少得多。而所谓“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此一点在建国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无论从怎样的立场观点出发，人们似乎都倾向于把以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别开来，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实际上，早年由冯友兰等人所确立的学术典范可以说一直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其中的变化，例如，为了凸显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五十年代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增加和强调每一位哲学家“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相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也增加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为了贯彻“阶级分析”和“唯物唯心”的原则，古代哲学家思想中一些普遍性的内容和命题，被具体化和简单化了。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看起来非常重要、非常突出，乃至于完全改变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面貌的变化，实际上也只是关涉到某些具体的阐释原则而非基本的学术范式。这方面，人们常常忽略了冯友兰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忽略了人们五十年代后所编撰的“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早年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本的学术范式与架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底色都是来自于西方。

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学术近现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种转化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完成的。在此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而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强调“哲学”观念的普遍性。

张岱年在完稿于1937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7他又说：“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8此种取舍是以预设中国哲学在问题、对象及在诸学术中的位置等方面均"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为前提，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哲学在问题本身及其在诸种学术思想中所处的位置方面，可以说均与西方哲学很不相同。例如“心性”理论、“天人合一”等，均属于中国哲学中的特殊问题。由于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西方哲学意义上认知与伦理、哲学与宗教的截然区分，所以此一类问题并不能够简单地套入西方哲学相应的架构中加以处理，目前人们关于“天人合一”命题的种种争论与混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此一命题的特殊涵义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发的结果。

3.

由于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哲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方法的引进是建立了某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还是建立了“中国哲学”本身？换句话说，抑或中国历史上本不存在“哲学”这种东西，今天所谓“中国哲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欧美的“哲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此问题干系甚大，因为如果此一论断成立，则只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一语的涵义也就可以等同于“哲学在中国”。

关于上述问题，值得注意的仍然是以冯友兰和牟宗三为代表的两种回应方式。

作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冯友兰当然不怀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他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所谓“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的区分。冯指出:“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此两者并无连带的关系。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9“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0这是说，历史上“中国哲学”所缺少者只是某种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叙述方式，而非“哲学”本身。

问题在于，当冯先生作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的论断时，11他实际上是在“哲学在中国”的意义上来确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此“中国哲学”概念的成立是建之于与西方哲学“相似”（冯称之为“有似”12）的基础上。这一论证方式关涉到内容的取舍和处理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路。应当说，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差异甚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注重乃至夸大了中国历史上名家学派的作用。这背后隐涵的乃是西方哲学重逻辑与知识论的模式。冯晚年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依然认为所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乃是贯穿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13“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还没有加以详细讨论的是公孙龙。……一直到宋朝的程颐，才有了详细讨论。朱熹又继续这个讨论，使之更加深入。他们虽然没有用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这一类的名词，但是他们所讨论的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14应当说，冯氏此一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中国哲学的真实主题和内在的思想脉络，而潜隐于其背后的基本预设仍然是西方主、客两分的认识论模式。

牟宗三主张从与文化传统的相关性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哲学”观念的相对性，“如果了解了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就能了解哲学的特殊性。”15关于哲学和文化传统的相对性及其根源，牟氏有一说法：“道是完整的，它是个全。由于人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16相对于普遍的“道”而言，任何具体的哲学与文化形态，都意味着一种限定，都只能够展示“道”的某个层面或侧面，从此种意义上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乃是必然的。中、西方的哲学系统，说到底都无非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结果，不过此所谓“一察”是不同的：西方主要是表现在逻辑与知识论方面，中国则表现在超越的心性论方面。17

如果彻底坚持上述立场，则对于中、西哲学只能作平等观，而事实上牟仍然认为中、西哲学有高低上下的分别，中国哲学在所达到的成就和境界上是高于西方哲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西方哲学在各自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在诸学术中的位置有关。就总体而言，可以说西方哲学更近于科学，中国哲学则更近于宗教，此所以伽达默尔要从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追问“哲学”的“合法性”，而牟宗三等人则竭力要划清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而从另一方面说，欧洲学者质疑“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又正是与中、西哲学之间的上述差异有关──一种包含了某种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宗教信念于自身的思想理论，能够称得上是“哲学”吗？18

就总体而言，作为当代新儒家主要代表的牟宗三，无疑是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他强调哲学传统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也可以视为民族主义面对西方哲学、文化之强势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若落实地说，牟氏讨论和界定“哲学”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他只是反对某种不加分析地把“哲学”真理的普遍性归属于西方传统一边的做法。19牟宗三普遍主义的立场特别突出的表现在有关康德哲学的认识和处理上，他实际上认为，中、西方哲学可以面对某些共同的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理路不同罢了。有关“哲学”及其本质的普遍主义理解与民族主义、特殊主义的“道统”意识相结合，使牟宗三得出如下结论：儒家与康德哲学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它们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道”和“理”），而儒家又高于康德，因为它回答了康德哲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普遍主义的立场使牟宗三断然拒绝“后现代”的思考方式，这从他对于海德格尔的批评中可以看出。目前所见到的较为彻底地依据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诠释和处理“中国哲学”者，或许可以举出美国方面的安乐哲（RogerT.Ames）、郝大维（DavidL.Hall）作为代表。他们从“情境主义”、“特殊主义”、“过程哲学”的立场来处理“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精神与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格格不入，而惟其如此，中国哲学更具有“后现代的敏感性”和优位性。20

主张通过扩大“哲学”概念来争取和确认“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作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通行，尽管其中许多人或许未必对于问题本身有某种自觉意识。

事实上，也少有人能够严格依照西方哲学的范围来讲述中国哲学。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哲学”开始从经、史、子、集的传统规范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学科。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所谓“中国哲学”的界域似仍然显得过于宽泛，其所涵盖的范围差不多是介于传统经学、子学和西方所谓“哲学”之间。从学科设置来讲，已经沦为纯粹历史性研究的“经学”和相关的文献学考辨，亦多被归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而大量的文化讨论、伦理研究和一般的思想性课题，亦被圈定在“中国哲学”的哲学领域。

那么，“中国哲学”及其研究究竟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思想史”和“学术史”？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应当进一步模糊、消解还是应当适度的清晰？抑或如目前某些人所主张的，应当以“思想史”或“学术史”取代“哲学”的方式？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深化“哲学”概念的内涵，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大它的外延。“中国哲学”能否最终被西方世界承认，取决于它能否在一些“元哲学”问题上（而非仅仅是文化功能上），提供某种原创性的智慧，并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构成挑战。试图把文化因素完全排除于哲学之外的想法是幼稚的，而把“中国哲学”仅仅归属于某种族群的信仰，则反映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作为一种活的、仍然处在发展中的思想传统，“中国哲学”当然不会拒绝普遍性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能够从传统中寻找到普遍性问题的生长点，并由此确定切入和回应普遍性问题的恰当方式。此方面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特别是后者）应当说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说到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不仅关涉到西方学者的某种偏见，而且关涉到我们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方式，关涉到“中国哲学”以怎样的姿态切入现当代国际学坛的学术脉络和话语系统，关涉到如何处理普遍与特殊、哲学与文化、哲学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关涉到在后现代思想家傅科等人重新发现了“历史性”之后，我们又如何面对和重建普遍性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范式由经学、子学向哲学的转换中，普遍性的（实为西方的）学术规范是处于主动的方面，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中，如何发掘“中国哲学”自身的创造性潜能将居于更为突出的地位。说到底，有关“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论证，毕竟不应当只是成为某种民族主义的抗争，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来回应人类在现当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伴随着“中国哲学”作为“哲学”越来越频繁、深入地参与国际学坛的讨论与对话，则“西方哲学”的合法性也必须加以重新认识，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普世性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所当然的模式、原则、论断、前提等等，也必须在重新加以限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是“合法的”。就是说，“西方哲学”也必须面对“中国哲学”的挑战（而不只是面对实证科学的发展）来重新思考和确定自己的“合法性”。

（2001年9月演讲于韩国东洋哲学会主办的“奇高峰与二十一世纪东洋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修改定稿后，首次发表）

注释：

1.张岱年指出:“冯芝生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然也无碍于其为信史。”（《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自序”,第18页）

2.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27页。

3.在谢无量看来,“哲学史”作为一门学问也是古已有之:“至于哲学史之作,则在述自来哲学变迁之大势,因其世以论其人,掇学说之要删,考思想之同异,以史传之体裁,兼流略之义旨。溯厥前例,远自孔门,如《论语×尧舜》章述尧、舜、禹执中之传,而《系辞》载伏羲至尧、舜之取于易道者,宜是哲学史之滥觞也。若夫庄子之《天下篇》,荀卿之《非十二子》,司马谈之《论六家》,淮南子之《要略》,刘向之《别录》,班固之《艺文志》,虽辞有详略,而谊贵通方,皆折群言以居要,综百氏以辨类。于是又有列史之‘儒林传'''',创自马迁,而后世承之。惟《宋史》别出《道学传》。盖‘儒林传''''本以识经术之传授,其后义例稍广,所取或杂,故宋世理学大兴,遂创为‘道学传''''以居纯理之儒也。至记述一学派之源流而为书者,莫精于朱晦庵之《伊洛渊源录》。统一代之学派而为书者,莫详于黄宗羲之《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此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2页）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页。

5.牟宗三对于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颇不以为然,他说:“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位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意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于述及别的思想,如陆、王,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辞。”（《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8.同上书,“自序”,第17－18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3页。

10.同上书,第14页。

11.同上书,第8页。

12.冯友兰说:“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中底‘有’之观念。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念。道体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大全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13.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1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7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页。

16.同上书,第7页。

17.牟宗三激烈的抨击“中国哲学”研究中逻辑与知识论的取向,例如他批评胡适等人说:“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18.例如德国学者傅敏怡（MichaelFriedrich）在《中国哲学的创造──当代儒家的一个主题》一文中,就认为当代儒学存在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它必须彻底理性化,才能够以“哲学”的身份与西方对话,;而另一方面,如果儒学中所包含的某种“信仰的基础”（“宗教因素”）受到理性的检验,“现代儒学或许就不再是儒学了”。（傅氏文章的中译本,载台北《当代》第65期,1991年9月）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5

例如在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中,原告以自己的采光权受到被告的房屋妨碍为由,向某县人民法院起诉。而被告在诉讼中则以其房屋修建是经县城建局审批通过为理由提出抗辩,主张所建房屋虽对原告的采光造成一定妨碍,但不构成对原告的采光权的非法侵害,因为其建筑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许可范围之内。在此民事案件中就涉及到如下问题:人民法院可否在审理该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县城建局批准被告建房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不予审查,则对案件在程序上应作如何处理?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如下特点:①发生在民事案件中;②作为抗辩理由由一方当事人提出,引起双方当事人争议;③同时涉及行政法律依据和民事实体法律依据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特点。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时有发生。在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不规范和不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制约以及行政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够协调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会减少,反会随民事纠纷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而越来越突出。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上的疏漏,这一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始终是一个困扰人民法院的难题。

从立法上看,民事诉讼法典对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未有涉及。司法解释对此问题只有一些针对具体案件或具体情形的零星规定,而散见于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又存在着不一致。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中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质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按此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推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应当通知被告如欲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须在答辩期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又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可见,按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对专利主管机关授予专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与立法上的情形相适应。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大致有四种:①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然后对案件进行裁判。②避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案件作出裁判;③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予审查,在此前提下对案件作出裁判;④先裁定中止诉讼,让当事人提起其他程序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

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析,在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对案件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不合适的,理由如下:

第一,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活动。民事审判是由于平等地位当事人之间发生民事权利义务纠纷,而由人民法院根据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判,作出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权威性判定的活动。而行政审判则是指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就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机关发生争议,而由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并作出权威性判定的活动。因此,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民事审判的性质

不符,而且势必混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的区别。

第二,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各有分工、彼此独立的两种国家权力。除非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能否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构成了对行政权力的不正当干预。而且,如果人民法院以民事审判权否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行政机关则坚持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势必造成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对同一事实的认定结论截然相反但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形,如此不仅使得民事纠纷无法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造成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会引起实体法适用的难题。从法理上分析,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解决争议,行政法显然不属于民事实体法的范围。然而,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必须适用行政法,因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指的是该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上合法与否的问题。

第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由于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无当事人地位,也就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行政机关无法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和辩论,更不能对人民法院的判定提起上诉,这显然有违诉讼公正的价值目标。并且,由于行政机关不能就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参与诉讼,进行举证、辩论以及对人民法院的判定提起上诉,则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判定难免偏听偏信或主观臆断,其结论的正确性缺乏程序保障。另外,通常情况下,民事审判组织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其司法经验与业务素质往往比不上行政庭审判人员,让他们去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既然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不宜对案件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则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就不应采取由民事审判组织先审查,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的处理方式。那么是否可以采取避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仅依民事实体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呢?从表面上看,这一做法避免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直接审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其实不然。首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予考虑,而仅依民事实体法对案件进行裁判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的间接否定,仍然构成了对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其次,如果人民法院仅依其民事实体法对案件作出的裁判内容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相互矛盾的话,则仍未避免对同一事实即某一民事行为或权利成立与否存在结论相反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的情形,民事纠纷仍难以彻底解决。再次,避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则主张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承受不利裁判的当事人自然不愿接受人民法院的裁判,这也使得民事纠纷难以真正解决,可见,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人民法院也不宜采取避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仅依民事实体法进行审理与裁判的做法。

至于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采取无条件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并据此作出裁判的处理方式,其不妥当更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方式,如果经行政机关许可的行为或授予的权利依民事实体法确是违法的行为或是不能成立的权利,则必然使得人民法院变相地维护了在民事实体法上违法的民事行为或不能成立的民事权利。这当然违背了民事审判维护正当民事权益的宗旨。而且,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势必会因为无条件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而放弃对民事实体法的尊重,这也就违背了人民法院以民事审判维护民事实体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的职责。当然,如果民事诉讼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未发生任何争议,人民法院

自当无条件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上文已经指出,本文所讨论的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仅指在当事人就案件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笔者认为,处理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比较妥当的方式就是:先裁定中止诉讼,让当事人提起其他程序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这里的“其他程序”包括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复议程序。这一处理方式的合理性在于:其一,避免了上文所列的由民事审判组织直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产生的各种难题及弊端;其二,使民事案件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争议能通过正当、合理的途径得以解决,其三,通常能确保民事纠纷最终得以顺利解决。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6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一、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其二，就“性”这一概念来看，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它在哲学层面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指“根据”、“属性”，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称之为该事物的规定性，一般在形而上意义上使用。另一层指“源泉”、“基础”，一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如合理性、现代性等。一般来说，具体意义是抽象意义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是对概念抽象含义的经验化，所以，在经验层面上，“性质”范畴表达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根源，即“……的基础或来源”。相应地，关于“合法”的“性质”问题(即“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合法’的‘基础或来源’”问题。

总而言之，综合“合法”与“性”两个概念的分析，关于“合法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关于事物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再结合“正当”概念的内在意义(真理性与道义性)。我们可以这样完整理解“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框架：它表达如何评断事物正当性问题；它提供两种评判尺度(真理标准、道义标准)；真理标准要求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道义性尺度意味着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心理的、伦理的、信念的认同等)；两种尺度的统一体现为实践上公众的“事实性接受”程度。这也是“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循此进路，笔者进一步对“政府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

二、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

什么是政府合法性呢?依据上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框架，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同样地，依据合法性问题的一般逻辑结构，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两种尺度在实践上怎样统一。以此为框架，笔者对政府合法性问题作些分析。

合法性概念的一般意义表明，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真理性与道义性)、三个具体因素(历史必然性、道义预期性、事实接受性)。相应地，关于政府合法性，也就是要求政府的存在与运行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两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政府的存在与运行要具有正当性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首先，该政府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至少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现代政府绝不会实行奴隶制度。其次，该政府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需求，符合整个社会基本的道义预期。例如，现代政府，至少不会剥夺公众基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三个具体因素，这意味着政府要想持续性发展，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这就是：不断拓展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持续增强政府的事实上的可接受性，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其中，拓展政府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性条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事实接受性，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关键环节；而不断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则是推进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步骤。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在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拓展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来看，其本质是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寻求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与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政府合法性的历史必然性的探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暴力来源观、社会职责观、公共服务观。暴力来源观，即认为政府正当性的依据来源于暴力，也就是说，政府(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毁灭。所以。以国家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最早的政府，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暴力对社会的保护。社会职责观，即认为政府存在和运行之所以正当，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之外，还因为其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政府是与市场体系相对的一个社会系统，体现为市场体系是一种私人领域，政府体系则是公共系统。作为公共系统的政府其职责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共服务观，则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政府正当性的又一深入思考，其基本要义是：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分化为三种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其中，国家领域的存在源于整个社会公众对它的契约性认同，即国家是全民共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以公民纳税为保障，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为回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它的契约性，体现为它要提供公共服务。

如何看待上述三种观点呢?深入看，上述三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出这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前市场经济时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维持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初期——私人领域扩展，私权扩张，国家逐渐显现其公权底色。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发达时期——公共领域崛起，社会出现私域、公域、国家三者鼎立的局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凸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正当性支持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必然性，其演进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和发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规律是，暴力基础——社会管理成效——公共服务程度；其历史演进所内含的逻辑是，阶级冲突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崛起，私人领域形成，政府社会性凸显——公民社会生成，私域、公域、国家三足鼎立，政府契约性增强。这也是我们考察政府合法性之历史根据的一个真理性尺度。

其次，就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来看，其本质是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即看政府尽了多大努力来满足公众的预期，满足到什么程度(看实际中公众对一种新的制度的预期程度和现有政府对该预期的宽容程度，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不可承受的差距)。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显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公众对一种新的体制的价值预期，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面临危机甚至丧失。这里主要揭示的是现代语境下，民意选择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运作体现为执政党的组阁，其执政基础来源于社会民意的选择与支持。在这里，民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公众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体验、心理预期。相应地，在民意体系中，既有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的确定性，也有感性选择的不确定性。既有对现有状况的体验。也有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如果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民意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那么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民意的全部。事实上，现代实证性研究表明，民意的主要部分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形成公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可，必须时刻跟上他们的预期，弄清公众在价值上有什么需求，他们的感受如何。

而从理论上看，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但同时又不全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微不足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教育体系提供的是理性能力，而感性、非理性来自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感性、非理性的内容来自于生活中的电视广播，来自于耳闻目见，来自于同事朋友，来自于邻居聊天，来自于道听途说，等等。这些点点滴滴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何以获得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花费多少气力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在于能否判断出公众的心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满足和提升其需求。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其二，就“性”这一概念来看，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它在哲学层面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指“根据”、“属性”，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称之为该事物的规定性，一般在形而上意义上使用。另一层指“源泉”、“基础”，一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如合理性、现代性等。一般来说，具体意义是抽象意义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是对概念抽象含义的经验化，所以，在经验层面上，“性质”范畴表达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根源，即“……的基础或来源”。相应地，关于“合法”的“性质”问题(即“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合法’的‘基础或来源’”问题。

总而言之，综合“合法”与“性”两个概念的分析，关于“合法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关于事物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再结合“正当”概念的内在意义(真理性与道义性)。我们可以这样完整理解“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框架：它表达如何评断事物正当性问题；它提供两种评判尺度(真理标准、道义标准)；真理标准要求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道义性尺度意味着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心理的、伦理的、信念的认同等)；两种尺度的统一体现为实践上公众的“事实性接受”程度。这也是“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循此进路，笔者进一步对“政府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

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

什么是政府合法性呢?依据上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框架，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同样地，依据合法性问题的一般逻辑结构，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两种尺度在实践上怎样统一。以此为框架，笔者对政府合法性问题作些分析。

合法性概念的一般意义表明，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真理性与道义性)、三个具体因素(历史必然性、道义预期性、事实接受性)。相应地，关于政府合法性，也就是要求政府的存在与运行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两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政府的存在与运行要具有正当性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首先，该政府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至少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现代政府绝不会实行奴隶制度。其次，该政府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需求，符合整个社会基本的道义预期。例如，现代政府，至少不会剥夺公众基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三个具体因素，这意味着政府要想持续性发展，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这就是：不断拓展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持续增强政府的事实上的可接受性，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其中，拓展政府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性条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事实接受性，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关键环节；而不断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则是推进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步骤。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在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拓展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来看，其本质是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寻求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与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政府合法性的历史必然性的探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暴力来源观、社会职责观、公共服务观。暴力来源观，即认为政府正当性的依据来源于暴力，也就是说，政府(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毁灭。所以。以国家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最早的政府，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暴力对社会的保护。社会职责观，即认为政府存在和运行之所以正当，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之外，还因为其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政府是与市场体系相对的一个社会系统，体现为市场体系是一种私人领域，政府体系则是公共系统。作为公共系统的政府其职责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共服务观，则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政府正当性的又一深入思考，其基本要义是：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分化为三种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其中，国家领域的存在源于整个社会公众对它的契约性认同，即国家是全民共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以公民纳税为保障，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为回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它的契约性，体现为它要提供公共服务。

如何看待上述三种观点呢?深入看，上述三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出这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前市场经济时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维持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初期——私人领域扩展，私权扩张，国家逐渐显现其公权底色。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发达时期——公共领域崛起，社会出现私域、公域、国家三者鼎立的局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凸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正当性支持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必然性，其演进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和发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规律是，暴力基础——社会管理成效——公共服务程度；其历史演进所内含的逻辑是，阶级冲突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崛起，私人领域形成，政府社会性凸显——公民社会生成，私域、公域、国家三足鼎立，政府契约性增强。这也是我们考察政府合法性之历史根据的一个真理性尺度。

其次，就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来看，其本质是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即看政府尽了多大努力来满足公众的预期，满足到什么程度(看实际中公众对一种新的制度的预期程度和现有政府对该预期的宽容程度，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不可承受的差距)。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显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公众对一种新的体制的价值预期，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面临危机甚至丧失。这里主要揭示的是现代语境下，民意选择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运作体现为执政党的组阁，其执政基础来源于社会民意的选择与支持。在这里，民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公众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体验、心理预期。相应地，在民意体系中，既有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的确定性，也有感性选择的不确定性。既有对现有状况的体验。也有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如果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民意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那么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民意的全部。事实上，现代实证性研究表明，民意的主要部分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形成公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可，必须时刻跟上他们的预期，弄清公众在价值上有什么需求，他们的感受如何。

而从理论上看，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但同时又不全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微不足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教育体系提供的是理性能力，而感性、非理性来自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感性、非理性的内容来自于生活中的电视广播，来自于耳闻目见，来自于同事朋友，来自于邻居聊天，来自于道听途说，等等。这些点点滴滴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何以获得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花费多少气力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在于能否判断出公众的心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满足和提升其需求。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8

一、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范式

人类社会有关合法性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说自古希腊有了哲学和政治学以来，就存在对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系统化研究并明确把“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著述不仅是关于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而且主导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合法性研究的范式，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

在M·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即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因此，“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要求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要求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要求拥有权威者的地位。”（注：M.Weber.EconomyandSociety.ed.GuentherRothandC.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214.）这意味着，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韦伯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认定，即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韦伯这种着重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合法性加以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社会学家T·帕森斯、S·M·李普塞等再次发起了对合法性的研究，由此引起了广泛探讨，其中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式的经验取向，经验主义邃成为合法性研究的基本范式。例如，按照李普塞的说法，“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注：S.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53(March1959),p.86.）J·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注：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注：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对此，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评论说：“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度、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良好品质，并且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按照上述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权威为什么会得到服从？某种统治依据什么正当理由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1）传统的基础，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如统治者可凭其世袭地位享有令他人服从的权威；（2）克里斯马基础，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某个超凡魅力人物的英雄气质、非凡品质和献身精神之上，这种人物即克里斯马领袖，其超凡魅力能够吸引人们的追随和服从；（3）法理的基础。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人们服从依照法规而占据某个职位并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如通过选举任职的政府官员（注：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trans.anded.,H.H.Gerth&C.WrightMill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pp.78-79.）。韦伯强调，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属于纯粹的类型，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和历史中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成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但不同类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可能有差异，因而某种现实的统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类型。这一理论为合法性的经验比较提供了一个分析的类

型学框架。

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把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注：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7-318页。）。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结构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则意味着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系统的掌权者即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政治结构能赋予其执政者合法的地位；而合法性的个人基础是指执政者个人能赢得系统中成员的信任和赞同，这种个人合法性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克里斯马的范畴，因为并非所有的执政者都真正具有超凡魅力，但通过营造一种虚假的魅力他们也能够操纵大批的追随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欺骗的，这种超凡魅力的确代表了合法性情感产生的一个个人要素。”（注：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34-335页。）上述三种合法性源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伊斯顿的理论框架显然是受了韦伯有关合法性基础类型的影响，但他偏重的不是合法性的类型学，而是构成合法性基础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他突出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更加贴近当代政治统治

的实际，对于分析现实合法性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韦伯那里，政治合法性虽然具有传统的、克里斯马的和法理的多种基础，但是韦伯在此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世界为达到合法化的目的，力图使人们相信已颁布规则的正当性以及掌权者照此规则所的命令，不仅要服从而且要从内心尊崇非人格化的、合法建立的社会政治秩序；与早期的合法化模式相比，这种现代的模式已完全变成形式主义的了——合法性的基础已变得仅仅是对合法化程序的信念，掌权者依靠法律的力量而具有合法性。因此，现代的合法统治必然要以法理型的统治为归宿(注: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pp.294-295.）。在当代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家那里，韦伯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基础和发扬，从而形成了一种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的观念。例如N·卢曼认为，由于权力系统是根据已建立的绝对肯定的法规进行活动，因此它才能合法地得到稳定。据此，当这些系统在正式法律程序范围内制定决议时，它们所做决议的内容也可视为合法(注:N.Luhmann.LegitimationdurchVerfahren.Neuwied,1969.)。

可见，经验主义理论虽把合法化基本理解为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支持，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价值取向。正像R·洛文索所说，每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均有自己一套界定合法性的方法与标准，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当代的背景下，一个长久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建立一套明确一致的运作规则；统治者与民众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以完成共同的价值共识（注：R.Lowenthal."PoliticalLegitimacyandCulturalChangeinWestandEast",SocialResearch,V.46No.3(1979),p.402.）。当然，经验理论对价值内涵的这种关心，本身还是为了赢得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在这一点上始终是一以贯之的。

二、对合法性经验范式的批判：传统规范理论的回归

尽管经验主义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合法性的价值标准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合法性主要的仍然只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并且只能经验地加以证明。用T.帕森斯的话说，决定合法性功能程度的因素“在具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而且决不能先验地假定”（注：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T·帕森斯本人就是韦伯理论在当代的积极传播者，并长期主导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研究，对政治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合法性的经验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一主流理论也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挑战和批判。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基恩指出：“在最近数十年中，与我们许多早期的现代政治词汇的命运一样，合法性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意义。我们的许多政治论述看来也几乎忘记了它的深刻含义。……最近出现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论述，既没有揭露，也没有抓住早期现代合法性的这种衰退。大多数论述仍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直接影响，韦伯的著名论断对这一概念的黯然失色起了很大的作用。”（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为什么韦伯式的合法性理论遭受到如此苛刻的指摘呢？原因就在于经验主义的合法性观点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合法性主要意味着赢得群众的同意或忠诚，而不大关心该领域价值判断的理性标准。这样在合法性的问题上就没有真理可言，只要群众对政权支持和忠诚，就有合法性，不管这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来赢得群众的支持和忠诚。例如，在古代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这些统治者真的具有“合法性”吗？对此，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于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理智基础究竟是什么。哈贝马斯也不同意N.卢曼等人的如下观点：通过价值和规范获得、又有国家权威保护的社会一体化，在原则上可以被系统一体化所取代，即被非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所取

代；与此相应，系统的运作能够使合法化成为多余，那种中立的、可察觉的国家机器或经济系统的效用，本身就具有合法化的效果（注：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86页。）。

有鉴于此，哈贝马斯对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作为对合法性问题的经验主义取代的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但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经验主义者必须为其对象的重新界定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写道：如果该对象领域乃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被设想，即并不是合法性的规则，而仅仅是规则——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才隶属于该领域，那么，存在于交往行为中的理性与动机间的联系就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了。至少，任何独立的对理性的评价都在方法论上被摒弃了，研究者自己避开了任何关于理性的系统性判断，而对合法性的要求恰恰是以这种理性为基础（注：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206-207页。）。约翰·基恩也同样批判说，韦伯、帕森斯、李普塞等经验论者在关于合法性的论述中，一个政权怎样才能被视为合法的各种原则问题是混在一起的，未能分别探讨这个政权的被统治群体的信念与他们的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及上台掌权的程序的合法性。韦伯的每一个理论都预先排除了考察现存信念的现实基础的可能性，这种信念本身处在带有欺骗性的或意识形态的地位，它阻滞了对一个政权的历史偶然性的认识，而对此却不能提出置疑。由此，当一个政权通过精心策划产生和动员了群众的忠诚，从

而多少成功地维系了其权力关系时，这一过程就不会被纳入批评性对象的分析之中了。基恩认为哈贝马斯对卢曼的合法性概念的批判比较普遍地适用于自马克斯·韦伯时期以来的整个思想传统。他引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如果关于合法性的信念被看做是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主义现象，那么它的依据显然只有心理上的意义。”（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286页。）

总之，合法性的经验理论的批评家们否认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也否认把合法性单纯理解为大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信仰。因此，他们所建构的合法性理论就不能不带有较强的规范主义色彩，至少是向传统的合法性规范理论的一种回归，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总不能逃脱规范与经验的二元化取向的格局，都是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张力场中成长的。如果说经验的合法性理论偏重于人们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和信任的事实性问题，那么规范的合法性理论更加强调的则是判断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所持的客观标准的价值性问题。这正如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合法化则是合法性要求得到好的证明。合法化是否是可信服的，是否是被认可的，自然依赖于经验动机。但经验动机亦非独立地形成，它的形成有着合法化自身的、可规范分析的“证明力量”的影响，换言之，经验动机并没有独立于合法化潜能，并没有独立于可动员起来的基础或理智。因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注：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88-189页及第184页。）

显然，在合法性的概念上，哈贝马斯强调的是政治秩序能够得以认同的“价值”，而不是得到认同的“事实”；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的事实判断，而在于“应该不应该”价值判断。可见，哈贝马斯不是把合法性构筑在单纯的经验分析与心理认同上，而是强调政治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这种价值基础当然离不开对某种标准和真理的探求。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或政治秩序可能具有的属性，只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即在国家制度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的合法性在社会文化领域中能够得到自觉的论证，从而政治系统赢得了大众的广泛信仰、支持和忠诚。而这种信仰和忠诚之所以能产生，也完全是因为国家允许社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讨论。因此，哈贝马斯断定合法性寓于对于政治秩序的正确与公正判断存在着健康的讨论之中。本着类似的规范取向，约翰·基恩也通过对前现代的合法性理论的回顾，归纳出“合法性是建立意见一致的分配和行使权力的唯一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287页。）。他提出，在非现代世界的情况下，对权力的要求是否有力或是否有效，既不取决于信徒们的“本性态度”，也不取决于

那些掌权者的专横和神秘化的要求。相反，人们认为这些要求的有效性是从相对独立性或“另一性”的客观秩序中获得的。正是这种独立的秩序，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已建立的权力世界能够根据这一标准加以评价或批判，或者可以对其臣民提出生活和义务的要求。例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代的思想家以及圣奥古斯丁有关思想中，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是否有效并非决定于群众的忠诚程度或者是根据这一要求是否符合现存的权力关系，而是根据一种设定的中性标准或原则，这种原则的客观性被看作是不受现有舆论或命令与服从关系所支配的。在后来契约论的合法性概念中，合法的权力只有在参加订立契约的个体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产生，于是“个人”便成为了合法性的衡量标准（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287-289页。）。基恩认为，韦伯对合法性概念的理解既从根本上脱离了上述“合法性”早先的含义，也歪曲了其早先的含义；而这种合法性概念的衰退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休谟等人为破除现代契约传统对“合法政府”的影响所做的努力。

上述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所作的批评性分析，无疑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但这些理论家似乎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他们所孜孜以求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和客观标准，在当代社会究竟从哪里获得呢？这确实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基恩建议回到卢梭的理论当中去寻找答案，因为他坚持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早期阶段所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原则遭到破坏的象征。他的结论是：“维护公众生活，不是强制退回到卢梭的公式里，而是回到他提出的建立制度化权力的合法形式问题上。”（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329页。）这样，对合法性理论的规范性建构似就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乌托邦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上述预设的合法性标准，有史以来除了个别的情况外，绝大多数的政治体系都不具有合法性，即使这些政治体系在当时是稳定的和被民众所认可的。这就难免有价值上的绝对主义之虞而缺乏历史的和多元的文化视野。哈贝马斯本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试图在合法性标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进行调和：“每一种一般的证明理论在与合法性统治的历史形式相联系时，都特殊地保留着某种抽象性。如果人们把哲学推论式的证明标准强加在传统社会上，人们就是在一

种历史的‘不公正的’方式中行为着。那么，是否有这样一种取代物，它一方面取代了一般理论的历史不公正性，另一方面又取代了仅仅是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呢？我所看到的唯一有希望的方案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能结构性地澄清各种不同证明水平的、具有历史可观察性的序列，而且能够把这一序列作为一个发展的、逻辑的联结加以重建。”（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212-213页。）然而，这样一种“唯一有希望”的理论究竟具体是什么，在哈贝马斯那里却语焉不详、高深莫测。哈贝马斯本人是力图超越经验与规范二元化的藩篱，建构一种“重建”的合法性理论，但总的来看其合法性理论仍然带有浓厚的规范主义色彩。（注：在我先前对合法性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中，我把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归于规范理论的范畴，以与经验主义理论相区别。对此，陈炳辉先生曾撰文与我商榷（见“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兼与胡伟同志商榷”，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认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规范与经验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规范理论。实际上，任何一个大思想家的理论都是复杂的，都会同时包含着经验与规范两方面

的内容；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排斥的（许多经验理论家也表现出了对价值取向的关怀，正像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看到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某一思想家主要看作是规范流派或者是经验流派，关键是要看其总的思维取向和理论建树。哈贝马斯在合法性理论上的贡献，并不在于经验方面（如韦伯那样，虽然韦伯的著述也有不少规范理论），而恰恰是对经验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向规范主义的回归，且他对于合法性概念的“重建”，也主要是重新确立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或者说政治哲学。另外，分析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不仅要看其理论期望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实际达到的理论境界。我不否认哈贝马斯有着很高的理论抱负，试图把哲学与经验科学融会贯通。但就其合法性理论来看，他并没有能够建构一种超越规范和经验的理论体系，而是留着形而上学的烙印。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交往与社会进化》译者张博树先生在“中译本序”中所指出的：哈贝马斯的论证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应用一种新的历史泛逻辑化和哲学神秘主义化的理论取代经验—科学的分析，但综观全书，我还是觉得哈氏并未与这些倾向完全绝缘”（参见该序第5页）。）

三、合法性理论二元取向的张力分析：经验还是规范？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规范主义取向和经验主义取向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规范取向偏重于抽象的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更多使用定性分析和演绎的方法，它所关心的是“应当是什么”（whatshouldbe）的价值问题；而经验取向则强调可观察到的事实根据和实证材料，更多依靠定量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它所注重的是“实际是什么”（whatis）的事实问题。虽然两者各有千秋，相互对峙了2000多年，但在发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的传统中，道德实体、善、公共幸福以及诸如此类的规范性概念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在当代，虽然仍有某些重要的学者执着于这类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和概念，特别是在汉娜·阿伦特等人那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得到了一次复兴，但总的来看，纯规范主义的东西已是日薄西山，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今天，要想使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显得有理，已经不再是容易的事了。”（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208页。）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是由于“科学主义”思潮在现代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政治学研究而言，这股思潮最初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认为：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将会给政治学带来变革，政治学不能只靠假设提出问题，而是要通过精确的资料计量和验证的过程对问题作出回答。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科学主义”后继者的“行为主义”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的方法论。罗伯特·达尔称“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32页。）行为主义十分重视观察、验证和现代经验科学的技术与方法，主张价值祛除，强调使概念具备操作的意义。从这种观念出发，行为主义摒弃了对政治的形而上学思考，不再探究政治的“善”和“正义”之类的价值性问题，也不致力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而是从既定的实际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来观察和理解政治。“政治科学”这一提法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生成的，它不同于传统的以规范分析为主的“政治哲学”。

上述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二元化张力及其消长，对当代合法性研究的取向自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合法性的经验理论占主导地位、同时规范理论也力图与之分庭抗礼的局面。对此，哈贝马斯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由此所导致的合法性理论的衰退。他认为，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人们学会了更精确地区分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这就使终极基础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古典自然法也被加以重建。由卢梭和康德所重建的新自然法理论的发展导致的后果是，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实践询问则涉及规范和行为的证明。既然终极基础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无论是新老契约论还是各种带有超验倾向的理论，都是形式条件而不是终极基础拥有合法化的力量。因此，合法化在其向后来较高阶段的过渡中都会发生“贬值”。这种整个传统的合法化潜能的贬值，在文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化思维的萎缩而发生的；在现代则是伴随着宇宙论的、宗教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萎缩而发生的。使现代国家产生合法化的新自然法理论则声称，它的有效性独立于宇宙论、宗教或各种本体论。对于现时代的合

法化问题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证明水平已经成为反思性的。现在，证明的程序和假设前提本身就是合法化之有效性立于其上的合法性基础，而那些在理想条件下制定协议的人们已经把合法性论证的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90-191页。）。

由此可见，以传统的规范理念对当代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进行解毒，至少在学理的层面上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虽然这种规范价值带有不少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社会科学的理论不仅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实际图景，而且应当超越这种实际图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性和终极价值。这正像哈贝马斯本人所坚信的：“如果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所领悟的并不比那在不同群体的日常规范意识中获得的东西多，而且，如果它甚至不能通过某种不同方式去领悟，那么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根据地区分开合法性统治与不合法性统治。不合法的统治也得到过赞同，否则它就不能持续存在（人们只需回顾一下这样的情景：许多许多的人聚集在广场和大街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做——向一个帝国、一个人、一个领袖欢呼，这是不是一个非理论性的、平均的规范意识的表达呢）。同时，如果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被认为揭示了一般意识的道德内核并作为道德的规范性概念去重建一般意识，那么，它们就必须确定标尺并提供理由，必须创制理论性知识。”（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209-210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然否定合法性的经验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就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而言，尽管它在价值理性上存在着缺陷，但在工具理性方面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了许多合法化的技术性途径，即如何使一种政治秩序获得大众的支持和认同。例如，帕森斯、伊斯顿、卢曼等学者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什么机制，一种适当的合法化确立才能成功？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功能改造，不适当的合法化才能被转换？这些问题对于现实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保持合法性（即使在规范主义理论家看来实际是虚假的合法性）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政治功能，正像阿尔蒙德所说的：“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而且，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注：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因此，撇开维护政治统治的保守目的不谈，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保持一定的合法性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如何维护和保持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方面，经验主义理论家提供了不少启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合法性意味着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伊斯顿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支持可从“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两类加以透视。特定支持是由于政治体系的输出（即政策）给予了体系成员某些具体的满足而形成，即特定的政策绩效带来了受惠者的支持；而散布性支持则不同于特定支持的功利性，它独立于具体的政策输出，是对政治体系的“善意”情感，并构成一个“支持蓄积”，这将使民众承认或者容忍那些与其利益相悖的政策输出。合法性之意识形态的、结构的和个人的来源主要是和散布性支持相关，因此在伊斯顿看来，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更主要是来自散布性支持而非特定支持，“如果不得不或主要依靠输出，指望用人们对特定的和可见的利益的回报来生成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政体或共同体能够获得普遍认同，也没有任何一组当局人物可以把握权力。”（注：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反之，正像罗思切尔德所说的，当政治体系的成员认同体系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就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政策绩效，同时对政治体系采取与其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示认可（注：J.Rothschi

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不难看出，政策输出如果能赢得民众支持的话，那也只是一种特定支持，这种支持是不长久的，因此合法性不能仅仅建筑在特定支持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体系可以无视特定支持，不致力于满足体系成员具体的需要，特定支持对于政治合法性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政府长期以来始终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难以想象这个政府会有可靠的合法性，正如C·贝伊所说：“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其权威施用的合法范围，以及人民服从与忠诚政府的幅度，就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人民的需要。”（注：C.Bay."Needs,WantsandPoliticalLegitimacy",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1,No.3(Sept.,1968),p.241.）只是，由于特定支持的功利性较强，一旦政策绩效不佳，政治体系就会丧失支持，而问题恰恰在于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的绩效，这不仅是因为政府施政难免存在失误，而且由于经济周期自身的变化也使政策绩效时有起伏。即使始终能保持一定的政策绩效，受益群体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均匀，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满足。因此一个

政治体系必须注重培养散布性支持，以补偿在政策绩效不足时所带来的特定支持虚空问题。

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是相辅相成的，特定支持以政策输出的有效性为基础，而散布性支持则要依靠政治社会化获得，形成一种符合于特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R·M·莫雷尔曼认为，政府在统治的过程中，应当教育人民学习什么是正当的与不正当的，而在人民适应了政府，接受了政府训练，并从政府得到象征性的鼓励后，人民才会赋予政治系统以合法性，这要通过长期的政治学习才能完成（注：R.M.Merelman."Learningand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60.(Sept.,1996),p.552.）。伊斯顿则提出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能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那种不直接与具体的物质报酬、满足或是强制相连接的支持，可以通过下面三种反应产生：第一，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体制及在其中任职者的一种牢固的合法感；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培养和加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注：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39页。）总之，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必须通过政策绩效和政治社会化这两种途径，以期获得人民对政治体系的特定的和散布性的支持。而鉴于合法性更多地基于道义和信念的力量，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可见，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与规范理论相比，更加具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广泛交融和传播，使通过政治社会化培养人民的散布性支持面临着基本的价值取向问题。虽然每一政治体系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但也不能完全回避人类社会日益达成的一些基本价值共识。白鲁恂曾说，“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属性，其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统治的合法性为人民所赋予，当掌权者重视平等的原则，不因肤色、种族、信仰、党派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时，最易取得人民的承认、接受和认同”（注：L.Pye."TheLegitimacyCrisis",inL.Binderetal.(eds),Crisi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1,p.135.）。因此，不能把散布性支持理解为对政治权威的“愚忠”，或把政治社会化等同于搞愚民政策。在这一点上，合法性的规范理论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一个政治体系要想建立和维护持久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提高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四、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与现实政治发展

以上着重探讨了合法性的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的张力和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共识。无论规范理论与经验理论存在多么大的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通过前面的分析也不难看出。而且，虽然合法性的二元取向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见解，两者却都关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合法性危机。在国际学术界，“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话语，这表明了在当代合法性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甚至政治体系的崩溃。因此，对合法性危机的研究也是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规范理论与经验理论同时对合法性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并不是偶然的。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一切较早的文明，甚至在古代社会中发现合法性冲突本身的存在。由于过去把合法性力量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力量，统治者本身拥有合法性解释权，国家可以自我宣称拥有合法性并使人民接受，结果随着国家机器力量的不断强化，它便容易丧失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起义等暴力活动不断发生，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在人民反抗国家机器的情形下，那些被统治者宣称为“合法”的事物恰恰是民众认为非法的。民众与种种权威的冲突实际上是合法性冲突。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才得以改变。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国家通过允许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确保了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市民社会中的公共文化领域的空前兴隆则自觉地为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论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密切交融，经济危机诉诸直接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经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

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选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不合法性”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功能与建立在大众民主之上的社会福利国家之间的基本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前构成政治系统边界条件并获得保障的文化事务落入了行政规划的领域”，因此“产生了合法性要求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负面效果。”（注：J.Harbermas.LegitimationCrisis.Heinemann,1976,p.71.）约翰·基恩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的这种削弱，对正统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理论有着深远的令人不安的影响。”（注：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313页。）

如果说哈贝马斯等人是从社会批判的价值观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的话，那么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合法性危机就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经验事实。在这些国家，内乱、起义、革命、战争、政变屡屡发生，政治不稳定困扰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白鲁恂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其中一种危机即“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又是与认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等密切相联、互为因果的（注：L.Pye.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Company,1966,p.63-67.）。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较普遍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是与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而变革较易带出合法性问题，正像S·P·亨廷顿所说：“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页。）李普塞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到：“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

中去寻找它的根源。合法性危机发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如果（1）当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2）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没有参与政治系统的机会，或至少在他们有了政治要求之后。新社会结构建立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注：李普塞：《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54页。）不仅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西方国家在其历史上由于现代化的发展也在政府活动、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不断加剧的冲突，这也是合法性危机的某种表现。

合法性概念以及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虽然发源于西方，而且规范派与经验派的各种学说众说纷纭，其中不免带有各自的局限性，但作为人类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总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应当汲取规范和经验这两种合法性理论的合理内核，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养料。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合法性的主要意义是保持一定的政治秩序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克服合法性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应当着重从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向度加以分析，并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以促进政治体系在人民中间的广泛认同、信仰、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这应当是中国现阶段对合法性研究的重点。然而，目前在我国，有关合法性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合法性理论被忽视，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体认，更谈不上对“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和分析。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合法性”存在不少模糊认识甚至是错误认识，对此，有必要借助合法性的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来加以分析和澄清。这里谨对几种明显的认识误区做些分析。

第一，把合法性理解为“合乎法律”，进一步讲是等同于制度化或法制化。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合法性”一词，是英文Legitimacy的义译，应当说在中文词汇中目前尚难找出一个legitimacy的对应词，故而有人又译作“正当性”等。关于合法性的含义，虽然规范理论与经验理论有不同的界说，但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合乎法律”来理解，就此而言，“合法性”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合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合法性概念以及合法性危机的对象是政治系统，只有政治系统才存在拥有或者丧失合法性的问题，公司、企业、个人均无此问题。当然，正如前面可以看到的那样，在经验主义理论中，合法性的基础与制度化、法制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政治系统如果要获得合法性就要根据已建立的绝对肯定的法规进行活动。但另一方面，合法性又有着多种来源和基础。而在规范理论看来，合法性与法制化和制度化属于不同的范畴，正像哈贝马斯所坚持的：“我们将再一次把合法性基础和统治的制度化分离开来，某些制度系统与给定的证明水平是相吻合的；某些则不相吻合。”（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89页。）这意味着，政治系统不是通过颁布法律就必然会获得合法性的，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

规范活动就一定具有合法性。合法性与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内涵极为复杂，所以才会存在巨大的争论。

第二，把合法性看作是统治者的自我论证。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合法性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于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这自然与统治者种种解释和说教的努力不无关系。不过，这种认同与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的威胁就能达成，而是统治者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所致，离不开民众自觉的认识活动。D·斯特恩伯格提出，对合法性应同时从两方面来观察：“在政府方面，其本身能自觉到拥有统治权力，并依据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施政，采取各种措施以适应环境变化；在人民方面，则承认同意授权政府统治权力之行使。而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要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均具备时才拥有。”（注：D.Sternberger."Legitimacy",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9,N.Y:MacmillanCo.,TheFreePress,p.244）李普塞也认为，合法性完全取决与政治系统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

第三，把有效性视为合法性，或者认为有效性必然产生合法性。所谓有效性，是指政治体系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人们在合法化的问题上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只要政府能满足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就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性。这实际上是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而有效性并不具有合法性所蕴含的信念力量。李普塞曾对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加以了区分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除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同时存在和同时缺失的情况外，还发现一个国家有效性高但合法性低或有效性低但合法性高的情况，这说明有效性并不一定带来合法性，而合法性也不必然需要有效性，“从短期眼光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如管理良好的殖民地，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注：李普塞：《政治人》，第56-57页。）。当然，政治体系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也有一种正相关性，正像罗思切尔德指出的，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即使一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统治的合法性（注：J.Rothschild,op.cit.,pp,38-39.）。只

是，合法性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传统、法理、结构和个人品质诸方面，单靠哪一个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够的。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9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官僚主义是党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也会极大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建国以后，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这一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51年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重视人民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2]。”1955年他再次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3]。”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二)重视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在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执政主体没有健康健全的肌体，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难以得到保证，当然也就无法在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方面有所作为。建国之后党员干部在自身建设上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对此十分清楚，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一再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并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7]。”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富有成效的，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对获取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执政合法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与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个人品质以及规范运作外，更多地基于该政党、该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价值和人民对其信仰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对该政党、该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拥护。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8]。”“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9]。”

其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政党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早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深刻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在1957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我们根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虽然最终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的轨道，但的这一思想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探索，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启迪。

二、在探索政合法性问题上的失误

(一)民主的误区：“以“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将发扬人民民主作为确保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武器，早在延安时期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兴亡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建国以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公务员之家

但在实践中，的民主更多的足以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选择了“大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其遏止举措：“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跨了；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13]。”同样，“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4]。”这种大民主以及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在“”中发展至顶点，给本就不够稳定和完善的民主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加之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

(二)制度化的缺失：忽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和“人治”模式。

受历史传统、战争因素、苏联体制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建国后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相应的民主法制制度都还没有得到建立和健全。“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15]。”就这使得，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晚年后的毛泽往往不足根据正常的民主秩序去做出决策，而是试图用个人权威以及由之确立的个人崇拜来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16]。”我们知道，当个人权威大到可以左右党左右群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民主必须以真正的平等为基石，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用个人崇拜和“人治”模式来实现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既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相反还会给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带来灾难。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历史启迪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7]。”因而要确保执政地位必须与时俱进的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先进性与代表的冲突问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问题，以及权力腐败所引起的人民群众认同感下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确保性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关系问题。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在确保党的进行性的同时，扩大代表性。先进性是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确保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代表性，增强党的政治代表功能。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好地整合各阶层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其次，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权力腐败、社会贫富悬殊等重大社会问题。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日渐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整个党的信任，如果任其泛滥，党就有可能面临失去群众、丧失执政合法性进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再次，党的先进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党先进不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能否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没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问题，更不用说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执能力无法适应时展和人民要求，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基础，从而丧失执政合法性，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根本规律。

[参考文献]

〔1〕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227，277.

〔2〕〔3〕〔6〕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254—255，395.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7〕〔13〕〔1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31、1079.

〔1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

〔1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7.

〔15〕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7.

合法性问题范文篇10

（一）出口退税政策的含义

研究出口退税政策合法性问题首先要界定出口退税政策的含义，而重点是界定“政策”的含义。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而且容易走入政治误区。

政策一般被界定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1]法学界一般认为，政策可以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国家政策是国家活动的准则，往往成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法律本身。执政党的政策则直接影响甚至指导法律的制定，乃至成为某一具体法律的基本内容。[2]在税收学或税法学领域，学者一般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确定的指导制定税收法令、制度和开展税收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准则。[3]综上，可以看出，学界一般把政策理解为比较高的行为准则，甚至将其理解为比法律还高、可以指导法律的准则。如果这样来界定政策，特别是界定出口退税政策的话，那么，本文的研究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或者即使进行下去，也不会有太大意义。而且，现实中人们一般也不是这样来理解政策的，特别是针对具体问题，如出口退税政策，一般不会将其理解为指导出口退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准则，而一般将其理解为法律制度之下的具体的措施。也就是说，出口退税政策一般是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下，或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所采取的出口退税方面的具体对策与措施。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政策，在地位上是低于法律的，从理论上讲也是不能同法律相抵触的，其作用一般是具体执行法律或者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暂时代替法律而对相关问题予以规范。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出口退税政策，本文的研究才有意义，也才能深入下去。

当然，我们这样来界定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本文研究的需要，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在本文所界定的涵义的意义上来使用出口退税政策一词的。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第34条规定：“国家采取进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及其他对外贸易促进措施，发展对外贸易。”这里直接把出口退税视为一种措施。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规定：“国家对高技术及产品的出口给予信贷、出口退税等政策性支持。”这里把出口退税视为一种政策，同时也就是一种措施。而本文将要分析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所的各种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文件中也都是将出口退税政策视为一种法律之下或法律之外的具体措施，而不是将其视为指导出口退税立法的指导原则或准则。

（二）合法性的含义

界定合法性的含义也是展开本文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提，否则，本文的研究也可能误入歧途或者被人误解。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各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所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但对于什么是“合法性”，不同学者却有不同的观点。较早对合法性进行系统界定并成为经典理论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他们对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相信，因此，“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主张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主张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主张拥有权威者的地位。”[4]这意味着，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韦伯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认定，即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5]

与上述经验性合法性观点不同，J·哈贝马斯等人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在古代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在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于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因此，哈贝马斯否认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也否认把合法性单纯理解为大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信仰。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或政治秩序可能具有的属性，只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即在国家制度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的合法性在社会文化领域中能够得到自觉的论证，从而政治系统赢得了大众的广泛信仰、支持和忠诚。而这种信任和忠诚之所以能产生，也完全是因为国家允许社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讨论。因此，哈贝马斯断定合法性寓于对于政治秩序的正确与公正判断存在着健康的讨论之中，“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6]显然，这里的“值得认可”并不等于被认可，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应该不应该”。可见，哈贝马斯不是把合法性构筑在单纯的经验分析与心理认同上，而是强调对于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价值判断。[7]

介绍了上述两种最具影响的合法性理论以后，仍会让人对合法性的内涵不得其解。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把“合法”理解为符合法律规定，[8]与此相对应，合法性就被理解为符合法律的性质。这种界定并没有错，也并非不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理解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合法性的全部。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合理性或正当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得到绝大多数人发自心底的或自发的认同和服从甚至是信仰的性质。第一种理解可以认为是合法性的形式方面，第二种理解可以认为是合法性的实质方面。当然，这种理解是大体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所谓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不仅仅是形式合法，还要求在实质内容上也要合法，而所谓合理性或正当性一般也是以符合法律为前提的。因此，合法性的两个方面以及两种界定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包容、互相统一的。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合法性的两种理解有可能是分离的，比如符合法律规定的东西有可能是不合理或不具有正当性的，而某些合理的和具有正当性的东西则有可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之间总是具有某种张力，当然，也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才不断推动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之间的一致与趋同，也才不断推动合法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三）本文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方法

界定清楚上述两个基本概念也就明确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国现行的在出口退税方面所实行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或者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具体对策与措施的形式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与实质合法性（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之所以要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在合法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急需提高其合法性。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考察的方法，即通过对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等部门的规定出口退税政策的文件的考察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合法性问题。至于现实中所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文件所规定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否一致，本文没有能力予以分析。因此，本文分析的合法性问题仅限于文件中政策的合法性问题，这是需要在研究之前强调的。

本文主要从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方面来对相关文件予以分析，形式合法性主要是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以及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来分析相关文件是否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实质合法性主要是依据现代社会一般所承认的理性原则与正当原则来分析相关文件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具有正当性。本文的任务在于指出其中的问题，而不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隐含在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之中，因此，本文也并非残缺之作。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出口退税政策是具有一定历史功绩的，它对于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就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歌功颂德不是学者的事情，现实中不缺乏这样的人，学者的使命在于指出现行政策的问题，或者说在于批判性地解读现行政策，为国家的相关决策敲一个警钟。因此，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功绩本文不予论述。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合法性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形式合法性分析

出口退税是为了使国内产品以不含税（主要指间接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平等竞争，而对出口产品免征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或者退还已经征收的流转税的一种政策与制度。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增值税法与消费税法。国务院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第11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出口的应税产品，由生产单位直接出口的，免税；已经缴纳增值税的，由经营出口者在报关出口后，申请退还已纳的税款。”这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严格说是法规依据），但从这里的规定可以推断出我国出口退税应当实行“征多少、退多少”的政策。但现实中却并非完全按照这一规定执行，对此，本文暂不做讨论。1994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条第3款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对纳税人出口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免税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这两条规定也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但后面的但书则允许国务院实行较低的出口退税率，这为以后国家降低出口退税率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仅仅是形式合法性基础）。正是基于此规定，1995年5月25日国务院了《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的通知》决定自1995年7月1日起，调低部分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率。从理论上讲，这一税率的调整是具有合法性的。但随后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措施则缺乏合法性，如1995年8月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了《关于取消柴油出口退税政策的通知》直接取消了柴油出口退税的待遇，《增值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权属于国务院，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是没有这种调整权的，在这一通知中，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仅仅指出这一通知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之所以指出这一依据，目的还是为了证明其通知的合法性，[9]但“经国务院批准”和增值税条例所规定的“国务院另有规定”仍是有出入的，因此，其一方面想证明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缺乏合法性，至少是合法性不足。随后1995年9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又了《关于停止新闻纸出口退税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合法性依据是“经国务院领导批准”。这就更令人产生疑问了，首先，“经国务院批准”和“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国务院”是一个行政主体，但“国务院领导”并不是行政主体；“国务院”只有一个，但“国务院领导”则不只一个。其次，如果国税总局的这一通知违法并应当追究责任的话，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是追究国税总局的责任？还是追究“国务院”或“国务院领导”的责任？如果追究“国务院领导”的责任，应该追究哪一个领导？（这一通知的问题还不限于此，下文还将分析其实质合法性的缺乏。）1997年10月23日国税总局的《关于恢复新闻纸出口退税的通知》其合法性依据又变成了“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可以说，从“国务院批准”到“国务院领导批准”再到“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其合法性程度是不断降低的。按照这一思路发展下去，恐怕连“国务院领导的暗示”都可以成为国税总局发文的合法性依据了，可见在国税总局的眼中，合法性已经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问题了。而且“指示精神”明显不是法律用语，根本不能用来证明其合法性。

1995年10月6日国务院再次发文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发文本身是具有合法性的，但随后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一系列提高出口退税率的通知则缺乏合法性。首先是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本身就不具有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权限，其次，国务院的通知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原则上讲，也只有国务院的通知或更高级别的法律文件才有权提高出口退税率，但以后一系列的提高出口退税率的通知都是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从形式上来讲，这些通知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至少其合法性不足。[10]虽然这些通知中都明确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字样，但仍无法满足其形式上的合法性。

（二）出口退税政策实质合法性分析

1.相同文件主体不同，缺乏合理性。

1995年8月23日停止柴油出口退税权的发文主体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而同年9月30日停止新闻纸出口退税权的发文主体则变成了国税总局。同样是停止某一产品或产业的出口退税权，为什么前者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文，而后者则是国税总局一家发文？两家发文与一家发文在法律效力上有什么差别？如果有差别，那么，是不是由于柴油比较重要而新闻纸不太重要？或者前者既需要约束税务部门也需要约束财政部门，而后者只需要约束税务部门？如果没有差别，那么，我们只能推测，或者是发前文时财政部太空闲了，或者是发后文时财政部太繁忙了。

类似情况不仅仅这一处，前面注释中已经表明，同样是提高个别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有的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的（大多数），有的是国税总局一家的，而有的则是财政部、国税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的。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1995年停止柴油出口退税的通知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而恢复的时候则变成了财政部、国税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令人感到唯一具有一些合理性的解释是它们所要约束的主体不同，这些文件最终所要下发的单位不同。

2.重要事项的发文主体反倒较低，缺乏合理性。

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以及常理，对于人民权利较大变更的文件的效力应当高于或起码应当等于对于人民权利作较小变更的文件的效力。但在出口退税政策问题上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取消出口退税权显然比降低出口退税率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影响更大，但前者往往是由较低效力的文件来规定的。比如1995年5月25日和10月6日国务院两次发文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但同样在1995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则取消了柴油和新闻纸的出口退税权。这里给人的疑问是，既然调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都需要由国务院亲自发文，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那么，取消柴油和新闻纸的出口退税权就更应当由国务院发文了。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解释是，国务院太忙了。既然国务院这么忙，何不把所有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权全部授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呢？

3.任意处分纳税人权利，缺乏合理性。

出口退税政策中另外一个缺乏合理性的现象是对国家权利给予倾斜保护，而对纳税人权利则任意处分。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8月7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关于调高部分机电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类机电产品、五类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同时规定：“对1998年7月1日至本通知文到之日前已出口并已办妥退税手续的上述产品，可不作调整；其他虽已出口但尚未办理退税手续的上述产品，一律按本通知规定的出口退税率执行。”这一规定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在国家权利和纳税人权利的平衡中，侧重于保护国家权利。出口退税权也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种权利被部门通知任意变更已经使纳税人权利遭受无形的损失，现在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机会，却又被剥夺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原因在于这些利益已经变成了国库的利益，在国库利益本位的观念下，想把国库里的钱拿出来，恐怕只能是“难于上青天”了。国库利益本位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实质是对纳税人权利的漠视，对人民权利的漠视。或许在个别领导的眼中，这只是个小事，但小事往往更能体现一个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同志说得好：“群众利益无小事。”[11]如能真正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恐怕这种国库利益本位的思想就很值得反思。第二，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纳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8月7日之间办理了出口退税的纳税人就承担了较重的税收负担，而这种不平等恐怕也不是国家所希望的。因为，一般来讲，能够优先进行出口退税的一般都是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的行业或产品，[12]本来是享受优惠的企业反倒最终成了加重负担的企业。如果今后国家再给予某一行业或企业出口退税的优先权，那么企业就要首先问国家一个问题：“你们近期会不会提高出口退税率？”[13]说到底，是破坏了纳税人的合理预期，而合理预期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因此，如果要上升到一定高度，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在破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或许有人觉得这一结论也未免太言过其实了，其实不然，认真分析我们的各项政策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天天喊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但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做法却比比皆是。[14]第三，这一政策也为腐败提供了机遇与温床。因为其中规定的是“可不作调整”，既然是“可”不作调整，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作了调整也不违反规定。既然如此，寻租的必然接踵而来，如果企业将调整所得利益的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给主管税务机关及其领导，税务机关会非常乐意将“可不作调整”变为“可作调整”。我们常常为腐败而头痛，但为腐败提供机会和温床的往往就是那些为腐败头痛的人，[15]所谓腐败问题关键是制度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2003年10月1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其中规定：“出口企业在2003年10月15日前已对外签订的、价格不可更改的属于本通知第四条第（四）款范围的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产品的出口合同，按合同规定的出口日期在2004年1月1日以后出口的，必须在2003年11月15日前执出口合同正本和副本到主管退税机关登记备案，省国家税务局审核后，在2003年11月30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出口合同及有关资料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审核批准后，由当地国家税务局按调整前的退税率办理退税。”这一规定是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同时也说明了以前所进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全部忽略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

本文似乎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分析了一些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就蕴含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出口退税政策所具有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无法可依，上述“通知”无论在法学家的眼中，还是在WTO体制下外商企业的眼中，恐怕都够不上“法”的资格。正因为此，本文才选取了一个“合法性”的题目。本文没有为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提出对策，这恐怕不是学者的主要任务，学者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揭示其中的问题，至于对策，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对策自然会源源而来。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辞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08页。

[2]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3]参见张晓华：《论税收政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载《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M.Weber，EconomyandSociety，ed.GuentherRothandC.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214。

[5]参见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6]JurgenHarbermas，CommunicationandtheEvolutionofSociety，Boston:：BeaconPress，1979，P.178。

[7]参见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辞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7页。

[9]这也说明，在财政部合国税总局看来，“合法性”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10]这些通知主要包括1998年2月12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关于提高纺织原料及制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8年3月23日国税总局的《关于调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的补充通知》、1998年6月16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关于提高纺织机械出口退税率的通知》和《关于提高煤炭、钢材、水泥及船舶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8年7月1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提高部分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8年7月23日国税总局的《关于恢复食糖出口退税的通知》、1998年8月7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关于调高部分机电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8年9月23日国税总局的《关于提高铝、锌、铅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8年12月2日国税总局的《关于提高船舶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9年1月29日财政部的《关于提高部分货物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9年8月2日财政部的《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货物出口退税率的通知》、1999年12月25日财政部、国税总局、海关总署的《关于恢复柴油出口退税的通知》。

[11]：《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2]如2001年6月20日国税总局的《关于禽产品出口退税问题的紧急通知》就规定：“出口企业已经出口的禽类产品，在单证齐全、电子信息核对准确无误的情况下，要优先办理退税。禽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审批，可不受出口时间先后顺序限制，可采取单独申报，单独审批的办法。”

[13]从这个问题中也可以反映很多问题，本来国家是“我们”的，现在反倒要说“你们”。可见国家和纳税人并不是一个主体，严格说来，这里的国家仅仅是指国库，所谓国家利益仅仅是国库利益。因为广义的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库利益，也包括人民利益。